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宋初年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
一、宋廷的南迁及其对金的屈服投降政策
1.宋高宗初即位时的军政措施
金人于劫虏徽、钦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归之前，还曾册立了原任北宋宰相的张邦昌为楚帝，使其在金人势力支配之下，代宋而统治黄河以南的广大区域的中国人民。
金人在开封时虽曾按照赵姓宗谱而追索北宋皇室中的男女老幼，但当时哲宗的废后孟氏已不在宫廷之中，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构于时也正在外地，因而在北宋皇室的近亲当中便只有这两人得以免为女真侵略者的俘虏。于是在金人退师之后，宋廷的文武臣僚便鼓动复立赵氏，张邦昌在金兵既退之后而又得不到宋廷旧臣的支持，也颇不能自安，最后遂以孟后名义下诏，立赵构为皇帝，于1127年五月即位于归德，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
在钦宗时候，主张抗拒金人最力的是李纲，后来李纲虽因此而被排挤出政府，而其在士大夫阶层中的声望却愈益提高，高宗即位之初，遂即召用他做宰相。
时河北河东各州郡的人民多已起而自相纠结，推选首领，对女真侵略者从事于武装反抗，多者至数万，少者不下万人，李纲要把这些力量加以领导、组织和使用，遂奏用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 、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副，宗泽为开封留守，要他们到各该区域去着手执行上述的计划。另外在民政方面，李纲也颇积极有所设施。故朱熹说：“李纲入来，方成朝廷。”
然而宋高宗是曾到金人军营中做过“质”（抵押品）的，他害有严重的“恐金病”，在他即位之后，宗泽虽几次三番地请求他回到开封去，李纲虽然也以为“不可不一至京师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襄邓’之计”，宋高宗却绝对不敢这样做，他只听信汪伯彦和黄潜善的逃避政策，一心要逃往扬州以避金兵。李纲竭力反对，以为“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弃之”则必失掉天下的精兵健马，其势便决不能再复中原而有西北，甚至再还开封而亦不可得。及所言不从，遂以去就力争，在仅仅做了七十多天的宰相之后，李纲便因此而被罢免了。
在李纲罢相之后，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也相继以明令撤废。在赵构和汪黄诸人，只是唯恐再触犯到女真侵略者，故要把河北河东诸地先自拱手送与金人。
李纲在相位时所规划的军政和民政方面的诸项措施，在他去位之后也一切都被废罢了。
继李纲而为相的，便是黄潜善和汪伯彦二人。
太学生陈东和抚州布衣欧阳澈先后上书请留用李纲而罢免汪黄，二人均因此而为赵构所杀。
1127年十月，赵构和汪黄等人便逃到扬州。
2.欲投降而不可得的时期
紧接在宋廷南逃之后，金人便又在燕山等地大量签发兵丁，与女真铁骑相配合，分路向山东、河南、陕西三地进发，其攻入山东的一路，在1129年正月即攻破徐州，打败了韩世忠和刘光世的军队，渡淮指向扬州。宋高宗等人乃又仓皇逃往杭州。
高宗逃到杭州之后，深恐金兵再来穷追，遂屡次派遣使臣到金廷以及粘罕的军营中去“哀祈”，表示愿自动“削去帝号，奉大金正朔”，自处于藩属附庸之列。在是年八月写给粘罕的祈哀书中，其措词之卑屈由下引诸语可见：
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 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
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以远涉而后为快哉！
女真侵略军的继续南下，只是被宋廷的逃亡政策所吸引了来的，因而，在金的统治者，只是任其作自然的发展，好向南方的人民进行更大规模的掠夺，此外则并无更确定的目标、计划和步骤，所以对于宋廷的祈哀和求降，始终是置之不理：既不表示接受，也不明白拒绝。
1129年十月，兀朮的军队两路渡过长江，连破江东西诸州郡而进逼浙西，杭州危在旦夕，宋高宗遂又出奔越州，转奔明州，最后是到定海坐上楼船，以沿海各地交互作为避难之所。
兀朮又相继攻破杭、越诸州，只在明州曾被张俊打败过一次，但后来终也把明州攻破，又要从海上追袭赵构，幸好这时赵构早已逃往温州，金人谓“搜山检海”已毕，遂焚明州，大掠杭州，于1130年二月北归，在黄天荡为韩世忠军邀击，相持四十八日方得通过。自此以后，兀朮不再渡江了。
金对南宋的军事进攻虽然有了这样一些发展，其政治方面的力量却还不够强大，不能把凡经女真铁骑所摧破之地一并收入于它的控制和统治之下。对于已经被它侵占了的河南和陕西之地进行统治也感到非力所及。到1130年秋，遂把宋的叛臣刘豫立于大名称齐帝，使其对金“世修子礼”，并且“奉金正朔”，予以河南陕西之地，使其作为金与南宋之间的一个缓冲。
伪齐政权建立之后，为了它与南宋间的一些军事斗争，始终须仰赖金国发兵予以支持和援助，使金国感到只是一个累赘，到1137年便又把它废掉，宋金便又入于直接接触的局势之中。
此后赵构遂又第二度起用从金国逃回的秦桧做宰相，一意要和金国进行屈己忍辱的投降了。
3.赵构秦桧的对金投降
金国之树立伪齐政权以为缓冲，主要是出于粘罕的主张，及金熙宗即位之后，金国政局起了一次翻覆，粘罕失势，继即忧卒。继粘罕而操握金国的军政大权者为挞懒。金国对外的军事外交政策也因当权人物的更替，而有了一些变化，其具体的表现则为伪齐政权的被废。
伪齐政权在1132年由大名迁移到开封。及被废之后，金人又故意向开封居民放散出一些流言说：“请汝旧主人少帝（钦宗）来坐此位”。钦宗如真被金人送还复辟，便等于把赵构的帝座推翻，这正是赵构所最为担心害怕的一着，于是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帝位，便不惜屈己忍羞，丧权辱国，要尽可能去讨取女真统治者的欢心。
秦桧于1127年被金人俘去之后，即被派在挞懒军营中做“参议军事”，1130年忽挈全家而南，当时人便都断定他是被金人特地释放的。（《大金国志》载十三世纪初年，金人孙大鼎上金宣宗书中追述此时情况，有云：“既不可以威取，复结怨之已深。势难先屈，阴有以从，遂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粘罕）所料。”可以为证。）
在秦桧南归之后，宋高宗用他做宰相，他专主和议，而且植党专权，在位一年多便被另一派士大夫排斥出去。及挞懒在金国掌握大权之后，宋高宗便也于1138年再用秦桧为宰相，由他负责执行对金投降的政策。
双方商洽的结果，是金国把河南陕西之地交还给南宋，金对南宋只称为江南，只视为金国的属邦而不视为对立的国家，对南宋行文用诏；南宋则对金称臣，遇金国诏来须跪拜接受。
然而紧接在双方的条件议定之后，金国又发生了一次政变，兀朮以谋反罪把挞懒处死，不但把他归地于宋的事件认为是极大的失策，将前此与南宋所定约言完全推翻，而且在1140年五月又分四路出兵侵犯南宋的境土了。
二、北方地区各阶层人民的抗金斗争
1.女真侵略者初占华北时期所进行的残暴统治
女真侵略者虽于1127年四月由开封撤退，但黄河以北的地区却从此在它的魔掌之中。女真统治者遂从此开始其对华北地区的人民的野蛮残暴的统治。例如：
一、在占领华北之始，女真统治者即下令强迫北方汉族人民剃头辫发，并“禁止汉服”，签发汉人壮丁入伍出战。遂逼致成千成万的人聚集于山林或湖泊之中，结为营砦，从事于武装反抗。
二、1129年冬，在女真侵略军中操有最高权力的粘罕，下令大索两河之民，州县皆闭城门搜并拘系在道途中的行旅之人，凡三日而罢。把所有客户“并籍入官”，在其耳上刺一“官”字，押解到大同府去，或散养民间，立价出售，或驱之鞑靼和夏国去交换军马，也有被卖到蒙古、室韦、高丽等地的（当拘捕客户时，河北的乐寿县本有客户六十八人，县中官吏偶误报为六百八十人，粘罕乃迫令必须凑足六百八十人之数，县官无法，乃执贫民以足之。） 三、粘罕在大同府驻守，被他的军队掳掠到大同去的一些中原人，无以自活，往往乞食于路。人数既太多，出卖于外国又没有那样大的销路，怕他们滋生事故，遂以散米赈济为名，诱三千人至大同城外，令军队把他们一齐活埋了。
四、1130年春，金国统治者下令“以人口折还债负”。这就是要用政治力量强迫把一切欠债的人降为放债人的奴隶，是要把华北地区已经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拉回到奴隶社会去。这一罪恶命令，就又使得北方人民“相率上山者动以万计”。
2.华北人民反抗女真侵略者的斗争
由于女真侵略军的野蛮残暴，当其进入华北地区之初就已激使华北汉族人民起而互相团结，从事于武装抵抗，例如：
在河北的磁州、相州附近的山区有义勇民兵一万人，依山结寨。李纲当政期内曾派遣薛广率领三千人渡河去与之会合，以期收复磁、相两州的州城。
在河东地区，不但太原城内城外的军民曾把粘罕的大军牵制住，使其长期粘着在太原四周而不能攻下，此外一些州县中的人民也多自相纠集为忠义社，各据寨栅，屯聚自保，千方百计地邀击女真兵马。李纲在位时之所以委派王 、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副，就是要他们去连结这些山寨豪杰民兵以期收复河东州县的。
据宗泽在1127年五月间的一道奏章中所说，其时河北河东两地人民之不肯屈服于女真侵略势力之下的，为不肯接受强制剃头辫发的命令而保聚山寨从事抵抗的，为数不知其几千万处。
《大金国志》卷十也说，从1127年以来便有很多人到太行山上去据险自保，不屈服于金国，其后又因金国的严刑重赋和灾荒饥馑，逃入太行山中，乘时起而反抗者比比有之。
在河北地区内的忠义民兵，其声势最为浩大的，第一是庆源府（今河北赵县）五马山的朝天铁壁诸寨，其领导人物为马扩、赵邦杰和一个冒充信王赵榛的燕人赵恭。赵榛是宋徽宗的儿子，于1127年被金人俘虏北去，1140年死于五国城（参看《宋俘记》、《呻吟语》及《开封府状》等书）。赵恭却从1127年起即冒充赵榛，自称是从俘虏队伍当中逃出来的。当时人全都信以为真，故在他加入了五马山寨的抗金阵营之后，十万以上的壮勇民丁都会集于五马山寨去接受他的领导。两河忠义社与之互通消息，相为声援，并且打着“信王赵榛”的旗榜的，为数还有几十万人。马扩和“信王”等人不断地用蜡书向宋高宗呼吁，要他给予一些物质的接济并调拨军队前往应援，高宗一概置之不理。及传闻“信王”要渡河而南去据守开封时，高宗也下诏宣称要回开封，藉以阻塞“信王”入据京师之谋。这可见，宋高宗惟恐皇位受到威胁，是只愿“信王”和在他领导下的忠义民兵尽速失败而不愿其成功的。到1128年秋女真铁骑果然攻破五马山的诸寨了。
第二是以共城县（今河南辉县）的西山为据点的“八字军”，其领导人物是王彦。王彦是在张所受命经制河北之后所任用的一名都统制，他率领岳飞等十数小头目和士兵七千人渡河而北，在沦陷的州县中招抚不肯随顺女真的军民，曾一度攻入卫州新乡县，后为金人所败，部队溃散，王彦乃逃往太行山中，收集散亡得七百人，保据共城县的西山。部众感其忠愤，并为表示其抗金的决心，都在脸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通考》“八字军”条谓所刺八字为“誓杀金贼，不负赵王”）。王彦益自感励，大布威信，与士卒同甘苦。未几，两河响应，乃更招集忠义民兵首领如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一十九寨，众达十余万，绵亘数百里，金鼓之声相闻。自并、汾、相、卫、怀、泽间，凡是倡议抗金的全受王彦的约束。他们俟隙邀击金人，金人以劲兵来攻，他们便“且战且行”，转移阵地。金人时正在沦陷区下令，叫人民全都剃头辫发。燕京一带的汉人，更特别受到金人百般的凌辱，所以都“心生离贰”，或叛逃山上，或南渡投宋。自河以北，各传蜡檄，皆约内应，也皆与王彦等山水寨的首领通声气。
在河东地区内的忠义民兵，则以“红巾”著称。熊克的《中兴小历》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末载：“时河东之民心怀本朝，所在结为红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号。见有脱身南归者往往助以衣粮。且言俟大兵过河，亦不须多，当藉声势，尽执敌人戮之。金众之在河东者，稍稍迁以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协力齐，奋不顾死，故多取胜。然河东人与习熟，略无所惧。是年于泽、潞之间劫左副元帅粘罕寨，几获之。故今捕红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则捉平民以塞责，有举村被害者。故强壮者多奔以逃命，而红巾愈盛矣。”
三、湖湘地区的农民起义
1.钟相的起事
在北宋末年的农民中间，流行着一种结集会社的风气。他们为了争取田蚕收获的丰足，为了抵抗天灾人祸，常常彼此结合起来，组织成什么社或会，大家攒集一些钱物，以便需要时互助共济。（见李元弼《作邑自箴》）
现今湖南常德县，北宋末年叫武陵县，也称鼎州，属于荆湖北路。那时武陵县民钟相，是一个地主，也是一个信奉巫术的人，他替人治病，常能生效，附近农民因此对他有些信仰，便以钟相为中心，在当地组成一个会社。由于彼此共济互助之故，凡加入这一会社的人，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此后愿意加入这团体的人，便越来越多了。
劳动人民团聚在钟相的周围，这般劳动人民的痛苦根源：统治集团的腐化昏暴，和豪绅地主阶级的肆行兼并，在钟相也便稍微有了一些认识。针对着这等情况，钟相便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所说，钟相“持此说以动小民，故环数百里间小民无知者翕然从之，备糈相谒，旁午于道，谓之拜爷”。甚至澧州、峡州及其周围各地的人民，也“悉来归奉，谓之投拜法下，莫知其数”。
1126年，女真侵略之师南下，到处如摧枯拉朽一般，在很短期内即直接给予开封以严重的威胁，北宋政府于手忙脚乱中发布诏令，号召各地的官吏军民组织“勤王”师，去保卫这个摇摆在危亡线上的国家。
当时派往邓州去做“南道都总管”的是张叔夜，在他的号召之下，团聚在钟相周围的农民也有三百人志愿参加，遂即由钟相长子钟子昂带领着，在1127年被“南道都总管司”发遣到当时的南京归德府去，因为这时候开封已经被金人攻破了。
1127年五月宋高宗即位之后，由于不敢积极领导或组织抗金的力量，对于来自各地的勤王民兵，既恐其成份复杂，也嫌其管领非易，遂发与每人三千文，令其“各归元来去处，各著生业”。钟子昂所带领的人马，也在发遣还乡之列。
钟子昂在归德所看到的，在往返道途中所看到的，全是些纷扰混乱的局面，而其家乡这时也成了从中原地区溃败下来散兵游勇的逃窜之所，接二连三地经受劫辱。钟家父子遂决定把参与“勤王”的原班人马留在家中，修筑营寨，造甲练兵。
1129年末有孔彦舟的一股匪军由江陵南来澧州，要向鼎州窜扰。孔彦舟本是官军中的一个小将领，被金人打垮之后，他反而叫他的部队剃头辫发，改作金人装束，经淮西而向江南流窜。
和孔彦舟渡江侵入湖湘地区相先后，金军兀朮的一支兵马也由江西向湖南进发，在1130年春，攻入长沙，在大肆劫掠屠杀了一阵之后，又渡江向北。
正当兀朮的矛头指向长沙，孔彦舟的凶锋指向澧州、鼎州之际，洞庭湖附近的人民迫切需要加强保卫家乡的武装斗争。为适应这要求，钟相在1130年春把军权政权都正式建立起来，建号楚王，改元天载，要积极从事于对女真侵略军，对侵袭湖湘的大股盗匪，对腐朽暴虐的南宋政权的反抗斗争了。
起义军的群众行动吓坏了家居在鼎州城内的那般豪商官绅和地主们，他们急忙去欢迎孔彦舟的匪军移驻鼎州，孔彦舟和先遣部队立即开入鼎州，后军却被钟相的部队拦腰截击，伤耗极多。从此桃源、澧州均入钟相手中，而鼎、澧、潭、峡、岳、辰诸州所辖十九县，除部分城市之外，几无尺土一民不是钟相的统辖之下了。
孔彦舟进入鼎州以后，用尽力量想把起义军消灭掉，却不能达到目的。到后来他只好用阴谋毒计了：他派遣匪徒，假称“入法”，混入钟相部队中，等待机会。另又做了大批竹签，签上都写好了两句话：“爷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俘获到起义军，便插一签在其发中放他回去，藉以松弛起义军对匪军的提防。到他知道钟相果然大意起来之后，便于夜间攻入钟相兵营，前此假称“入法”的匪徒也起为内应，于是钟相和钟子昂全被俘获，杀害。这是1130年四月初旬的事。
2.杨幺领导了起义军后仍坚持着“外抗侵略势力，内反统治集团”的两面奋斗政策
杨幺、黄诚、夏成、杨钦、周伦、杨华、刘衡等人，全是起义军中的二等首领。在钟相和钟子昂被俘之后，他们把群众团集起来，共同拥戴钟相的次子钟子义为首领，实际却是在杨幺领导之下，继续和侵袭湖湘的盗匪以及南宋的统治集团作斗争。这些人大都是龙阳县（今汉寿）人，故改用龙阳为活动中心，分别在县境内的乡村中置立营寨。
孔彦舟看到起义军的基本力量还照旧存在，深恐再遭受到更严重的打击，遂纵容他的部队把鼎州城内民户大肆劫掠屠杀了一番，便又移向长沙去了。
南宋政府这时又派遣一个老官僚程昌 带兵去镇守鼎州，程昌 带领士兵吏员，携带着他在各地搜括的一些物资，乘船往鼎州去就任。途经龙阳县，士兵们见沿岸村落满是猪羊鸡鸭，且有酒坊，纷纷上岸抢掠吃用，起义军闻知此事便群来厮杀。船只也全被截留。除程昌 所乘船只闻讯逃脱而外，其全部金银物帛都落入起义军手中了。这使得程昌 于到任之初便对州民仇深似海，随时在寻衅谋报复。
这时候，金国侵略军的铁蹄，被金人打败了的散兵游勇，南宋政府的军队，仍然是相继出没于湖湘地区：“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人行所至，只见一片灰烬。而各县镇的官吏衙役，却依然是“无屋而征屋税，无丁而追丁税”。遂逼令每一个打算继续生活下去的人民，便只有走上同一条道路：参加洞庭湖上的起义部队。这使得起义军迅速发展。在杨幺领导下过了一两个年头，其声势便又超过了钟相极盛之日：以龙阳武陵为中心，东起岳阳，西达枝江，北达公安，南至长沙界内，全在起义军的势力范围之内了。南宋政府虽曾派遣程昌 和王 先后率领大军去负责“剿讨”这支起义军，程王两人对起义军虽也曾用尽酷毒惨忍的手段，然而只是一再地损兵折将，最终对起义军莫能奈何。
在1130年春，金国政府确立了一项以华制华的政策，在中原地区树立了一个伪齐政权，用原被宋廷派作济南守臣的刘豫作傀儡皇帝。1131年，窜扰江西各地的匪首李成，被张俊和岳飞所追剿，在江南不能立足，北去投降了刘豫，成为伪齐政权下一支最有力量的军队。其后刘豫把李成安置在伪齐国境的最南边，盘据着信阳、襄阳、邓、唐、随、郢六州郡，做着随时进扰南宋的姿态。到1134年初，李成看到杨幺所领导的这支起义军声势的壮大，很想加以利用，便几次派人到洞庭湖上去见起义军的首领们，要他们各备人船战士，从水道进兵，配合伪齐和女真的陆路上的马步兵，共攻南宋。并且提出条件说：凡水军进发所到之地，得州者作知州，得县者作知县。
洞庭湖上起义军，对于金人怀有仇恨，对于在金人卵翼之下的伪齐也同样怀有仇恨。李成派去联系他们的第一批人员，起义军的首领们还让他们活命而归，去回报李成说：起义军万无与敌伪军队配合之理。其后李成竟又派来第二批人员，起义军便把来人用酒灌醉，全都投到水中去了。在李成之外，刘豫及其喽啰也曾派人到水寨作过联系，也同样作了起义军的刀下鬼。
南宋政府于1134年夏授命岳飞，令其出兵攻打李成，克复郢、随、唐、邓、襄阳、信阳六州郡。岳飞帅军北上，很顺利地达成了任务，而洞庭湖上的起义军在这期间却并没有发动攻势。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起义军绝对没有和李成有什么勾结或协议。但因此却又使南宋的统治者生出一个念头，他们又要对起义军再一次试行招安工作了。
3.岳飞瓦解了起义军
洞庭湖上的起义军，大都是湖湘地区的一些农民。他们为了不愿遭受女真铁蹄的践踏和南宋统治阶级的压榨，特地团集在钟相、杨幺等人的领导之下，陆耕水战，为争取一些起码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而斗争。但从1132年后，程昌 和王 先后以大军前来围攻，在湖外重要的军事据点或交通孔道上都派兵驻守，遂使起义军“陆耕水战”的政策不能继续。部队中人既全不能去从事于生产作业，水寨中的食粮和各种物资也日益短少。于是起义军中一部分士兵和首领，便不免发生一些动摇意念。南宋统治阶级对起义军的分化和招安工作，就正是在这时候着手进行的。
南宋政府派去负责剿讨起义民兵的人，和南宋政府委派在洞庭湖附近各州郡的地方长吏眼看到起义军力量之雄壮以及政府军队败兵折将的种种事实，知道不容易用武力把起义军消灭掉，从1131年以来，他们便各自向起义军的首领们进行分化和招安的试探。但每一个被派到水寨的人，和刘豫、李成所派人员一样，全被起义军处死了。到1134年九月，知岳州程千秋又派人到周伦的水寨中重作试探，起义军于时既正普遍地感到食粮和物资的短少，周伦且正因此而发生了一些妥协和动摇的倾向，遂乃经不起程千秋的诱惑，向程千秋作了回报，表示愿受招安。
南宋政府得到这一回报之后，急忙下令褒赏周伦的“忠义”，并要他立即脱离水寨，到张浚或刘光世军中，仍旧专充水军；其部属中若有愿任地方官吏的可以申请邻近州郡的钤辖都监之类的职务；若有情愿归农的，可以在鼎、澧两州中支拨闲田。南宋政府的用意，是不但以这等条件招安周伦，且更希望能藉此影响到周伦以外的人，使其也发生动摇而乐于和南宋政府妥协。
因为辗转递送之故，南宋政府这项诏令直到1135年五月才送达水寨。而早在这年二月中间，南宋政府见周伦等人还不肯出降，以为必然又变了卦，便又委派岳飞率领大军前往“征剿”，并通令荆湖南北的各项部队，一律归岳飞节制。
岳家军到了鼎州之后，一方面派遣人到水寨中去继续进行分化和利诱的政策，一方面更加紧对于水寨的经济封锁，分派兵士驻守一切重要路口，从四面八方断绝其物资的来源和交易的路线。物资短缺的情况愈益严重，水寨中的动摇分子便愈益加多，而南宋政府的招安文榜也已在五月中旬送达水寨，于是不但周伦投降了岳飞，黄佐、黄诚和杨钦也都先后率领其寨中全部人员投降了。
既然获得水寨中的一些叛逆分子，岳飞便更进一步“因敌人之将，用敌人之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得各个水寨彼此孤立，嗣即采取各个击破政策，而夏诚和杨幺的大寨，便也最后被击破了。（以上各节皆参据《金佗稡编》所载鼎澧逸民的《杨幺事迹》）。
四、岳飞在抗金战争中的功绩
1.抗金战争的历史意义
南宋的抵抗金人的战争，是一种自卫性质的战争，是一种正义性的战争。而女真人的侵略，加以其军队的野蛮残暴，又显然是一种非正义的落后性的战争。
尽管宋金两方的“顺逆之势”极其明显，而南宋的统治集团对于如何对付侵略者的问题，却并无固定的决策和方案，赵构本人更因患有严重的“恐金病”，常苦于要投降女真而不可得。在统治集团当中能够很明确地认识抗战的意义，能够始终坚持抗战政策的人，为数并不太多，而岳飞则为这少数人中最杰出的一人。
有了坚强的军事抵抗，便可以阻遏住女真凶锋的继续南进，使杭州的小朝廷得以由稳定而巩固起来。单就这点来说，岳飞在抗金战争中的一切努力，是直接服务于南宋的统治阶级的。因而，不论是经由抗战所保全或经由抗战所克服的那些地区，其地的劳动人民仍然是被安置在南宋政权的统治和剥削之下的。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可以把岳飞的抗金理解为单纯向南宋统治阶级服务的事件。因为，当时所有从事于抗金工作的人，都不曾有另建政权的意图，而只是想大家都团结在赵姓旗帜的号召下一致动作。所以燕人赵恭假托了信王赵榛的名义在五马山结寨，其号召力便特别大，由此可见，当时居处在北部中国的广大人民，是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况之中，自动或被动地选取其一的：或者归属于南宋的统治之下，或者被野蛮残暴的女真统治者所统治。既然赵姓政权已作为中华民族的国家标志而有了百年以上的历史，则其时中华人民必然都是乐于停留在或转移到这个政权之下的，而何况，与野蛮而且落后的金国的统治阶级相较，宋的政权终还是高出一筹的。
紧接在金人攻占了黄河以北的地区之后，金国政府更强制签发汉人壮丁当兵，强制汉人剃头辫发，改用女真的服装样式，又把客户一齐登记，刺字于耳，立价标卖，或驱至蒙古、高丽去卖，或去交换回鹘诸国的马匹。为反抗这类暴行，大量的华北人民自相团集，从事斗争，相约投归南宋区域内的为数也极繁夥。这些事例，可以使我们明确地体认到，其时的人民大众在宋、金两个政权之间究竟是要如何加以抉择的。因而，岳飞之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抵抗金人之工作，是不但体现了南宋统治阶级的要求和利益，更重要的是和那时代一般人民大众的要求和利益也全相符合的。
崛兴于第十二世纪初年的女真族，其生产方式还很落后。其贵族和全部统治阶级中人，全是大奴隶主，主要的生产劳动全由奴隶们负担。在女真人侵占了华北地区之后，首先是强夺这一大生产区的肥沃农田，使“前日之主，今则为客”，接着便又把这些客户“并籍入官”，大量的华北农民便这样地沦落为女真的奴隶。奴隶对于工作本无兴趣，而这般从自由人降为奴隶的，对于女真人更有着极深的仇恨和反抗情绪，自然更不愿为他们去劳作。于是华北的广大农田被女真人霸占之后，逐渐由瘠薄而荒芜，到第十三世纪初年，华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是，即在风调雨顺之年，也竟是“田之荒者动至百余里，草莽弥望，狐兔出没”，生产力的破坏已达于极点了。
蒙古军队于1215年占领了燕京和华北平原，嗣即有人向窝阔台建议，要把华北平原辟为一大牧场。这一问题之提出，固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而女真侵略者的长期摧残破坏，已使这一地区凋敝不堪，赤地千里，提供了可以辟为牧场的前提条件，必也是这问题所以提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想，如果容忍这样野蛮落后的女真侵略者继续向南扩展其势力范围，岂不是连淮南、江南等地也将一律由残破而荒芜而至于会使蒙古人一见即联想到可以辟为牧场的地步吗？
其次再看淮南地区的情况。因为淮南虽是南宋的境土，却时常为女真侵略者的铁蹄所光顾，不断地遭受着战祸。
在北宋一代，淮南是以“土壤膏沃”、“乡里饶富”著称的，自宋廷南迁，其地成了宋金鏖战的冲要区域，原来的居民四向逃散，淮南乃几乎成为断绝人烟的真空地带。尽管南宋政府把招诱流民归业作为淮南地方行政的重点工作，而事实却是，不但在赵构一代没有收到实效，即到宋孝宗赵眘的时代，单是淮南东路各州县的荒芜农田，据南宋政府在1170年调查所得，为数已在四十六万亩以上。淮南西路的荒田数字虽无可考，要可依此推见。
甚至于江西、湖南两路，因曾一度为女真铁骑所践踏，几度为江淮之间的战祸所波及，在1131年之前已经造成了“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的景象。
为了保障中华民族的广大人群，使其不为野蛮残暴的女真侵略者所奴役宰割；为了保障比较落后的女真族中进步得多的生产力，不使其受到破坏或更向后逆转；一贯的抗战政策，和坚强有力地把抗战政策付诸实践，是绝对必要的。而岳飞就在这时始终不变地坚持着抗战的主张，且始终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履行着这项主张。这事实，一方面意味着岳飞对于野蛮的侵略者怀着如何深切的仇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对于自己的同胞和祖国怀着如何深切的热爱。就其动机与效果而论，也全都是符合了当时勤劳人民大众的要求和利益的。
2.岳飞是杰出的军事家
自从1133年起，南宋政府把襄汉一带的防务交付给岳飞负责，而长江下游和淮南东西诸军区，则由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分别负责。其中只有岳家军曾对于伪齐和女真采取过主动的攻势，其余诸人却只是当敌人打到防区之内时才被动地作一些军事上的周旋，而有时还必须岳飞出兵加以协助，才可以招架得住。这说明，在南宋的军队当中，是以岳家军的战斗力最为强大的。
岳飞对敌伪采取主动攻势，前后共有三次：头一次在1134年，他从伪齐和女真的联军手中夺回了襄阳、郢、随、唐、邓、信阳等六个州郡；第二次在1136年攻克了伪齐新设的镇戎军，前锋深进收复了虢州的卢氏县和长水县（今河南洛宁县西），大军抵达蔡州城下；第三次在1140年，是岳家军的战绩特别辉煌的一次：大军进驻颍昌（今许昌），在郾城把女真铁骑打得大败，先锋部队北上而克复了郑州，西上而克复了洛阳。
岳家军的战斗力之所以强大，固然是岳飞平素操练教阅的结果，而其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具备了下述的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具体说明了岳飞是如何地要把他的队伍与人民大众紧密结合起来，因而也具体说明了岳飞确实是一个独具特识的杰出军事家。
第一、岳家军的纪律之好，不但为南宋诸军之冠，在中国历史上也少有其比。南宋诸将行军所至，一般说来，总都不免于勒索财帛，驱虏丁壮，取人妻女，居人庐舍，而岳飞的军队独不如此。他们平时全居住在营房当中，街巷中很少能看见出外游逛的一兵一卒。如在行军途中，“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他们始终坚持着“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的原则。
在赵构奖励岳飞的许多诏令当中，几乎每一次都称赞他的治军有法和纪律严明等优点，说一些例如“师行而耕者不变”，“涉千里之途而樵苏无犯”等语的话。对别的将帅不用这样的词令，而独对岳飞用之，这便可以确证，岳家军的纪律必非当时任何军队之所能及。而因此之故，岳家军也便到处受着广大人民的欢迎、爱戴与合作。
荆湖北路的人民，在岳飞被害之后，不顾秦桧的凶焰多么高涨，也不怕会因此而引惹出什么麻烦或灾祸，其地十分之九以上的人家，全都画了岳飞的像而在家中加以供养。此外，他们更把岳飞的一些事迹，编造为一些传奇式或神话式的各种故事，彼此传述着，广播着。其所以对岳飞这样热爱，固然是由岳飞抗拒金人的战功使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却是由于岳家军曾长时期在这里驻扎过，岳家军确曾造福于他们每一人家之故。而岳飞纯朴笃实的人格，也必有极大的感召力量。
岳家军能获得人民大众这样的热爱，人民大众自然乐意与岳家军合作，尽量给予一些精神的或物质的支援，岳家军的战斗力量自然会因此而大大提高了。
第二、岳飞认识人民武装的力量，而且很重视它。岳飞在南渡之前，曾参加过太行山区的游击战争，及岳飞参加了正规军队，随同宋廷渐向南方转移，其时河北至山西各地的人民，不愿屈服于女真的统治宰割之下，便自动团集起来，靠山的结为山寨，靠水的结为水寨，分别对女真兵马作着激烈的斗争。当李纲持政之日，当宗泽留守开封之日，都曾计划对这些忠义民兵加以领导、组织和支援，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力量，而在李纲去职宗泽逝世之后，南宋的统治阶层中人却全不再考量此事了。只有岳飞，他确知人民武装力量之伟大，在其身任将领之后，便把结连河朔的忠义民兵作为他的抗金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并经常派人去作联系工作。当他每次带兵北伐之前，更大量遣发人员潜入敌境，策动民兵遥相配合。而河北被金人打败了的忠义民兵，到实在无法立足而必须南下时，南下之后也全都以岳家军作为归趋之地，供给岳家军一些最确实的情报，使其对于敌方情况了如指掌。
在1140年岳飞的大军进驻颍昌，先锋部队克服了郑州、洛阳等地的同时，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以西各地的忠义民兵也都大肆活动，有的在大名、磁、相（今安阳）等地专力于截断金人补给线的工作，有的则专力于攻打城邑，例如在太行山以东曾攻入南城和赵州，以西则曾攻入绛州垣曲县城。其前此没有组织起来的民众，也都暗自积聚一些兵仗和粮食，往返奔命，也要自行组织起来，以配合岳飞大军的过河。
从南宋立国以来，直到南宋亡国之日，在其对抗外族的战斗史上，要以这次战役的发展为其登峰造极的记录，而这一胜利果实之取得，是与岳飞的“结连河朔”的政策分不开的。
五、一一四一年的宋金和约
1141年二月，金兵进至柘皋，为宋兵所败。三月，兀朮渡淮北去。
时秦桧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遂密召韩世忠、张俊、岳飞赴杭州，谓将论功行赏。及三人皆入朝，拜韩、张为枢密使，岳为枢密副使，进其官阶，实所以解除其兵柄。嗣即把三将所领宣抚司皆明令撤销，以其兵隶御前，“遇出师取旨”。至十一月，宋金商定了议和盟誓，其主要条款为：
1.金人把宋徽宗的棺材送交宋人，并把高宗的母亲韦氏送还。
2.宋称臣于金，并且要“世世子孙谨守臣节”。
3.宋金两国，东以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中间的唐邓二州皆属金国。
4.宋岁输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于金。
及“和好既成”，要明文宣告金国，秦桧唯恐起草人措词不能得金人欢心，遂嘱其党程克俊为之，其文有云：
上穹悔祸，副生灵愿治之心；大国行仁，遂子道事亲之孝，可谓非常之盛事，敢忘莫报之深恩。
此文传至四方，人民读之有泣下者。
自1138年秦桧之二次入相，直至1155年冬秦桧之死，南宋军政大权皆操于秦桧之手，“始则倡邪谋以误国，终则挟虏势以要君”（朱熹《戊午谠议序》中语），偷安江左，粉饰太平。自知穷凶极恶，为众论所不容，遂设置逻卒，布满京师，闻有议及秦桧者即加捕治，中以深文，道路以目，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因其不许臣僚议及时政，于是当其擅权之日，凡献言者非诵桧功德则讦人苛细，稍涉忌讳皆不敢论及。
第二节
金国的迁都及其在华北的残暴统治
一、金的迁都和金主亮的侵宋
1.金的迁都燕京
自金太祖阿骨打于1115年建立金国，通过太祖、太宗、熙宗三朝，亦即在第十二世纪的前五十年内，其首都始终是在会宁府（故址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之白城）。其所以不随同军事的发展而迁徙其都城，当是为了要牢固地确保其根本之故。
然在1127年灭掉北宋，占领了黄河以北以至陕西的广大地区之后，首都还留在僻远的东北，对于广大华北地区进行控制和统治，自然要大感困难。故在金太宗、熙宗两朝，忽而在中原地区树立缓冲势力，忽而要把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南宋，这都表明女真统治者估计自己的政治力量还落在军事发展之后，对于军事上新近侵占的地区究应如何进行统治，还是长期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之中的。
到1141年宋金和约既定之后，南宋统治者竟至连淮水以北的土地也情愿割归金人，这一客观情势的发展，就更加要求金的统治者不能不把华北当作政治上的一个重点来对待。就金熙宗本人说，他是一个习染汉族文化很深的人，“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墨，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弈棋战象”，所喜好的是“宫室之壮，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舆之贵，禁卫之严”，已经失掉了“女真之本态”而“宛然一汉家少年子”，故“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三朝北盟会编》一六六引张汇著《金虏节要》）。这样的皇帝依理也应当尽速把首都移至中国内地，然而事实却是在熙宗一代始终无此打算。直到1150年完颜亮杀掉熙宗而自即帝位之后，才派人到燕京来增广旧城，营建宫廷。1153年三月完颜亮到燕京，即把燕京改称中都，明令宣布迁都于此。
2.完颜亮的侵宋和采石之战
完颜亮既然不是以正当的手续取得帝位的，故在即位之后，对于皇室中人以及朝廷上当权的文武臣僚均多所杀戮和压抑，因而，从其迁都于燕京的时候起，金国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是处在因此而正被削弱的过程中，并不是在日益发展强大当中，但完颜亮曾经参加在兀朮的军队当中而到过开封，他深知道南宋方面军事力量的薄弱，认为金的兵力足可把南宋征服，遂于迁都燕京之后，即开始经营汴京，签发中原丁壮，征调民间马匹，并把军队逐渐向河南调集，作为侵略南宋的准备。到1161年夏，完颜亮又把政府迁徙到汴京，九月间便以号称六十万的兵马，分为四路大举南侵，其中由涡口（安徽怀远东北）渡淮南进的一路是金军的主力所在，因而是由完颜亮自己率领着的。
宋廷闻讯之后不胜震恐，宋高宗面谕宰臣，要解散百官，浮海避狄（杨万里撰《虞允文神道碑》）。
这时南宋方面的老将只剩了刘锜一人，宋廷遂命他总统诸军，然而刘锜既老且病，部将也多不受其节制，于是在金兵到后不战自溃，王权放弃了淮西，刘锜放弃了淮东，全都溃退到江南，淮南之地乃尽入金军之手。
完颜亮率师直趋采石（即牛渚，安徽当涂县西北），欲在长江最狭处济江而南。其时南宋正改派李显忠扼守采石，尚未到任，虞允文时正受命参谋江淮军事，因往犒师。至其地，见王权从淮西败退到江南的兵正在那里十十五五不成行伍，乃便宜处分，督率诸将迎击，把兵船分作五部分，有的在中流待战，有的埋伏在内港，又使人绕出敌后，企图在这里渡江的一部分金军，船小卒众，运棹不便，宋方的蒙冲舰却往来如飞，遂被宋军打败。
当完颜亮发兵南下侵略的同时，在大名府便有王友直聚众数万，以武装反抗金的统治。此外各地的反金武装也蜂起云涌，据《金史》完颜亮的本纪所说，“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有的只是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而金兵却莫可奈何。这一情况，自然要严重地影响到在前线上的金军的战斗情绪。
也在完颜亮南下侵略的当初，其曷速馆猛安完颜福寿诸人，便从大名率众万余人逃往辽阳。辽阳留守完颜雍乃乘机自立为帝，并下诏暴扬完颜亮的罪恶，从辽阳进据燕京，是为金世宗。
金军在采石被宋军打退，知其地不易渡过，完颜亮遂引兵转入扬州。及知世宗自立于辽阳，乃迫令将士三日内渡江，因此激成部将的叛变，军士杀完颜亮，遣人持檄至宋议和，引军北还。
二、说猛安谋克制度
1.猛安谋克释义
《金史·兵志》于开端处便说道：“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从者曰阿里喜。”
《兵志》中的“禁军之制”条又说：“凡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然时亦称军帅为猛安，而猛安则称亲管猛安者。”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因金人李善庆之到汴而概述女真族的风俗制，其记文武官制有云：“其官名，曰谙版孛极烈——大官人；孛极烈——官人。其职，曰忒母——万户；萌眼——千户；毛毛可——百人长；蒲里衍——牌子头。孛极烈者纠官也，犹中国言总管云。孛极烈皆自统兵，缓则射猎，急则出战。”
同书卷二四三引《炀王江上录》云：正隆三年（1158）下诏：“西道总管兴国奴将紫茸细军三千人……每队六十人：谋克一人，队头一人，葫芦眼一人，牌头二人，饭食五人，队身五十人。”
金代之孛堇、孛极烈，即满清时所称之贝勒，平时为部落酋长，战时则带猛安或谋克之称号率其所部而出征。
由于当时人的记事多随意记音，故关于猛安、谋克之写法极为混乱。总之是：
凡作猛安、萌眼、明安者，皆为千夫（户）长之音译。
凡作谋克、毛毛可、穆昆者，皆为百夫（户）长之音译。
凡作蒲里衍、蒲辇、葫芦眼者，皆副百夫长之音译。
《金史》本身所用名称亦极不一致：时而音译则写作猛安，备辇等；时而义译，则又写作千户或百户等。
2.猛安谋克制的建立及其沿革
女真诸部的人民，如《金史·兵志》所说“无他徭役，壮者皆兵”，其平时的编制必即是一种军事部勒，因而在太祖阿骨打之前，即已有了猛安谋克的制度。《金史》六七《桓 传》载：“世祖至，责让肃宗失利之状，使欢都冶诃等以本部七谋克助之。”这可以证明在太祖以前女真族的军事编制中至少已经有了谋克的称号了，只是“部卒之数初无定制”，是到了太祖时候才定规了的。《兵志》说：
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
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战，兵始满万，而辽莫敌矣。
及来流（拉林河）鸭水铁骊鳖古之民皆附，东京既平，山西继定，内收辽汉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尝用辽人讹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户为一谋克，汉人王六儿以诸州汉人六十五户为一谋克；王伯龙及高从祐等并领所部为一猛安。
至天会二年（1124）平州既平，宗望（斡离不）恐风俗揉杂，民情弗便，乃罢是制。诸部降人但置长吏以下从汉官之号。
四年（1127），伐宋之役，调燕山、云中、中京、上京、东京、辽东、平州、辽西、长春八路民兵隶诸万户。其间万户亦有专统汉军者。
熙宗皇统五年（1145），又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浸移兵柄于其国人。乃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
至海陵庶人天德二年（1150），省并中京、东京、临潢、咸平、泰州等路节镇及猛安谋克，削上中下之名，但称为诸猛安谋克。循旧制，间年一征发，以补老疾死亡之数。
3.军事制度中的猛安谋克
《金史》的纂修者把猛安谋克的制度夹叙于兵制之中，可见其必是把猛安谋克认为是一种军事的编制。《金史·兵志》云：
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同一家，是故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国， 自顾其宗族国人尚少 ， 乃割土地 ， 崇位号以假汉人 ， 使为之效力而守之 ， 猛安谋克杂厕汉地 ， 听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 。迨夫国势浸盛，则归土地，削位号，罢辽东渤海汉人之袭猛安谋克者，渐以兵柄归其内族。
《兵志》既说“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可见猛安谋克的称号是用为军职中将校的称号的。就《金史》的志中或传中检寻此等作为军职的猛安谋克的称号，可以找出种种不同的冠词，例如：
步军猛安见《兵志》 军马猛安见《金史》卷八一《伯德特离补传》
行军猛安卷一二〇 《唐括德温传》 押军猛安卷八七《徒单合喜传》，卷一三一《移剌窝斡传》 押军谋克卷八七《徒单合喜传》 权猛安、权谋克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卷八一《温迪罕蒲里特传》
其止称为猛安或谋克，而不冠以别种字样的，更极其普遍。
在女真皇帝们的侍卫军或其宗室贵族的侍卫军中，则又称为合扎猛安、合扎谋克。《金史·兵志》“禁军之制”条有云：
禁军之制本于合扎谋克。合扎者言亲军也。以近亲所领，故以名焉。贞元迁都，更以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粘罕）之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故立侍卫亲军司以统之。
从这段记载中不能知道合扎猛安与合扎谋克究竟起于何时。据《金史》七三《宗雄传》载：
宗雄……天辅六年薨……太祖谓群臣曰：“此子谋略过人，临阵勇决少见其比，赙赠加等。”诏合扎千户驸马石家奴护丧归葬于归化州。
是则至晚在太祖时已有此制。
《金史》八一《温迪罕蒲里特传》谓当皇统元年（1141）从兀朮伐宋时，彼曾率亲管猛安身先士卒冲击。则是亲管猛安（即合扎猛安）不必专为皇帝之侍卫军，亦可隶属于某一将帅而从事征战。这在宋方的记载当中也可以得到一项证明：
南宋晚年章颖撰《南渡四将传》，在《刘锜传》中记载绍兴十年（1140）的顺昌之战有云：
方大战时，虏兵皆重铠，号铁浮屠，又曰扢叉千户。戴铁兜牟，周匝缀长帘，其下有毡枕……
扢叉千户必即是合扎千户的别一写法，《刘锜传》中所记拐子马等事并不足凭信，但所载“扢叉千户”之名却必不会是凭空捏造，必是根据金军中的语音而记载下来的。因而这记事也可证明合扎猛安等是可以隶属于皇帝以外的将领而出战的。
4.行政组织中的猛安谋克
《金史》百二八《循吏传》小序开首即云：
金自穆宗（景祖乌古迺第五子，名盈歌，或作杨割）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太祖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 郡县置吏之法 。太宗既有中原，申画封疆，分建守令。（其中亦包有猛安谋克）
据此可知女真族所施行的猛安谋克制度，除了作为军队中的将校等级而外，还用作地方行政组织的等级或单位，和州或县处于对等的地位。因而《兵志》中所说的“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其中的涵义必也不单指把作为军事编制的猛安谋克制度推行于来降的诸部，而在这些新附部族中所建立起来的猛安谋克制度，必也就是这些部族中的地方行政组织。
金国在平州张瑴叛变被平之后，改变政策，不再把汉人编制为猛安谋克，却把本部的猛安谋克移住汉地以镇压汉人，称之为屯田军。
金太宗灭掉了北宋以后（1127），大河以北的土地全归金国所有，遂将其旧地区中的某些猛安谋克户移住于新占领区域当中，以从事于镇压的工作。及1137年（金天会十五年，宋绍兴七年）金国废掉了伪齐刘豫的政权之后，猛安谋克的移住地区乃更扩充到河南地方。《三朝北盟会编》二四四引“金虏图经屯田”条云：
屯田之制本出上古，虏人非能遵而行之，偶尔符合，比上古之制犹简。废伪齐豫后，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今日屯田之处，大名府路，山东东西两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河南路，关西路，四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多不过五百。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
这一些犬牙交错于州县之间的猛安谋克，其所负荷的职责也便与基层的地方行政官吏相同，此在《食货志》和《百官志》中都可以看到：
《金史·食货志·户口门》载：
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
《金史·百官志》三，不在“诸节镇防御刺史县镇等职”目内述及猛安谋克，而于“诸府镇兵马等职”之下别为“诸猛安部族及群牧等职”一目，云：
诸猛安（谋克隶焉）：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
诸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
凡属于地方行政区分性质的猛安谋克，既然是与州县处于平行的对等的地位，故全是直接隶属于节度使或总管府，在州县与猛安谋克之间则无相互隶属管辖的关系。故凡是州县只是称为某州某县，而凡属于行政区分的猛安谋克则称为某猛安、某谋克。《金史·地理志》小序首谓“金之壤地……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亦可与此相印证。
综合上述几个类型的猛安谋克，其极盛时期所领有的户口和口数，据《金史·食货志》所载大定廿三年（1183）之数是：
猛安——二百二 谋克——一八七八
所领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廿四 所领口——六百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
当时金国全国户数约为六百五十万，人口约为六千四百二十万，是则猛安谋克户口约占全国户口十分之一。
三、猛安谋克的大量内徙及其对于华北土地的大量掠夺
1.猛安谋克内徙浪潮
当女真族崛兴之初，只是用猛安谋克的办法部勒其本部族的人民，及其势力逐渐向外扩充之后，对于降附于它的诸部，虽也“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但对于汉族人民却没有贯彻此种办法，因而在其势力伸展到华北地区之后，即开始从其本部调遣一些猛安谋克使之移屯于此新占领的土地上以从事于镇压。例如在1126年郭药师投降了金人之后，斡离不立即令其将士“分屯”于雄、霸二州以及燕京周围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上。到北宋既灭之后，金政府及其军事首脑粘罕等人更把猛安谋克户“女真土人”大量地向河北山东各地移徙，使其“杂厕汉地”。《大金国志》卷八《太宗纪》说：
（天会十一年，1133）秋，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 令下之日 ， 比屋连村 ， 屯结而起 。
到金人废掉了伪齐傀儡政权，特别是到1141年南宋把淮水以北的土地割让于金人之后，猛安谋克内徙数量乃更较前大增。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八所载：
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士民怀二三之意，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
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十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
在《大金国志》卷十二《熙宗纪》中也说到四十年代内把女真户和契丹户从其本部向中州迁徙作屯田军的事。
所谓中州者是指黄河以南的中原之地而言，据此可知在四十年代内女真统治者在汉族人民居住地区所布置的镇压和防范的力量，已扩大到淮水流域以北的各地了。
到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后，一方面为要加强其对于华北等地的控制力量，另一方面也为了要把女真族中的强大力量放在首都的附近，以削弱东北方面的实力，遂又一再把猛安谋克从上京（会宁府）向河北山东等地迁徙，例如把原为粘罕等人所领的各猛安徙至燕京，把原为斡论及完颜昂等人所领的各猛安处之山东，把“按达族属处之河间”。（《金史·世宗本纪》于大定二十三年（1183）十二月载有世宗的一段谈话说：“海陵自以失道，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岂非以汉光武、宋康王以疏庶得继大统，故有是心？过虑若此，何其谬也！”从此可以看出，完颜亮之所以把猛安谋克大量内徙，除要镇压汉人之外，确实还有削弱东北女真族实力的用意。）而原在中都的某些猛安则又被迁往河南开封的附近。
2.在华北地区长期进行土地掠夺
从十二世纪的三十年代之初，便已有大量的猛安谋克户徙居于华北，则在其时女真侵略者必已在华北农村展开了掠夺土地的罪行，然而《金史·食货志》记载此类事件，却不是从三十年代开始，而是到五十年代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后才开始记载的。
《金史》所记最早的一次是在1156年：完颜亮在这年内派出十一名官员到山东、真定府和燕京附近各地去检查官田、荒闲牧地、逃绝户地，以及僧尼道士等地，分授内徙之猛安谋克户。事实上，这般官吏所到之地，大都是专选土地最肥沃的区域作为猛安谋克户的移住分屯之区，是专“拘刷良田给之”。而女真贵族和权要之家也更凭藉其政治力量而多所占夺，有一家而占地八百顷者，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当时有人统计了七十几家贵族所占土地共为三千余顷，每一家平均都在四十顷以上。
金世宗的种族偏见特别厉害。当他继位以后，华北的一些猛安谋克户所掠夺的肥沃土地，由于长期不注意经营之故，有的已经由瘠薄而至荒芜，金世宗却以为最初分授给猛安谋克户时原就是一些瘠薄荒芜的土地，遂多次向他的臣僚说：
女直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困乏。其遣官察之。
先尝遣问女直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猎，因问之，则谓自起移至此不能种莳，斫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卿等其议之。
因而在世宗在位期内（1161—1189）曾几次三番地派人往各地去“拘刷良田”，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和藉口，把汉族人民的土地强行收夺，重新分给女真户。例如，凡是遇有以“皇后庄”、“太子务”、“长城”、“燕子城”等为名的地区，便都被指为官田，即“籍没入官”以给女真人户，原业主缴验凭证也一切不管。黄河沿岸和梁山泊的退滩地更都“括为官地”，“安置屯田”。
对于侵占所得土地，或则租与汉人耕种（“前日之主，今则为客”），或则由奴隶耕种，其猛安谋克户本身则不耕不战，也根本不去注意耕耘收获诸事。据《金史·食货志·田制篇》所载有以下各种事例（其实《田制篇》全部皆为女真侵略者掠夺土地的记录）：
一、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
二、金世宗曾向宰臣说道：“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近已禁卖奴婢，约其吉凶之礼。更当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仍禁其农时饮酒。”
三、金世宗又曾向省臣说道：“近遣使阅视秋稼，闻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或种而不耘，听其荒芜者。”
就这样地先对某一肥沃地区的土地大量“拘括”侵占，及岁久之后，这大片的土地由瘠薄而至荒芜，则再向另外的肥沃地区去进行掠夺。而在移徙到新占的肥沃地区之后，先前所侵占的土地却又并不“回纳”。每次以某地区为单位而进行侵占，及分配女真屯田户后如有剩余，也并不再归还原来的业主。
一直到第十三世纪初年，女真统治者还以为“中都、山东、河北屯驻军人地土不赡”，又派官到诸道去“括籍”，又向民间强行掠夺了“三十余万顷”的土地。（见《金史》九三《宗浩传》）
1214年金人由于蒙古军队的压迫而迁都开封，其时河南区域内的土地已经是“民地官田计数相半”（《高汝砺传》），而却还要再进行搜括；只因女真屯田户寄生已久，都不肯参加生产劳动，“得地不能以自活”，大规模的搜括土地的事才未再施行。
四、金代晚年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
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在金代晚年的一些历史事变当中更可以对于这一道理得到明确的体认。
《金史·高汝砺传》中说：由于完颜亮在位以来，金政府在山东河北地区大量而且长期地向汉族人民进行土地的劫夺，把“腴田膏壤尽入势家”，而瘠恶土地方归汉户贫民所有，“无益于军而民则有损”，遂致汉族人民和女真屯田户之间“互相憎疾”。
《金史·食货志·田制篇》载有刘元规于金廷南迁开封之后所上的奏章中也说，开始于完颜亮时代的在河北山东的括田之举，使得汉族人民的坟墓井灶都被女真屯田军户所占有，“怨嗟争讼，至今未已”。在十二世纪晚年金廷的尚书省看到“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的矛盾情况，曾企图用令其“递相婚姻”的办法加以调和，事实上却并不能生效。
于是由于女真统治者所制造成功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矛盾，便反转来使得女真统治者不能不从以下的两个方面来“自食其果”。
一个方面则是华北的广大农业生产区域，经受到女真侵略者长时期的破坏之后，到第十三世纪的初年便几乎已经成了一片荒原，即使是在风调雨顺之年，“然田之荒者动至百余里，草莽弥望，狐兔出没”（《大金国志》卷廿三崇庆元年记事——1212年）。
农业生产的萎缩，经济实力的削弱，自然要大大影响到它的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因而，从十三世纪初年开始，不论金的财政和军政，全已陷入极度困窘和混乱的状态之中，几已毫无制度之可言了。
另一个方面则是，由于掠夺土地之故而使汉族人民对女真侵略者的积怨日深，到十三世纪初叶，当蒙古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得金廷感受到无法招架的时候，在金的统治区域之内也正展开了极其剧烈的阶级斗争。照《大金国志》所说，在1212年各地已经“盗贼纵横”，“莒、淄、潍、河中、陕西之寇动数万人，所在屯结。朝议谋欲讨之，张庆之以为民未安集，岁虽稔而力未苏。若调兵以平寇，恐大军（按指蒙古军）再来则不堪应敌；若用两河签兵，止为敌饵，无益也”。
到金廷为要逃避蒙古军队的压力而迁都到开封的时候，汉族人民便到处团结起事，要清算“拨地”之仇，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以暴力推翻女真族的残暴统治了。此从下引几段记载中可略见一斑。
《元遗山集》卷廿八《完颜怀德碑》说：
贞祐二年（1214）……中夏被兵，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号自居。 仇拨地之酷 ， 睚眦种人 ， 期必杀而后已 。 若营垒 ， 若散居 ， 若侨寓托宿 ， 群不逞哄起而攻之 ， 寻踪捕影 ， 不遗余力 ， 不三二日 ， 屠戮净尽 ， 无复噍类 。 至于发掘坟墓 ， 荡弃骸骨 ， 在所悉然 。
《大金国志》卷廿五贞祜四年（1216）的记事有云：
是时两河既为战争所扰，山东群盗大起。有杨安儿者，本淄州皮匠，李全之妇翁也。章宗时杀人，亡命为盗于太行，有众千余，蹂践山东数郡，依山负海，时出时入。……有郝八者，名仪，以前据山东叛，僭号大齐，改元顺天遣花帽军（金国后名其军为花帽军）生擒之，磔于开封。又有刘二祖者，亦名盗也。其女刘小姐亦聚众数万。皆为花帽军所破。……两河既破，赤地千里，人烟断绝，满目蓬蒿。燕京宫阙雄丽为古今冠，至是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绝。其所积货物初无所用，至以银为马槽，金为酒甕，大者重数千两。
第三节
南宋中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
一、从采石之战到符离之战
当金主完颜亮在1161年发动对南宋的侵略之师的时候，南宋的朝廷上又曾一度惊惶失措，宋高宗又想逃到海中去避难，杭州的居民也都逃避一空 。其后由于在采石地方把金兵打击回去，又由于金国内部矛盾的爆发，幸得金兵未能渡江，而南宋方面则由于从1141年后二十年来从未作过抗战的打算和准备，老将劲兵也全在长期之内被赵构、秦桧摧残净尽，仓卒应战，自知绝无制胜把握，故能得金人撤兵便算是莫大之幸，再也不能利用金国内部的弱点而作进一步的反攻之计。而从金国这时的实际情况看来，不但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内讧，而且太行山以东忠义民兵又乘机蜂起：在泰山附近则有耿京，众二十万；胶东则有开赵，众十余万；大名则有王友直，众亦十余万。在此以外，“潼关以东，淮水以北，奋起者不可胜纪” 。由于南宋缺乏对金反攻的基本条件，遂致不但没有对这些忠义民兵的力量加以利用，而这些力量也由于得不到南宋政府的实际支援和接济，不久便被金人一一击破或瓦解了。
及孝宗于1162年受高宗之禅而即帝位，却一心想要对金用兵，恢复中原，起用了一向主战的张浚（一个轻脱寡谋、言过其实的人），张浚乃屡次建议应进取山东。当时有很多人都以为南宋“藩篱不周，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议论不定”，主张应慎重从事，而将帅中的李显忠和邵宏渊二人却力赞张浚之说。孝宗不顾众议，把用兵的事完全委任张浚去办，遂于1163年以李显忠、邵宏渊渡淮而北，分路攻取了灵璧县、虹县、泗州、宿州诸城。然李、邵之间到此已发生摩擦，士兵因犒赏不均而全无斗志，将校之间的节制也全无体统，及金人大军继至，在符离的李、邵所部“大军及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南宋“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
1164年宋金重定和约：1.改君臣之称为叔侄之国。2.岁币减十万之数。3.地界如1141年之约。
二、南宋政府的“取民无艺”
1.农业租税的不均和输纳积弊之病民
当女真侵略者灭掉北宋的时候，北宋政府文书图籍等物全被女真军劫掠一空，捆载而北。因而，北宋一代的户籍和税收帐簿等所登载的数字虽然极不合理，到南宋建国之后并此而不可得。南宋政府下令要各地民户自行陈报其土地产业，“良善畏法者尽实而供，狡猾豪强者百不供一。不均之弊有不可胜言者” 。兼并寄隐之家与乡村保正通同作弊，至有岁种千亩土地的人家而仅缴纳二三硕的租赋的，也有岁收千斛谷物的人家而其名字却不见于政府的税收帐簿中的。
在依照地亩缴纳租税之外，在南宋民户的负担当中还有“折帛”一项。此因南渡之初绢价暴涨，每匹价至十贯，政府以体恤下户为名，只令上户输绢，下户则改令输钱，每匹折钱六贯或七贯，称为折帛钱。到后来绢价回跌为每匹四五贯，折帛钱数却并不随之而减，即偶有所减亦终较市上时值为高。
此外还有所谓“预买”——渡江之初，政府财政既不足用，向民间预买绢帛，却实无本钱可以支付，故名为预买，实乃白著。其后户部又令民户将和买绢数折为现款输纳，每匹折为十贯或八贯，及绢价跌落，却不将此项“预买绢帛”的折价减落，大为民户所患苦。
在输纳的手续方面，北宋所有的积弊如“支移”、“折变”等，到南宋不但都还照样存在，而另外还加出了“加耗”和“揽纳”等项弊端。
1255年有人论“加耗”之害民有云：“以目前利害言之，蠹民之财莫甚于输纳二税之弊。大率较之，逐年秋租加耗之入或过于正数——官收一岁之租而人输两倍之赋。中下之家卒岁之计仅足以给，而输官之物半已糜费，所以催科常不及分，民间欠负无时可了，虽无水旱之变而逃租弃产漂寓他乡者往往而是也。朝廷虽申严约束，而州县公肆敛取，无所畏惮。……官中既有正耗，而州县又别立加合，以‘军储’、‘吏廪’为名，凡有所须，尽出于此，黠胥污吏因得为奸。取之无艺，官收一岁之租，人输两倍之赋，甚可悯也。”
“揽纳”者是每当民户到州县城中输纳粮米绢帛时，为恐受纳官吏之吹毛求疵，大都是由一些土豪劣绅们代办各项手续，每经手一石租税须收手续数百乃至一贯以上。若不经由他们，则受纳官吏或“多增斗面”，或挑剔湿恶，或经旬缴纳不成，或已纳而不给钞，或给钞而不销簿，如是绢帛，则吹求纰疏长短，稍不及格即用柿柚墨煤涂抹打退。揽纳全都是和官吏们互相勾结的，故经由他们代办或代向“揽户”买绢帛缴纳，这一切手续便都容易通过了。然因此却使一般民户多受到一层剥削，越发使得“贫乏下户困于输纳，亏公害私莫此为甚” 。
袁甫《蒙斋集》奏便民五事状：“自来揽户之弊，其受于税户也则昂其值，其买诸机户也则损其值。”
2.苛捐杂税
北宋岁入货币之数，最多时为六千万贯，南渡初年的岁入之数不满千万，但到孝宗的淳熙末年（1189）却已增加到六千五百三十余万贯，其中所包括的项目和数字是：
上供钱 二百万贯
经制钱 六百六十余万贯
总制钱 七百八十余万贯
月桩钱 四百万贯
茶、盐、酒、坑冶
榷货、籴本、和买
四千四百九十余万贯
所谓“经制钱”者是指北宋末年陈亨伯为经制（财用）使时所创立的一种搜括捐税的名目，所谓“总制钱”者则是南宋初年孟庾为总制（财用）使时所创立的一种搜括捐税的名目。后来将此两种名目合称为“经总制钱”，凡公私出纳，不论是买卖田宅或官员薪俸以及所有的钱物交易，每千钱抽取五十六文。
所谓“月桩钱”者，是指南宋初年为供应军队的开支而勒令各州县按月进奉一种横赋，略似唐代的“月进”。州县官无所从出，只有向民间去横征暴敛，于是而有所谓麯引钱、卖纸钱、户长甲贴钱、保正牌限钱、牛皮筋角钱、两次诉讼不胜罚钱、胜诉欢喜钱等等名目。
而在此以外，还有所谓身丁钱绢。此从杨万里在虞允文的《神道碑》中所记一事可见：
先是，浙民岁输身丁钱绢，细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公闻之恻然。访知江渚有获场，其利甚厚，而为势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数以闻，请以代输民之身丁钱绢，钱以缗计者至一十三万七千有奇，绢以匹计者一十六万三千有奇。免符下，九州之民呼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乐。（《诚斋集》一二〇）
三、孝宗时代江南人民对南宋政府的反抗斗争
1.一般的原因所在
在南宋一代，封建统治者只是要把各地的民脂民膏搜括净尽，于是而在地方政府当中，如辛弃疾在1179年的奏章中所说：“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田野之民，郡县以聚敛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
集此诸因，遂至在十二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之内，在江湖地区之内便相继而爆发了许多次小规模的反抗南宋政权的斗争。
2.强制派销乳香激起了李金的反抗
《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市舶司本息”条有云：“市舶司者，祖宗时有之，未广也。……至绍兴末（1162），两舶司（按指闽广两市舶司）抽分及和买岁得息钱二百万缗隶版曹（户部）。然所谓乳香者，户部常以分数下诸路鬻之。郴州当湖湘穷处，程限颇急，宜章吏黄谷、射士李金数以此事受笞，不堪命，乾道元年（1165）春因啸聚峒民作乱，遂陷桂阳军。上命刘恭甫（珙）为帅，调鄂州兵讨平之。盖利之所在害亦从生，此可为理财者之戒。”
附录：
①张孝祥《于湖居士集》十四《仰山庙记》：
“乾道元年张某来守桂林，时李金方寇郴阳，羽书交驰于道……七月
某至郡，九月寇平。盖尝以万人闯吾境，知其备也，引去。”
……张丞相浚荐公及王侍郎十朋、张舍人孝祥，以为可大用。既封，寿皇圣帝谕以且有亲擢。既退，除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权户部侍郎，公力辞，且言：“臣昨面奏：乃者户部以江东岁歉，有江西和籴之令。臣在江西，实见一路决不能独出百五十万石，而关子、茶、药、乳香之属既不能售，必至抑配，其为民病且甚于江东之饥。今臣若不自揆，贪荣冒受，而实未有以为策，他日固不敢逃谴，然民力国计将何以支？愿复补外或止供检正职事。”
诏不允，仍兼侍讲。
3.禁止贩卖私茶激起了赖文政的武装反抗
自从唐德宗时期始征茶税，到北宋时政府便企图以种种办法以增多茶税收入的数目，在蔡京当权之日创行“引法”，在开封设都茶场，印卖茶引，商人买引后至各地茶园批购，贩卖。政府每岁所得茶税茶息至四百余万缗。南宋仍承用蔡京之法，初年收税息不足三百万缗，到十二世纪七十年代便又达到了四百二十万，已经和北宋末年看齐了。
在唐宋两代，茶已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之物。政府尽量提高其税率，茶价随之加高，人民苦于茶贵，贩运私茶者乃随之而兴。此在唐代晚年便已发生。杜牧曾有文描述晚唐贩卖私茶商贩的情况道：
[江贼劫]商人得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于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亦来其间，便有店肆为其囊橐。得茶之后，出为平人，三二十人挟持兵仗。凡是镇戍，例皆单弱，止可供亿浆茗、呼召指使而已。镇戍所由皆云“赊死易、就死难”，纵贼不捉，事败抵法，谓之“赊死”，与贼相拒，立见杀害，谓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只止于私茶，故贼云“以茶压身，始能行得”，言随身有茶，即人不疑是贼。凡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陆劫，白昼入市杀人取财，多亦纵火唱棹徐去。（《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论江贼书》）
杜牧所描述的虽是晚唐的情况，而到南宋时候的江南，这情况还是存在的。贩卖私茶者多，势必影响到政府在茶税方面的收入，故在北宋时代即已有了“盗贩私茶抵罪”的规定，到南宋时代的禁令更加严厉。因而在孝宗时候便激起了以赖文政为首的茶私商武装暴动的事件。《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记其事云：
江南产茶既盛，民多盗贩，数百为群。稍诘之则起而为盗。淳熙二年（1175）茶寇赖文政反于湖北，转入湖南江西，侵犯广东。官军数为所败。辛弃疾幼安时为江西提刑，督诸军讨捕，命属吏黄倬、钱之望诱致，既而杀之。江州都统制皇甫倜因招降其党隶军。
当赖文政起事时，共只四百来人，然竟能纵横于数路，持续至半年之久。
4.陈峒的起事
在赖文政事变既定之后，湖南的连州又有李晞起而以武力反抗南宋的统治，其起事的原因和经过俱不可知。到1179年正月湖南郴州宜章县民陈峒又聚集了成千个民众而起事，李晞也参加到他的队伍当中。不久即攻破了道州的江华，桂阳军的蓝山、临武，连州的阳山县，以林菁深阻的山区为根据地，旁接三路七郡，出入莫测。至同年五月，为潭州的知州王佐及流谪在湖南的军人冯湛所破。
《诚斋集》八九《千虑策》民政上：“闻之道路，往岁郴寇之作，亦守臣和籴行之不善之所致也。”
四、韩侂胄的对金用兵及其失败
1.韩侂胄的擅权和“庆元党禁”
韩侂胄是韩琦的第五世孙，是高宗吴后的亲戚。当南宋廷臣于1195年议请光宗退位而拥立宁宗之际，是由韩侂胄商取了吴氏的同意，由吴氏出面作主加以处理的。故在宁宗即位之后，韩侂胄以有“定策之功”而得到了宁宗的信任，进退大臣，更易言官，全都任意所欲，其权势乃至于驾乎宰相之上。其时宰相赵汝愚正把理学大师朱熹进用于朝，朱熹与彭龟年共同弹劾韩侂胄的擅权害政，由于当时的言官已全为侂胄之党，故朱、彭的弹章不但没有生效，其后朱、彭、赵汝愚以及政府中所有与此诸人意见相合或关系较深的竟全被韩侂胄相继排斥出去，甚或加以迫害。韩侂胄党与满朝，势焰薰灼，到1202年不但进位太师，而且封平原郡王，吏胥厮役亦得预闻国政。有时韩侂胄竟至假作“御笔”升黜将帅，即事关机要亦不经“奏禀”。
在这期间，由于韩侂胄深恶朱熹，遂不但迁怒于他的亲朋，而且迁怒于他所致力的身心性命之学，于是要考核道学真伪，定出“伪学”的名目，申严其禁，把朱熹称为“伪学之魁”，说他“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几至大乱”。遂下诏规定：“监司帅守荐举政官，并须于奏牍前声说非伪学之人”，“会乡试，漕司前期取家状，必令书‘系不是伪学’五字”。后又立“伪学之籍”，以“伪学逆党得罪著籍者”包括赵汝愚、朱熹、叶适等共五十九人。是即所谓“庆元党禁”。
2.韩侂胄的北伐及其失败
在十三世纪初年的金国，时为章宗在位，其北边正遭受到蒙古族的侵逼，兴师抵御，兵连祸结，灾荒相继，财政既极拮据，军事实力也日见衰弱，而到处人民之起事的也很多。
这时候，韩侂胄在南宋的朝廷上专权虽已很久，却并无任何功业可孚众望，有人劝其对金用兵，期“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于是而恢复之议起。这时“沿边不逞之徒号为跳河子者”，也常常探听得金国方面的一些事状告知南宋的沿边守臣。淮西转运使邓友龙和安丰守臣厉仲方便以此而献计于侂胄，力主开边之议。韩侂胄乃又起用了一些平素主战最力的如辛弃疾、叶适等人，以振作气势；解伪学党禁以收揽士大夫阶层之归向；聚财募卒，并命吴曦练兵西蜀，准备诸路大举出师。
1206年五月，宋兵分由淮水流域和唐、邓一带一齐出动，克复了泗州、虹县、新息、颍上等几个城镇，遂正式颁布了伐金之诏。诏下未久，攻宿州、唐州、蔡州的宋军却全都被金人打败。八月间金的大量援军更分九道南下，西边则连破襄阳、信阳、随州而进围德安，出淮上者则夺取了安丰军及霍江县而进围和州。淮西县镇相继皆为金军攻下，江表乃大为震惊。安置在西蜀的吴曦，这时也早已投降了金人。
这次南宋溃败情况，照程珌所说是：“丙寅始出师，一出而涂地不可收拾：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洺水集·丙子轮对札子》二）
1207年冬，因金人要求惩治战祸魁首，宁宗的杨后与史弥远等人定计杀韩侂胄，函其首送金人以易淮陕失地，遂又与金订立和约：世为伯侄之国，增岁币为各三十万两匹，犒军钱三百万贯。
五、史弥远的专权（缺）
六、南宋与蒙古会师灭金
1214年金宣宗由燕京迁都到开封，第二年燕京便为蒙古所攻占。
就金国这时的情况说，在军事方面，猛安谋克早已不能负荷军事职责，所特别倚恃的主要由契丹部族组成的乣军也在南迁途中叛变而投降蒙古了。万般无奈，遂一方面招募“燕赵亡命”及回纥、羌、浑等，编制为“忠孝”、“忠义”等军，厚其月给，屡加犒赏，期其肯为女真统治者效力；一方面又派官四出签发汉人为兵，凡家有丁男，不问多少，尽拣无遗其后。甚至除掉现任官吏之外，一切赋闲或退休的文武大小官员也一概征发，例如曾任户部郎中的刘元规，年近六十，因在家居，即被征为千户。这些仓促编成的军队，二十五人便称为谋克，其中能作战者实仅十几人；四谋克便称为千户，其中战士实不满百人。
在其财政经济方面，则因屯田军也大量迁至河南，凡百余万口，全须政府供给衣食，每日每人领粟一升，岁需三百六十余万石，超过河南路全年租米一倍以上。政府财政窘困，大量印发交钞，纸币恶性膨胀，以至千钱之券仅值数文。
南迁后的金廷，为应付压境的大敌和上述的情况，便终日向河南民户括粮、括衣、括钱、括地以及征发壮丁。这些事件便更使阶级间的矛盾日加剧烈。朝廷议政只谈论些琐碎小事，且为之纷争不休，一至军国大政，彼此便互推责任，避免发言。偶或议定办法，也无人肯去执行。对蒙古只想哀求讲和以苟延残喘。敌来危急，君臣相对涕泣，束手无策；敌情稍松弛，则又大开筵席，庆贺太平。
南宋当金廷南迁之年便停罢对金的岁币。及蒙古侵占河北、山东之后，金人领土只剩有河南一路，遂又想侵略南宋，以期把失之于蒙古者再从南宋方面求得一些补偿。1217年分路出兵，西自大散关，东到淮水流域，两国展开了儿戏式的战斗，中间时断时续，一直到金的亡国。
金国的内部虽有此仆彼起的人民起义，但起义军的各支并不能协同一致，其首领之间多互相猜忌，故始终不能具备推翻女真政权的力量；金国对南宋和西夏虽也都是处于敌对状态之下，然而南宋和西夏两国的实力在这时也全已十分衰弱，都不能以武力把金国灭掉，而蒙古的军队则自1217以后正在集中力量去大举西征，只是由木华黎以偏师经略华北各地；于是而迁都到开封的金政权遂苟延残喘至二十年之久。
1227年蒙古灭西夏，东向占领了关陕之地，成吉思汗死于六盘山，遗命不由潼关攻金，而要假道于南宋，由唐、邓直趋开封。及窝阔台继为蒙古大汗，分兵为南北两路：北路由孟津渡河而攻破洛阳，南路则经邓州以趋开封。及1233年，金哀宗逃往蔡州（汝南县），南宋应蒙古之约出兵夹攻，至1234年正月蔡州城破，金哀宗自杀，金亡。
自阿骨打于1115年称帝至此共为一百二十年。
第四节
南宋末叶的军事斗争及其覆亡
一、贾似道的擅权误国（缺）
二、南宋在四川的军事布置及其对蒙古侵略军的斗争
1.孟珙和余玠的守蜀
从北宋之初直到南宋之末，在宋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看来，四川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域。单就第十三世纪的初年来说，蜀中财赋之交入杭州的户部三司和江淮流域的四个总领所的单是钱币一项便达四千余万缗，金银绫锦之类尚全不计入。但在1236年（理宗端平三年）蒙古兵由汉中攻进四川，一月之间，成都、利州（今广元）、潼川（今三台）三路俱曾一度为蒙古军所攻陷，全蜀所存未经敌骑与战祸所破坏者只剩了沿长江的夔州一路，遂使南宋财政也因此而更感困窘了。
从确保财赋收入中一个巨大源泉着眼，南宋固应当坚守四川，从对蒙古的军事防御工作着眼也必须确保四川，才可免得敌人顺江而下，致使沿江的军事布置成为虚设。然而自从二十年代之末，四川防务吃紧以来，南宋政府却始终不肯为这一方面慎选其军事负责人物，在相连的十六年之内，所派往四川去独当一面军政重任的，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去就任，或彼此之间互有嫌隙而不能协和，“于是东西川无复统纪，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戍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军，荡无纪纲，蜀日益坏”。
1240年南宋政府派遣孟珙去做四川的安抚使，并兼知夔州（今奉节），他到任之后即择险要之地置立砦栅，安集流民使得从事耕种，调发民夫于沿江筑堰，募农给种，制置屯田，从秭归达于汉水，为屯二十，为庄一百七十，垦种了十八万八千多顷的土地。训农治兵，交互而为之，周年之内遂使居民丁壮者知战守，皆善驰逐。平居无事则植戈而耕，敌人到来则荷戈出战。但后来因江汉之间的防务吃紧，南宋政府先则抽调孟珙所部将兵去分屯江陵、沙市各地，接着便又改派他去做江陵知府，在川东的施设便又逐渐废坏了。
1243年南宋政府改派余玠为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玠到重庆之后，筑招贤馆于帅府之左，其中的陈设供帐和帅府完全一样。并即下令说：
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
“士之至者，玠不厌礼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遗谢之。”于是而教练军旅的和措办财富的都各有专人负责。
“播州（今遵义县）冉氏兄弟琎、璞，有文武才，隐居蛮中，前后阃帅辟召，坚不肯起。闻玠贤，相谓曰‘是可与语矣’，遂诣府上谒。玠素闻冉氏兄弟，刺（名片）入，即出见之，与分庭抗礼。”其后冉氏兄弟遂向余玠建议说：
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蜀国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
余玠遂把筑城和徙城的事完全委托冉氏兄弟去办，先后修成了钓鱼、云顶、天生等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或守内水，或备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又开屯田于成都，使谷物富足，乃屯兵聚粮，为必守之计。“轻徭以宽民力，薄征以通商贾。蜀既富实，乃罢京湖之饷；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自宝庆（1225）以来，蜀阃未有能及之者。”
余玠守蜀几十年，至1253年宋理宗听信了廷臣谗间余玠的话，遂下令要把他调回杭州。余玠闻召不自安，仰药而死。
2.王坚坚守钓鱼城
1256年蒙古的蒙哥汗亲自领兵侵略南宋，集中三路兵力攻入四川：蒙哥汗由陇州趋散关，诸王莫哥由洋州趋米仓山（陕西南郑与四川南江县境），万户索里义由潼关趋沔州（今略阳）。蒙古兵攻入四川之后，南宋的军队处处都被它打败，成都、彭、汉、绵、阆等州，或则被它攻下，或则守臣投降。到1259年二月，蒙古兵已直抵合州城下，由蒙哥汗亲自带领大兵会师围攻钓鱼山上的合州城了。
这时南宋方面的合州守将是王坚，从二月直到七月，半年期内一直是在坚守之中，蒙古主督诸军多方攻之而不能下。蒙古前锋将汪德臣在七月内正用力攻城，忽病死军中，又遭逢大雨，蒙古的攻城梯不能用，军中痢疫盛行，死伤甚众，蒙哥汗也于其时中飞矢而死，蒙古大军遂解合州之围而去。
1260年四月，南宋以骁将刘整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由于他和另外一个在四川的军人发生矛盾，“遂籍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降于蒙古”。这样一来，不但南宋在四川方面的军事已全无可为，而蒙古得到刘整之后，对于南宋内部的虚实也全都明悉，于是南侵之谋益决。
三、南宋在襄汉一带的军事布置及其对蒙古侵略军的斗争
1.孟珙抗蒙与贾似道求和
岳飞于1134年克复了襄阳，到1141年宋金议和之后，南宋在京西南路中也只剩有襄阳一府。由于长期没有受到战祸，故至十三世纪的三十年代，即金国灭亡前后，襄阳城内的生聚繁庶，城高池深，财帛粟米之在仓库中者不下三千万贯石匹，金银盐钞尚不在内，军器则有二十四库，雄厚富实的情况为南宋沿边诸城之冠。
1236年（理宗端平三年）春，南宋屯驻在襄阳的军队却发生了内讧（参《鹤山大全集》廿九各奏札），一部分将官（郭胜、范用吉、王旻）放火烧掉襄阳的府库城郭而去投降了蒙古，另一部分将官则又趁火打劫而大肆抢掠了一番。在这一事件之后，襄阳乃陷入蒙古之手。
1238年冬，南宋以孟珙为荆湖制置使，令其收复荆襄，第二年春间孟珙遣兵与蒙古战，三战皆捷，遂又克复了襄阳、樊城、信阳等城。（参《鹤山集》廿九奏论刘廷美、廷辅恢复襄阳各札子）
1259年夏，当蒙古主蒙哥汗在四川率大军围攻合州之际，其弟忽必烈则又渡淮南下而去包围了鄂州。南宋以贾似道统诸路重兵救援鄂州，似道却秘密派人到蒙古军中去求和，请称臣纳币，划江为界。忽必烈本不许和，后因接得蒙哥汗的死讯，且闻蒙古内部有欲立别人为大汗者，遂答应了贾似道所提议和条件而撤兵北归。
蒙古既退，贾似道向宋理宗做假报告，说打了胜仗，把蒙古兵打退了；对于秘密求和的事则隐瞒不提。
2.襄阳的六年坚守
忽必烈北归即大汗位于开平（今多伦），遣使臣郝经到南宋告即位，且要求其履行和约所定各节。贾似道恐郝经到杭州则议和之事必被泄，乃拘之于真州。这遂又成了蒙古兵南下侵略的藉口。
在宋方的骁将刘整投降了蒙古之后，向蒙古主献计说，攻宋方略必须先从事于襄阳，取得襄阳则可以浮汉入江，顺江而下，宋便可平。于是蒙古先向南宋商洽在襄樊地区互市，经宋守臣同意，乃设置榷场于樊城，筑土墙于鹿门山，外通互市，内筑堡壁，派兵驻屯，以遏阻宋方的南北之援，且时常出入襄樊间进行掠夺。
1267年（宋度宗咸淳三年）冬，忽必烈征调诸路兵，命阿术和刘整共同攻取襄阳和樊城。两城夹汉水而对立，这时守襄阳者为吕文焕，他于汉水上造浮桥使两城得通援兵。其时两城兵储可支十年，而江陵、归、峡诸州郡的行旅还可以道出襄阳之南，襄樊城内的粮援得在长时期内赖以不绝。故两城均得以坚守下去。其间南宋曾派兵往援，但都被蒙古兵打败。其后蒙古把襄阳可以接受外援的道路全都堵截，使两城之粮援不继，又把两城之间的浮桥截断，又用西域人所献的新炮法去攻打樊城，于是在1273年正月樊城首被蒙古攻破，至二月，蒙古兵又移其破樊攻具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震雷，城中诸将多逾城出降，吕文焕遂也以襄阳而投降了蒙古。
当吕文焕困守襄阳之际，最后时期因外援全绝，乃至撤屋以为薪，缉缀关子和会子以为衣服。每当他向南宋政府告急，贾似道便上书自请行边往援，而暗中则又示意于言官，使其上章留己。樊城既陷，复申请之，事下公卿杂议，公卿中人遂以为“师臣出，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及襄阳失陷之后，贾似道又装腔作势地上书说：“事势如此，非臣上下驱驰，联络气势，将有大可虑者”，而度宗却仍不许其一日离左右。
四、南宋的灭亡
1274年蒙古主命伯颜都督诸军，率阿朮、阿里海牙、吕文焕、刘整、张弘范等分路并进。是年宋度宗死，贾似道拥立其子，年方四岁，是为恭帝。政权仍在贾似道手中。
伯颜与阿朮由襄阳入汉济江，以吕文焕将舟师为前锋；另一路蒙古军取道扬州，以刘整将骑兵为前锋。
西路蒙古兵于十二月攻下汉阳和鄂州，伯颜与阿朮乃东下而趋杭州。
1275年贾似道真地率诸路精兵十三万大军出战，金帛辎重之舟，舳舻相接，百有余里。在贾似道离杭之前，还作了一番安排：命宰执小事专决，大事则必须禀报于他，不得擅行。大军进发到池州下游之丁家洲与蒙古军遇，宋兵未战而大溃，贾似道逃往扬州，不久即被贬死，而江淮荆南诸州郡皆相继陷没于蒙古。
这时虽有张世杰和文天祥起兵勤王，但已无济于事。
1276年，蒙古兵攻陷杭州，掳恭帝及谢、全两太后并宗室官吏而北。宰相陈宜中先自杭州逃亡，遂与张世杰、陆秀夫等立益王昰于福州，是为端宗，为蒙古兵所逼而没于硇洲（广东吴川县南海中）。文天祥、陆秀夫又立其弟昺为帝，迁于南海中之厓山（今新会县南海中）。1279年文天祥兵败被擒，陆秀夫负帝昺投海死，南宋亡。（1282年文天祥为元所杀害。）
忽必烈自1251年即受蒙哥汗之命而开府漠南，领治漠南汉地民户。于时即召用姚枢等以及四方文学之士，待以客礼，问以治道。1260年即位之后更大兴制作，用刘秉忠、许衡等酌古今之宜而创法立制。
1271年改国号为元。
郝经向忽必烈建议，以为取国之术与争地之术不同，应诸路并进。
在灭宋的行军过程中尽量利用南宋降将及汉人军将。最后至厓山破张世杰水军者即张弘范，彼且在厓山刻石纪功说：“镇国上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故明代陈献章又在纪功石上刻诗云：“勒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