城门
北京的城墙，现在已经拆除了。而拆除之后，只在西便门那里留下一个土堆，前几年又修缮起来，作为古迹保存下来。花了不知多少钱兴师动众，拆掉古老的北京城，又留下这样一点，对比之下，不免使人感到滑稽。北京拆城墙时，不少人有意见，据闻梁思成先生还为此坠泪，其实拆了也就拆了，你坠泪又有何用。正像黛玉姑娘笑宝钗姑娘一样，哭出了两缸眼泪，也医不好棒疮———况且陵谷变迁，本是历史之常，阿房未央，今又何在？即以北京说，辽、金析津旧城，元代大都现在又剩下多少呢？所以城也好，阙也好，是不会永远存在的。人们一看到讲说长城，其实“秦时明月汉时关”，谁又能看见，现在人游览的，原是明代旧存，亦只是居庸关一点点，现在据闻靠近古北口吧，又有一点点，恐怕千分之一都不到吧。不过只留下一些旧名罢了。清故宫当年也有人要拆，后来没有拆，未来呢？谁又能保险？因而感到为拆北京城而掉泪，是大可不必的。
有城有城墙，就必须有城门，城墙虽然拆了，但有的城门还保留着，有的还保留着名字，到今天人们还普遍叫着。因此谈到城阙，不妨先说说城门。
北京历史上是辽、金、元、明、清五代的都城，这五个朝代的城区，虽然只有明、清两代在一起，其他三代都有很大的变化，但各代都有它各自的壮丽的城阙，四通的门户。在谈明、清两代的城门之前，不妨先把以上三代的城门大体说一说。
辽代的北京城，在现在市区的西南面，即白纸坊、广安门一带，城方三十六里，共有八个城门。东面叫“安东”、“迎春”，南面叫“开阳”、“丹凤”，西面叫“显西”、“清普”，北面叫“通天”、“拱宸”。金代灭了辽，又在辽代都城的旧址上，向四周扩建，建立了金代的都城，比辽代京城大得多，四周凡七十五里。城门十二座，每一面三座城门，正东叫“宣曜”、“阳春”、“施仁”，正西叫“灏华”、“丽泽”、“彰义”，正南叫“丰宜”、“凤端”、“礼正”，正北叫“通元”、“会城”、“崇智”。元代灭金之后，金代都城破坏，便在金代都城之东北方向建新都，曰“大都”。陶宗仪《辍耕录》载：“京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门。”元代京城的城门，正南叫“丽正”，左面叫“文明”，右面叫“顺承”。东面叫“崇仁”，东之南叫“齐化”，东之北叫“光熙”。西面叫“和义”，西之南叫“平则”，西之北叫“肃清”。北面东曰“安贞”，西曰“建德”。
永乐营建北京，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收缩北面，开拓南面，周围四十里，明末史玄《旧京遗事》曰四十五里，设九门，正南“丽正”，东南“文明”，西南“顺城”，东面“齐化”、“东直”，西面“平则”、“西直”，北面东曰“安定”、西曰“德胜”。在朱祁镇正统年间修门楼、加固北京城时，改“丽正”为“正阳”，“顺城”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嘉靖二十三年修建外城，建七门，正南“永定”，西南“右安”，东南“左安”，东面“广渠”、“东便”，西面“广宁”、“西便”。
以上说的是正式的名称，但是北京过去民间习惯上却不这样叫，往往习惯沿用元代旧名。清福格《听雨丛谈》记云：
又今之京师人呼正阳门为前门，崇文门为哈达门，又曰海岱门，宣武门为顺治门，朝阳门为齐化门，阜城门为平则门。外城之左安门为江擦门，广渠门为沙窝门，右安门为南西门，广宁门为彰仪门。若言现定之名，转不知也。
不过现在说来，福格的记载还不够完备，因为还有其他变化及其他俗称。如广宁门后来避道光名字“爱新觉罗·旻宁”的讳，改为“广安门”，直到现在还这样叫，“沙窝门”又写作“沙果门”，“右安门”在文人笔下有时还按金代的叫法，写作“丰宜门”。
以上是清代的城门，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民国十四年，段祺瑞执政时，在琉璃厂厂甸北面，新开了城门，通南北新华街，名“和平门”。张作霖占据北京时，改名“兴华”，后张离京，又改了回来。日本侵略，北京沦陷时期，在报子街西城墙上，开了豁口，抗战胜利后定名“复兴门”，解放后在东面又开了“建国门”。以后新开豁口更多，无人命名，直到拆城。
这是北京城门的沿革和变化，现在基本上都已没有，只剩名称了。在清代这些城门都各有特征，出入最忙的是俗名“彰仪门”的“广安门”，俗语道：“一进彰仪门，银子碰倒人。”收税的地方是“崇文门”，俗称“税务司”，又叫“务上”，看花的人出“右安门”，东南谪宦出“沙窝门”，凡此等等，故事太多，这篇小文无法细说，只能另立专题，慢慢来谈了。
有关北京城阙沿革的记载实在太多了，志书中有，各种笔记中有，在三十年代时，各城门大多亦如明、清之旧，当时除前门瓮城在民初拆除改建，左右开四个门洞而外，其他城门，嘉靖三十四年修的瓮城都还在。由天桥到西直门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要在瓮城掉头往回开。出城的人，下了电车，由南面门洞出去，再往西往北转弯，才能走往西的大路呢。清乾隆昆山顾森的《燕京记》，是专记北京城阙沿革的书，所记甚详，并记各门路径去向，略引如后：
外城七门，西向者广宁门即张仪门（按，张亦写作彰），西行三十里卢沟桥，过桥四十里即良乡县，为各省陆路进京之咽喉。东向广渠门，俗呼沙窝门，东南行六十里张家湾，为水马头，水路进京于此上岸，沿河有路，共程二百四十里至天津府。南向正中永定门，出城数里即达海子墙。其东即左安门，俗呼姜乂门，乃村庄之路，其西为右安门，俗呼南西门，城外丰台，为种花之地。有小道由固安县通山东较近。然道路隘狭，多宵小，只可徒步者行耳。其东西便门俱北向，即大城城根下路，东便门向东，有小路可至通州。大城除前三门为外城所包，其东向之南为朝阳门，今尚呼为齐化门，外有朝日坛，东南行四十五里至通州，俱石砌大道，粮艘抵通交卸，此陆运进京之道也。由通州东南十五里即张家湾，内城仕宦出京，亦有从此路下船者。通州东北行，即往关东大道。东之北名东直门，亦村庄之路，西向之南名阜成门，今仍呼平则门，外有夕月坛，西行十余里即抵西山之麓，西之北西直门外，有河道直通万寿山，城外有高梁桥，十五里至圆明园，亦抵西山而止，北向之东安定门外有地坛（天坛在前门外），东北至顺义县，出古北口及热河木兰、内蒙古等处。北之西名德胜门，城外有大教场，武乡、会试、跑马、较射于此，西北行九十里至昌平州，再三十里出居庸关，大同、宣化之孔道也。
从记载中可见，北京当年的城门，并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只是乡村小路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广安、广渠、朝阳、德胜诸门。清代各省大官进出京，都走广安门，不管是云、贵、川、广，还是两江、闽、浙，要到涿州才分路呢。而谪宦失意的官出京，则常出广渠门到张家湾上船，顺运河南下。龚定盦己亥离京，吟诗留下名句：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出的就是沙窝门。
附带说一下，就是过去有城阙城门时，出城靠近城门的街，曰“关厢”，重要城门的关厢，都是十分热闹的。当年北京最热闹的关厢是朝阳门外东岳庙一带，广安门关厢也热闹，西直门外则是御路，至于什么东直门外、左安门外，那虽说是京都城门，实际只是黄土路、黄土墙的荒城野店，连外地小县城的关厢也不能相比了。
中华门
中华门现在没有了，封建时代这个门象征的是“国门”，现在则不需要了。介绍中华门，先要从皇城规模说起。过去北京皇城的布局，东、西、北三面大体都是齐的，只有西面、西安门南面的皇城墙，在灵境胡同西口处拐了一直角形的弯，不能成为一条直线而外，其他东面、北面皇城都是一条直线，从现在拆墙后的马路仍可看出旧时的痕迹。只有南面比较特殊，皇城墙从东西两面修到天安门前并不接起来，而是折而南，两面墙束成一个很长的长条，到南头再折为东西向，中间连结一座门，在明代叫“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辛亥后叫“中华门”，这是旧时代的“国门”。因为南面正中有这样长长的一条，因而皇城的平面图，说通俗一些，很像一把短柄铁锹，整个皇城是“锹头”，这个长条就是“锹柄”。
皇城从明代永乐年间建成之后，前后存在了五百多年没有改样子，一直到三十年代初福建人袁良作市长时，把皇城城墙大部分拆除了。皇城拆除后若干年中，这个长长的“铁锹柄”还没有拆掉，南端这座门也一直保留着。这座门并不高大，几乎可以说只是天安门的十分之一吧，但它却是皇城的正门，北对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南对正阳门、永定门，笔直的一条“中轴线”，如果把皇城比作一副弓和箭，这座门便是“箭镞”，似乎一离弦，便要飞出永定门去了。六百年前建造北京城的建筑师，真是具有满腹经纶的啊！
这座门是起脊、砖砌涵洞式，顶上起脊、黄琉璃鸳鸯瓦、螭头兽头，彩画斗拱；下面三个砖砌涵洞平列，底部是汉白玉莲花座墙基；门装在涵洞中部，近两丈高的大门，朱红漆，顶上密密麻麻的拳头大的“铜铇钉”（一种顶部直径约二寸，高约二寸半的包铜或镀金大钉，俗名叫“门钉”。北京高级饭馆，旧时把“高桩”澄沙包子就叫作，“门钉包子”）。这三个门，在清代，平时只开左面那两扇门，中间和右面都是不开的。中门是“御道”，只有皇帝的銮驾出入时才开。另外每当三年会试之期，殿试发榜之后，“传胪”那一天，就是金殿唱名，叫考中者的名字，第一名某某，第二名某某。这天叫名之后，“三鼎甲”，即状元、榜眼、探花，特赐乘马由中门走出来，这在当年视为最大的荣誉。至于只开左面门，不开右面门，那是清代各衙门中开门的惯例，是迷信的惯例，因为道家俗谚中，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说法，“青龙”相吉，“白虎”相凶。《水浒传》林冲误入白虎堂，差一点把条命送掉，由此也可知“白虎”之危险，既然右面是“白虎”，凶多吉少，大家自然都不碰它，因而清代开左面的门，便成为惯例了。
这座门外面，左右有一对大石狮子，再往前，是一个南北短、东西长的长方形广场，四周都有“汉白玉”石栏，俗名“棋盘街”，即所谓“天街”，在明代这里是百货云集、游人肩摩毂击的闹市。门里面，是所谓“千步廊”，沿着围墙，都是朝房。门的东西，面北朝房各三十三间，面东西朝房两排，各一百十间，如以每间五米计算，则门里的御路长约六百来米，宽约三百来米。这些朝房早在二三十年代中就没有了。大约在一九一五年前后，贵州朱启钤氏经营中山公园时，已经拆除，将其木料用来修了公园长廊、水榭、春明馆等建筑了。这近三百间“朝房”，在明、清两代中，是各部很重要的临时办公场所：吏部、兵部每月选官时，在此“掣签”，刑部“秋审”（即一般死刑，秋日复审后执行），礼部乡、会试临时办公等等都在这些朝房办公。朝房外这个狭长地带，除中间御路偶然銮驾经过外，两边也有用处，东面是户部米仓，西面是工部木仓，这就是大清门内外当年的规模。
这座门一直是明代原来的建筑，清代二百六七十年中，只是修葺，迄未改建，不过是换个名字耳。门上匾额是竖的，四周“云头”金边。明代各门匾额，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均中书舍人松江朱孔阳所书，包括这一“大明门”的匾额。另据蒋一葵《长安客话》载：永乐曾命解缙给大明门题门联，解缙写了古诗“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一联进呈，大得永乐的赞赏。清代入关，此门匾额改为“大清门”，蓝色底，飞金箔字，左面满文，右面汉文，同清宫其他宫殿的匾一样。斜着悬挂在门檐下斗拱间，一来匾不大，二来向里斜挂着，三来两边斗拱彩色缤纷，所以这个门额并不突出，稍远一点，便看不到了。
庚子之前，此门中门是御道正路，不能随便开。在庚子乱中，这个御道所经的中门，便成为侵略军车马出入的要道了。庚子议和之后，订立辛丑条约，成立外交部，其所订“各国公使觐见仪注”，有一条规定“公使坐肩舆，由大清门入，至景运门降舆”。从此，这个过去只准给皇帝及“三鼎甲”开的“中门”，便经常为坐着绿呢大轿、头戴外国帽、口衔雪茄烟的东西洋各国公使等人开放了。
辛亥之后，亦因此关系，很快就先将此门改名为“中华门”，主其事者，是当时内城巡警总监王治馨，门额也是王所书，书体有小篆风格，“门”字右下无“勾”，当时还为此引起争论。王是袁世凯红人，后来升任“京兆尹”，但因受贿五千元，为袁世凯所枪决，不幸做了大奸沽名的牺牲品了。
国子监
春明旧事，可说者实在太多，不过有些地方，虽然十分重要，名气很大，可过去没有仔细游览过，有时就想不到，忽略了。比如国子监就是一个例子。儿童时、青少年时，长期住在西城，东城、南城热闹的地方常去，冷落的地方，因顺路便也去过若干次，就熟了。独有东北城，用现在话说，似乎是“死角”，不用说去了，有时想也很难想到。如东直门北面，俄国东正教总会，占了好大一片地方，快要有半个天坛大了。那还是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俄国哥萨克兵偷渡黑龙江，建城阿拉巴金，康熙派兵去剿，三百五十名俄兵投降，四十五名入华籍，其余遣派。入籍俄兵，在神甫带领下来到北京，康熙给东直门北三百亩地建立东正教堂。三百年中，却很少有人经过那里，也很少知者。不过这是外国教堂，至于中国自己的国子监、文庙，那是供奉孔圣人的地方。在封建科举时代，是极为重要的。而在民国，则也很少人光顾了。年轻时我骑车经过它门口，却未进去过。直到大了，陪着外地朋友去参观游览，才进去仔细看了几次，自然不是当年的规模了。不过基本上还是老样子，连门外满汉文“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的碑还在，也不容易了。
雍和宫在北京内城东北角，在雍和宫西面，隔开一条大街，对着便是成贤街，那就是国子监所在地，不但是封建时代最高的学术机构，而且是北京的孔庙，是春秋二季“祀孔”的地方，各代皇帝要亲自到这里来行礼，所谓“方泽之事”，自乾隆而后，每次祭孔事毕，皇帝、大臣都要到雍和宫花园中休息、更衣、吃饭，这是清代皇家的惯例，所以在一个时期中，雍和宫和国子监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明、清二代，各县、各府都有孔庙、有“太学”，北京的孔庙是最高级的，是“国学”，名“国子监”，长官有管理监事大臣一人、祭酒二人、司业三人。清初有名的诗人吴梅村就做过国子监祭酒。
这是很大的一片宫殿型建筑，都是明代初年建造的，后来几经修缮，一直保存到现代。东面是孔庙，西面是国学。孔庙正殿，全国各地一律都叫“大成殿”，因为孔子封作“大成至圣文宣王”。这里的大成殿，在乾隆二年，全部改为黄琉璃瓦。仿照山东曲阜孔庙规模，祭祀大案陈列十种青铜“彝器”，封建时代，春、秋两季，都由皇帝带领群臣亲自来祭孔，这种礼节是从古历代继承下来的，所谓“岁仲春、秋，上丁，释奠，释菜，综典礼仪”。这套礼节是很隆重而复杂的。不但都是三跪九叩的大礼，而且大祭时人员也很多，有主祀、献牲、赞礼等许许多多职称。辛亥后一样举行春、秋两祀，归教育部主祀，不过礼节改为“鞠躬礼”。民国二年秋祀，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又叫部员行跪拜礼，行礼时哗然大笑，有站有跪，有旁立而笑，演过一出闹剧。这事在《鲁迅日记》中有清楚的记载。
国子监中存有重要的国宝，那就是刻有“石鼓文”的“石鼓”。另外旧时还有不少石刻，有《兰亭》、《乐毅论》、《争座位帖》、《四百字丁香花》诗，在光绪年间，国子监中看守人员从“敬一亭”中觅到宋刻“兰亭”等石，在《天咫偶闻》中曾有记载。清代新考中的进士，都要到国子监来，坐在“彝伦堂”上举行拜谒、簪花的典礼，行完这个礼节之后，才算“释褐”，意思就是不再穿平民百姓的葛布衣服，而是穿丝绸官服了。同时“进士题名碑”也在这里，新进士的姓名都要刻在碑上，像唐代长安的大雁塔一样。国子监中桧树、柏树很多，“辟雍亭”前一座黄绿相间的琉璃牌楼，上面的匾一面是“圜桥教泽”，一面是“学海节观”，也是十分精美的。
我有一次参观，朋友们进去各处看去了，我一个人在外院仔细看进士题名碑，尤其是近代、晚近我知道的，甚至见过本人的，都一一在上面找，如刘春霖、商衍鎏诸老，俞平伯先生家中就有二人，一是曲园老人俞樾，一是平老尊人阶青先生，至于林则徐、曾国藩等大名人那就更多了。深感明、清两朝，五六百年中，其教育文化、政治、经济是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浑然一体的。这似乎不只是某些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历史的。如今自然这条河的水源早已断了。新源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