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宋末年的人民起义
一、北宋末年人民灾难重重
第十二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是北宋徽宗赵佶作皇帝的时代。宋徽宗是个荒唐鬼，专贪图吃喝玩乐，只求满足个人的享受。他最喜欢的宦官是童贯、杨戬等人，最信任的宰相是蔡京、王黼等人。童蔡等人一方面专引导徽宗做些骄奢淫逸的事，一方面又倚仗赵佶对他们的宠信，每个人都招权纳贿、胡作非为。他们共同进行着残害人民大众的工作，最重要的有下列几项：
第一，为了满足宋徽宗的享受欲，他们要把宫廷的场面和陈设，尽量弄得富丽堂皇，并且要把国内的奇花异石都集中到开封，以便于皇帝的观赏。为向东南各地民众搜刮花石竹木和珍异物品，在苏州、杭州都设置“应奉局”专管其事，用苏州人朱勔为苏杭应奉局总管理人，百姓家中凡有一石一木可供玩赏的，全被指名强取，在搬运时候，或者拆屋，或者撤墙，丝毫不加顾惜。无数的人家为此而倾家败产。应奉局调用大量船只，十船分为一纲，一批批的由运河向开封运送，称为“花石纲”。船夫也倚势贪横，沿途的住户大受其骚扰。当时人把应奉局称为东南小朝廷。其势焰之高可以想见，而这个小朝廷上的小皇帝当然就是朱勔。
第二，徽宗迷信道教，在他扩大宫廷的建筑工作之外，还在开封和各大城市普遍地兴修道教的道观。设置道官二十六等，使道士皆有薪俸。宠信道士林灵素，林的门徒由政府支给厚俸的将近两万人。蔡京、童贯、朱勔等人，也都把官爵公开出卖，或者录用自己的有关系人。结果北宋政府官吏数目激增，在徽宗即位七八年后，官吏员额已比以前多至十倍。单就中央政府所开支的官俸和兵饷而论，1080年后每月为三十六万贯，到1120年每月却要一百二十万贯了。这一些日益增加的开支，当然要使一般劳动人民的负担也与日俱增。
第三，宋廷的这般荒唐鬼们，把民脂民膏吸取净尽，却这样地挥霍浪费，致使每年的财赋收入只能供八九个月的支用，另外的三四个月便全无着落。因此他们乃向农民进行更残酷的剥削。从1111年起，宋廷设置了一个管理公田的机关，由宦官杨戬作这机关的首长，用种种的藉口，例如说契券不符、天荒瘠卤等等，把一些最好的土地收归政府所有，强把原业主迫作佃户，令其依对分方式向政府缴纳租课。最初先行此法于现今河南省境，鲁山县境内的土地竟全数被括为公田，成千成万的农民因饥冻而致死，后来更推行于山东、河朔、淮南、浙西各地，所有湖泊退滩和大河淤流之处，全在没收归公之列。每年没收的数量，少则几百顷、几千顷，多则竟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这一害民的工作，直到徽宗退位才得停止。其因此致死的农民总数，至少也当什百倍于鲁山之数了。
第四，朱勔贪赃枉法，后来购置到田产三十万亩，蔡京、童贯的田产数目也与朱勔不相上下。一般州县官吏，其职位既大都是用贿赂换来的，到职之后除要极力搜刮以奉上司外，更要在此外尽量多取以自肥。这一些搜刮来的钱财也大都以土地为投资对象，一般豪强也利用这种黑暗的政治，极力和贪官污吏们结托，以加强对于直接生产者的支配权力，并保障其对于土地肆行侵吞的权力。其结果，已垦土地的绝大多数，只集中在极少数的豪绅地主手里，广大的人群都成了无立锥之地的穷汉了。
处在这种多灾多难景况下的北宋末年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是如上所述，被这些灾难折磨死了。但其最大多数，却不肯忍受这些灾难以坐待死亡，他们挺身而出，要向这些灾难搏斗，特别是要向制造这些灾难的统治集团和剥削阶级搏斗。于是如《宣和遗事》所说：“置花石纲而激两浙之‘盗’起，科免夫钱而激河北京东之‘盗’炽。”以1119年宋江等人的起义为始，忍受不了宋廷的这种残暴统治的南北各地人民，普遍地投身于这样的一些反抗斗争当中了。
二、以宋江为首的北方人民的起义
《宋史》不载宋江等人起事年月。李 的《十朝纲要》卷十八系之于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当月载有诏书“招抚山东盗宋江”，则是宋江等人的起事和其势力之壮大，至晚也当在1119年。
《宣和遗事》谓杨志、晁盖等同往梁山泊“落草为寇”事在宣和二年六月，宋江则是于杀阎婆惜事发之后才带领李逵等九人“直奔梁山泊上寻那哥哥晁盖”的，依此节推断，则最早当在宣和二年的六七月间，似失之稍晚。《宋史·徽宗纪》谓：“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南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笼笼统统，节次不明，但据此亦可见宋江之起事绝不是在宣和三年才开始的。
（梁山泊——自后晋开运初〔944〕，至北宋熙宁十年〔1077〕共一百三十余年间，黄河凡三次决口，遂使汴、曹、单、濮、郓、澶、济、徐数州所灌之水汇而为一，梁山泊面积乃至周回连八百里。）
宋江等人起事的直接原因，除了属于一般性的如上所列举的北宋末年政治上的一些腐朽情况之外，更主要的是统治阶级对于梁山泊一带的一些特别严重的剥削和压榨。例如，在杨戬为了侵夺“公田”而成立了“西城所”之后，也竟把梁山泊收为“公有”，前此济、郓数州的人民本是藉赖梁山泊的蒲、鱼之利以为生的，而在杨戬收夺之后，却立定租额，对于进入泊中采蒲捕鱼的都定了很高的税额，对漏税的当作盗犯处罚。对沿湖各县的剥削，遂至在经常税赋之外每县增租钱十余万贯。在因水旱而蠲免租税之时，梁山泊中应纳租赋也独独不得免。
对于曹、濮、郓、济一带人民，北宋的统治者自来以为“专为盗贼”，以为“京东故多盗”，故多选用特别残暴苛酷的人去作地方官，而在宣和年间的京东州县吏当中就有刘寄等人以特别残暴出名，致使“民不胜忿”，而多被逼上梁山。晁盖、宋江也是这样“落草为寇”的。
宋江等起事之后，自呼“赛保义”等，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统治阶级派出军队数万人，竟莫敢撄其锋。故侯蒙以为他们的“才必过人”。在方腊起事于青溪之后，蒙便建议说：“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沈积中于1121年也上疏说：“今之河北，……日者群寇啸聚，才数十人尔，官军追捕，动以千计，强弱之势固自明甚，而遇敌辄北，至有束手就死者。”（《会要·刑法》七之二六）
宋江等人所到之处，既“莫之能御”，故在宋江起于京东之后，最初是辗转于青、齐、单、濮诸州之间，其后便又移向现今苏北的沭阳。
及1121年春夏间，宋江等由沭阳将至海州，海州守张叔夜遣人侦察其所向，见其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禽其贼副，江乃降”。
但在这年（1121，即宣和三年）的年底（十二月十九日），宋徽宗还下了一道“御笔”诏书说：“河北群贼自呼赛保义等，昨于大名府界往来作过。”（见《宋会要·兵》一二之二七）则似《张叔夜传》所说各事节未必全确，至少是宋江的党与并未全为张叔夜所捕获，甚至连宋江的果真投降与否也是有问题的。
1939年陕西省府谷县出土了一块折可存的墓志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华阳范圭书撰）有云：
公讳可存……宣和初，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藉方玄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1121年四月）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
折可存《宋史》无传，《宋史·杨震传》中谓可存问计于震，生得吕师囊等。另据《泊宅编》则谓：“吕师囊、陈十四公等略温台诸县，四年三月，讨平之。”是则可存“班师过国门”当在四年（1122）之五六月，其“不逾月继获”宋江，更应在此以后。
此说与《张叔夜传》所说显相抵牾，莫知所从，姑将两说并存于此。
不论宋江的最后的归着如何，他的这次反抗斗争之未能形成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却是事实。可是，在另一方面，则在宋江的鼓倡之下，在宋江失败之后，河北山东还继续不断地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反抗北宋统治的事件，虽皆不久即被宋廷军队所扑灭，而宋江等人在这些事件中都起了相当的作用，却也是不可否认的。
三、以方腊为首的南方人民的起义
方腊于1120年（宣和二年）十月起事于浙江睦州（后改严州）之青溪（在今淳安县境内）。据方勺的《青溪寇轨》所载：
青溪为睦大邑，梓桐、帮源等号山谷幽僻处，东北趋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饶。
方腊是信摩尼教的，吃菜事魔，“托左道以惑众”。可见摩尼教是对这次的起义的组织工作上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的。
方腊起事的直接原因则是花石纲。
《青溪寇轨》引录《容斋逸史》对此事的一段记载有云：
（绍圣后）天下监司牧守无非时宰私人，所在贪墨，民不聊生。迨徽庙继统，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丰亨豫大”之说以恣蛊惑，童贯遂开造作局于苏杭以制御器。又引吴人朱勔进花石媚上，上心既侈，岁加增焉。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舟，揭所贡暴其上。篙师舵工依势贪横，凌轹州县，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弗能运，则取道于海，每遇风涛则人船皆没，枉死无算。江南数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惨刻，无间寒暑。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帕覆之，指为御物。又不即取，因使护视。微不谨则重谴随之。及启行，必发屋撤墙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须，思乱者益众。
初，方腊生而数有妖异，一日临溪顾影，自见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负，遂托左道以惑众。县境梓桐、帮源诸洞皆落山谷幽险处，民物繁夥，有漆竹松杉之饶，商贾辐辏。
腊有漆园，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会花石纲之扰，遂因民不忍，阴取贫乏游手之徒赈恤结纳之，众心既归，乃椎牛酾酒，召恶少之尤者百余人会饮，酒数行，腊起曰：
“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皆曰“不能。”
腊曰：“靡荡之余又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于汝甘乎？”皆曰：“安有此理！”
腊涕泣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夫天生烝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皆愤愤曰：“唯命。”
腊曰：“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当轴者皆龌龊邪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不以地方为意，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守臣闻之，固将招徕商议，未便申奏，我以计縻之，延滞一两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报，亦未能决策发兵，计其迁延集议亦须月余，调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此时当已大定，无足虑也。况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千万，多出东南，我既据有江表，必将酷取于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内变，二虏闻之亦将乘机而入，腹背受敌，虽有伊吕不能为之谋也。我但画江而守，轻徭减赋以宽民力，四方孰不敛衽来朝？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诸君其筹之。”皆曰“善。”
遂部署其众千余人，以诛朱勔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民方苦于侵渔，果所在响应，数日有众十万，遂连陷郡县数十，众殆百万。四方大震。
据其时江东转运曾昪所述：
访闻贼徒虽多，全少器械，惟以人众为援。本路所遣官兵，各持器械，而贼徒独以数百人前后奋拳，辄困官兵。童子妇人在前，饰以丹黛，假为妖怪，以惊我师。复在巢穴四向设险，阴为陷阱。又为长人，服大衣，作关机以动止，执矛戟旗帜，饰以丹黛，为鬼神之貌，以惑官兵。（《宋会要稿·兵·讨叛四》）
《宋史·童贯传》谓：
凶焰日炽，兰溪灵山贼朱言、吴邦，剡县仇道人，仙居吕师囊，方岩山陈十四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合党应之，东南大震。
起义军很快就攻下了睦州、歙州，而陆行儿也以一千余人攻占杭州。（《宋会要稿·兵》一二之二三）
在此之后，“湖、秀、常州，平江府管下诸县乡村凶顽人户乘此惊扰，结集徒众，窥伺州县”。甚至江浙的各州县也多有假借方腊声势而起事的人。故起义军的声势日益浩大。
不久，婺州、衢州也相继攻下，且企图进占越州。其时起义军已有了“六州，五十二县”了。统治者乃派出了童贯率领二十万大军出征。《三朝北盟会编》引《中兴姓氏奸邪录》：
童贯字道夫，开封人也，少为内侍。……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贯行兵事急，上为出城东以饯贯，握贯之手亲送之。曰：“东南事尽付太傅，必有急紧，不得已，可径作御笔行下。”
这时候，宋廷已与金人约定夹攻契丹，军队已在集中，粮饷也在准备，故听到方腊起事的消息之后，立即可以移师南下，这一切，全是方腊在起事之前所未能估计到的。据《容斋逸史》说：
贯至苏州，始承诏罢造作局及御前纲运并木石彩色等场。前至秀州，累败贼锋。追至帮源洞，贼尚二十余万，与官军力战而败，深据岩穴为三窟，诸将莫知所入。韩蕲王世忠时为王渊裨将，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直前，度险数重，搏其穴，格杀数十人，擒腊以出，遂并取腊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党皆溃。
方腊之被擒，是在1121年（宣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青溪寇轨》又有云：“是役也，贼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渠魁未授首间，所掠妇女自洞逃出，裸而雉经于林中者，由汤喦、柳枝岭一带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数。会稽进士沈杰尝领部民深入贼境，亲睹其事，为余言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九，童贯责授左卫上将军致仕条下载臣僚又上言：“……方腊作难，攻陷城邑，东南大震，贯将兵讨之，贯御众无法，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以是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贯之罪五也。……”
《容斋逸史》又有云：“前后所戕人命数百万。江南由是凋瘵，不复昔日之十一矣，噫！腊之乱耗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者谁欤？”
第二节
女真族建立金国和辽与北宋的相继灭亡
一、完颜部的发展和金国的建立
1.完颜部的发展小史
在唐帝国于第七世纪中叶灭掉高丽之后，朝鲜半岛不久便为新罗所统一，而在今吉林和辽宁两省境土中前此属于高丽国的地区之内，则在第八世纪之初又出现了一个为靺鞨族大祚荣所建立的渤海国。
926年，阿保机亲自领兵去灭掉了渤海国，其黑水靺鞨中的一部这时已改称女真，阿保机虑其为患，遂移徙其强宗大族数千户于南方的咸州（开原）以至辽东半岛等地，以便于控制，且把他们都编隶契丹户籍之内，叫做熟女真（也叫“合速欢”或“曷速馆”）；其余则仍使其留住北方，不编入契丹籍内，叫做生女真。女真既被分为生熟两部，且居地隔绝，不得相通，遂因之而致势分为弱。（这也就是说，在契丹灭掉渤海国后，其置诸契丹直接控制管辖之下的仅是原渤海国的西部境土，而其东部及东北部则仍是一些小部落散居而独立自存的状态。）
生女真大都是居住在长白山麓以及松花江和黑龙江两流域之间，即所谓白山黑水之地。僻处东北，散居于山间或水旁，他们所过的是半渔猎半农业的生活。
生女真有十几个较大的部落，如完颜部、乌古论部、徒单部等，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总共有户口十数万。其在后来发展到最强大境地的则为完颜部，在第十二世纪的初叶起而建立了金国的阿骨打就正是完颜部的酋长。
完颜部是居住在按出虎水（今哈尔滨东南的阿什河）沿岸的一个部落。在第十一世纪之前，这一部落的生活还是“迁徙不常”的，所到之处也还只能“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还不知道营建室庐，到十一世纪中业才得定居于按出虎水之侧，才知道从事于耕垦树艺，才知道建造室庐而有了所谓“栋宇之制”。
这时候，完颜部的首领名叫石鲁，他已经知道“稍以条教为治”，且能耀武于“不肯用条教”的诸部，“至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所至克捷”。至其子乌古迺为酋长之日，已经可以“役属诸部”，“自白山……乌古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于完颜部了（见《金史·世纪》）。
在此以前，生女真既不知用铁，也无铁可用。但按出虎水义即金水，其沿流为砂金产地，故在乌古迺时代即知凭藉此一自然富源，出高价购买邻国朝鲜的铁制甲胄。及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人力既众，兵甲也强，完颜部遂更得以继续向外发展了。
《金史》虽只说完颜部以所得的铁改制器械而未明说其改制何种器械，但可以设想，在其四周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之下，完颜部必也能够将其所得的铁改制一些农业生产工具，如此则不但会大大提高完颜部的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要把它的社会经济制度向前大大推进了。
契丹的皇帝们每年春天到鸭子河泊去钩鱼捕鹅，其捕鹅所用的海东青为海上产物（应为日本海或大彼得湾一带所产），契丹每年派遣大批人员到滨海的五国部求取此物，且特别为此而开辟了一道“鹰路”（海东青路）通过完颜部的重要分布地区以达五国部（五国部的所在地，其说不一，疑当在今吉林省之依兰县境以东，同江县以南，乌苏里江以西之广大地区内）。求取鹰鹘必须与五国部人战斗争夺，故契丹每年派人前往时必以完颜部为其前锋。其后五国部中有因不堪契丹统治者的欺凌蹂躏先后起而反抗的，遂致“鹰路”为之两度不通，这时乌古迺便向契丹统治者自报奋勇，去袭击或征讨这些反叛的部落首领，两次都能胜利完成其任务。乌古迺的这种举措，不但可以免得契丹军队因假道而深入完颜部境，知其山川险易，至或进而乘间以图之；且可假借契丹的威势而实际上完成完颜部对外发展的工作。故到乌古迺之后的完颜部的酋长仍常以打通鹰路为藉口，借取契丹的支援而向五国部用兵。且善于“因败为功，变弱为强”。及其势益强大，遂更北向而征服了松花江外呼兰河沿岸的部族，东南向而征服了居住在今吉林省宁古塔、敦化的诸部族，更东南向而用兵于纥石烈部（此部当时聚居于今吉林延吉县局子街一带），取得了今间岛一带地方，更进而用兵于今朝鲜的咸镜北道与松江省东部边境上的兴凯湖附近地区。“基业始大”，且已渐“建官属”以“统诸部”了。
在1114年阿骨打继其兄而为完颜部酋长时候，完颜部所辖境土已经是北起松花江流域以北，南至朝鲜的咸镜北道了。
然而一直到这时候，女真族完颜部仍然是“族帐散居山谷”之间，仍然是“其市无钱，以物博易；无工匠，其舍屋车帐往往自能为之”。（《大金国志》卷三十三与三十九）
2.阿骨打建立金国
当阿骨打作了完颜部的酋长之后，他即对契丹举起了反抗之旗，这固然是完颜部势力日益盛大的结果，实际却也是契丹的统治者逼之使然——其最主要的事件则是由于求取海东青和北珠等物使完颜部不胜其骚扰而激起的。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于宋徽宗重和二年（1119）正月十日载：
天祚嗣位，立未久，当中国崇宁之间，漫用奢侈，宫禁竞尚北珠。北珠者皆北中来榷场相贸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绝，其下谓中国倾府库以市无用之物，此为我利，而中国可以困，恣听之。而天祚亦骄汰，遂从而慕尚焉。
北珠美者大如弹子，小者若梧子，皆出辽东海汊中。每八月望，月色如画，则珠必大熟，乃以十月方采取珠蚌，而北方冱寒，九十月则坚冰厚已盈尺矣，凿冰没水而捕之，人以为病焉。
又有天鹅，能食蚌则珠藏其嗉。又有俊鹘号海东青者，能击天鹅。人既以俊鹘而得天鹅，则于其嗉得珠焉。
海东青者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东而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必求之女真。每岁遣外鹰坊子弟趣女真发甲马千余人入五国界，即海东巢穴取之，与五国战斗而后得，女真不胜其扰。加之沿边诸将如东京留守、黄龙府尹等，每到官，各管女真部族依例科敛，拜奉礼物各有等差，所司嬖倖，邀求百出。
又有使者号天使，佩银牌，每至其国，必欲荐枕者。其国旧轮中下户作止宿处，以未出室女侍之；后使者络绎，恃大国使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女真浸忿，由是诸部皆怨叛，潜附阿骨打，咸欲称兵以拒之。（此段出洪皓《松漠纪闻》）
《契丹国志》十《天祚纪》天庆四年载：
先是，州有榷场，女真以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之类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谓之打女真。
又薛应旂《宋元通鉴》亦载：
女真岁以北珠、貂革、良犬、俊鹰海东青贡于辽。海东青者小而健，能擒天鹅，爪白者尤异，辽主酷爱。每岁大寒，必命女真发甲马数百至五国界取之，往往争战而得，国人厌苦。
而其作为导火线以兴兵抗辽的口实，则为追索纥石烈部阿疎事。当完颜部南向发展而征讨纥石烈部时，部中的阿疎逃入辽，完颜部前曾屡求辽方遣还，且曾屡次因其不遣而稍拒辽方的市鹰使者，及阿骨打势力壮大，遂再藉口于辽方不肯遣还阿疎而与之启衅。
辽国当时在东南边境上的军事布置是北起出河店（今吉林省扶余县境），稍南经黄龙府（今农安）再西南经咸州（今开原），而达于东京辽阳府，对于已在发展途程中的完颜部构成一道南北的军事封锁线。却不料阿骨打于1114年举兵之后，首即于九十月间在宁江州（今五家站）大败辽兵，及契丹再调兵增加东北路统军司的兵力，乃又在出河店被阿骨打打得大败，阿骨打相继又攻下宁江州与出河店之间及其附近的一些城市，遂把契丹这道封锁线给粉碎了。故《金史·兵志》谓：“出河之战，兵始满万，而辽莫敌矣。”
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元，正式建立了大金帝国。就在这年九月，又攻占了辽方最重要的军事据点黄龙府。《北盟会编》谓“攻涞流河、黄龙府、咸州、好草谷，四路都统，诛杀不可胜计，丁壮即加斩截，婴孺贯槊上，盘舞为乐。所过赤地无余”。“侵并诸路，签拣强人壮马充军，遂有铁骑万余”。
至黄龙府为阿骨打攻占，辽天祚帝乃率番汉兵十余万东下亲征，在扶余城附近又大为女真所败，辽军威势全部扫地以尽。
1116年正月，辽之东京（辽阳府）留守萧保先为政苛暴，为其部下所杀，裨将渤海高永昌在辽阳建国称帝，阿骨打遂乘此机会，于五月间出兵攻破辽阳，擒获永昌。在既已攻拔辽阳之后，遂更将东南方面开州（今辽东省凤城县）等地的系辽籍熟女真全部加以控制。阿骨打统合生熟全部女真部族的宿愿至此得以实现。
二、契丹国（辽）的灭亡
1.契丹内部诸矛盾的愈演愈烈
契丹皇帝世系表
在《辽史·逆臣传》后附有史臣的一段议论说：“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岂不以为帝王久长万世之计哉！及夫肆叛逆，致乱亡，皆是人也。”
在《辽史》的《喜隐传》后也附有史臣的一段议论说：“自太祖之世，剌葛、安端首倡祸乱……李胡而下，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难，与国始终。厥后嗣君虽严法以绳之，卒不可止。”
这两段话说明了，作为契丹国的统治核心的，是耶律氏和萧氏两族中人，而他们却自从契丹国建立之始便已展开了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其后这样的“内难”竟至“无代无之”。
这样的一些由宗室或外戚所发动的“内难”，到契丹皇帝们日益汉化之后便更加严重起来。
阿保机的政策虽是竭力在避免契丹族的汉化，然而，“依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马克思论印度）。故到契丹的第三代皇帝（世宗）在位之日华化的风气已经很厉害了。据《通鉴》说：
兀欲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轻慢诸酋长，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
兴宗更是一个笃信佛教、游心翰墨的人，俨然一“汉家天子”。故对汉人中之文臣也特加信任，故沙门海山和兴宗诗有云：“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见金王寂《辽东行部志》）
由于对汉人的倚重，遂也使某些汉人成了“勋阀富盛”之家。例如燕京的韩刘马赵四家族便是。而玉田县韩知古的亲族，拜使相者七，任宣徽者九，“持节旄，绾符印，典宿卫”者达二百人。（参《辽文汇·韩栒墓志铭》）
这种种的矛盾，到道宗在位之日便都搅成一团，自相残杀的事件既屡演不已，内部的武装叛乱也为数极多。故《辽史·道宗本纪赞》综述道宗在位五十余年的总情况说：
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粲然可观。及夫谤讪之令既行，告讦之赏日重，群邪并兴，谗巧竞进，贼及骨肉，皇基浸危。众正沦胥，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矣。
一岁（按指1078年）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按指1072年三月癸卯）而祝发三千，徒勤小惠，蔑计大本，尚足与论治哉？
及天祚继立之后，这样的一些矛盾和腐化恶化的倾向，不但没有得到缓和与纠正，反而都愈演愈烈，统治阶级的实力因内讧而大为损耗，及完颜氏兴，遂至无法招架。故《辽史·天祚帝纪赞》说：
降臻天祚，既丁末运，又觖人望。崇信奸回，自椓国本。群下离心， 金兵一集 ， 内难先作 ： 废立之谋 ， 叛亡之迹 ， 相继蜂起 ， 驯致土崩瓦解 ， 不可复支 ，良可哀也。
耶律与萧，世为甥舅，义同休戚。（萧）奉先挟私灭公，首祸构难，一至于斯，天祚穷蹙，始悟奉先误己，不几晚乎！
2.宋金的海上盟约与宋师伐辽的失败
在宋徽宗即位后的前二十年内，是由蔡京、童贯负责主持对付西夏的军事。童贯在最初还只做监军，到1115年便由他实际统领了西北六路的军队，对付西夏的军事大权从此全归于他。
在此二十年内，宋与西夏曾不断地有些军事接触，宋军在最初几年还曾得到一些小的胜利，到后来的几年内却是每战必败。然这样的一些失败却全被童贯隐瞒住，因而宋徽宗始终把童贯认为是一个能够战胜外族的好将帅，到1119年遂停止了对西夏的用兵，而要发动对辽的军事了。
在辽军屡次被金人打败之后，宋廷的君臣们看到辽国有必亡之势，遂要乘机出兵恢复燕云诸州，免致落入金人手中。于是在1118年便派遣马政浮海使金，要联合金人夹击辽国。从此双方信使往还，到1120年始约定双方出兵各以长城为界限：金兵攻取辽的中京，宋兵攻取辽的南京，双方的兵都不得越过长城的关口。及夹攻胜利之后，燕云之地归于北宋，北宋则把每年致送辽国的岁币五十万匹两致送金国。
然而紧接在双方约定对辽夹攻之后，宋国内部却正爆发了南北各地人民起义事件，故直到1122年五月，宋廷才以童贯、蔡攸统两路军马北征，辽以耶律大石等人率军应战，宋军两路皆败。到十月内童贯又以刘延庆和辽的降将郭药师领十万兵再攻燕京，又被辽军打败。宋军“烧营而遁，士卒蹂践死者百余里”。自熙宁元丰以来所储积的“军实”在这一战役中丧失几尽。
3.金灭辽
在1120年五月，宋方的使臣还正留在金国与阿骨打磋商夹攻辽国的具体办法，金人却已攻下了辽的上京临潢府。这时契丹统治者内部的矛盾还在续演不已，到第二年春间，其都统耶律余覩率千余骑叛降于金，金人因此更得明了契丹的虚实，遂决定要乘其衅隙，乃以耶律余覩作向导，于1122年正月即又攻下了辽的中京大定府。天祚帝这时正在外游猎，及金兵逼近行宫，遂逃往云中，本要往西京大同府，后以金兵在后紧追，遂乘轻骑入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县西北）。金将粘罕在是年三月攻破大同，辽的西京路各州县部族遂皆降于金。
当天祚帝向西北逃亡之后，耶律淳即称帝于燕京。在这一年内，宋兵两次企图攻燕而均遭受到失败，童贯遂暗中派人去求金人出兵，十二月，金主乃分三道进兵攻燕，辽以劲兵守居庸关，及金人至关乃皆不战而溃，故金兵得长驱直入，契丹的统治者或逃或降，于是辽之五京悉为金有。
1125年，天祚帝逃往党项，是年二月为金将娄室等所擒获，辽亡。
三、北宋的灭亡
1.关于接管燕云的交涉
北宋与金人所定夹攻辽国之约，本是说，由北宋出兵攻下燕京，其原由石敬瑭割让与契丹的州县即再归北宋所有。及北宋两度攻燕失败，最后由金人出兵方将燕京攻下，而北宋却不但照旧想把燕云诸州县归为己有，且还想把平州、营州、滦州也一并得到。金人则谓：“若宋必欲平滦等州，并燕京不与。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税当输本朝。”双方几经交涉，最后定约：金人把燕京和涿、易、檀、顺、景、蓟六州并属县及所管民户都交割给北宋，北宋则除每年致送金人岁币五十万匹两之外，且须加纳燕京每年税赋钱一百万贯。北宋派童贯、蔡攸到燕京办理接管事宜，其时燕京的金帛子女职官富民已全被金人席卷而去，北宋所得仅空城而已。
2.金兵的南下
金太祖卒于1123年八月，由其弟吴乞买继立，是为太宗。金与北宋的关系，在这一年也正发生着大的变化。
金人不以平州（今卢龙）与宋，改平州为金之南京，以辽之降人张瑴为留守。1123年六月，张瑴以平州降宋。金将斡离不攻破平州，张瑴遂出奔燕京。其后金人责北宋纳叛，追索张瑴甚急，宋之燕山知府遂缢杀张瑴，函其首而遂与金人。其时“同知燕山府事”的郭药师及其所统领的军队也都是由辽降宋者，遂因此而怨忿解体。及1125年冬金人兴师侵宋，郭药师遂首先以燕山叛降于金。
从金人攻下燕京以来，金与北宋的交涉频繁，金人已逐渐明了北宋之绝非劲敌，既获辽主，遂决意南侵。乃于1125年十月由粘罕与斡离不分道入寇。粘罕自西京大同入攻太原，斡离不则自平州而趋燕山。
粘罕围攻太原，因张孝纯固守，凡数月未能攻下，故其军未能再向南去。斡离不军则在郭药师迎降之后，即得长驱直入。
自从为了燕云的交涉而与金人发生争端以后，特别是发生了张瑴事件以后宋廷的君臣们是处在忽而紧张忽而松弛的情况之中，凡在局势紧张时候便“下求言之诏”，及局势稍得缓和，则又对舆论阴加沮抑。以致当时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之语。及金兵确已长趋南下，在北宋的朝堂之上既无可以主持大计的重臣，在军事的防守方面也无可以倚恃的将帅，遍天下已如河决鱼烂，故亦并无可以仰赖的军队，徽宗皇帝到这时便只想溜之大吉，遂禅位于太子而自己要躲到建康去。
钦宗受禅，真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满朝的在位臣僚，大都是蔡童王梁（师成）的党与，或主战，或主和，或主守，或主走，举朝纷然，莫知所定。最后用李纲之议，坚守汴京以待四方勤王之师，而金兵已抵河上。宋军守河者望见金军旗帜即焚桥而遁，其在河南者亦无一人敢于御敌。金人取小舟以渡，骑兵五日方渡毕，步兵犹未集，旋济旋行，无复队伍。相与笑曰：“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
1126年正月金师围汴京，并向宋廷提出议和条件：
一、宋岁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衣绢百万匹，牛马万头。
二、割太原、中山（定县）、河间三镇之地与金，两国以黄河为界。
三、宋主尊金主为伯父，并以亲王、宰相为质。
钦宗对于割让三镇的条件已表示接受，恰好姚平仲于其时率领西兵到达汴京，夜出劫金营而败，援兵之西来者皆溃，钦宗遂罢李纲、种师道以谢金人。
太学生陈东伏阙上书，请复用李纲、种师道，并请罢免主和的李邦彦和白时中，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钦宗乃又起用二人。
斡离不在得到宋廷接受割让三镇的条件之后，便于三月内班师北归了。
3.金兵的再度南下和北宋的灭亡
当金师大举南下时候，宋廷下诏召集各路师旅“勤王”，及劫寨失败，又深恐各路勤王之师到开封后再有此类行为，以致影响到双方的谈判，遂又下诏中止各路勤王之师，远方赴难之兵已至中途者皆愤惋而返。
及金兵自退，宋廷又回到“上下恬然苟安”的旧局，又都把边事置诸度外，然而却又想冒险以求侥幸，一方面下令要固守三镇，另方面则又要暗中与辽之降金将领及辽之残部尚在西北地区活动者进行联络，约为内应，两事均为金方所知，在1126年八月金人遂又两路出兵南下：粘罕发自云中，斡离不发自保州（保定）。宋廷乃又一再召集在廷百官商讨三镇可否割让的问题，议论尚未知所决，而粘罕已攻下太原，由山西南部渡黄河而趋开封，斡离不军也于同时到达。宋廷急忙再召集各路兵勤王，却再也没有一兵一卒赶来了。（故金人尝语宋使曰：“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
至十一月，汴京为金人攻陷。金人一方面纵兵劫掠，一方面通过宋廷官僚对汴京及近畿臣民大量逼索金银绢帛牲畜诸物，“根括津搬，络绎道路”。
1127年四月，金人以宋徽宗、钦宗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凡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圭璧、浑天仪、铜人漏刻、太清楼及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郡县图，及官吏、内人、内侍、伎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