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宋的理学
一、唐和五代反对佛教运动的回顾
佛教入自东汉，大行于南北朝，然其时佛教经典传译未广，故信徒大多偏于宗教仪式及行为。其后则不但译经广布，中国佛教的论述也渐多，隋代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南北趋向不同的佛学也得到综合的机会，民间佛书多于儒家的六经至数十百倍。至于唐代，佛教教义之传播更深入于士子及民间，取得了思想意识方面的统治地位，道教不能与之相抗，儒家更不能与之相抗。故佛教在唐代实为中国历史上达于最盛的时期。
在佛教的各个宗派当中，禅宗至唐代更特别盛行，禅宗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故亦称为顿门。此说一倡，以为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其影响及于其时一般人群之思想行为者至大。
唐代中叶的帝王，如代宗，如宪宗，均崇信佛教，其时国内矛盾重重，民间之为避役逃税以及为躲避战祸而假称信佛，托迹于僧寺者至多。不但有大量的劳动者都因此而脱离了生产，而且如韩愈所说“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老少奔波，弃其生业”。
由于佛教徒之不事君亲，不事生产作业，故在其盛行于中国之后，也即同时激起了反对佛教的意见。单从唐代说起，则在唐高祖时候便有傅奕屡次上疏请去佛教，尊儒学，所持理由即是因为佛教徒“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税”。及佛教之传布愈盛，其所激起的反对力量也随之而愈大，故在九世纪初便有韩愈、李翱出而从事于古文和道统的运动，排斥佛教。在《原道》一文中揭橥其反佛的原因是佛教徒“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因而要大力恢复儒家的伦理思想在行为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统治地位。在此以后，唐文宗也曾向其时的宰相说：“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按，三人是指三类人，即士与工、商），今加兵佛。……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到武宗即位李德裕当权之日，下诏禁止佛教流传，其主要的理由也是：
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这与韩愈《送灵师》诗中所说的：
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
诸句的旨意可说大致全同。
这可见，从唐代中叶以来，佛教已先后两方面受到反对：一方面是唐廷时常想用政治力量禁制佛教的传布，另一方面则是韩愈等人要从思想战线上把佛教的理论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推翻。五代期内周世宗的禁止佛教，是前一种方式的继承；而在思想战线上的反佛运动，则到两宋理学家辈出之后而有了更突出的成就。
这就是说，宋代的理学，是在儒家对佛、道两教的长期斗争，对两教的理论和教义作了长期的排斥而也作了长期的摄取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学派。
二、两宋理学的意义
韩愈以孔子的旗帜反对佛教与道教，企图给予儒家的经典以新的解释，并以之反对佛教与道教的经典，确实足以代表其时反佛运动的一个主潮；但因其纯为文人，在理论上无甚精造，无所建设，不能推陈出新，亦遂不能取佛教之势力而代之。然而被韩愈所开辟的这条路线，被北宋的一般人发展下去，就成为一个新的哲学运动。这个运动中的思想，后来称为理学或道学。
这一哲学流派中人感觉到儒家的道理浅近简单，不足与佛教、道家之玄妙境界相抗，故都努力吸取佛教、道教的教义最抽象的部分、最玄远深奥的部分，用来对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给予新的注释以使儒家的义理愈益玄学化，其主要目的则是要配合政治上的统治，在思想方面加强对于劳动人民的束缚，训练其对于忠孝纲常名教的盲目服从，以维持封建秩序。这是完全替封建社会的支配阶级服务的，自然是宋代的理学家们不进步的一面。
然而使人们从逃避现实的出世法中又回到讲求人事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入世法，从打坐参禅超尘绝俗的修行重又回到孝悌力田等行为的笃实践履上去，从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兴亡而回到讲求尊王攘夷、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上去，更总括来说，就是因为儒家思想的充实和重新振作，因而能把佛教的支配势头打消，能使儒家思想在其时社会人群的思想意识方面重又取得了统治地位，遂可以使一般人不再如痴如狂地陷入佛教的出世法的深渊中去，而再依照封建社会中支配阶级的需要而参与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各种行为，这却不能不归功于宋代的理学家们，不能不算作他们所起的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作用。
三、理学中的诸流派
两宋理学的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是：
濂——周敦颐（湖南道州濂溪人）
关——张载（陕西郿县横渠人）
闽——朱熹（祖籍是安徽婺源，生长在福建）
此外在北宋还有邵雍，也是洛阳人；在南宋还有陆九渊，江西金溪人。
周敦颐著《太极图说》，以为由无极而生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这是一种素朴的辩证法思想。
程颢说：“有形总是气，无形只是道。凡有气莫非天。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又说：“冬夏寒暑，阴阳也。所以运用变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体。”又说：“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为之亏，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天气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气也。”又说：“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通乎物理，随时因革，称事为制。”在这里，也还是具有对立的观念和辩证的观念。
这可见，从理学的开始创建之日起，理学家所最注意的几个问题便是：（一）对宇宙起源问题的探究；（二）对于精神（理、道）和物质（气、天地、阴阳）之间的依存关系问题的探究；（三）对于如何加强儒家所揭出的纲常名教在社会人群的思想行为方面的支配力量问题的探究。
南宋的朱熹，继承了北宋周、程、张、邵诸家的理论而加以综合和发展，对于宇宙的起源问题，他认为“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认为“若气不聚结时，则理亦无所附着”，亦即是认为精神与物质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他在认识论一方面，则极强调《大学》一书当中的“致知在格物”亦即通过格物的手段而获得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的方法，又极强调《中庸》一书当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研究方法，主张把学习、思考和实行三者联系起来，然而基础的一个步骤却是在于博学。
过去人大都以为朱熹的思想是心物二元论的。其实在朱熹思想中虽带有一些唯物论的成分，而其思想体系主要却还是唯心论的，故最多只可称之为客观唯心论。其同时的陆九渊则以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和佛教的禅宗一样的主张“直指本心”，则是彻底的主观唯心论了。
第二节
宋代的文学和绘画
一、平民文学的发展
在宋代，相应于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新的文艺形式也随之而产生。
从宋代开始，在文学上，有一个与过去非常显著的不同，即文学已不是只为皇帝官僚和士大夫阶级服务，并且也为平民服务（其实发轫于唐代），即为商人、差吏和士兵、城市手工业者和平民服务。市民文学或平民文学已在开始发展起来（农民文学不在内，他们另有民歌和传说等等，以后还有地方戏）。
在这时期中，中国文学的中心移到词、散曲、说书（说话）、鼓词、弹词、小说和戏曲等。
这时期，在中国思想界也有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与显著的表现，而在人民中间还有类似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产生。
这时期，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是空前的发展，而且赋有近代的性质和色彩，即前资本主义的性质和色彩。
这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即平民文学，所反映的人民生活和人民性更较为丰富、更较为直接，人民的面貌、性格和思想感情，是在这时期的小说与戏曲中才开始有直接和清楚的表现的。
人民为表现其丰富多样的现实生活，也从这时期才比较直接地参与了文学的创造。
作为创造方法的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也是开始于这一时期，经过了一个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便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到元代和元明之际便能够产生一些居于世界文学第一流杰作之列的优秀作品（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罗贯中等人的作品）。
宋代以来的一些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之一，是富有人民性。这些作品在表现人民生活上曾经有它成功的经验，并且富有可以发展的民族风格。
二、讲史、平话、小说
在唐代由俗讲而派生出来的“说话”，到北宋便盛行起来，且已分为各种专家，主要的则为以下四家：
（1）小说（一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发迹变泰、铁骑儿……“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
（2）讲史——“说三分”，“卖五代史”，“讲史书”。
（3）说经，或说参请——说经谓演说佛经；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4）说诨话。
在此四家之中，又以小说与讲史两家为最重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南宋亡，杂剧消歇，说话遂不复行。世间于此二科渐不复所严别，遂俱以小说为通名。”今所传《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京本通俗小说》，以及《警世通言》、《古今小说》（当即《喻世明言》）中之某些篇，即都是宋代说话人所用的话本。大概也就是当时说话人的集体创作。
其所谓“平话”即后代之所谓章回小说，它的起源，除前段所举的一般原因外，还有：
据郎瑛的《七修类稿》所说是：“小说起于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得胜头回，即说话之开场，先叙他事，概括全文大意，为小说开篇之公式。如《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以陈进士之故事为引子即是）。
另据《古今小说》的叙所说则是：“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宋高宗）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宫名）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宦官）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为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衍进御，以怡天颜。”
我们不能把两宋统治者所豢养的说话人作为这种新文艺形式的创造者，我们只能说，经过了这般说话人，这一文艺形式便确定下来了。
三、词
词起于唐代晚年，经五代而作家辈出，南唐二主与冯延巳等人其尤著者也。
至于宋代，词更大盛。因到宋代，文章已成为道学家们的载道之具，不大用于抒情；而诗则与音乐相去日远，要想使之再能配合音乐，则必须如白居易之新乐府，不拘旧日句法长短，唯以能够入乐、能够很和谐地配合管弦的音阶和舞蹈的节奏而歌唱出来为原则，因而便有了“长短其句以就曲拍”的词之产生。词既然打破了诗中五字为句或七字为句的限制，是诗的形式上的解放，故称为诗余，也称为长短句。
唐末五代之词多为小令，至北宋柳永始创为长调，当时“凡有井水处无不唱柳词”。北宋文人大都以“词”为抒情之具，故欧阳修等人亦莫不有词。其以词著名者则为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等。
词的正宗作法为委婉、绰约、绵密、美丽，而苏轼则创为豪放一派。至南宋则作家更多，其杰出者则有姜夔（白石）等。而其作品最多、最为豪放，并以爱国词人见称于世者则为辛弃疾（稼轩）。他不但以词抒情、咏物，而且以之写景、记事，乃至说理。
四、绘画
1.五代十国的绘画
五代期内山水画派有长足发展，最重要的人物则是荆浩。荆浩避乱入太行山中，以写实之笔画山水，构图复杂，皴染并用，既有线条，也加渲染，彩色也极鲜明。他批评前代吴道子的画是“有笔无墨”，项容（唐天台人）的画“有墨无笔”，他自己则要“采二家之体以成一家之体”。后有长安人关仝传其画派，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说关仝的画“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优闲”。
在五代期内因江南遭受兵祸较少，生活较安定，南唐皇帝也极爱美术，故绘画艺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南唐的后苑副使董源便是画山水的大家。江南山多平缓，故董源用披麻皴法画山，此与北方荆浩、关仝画中的高山峻岭的气魄便大不相同。董源对元明两代的山水画家影响至大。他画的《潇湘图》等，现尚存在（在故宫）。长于画人物的则有周文矩、顾闳中等。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最有名，后代摹本极多，故宫所存即北宋摹本。长于画花鸟虫菜者则有徐熙。
四川的黄筌则专长于画珍禽及牡丹花等。
2.宋代的绘画
山水画派中的荆关系和董源系，在北宋均有继承者，但因北宋建都开封之故，故前派盛于后派。北宋初期，前一派的主要画家有李成（山东人）、范宽（陕西人）和郭熙等人。郭熙的画，长于写实，注意意境，并且也注意到山石树木大小比例的正确。传董源派的则有巨然，因为他也是生在江南的，后随李后主一同到汴，作画极负盛名。苏轼以为他的画“澹墨轻岚为一体”。
北宋中叶以后，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山人，安徽舒城人）以擅长画人物、佛像和马匹出名，邓椿在《画继》中说他的“鞍马愈于韩幹，佛像追吴道子，山木似李思训，人物似韩滉”。他是宋代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的一幅《牧马图》，画马千匹，布局复杂，笔法生动，今存故宫。
北宋末年画院最盛。宋徽宗本人善画花鸟，画院中的李唐善画山水，传范宽之派，笔法硬而用墨浓，并用金粉表示明暗，彩色复杂鲜明。所谓院派山水即指此。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是北宋末叶的作品。这幅画是写实的，社会史料价值甚高。
南宋的画院仍甚盛。李唐的画派在南宋画院中的影响甚大。重要的有马远、夏圭等人。马远以李唐笔法画南方山水，构图简单，有人讥其所画为“残山剩水”，正是表示南宋的“偏安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