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年

腊鼓,是腊月的社鼓,过去有腊鼓催年的说法,这“催”字用得好,催是催促,不能再停留,不能再等待,这就意味着“忙”了。因此腊鼓声声,先从忙年说起。人生是忙碌的,春忙种,秋忙收,一进腊月,便又要忙年,这也是古已有之的了。《春明采风志》记云:

凡年终应用之物,入腊,渐次街市设摊结棚,谓之蹿年。如腊八日前菱角、米、枣、栗摊。次则年糕、馒首、干果、叶烟、面筋、干粉、香干、菜干……江米人、太平鼓、响壶卢、琉璃喇叭,率皆童玩之物也。买办一切,谓之忙年。

由“蹿年”到“忙年”,这段文章中间罗列的品名极多,有吃的用的、敬神的、玩耍的,中间一段文字将近百种。这种罗列品名的风土文章写法,来源于《东京梦华录》,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繁华感觉。经历过的人,看着每一样东西,只看看名称,就觉得像蜜一般的甜了。这段文字,第一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当年北京过一个年的内容该有多么丰富呢?第二也使人想到,这么些有趣的东西,每样买一点,该要用多少钱、多少精力呢?因而蹿年、忙年也是不容易的了。读仲芳氏《庚子记事》庚子年腊月二十三日记云:

今值祭灶送神之期。新年在迩,各街巷毫无过年景象,本来人皆困窘无聊,有何心肠庆贺新年耶。

这是侵略者八国联军盘踞北京时“忙年”的情况,年轻人看了可能无所感觉,而沦陷时在北京生活过的人,看了这样的记载,则不胜感慨了。因而前面所引《春明采风志》所写的“忙年”丰富内容,在我的记忆中,最热闹的还是“七七事变”之前,做孩子时的情况。那时北平虽然也已十分危险,但还较多地保存着一些传统的习惯,物价便宜,东西好买。那时我家住在西城,一到腊月里,卖年货的,不单南到单牌楼,北到四牌楼,到处南货铺、点心铺、猪肉杠、鸡鸭店、羊肉床子、大小油盐店,拥满了人,而且马路牙子上,也都摆满了各种摊子,干果子铺门口,都吊着大电灯,那大笸箩堆的什锦南糖、京杂拌,都像小山一样。堂子胡同口上一家大鸡鸭店,大肥鸭子吹足了气,擦上油,精光肥胖,天天吊满了铺子,一般教书的、当职员的人家,拿出十块、二十块“忙年”,就能买不少东西了。买只五六斤重的大肥鸭子,一块大洋还要找钱呢。年是年年要过的,而太平年月和战争年月的年是完全不同的。在太平年月中,欢乐的家庭和愁苦的家庭其忙年也是两样的。忙年的“忙”字,就全社会来讲,当时大约可分为三方面内容,一是经济上的,年终结算,人家欠的账要收回,欠人家的账要准备偿还,要筹措买年货过年的费用,要筹划送礼的费用,这在大人们,尤其是当家人,是最忙的。经济宽裕的还好,经济困难、欠债累累、出大于入的人家,那就要忙上加忙了。二是物质上的,由新衣新帽,到年菜年礼,以及花生、糖果、压岁钱、红包,样样筹办齐全,不要说没有钱、经济拮据的人家张罗起来费力,即使财力雄厚,多花点无所谓,那筹办齐全,也要用大量的人力。大户人家,有管家、有佣人,当家人和主妇只要支使,会动脑筋就可以了。小户人家,样样要自己来,“忙”这个年,也就累得够呛了。常听人抱怨,为什么要过“年”呢?这么忙……可是还是年年要过,年年要忙,这就是生活。三是风俗庆贺,种种仪式、种种礼数,由一入腊月的腊八粥,到廿三祭灶、掸尘、贴对子、烧年菜、守岁、祭祖、拜年、迎顺星、闹元宵、填仓、引钱龙……啰啰嗦嗦,足足两个来月,这些故事依次做全,那真是要忙个不停了。不过这说的还是家中的忙碌,而“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奔波于道路上,赶回家过年的人还不知有多少呢?那就更忙了。

沦陷以后,那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东西越来越涨,年越来越难过。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我每到过年时,就想起父亲那几年中为“忙年”而发愁的脸色,在我面前浮动着,说起“忙年”的滋味,也有说不尽的酸甜苦辣呢。至于那些离乱的家庭,家人离散,音讯渺茫,忙年的梦,只剩伤感与愁思了。

俗曲

在过去所写过年的岁时短文中,引用过不少北京的民谚俗曲,如“糖瓜祭灶,新年来到……”,“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等等,都十分有意思,虽在他乡异域,一读到它,马上便感到一种北京过年的气氛,一种甜蜜的乡风吹拂到身边。其实旧时北京,写过年情景的民歌俗曲,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有的因为长,不能在短文中引用,而它的内容却是非常丰富的。清末“百本张”俗曲,有一段“赶板”,题目是“打糖锣”,而写的却全是过年的情景,像一幅风俗画一样,极为细致生动。不能照引原文,只选择其中一些特殊的句子,作个介绍。可以大略看到光绪年以前北京人过年的风貌。

过年先要用钱,这个段子一上来就唱道:“正月里的银子腊月里就关,二十一二嗨放黄钱。”旗下人有钱粮、京官有俸银、当差的都有月钱,把正月的钱提前到腊月发放,就可以两月并一月过个肥年了。黄钱,即新出炉的大钱。

过年要敬神祭祖,俗曲中唱了不少。“卖香炉、蜡烛台儿的满街叫唤”,这是串街走巷去卖;“神纸摊子摆着门神挂钱”,这是摆摊卖;“元宝、阡张上绕街上串串”,这又是串街卖,元宝是锡箔糊的纸元宝,阡张是一搭子白纸,用切纸刀切成钱圈、钱眼,又连在一起;“爆竹床子、佛龛和灶王龛、佛花供花也出摊”,又是摆摊,而且卖爆竹的叫“床子”,同卖羊肉叫“羊肉床子”一样,为什么叫床呢?因为不只是平板摆摊,还有架子挂好多玩艺。中国过去所谓床,是指有架子可挂帐子、帏子的卧具。

过年要买好吃的:“汤羊和那鹿肉、野鸡吆喝新鲜,关东鱼、冻猪、野猫堆在街前。”这两句唱词,写出了一百年前北京过年的历史风尚,汤羊是带皮的羊,野猫是野兔,这些都是当年的所谓“关东货”,从松花江两岸、长白山麓运到北京来的。后来这些玩艺基本上都没有或者很少了。即使在半世纪前,我幼年在北京过年时,也很少听说谁家过年买鹿肉,而在一百多年前,却是很普遍的。

写大家见面时的祝贺客套云:“旗下爷们见面有的把满洲话翻,无非说的是新喜,吉语吉言。买卖爷们见了面也要拜年。把磕膝盖一拱,乱打幺谈,说的是新春大喜,大发财源。”这几句也保存了很有意义的风俗史料。即清末旗人还要说几句满洲话,现在也很难想象了。

这篇俗曲很长,不能多举,最后引几句写孩子们的话结束吧:“小幺儿们磕头,为的是弄钱;压岁的老官板儿,小抽子儿装圆。喜欢的个个跳跳蹿蹿……”“老官板儿”是大铜钱,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钱最大,俗叫“老官板儿”。“小抽子”是小荷包口袋,装满了,把口袋一抽收紧,就不掉了。俗曲不同于诗人的诗,于俚俗处,更能生动地描绘风俗民情。试看把得压岁钱的欢乐,写得多么生动呢?

不过这首俗曲说的都是清代晚期情况,有的已难理解,有的则要加注解读者才能理解。《北平歌谣集》中,有一首儿歌,更接近现代,更为风趣。文云:

老婆老婆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漓漓拉拉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宵,大年初一扭一扭。您新喜!您多礼!一手白面不搀你,到家给你父母道新喜!

这首儿歌,最后三句,神情如画,真是天籁体的好文章。今天的家庭主妇年初一两手白面正忙着包饺子,接待来拜年者,还是得说这几句话吧!

书春

我国民间风俗,过年要贴春联,直到今天仍很普遍,但这事的历史并不十分太长。说是不太长,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也有几百年了,不过没有上千年,所以说“不十分太长”。(注意,我这种句法,要让那些位专讲语法的先生们看见,又要找刺了。)残唐五代时元日悬“桃符板”,宋代进“春帖子”,已是春联的前驱,元明之后,才大量出现了楹联。不过年下贴大红对子,究竟从哪一个时期才开始,如何普及起来的,迄今仍无人作一明确答案。

清代是最讲究春联的,在北京一进腊月,街头就出现写春联的摊子,榜曰“书春”、“书红”、“借纸学书”、“点染年华”等等。都是私塾教师及学生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趁机得些润笔,是一种不伤雅道的生意,也可以说是一种活动吧。但摊子前很风光,大红纸、漆黑的墨,椽笔淋漓,当场写了贴到墙上,一幅一幅的大大小小,十分醒目。

春联种类有各行各业及家庭的门对,又可分大门对、二门对、仪门、角门、房门等,不同的“横楣”,贴在门楣横木上的,又叫“横披”,都是四字吉言。还有大小斗方,正方形的,贴在檐头上、门扇上,还有贴在迎门影壁上的以及各种祠庙神前的,除去外面的大寺大庙诸神庙,每户家中还有灶君、财神、祖宗龛、天地桌、井台等等数不清的大小神灵前,也都要贴对子横披,岂不闻“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乎?这就是灶王前的春联。“东厨司命”,就是横披,也有贴“一家之主”的,那就更是虔诚地崇拜它,要向它早请示、晚汇报了。

但是辛亥之后,直到三十年代中,北京内城宅门中,过年贴春联的人家越来越少了。而且不少大宅子,住的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家,即使贴春联,也都是自己写的,不会到对子摊上买春联,所以“书红”的生意越来越清淡了。记得《北晨画报》有一首题风俗画“书春者”云:“春帖元来照样誊,今冬纸价却微增。还须搁笔思何事,代写家书我亦能。”写春联变成摆小摊代写书信,那真是斯文末路,形同乞讨了。我三十年代中叶,到口袋胡同上中学,每天经过甘石桥孔教学堂门口,有几个破小书摊,还有一位代写书信的老者,一到腊月,便改卖春联。一张小方桌,上摆笔砚,用铜镇纸压着裁好的红纸,在后墙上钉了几个钉子,拉上绳子,写好的就挂在上面,另外用红纸大写“书春”及“借纸学书”等字,贴在那里,以广招徕。孔教学堂临街是整齐的青灰砖墙,蓝阴阴的墙,红艳艳的纸,乌黑发亮的字,远处望去,十分显眼。所谓“点染年华”,人看了很有岁时之感。记得他一副抱柱对子,卖二十枚,一个横披,只卖五大枚,价钱是很便宜的,不过只是小户人家或煤铺、烧饼铺、井水窝子买他的春联,那收入想来也是微乎其微了。我放学经过他摊子前,背着书包在人堆里看他写春联,那和善的样子,迄今还历历如在目前。《一岁货声》载买春联市声云:“街门对,屋门对,买横披,饶福字。”其下注云:“木红纸、万年红,裁成现成各对联,在各城门脸里外卖,四个大钱一副。”价钱比三十年代便宜多了,但也在城门脸卖,主要销售对象还是四乡的老农。再有《一岁货声》所说的春联,用的都是老式红纸。而三十年代我所见的写春联的老者的纸,则是刷了红色的新闻纸,是洋纸了。

我国以“红”为吉色,所以春联是大红的、梅红的。庙里贴对子用黄纸写红字或黑字,守孝人家用蓝纸写白粉字,这在当时社会上都知道,现在则知者鲜矣。但清代宫中春联则是白绢锦栏、墨书。因为宫中的门都是红的,所以不用红纸,这种对联照映朱门,更为鲜丽,一律由翰林写恭楷。

另外宗室王公家中春联照例用白宣纸加红边,如守孝加蓝边,不忌讳白色。民国四年,袁世凯帝制,清宗室世恂用白纸贴春联云:得过且过日子;将死未死国民。触袁霉头,这又是春联掌故了。

门联

说起书春故事,也常常想起北京旧时各家大门口油漆的门扇上的对联,实际这也等于是春联。不过不是用红纸写的,而是油漆的罢了。还有院中廊子上的木制抱柱,也是春联的永久制品,讲究人家,只要每年重油漆一遍就可以了。这些油漆门联和抱柱的词语,大多和春联是一样的。有一年平伯夫子得了曾孙,极为欢喜。给我来信云:

许公到京后甚忙,昨以曾孙来京,邀至戚一观得晤。小儿相貌颇好,曾有句云:“含英玉蕊生庭日,解笑鹓雏入抱时。”生甫二月,亦老人痴念也。

我见老人如此高兴,便回信祝贺,并引了一副北京旧日每条胡同中街门上常见的联语: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以之为贺辞。不想这样一副最普通的联语,竟中老夫子心目,接着便来信道:

远承致贺,谢谢。所引旧京门对,昔时大小胡同随处可见,以为俗套,今则稀如星凤。愚久不出门,恐竟绝迹矣。移咏寒门,殊不敢当,却非泛泛。足下熟悉京华故事,方能一语道破,不胜心铭,事有似偶非偶者,若此是也。

老夫子函中,于谦语中却深以得此一联致贺为喜也。实际这联正如先生函中所说,旧日随处可见,是被认为“俗套”的,实际细想想,却又是至理名言,颠扑不破的。“忠厚”意味着与人诚恳和睦相处,应该是文明社会的主流。反之则尔虞我诈,这恐怕是任何社会中都不会公开提倡的。但忠厚并不排斥公平合理的竞争。“诗书”则是代表了文化修养,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家庭,如果没有文化修养,那是长不了的。所以这副联语,虽是封建时代世俗常语,而相对地说,还是可取的。清代民间大门不许油成红色,都是黑油小门。四合院小砖门楼,两扇门上刻一副红油黑字“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门对,朴实而典雅,标准京朝风范,其仪容是别处没有的。相反,另外一些常见的门联,如“帝德乾坤大;文华日月光”、“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等等,则全是颂圣的口气,拍皇上的高级马屁,均无所足取了。

后面这一类联语,在旧时北京四合院的街门上,同前一类一样普遍,这在清代自然是必然的,妙在三四十年代中,故宫的皇帝已下台二三十年了,而在北京胡同中,还常常见到,也可见当时之封建气氛了。

除有这些普通门联外,也还有不少特殊的。那时常经过西四南魏儿胡同,一座大宅子大红门上,刻着一副泰山“石经体”的大四言联:“天予厥福;世有令名。”极为气派。据说是北洋政府某总长的宅子,不过我经过时,主人已不住在里面,大门整日双扉紧闭,“天予厥福;世有令名”,威然而又冷落地望着偶然经过的路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迄今还常想到它。由书春说到北京的门联,体系是一致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点滴表现,传统文化绝响,此事自然也将慢慢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