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系 下

十三　戊戌变政

1.康梁之维新运动

甲　康有为之学说

康有为之师朱次琦，治学平实，兼综汉宋，而归本于经世，与有为行迳不类。嘉庆中，治经者喜今文家微言大义之说，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皆言公羊。龚自珍、魏源论时事，亦主今文。海通以后，外患日深，策时务者，若汤鹏著《浮丘子》，孙鼎臣著《刍言》，效之而有作者，无虑数十种，各抒其所见，渐趋于维新。光绪初，廖平传王闿运之学，有为与廖平为友，熟闻其绪论，以公羊改制，足为变法张目。自号长素，比于孔子之素王，且倡孔教，欲传之于世界。著《新学伪经考》，力攻刘歆窜改经文，而致疑于尧舜之有无，所以震撼一世。破其守旧之习，习知民权之说，主开国会立宪，较他人所言为得其要。当甲午前后，稍有知识者，无不日盼富强，而有为遂为之魁率。

康有为，字广厦，号更生。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用工部主事。少从朱次琦游，博通经史，好公羊家言，言孔子改制，倡以孔子纪年，尊孔保教。

（《清史稿•列传》二六○《康有为传》）

光绪二年（1876年），十九岁，是年应乡试不售。愤学业之无成，邑有大儒朱九江先生，讳次琦，号子襄者……乃请从之学。先生硕德高行，博极群书……而其学平实敦大……特重气节……其教学者之恒言，则曰“四行五学”。“四行”者，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则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也。先生……强记博闻，每议一事，论一学，贯串今古……发先圣大道之本……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既从先生学……日读宋儒书，及经说、小学、史学、掌故、词章，兼综而并骛……盖余家小有藏书，久好涉猎，读书甚多，但无门径。及一闻先生之说，与同学简君竹居（名朝亮）、胡君少愷（名景棠）日上下其议论，即涣然融释贯串……光绪五年（1879年）二十二岁……正月，遂入樵山，居白云洞……编修张延秋先生（讳鼎华），与朝士四五人来游樵山。张君素以文学有盛名于京师者，至是见之……由是订交焉……自是来城访张君谈，则竟夕申旦，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皆得咨访焉……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

（《康南海自编年谱》 )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十三岁，春，居徽州会馆……既而移家羊城之云衢书屋……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八月，梁启超来学。陈通甫又字礼吉，时读书甚多，能考据，以客礼来见，凡三与论诗礼，泛及诸经。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礼吉恍然悟，首来受学。

（《康南海自编年谱》 )

梁启超字卓如，号饮冰，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举人，从康有为受学，能属文。有为主维新，设保国会，启超为之奔走最力。二十四年，以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事败，由日本人保护赴日本，设《新民众报》，鼓吹立宪。辛亥，革命军起，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以启超为学部副大臣。不赴官，而应召归国。初，有为主保皇，与世凯寻仇；而启超主立宪，设进步党，与世凯合，遂与有为离……卒于民国十八年，年五十六。

（《松堪小记》）

光绪十年（1884年）……二十七岁……秋冬，独居一楼，万缘澄绝，俛读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一秒数十万里，而悟久速齐同之理。知至大之外尚有大者，至小之内尚包小者，剖一而无尽，吹万而不同，根元气之混命，推太平之世。既知无来去，则专以现在为总持；既知无无，则专以生有为存存；既知气精神无生死，则专以示现为解脱；既知无精粗，无净秽，则专以悟觉为受用；既以畔援歆羡皆尽绝，则专以仁慈为施用。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理焉。以诸天界、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轮界，统世界焉。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浩然自得。然后莫往莫来，因于所遇，无毁无誉，无丧无得，无始无终……生死示现，来去无数。富贵贫贱……皆所已作，故无所希望，无所逃避。其来现也，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不肯自洁，不肯独乐，不愿自尊，而以与众生亲，为易于援救。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日号于众，望众从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己。

（《康南海自编年谱》）

《新学伪经考》，经林乐知译成英文，传于欧美。英国李格附会其说，日本亦效之，盛言疑古，其意在否认中国为四千年文明首出之国家。后二十年疑古之风盛行于中国，则为倡导新文化，然是时康有为对于前此所说，多已自加否定矣。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

（《康南海自编年谱》）

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目为断烂朝报。六经颠倒，乱于非种……以孔子天命大圣……蒙难遘闵，乃至此极，岂不异哉。且后世之大祸，曰任奄寺、广女色、人主奢纵、权臣篡盗，是尝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无有是，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为国家之鸩毒者也。夫始于盗篡者，终于即真，始称伪朝者，后为正统……习非成是之后，丹黄乱色，甘辛变味，孤鸣而正易之，吾亦知其难也。然提圣法于既坠，明六经于暗曶，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吾虽孤微，乌可以已。窃怪二千年来，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为瞀惑，无一人焉发奸露覆，雪先圣之沉寃，出诸儒于云雾者，岂圣制赫暗，有所待邪？不量绵薄，摧廓伪说，犁庭扫穴，魑魅奔逸，雺散阴豁，日黋星呀。冀以起亡经，翼圣制，其于孔氏之道，庶几御侮云尔。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一）

乙　运动之经过

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十二日，偕卓如、梁小山入京。将至大沽，日人来搜船，当颇愤……时旅顺已失，朝廷震动……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欲不收。

（《康南海自编年谱》 )

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请代奏事。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此外尚有献俘、迁民之说……天下震动……都人惶骇。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何谓鼓天下之气也……伏乞皇上近法列圣，远法禹汤，时下明诏，责躬罪己……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情发；骄将懦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而岂有闻风哗溃者哉……故罪己之诏宜下也……凡辅佐不职……主和辱国之枢臣……丧师失地之将帅……辱国通款之使臣……守御无备之疆吏，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胆；或轻予褫革，以蔽其辜……其余大僚尸位……咸令自陈，无妨贤路……此明罚之诏宜下也……然后悬赏功之格，为不次之擢……凡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苟三诏既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何谓定天下之本也？……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隳，险阻无有，京师孤立……故今日大计，必在迁都……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弃民者，为保都畿、安乘舆也……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岂有割天下以保都城，而恃为至计哉！……皇上既讲明利害，远之防诸国之联镳，近之拒日本之胁制，急断乃成……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择视藩之望重者，留守旧京……日人虽欲轻兵相袭，数日乃抵津沽，而我大兵云集都畿，犹可一战……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糜烂，必不为和。日本既失胁制之术，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者此也。何谓强天下之势也？……兵者国之甲胄也……大国练兵至百余万……而我犹守大一统之旧制以待之，不训兵备，至有割地款和之事。今日氛未已，不及精练，然能将卒相知，共其甘苦，器械精利，壮其胆气，亦可自用。选将购械，犹可成军……今请更练重兵，以待敌变……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敌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所谓练兵以强天下之势者此也。然凡上所陈，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伏念国朝法度，因沿明制数百年矣，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变之之法，富国为先……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今奇穷之余，急筹巨款，而可以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令天下银号，报明资本，皆存现银于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以十八省计之，可得万万……上下相通……要需可以立办……钞票通行，可扩商务……此钞票宜行一。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一风俗……莫如铁路……此铁路宜行二。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此机器轮舟宜行三……美人以开金银之矿，富甲四海；英人以开煤铁之矿，雄视五洲……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宜开矿学，专延比人教之，且为踏勘，购械器以省人工，筑铁路以省转运……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此矿务宜开四……自濠镜通商，洋银流入中国……每岁运入约数百万，进口无税，八成夹铅，而换我足银，市价涨落……多方折耗，是谓大漏卮……今广东已开局铸银……请饬下户部，预筹巨款，并令各直省，皆开铸银局……改铸钱两，令严而民信，可以塞漏卮……此铸银宜行五。我朝公牍文移，谕旨奏折，皆由塘驿汛铺传递。而军务加紧，又有驿马遍布天下，设官数百，养夫数万，岁费帑三百万两，而民间书札不得过问……查英国有邮政局寄带公私文书……而岁入一千六百余万。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若设邮政局以官领之……而进坐收千余万之款，退可省三百万之驿……此邮政宜行六。此六者国不患贫矣，然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择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比较则弃楛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若丝茶为中国独擅……宜设丝茶局，开丝茶学会，力求振兴……其余东南种棉蔗，西北讲牲畜……以及沙漠可以开河种树，海滨可以渔网取鱼……宜有以鼓劝之，此务农宜行一也……宜令各州县咸设考工院，译外国制造之书，选通测算学童，分门肄习……凡有新制绘图贴说，呈之有司，验其有用，给以执照，旌以功牌，许其专利……劝工之法，莫善于此。此劝工宜行二也……宜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营其事。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然后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故惠商宜行三也……其余穷困无业，游散无赖，所在皆是。京师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残疾，无人收恤，废死道路，日日而有……恤之之法，一曰移民垦荒，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移有三，曰罪遣……曰认耕……曰贸迁……二曰教工……宜令州县设立警惰院……凡无业游民，皆入其中，择其所能，教以艺业……其乞丐之非老弱残疾者，咸收于外院，工作如之……三曰养穷，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喑哑、断者、侏儒，民之无告……宜令各州、县、市、镇、聚落，并设诸院，咸为收养……民心固结……故恤穷宜行四也……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今宜改武科为艺学，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绘图、语言、文字皆学之。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学政有司，会同院师，试之以经题一论；及专门之业，通半中选，不限名额，得荐于省学，谓之秀才……五年不成者出学。省学、书器益多，见闻益广。学政督抚，会同其院师，每岁试其专门之业，增以经一论、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选，不限名额，贡于京师，谓之举人。五年不成者出学。京师广延各学教习，图器尤盛，每岁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试之，其法与省学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选，谓之进士，三年不成者出学……其文科童试，即以经古场为正场，自占经解一，专门之学一。二场试四书文一，中外策一，诗一，亦及格即取，不限名额……其乡会试，头场四书义一，五经解一，诗一，纵其 才力，不限格法……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子。二场掌故策五道，三场问外国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楷法，但取直言极谏，条对剀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艺科，愿互应者听。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如是……则人才皆可胜用矣……而今官制太冗，俸禄太薄，外之则使才未养，内之则民情不达……至于鬻及监司，而吏治坏滥极矣。今请首停捐纳，乃改官制，用汉世太守领令长之制，唐代节度兼观察之条，每道设一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县升为四品，以给、御、编、检、郎、员及道府之爱民者授之。其巡抚之下，增置参议、参军、支判。凡道、府、同、通，改授此官。其知县之下，分设公曹、决曹、贼曹、金曹，以州县进士，分补其缺。其余诸吏，皆听诸生考充，渐拔曹长，行取郎官。其上总督，皆由巡抚兼管……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举……其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统于礼部；大理可并于刑部；太仆可并于兵部；通政可并于察院。其余额外冗官，皆可裁汰，各营一职，不得兼官。章京领天下之事，宜分以诸曹；翰林为近侍之臣，宜轮班顾问；部吏皆听举贡学习，以升郎曹；通政准百僚奏事，以开言路。骈枝既去，宦途甚清，以彼冗糜，增此廩禄，令其达官有以为舆马仆从之费……其小吏有以为仰事俯畜之用……若用魏隋之制，予以世禄之田，既体群臣，庶多廉吏……今宜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有才者，入馆学习，其翰林部曹，愿入者听。各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皆令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伏乞特诏，颁行海内士民，令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制，宣示天下……天下鼓舞奔走，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君民同体……中国一家……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何至含垢忍耻，割地款于小夷哉。及今为之，猶可补牢，苟徘徊迟疑……因循守旧……则诸夷环伺……迟之期月，事变必来……近日土耳其为回教大国，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伏惟皇上……历鉴覆辙，独奋乾纲，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破除旧习，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举人）等草茅疏逖，何敢妄陈大计，自取罪戾，但同处一家，深虞胥溺……用敢竭尽其愚，惟皇上采择�

（康有为《公车上书记》）

公车签名表

强学会——保国会

中国风气，向来散漫……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大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五月），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沈子培刑部，陈次亮户部，皆力赞此举。七月初，与次亮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淑衡（钧立），及沈子培、沈子封兄弟，张巽之（孝谦）……即席定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为提调，张巽之帮之……举吾草序文及章程，与卓如拟而公商之……于是三日一会于炸子桥嵩云草堂，来者日众。翰文斋愿送群书，议开“书藏”于琉璃厂。乃择地购书，先属孺博出上海办焉……时英人李提摩太亦来会……英美公使愿大助西书及图器，规模日广。乃发公函于各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各捐五千金，乃至宋庆、聂士成咸捐数千金。士夫云集，将俟规模日廓，开书藏，派游学游历……于是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皆欲劾奏，沈子培、陈次亮皆来告，促即行。乃留卓如办事，而以八月二十九日出京。

（《康南海自编年谱》）

九月……十五，入江宁……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夜深。香涛不信孔子改制……与黄仲弢、梁星海议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来属勿办，则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开会赁屋于张园旁，远近响应，而江宁一切不来，处处制肘，即无杨崇伊之劾，亦必散矣……吾以十二月……急须开报，以用孔子纪年，及刊上谕事，江宁震动。适有京师劾案，遂藉此停止。

（《康南海自编年谱》）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十二月初七日……言者以城南强学会为结党敛钱，大干法纪，有寄谕，令都察院封禁。盈廷之是非如此……十四日……沈子封来，南城因封禁强学会，众汹汹有烦言。

（翁同和《翁文恭日记》）

时欲续强学会之旧，先与乡人士开会，曰粤学会，于（光绪二十一年（1897年）丁酉）十二月十三日，在南海馆创办，京友集者二十余人……乃令丁叔雅佐寿百福，成知耻会。

（《康南海自编年谱》）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有为立保国会于京师。

（《清史稿•列传》二六○《康有为传》）

以公车咸集，欲遍见其英才，成一大会，以伸国愤……李木斋亦来言开会事。卓如新在湖南开南学会，极盛，时扶病来京。幼博（康广仁）以医卓如故，同寓三条胡同金顶庙。乃定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开保国会于粤东馆，为草定章程，士夫集者数百……二十五日，再集于崧云草堂。二十九日，再集于贵州会馆，人皆逾百数。是时各省人士，应时开会，保滇会、保浙会继起，人数皆逾百数。当是时，公车如云，来见者日数十，座客填塞，应接不暇。分日夜之力，往各会宣讲……吏部主事洪嘉与者……三来拜，不得遇。阍者忘其居址，又不答拜，洪以为轻己……乃草《驳保国会议》，谓吾将欲为民主教皇，刻数千本，遍投朝贵。于是谤言益沸，乃停会。而四方之士，投书预会者纷纷。于是李盛铎参保国会，以求自免。四月初七日，潘庆澜附片，劾吾聚众不道。上曰：“会为保国，岂有不善。”……时御史黄桂鋆劾保滇会、保浙会，并及保国会，皆洪嘉与为之云。于是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与三月时，成两世界矣。

（《康南海自编年谱》）

自胶州、旅顺既割，京师人人震恐……于是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于是与□□□等开粤学会，与杨锐等开蜀学会，与林旭等开闽学会，与杨深秀□□□等开陕学会……于时会试期近，公车云集。御史李盛铎乃就康谋，欲集各省公车，开一大会，康然之。是为保国会议之初起。康复欲集京官之有志者，李不谓然。后卒从康议。于三月二十七日（《康南海自编年谱》作二十二日）在粤东会馆第一集，到会者二百余人。时会中公推康及李及□□□□□□等演说。而李以事后至。是日，公拟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今录于下：一、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本会遵奉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四、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五、为保圣教之不失。六、为讲内治变法之宜。七、为讲外交之故。八、为仰体朝旨，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九、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论议宗旨。十、凡来会者，激厉愤发，刻念国耻，无失本会宗旨。十一、自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十二、会中公选总理若干人，值理若干人，常议员若干人，备议员若干人，董事若干人，以同会中人多推荐者为之。十三、常议员公议会中事。十四、总理以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十五、董事管会中杂事，凡入会之事，及文书会计一切诸事。十六、各分会每年于春秋二八月，将各地方入会名籍寄总会。十七、各地方会议员，随其地情形，置分理议员约七人。十八、董事每月将会中所收捐款登报。十九、各局将入会之姓名、籍贯、住址、职业，随时登记。各分局同。二十、欲入会者，须会中人介之，告总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会凭票。二十一、入会者，若心术品行不端，有污会事者，会众除名。二十二、如有意见不同，准其出会，惟不许假冒本会名滋事。二十三、入会者人捐银二两，以备会中办事诸费。二十四、会期有大会、常会、临时会之分。二十五、来会者不论名位学业，但有志讲求，概予延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务推蓝田乡约之义，庶自保其教。二十六、捐助之款，写明姓名、爵里，交本会给发收条为据。本会将姓名、爵里、学业、寄寓，按照联票号数汇编存记。联票皆有总理、值理及董事图章。二十七、来会之人，必求品行心术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会中应办之事，大众随时献替，留备采择。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其有碍，即由总理、值理、董事诸友公议辞退。如有不以为然者，到本会申明，捐款照例充公，去留均听自便。二十八、商董兼司账，须习知贸易、书籍情形，及刷印文字者充其选。必须考查确实，一秉至公，倘涉营私舞弊，照例责赔。经手之董事会友，凡预有保荐之力者，亦须一律议罚。二十九、本会用项，概由值董核发。如有巨款，在千数百金以上者，须集齐公议，方准开支。收有成数，择殷实商号存储，立折支取。如存数渐多，亦可议生利息，发票之期，按几日为限，由值董眼同经理。三十、总理、董事，均仗义创办，不议薪资。将来局款大盛，须专请人办理，始议薪水。惟撰报、管书、管器、司事、教习、游历、司账，酌量给予薪水。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新政建议

今行世戊戌奏议，多足以表其所见。然自撰或他人代撰，或已上或仅为拟稿，则未分别注出。

尚书李端棻，学士徐致靖、张百熙，给事中高燮曾等，先后疏荐有为才，至是始召对。有为极陈四夷交侵，覆亡无日，非维新变旧，不能自强。变法须统筹全局而行之，遍及用人行政。上叹曰：“奈掣肘何。”有为曰：“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扼要以图，亦足救国。唯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并请下哀痛之诏，收拾人心。”上皆韪之……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折言事……有为连条议以进。

（《清史稿•列传》二六○《康有为传》）

请勿下部议，特发明诏，立废八股。其乡试、童试，请改试策论……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并罢试帖，严戒考官，勿尚楷法。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乞立下明诏，停止弓刀石武试……广设武备学校……派……学生就学德、日兵校……归教兵学，且统戎旅。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请皇上统筹全局，商定政体……草具纲领条目……特御乾清门。大集群臣……布告天下……革旧……维新……开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任之，皇上亲临，日共商榷。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请……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县立中学，其省、府能立专门、高等学、大学，各量其力，皆立图书、仪器馆。京师议立大学。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请在京师设译书局……日本佳书，可大略皆译也……派游学……欧美……县二人，骤得三千游学生。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请……议奖创造新器，著作新书；寻发新地，启发新俗……成大工厂，以兴实业；开专门学，以育人才。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请裁汰绿营，选改营勇为巡警。更仿照东西国兵制，大练新军。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乞设立教部教会，并以孔圣纪年……所有淫祀……皆以改充孔庙。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请停废漕运……应发俸饷……每石折给四两……岁余三千八百万两……专用以兴筑铁路。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设巡警，整土田，行自治，举邮政，开学校，定法律，改判狱……内政办成，略需一万万两……陆军……七十万人……须一万万两……海军……须一万万两……铁路……分筑三大干路……须三万万两。臣统合计之，应须六万万两……则可大借公债……先办国家银行以募之，分立银行于纽约、伦敦……以此六万万存贮于总银行。而改定金币，发行公债纸钞，增其倍数，听民间银行以实业押款。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请建……十都……自新京及北京、盛京、兴京外，请建武昌为中京……成都为西京……广州为南京……兰州长安为西北京……拉萨……为藏京，伊犂或迪化……为西域京。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请断发易服……改元为维新元年。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请裁撤厘金。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请定立宪，开国会。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中国向用朝号……伏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顷承恩命，以臣进呈所著各书，编写有劳，特赏给银二千两，微臣拜受……臣窃闻礼部侍郎阔普通武奏请开国会，皇上欲毅然行之。大学士孙家鼐谏曰：“若开国会，则民有权而君无权矣。”皇上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有益于国民，则无权何害。”臣伏闻之，流涕感泣曰：“大哉，圣人之言也……今欧日之强，皆以开国会、行立宪之故。皇上翕受嘉谟，毅然断行，此中国之福也……”请即定立宪为国体，预定国会之期，明诏布告天下。然宪法、国会条例至繁，尚待选集，取资各国。今未开国会之先，请采用国会之意。一曰，集一国人才，而与之议定政制。一曰，听天下人民，而许其上书言事……伏乞皇上特下明诏，令群臣各荐才俊，府必一人，不问已仕未仕，概行征集阙下，大开懋勤殿，令入直行走……分列百政，各设专科，派以鸠集东西，斟酌今古，编纂政法，以备施行。日轮二十人置之左右，以备顾问……其有大政……与之商略，或发与议定……其外僚微末，士庶专门，各有专长……故各国议院，学校、农、工、商、矿之人，皆预选焉。今未开国会，一时难集，请明诏特下，许令天下人民上书，听其所言……则国才咸集，下情无壅……其于维新致治，必有大益。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2.百日维新

甲　翁同龢之得罪

翁同龢先后为弘德殿、毓庆宫师传，垂三十余年，得西太后宠遇。光绪六年，中俄伊犂交涉危急时，特命三王两大臣专主其事。三王者惇、恭、醇，两大臣者潘祖荫、翁同龢也，信任可知。甲申中法之战，命为军机大臣，旋与恭王同退，自后专任户部尚书者十余年。醇之枋政，同龢阴为参佐。光绪亲政后，与同龢在书房决定大政，眷顾莫比。对日开战，再入军机，力争和约，又力主缔结中俄密约。耻于甲午之败，力主变法。戊戌四月，御史杨深秀上奏维新守旧应守一途，得懿旨允许。乃下定国是之诏，即同龢所草，大端在练兵与修铁路、设银行、开矿而已，与有为主张之民权及剪发、易服，迥然有别；与西后主张之裁绿营裁局员，及刚毅条陈之积谷办团，亦迥然有别。

见起，上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臣谓从内政根本起，颇有敷对。诸臣亦默然也。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夏四月……乙巳……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请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讬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馕，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之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请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八）

同龢屡典试事，门生故吏满天下，折节下士，为物望所归。方恃帝眷，倚清议，尽揽军机之权，万无屏黜之理。乃于国是诏下后数日，忽奉硃谕，以原官回籍。谓其以维新得罪于西后，则同龢去后，益进用康有为，厉行新政，世人多不得其解，实则起因于离间，归结于党争。西后归政后，以土木宫监之故，因致母子失欢。首迁怒于瑾妃、珍妃，借鲁伯阳、玉铭买缺事，指为纳贿擅权，黜之为贵人。次复以离间两宫逐汪鸣銮、文廷式，诛内监文得兴。汪、文皆同龢亲信门生，逐之即所以警同龢。同龢无魄力，多瞻顾，然实任性，恭王以其党醇而久恶之，李鸿藻性命之交，徐桐弘德同直，皆致终离。李鸿章论事不合，张之洞因购械及汉阳铁厂经费遭户部裁抑，致憾尤深，荣禄则视西后意向为转移，而皆妬同龢独得帝眷，异口同声，诋其导帝对日主战，以致大挫。而同龢失西后之宠，出纳之吝，亦其一端，上下交抅，遂致骤逐。逐同龢亦即所以警光绪帝。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夏四月……己酉……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八）

世皆谓同龢两黜皆由刚毅下石。而沈鹏《参三奸疏》所指，为荣禄、刚毅、李莲英。沈鹏为同龢门人，于同龢之黜，不平其事，张之报端，姑以泄忿。荣、刚进用，皆由李莲英，故并及之。荣禄当甲午之秋，以同龢命汉纳根练兵，力持异议，寓书陕抚鹿传霖，有“常熟奸狡性成，误国甚于合肥”语。又徐桐密保张之洞，西后令来京陛见，同龢以计阻之。之洞嘱王之春，求援于荣禄，答以“南皮公忠可敬，唯常熟一掌遮天，容当缓图”。翁、荣交恶若此，非荣不足以逐翁也。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冬十月……辛丑，硃笔谕内阁：“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从未将经史大义，剀切敷陈，但以怡情适性之书画古玩等物，不时陈说。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自甲午年中东之役，主战主和，甚至议及迁避，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朕以时局艰难，亟图自强，于变法一事，不惮屈己以从。乃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其余陈奏重大事件，朕间有驳诘，翁同龢辄怫然不悦，恫喝要挟，无所不至，词色甚为狂悖。其任性跋扈情形，事后追维，殊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

（《清德宗实录》卷四三二）

常熟翁协揆，学问家世，冠绝班行，两充帝师，名高望重，而祸亦随之。当戊戌廷试后，德宗御太和殿传胪……翼日为公揆辰……忽奉严旨驱逐回籍，即日出京，不准逗留。霹雳一声，朝野同为震骇。公到籍后，闭门谢客，日在山中养疴。迨八月政变，康梁获罪，刚相时在枢府，首先奏言：“翁同龢曾经面保康有为，谓其才胜臣百倍，此而不严惩，何以服牵连获咎诸臣。”维时上怒不测，幸荣文忠造膝婉陈，谓“康梁如此横决，恐非翁同龢所逆料。同龢世受国恩，两朝师傅，乞援议贵之典，罪疑惟轻。”上恻然，仅传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协揆奉严旨后，始知夏间获谴，系由刚相构成，因谓人曰：“子良（刚相号）前充刑部司员，由余保列一等，得以外简。厥后以粤抚入京祝嘏，适额相奉旨退出军机，余即力保子良，继入枢垣，虽不敢市恩，实亦未曾开罪。不知渠乘人之危，从井下石如此。”嗟叹久之。客有告协揆曰：“刚相识汉字无多。闻在直时，每称大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字从本音……指道员刘鼒为刘鼐。经公当面呵斥，渠隐恨思报复久矣。”公熟思良久，曰：“是吾之过也。”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荐康一事，同龢属徐致靖疏荐，而已不居其名，庸或有之。就当时事势而言，康若不得翁之赞许，决不能自达于帝。翁尚赏识陈炽、张謇，岂有独不喜康，预识其谋之理。乃同龢力辩未尝荐康，所以愈启世人之疑。是年四月以后，康有为之骤用，则张荫桓所引进也。

新闻报纪十八日谕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龢极荐，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臣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寮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何如也。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因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乙　维新之事项

变法之事，顽固者及畏被裁而失官者，最为侧目。西后则在若赞若不赞之间。因大事必须请旨，或请安时面稟，西后断无不知之理。其不赞而帝必欲行者，则亦听其所为，不加力沮。母子失和，关键在西后不肯作闲人。戊戌所罢新政，庚子后，西后虽复一一行之，而不肯归政，其意可知。礼部六堂之罢，未经请旨，而怀塔布为荣禄从叔，其妻常入侍宫中，为装扮福禄寿三星之一，此事自为西后所极不满。光绪帝于所居瀛台涵元殿，不时召见康有为兄弟，抵掌而谈，不行君臣之礼。其时即将剪发易服之言，腾于众口。顽固者日日走诉，是皆西后万不能忍之事，而政变以作。

有为连条议以进。于是诏定科举新章，罢四书文，改试策论，立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兴农学，奖新书新器，改各省书院为学校，许士民上书言事。谕变法，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及各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并议开懋勤殿，定制度，改元，易服，南巡迁都。未及行。

（《清史稿•列传》二六○《康有为传》）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五月……丁巳（初五日）……谕：“……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清德宗实录》卷四一九）

五月……辛酉（初九日）……谕：“……据……奏，请精练陆军，并神机营改用新法操演……京营、绿营参用西法……著军机大臣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八旗都统，迅速议奏……”

（《清德宗实录》卷四一九）

五月甲子十二日……谕：“乡会试即改试策論。经济岁举……自应并为一科考试……生童岁科试……一律改为策论……”

（《清德宗实录》卷四一九）

五月……丁卯（十五日）……谕：“……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著户部分别筹拨。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著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

（《清德宗实录》卷四一九）

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清德宗实录》卷四一九）

五月……戊辰（十六日）……谕：“……农务为富国根本……各省可耕之土，未尽地力者尚多。著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如果办有成效，准该督抚奏请奖叙。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著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学诸书，并著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肄习。”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

五月……己巳（十七日）……谕：“……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尤宜悬赏，以为之劝。或量其材能，试以实职，或赐之章服，表以殊荣。所制之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其有能独力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各厂，有裨于经国远猷，殖民大计，并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激励。”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

五月……癸酉（二十一日）……谕：“……各省绿营练勇……神机营……八旗骁骑营、两翼前锋护军营……按照泰西兵制，更定新章，认真操演。其八旗汉军炮营、籐牌营，著一并改用新法。”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

五月……甲戌（二十二日）……谕：“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入堂肄业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一律开办。总计各直省省会，暨府、厅、州、县，无不各有书院。著……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各书院需用经费，如上海电报局、招商局，及广东闱姓规，闻颇有溢款，此外陋规滥费，当亦不少。著该督抚尽数提作各学堂经费。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力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所有中学、小学应读之书，仍遵前谕，由官设书局编译中外要书，颁发遵行。至如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

五月……丙子（二十四日）……谕：“各国传教，载在条约……令各督抚妥为保护，以期民教相安……”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

五月……丁丑（二十五日）……谕：“经济特科……著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各举所知。限于三个月内，迅速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考试……”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

又谕：“……各省士民著书制品，既捐办学堂……给予世职、实官、虚衔，及许令专利，颁赏扁额……出示晓谕，以动观听而开风气。”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

……戊寅（二十六日）……谕：“振兴商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

……己卯（二十七日）……谕：“……水陆各军，一律挑留精壮，勤加训练……力行保甲……整顿厘金……”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

……辛巳（二十九日）……谕：“……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著荣禄迅即饬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

六月……戊子（初六日）……谕：“……《校邠庐抗议》一书……颁发各衙门悉心核看，逐条签出，各注简明论说，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咨送军机处，彙核进呈，以备采择。”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

六月……己丑（初七日）……谕：“……著刘坤一、张之洞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先就沿海、沿江如上海、汉口一带，查明各该省所出物产，设厂兴工……应如何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端，暨某省所出之物产，某货所宜之制造，并著饬令切实讲求。”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

……庚寅（初八日）……谕：“……《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单，均著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择其有关时事者，由大学堂一律呈览。”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

六月……癸巳（十一日）……谕：“……著各部院堂官，督饬司员，各将该衙门旧例，细心抽绎，其有语涉两歧，易滋弊混，或貌似详细，揆之情理，实多窒碍者，概行删去。另定简明则例，奏准施行……迅速办竣具奏。”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

……又谕：“……各省中学堂、小学堂……著各直省督抚就各省在籍绅士，选择品学兼优、能符众望之人，派令管理……”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

六月……丁酉（十五日）……谕：“……著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各于值日之日，由该堂官轮派讲、读、编、检八员，中、赞二员，科、道四员，随同到班，听候召见，俾收敷奏以言之益。其部司员有条陈事件者，著由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用副迩言必察之至意。”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

……又谕：“……著于京师专设矿务铁路总局，特派……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所有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俱归统辖，以专责成。”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

……己亥（十七日）……谕：“五城添立小学堂……著五城御史设法劝办……”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二）

六月……甲辰（二十二日）……谕：“……《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一切学校、农、商、兵、刑、财赋，均准胪陈利弊……兼可翻译各国报章……所需经费……由两江总督按月筹拨银一千两，并另拨开办经费六千两……至报馆所著论说，总以昌明大义，抉去壅敝为要义，不必拘牵忌讳……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由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二）

六月……乙巳（二十三日）谕：“……创建水师……学堂……增设学额，添置练船……至铁路矿务……亟应设立学堂……各处铁路扼要之区，暨开矿省分，应行增设学堂……著……奏明办理。”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二）

……辛亥（二十九日）谕：“……译书局事务前经派令梁启超办理……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著依议行……开办经费银一万两……著再加给银一万两……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行增给每月二千两……”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二）

七月……甲寅（初三日）……谕：“朝考一场，著即废止。”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三）

丙辰（初五日）……谕：“……著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端方……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各直省即由该督抚设立分局……”

（《清德宗实录》卷二三）

七月……辛酉（初十日）……谕：“……翻译学堂，准予学生出身……书籍报纸……免……税。”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三）

七月……乙丑（十四日）谕：“……詹事府……通政司光录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东河总督，著一并裁撤。其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均著以总督兼管巡抚事。东河总督应办事宜即归并河南巡抚兼办……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亦均著裁缺，归各藩司巡守道兼理。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贰等官，有但兼水利盐捕，并无地方之责者，均属闲冗，即著查明裁汰。除应裁之京外各官……巡抚、河督、京卿等员，听候另行录用外，其余京外尚有应裁文武各缺，及一切裁减归并各事宜，著……详议筹办。”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四）

又谕：“……重农之外，桑麻丝茶等项，均为民间大利所在……著各直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就物土所宜，悉心劝办……”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四）

……戊辰（十七日）……谕……昨据吏部、户部奏，删订则例……仿照史表，分门别类，列为一表，使人易晓……各衙门均当照此办理。”

（《清德宗实录》四二四）

……谕：“……士民有上书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如系封口呈请代奏，即著将原封进呈，毋庸拆阅。其具呈到院者，即将原呈封进，不必另行抄录。均著随到随递，不准稽压……”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四）

……庚午十九日……谕：“……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将该部主事王照条陈，一再驳斥。经该主事面斥其显违诏旨，始不得已，勉强代奏……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左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均著即行革职。至该主事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四）

……辛未二十日……谕：“京师为首善之区，现在道路泥泞，沟渠河道拥塞不通……著工部会同管理沟渠河道大臣、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暨街道厅，将京城内外河道沟渠，一律挑挖深通，并将各街巷道路修垫坦平，毋得迁就敷衍。”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四）

……又谕：“……各省实行团练，即以民团为民兵……”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四）

又谕：“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四）

癸酉二十二日谕：“……著各直省督抚留心访察，于所属地方州县官，如有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即随时保送引见，以备录用。”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又谕：“……昭信股票苛派扰民……一概停止劝办。”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甲戌（二十三日）……谕：“……现在裁撤各衙门……裁缺各官，未便听其闲散……应于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务总局，酌设大小官员额缺，以备将来量能任使。”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又谕：“……设工赈厂……以工代赈……”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乙亥（二十四日）谕：“……酌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各职……以备献纳。”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又谕：“……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谕：“……各衙门呈递封奏，有一日多至数十件者。嗣后凡有呈请代递之件，随即分日进呈，不必拘定值日之期。”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丙子（二十五日）谕：“……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外省道员以及同、通、佐贰等官，暨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漕督所辖卫所各官……应行裁汰……至京外已裁实缺、候补各员，应如何分别录用……著妥议条款。”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丁丑二十六日……谕：“……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著已开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分各督抚，迅速筹议开办。”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戊寅二十七日……谕：“……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观者，几若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环处，陵迫为忧，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至苦，而黎庶犹有未知，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大夫，不能广宣朕意，乃反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著查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论旨，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刊刻誊黄，切实开导。著各州县教官，详切宣讲，务令家喻户晓。各省藩臬道府，饬令上书言事，毋事隐默顾忌。其州县官应由督抚代递者，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不得稍有阻格，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此次谕旨，并著悬挂各省督抚衙门大堂，俾众共观，庶无壅隔。”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又谕：“……各衙门有条陈事件者，次日即当呈进……所有六月十五日、七月十六日谕旨，七月十九日朱谕，七月十七日暨二十四日交片论旨，均令各衙门抄写一通，同此件谕旨，一并悬挂。”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又谕：“……司员……令各部院堂官考试……认真试以策论，秉公分别去取。笔帖式亦著一律考试。又……整顿部务，令司员逐日到署办事拟稿，藉知司员优劣……”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又谕：“瑞洵奏……商约同志，于京城创设报馆，翻译新报，为上海官报之绩等语。即著瑞洵创办，以为之倡。此外官绅士民，并著顺天府尹、五城御史，切实劝办，以期一律举行。”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谕：“……各省教职改为中小学堂教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又谕：“……京师及各通商口岸，设立邮政局，商民既俱称便，亟宜多设分局，以广流通。至各省府州县，著一律举办……向设驿站之处，自可酌量裁撤。”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己卯（二十八日）……谕：“……各省藩臬道府，均得上书言事。其州县条陈事件，应由督抚将原书代递……至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即经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均不准稍有抑格。”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庚辰（二十九日）谕：“……八旗……旗丁生齿日繁，徒以格于定制，不得在外省经商贸易，遂致生计益艰……宜弛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八月壬午朔（初一日）谕：“……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六）

又谕：“……著户部将每年出款入款，分门别类，列为一表，按月刊报，俾天下咸晓然于国家出入之大计……”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六）

又谕：“审定官职……著……详议具奏。”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六）

癸未（初二日）谕：“……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著……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六）

3.政变

甲　训政

光绪十五年，西后归政后，军机处遇大事及二品以上除罢，皆须请旨。每日例必向西后递本，西后亦常召见军机，本与训政无异。所异者，不必日日有起而已。杨崇伊之请训政，实际上为请推翻新政。先是，七月中，锐行新政益力，谣传即将剪发易服，荣禄奉西后密旨，令觅京官参奏。崇伊为原参文廷式之人，独毅然应募，赴天津与荣禄密议。适袁世凯召见后，回天津，向荣禄告密。乃由崇伊具折，请庆王代奏。庆王至颐和园请起，西后谓“此大事，非小臣所宜言，应由近支议具办法”。问庆王意见，庆无语。西后遽谓“既尔等意见相同，我不能不从矣”。后以谋逆罪康梁，盖寻题目也。崇伊旋由御史外放汉中府知府，未得峻擢。

八月……丁亥（初六日）……谕：“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节，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六）

八月……辛卯（初十日）……谕：“……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六）

八月丁亥，太后遽自颐和园还宫，复训政。以上有疾，命居瀛台养疴。

（《清史稿•列传》一《后妃传•孝钦显皇后传》）

……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谭云：“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断不足信。谭云：“……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与公商之。”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等语……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乃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仿佛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又诘以两宫不和，究由何起。谭云：“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慈圣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相密谋，故意见更深……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初五日请训，即赴车站。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坐，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荣相复抚茶杯笑曰：“此非毒药，你可饮之。惟耿耿于心寝食难忘者，恐累及上位耳。”越四日，荣相奉召入都。临行相约，誓以死保全皇上……荣相曰：“此事在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上位，勿虑也……”

（袁世凯《戊戌日记》）

戊戌四月……文忠（荣禄）出领北洋，袁君（世凯）夙荣恩遇，尚能恪受节制。维时新政流行，党人用事，朝廷破格用人，一经廷臣保荐，即邀特简。袁热中赋性，岂能郁郁久居，倩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转托某学士密保，冀可升一阶。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补，举朝惊骇……袁君遵旨来京，预备召见。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俟九月，两宫赴津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谒，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袁袖出一纸……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因夤夜乘火车入京，晤庆邸，请见慈圣，均各愕然。越日奉朱谕，以朕躬多病，恭请太后训政，时局为之一变。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乙　尽罢新政

西后训政后，新政悉罢。所不罢者，京师大学堂及各省民团。山东义和团即民团之一。

八月壬辰（十一日）谕：“朝廷振兴商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并非好为变法，弃旧如遗，此朕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乃体察近日民情，颇觉惶惑，总缘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体朕意，以致无识之徒妄相揣测，议论纷腾。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沙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开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之本意。所有现行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减彼增，转多周折，不若悉仍其旧。著将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行裁并局所冗员，仍著各该督无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语，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辄多摭拾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涎，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著即行裁撤。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著该地方官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著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致于民情不便。此外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材，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议，著六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核议，据实奏明，分别办理。方今时势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朕执两用中，不存成见，尔大小臣工等，务当善体朕心，共矢公忠，实事求是，以副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详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八）

戊戌（十七日）……谕：“……本年江浙新漕，除拨赈外，均即照常起运，毋庸改折……”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八）

乙巳（二十四日）……懿旨：“……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并著即行停罢……农工商诸务，亟宜实力整顿。惟总局设在京城，文牍往还，事多隔膜……著即裁撤。”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八）

谕：“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局、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中主笔之人……严行访拿，从重惩治……”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八）

丁未（二十六日）……懿旨：“联名结会，本干例禁，乃近来风气，往往私立会名……结党营私……著各省督抚严行查核，拿获入会人等，分别首从，按律治罪。其设会房屋，封禁入官。”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八）

九月戊辰（十八日）……懿旨：“……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均著悉仍旧制，勿庸裁并……河道总督……著照旧设立……督抚即未经裁并，其余各员自应一仍其旧……毋庸裁撤……”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九）

懿旨：“……武场童试及乡会试，均著仍照旧制，用马步箭刀弓石等项，分别考试。”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九）

庚辰（三十日）……懿旨：“……取士之法……各省学政暨乡会试正副考官，务当恪遵《学政全书》、《科场条例》内载条款，实力奉行……各省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九）

丙　杀六君子

四京卿进用，西后必知之，而未必知其任寄之隆。杨锐、刘光第为陈宝箴所保，谭嗣同为徐致靖所保，康梁变法首要，反致向隅，必因忌者太多，留以有待。故谭嗣同欲行非常之事，使得擢用康梁，所以二人逗留不肯出京。四京卿任事半月中，所行之事，唯免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及谭嗣同所草广宣变法之诏，稍足注目。其全力所注，乃在笼络袁世凯调兵一事，而不料反为西后添一谋逆题目。四京卿皆著才名，谭嗣同影响于辛亥革命者甚大，唐才常即其同里，而萍醴之役，多嗣同徒党也。

八月……丁亥（初六日）……谕：“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八）

庚寅（初九日）……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八）

壬辰（初十日）……上谕：“……官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并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著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八）

甲午（十三日）谕：“……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处斩。”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七）

乙未（十四日）……谕：“……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乘僻，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八）

丁酉（十六日）……谕：“已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学术乖谬，大悖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叛道之言。著将该革员所有书籍版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八）

又谕：“……已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已革举人梁启超，情罪重大，现饬革职拿办。所有该革员等原籍财产，著谭锺麟督饬该地方官，迅速严密查抄。该家属例应缘坐，著一并严拿到案。一面根究康有为、康启超下落，一面悬赏购缉……”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七）

二十六年正月……戊午（十五日）……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等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如有购阅……者，一体严拿惩办。此外如尚有该逆等从前所著各逆书，并著严查销毁……”

（《清德宗实录》卷四五八）

杨深秀字仪村，本名毓秀，山西闻喜人……光绪十五年成进士，就本官迁郎中转御史……与徐致靖先后疏请定国是……请设译书局，派王公游历各国……八月政变，举朝惴惴，惧大诛至。独深秀抗疏请太后归政……官台谏十阅月，封事二十余上……

（《清史稿•列传》二五一《杨深秀传》）

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优贡，朝考得知县……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考取内阁中书。二十四年……上手诏密谕锐……锐复奏言：“太后亲挈大位授之皇上，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将顺。变法宜有次弟，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上是之……宣统改元，锐子庆昶缴手诏于都察院，请代奏，始传于世。”

（《清史稿•列传》二五一《杨锐传》）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家素贫，而性廉介……其召也，亦以陈宝箴荐，然非其素志……语所亲曰：“吾终不任此，行当亟假归矣。”

（《清史稿•列传》二五一《刘光第传》）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少倜傥有大志……梁启超倡办南学会，嗣同为之长……四人虽同被命，每召对，嗣同建议独多……启超……劝嗣同东游，嗣同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卒不去……

（《清史稿•列传》二五一《谭嗣同传》）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年十九，举本省乡试第一，入赀为内阁中书……为闽学会领袖，又充保国会会员……年二十有四。

（《清史稿•列传》二五一《林旭传》）

康广仁名有溥，以字行，有为弟……谓当先变科举，庶人才可出……得旨俞允……语有为：“今科举既废，宜且南归兴学，专教育。俟养成多数有用才，数年后，乃可云改革也……”在狱言笑自若……

（《清史稿•列传》二五一《康广仁传》）

戊戌党禁简表

丁　立储

光绪帝为西后亲妹之子，四岁入继为帝。幼即多病，脐中出黄水，瘰疬，咯血，畏雷。唯好读书，性急且崛强。既长，喜俭素，恶奢华，每衣敝衣，与西后秉性各异。亲政后，屡责内务府浮冒，时杖责中人，谗人交构，母子失和。宫中礼数最严，帝于太后前奏对及迎送，皆须长跪，非常之事，帝决不能为。清代无废立事，西后纵极恶毒，亦不敢为。康梁所传，帝被杖、被囚与被弑同为虚构。然报纸既已宣传，一若实有其事。后只立大阿哥，兼预布明年光绪帝三旬万寿典礼，以示无他。而康有为在海外，遂以保皇为号召矣。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九年（1899年）十二月……丁酉，谕：“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俊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光绪东华录》卷一五七）

丁酉……谕：“大阿哥正当典学之年，嗣后，大内著在弘德殿读书；驻跸西苑，著在南殿读书。派崇绮为师傅授读，并派徐桐常川照料。”

（《光绪东华录》卷一五七）

明年（二十六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行礼，以溥俊代。都下流言，将下诏禅位。大学士荣禄与庆亲王弈劻，以各国公使有异同，谏止。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传•瑞怀亲王绵忻传》）

当戊戌政变后，宫闱之内，母子之间，盖有杂言之隐矣。而一班熏心富贵之徒，致有非常举动之议。东朝惑之，嘱文忠（荣禄）从速办理，此已亥冬间事也。公谏阻无效，忧惧成疾。适合肥李文忠（鸿章）外任粤督，行有日矣。来辞公，见公容貌清癯，曰：“何忧之深也？”公谓文忠曰：“……我受恩至渥，责备亦最严。近数日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将何以教我？”因密语非常之变，恐在目前。文忠听未终，即大声起曰：“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公闻之悚然若失。翼日，以文忠语密奏，幸回天聪。闻某相国、某上公，颇拟藉端建不世之勋。某上公并手拟一稿，开编公然有废立字样，公急诃止之，上公意颇怏怏。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

时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穆宗嗣。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

（《清史稿•列传》二二四《荣禄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太后复训政。二十五年正月，赐载漪子溥俊头品顶带。十二月，上承太后命，溥俊入为穆宗后，号大阿哥。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传•瑞怀亲王绵忻传》）

康梁所述戊戌之事，在当时口不择言，未免言过其实。南海先生《十不死记》，章炳麟曾痛驳之。

4.富有贵为之狱

甲　保皇公司

梁启超投日本公使馆，得其保护，送往横滨。康有为由李提摩太介绍，得英使保护，送往上海。清吏预先在码头严密布置，一俟登岸，即行逮捕，亦得英人之力而免，旋往日本。后启超留横滨办报，有为赴美洲。其时正值大阿哥新立，故以保皇公司为名，向海外华侨招集股本，以营新工商业。前此，张謇创大生纱厂于南通，文廷式亦欲办萍乡煤矿。其他维新先觉，多投身工矿，谓之办实业，成为一时风气。非官非商，亦官亦商，而以救国为号召。利用外资，如刘鹗之勾结福公司者，亦有其人。清季工矿较为发达，则事实也。

今为我海外同胞筹之。第一，当每埠公立公司，各立董事、值理。总埠立总理，公举忠义才能殷实之人为之。第二，当埠埠相通识，相联结，不论万里，每月每札，互相通信，互相寄相，互激忠义，互讲工商进步，互讲变法条理。俾知识日开，热心日加，群力日合，起大公司成大商业皆易，而办一切事亦出于此矣。第三，当筹公费，以开银行，购轮船，将来为开矿山、筑铁路之用……今通筹之，若海外五百万人，扯算计之，每人能以烟酒之余，人捐美洲银五圆，合中国银十圆，则有五千万矣。先开银行，印银纸行之，可得一万万零二千五百万矣。以三千万办轮船，以三千万办铁路，以三千万开矿，以五百万办杂业，他日矿路轮船有股者，分利无穷。以三千万办一切救国事，以养才能之士、忠义之人，立国体以行之，则中国立可救矣。

（《海外宜合公司以救君国演说》）

今圣主被废，那拉篡位，荣禄拥兵，日为卖地卖民之事，几一年矣……若我同胞不肯自鬻身，不愿自绝种，但同心大发其忠君爱国之心，救之固自易易耳。吾为开二方，上方曰保皇会，则保已能医救我国民之圣主复位，则四万万人立救矣。下方曰保工商会，则我海外五百万同胞，合力自行保护，则亦可补救我四万万人焉。上方至顺至易，下方至厚至稳，而皆以人心十分为引……保君保民，以保国保种在是矣……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一，此公司钦奉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皇上交军机杨锐带出康工部密诏：“朕惟非变法不能救中国，而太后不以为然。今朕位不保，可与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今同志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一，遵奉圣诏，凡我四万万同胞，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者，皆为公司中同志。一，此公司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保种公司；亦为保工商公司之事，皆同一贯。以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变法非仁圣如皇上不可。此公司最名正言顺。一，各地各埠，皆公举值理，持簿劝讲，以任此事。值理人数，以多为贵。盖亡国亡种，人人有份，无可推辞也。凡值理皆得为本埠公司中议员。一，每埠于值理中，公举忠义殷实数人为董事，专任一埠公司事，凡收支捐款，通信各埠办事，皆主之。有事与各值理公议，即为议长，并帮同总理办事，即为总埠议员协理。一，每一大地，合众埠公举一尤忠义豪侠著名者为总理，如美国、加拿大、南洋、澳洲、日本等处。又如美国中之大埠古巴、檀香山，或纽约，皆可立总理。南洋亦然。近地各埠公司事皆统任之，有事与各埠董事及本埠中公举有才望之人为议员者商议，则为议长，随时商告公司长。一，立通信人。中国之患，在于不通，内地则省、府、州、县不通，外埠亦各地不通。故有才能而不知，有忠义而不达，外人说吾为一盘散沙。故虽有四万万人，实散为一二人而已，安得不弱乎？今各埠立一书记，专主通信各埠，每月互相寄信。总理、董事、值理，互相寄相公函、私札、合影、单片，交互往来，人人相识，埠埠相通，共谈国耻而激忠愤，并讲工商进益、变法保护之事，则血脉相通，体质自盛。一，立总公司所，择近内地通海外者为之，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皆港、澳、日本忠义殷商合股所办，主持正论，激昂忠爱，薄海共信。今公推为总公司所，两报即为本公司之报，凡同志皆阅此二报。各埠捐款，皆汇汇《知新报》、《清议报》妥收，有报馆印章，及总公司所印章、总理印章之收单为据。而《知新报》与香港接近，皆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港澳皆公举忠义殷实巨商为大总理，总管收支各款及公司中各事。更立协理、干事、书记数人，皆公选通才志士任之，以通各埠，任各事……一，立公司长，主公司中各事，皆听指挥。宜公举维新忠臣、才望最著、薄海信仰者任之。其维新志士有才望者，将陆续公举为公司长、总公司议员。应公商者，与各议员、总理、董事公议。一，凡我同志，齐心协力。其有害吾同志者，公司中志士必报此仇。皇天后土，共鉴此言。一，同志份金，捐美洲银一圆（即中国银二圆）以为本公司支用。其捐千万份者皆可。一，公司中捐款，以招养忠义之士，奔走讲劝。通信才能，劳力之人，及开报印纸，传于各地，发明大义，鼓舞大众。大款咸集，则为银行、轮船，以保君国，外护工商。其遵诏设法各事，要皆筹救君国之用，不暇琐及。一，求救为皇上密诏，赏功为有国大典。况功之高者，莫如救驾，酬劳之厚，尤出非常，此千古罕有之遇也。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皇上必垂俞允。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古来常见。愿共发愤，立致贵显，不拘出身，无失机会。今将预拟请奖之格开列：一，公司中捐款，无论多少，将来作为五金煤矿股份，即以公司中凭票，换给股票，均分利息。其十分以上者，分别差等，加赏功牌。一，捐款自百圆以上者（以中国之银计），及总理、董事、值理出力者，除捐款作开矿股份外，分别差等，奏请赏给官阶。一，捐款万圆以上，及总理、董事、值理、各议员，异常出力，及劳殁王事者，应特奏请破格给予世爵，分别差等，子孙袭封。其捐五千圆以上者，有欲承办开矿工商等事，皆优予权利，至破格封爵；及捐二三千圆，并得工商矿利，当听圣恩。一，出力之人，由各埠总理、董事，存记于公司长，分别差等，皆赏义士银牌，或奏请赏职衔功牌。一，出力捐款之人，或未便出姓名者，由总理、董事密记于公司长。到时分别差等，一律奏请奖叙。其有无名氏之款，虽不能赏给官阶，亦准持凭票换五金矿股票。一，皇上嘉许，或施破格之恩，更从优厚。凡我同志，上念舍身之圣主，下思自保其身家，各励忠义，垂名千秋。出洋者，烟酒烧夜，动费巨金，况兹自顾身家国种，预购矿务利权乎？我同胞同志，富者输财，能者出力，各尽其心。一，各埠皆立三连票簿据，骑缝皆写千字文号数，盖印本公司及总理或董事印章，以一为收银之凭票，一为总公司之存票，一为木埠之存票。票中备记姓名、爵里、事业，以便将来换取矿务股票，及授功牌职衔，其不愿者听。其各三连票簿，皆由总埠分给，与各埠董事管理，以便收银给据。惟簿册体式，应同一律，捐款姓名、数目，愿登报者登之，不愿者不登。若自愿刻报者，告知书记，函告登报，以表彰忠义。其公私函名，愿否登报者同。一，各埠董事，按月将所收捐款，彙汇总公司一次。如不满百金者，或小埠交总埠彙汇一次，并按月或按季将本埠公司中情形，寄一函于总公司。有事则总理、董事，宜函告公司长，幸勿逾限。一，各埠皆以忠义报效。惟通信及奔走劝说人，支辛金盘费，截留余款支之。惟公事开支各埠截留之款，按季汇报总公司。一，总公司之总理管收支者，皆殷实巨商，其款皆分放银行。其有支销千万之数，皆公司长公函，总理签名，始准支发。一，各埠同志，皆宜酌设公司所。旦夕之暇，来复之日（七日来复），共到公司所，互谈国事，共励忠义，及保工商、期进步之事，随时量力捐资，不支正款。会中共议扩充本公司之事，宜多阅报。横滨《清议报》、澳门《知新报》、星架坡《天南报》，皆为本公司之报，必宜购阅，以知本公司之事。书记住持公司所，每来复日集众。一，公司中各事，各地议员，各埠总理、董事、值理，皆可随时函商公司长，及互相函商公司事，随时议例捐益，函宜写名。一，海外志士仁人，同志救国者，望随时贻书本公司见教。或寄书赠相于公司长者，请寄总公司所。或交各埠公司所代寄亦可。凡我同志，必以多通信，多寄相，多聚谈，然后血脉通而气体盛。一，各埠情形不同，其办事人数，收支存放银款各情，劝讲各法，由各埠议员自议。除此例之外，不必由总公司限定，惟当函告总公司。凡某埠公司成，即当先报总公司，并迅速汇款不可迟。一，诵救圣主歌。各国人民，皆有颂其君主歌诗，宴会公聚，皆大众高歌。今为歌辞，凡我公司中同志会聚，皆宜歌之……一，各地报馆，愿作为本公 司报者，即通行公司中同志阅看，广其销流。其本不足者，由本埠董事、值理，酌量助资。一，上书救主总督刘坤一，曾抗奏保救皇上，以势薄未成，天下称忠。本公司先上书太后，请归政皇上。各埠分上，次则电奏，再次则合各埠签名千百万，公请归政，陈说利害，人心拥戴。西后已悔，当肯相从。否则亦畏人心，不敢害皇上。同志再行设法签名，以多为贵，此事但请归政，并无得罪，宜争忠义，万世流芳。一，中国卖地鬻权日急，皇上幽囚经年。公司中同志，宜亟发忠愤，日夜念之，奉诏速筹。一切急办，如救火追亡，以救君国。凡各埠见此序例者，望大呼同志，立即举行，勿延迟以误大局。光绪二十五年月日海外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同�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列》）

乙　富有票

唐才常特借勤王为名，未必效忠于清，纠合两湖志士，欲夺武汉，居中以应四方。与后来武昌起义，用意略同，视戊戌变法为进一步。张之洞治此狱，株连甚广，意在杜绝后患。未几，竟有萍醴之起事。

七月初间，湖北巴东、长乐等县，果有会匪，纠众竖旗起事……旋闻安徽大通，已有大股会匪，突起焚劫，其势甚炽。湖北沔阳州之新堤，蒲圻县之羊楼峒，湖南临湘县之滩头，均有会匪接踵而起……荆州之沙市，以及嘉鱼、麻城等县，均有会匪谋乱情事。各匪聚众点名，打造刀械，制造号衣，储备米粮，一似钱财甚为充裕者。并闻有私运外洋军火之说……同时各省拿获各匪，皆系领有富有票。此票乃仿照哥老会散放票布之办法，其票系上海洋纸石印，写刻篆印，皆极精工。上横书“富有”二字，直书“凭票发足典钱一串”文，前有编号，后有年月。背有暗口号，圆章二颗。用在湖北者，又钤“楚”字图章。其命名盖暗写“富有四海”之意……凡领票者，均系勾串一气，互为声援。据匪首散票者告人云：“持有此票，即可向该匪首处，领钱一千文。以后乘坐怡和太古轮船，不索船价。”并云“中国即将大乱，持票即可保家”。以故各省会匪，趋之若鹜。旋经查出，此乃大逆康有为一人主使，调度其伙党，分布各省，辗转煸惑。其巢穴即在上海，于租界内设有国会总会……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国会分会。而分会之中，以汉口之分会为最大，因武汉当南北适中之地，居长江之上游，而两湖会匪又最多，故先于武汉举事。其会名曰“自立会”，其军名曰“自立军”，勾煽三江两湖等处哥老会匪……定期七月二十九日，武昌、汉口、汉阳三处同时起事。约定新堤、蒲圻之匪，速起大股，前来接应；岳州、沙市之匪，遥为声援。先于二十七日，访有端倪，密饬员弁，在汉口地方李慎德堂及宝顺里内，拿获两湖分会总匪首唐才常，匪首林圭、李虎生等三十余名。唐才常系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又督办南部各省军务处；林圭系统带国会中军；李虎生系总窝户。当时在唐才常寓所起获军械、火药、伪印、伪札、伪示及富有票多张；又入会各匪姓名簿，又购买洋枪刀械用款；雇募奸细，分往各城各营各局充当内应，月支薪水用款；招募会匪，自称发饷用款，各项账簿。又各匪党往来逆信，又洋文自立会办事规条，皆在唐才常屋内搜获……发交营务处司道、武昌府、江夏县，公同审讯。该匪等供认开设自立会、勾结哥老会、散放富有票、同伙逆谋不讳。当即将该匪首唐才常等二十名，正法示儆。旋在嘉鱼县拿获匪党蒋帼才，搜获富有票、黄旗，及各匪口号、名单，及正副会长康梁伪谕，暨供出各匪姓名。续据湖南拿获会匪头目李英、谭翥等供称，康有为在上海开富有山，正龙头系康有为、唐才常、梁启超、李金彪、杨鸿钧、师马炳等；唐才常派为上海总粮台……此事是康有为为总；康有为以唐才常为总，唐才常以辜仁杰即洪恩、师马炳即师襄为总；湘省闻拿自尽之汪镕，派为长沙总粮台；各粮台之钱，均是康有为接济等语。查蒋帼才匪单内，系康有为为正龙头，梁启超为副龙头。并据唐才常供，上海国会总会头目，系广东人容闳。此外各处所获哥老会匪供词，供出康有为、唐才常为首者，不计其数……查此项自立会匪唐才常等，以康逆死党，窟穴上海，设立总会，自为总粮台。往来沿江沿海各处，广散银钱，购诱会匪……其匪党往来书信，大指因北方有警，乘此煽动沿江沿海各省，各种会匪，同时作乱。其同谋勾结之人，各省皆有。其购械募匪之款，查簿内存款计洋银一万五千余元，用去已将及万元。闻康有为诈骗敛集之款，共有银六十万元，安排以二十万元用之长江……其伪札有曰：“指定东南各行省为新造自立之国。”其华洋文规条内有曰：“不认满州为国家。”其伪印文曰：“中国国会分会驻汉之印”，又曰：“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之关防”，又曰：“统带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路军务处之关防”。又曰：“中国国会自立军中、左、右、前、后等营各关防”。其逆信内有曰：“以湖北为中军，以安徽为前军，以湖南为后军。”其唐才常身边小箧内，搜出伪号令、告示稿，有云：“焚毁各衙署，占夺枪炮厂。劫掠局库，占踞城池。焚戮三日，封刀安民。派将固守，再筹征进。”其逆信内有曰：“沿途亦可劫掠。”其开用伪关防札稿内有曰：“业经报明沪会，篆刻关防一颗，内刻‘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字样。于庚子年七月初八日开用”等语。唐才常到案，一一供认不讳。至平空造言，捏诬狂吠，诋毁两宫，悖逆凶悍，笔不忍书，令人发指。该会匪等，以自立为名号，以焚戮劫掠为条规，以富有票为引诱，以哥老会、红教会及各省各种会匪为羽翼，意欲使天下人心同时摇动，天下民生同时糜烂，实为凶毒已极……自汉口匪首伏诛后，各路匪徒，闻之震慑夺气。惟富有票放出太多，其悍党匪首尚多漏网。现已访知，仍复潜踪往来上海、长江一带，别设狡谋，力图纠众报复。沙市、岳州、常德、澧州一带匪徒，尚在煽惑窥伺。新堤之匪，窜扰湖南之临湘、巴陵及监利之朱河等处。其监利、沙洋、麻城、嘉鱼、崇阳、巴东、长乐之匪，仍饬各营分投搜剿解散。其襄阳、枣阳、随州、应山等处，界连豫边，素多刀匪。豫省年来旱荒，饥民颇众，亦遂有会匪开堂放票之事。自七月以来，借闹教为名，啸聚焚劫，自立会匪滋事。复查有匪目潜往孝感、应山，河南信阳州一带，谋劫北上诸军军火，并煽诱饥民，来汉滋事。现又讯出匪目潜往襄樊一带，煽动刀匪。已添募马步各营，沿边防遏，入境即击……惟有仍一面督饬各军各州县严防密拿，解散胁从；一面照会各国领事，布其逆乱罪状，嘱其远告外部，勿为所惑。

（叶德辉《觉迷要录》卷二《鄂督张鄂抚于奏康党谋逆创设自立会勾结各会匪作乱折》）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闰八月……丙午，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康党谋逆，创设自立会、自立军，勾结长江两湖会匪，同时作乱。散放富有票，暗寓富有四海之意。在上海开富有山，以康有为为正龙头，梁启超为副龙头，自称新造自立之国，不认满洲为国家。在汉口先期破获，渠魁唐才常等伏诛。现派营四路剿捕解散。”得旨：“览奏殊堪痛恨。著即会商沿江沿海各督抚，将此项会匪，饬属一体查拿，尽法惩治，务绝根株。”

（《清德宗实录》卷四七○）

查富有票，系用千字文编号。就查获亲见者，最前有地字号，最后者有职字号，职字已有七百九十四号之票。查职字系第三百一十字，是每字一千张，已有三十一万张。近据湖南拿获唐才常之弟唐才中供称，上海刊印富有票三十多万，分散伙党，招匪起事等语。

（叶德辉《觉迷要录》卷二《鄂督张奏分咨各驻使知会各国外部领事勿得容留各匪首片》）

庚子联军入京，那拉后挟清德宗西狩。保皇会历在外洋运动华侨，积有巨款，以戊戌维新中止，密谋举事武汉。时浏阳唐绂丞才常，实主其事，在长江上下游，有所布置。因哥老会为秘密会党之一，有势力于长江，才常以勤王说之。其头目谓“吾党若以勤王号召，其势不可理喻，必劝之以利，乃可致之”。才常不得已，故有“大戮三日、封刀安民”之说，为当局诟病。自沪至汉，均有所谓富有票者，为入党秘证。事成则溯汉入襄河，劫德宗于西安，以图复辟。机事不密，才常被捕授命，亦维新痛史也。梁启超在横滨候船失期，事败，不果行。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

唐才常，字佛尘，少与嗣同齐名……闻嗣同死，忧愤屡有所谋，每言及德宗，常泣下。（光绪）二十六年，两宫出狩，才常阴结富有会，谋举事，号勤王。将攻武汉，被获，慷慨言无所隐，请就死，遂杀之。

（《清史稿•列传》二五一《谭嗣同传附唐才常传》）

十四　义和团

1.义和团之崛起

甲　起源

源流

义和拳不知所由起，嘉庆间曾遭严禁，然直鲁民间，传习拳法者不绝。傅会神道，持咒后，神即附体，谓之“上法”，自能距跃技击。或谓属于八卦教乾坎二卦，以其习拳而分，卦步相同。八卦教有妇女结队，窄袖短衣，挥刀善斗，号红衣健妇营。而义和拳亦有红灯照，然兰簃外史所撰《靖逆记》，称齐豫死党以虎尾鞭、义和拳、红砖社、瓦刀社与八卦教并列，则非一体可知。义和拳与白莲教仇杀，不闻八卦教有同此之事。或谓义和为山东曹州村名，亦无确证。戊戌变政，令各省举办团练，改拳为团，即在此时。

嘉庆十三年(1808年)七月戊寅上谕：“……近日江南之颍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归德府，山东之曹州府、沂州府、兖州府一带地方，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名目……遇会场市集，公然搭设长棚，押宝聚赌，勾通胥吏，为之耳目……饬下三省督抚，认真踹缉……聚赌械斗之案，拿获尽法惩治。”

（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

王秉衡即王景会，其族分住直隶滦州及卢龙县等处，以大乘教清茶门分往外省，传徒敛钱……石佛口王姓一族，世传邪教，历年久远，蔓延各省……家……藏《九莲如意皇极宝卷真经》、《元亨利贞钥匙经》，及一切邪悖经卷……滑县闹事之人，俱系震卦教，凡有在教者，均称为东方震宫王老爷门下。其王老爷系首先传教之山东菏泽县人王中，已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犯案正法。林清徒党，多系坎卦教，凡有在教者，均称为北方元上坎宫孔老爷门下。其孔老爷系首先传教之山东宁阳人孔万林，亦已于王中案内正法。至大乘教、金丹八卦教、义和门、如意门等教，凡有在教者，均称为南方离宫头殿真人郜老爷门下。其郜老爷系首先传教之河南商丘县人郜生文，已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犯案正法。又……有清茶门教，系滑县人王正纪所传……即系滦州石佛口王姓分支……嘉庆十六年（1811年）经温承惠审办过。巨鹿县民孙维俭等，系以吴二瓦罐所传之好话教，即离卦教，改名大乘教……将大会首孙维俭等五名，分别拟以绞决监候；二会首宋连捷等九十余名，连吴二瓦罐一并拟遣；其散会首卢珍明等一千六百三十余名，奏准取具悔结……再犯加等治罪。十七年(1812年)又经温承惠拿办过，前案内散会首复图兴教，私雕伪宝印，盖护道榜文之刘帼名等，三十余名口……是年又拿获滦州李家套民董怀信等三十余名，传习金丹八卦教……十八年（1813年）冬间，大乘教案内，拟绞监禁之大会首李经，在监勾结同教田克岐，散旗谋逆……旋又究获八卦教内首要逆犯张九成、杨遇山、宿元谟、刘坤并河南离卦教首郜生文之孙郜坦、刘功等……其离卦一教，仍未改悔之案，如所获安平县传习离卦教之杨俊等，究出首先传教吴二瓦罐之子，仍称少当家之吴洛云，并其徒大头目路运等一案；交河县传习一炷香离卦教之齐闻章等，搜出《违背十王经卷》一案；沧州吴久治、路老等传习佛门教一案；青县季八、叶福明等传习义和门教一案；又青县边二从习白阳教，预知逆情一案；景州葛锡华等，从习离卦教，预知逆情一案；祁州邢士魁等传习如意教，搜获妄造表名卦号总册一案；故城县葛立业传习义和门拳棒，预知逆情一案，均经讯明，教名虽别，俱系离卦教之子孙徒党……现又访获青县尤明等，传习义和门离卦教一案；东鹿县马杨氏，传习红阳教，搜获《飘高老祖经》一案，亦经奏明，从严究办。至石佛口王姓传教一案……派员在卢龙县安家楼庄，访获自江南回藉之王殿魁，并其子王朝万二犯，提省严讯。据王殿魁供认，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即在淮安、溧水、泗洲、江宁等处传徒……并据供出伊族人在湖北传教共有三人，一名王书鲁，一名王泳太，一名王兴建。王书鲁先在江南仪征县传教，即在彼住家。王泳太、王兴建俱在卢龙县安家楼庄住。又有在山西传教犯案王如青之次子，小名来子……续……在安家楼庄，拿获王三乐、王三畏二名。讯据供称，伊等均未习教，惟伊次兄王三聘，又名王绍英，曾在山西传教犯案，业已奏办。伊三兄王三顾，从前亦往山西，回家后旋患疯迷，于本年四月内外出，不知去向……因查从前办过王烈案内，有王际昌、王汉倬、王秉钧三犯，分发邢台县充徒。行司提省质讯，至王殿魁供出在湖北传教之王书鲁一犯，现准湖广咨会内开。樊万兴案内之王姓，即王大鼻子，已准江苏省拿获，核与王殿魁所供形貌相符。其王泳太、王兴建二犯，亦在湖北传教，当即飞檄各委员访拿……教犯王三乐、王三畏、三凤吉、王来子等四名，已饬提省审办，并仍……在于该州石佛口、卢龙县安家楼及阚家庄等处，实力查拿……

（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

义和拳一门，乃白莲教之支流。其教以练习拳棒为由，讬言神灵附体，讲道教拳，诡称念诵咒语，能御枪炮……其党自嘉庆年间惩办以后，根株迄未尽绝，直、东两省各州县，所在多有……

（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

近年该拳起于山东曹州府之义和村，改名义和拳。

（艾声《拳匪纪略》）

李秉衡抚山东，适有大刀会仇西教，秉衡奖借之，戕德国二教士。廷议以毓贤官鲁久，谙河务，擢代之。（光绪二十五年二月）既莅事，护大刀会尤力。匪首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毓贤令知府卢昌诒按问，匪击杀官军数十人，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曰团，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教士乞保护，置勿问，匪浸炽。法使诘总署，乃征还。至则谒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言拳民忠勇，得神助。

（《清史稿•列传》卷二五二《毓贤传》）

组织

义和团之组织，除设坛事事请命于诸神，设粮台以供食用，二者之外，举不可知。大约以村为本，村与村联，略同于联庄会。旗帜之色，随卦而分，亦不止乾、坎二卦。手执刀棍者，皆戴红巾，相呼曰师兄。主坛者为大师兄，管事者为二师兄。张德成、曹福田为众所推奉，然亦不能统一指挥。忌讳甚多，讳“败”为“胜”，至讳“同拜”为“同胜”，知始于兵起之后。因造一切名目，一龙者光绪帝，二虎者礼、庆二王，羊者百官，二毛子三十以上之教民，三毛子则四十以上之教民。洋人谓之狗，或曰大毛子。洋钱谓之狗钞，洋炮谓之狗铳，洋枪谓之狗杆，火药谓之散烟粉，铁轨谓之铁蜈蚣，电报谓之千里杆。凡洋货皆必毁之。上阵曰杀狗，帽子曰开元宝盖，皮帽曰暖兜，酒曰降神汤，烟曰救睡药，棍曰二郎神，靴曰黑脚裹，水曰雷公汤，饼曰老君粮，箸曰小二郎神。改“洋”字为“”，谓水火夹攻也；“清”为“”，谓扶清也。或谓旗帜为扶清灭洋，容或有之。

其厂前横大刀一，大刀会所由名也，亦有枪有炮有戈矛之属。其神以杨戬为主，谓之太老师。其次则孙膑、马武、张飞、孙悟空等。神之所附谓之“马子”，马子之年率二十上下。其术有符有咒，符加于顶，或佩身畔，则若风若颠，力大寻常数倍。其说则谓明年（光绪二十六年）为“劫年”，玉皇大帝命诸神下降。其党相呼以师兄，呼其渠为大师兄。渠姓名为朱红灯，或曰茌平人，或曰长清之李家庄人，其号谓之天龙……朱红灯戴大红风帽，着红裤。头目各执两红旗，枪刀之属，以红布为饰，盖其色尚红。托南方火色，以别于它卦。其初出，向东南叩头，其令以鼓。其党有和尚，有道士，其队以四人为一圈，轮伏轮起，轮退轮进。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

其学拳者，称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其管事者，称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其教师皆由山东来，隐其姓名，行踪诡秘。其学法画符请神附体，一夜即成，能避火枪刀矛。小试辄验，临战则否。其神则《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等书。

（艾声《拳匪纪略》）

吾城中定兴县城见拳民，由东南两门整队而来，或十数人一起，或二三十人一起，壮丁幼童皆有。持长枪者十之七八，持腰刀双手袋者十之二三，持鸟枪者甚少。或腰红带，或蒙红巾，目不旁视，鱼贯而行。

（艾声《拳匪纪略》）

每传拳法一处，必须招集二十五人，是谓一团。每团立一团首，一团之人聚散，皆从其令。

（《拳匪纪事》卷六）

取十八岁以下至十二岁以上之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执红巾，一手持一小红灯笼者，名曰“红灯照”。言能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一煽而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固石室俱焚，只见有此种人，从未见其一上法。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女童习红灯照，妇人习蓝灯照。降体之神，多半小说所云樊梨花、刘金定之类。

（《拳匪纪事》卷六）

总匪首李来中，陕西人。京城匪首韩八，曾充吏部经承……山东匪首徐天吉，或云总匪首系王觉一，现在四川，该匪系离卦教，色尚红，故红巾红带。间有黄带蓝带者……红灯照大头目曰黄莲圣母，曰二仙姑。

（《拳匪纪事》卷六）

最著则为乾门，首曰张得诚，次曹福田。张乃静海人……妄言联军败北，捏奏邀功者，即是人也。后为村人所戮。在北京者曰李来中，亦称乾门，陕西逋民，占踞涿州城。刚中堂奉命查勘，揭之去。侮大臣，攻使馆，称兵都下，焚大栅栏，皆李匪所为，事后乃逸。别有女匪黑儿，幼故绳伎，美其术曰红灯照，拳门之别派也。乘绿與出入督辕，制府与之抗礼。

（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

伏查义和拳，即离卦教中所称之义和门，与白莲教同出一源，止有拳会之名，本无乡团之目。嘉庆年间……捕治……甚严……日久……防范稍疏……上年遂复公然传习。入其教者，虽名为习拳练技，实乃演诵符咒，诡称神灵附体，舞枪操棍……其附体则讬以王禅、杨戬、武松、黄飞虎、罗吒诸名号。其魁桀则加以老祖师、大师兄、二师兄诸称谓。分设拳厂……入厂者并须输赀。又以输赀之多寡，入厂之先后，定其名称之尊卑。如欲赴某村讹抢，则送分传单，先期征召。迨齐集后，逐一吞符诵咒，焚香降神，杂沓跳舞。为首者指挥部署，附会神语，以诳其众。至临阵对敌，各插一小黄旗。又以红黄巾带裹头束腰，胸际佩黄纸符。其头目手执黄旗，或身着黄袍，背负神像。其徒从分持枪刀及鸟枪、抬炮，群向东南叩头，喃喃作法，起而赴斗，自谓无前。会中簿册以红布为之，分别登载，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其充总办、统领者，皆险鸷教师。充前敌、催阵者，皆凶横匪头，骑马当先，往来督战。其名隶哨队者，皆丁壮少年……部勒颇严……会中如有期约，虽在数百里外，亦须征徒往应。沿途令村店供给食物，去不偿值……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每至弃其神像、旗帜、簿册。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四）

乙　民教之相仇

义和团之起，由于民教相仇，固为事实。自江宁和约有传教专条，教堂例由各国保护，每借教案以索权利。因贵州田兴恕杀开州教民，而勒令革职永不叙用，遣戍新疆。后来成都、高密教案，皆沿例要求。天津教案，至杀四十人以抵一法领事之命，府县由论抵而减为遣戍，统兵之陈国瑞亦几不免。曹州教案，德人借此强占胶州湾，索胶济铁路及沿路矿权。以致各国效尤，强占海港，划势力范围，几肇瓜分，国几不国。而教民恃教士为护符，县官竟不能执法，民教诉讼，例必袒教。教民不信神佛，常诋毁人家神主牌位，尤恶拳民所奉诸神，故民教相仇，拳民教民尤相水火。义和团起，人民无不信之。士大夫能文章、讲气节、专精元史、称为学人，如湘中曾廉辈亦信之。盖自鸦片战争横遭屈辱，人思雪耻，乃有维新之事。至于维新失败，外患更甚，人心愤激，乃不计成败利钝，与之并命，是则属于全国人心，不仅义和团而已。故维新不成，乃有义和团；又不成，乃有辛亥革命。其事不同，而抗强权则实一贯。

毓中丞贤，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令义和拳民教授兵勇拳艺，在按察司街设厂。中丞赴兖州时，途次拳匪持枪刀出迓，中丞赏以银两，谕善习法术，以期大用。随即密奏朝廷，谓拳民具神力，能避枪炮，力胜洋兵……是时省城内外多设拳厂……有名朱红灯者……与茌平城北三里堂僧人法号心诚者为拳首……在新甸祠聚众督拳，烧茌、博、平等县教堂……茌平张庄洋式教堂，价逾万金，顿成焦土……北京总署以法使之请，行文到鲁，毓贤视为具文……莘县民人刘日清、刘玉清、刘义清、刘宙清，与子侄思南、惟南，纠匪二百余，擎红白四旗，上书“保清灭洋”四字，将梨园庄教民于贵等二十五家，抢劫尽净……毓命……各处刀匪，改称民团……十月初五日，茌平刀匪树毓抚黄旗，至李韶武庄抢教友两家……

（李杕《增补拳匪祸教记》）

伏查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原，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遇有交涉之案，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票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复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官正苦于无如教何也，亦思借民力以报复。有仇教者，不但不肯查禁，或对众讽煽，不啻潜导而阴驱之。迨教案既成，强邻执约以相诘责，则又张皇失措，听其所为……东省自德人因教案构衅，租割胶澳，输偿巨赀……而本年（光绪二十五年）春间，沂属教案，偿款十万余金。夏间曹、济各属教案，德教士安治泰拟索偿六七万金，迄今尚未议结。秋冬来，济东各属，焚劫大小教堂十处，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掳害教民二十三名，蔓延十数州县，较之沂、曹两案，滋扰弥甚。将来索偿，更不知几何……是则官吏不能持平办案，致使良民激于一逞，而重则割地，轻亦输金……适有不逞之徒，乘间滋事，结伙聚徒，习知良民之为教民欺凌也，辄诳诱乡愚，勾引报复，焚毁教堂，劫掠教民。继因各处著名教堂，如禹城之韩庄、恩县之庞庄、平阴之白云峪，皆设备固守，屡攻弗克，转遭杀伤。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二）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二月癸卯廿五日……谕：“……有人奏，近来山东民教不和，屡屡滋衅……著该抚谆饬各州县……遇有词讼，无论教不教，地方官总应一律持平办理……寻毓贤奏，东省民教不和，由来已久。从前平民贱视教民，迨后彼强我弱，教民日见鸱张，横行乡里，鱼肉良民，断无虐待教民之事。

（《清德宗实录》卷四三九）

上年（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据平阴县知县梁石甫禀称，有寄居该县之英教士卜克斯，由泰安府城转回平阴，十一月二十八日，经过肥城张家店地方，突遇头缠红布匪徒三十余人，各持刀械，殴伤卜克斯头额，架赴肥城境内隐匿等情……初二日，据肥城县知县金猷大禀称，卜克斯已于二十八日又遇骑马贼匪，掳架戕害。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三）

丙　义和团之起兵

胶澳之事，鲁人目击心伤，故义和团先起于山东。即无教民买米以致互哄、官吏屠杀教民之事，亦必起兵无疑。既起之后，外人责难鲁抚毓贤仇教，清廷命袁世凯署山东巡抚，兼率新练陆军入鲁，先剿后抚。世凯揣知执政者意不在剿，乃逼义和团入直隶境（今河北省）。

欧阳熙己亥冬月十八日与书李盛铎云：“……山东平原因教民买米，义和拳出而相阻，并抗官抗捕，团总入城调停。官误以投之监，以致地方鼓噪，乃捏词请兵。东抚即派首府卢昌诒及候补知府袁世廉率兵往弹压。袁先至，不分皂白，枪毙四五百人。德州、临邑，万姓哗然。东抚据实参奏，请将袁交袁世凯随营学习。特旨严斥，将袁革职。初四，上谕：‘命毓贤来京，以袁世凯署理东抚。’闻系命其将所部八千人带往，再添募万二千人，训练备用。并闻其请训时，慈圣有先剿后抚之谕。”

（《松堪小记》）

自光绪二十五年秋，拳匪扰平原、禹城、茌平、恩县等邑，东昌十属教民，尽遭荼毒。二十六年春夏，拳匪蔓延三四十州县，几遍济东。泰、武、临所属地方，焚拆教堂数百座，烧毁教民屋二千余家，杀教友二百九十余。其因难病故者，又有百余人。受勒受伤，不胜屈指。总计教堂教民所失物件，约值银一百六十万。

（李杕《增补拳匪祸教记》）

毓贤抚山东，纵匪。匪散入河间、深、冀……已而毓贤去，袁世凯代之，自兴兵疾击，以故匪不敢近山东，而纷纷入畿疆矣。

（《清史稿•列传》二五二《裕禄传》）

丁　直隶境内之蔓延

涞水案

时裕禄为直督，初颇袒教，后乃事团甚谨。庚子四月，有涞水之事，教民有被杀者，杨福同率兵往勘，击毙团众数十，杨福同亦遭团众袭杀。遂拆路，毁教堂，响应者遍于近畿。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四月十一日，席教士来函：“……高洛村阎洛福请来义和拳匪。现今聚人太众，口称杀害教民与奉教者，放火……恳祈阁下多费心神，速加护佑。”

（祝芾《庚子剿办涞水拳匪始末摘要》）

本年二月间，新城拳匪滋事……四月……聚集千人，各持器械……焚烧教民房屋数十间，戕毙多命。

（祝芾《庚子剿办涞水拳匪始末摘要》）

四月十六日，院委……前往查勘。计焚教民房屋八十二间……拿获要犯蔡培、杨大柱两名。又因其设伏邀击官兵，当格杀匪首一名，击毙数十名，擒获四十名，并枪械、牌位、符袋、传帖等件……余众均各散回房、涿、定兴各老团……而教民尸身，亦先后起获十具……二十四日卯刻，杨分统（福同）即带马队三十、步队四十，驰往查办。行近石亭左近之两狼沟地方……不意沟内聚伏多匪，约有二三千之数，群起突出，致将杨分统坐马扎伤，惊蹶而堕，锋刃交集，分统……力竭殒命。

（祝芾《庚子剿办涞水拳匪始末摘要》）

四月二十七日，据探报称，匪尚团聚陈家庄、石亭一带，众约数千。领队者为房、涿拳师密熹和尚，并道士两名，曾在石亭左右亮队操演……二十九日，散回房、涿一带，既焚毁涿州铁桥，又放烧高碑店、长辛店铁路车站……闻烧高碑店时，左近村民，皆按户出给秫稭一束，外糊黄纸，蘸以火油，每人手持一把，点火飞传。故令东西明灭，闪烁无定，诡托神灯，以炫人目……

（祝芾《庚子剿办涞水拳匪始末摘要》）

刚赵之查办

清廷闻警，一面派聂士成率军弹压，一面命赵舒翘、刚毅往涿州查办，实觇团众可用与否。刚毅自命仇洋，力言团众可恃。团众入都者三万人，先设坛于庄王府，教民懔懔自危，各使馆遂各调兵自保。

二十六年五月庚戌，谕：“近畿一带拳民聚众，昨已派令赵舒翘驰往，剀切晓谕。著再派刚毅前赴保定一带地方，开诚布公，谕以拳民教民皆朝廷赤子，务宜仰体皇仁，即日解散，各安本业。”

（《清德宗实录》卷四六三）

本月（五月）初九日，该拳会复在高碑店扑攻防营。十二日，又在北河焚烧铁路……十一日，刚相、赵兼尹先后到涿查办。该拳会始将红布、红带等件藏过……十八日，即闻该匪复聚数千，随即率众至高碑店，拆毁铁路……近闻顺天、保定、天津、河间各属，遍地皆匪。

（祝芾《庚子剿办涞水拳匪始末摘要》）

刚毅还朝，密陈拳民志在拒敌，非叛逆可比，今已俯首受约，不如因而用之。太后默然……刚、赵既还，拳匪相继入城，借庙宇设坛，练习拳勇。已乃盘踞民房，竖“保清灭洋”大旗。

（胡思敬驴背集卷一）

2.义和团之抗战

甲　使馆及教堂之围攻

是时，荣禄为军机大臣，兼掌武卫五军，最得西后宠信，首调董福祥甘军入卫。而端王载漪，以大阿哥之父，援醇王故事，得与闻军机重要事件，兼管虎神营，权势熏灼无比，极力主战，附之者庄王载勋、刚毅、徐桐。廷臣中自命老成、实图苟安者比比，皆言拳不可恃，衅不可启。西后颇徇端、庄，而不能骤决。荣禄视西后为从违，徘徊二者间，故虽命董军攻使馆、教堂，迨德使克林德（杀克林德者神机营队长恩海，后自首，慷慨就死），日馆书记官杉山彬先后被戕，而仍命总理衙门与各使通殷勤。盖攻使馆为清内顾之忧，而又不肯负杀公使之名，但欲令其自行撤退而已，故攻使馆教堂五十日，不能下。

上曾有谕捉拿拳匪，命董福祥以甘军平之。董复以不能杀此老百姓娃娃为辞，内外交讧，而后有失和攻打使馆事。董福祥军其西，武卫中军军其东，自五月十九起，至今将议和，枪声络绎不绝。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五月己未（十九日）谕：“昨因拳匪滋扰京城，曾谕令步军统领衙门，严拿首要，认真梭巡……乃昨日夜间，城内各处焚烧如旧……并著派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大学士荣禄，督饬派出各员，及马步各营，并地方文武，实力遵行。”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

北京使馆被围，实自六月八号始……自六月二十号，德公使被戕后，是日下午，所有西人悉入英馆。而所有水师兵，则仍守奥、法、德、美各馆。奥馆旋以不可守，弃去。而意大利、荷兰二馆亦为华人所焚。随后，法馆东面经华兵占据。余如德、日、西班牙、俄罗斯及洋客栈等处，均守至八月十四号，未为华人所夺。

（《拳匪纪事》卷二）

五月二十二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廿四日下午四点钟，甘军在王府大街长安牌楼北，与奥使署洋兵开仗……闻是役系荣中堂发令，饬董军开仗。当议发令时，皇上痛哭曰：“如此则数千万生灵，必遭涂炭；三百年宗社，必致不守。”

（《拳匪纪事》卷二）

二十四日，遂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夷兵才四百，四面为营垒，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自为必死，皆奋，围攻五十余日，昼夜番战，苦相持。董军及武卫中军，死者无虑四千人，拳匪亦多有伤亡，皆引退。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庚子五月十二日，京都教民奏稿：“……拳匪仇教……于四月二十日，焚烧固安县公村之教堂，杀毙教士二人。继于二十七日，又焚烧霸州之善来营村，杀毙教民男女十三人。又于五月初十日，通州东路焚烧教堂、教民住房数处，杀毙教民四十余人。其他永清、武清等处，杀毙英教士二人，教民死亡无从稽考，其数不可得知，教堂、教民房产均焚掠一空。现在四外教民，携男抱女，逃难到京者，多至数百人。”

（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

十二日晚八点钟，城外人声鼎沸，从东便门至西便门，众口一词，佥云：“烧香磕头，泼凉水，杀洋鬼子。”即时火起。或云，是顺治门外本会南堂……十七日……忽报拳匪拥进孝顺胡同，美兵迎战，喊声振地。拳匪……败北，向大街行……至本会外堂，举火焚烧。又北行至施医院，延烧伦敦会教堂、灯市口公理会教堂、二条胡同长老会教堂、东华门八面槽天主教堂。折而西，连烧鸭儿胡同教堂、驴肉胡同教堂、缸瓦市福音堂、顺治门内天主堂。

（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

十七日，拳匪于右安门内，火教民居，无老幼妇女皆杀之，一僧为之长。十八日，往宣武门内，火教堂，又连烧他教堂甚众。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二十四日，拳匪既不得志于交民巷，乃往攻西什库教堂。副都统阿克达春为前锋，战不利，载漪大怒，立斩之。而教民皆坚壁以待攻。刚毅帕首靴刀请督战，张左右翼而前，拳匪死者数百人。刚毅跳而免，忿发骂曰：“公等在涿州时，皆言何如，今若此。天下事不足言，吾与之俱受其戮矣。”其后崇绮又三往攻之，讫不能入。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西什库则虎神营与义和团合打，亦一月未攻开，则诡云“镇物太多，有光腚女人无数，在楼上者云”。而洋人用枪击杀义和团不出，则云“为秽物所冲”。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乙　对外之宣战

宣战之诏书

庚子五月，外兵业已进攻大沽口，情势愈急。江苏粮道罗嘉杰，摭拾浮言，密禀荣禄，谓外人要挟四端：一，光绪帝亲政。二，西太后不得干预政事。三，全国之兵归外人统率训练。四，全国之财归外人整顿管理。荣禄不能秘，以呈西后，主战之意遂决。五月二十一、二、三三日，在仪鸾殿东暖阁连叫大起，每日两次召见王、公、贝勒、军机、内阁、六部、九卿，商和战。许景澄、袁昶力陈不可战，不听。五月二十五日，下诏宣战，有云：“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教民所由来也。”又云：“与其苟且图存，贻讥万古，何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其辞甚壮，军机章京连文冲所草。七月初三日，杀许景澄、袁昶，后又杀徐用仪、立山、联元，以离间为名。盖疑其招外兵，以谋复辟也。

二十日……午正，有旨命王、贝勒、大臣、六部、九卿传牌子，预备叫起……申初，随班召见。慈圣再三谕：“尔等各抒所见。”臣昶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示各夷使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办法须有次第。”佛谕：“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汝所奏不合。”臣复奏：“变者但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捕杀为首要匪数十人，乱党乌合之众，必可望风解散。我自办乱民，免致夷人调兵代办，交哄毂辇之下，则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佛不纳。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二十一日，召对时，诸王、贝勒及崇绮等二十余人，痛哭合词面奏云：“非战不可。”皆主张端邸之说……决战之机，由罗粮道嘉杰上略园（荣禄）相书，称夷人要挟有四条……致触宫闱之怒。端邸、徐相、刚相、启秀等，又力主惩治外人，推枰之几遂决。推原祸本，苏粮道罗嘉杰密禀大学士荣禄所称夷人要挟四条，多悖逆语云云……然罗嘉杰所称，既非各国提督照会裕禄，亦非天津各领事扬言。又李鸿章、刘坤一等，前后电奏各国外部语，绝无此说。各外部佥言，此次调兵，系为保护使臣，助剿乱民，断不干预中国国家政治家法。当时战未交绥，何所施其要挟？可知罗语妄诞不根，荒唐无据，轻率密禀，实为罪魁。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二十三日，到署始知朝议今晨决战，命署照会各国公使：因彼水师提督塞我大沽口门，占我炮台，饬各使限二十四点钟内，下旗出京回国。已成决裂之局，无可挽回矣。上对廷臣言：“可惜十八省数万万之生灵，将遭涂炭。”临朝太息久之……二十四日……大叫起，上询许景澄，手絜其右袂，言：“天下数万万生灵，立见涂炭。汝不可不切言之。”御容戚然。许对以似宜保全公使，令其下旗生还。上首肯。举朝皆怒许之失言。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七月初四日，奉硃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奏参，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许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

（《松堪小记》）

七月丙辰（十七日）谕：“……兵部尚书徐用仪，屡次被人参奏，声名甚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内阁学士联元，召见时任意妄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厥罪惟均。已革户部尚书立山，平日语多暧昧，动辄离间。该大臣受恩深重，尤为丧尽天良，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饬朝纲。徐用仪、联元、立山，均著即行正法。”

（《松堪小记》）

上谕：“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鸱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教民拳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赀，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松堪小记》）

军民之苦战

联军既夺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死之。聂士成扼天津，喋血八昼夜，中炮死。李秉衡率军入援，败于杨村，秉衡自杀。七月二十一日，京师陷。先一日，西后挟光绪帝仓猝出怀来，奔大同，经太原以至西安，由马玉昆残众护之。荣禄率董部退保定。京津之战，敌军多属日本，我固损折，敌亦死伤甚众。尤以团众肉搏陷阵，杀敌致果，为敌所畏。兵民合而抗敌，民之死绥，更多于兵也。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联军攻我大沽口炮台，陷之。大沽炮台在白河口之南，北盐田之东。其北岸曰北炮台，南岸曰南炮台，聚于南部者曰新炮台，筑以泥土，围以石墙。其口岸距京四百八十余里，天津二百余里，洵为天然要隘。先是，各国以得其使臣急电，调其水师舰队，驻泊于此，每欲入据炮台而无其名。遂各互相聚议，于是月二十日往见守将罗荣光，勒其让于各国屯兵。荣光不许，遂备战事，是晚彼此开炮轰击，互有死伤。次日昧爽，炮台旁火药库中敌炮，兵丁受伤甚众，各敌舰即乘势驶至港口。未几，各台均被占据，此为中外开战之始。

（沈桐生《光绪政要》卷二六）

大沽一役，列国军舰之受伤者，计德舰薏芦崎号受弹八枚，舰长肢下被伤，兵弁毙者一名，兵卒毙者六名、重伤一名、轻伤八名。俄舰吉利鼓号受弹四枚，兵弁伤者二名，兵卒伤者四十六名、毙者八名；廓烈号受弹未详，右舷侧约受五枚，船中被焚毙者十名、伤者二十名；菠蒲芦号伤者一名。法舰利安号受弹一枚，船中被焚伤者三名。英舰鸦舌玲号受弹一枚，士卒无恙。

（《拳匪纪事》卷四）

罗荣光，湖南乾州人，初隶曾国藩麾下，补把总。光绪二十六年，擢喀什噶尔提督，未之官而拳乱起。八国兵舰入寇，荣光守大沽炮台。大沽水深广，河道萦曲，有台备险奥。外兵慑其势，弗敢进，荣光备益严。乃佯就款，使人言于裕禄，谓第得四五艘入口，护侨商，无他意，裕禄许之。荣光闻而大惊，力阻，而敌舰已冲入。将及台，遽出炮仰击。荣光再谒裕禄、乞发战令，谍者已报台毁。荣光愤极，归，拔刀杀眷属，曰：“毋令辱外人手。”遂出赴难，一仆随之，不知所终。他日得其尸台下，仆尸亦在焉。

（《清史稿•列传》二五四《罗荣光传》）

六月丁亥（十七日），各国联军攻天津……戊子（十八日），各国联军占据天津，宋庆、马玉昆、裕禄退守北仓。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戕总兵杨福同，命士成相机剿办。匪焚黄村郎坊铁轨，士成阻止之，弗应，击杀数十人。其党大恨，诉诸朝，朝旨诃责士成。时匪麕集天津可二万，遇武卫军辄诟辱，士成检勒部下，毋妄动。荣禄虑激变，驰书慰解。士成复书曰：“匪害民，必至害国。身为提督，境有匪不能剿，如职何？”乃郁郁驻杨村观变。会英法诸联军至，士成三分其军，一护铁路，一留芦台，而自率兵守天津，连夺陈家沟、跑马厂、八里台，径攻紫竹林，喋血八昼夜。敌来益众，燃毒烟炮，我军稍却。士成立桥上，手刃退卒。顾诸将曰：“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夫矣。”遂殒于阵，肠胃洞流。

（《清史稿•列传》二五四《聂士成传》）

七月……敌军英水师督西摩尔督军转战而前，兵势屡挫。及初十日，敌军联合一气，分路大举入犯，我军迎敌拒战。至十一日，洋兵麕集猛攻，北仓被占，裕禄、宋庆退驻杨村。越二日，洋兵进攻杨村，裕禄拒之，正酣战间，忽受飞炮，伤胸阵亡。

（沈桐生《光绪政要》卷二六）

裕禄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二十四年，督直隶。义和拳起山东入直境……裕禄初颇持正论，主剿……居无何……承风指，忽主抚……匪愈横。张德成居独流，称举国第一坛，曹福田为津匪魁。二人者，炫神术为妄，妖言相煽诱，裕禄不之问。已复致书，请饷二十万，自任灭外人。裕禄驰檄召之。于是二人出入节署，与裕禄亢礼。当是时，津城拳匪至可三万人，呼啸周衢市。又以红灯照荧众，每入夜，家家悬红灯，谓迎仙姑。顷之，各国兵舰大集，匪犹群聚督辕，求枪炮。裕禄命诣军械所，任自择，尽攫以去。而联军络绎登岸，索大沽炮台。裕禄惧，疏告急，请敕董福祥来援。联军索益坚，提督罗荣光不允，战失利，而裕禄且上天津团民杀敌状。于是朝廷以团民为可恃，宣战诏书遂下，而不知大沽已先数日失矣。裕禄又报大捷，盛张拳匪功，发帑金十万犒团。更荐德成、福田于朝，饬战状，获赏头品秩，花翎黄马褂。事急，官军战车站，败绩，裕禄退保北仓。阅三日，城陷，德成、福田挟赀走，卒系而罪之。裕禄飞章自劾，诏革职留任。逾月，北仓失，裕禄又退杨村，遂自杀。

（《清史稿•列传》二五二《裕禄传》）

七月十二日，夜雨。东方未明，洋兵乘舟易装，潜袭韩家树营。我军辨认未清，猝不及防，死伤大半。此处不支，大队亦遂摇动，以致北仓失守。

（《津西毖记》上册）

七月壬子（十三日），各国联军据我蔡村……癸丑（十四日），李秉衡率夏辛酉、陈泽霖、张春发合攻蔡村，不克。各国联军进据河西坞……丙辰十七日……李秉衡督师，规取河西坞。至武清县马头地方，遇敌败绩，死之。丁巳（十八日），各国联军进据通州。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

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初，入赀为县丞，迁知县……光绪二十年（1894年），东事棘，召为山东巡抚……其时大刀会起，主仇教，势渐张。二十三年，会众戕德国教士，德使海靖要褫秉衡职，编修王廷相力争之，徙督四川。海靖请益坚，乃罢免……保东南约，秉衡与焉。无何，又请募师入卫，至京入觐太后，力主战。遂命统张春发、陈泽霖、夏辛酉、万本华四军，出屯杨村、河西坞。战才合，张、万二军先溃，泽霖自武清移壁，闻炮声，军皆走。秉衡不得已，退通州。疾书致将领，述诸军畏葸状，饮金死。

（《清史稿•列传》二五四《李秉衡传》）

七月丁巳（十八日），各国联军进据通州。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

七月，联军进逼京师。敌军既获胜于河西务，迅速进兵，与我军在通州一带者接仗三次。守将先锋后营帮带杨长清、后哨哨官马占元各受伤死。是月十九日，敌军至京城外，遂以巨木为架，升炮其上，向城开放，毁坏房屋人民不可胜计……旋经某提督传令，分地扎营，互相会议，定于翌晨各认地段进攻。

（沈桐生《光绪政要》卷二六）

庚申（廿一日），上奉慈禧……皇太后启銮，出德胜门驻园。壬戌（廿三日），上奉慈禧……皇太后至怀来县驻跸。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

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人。同治初，回乱作……福祥亦起安化……嗣为刘松山所败，其父世猷降，福祥亦率众乞归款。乃简其精锐者，编为董字三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入觐，命领武卫后军。召对，福祥曰：“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耳。”荣禄颇信仗之。拳乱起……董军围东交民巷，攻月余，不下。敌自广渠门入，福祥走彰仪门，纵兵大掠而西。两宫西幸，充随扈大臣。和议成，外人坚欲福祥。李鸿章曰：“彼绾西陲军寄久，虑激回变。当缓图之。”乃褫职，锢于家。荣禄在西安综大政，福祥移书让之。

（《清史稿•列传》二四二《董福祥传》）

王懿荣字正儒，山东福山人……二十六年，联军入寇，与侍郎李端遇同拜命，充团练大臣。懿荣面陈拳民不可恃，当联商民，备守御。然事已不可为。七月，联军攻东便门，犹率勇拒之。俄众溃，不可复成军。乃归语家人曰：“吾义不可苟生。”家人环跽泣劝，厉斥之。仰药未即死，题绝命词壁上，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掷笔，赴井死。

（《清史稿•列传》二五五《王懿荣传》）

丙　京津之沦陷

天津之外人管理

联军陷天津，城垣及大沽炮台等，凡被认为可以妨碍外国军队经过者，咸拆除之。又拆民房以建马路。联军往来四乡，皆由人民供应。自庚子至壬寅，始交还中国，二年之中，民力竭矣。

闻津城未陷之前，各国联军会议，有主张得城后即屠戮无遗者，有主张严行杀法者。独日本兵官主张剿捕乱匪，保护商民，英兵官及俄提督均赞成，议遂定。及城破后，各国议定分据地方：无分城内外，以鼓楼为中心，共分四隅，西南隅属英，西北隅属法，东南隅属美，东北隅及河北属日本，河东及铁路并北土墙内外属俄。后铁路又改归英国管理。德国兵到津最晚，故后始分一地以属之。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下）

七月初间，洋人就督署内设立衙署，办理地方事务。其官由英、德、美、日、法、俄六国，各派一人，名为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发出安民告示数张，凡一切抢劫犯法之事，一经告发，拿获该犯，立用洋枪击死。并谕令逃走人民，仍回本籍，照常安处。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下）

七月十八日，天津城厢内外已设立华巡捕，共划各地方为八段，每段公举绅商六名，相助为理。其华巡捕仍由洋巡捕作为领袖，统为都统衙门巡捕官管辖。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下）

八月……都统衙门已开办各捐，在锅店街庆善银号内设立官银号，为收捐处所。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下）

九月，驻津日本军于某日谕：“令自闸口至南门外，桥子迤东，所有居民铺户，速行迁徙，其房间令各房主自为拆毁。即以其地修筑马路一条，以宽六丈为度。”十月某日，日本人又谕：“令自闸口至铁桥，所有房屋，皆须自行拆毁。沿河堤开筑马路一条，其宽亦以六丈为度。”十一月某日，都统衙门出示：“谕令北门外至河滨，所有被焚之房屋，均不准起盖。即在此地修筑马路一条，其宽亦以六丈为度。”

（刘孟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下）

十二月初二日，都统衙门出示：“将天津城垣全行拆去。”实从十一月中旬，业已动工，每日作工者数百人，其中曾充拳匪者甚多。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下）

北京之八国分占

北京既破，由八国分段管理。德军以其使臣之死，恣为报复，杀掠最惨。余亦纪律不严，惟日本极力示好。德军官占中海，法军官占南海，美占先农坛，日则赁屋而居。日人多谒孔庙者。惩于庚申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古物，以致世人讥笑，守护清宫惟谨，而公私财物，则尽取之，荡然一空。巨室多半倾家，部院大臣每被驱役，殴辱妇女，死者甚众。

各国以前门为界，外城前门东为俄、法，西为英、美。内城东为德国，西为日本。英、美政宽，俄、法政暴，故西城尚有完善之区，东城已寂无人迹。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卷八）

日本初入城，即分兵防守宫禁。宫中死亡逃逸外，食指尚千人，皆日军供给之。

（胡思敬《驴背集》卷三）

日本、义、俄、法、美、德、英七国而分列都城也：由朝阳门内，以大街分中，大街之北，西至地安门，东北皆至城根，皆属日本管辖也。朝阳门内，大街之南，西至东四牌楼，仍以大街分中，大街之东，南至崇文门城根，皆属俄国管辖也。东四牌楼南大街之西，西至西大街之东，南至南城根，皆属德国管辖也。马市之南，大街之西，西至东皇城根，南至东长安街，皆属义国管辖也。此东城之分界也。西直门内，以大街分中，大街之北，至城根，东至新街口之南，至毛家湾北，庄王府为界，大街东西，皆属日本。东北亦至地安门，亦日本管辖也。西直门大街之南，阜城门内大街之北，当街庙之南，至西四牌楼，北大街之西，至西城根，皆属义国管辖也。当街庙大街之东，南至西单牌楼北，东至西皇城根，皆属法国管辖也。西四牌楼大街，西至阜城门城根踊路之南，西四牌楼大街，南至宣武门城根踊路之西，皆属英国管辖也。西单牌楼之南，踊路之东，南至宣武门城根，东至前门，内至西长安街，西交民巷，皆属美国管辖也。此西城之分界也。东安门内以大街分中，南者乃英国占领也；北者至东三座门，乃日本占领也。东三座门之北，至地安门内之东，乃德国占领也。西华门外之南，乃美国占领也。西华门外之北，至西板桥，乃义国占领也。西安门内之南，乃法国占领也。西安门内之北，至地安门内之西，乃俄国占领也。此皇城内之分界也。正阳门外，以大街分中；由珠市口至广安门，亦以大街分中，其路南者属美也，其路北者德国也。正阳门外大街之东，东至崇文门外之西，南北皆至城根，属法国也。崇文门外大街之东，至东城根，南北亦至城根，属英国也。此外城之分界也。朝阳门外大关之北，西直门外关厢之北，及德胜、安定、东直各城外，皆属日本所管也。其余各城外，余不知属何国管辖也……其后亦有日本相让，德与俄改换者矣。

（洪寿山《时事志略》）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出示晓谕，而抢掠渐息……仍有不遵新法者，照前抢夺……被日本捉拿，审问确实，立刻明正典刑而诛之。由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下旬，至今二十七年二月中旬，出安定门而诛之者，已六百二十余人矣。其亦有出东直、西直、德胜者，余不知其数也。

（洪寿山《时事志略》）

日本出示晓谕：“尔等商贾知悉，自出示之后，尔等运贩货物，务须先至安民公所，领取保险执照，然后运货入城，则洋兵不能阻当耳。惟军器不许运贩也。亦不收国课、厘金、税务等费。其华洋交易，务要公平，勿许欺压，强买强卖。如有交易不公者，禀报安民公所，即行拿问，从严治罪，绝不宽贷。为此特示。”

（洪寿山《时事志略》）

各国出示晓谕：“尔等知悉，自出示之后，大小街巷皆宜扫除干净，不许门前堆积脏土。各处须择空闲处，公议砌垒厕所，以免街市巷口之小解出恭耳。如再有门前堆积粪土者，罚做一天苦工。如仍在路途巷口小解出恭者，罚钱四百，或罚做两天苦工。禁止斗殴、强争、词讼、烟馆、赌局。如有前项情弊，即行严拿治罪，绝不宽贷。如实有负冤屈者，呈报顺天府，或安民公所，或附近分厅，从公审问。为此特示。”

（洪寿山《时事志略》）

日本、美、英、俄、德各国占领之处，皆设土筐所，为住户、铺户之脏土，倒于筐内。另设官车，各国约有三五百辆，及五七百辆不等，以车载脏土而运于城之外也……大小街巷泼水，以免飏尘矣。各处夜内点灯者，所为照看夜内贼盗之行迹也……美国之处，小儿脸要洗净……日本占领之处，添设牌头、街长者，所为稽查附近户口人名，恐有容留不明之人也。如有不法之人，以街长、牌头是问。设立巡捕处及步营，协尉官厅改为日本分厅也，所为缉捕匪徒，以清贼源而息盗风也。”

（洪寿山《时事志略》）

美提督戴丽生，用副都御史曾广鉴、侍读学士黄思永、侍讲学士恽毓鼎、道员王瓘为理事官。四人惟毓鼎最专，夷酋亦倾心倚任。

（胡思敬《驴背集》卷三）

丁　东南自保

京津抗战，而东南乃成自保之局。英视上海商务为性命，甲申、甲午两次战役，英与法日两国要约，不使战事波及上海。庚子肇衅，由英美领事示意华官，自保东南，勿使战事波及长江。于是刘坤一与上海外国领事，签订东南自保之约。同时，东南督抚由李秉衡领衔，电达京师，不奉矫诏。世多以此归功刘坤一、张之洞。文人若张謇辈，各以首倡奇谋自诩，其实听外人颐使，辱则有之，何功之有。

东南互保之议……予既为发议之人，更从事其间……应撮其大要记之。自五月初，良乡车站拳匪发难……上海远隔海洋，忽传城内已有拳匪千人，飞渡而至……其时南北消息顿阻……各国兵舰连樯浦江……英水师提督西摩拟入长江，倘外舰到后，与各地方一有冲突，大局瓦解……忧思至再，即访何梅生老友商之云：“……予意欲与西摩商，各国兵舰勿入长江内地。在各省、各埠之侨商、教士，由各省督抚联合立约，负责保护。上海租界保护，外人任之；华界保护，华人任之。总以租界内无一华兵，租界外无一外兵，力杜冲突，虽各担责任，而仍互相保护。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梅生极许可，惟须有任枢纽之人，盛杏生地位最宜……旋杏生约予往晤，尚虑端、刚用事，已无中枢，今特与外人订此约，何以为继。予谓：“……可由各省督抚，派候补道员来沪，随沪道经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约签字。公不过暂为枢纽，非负责之人……后来自免关系。”即定议由其分电沿江海各督抚，最要在刘、张两督……旋得各省复电，派员来沪。盛即拟约八条，予为酌改，并为加汉口租界及各口岸两条，共成十条。并迅定中外会议签约之日。其会议之所，即在新建会审公廨。盛既不在签约之列，对外即不便发言。又虑沪道余联沅向拙于应对，即定为中外会议座次，外人以总领事在前，以次各领事。中则以沪道在前，盛以太常寺卿为绅士居次，与余道坐近。再次各省派来道员，先与余约，倘领事有问，难于置答者，即自与盛商后再答之……议时，领袖系美国古纳总领事，果因五月二十五日上谕饬全国与外人启衅，开口即云：“今日各督抚派员与各国订互保之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办否？”此语颇难答，遵办则此约不须订，不遵办即系逆命，逆命即无外交，焉能订约。余道即转向盛踟躇。盛告余即答以今日订约，系奏明办理。此四字本公牍恒言，古领向亦解之，意谓已荷俞允，即诺诺，而两方签约散会……自此互保签约后，西摩及各外舰停止入江。

（惜阴《东南互保之纪实》）

札江汉关照会各领事，力任保护洋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合亟札饬该关道，即便遵照。照会英国领事，告以两湖地方，本部堂力任保护，当不致痞匪滋生事端。即使偶有生事，猝不及者，乌合之众，官兵威力亦可立时弹压扑灭，断断不能任其滋蔓。长江下游一带，有两江总督部堂刘，昨与电商，亦已严密布置防范，意见相同，力任保护下游。请英领事转达英政府，此时长江一带弹压痞匪，尚不须外人相助。若英水师遽进长江相助，不惟无益，且内恐百姓惊扰，外恐他国效尤，更致不可收拾。至若恐他国先进干预，吴淞有英国水师，尽可拦阻。英不先入，他国断不敢入，可请放心。一面嘱其将凡有该教士之教堂，及有洋人在内地地方，迅速开单前来，以便分饬加意保护。如有洋人携眷入内地者，务须劝令暂行带回汉口。洋人如无要事，戒饬暂勿外出游玩打鸟，免为小事致生枝节。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三）

盛京堂来电，并致江、鄂督，苏、皖抚（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卅会议章程呈核：一，上海道台余，现奉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电示，与各国驻沪领事官会商办法。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二，上海租界公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惊疑。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云。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二三）

寄直藩转递军机处译署（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顷，吕使电外部覆云：“……各督抚既认保护西人为己任，本部已立案，务望践言，并请奏明中朝，速离危机。惟华兵勾结匪党，合攻西人，德国在华应办事宜，归统将主裁，本部不愿分其权，致制其肘。故江鄂两督，拟订各章，碍难径允。两督美意傥能实践，我国亦不忘情，当即转达统将，于军事无碍者，皆可照行，并请转覆酌办云。”

（《李文忠全书•电稿》卷二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戊戌廿八日，刘坤一等奏：“……臣等于战事初起之时，即行出示晓谕，务各相安，不必妄生疑虑。并接出洋华人电禀，请保护各国洋人，以免报复，情词极为迫切。臣等遂乘各领事等来商保护商教之时，会饬江海关道余联沅，与之订定章程，长江一带及苏杭内地，各国如不侵犯，我当照常保护。经各领事电商外部，臣等亦电致各使臣，向各国切实声明。德因戕杀使臣，颇持异议，嗣因各国牵制，亦帖然就范……”上谕：“……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复屡次明降谕旨，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实，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

3.辛丑议和

甲　辛丑和约

联军既破北京，急欲谋和。首由总税司赫德示意总理衙门旧人，商由留京大员，具奏大同，请派讲和全权大臣。清廷乃令李鸿章、庆王为全权大臣。日本军遂往怀来，迎庆王回京。鸿章先已受命北来，旋调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而迟疑未启行。久之，始至上海。七月杪，由俄船迓之北来。世皆以鸿章有声望，擅长外交，能收拾时局，实则联军急欲结束军事。英在出兵时，即已宣布速和之意，而和约条款苛酷，只有承认，并无磋商。唯清廷命荣禄参预和议，为外人所拒。鸿章令之速赴西安，促成和局。两人皆自以为功。自今观之，如苟且图成为非，则端、刚诸人坚主迁蜀之议，未尝不是。惜西后与端、刚，皆非真能抗战到底之人，纵使言战，亦不过空谈而已。

庚子七月廿一日，两宫西行，各国军队入京。庆邸随扈，因病留滞怀来县，适奉全权之命，八月初十入京。合肥李文忠，早经奉命来京议约，甫卸粤督任，权寓沪上。直至闰八月十八日，始到京。先行传见总税务司赫德，遍拜各国公使，各国统兵大臣尚未能接见也。此为议和之始步。各公使与各军官先行商酌条款，有此国以为是，他国以为非者；有各公使以为然，而各军官否认者。类如驻兵及防护使馆，拓充守卫使馆汛地，并营建炮台、兵房等事，均由军官主议者，各使不得干预，纷纷扰扰，三月有余。迨议款粗有成局，各使遣员来告，并出示草案，谓“向各军官苦口商酌，竭力争执，始允如此定议。明知条款之酷虐，但中国铸此大错，亦实无可如何。现有一言奉告，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万不可一字驳复。须知我等公使责任，在重修旧好，各军官则穷兵黩武，意在直捣西安。中国政府若允照款议，自奉旨之日起，战事即为结束，各军官但办交地退兵等事，军费大宗即于此日截止，随时再由中政府与各使妥商节目，徐图补救大纲之所不及，岂非轻而易举？若一时嫌条款酷烈，不允照办，各军官闻之群相起哄，诚恐兵事一起，动员令一发，为害胡可胜言？彼时各公使竭尽能力，重订议款，原有各条款，自难删去，不知又增出几许条件，试问中国尚能领受乎？即幸而仍照原款定议，但经此波折，不知又费几许时日。即以兵费一项而论，恐又加增数百万以上”。两全权以各使所论各节，意在关切而非恫喝，爰即密电行在备案。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

开议之日，先期由领袖日斯巴尼亚公使来照，谓该使馆廨宇狭隘，坐位无多，来宾请以十人为限，意极骄蹇。维时李文忠公病卧贤良寺寓所，不能莅会。庆邸约余及那琴轩相国（时官户部侍郎），并法、英、俄、德、日五翻译，偕赴日馆。各公使与众随各员咸集，首由领衔日使将约文节略朗诵一过，面交庆邸。邸答以今日承各公使面交和约一件，容即电奏西安行在。俟奉有电旨，即行恭录知照。随将来件交余收存，辞各公使出……庆邸谓余曰：“……尔速将各使交来条约，送请中堂阅看，即日会衔电奏行在，冀邀俞允。此事今日必须办竣，电奏稿不必送我酌定，但于发电后，抄稿送阅可耳。”……余只身往贤良寺，始知文忠病迄未愈，不能见客。当以此事紧要，讵能延误，商之杨莲府同年，先将条件呈文忠一阅，再行请示方略。莲府笑谓余曰：“……不如由老宪台代拟电奏稿，呈中堂阅定，即行电发，较为便捷。”……余正踌躇如何下笔始能动两宫之听，文忠之四公子季高世兄出，谓余曰：“家君昨日曾经说过，此次奏件，须用重笔。”余笑答曰：“如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方可压倒一切。”爰即本此意拟一电奏稿，交季高送入卧内，请文忠阅定，即刻电发。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

当和约电奏寄到西安，两宫逐一阅视。以偿款数目太巨；惩办罪魁太重；德使克林德建碑京师，有关体制；防护使馆，将六部翰林院划入界内，堂子祀天重地，亦须迁移，其他各款，种种苛求，坚不允行。荣文忠公婉言力陈，以事机迫切，非俯允不能弭患。慈禧愠甚，谓“请皇上斟酌。我不能管”。次日，北京全权电催，以各使专俟准驳确信，以定师行进止。文忠复据以上陈。慈禧谓“两全权但知责难于君父，不肯向各使据情据理力与争辩。我既不管，皇上亦不管，由你们管去罢”。言毕，将电稿掷地，文忠皇恐万状，不敢再陈，惟有伏地碰头。皇上徐曰：“尔等勿庸着急，明日再说。”文忠回邸私议，视此情状，明日上去，亦无结果。惟时全权电信又到，情形迫切。文忠喟然叹曰：“此事责任在我。惟有淡中着笔，从权办理，庶几有济。”默视慈禧之意，未尝不知非允不可，不过允之一字，难以当面说出。越日入见，此事暂不提及，先将他事请旨讫，继云：“前日两全权电奏之件，已阅数日，刻间又有电来催。前已面请圣旨，可否由奴才等下去，酌拟一稿，呈请改定，再行电发？”慈禧默然，继而曰：“如此亦好。”文忠退出，即与枢府诸公，查照来电之意，大致以宗庙社稷为言，姑为允准。拟具电旨，不敢再请起面呈，即交内奏事处总监，呈请睿鉴。旋传旨“知道了”。文忠得旨后，即行电发。京中即日接到，知照各国公使，和议遂由此定局。此系庚子十二月杪之事……文忠为余缕述之。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

惩办罪魁

和约将成，唯罪魁一项，西后意尚踌躇，令鸿章商免。鸿章密电荣禄，微示“只有其上，更无其次”之意。西后大惧，乃一一照办。后来下母子一心维新之诏，即在表明并非顽固，废大阿哥亦是为己洗刷。庚子以后，对外事事退让，皆由惧之一念而起。

和约第二次开议，惩办祸首，各公使订期在英馆齐集……维时李文忠公病愈，与庆邸同入坐。随往者仍那相与余，及翻译各员，与上次相埒，全权中坐，各使环坐，余与那相坐于全权之后……英使首先发言，谓：“今日特议严办祸首一条，有名单一纸在此。但某意，此案罪魁确系端王一人，若能将端王从严处置，其余均可不论，不知全权之意如何？”庆邸谓端王系皇室懿亲，万难重办，各国亦有议亲议贵之条，此事断不能行。我前日于私邸曾对诸君说过，诸君亦无他议，何以今日又复申此说？”英使笑曰：“我亦知其办不到也。”言次，将军开各员名，及所拟罪名，逐一朗诵。请中国照办。单内人多，难以备录，中如庄王载勋、右翼总兵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均请从重论，余以次递减。全权告以“庄王、毓贤诚有罪。总兵英年当时并无仇洋实权，不过联衔出有告示，原难辞咎，但讵能正法？至重不过斩监候罪名。至赵尚书舒翘，仅随刚相往近畿调查情形一次，所居地位，亦无仇洋之举，更无罪之可科。即谓其不应附和刚相，革其任亦足蔽辜，讵可重论？”各公使亦唯唯。文忠复谓“前数日诸位所言罪魁，并无启尚书秀、徐侍郎承煜在内，今日忽将二人加入，此是何意？”词未毕，义公使起而言曰：“某前日谒中堂于贤良寺，曾问徐侍郎为人如何。中堂告余曰：‘此人不好’。七月初三，监斩许侍郎景澄、袁太常昶，即是他。十七，监斩徐尚书用仪等，也是他。二十一日，两宫西狩，逼令其父徐相国桐自尽者，又是他。此种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办。至启秀之罪。日公使亦获有凭据。”文忠愕然曰：“我不过随便一句话，尔竟据为实录。”庆邸以他语乱之，义使始无词。时已傍夕，各使谓……请先散会，明日再具照会……越日，各使联衔照会送到，坚执如故，不能丝毫末减。而德使复惩恿其统帅瓦德西，以急下动员令相恫喝，厥后均如来照办理。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

十二月壬戌廿五日谕：“京师自五月以来，拳匪倡乱，开衅友邦。现经奕劻、李鸿章与各国使臣在京议和，大纲草约业已画押。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从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主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生民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前经两降谕旨，尚觉法轻情重，不足蔽辜，应再分别等差，加以惩处。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著赐令自尽，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已革端郡王载漪，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致肇衅端，罪实难辞；降调辅国公载澜，随同载勋，妄出违约告示，咎亦应得。著革去爵职，惟念俱属懿亲，特予加恩，均著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著传旨即行正法，并派按察使何福堃监视行刑。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袒庇拳匪，酿成巨祸，并会出违约告示。本应置之重典，惟现已病故，著追夺原官，即行革职。革职留任甘肃提督董福祥，统兵入卫，纪律不严，又不谙交涉，率意卤莽。虽围攻使馆，系由该革王等指使，究难辞咎。本应重惩，姑念在甘肃素著劳绩，回汉悦服，格外从宽，著即行革职。降调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于载勋擅出违约告示，曾经阻止，情尚可原。惟未能力争，究难辞咎，著加恩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革职留任刑部尚书赵舒翘，平日尚无嫉视外交之意，前查办拳匪，亦无庇纵之词。惟究属草率贻误，著加恩定为斩监候罪名。英年、赵舒翘两人，均著先行在陕西省监禁。大学士徐桐，降调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殉难身故，惟贻人口实，均著革职，并将恤典撤销。经此次降旨以后，凡我友邦，当共谅拳匪肇祸，实由祸首激迫而成，决非朝廷本意。朕惩办祸首诸人，并无轻纵，即天下臣民，亦晓然于此案之关系重大也。”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四）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正月庚午初三日，谕：“此案首祸诸臣，昨已降旨，分别严行惩办。兹据奕劻、李鸿章电奏，按照各国全权大臣照会，尚须加重恳请酌夺等语，除载勋已赐令自尽，毓贤已饬即行正法，均各派员前往监视外，载漪、载澜均定为斩监候罪名。惟念谊属懿亲，特予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监禁，即日派员押解起程。刚毅罪情较重，应定为斩立决，业经病故，免其置议。英年、赵舒翘，昨已定为斩监候，著即赐令自尽，派陕西巡抚岑春煊前往监视。启秀、徐承煜，各国指称力庇拳匪，专与洋人为难，昨已革职。著奕劻、李鸿章照会各国交回，即行正法，派刑部堂官监视。徐桐轻信拳匪，贻误大局；李秉衡好为高论，固执酿祸，均应定为斩监候，惟念临难自尽，业经革职，撤销恤典，应免再议。”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五）

赔款

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俄得一亿三千万两，德九千万，英七千万，法、美、日、意、奥、荷、比，以次递减。分三十九年还清，本利共九亿八千余万两。庚子以前，岁计不敷六百万两，至是由各省摊派，百计罗掘，正杂各款之外，始有附加捐，而民困极矣。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三月辛巳（十五日），奕劻、李鸿章电致行在军机处：“……月朔，法、英、德、日本四使，约那桐、徐寿朋、周馥，赴德馆讨论赔偿抵款，称赔款须四万五千万两。答以太多，则称各国只索实用之数，并无虚开。旋问中国究有何款可以作抵。答以赔款数目太巨，甚难筹画，海关税因镑价今昔悬殊，拟按镑价加收，以作抵款，于洋商无损，于中国有益。各使称伊等亦有此意，便骤难商定，须另筹切实抵款。随遍问盐课、常税、折漕、土药，并开办印花税、房捐等项。答以旧有之款均有要用，新筹之款骤难办成。惟赔款总不可不筹，竭力腾挪，连海关加收，每年至多能筹一千五百万两。各使称如此则须六十年方能摊完，伊等拟请每年筹付三千万两，三十年可完。按借债周息五厘，二十年本利相平，四百五十兆，三十年成九百兆，计周息三厘三毫有零，利息尚不为重。答以分三十年摊毕，款实难筹。各使又称，内中尚有一二国愿得现银者，可否商借现银付给。答以中国情愿摊还，不愿借债。是日各使相约，因赫德前曾分送节略，胪列京外各进款及改章办法，该使等愿借面谈考证，并非与那桐等议事。及告以累年入不敷出，暨一切改章为难情形，各使称俟再商而散……臣奕劻面询赫德：“据称各使意见不一，有愿听摊还者，有愿索现银者。如付现银，必须借债，付四百五十兆之款，必须借六百兆，方能敷用。以周息四厘计之，三十年须加息七百二十兆，大不合算。”又称：“断不可以抵款难筹推讬，恐各国借口，占地自筹，为害尤大。各使约须至四月底方与全权会议，莫如及此闲暇，先与政府户部、各督抚通盘筹画，速定大计。总期能指有的款作抵，先办撤兵，是为要著……若俟会议时，再行往复筹商，各督抚意见不同，多烦商酌，恐议论未定，而赔款又增数千万矣。”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六）

四月乙巳（初十日），奕劻、李鸿章电致行在军机处：“赔款一事……顷闻各使会议，已有照会。适德穆使过晤，与谈减数。彼云：‘……必以四万五千万两为定数，若迟则兵费须加，我们可先密商。倘贵国允定赔四万五千万，加息四厘，便有谕旨为凭，德国必撤兵，各国亦必随撤……现议撤兵，节令正好，若交炎暑，便不能撤，须迟至九、十月以后，又须多添兵费。为中国计，实不合算……’鸿等昨晤瓦帅，亦盼赔款速定，可速撤兵……今两宫急盼撤兵，方议回銮，若不速定见，瓦帅暨德兵不肯先撤，各国必更观望。迟一日则多费百万，至秋后须多赔一百余兆……”上谕军机大臣等：“阳电悉。偿款四万五千万，各国即不允减，尚可照准。惟前奏闻索息一倍，计合三厘三毫零，仍照此商减为要……并请展宽年限，方能勉筹。”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七）

四月丙午（十一日），奕劻、李鸿章电致行在军机处：“……今午派徐寿朋往见德穆使，遵旨与商减息。穆称按现在各国借债四厘，已减让到家，万难再减……又称瓦帅已奉本国政府训条，料理撤兵，专候中国认利准信，以定行止。伊亦奉到训条，四厘息一毫不能减……刻下撤兵之事，最关紧要，一言可决，在四厘允与不允而已……”上谕：“……电悉。各国偿款四百五十兆，四厘息，应准照办。”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七）

驻兵

北京之东交民巷，划为使馆专用区域，华人不得居住，且驻重兵以守之。自北京经天津至山海关，设专站十二，分驻外兵，共约万人。海口及沿途皆不得设防，以碍畅行，此世界所无之苛例，屈辱极矣。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四月丁巳（廿二日），电谕：“……现已定期回銮。京师各使馆酌留兵队，前据奏各国统计不过数百名，究竟确留若干？使馆租界逼近禁城，闻有筑城、设炮台之说，拟饬电询，并令设法商阻……津京沿途，洋卡洋兵，酌留数目，以少为妥。”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七）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语电旨谨悉。京城地面，各国已陆续交出。俄、美兵除留护使馆外，余早撤净；英、德、日本亦撤过半；保定仅有法兵未撤。闻各国现存在京兵队，望后可再撤三分之一。俟西安启跸，再撤二分之一；俟由河南回銮，即全数撤兵。彼等撤兵，向不知照撤去若干。即问，亦不以实告，总称看运船多寡，陆续撤去。其各使馆留兵，现无确数，闻统计约在二千内外。天津及沿途洋卡，亦无确数，闻天津约留六千或八千；沿途洋卡，每卡约三百，共计不逾二千。屡经访询，均称回銮早则撤兵速，迟则更多观望。请代奏，劻、鸿。”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三九）

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唐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皆驻兵八千人，而京师守使馆兵二千余人不与焉。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谢罪

因德使及日书记被害之故，分派使节谢罪德、日。使德者醇亲王，为光绪帝胞弟。德啣旧隙，必欲副使跪拜，交涉数四，乃得免。使日者那桐，如礼而已。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先是，德使派参赞来询，专使赴德，拟派何人。答以未定。伊询“醇亲王何如？答尚谨慎，何不往来晤谈？”醇遂与穆使、瓦帅相见。该使电知国王，均以为然。旋又照称本国皇帝提明，俟中国照各国公索各款，全行照允，方愿接待专使等语。查醇王年岁虽轻，志趣尚好，上年拳匪内讧，莫赞一词，尚守家教。惟交涉向未阅历。伊已约定张翼偕往赞助。记名副都统荫昌，前驻德年久，熟悉情形，拟请派该员等并充参赞，庶无陨越……此事应俟公约画押时，再行降旨。请先代奏。劻、鸿。”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三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癸丑（十八日），奕劻、李鸿章电致行在军机处：“醇亲王赴德一事，正月咸电已详陈。昨德穆使因赔款息银议定，欲催早去。顷接吕使覃电，德君以专使现可举行，届时当优礼接待，应请降旨，特派醇亲王为头等出使大臣，并令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使都统荫昌随往，赞助一切。臣等犹虑该员等情形未熟，与瓦帅商酌，添派德员随行。德君性急，醇去恐难迟缓。可否令其不必远赴行在请训，致需时日，国书礼物即代预备。……”上谕：“醇亲王载澧著授为头等专使大臣，前赴大德国敬谨将命。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阴昌均著随同前往，参赞一切。”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七）

四月丙辰（廿一日），奕劻、李鸿章电致行在军机处：“巧电旨到，遵拟国书一通，请代呈御览酌定，候复即缮。恭拟国书全文如下：大清国大皇帝敬致书于大德国大皇帝陛下。朕维中国与贵国订约以来，信使往还，辑睦无间。前岁贵国亲王来京，朕叠次接见，情谊尤为款洽。乃上年五月，义和拳匪阑入京师，兵民交斗，贵国使臣克林德，竟至被戕殒命。该使臣衔命来华，办理交涉事件，悉臻妥协，朕甚嘉许，不意变生仓猝，遽尔捐躯。朕自维薄德，未能先事预防，保护多疏，疚心曷极。已于该使臣死事地方，勅建铭志之坊，用以旌善瘅恶，昭示后来。兹派醇亲王载澧为钦差头等专使大臣，亲赍国书，前往贵国呈递。该亲王分属近支，谊同休戚，特令竭诚将命，以表朕惭悔之意。又此次贵国劳师远涉，戢匪安民，和议早成，生灵无恙，尤征大皇帝顾全大局，并令该亲王代朕道达谢忱。惟望大皇帝尽弃前嫌，益敦夙好，从此我两国共享升平之福，永联玉帛之欢。大皇帝鉴察焉。”军机大臣奉旨：“所拟国书，准其照办。”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七）

五月丁卯（初三日），奕劻、李鸿章电致行在军机处：“昨据德穆使照称，奉本国电谕，德皇拟乘本年华历七月二十日，大阅驻扎德国京师御林军之便，堪以接待醇亲王。并谕达知妥为预备，俾得趱程及时到柏林不误等因，现商令醇王整装预备一切，国书礼物均赶办。穆使面称，六月初五日，有德公司船自沪开行，可搭坐，约五月廿六七由京起程。请代奏。”军机大臣奉旨：“奕劻等电悉。醇亲王载澧初次出洋，一切言动，诸宜谨慎；饮食起居，随时调护。并著张翼等悉心照料，妥慎赞襄。礼毕即行回国。仍将外洋风土人情，随地留心体察而资阅历。”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七）

五月甲申（十九日），谕军机大臣等：“奕劻、李鸿章效电悉。日使函称醇亲王使德回路，经美暨日本，政府望旌节抵日，借伸同洲和好之谊等语，著照所请，以重邦交。英、比如有此意，函请亦可准行。即由该王大臣随时知照办理，仍一面电闻。”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七）

柏林吕使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八日）……醇邸递书礼节……于礼官处得悉。廿七，德皇在白厅坐见，王爷行三鞠躬礼，递书致颂。其参赞该同入见者，均照中国臣下觐君礼叩首。据云，此次系赔礼，非寻常聘使可比。不知曾与穆使商及否。惟大局攸关，时甚迫促，海现力争，能否挽回，未敢预必。”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四○）

接赓参赞来电云：“跪叩一节，迄无更改。荫昌仍以参赞看待，亦不能免。顷，德皇遣内务官来，并交所定礼节单图：十四午刻，在柏林宫内接见，坐受专使三鞠躬礼，参随三跪礼，并跪听宣读颂词。此为西国向无之大礼，大体攸关，万难迁就。”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四○）

坐受国书一节，鸿章丙申使俄，德皇派员邀请赴德，即系坐受国书，其傲慢性生，不足计较。惟参赞跪拜，有伤国体。兹拟折中定断：递书时，只带金楷理、赓音泰等传译。张翼、荫昌等仍照前电，或托病，或暂避他处，以免跪拜受辱。已电醇王酌办。吕使拟交各使持平订定礼节，各使皆助德抑华，断乎无益。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四○）

据艾领事来称，顷得外部电，“命询王爷何时起身，以速为宜。我皇必见，跪礼已免。递书只带荫昌一人，余在别殿伺候”等语……廿一三点，到坡思丹，德皇又遣朝车并头等提督接沣等，均至旧皇宫居住，供应优渥。随商订次日进见，并送故德后花圈礼节。廿二巳刻，亲至故德后墓如礼。十二点，复遣朝车提督迎至新行宫。澧随带荫昌进见内殿，递书，宣读颂词。张翼六人在外殿侍立。礼成，德皇遣马队送归旧行宫。两点，德皇亲来答拜，意极殷勤，坐谈良久。并命备舟车，游览哈芳湖孔雀岛。廿三早看操，午后仍至新行宫进见德皇，并留多在柏林居住，看各厂院。又面属前赴丹西，会晤亨利亲王，看其水师。澧未便拂却。现拟见德后后，即赴柏林另住客寓。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四○）

八月己亥（初六）……醇王柏林江电：“澧奉命本为德国专使，自递书后，虽德皇款接优渥，但因前节，未免犹有介怀。屡晤外部，据称除美、日与彼无涉，若往欧洲英、意、比，有违专诚之恉，该皇深不谓然。收礼至今，尚在游移未定。澧今日前往丹溪阅大操，五日可回柏林，仍须看各厂院。约计八月廿，在德即可竣事……澧此番远涉风涛，到德后历观各厂，精神劳顿，饮食减少。兼有水土不服之证，务恳与驻京英、意、比公使，设法托辞婉商，万勿宣示该外部阻行之意。现拟德事毕后，即行前赴美、日，顺道回国……伏乞代奏请旨示遵云。”上谕：“……载澧……在德使事既毕，著即启程前回华……美、日、意、比各国使事，暂从缓议。”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九）

澧于初三随带翼、昌赴丹溪，次与德皇、亨利亲王晤面。礼接甚优，颇为笃念邦交。阅操三日，并邀澧同翼、昌在兵船与宴，赠澧红鹰宝星。宴毕辞行，于初八回柏林。礼物已收。接懿旨告知该外部，极为钦悦。现在克虏伯各厂看视制造毕，遵即于本月十九日，仍由折奴阿乘轮回华，九月内抵沪。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四○）

西安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三日）奉旨：户部右侍郎那桐，著赏给头品顶戴，授为专使大臣，前往大日本国敬谨将命。”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三八）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癸酉初九日，奕劻、李鸿章电致行在军机处：“那桐出使日本，应有国书，该国向例索观敕谕。兹谨拟就国书敕谕，照录于下。国书文曰：‘大清国大皇帝敬致书于大日本国大皇帝陛下。朕维中国与贵国同在亚洲，海程密迩，彼此遣使驻扎以来，诚信相孚，情谊弥挚。乃上年五月，京师猝遭拳匪之乱，兵民交讧，贵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竟致被戕殒命。该书记生随使来华，应获保护之益，不意变生仓猝，遽尔捐躯。朕自维薄德，未能先事预防，致令友邦官员惨遭不测，有伤睦谊，弥切疚心。业派大臣致祭，并颁发内帑，以示优恤。兹派头品顶戴户部右侍郎那桐为钦差专使大臣，亲赍国书，前往贵国呈递。该大臣忠诚素著，朕所深信，特令敬谨将事，表明惋惜之怀，藉达优荣之典。此次大皇帝遣师远涉，到京之日，首先安民。又于和议要端，尽力维持，特伸公论，东方大局，赖以保全，义闻仁声，昭布遐迩。朕心尤为欣感，并令该大臣代达谢忱，惟望大皇帝尽弃前嫌，益敦夙好。唇齿辅车之谊，历久弥亲，从此海宇乂安，升平同享，惟大皇帝察焉。’敕谕文曰：‘皇帝敕谕头品顶戴户部右侍郎那桐。朕维交邻之道，详于古经；遣使之文，著为令典。矧在同洲之国，尤切辅车之依。兹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京被戕，朕心惋惜，宜示优荣。特授尔为钦差专使大臣，亲赍国书，前往呈递。务宜殚竭忠诚，敬谨将事，于一切交际仪文，悉心经理，勉副皇华之选，益联与国之欢。尔其钦承朕命，无负委任。特谕。’请代奏。”军机大臣奉旨：“所有国书、敕谕，著准其照办。”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七）

那侍郎自日本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桐等今午安抵东京。俟定有递书日期再电达。”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四○）

日本李使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外部定初一日，那使呈递国书。接待仪注，与驻使相同。谨闻。”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四○）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顷接那使朔电，桐已于本日觐见，呈递国书。一切礼仪，均照接待专使向章。请转枢垣代奏云。庆、李。”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四○）

和约

七月戊子（廿五日），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驻京公使议订和约十二款成。其文曰：“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穆默，大奥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齐干，大比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姚士登，大日钦差驻扎中华全权大臣葛络干，大美国钦差特办议和事宜全权大臣柔克义，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便宜行事鲍渥，大英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萨道义，大义钦差驻扎中华大臣世袭侯爵萨尔瓦葛，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大和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克罗伯，大俄钦命全权大臣内廷大夫格尔思，大清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大清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今日会同声明，核定大清国按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当经大清国大皇帝于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全行照允，足适诸国之意，妥办。第一款，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钦派醇亲王载澧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处所树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辣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牌坊一座，足满街衢。已由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第二款，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于后：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故，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谳惩办。西历本年四月二十九、六月初三、八月十九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七月初六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二、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上谕：将诸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第三款，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第四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会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第五款，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于西历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降旨禁止进口二年。嗣后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第六款，按照西历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即中历四月十二日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第七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第八款，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第九款，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第十款，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二、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四月二十九、八月十九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三月十一、七月初六等日，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载明。三、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七月初六日，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第十一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现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项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现按照第六款赔偿事宜，约定中国国家应允襄办，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第十二款，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历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上谕内，已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兹特为议明。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发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中国亦照允随行。自以诸国全权大臣，现奉各本国政府之命，代为声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馆兵队外，诸国兵队即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亦由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由直隶省撤退。今将以上条款缮定同文十二份，由诸中国全权大臣画押，诸国全权大臣各存一份，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份。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八）

乙　东北俄约

各国撤兵，俄独不撤东三省之兵，且诱将军增祺订约，以东三省权利让俄。约成，各国大哗。清廷乃命杨儒与俄再议，俄卒因各国干涉，勉允退还东三省，分期撤兵。既而延宕不行，遂启日俄战争。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六月，初海兰泡有俄兵数千，欲假道于齐齐哈尔，至哈尔滨保铁路。俄将固毕乃脱尔，先以公文告黑龙江将军寿山。寿山不允，因之开衅。十五日，寿将军电致爱珲副都统凤翔，令戒备。十七日晨，有俄兵舰五艘及拖带驳船载兵下驶。寿山著爱珲所练靖边各军，开沿江各沟驻防。次日，俄将装载军火至江，我统兵官发炮攻之，俄兵官二人歼焉。二十一日，俄派马队至爱珲恣焚掠，凤翔派统领王仲良率马队三百渡江，驱逐俄兵，叠获小胜。二十六日，有俄马步兵六千名，从黑河上游五道河偷渡。登岸后，始知为俄兵，仓皇退至爱珲。次日，俄兵即由西山陆路直扑攻城，凤翔率军退至兜沟子。是日，俄军遂入爱珲城……七月初四日，率兵进攻，用开花炸弹遥击我军。凤翔以兜沟子地势平衍，难资扼守，军士忍饥露宿，咸有怨言。遂以情形电禀军帅，结阵退守北大岭，徐图后计。

（沈桐生《光绪政要》卷二六）

北大岭为爱珲之后路，齐齐哈尔之门户，最为险要……俄兵见我兵退守，即亦跟踪而入。十六日，全军进逼北大岭……十七日晨，俄军在山下架开花炮，向我军猛攻。凤翔传令全军出队迎敌，徇师而誓曰：“有退后者斩……”我军勇气百倍，大败俄军……而凤副都统……左腿、右臂受枪子两伤……回营，至晚呕血数升而死，士气熸焉……寿（山）闻信……欲即将将军印信交副都统萨保护理，而自赴前敌督战，萨不允。乃派程雪楼太守为总统，饬令前赴北大岭迎战。程至军，即照会俄国统兵官，停战议和……于是程率队先行，为俄军前驱……八月初二日，程太守先至卜奎（即齐齐哈尔城），即入见寿将军，面陈与俄军停战议和事宜。且言俄统兵官已率师前来，必欲亲见将军。寿将军闻之，自度终不能亲见俄将与议和事，又不欲使城中居民无端罹祸。又自念世受国恩，宜阖门殉节，遂决计誓死报国……乃先令其妻及妇子速自裁……初四日晨……俄将必欲入城见将军，将军闻之，即作遗书致俄将，请勿杀居民。书毕……朝衣朝冠，从容卧柩中……命其子开枪击之。其子手战不忍发，误中左胁，不死。又命其家将继之，一枪中小腹，犹不死……再开一枪，洞胸而亡……是日，俄军遂入卜奎城。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

九月初三日，盛京将军增祺奏：“自本年拳匪肇祸，中外失和，吉江两省，相继沦陷。奉省自六月上旬，拳匪猝起，焚掠洋局，杀害教民，萑苻遍地。洋人护路平匪，来兵几千……营口、复州、盖平、熊岳、金州、海城、辽阳等处，以次失陷。闰八月初六日，谨护圣容出省。晋昌、寿长均先后逃出。初九日，俄兵四百入省城。十一日，日本兵三百继至，把守各门，并有日兵分守福陵、照陵。”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三）

十月二十九日，盛京将军增祺片：“……南路日逼日近。鸭绿江东岸亦有倭兵数千分布……自江省失，吉林又约定，俄兵所至，我兵手执白旗，各不开枪。而彼北路之兵随由伯都讷、长春南下……统将只晋昌、讷钦、寿张三人，现饷仅剩两月有余……战则兵已溃散，和则彼不肯听，守则人心不固，到处以白旗相迓。现在吉林通省及奉天、牛庄、辽阳、田庄、台、怀德、奉化等县，莫不皆然。如黑龙江……进城时，即将粮饷三十余万两，以及军火等项，全行运走……要马三百匹……并令将库存及各营兵丁现用军械，全行缴出……吉林将军长顺……与俄总监工茹格维志商议停战，俄兵到处，我兵手执白旗……令兵团呈缴军械，并将银库军械派人看守，即电局亦把守，不令与各处通电……”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三）

十月二十九日，奉旨寄增祺：“览奏均悉，东三省俄国已许交还……与俄员晤商接收……”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三）

十一月二十日……旨电：“出使俄国大臣杨儒，著充全权大臣，与俄外部商议东三省接收事宜……”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四）

十一月二十六日电：“杨儒电所称‘增祺……与俄擅立奉天交地暂行约章九条，画押’之语……增祺并未奏知……着交部严加议处。”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四）

李盛铎电奏：“顷，日外部言，此次议款，中国万不可割地。如允割地与一国，或虽未明割，而允其设官置兵，亦是暗让。一经允定，他国群起效尤，大局当不可问。财政各种利权亦然。设有一国要挟太重，中国似可答以此项事变，关系各国，宜归入各国公约并议，庶免受亏……”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四）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初七日，张之洞电：“……杨使电，约稿十二款……大致仍与（增祺约）相仿。去腊，英领事面言，力陈此约万不可允。近日，日本外部屡次来电云，日本力劝各国，阻止此约。英、德、美政府，意见皆同。各国之意，皆暗助中国，拒绝俄国要求……”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五）

美国分致英、法、俄、德、义、奥、日本诸国，满洲约议……当各国之派兵赴华也，均曾明认愿保中国土地不使有伤……倘中国并不预商各国，遽立专约，让人财土，则既缺于理，而复无所益……美廷向主辟门共利之说，满洲亦在其例……兹者美廷拟尽良言……以阻此约之成……

（吕海寰《庚子海外纪事》卷四）

二月辛丑（初五）电谕：“……俄约关系太重……不遽画押，仅只激怒于俄；画则群起效尤分据，其祸尤速……著杨儒婉告俄外部……格外见谅。”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六）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辛西朔，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王文韶，与俄国驻京公使雷萨尔，议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四款成。其文曰：“大清国大皇帝与大俄国大皇帝，愿将于华历光绪二十六年，即俄历一千九百年，在中国生出之变乱所伤邻交，复行敦固。兹为商议东三省各事，大清国大皇帝将派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大俄国大皇帝特派驻华全权大臣正参政大臣雷萨尔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会同议订各条款，开列于下。第一款，大俄国大皇帝愿彰明与大清国大皇帝和睦及交谊之新证据，而不顾由东三省与俄国交界各处开仗攻打俄国安分乡民各情，允在东三省各地归复中国权势，并将该地方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治理。第二款，大清国国家，今自接收东三省自行治理之际，申明与华俄银行，于华历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即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所立合同年限及各条款，实力遵守。并按照该合同第五款，承认极力保护铁路，暨在该铁路职事各人。并分应保护在东三省所有俄国所属各人，及该人各事业。大俄国国家因有大清国国家所认以上各情，允认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即将东三省俄国所驻各军陆续撤退。其如何撤退，开列于后。由签字画押后，限六个月，撤退盛京省西南段至辽河所驻俄国各官军，并将各铁路交还中国。再六个月，撤退盛京其余各段之官军，暨吉林省内官军。再六个月，撤退其余之黑龙江省所驻俄国各官军。第三款，大清国国家暨大俄国国家，为免华历光绪二十六年即俄历一千九百年变乱后来再行复炽，且此变乱皆属中国驻扎于俄国交界各省之官兵所为，今令各将军与俄国兵官会同筹定，俄兵未退之际，驻扎东三省中国兵队之数目及驻扎处所，中国允认除将军与俄国兵官筹定必须敷剿办贼匪弹压地方之用兵数，中国不另添练兵。惟在俄国各军全行撤退后，仍由中国酌核，东三省所驻兵数应添应减，随时知照俄国国家。盖因中国如在各该省多养兵队，俄国在交界各处亦自不免加添兵队，以致两国无益，而加增养兵各费也。至于东三省安设巡捕，及绥靖地方等事，除指给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各地段外，各省将军教练专用中国马步捕队，以充巡捕之职。第四款，大俄国国家允准，将自俄历一千九百年九月底，即华历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间起，被俄兵所占据并保护之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交还本主。大清国国家允许，一、设有应行保护该铁路情节，则专责成中国保护，毋庸请他国保护修养，并不可准他国占据俄国所退各地段。二、修完并养各该铁路各节，必确照俄国与英国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即华历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九日，所定和约，及按照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即华历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与公司所立修该铁路借款合同办理。且该公司应遵照所出各结，不得占据，或藉端经理山海关、营口、新民厅铁路。三、至日后在东三省南段续修铁路或修支路，并在营口建造桥梁，迁移铁路尽头等事，应彼此商办。四、应将大俄国国家交还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所有重修及其养路各费，由中国国家与俄国国家商酌赔偿。俄国因此项未入大赔款内，两国从前所定条约，未经此约更改之款，应仍旧照行。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签押盖印之日起施行，并御笔批准之本，限三个月内，在森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汉、俄、法三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以昭信守。三国文字校对相符。惟辩解之时，以法文为本。订于北京，缮就二份。”

（《光绪东华录》卷一七二）

十五　清末之时局

1.庚子以后之维新

甲　维新诏书

庚子十二月下诏维新，称母子一心，以示悔祸决意。因集众议，于是有江督刘坤一、楚督张之洞变法会奏。其第一折兴学四端，曰设文武学堂，曰酌改文科，曰停罢武科，曰奖励游学。第二折整顿中法十二端，曰崇节俭，曰破常格，曰停捐纳，曰重官禄，曰去书吏，曰去差役，曰恤刑狱，曰改选法，曰筹八旗生计，曰裁屯卫，曰裁绿营，曰简文法。第三折采用西法十一端，曰广派游历，曰练外国操，曰广军实，曰修农政，曰劝工艺，曰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曰用银元，曰行印花税，曰推行邮政，曰官收洋药，曰多译东西各国书。以后改革，多依此次第，而以练兵、兴学为要政。京师先后设政务处、财政处、练兵处、学务处，以重臣司其事。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十二月丁未，谕：“……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敝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巾。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借保皇、保种之奸谋，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得救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叛逆。后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睹。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物穷则变，转弱为强，全系于斯……”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四）

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三月己巳，谕：“……设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亦著遥为参预。各该王大臣等，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评议，次第奏闻。俟朕上禀慈谟，随时择定。俟回銮后，切实颁行，示天下以必信必果、无党无偏之意。其政务处提调各官，该王大臣等务择心术纯正、通达时务之员，奏请简派，勿稍率忽。此事予限两个月，现已过期，其未经陈奏者著迅速汇议具奏，勿稍迟延观望。将此通谕知之。”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六）

丙午，谕：“……六部则例本极详明，行之既久，书吏窟穴其中，渔财舞文，往往舍例引案，上下其手。当今变通政治之初，亟应首先整顿部务，为正本清源之道。非尽去蠹吏，扫除案卷，专用司员办公不可。兹值京师兵燹之后，各部署案卷不过十存四五，著即一并销毁。”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七）

七月壬辰，谕：“……嗣后无论何项事例，均著不准报捐实官。”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八）

十二月乙卯，谕：“……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光绪东华录》卷一七一）

乙　练兵

清代经制之兵，曰八旗，曰绿营。嘉庆时，川楚教军起，始有募勇。太平天国兴，清所倚者湘淮军也。后皆改用洋式枪炮。甲午之役，命胡燏芬用德国操法，练定武军五千，后归袁世凯，称为新建陆军。庚子后设练军处，命袁世凯专任其事，由各省摊解经费，先后成立六镇。各省亦相继编练，预计全国成立新军三十六镇，期尽裁绿营、巡防营，因之新旧军意见极深。而新军下级军官多学生出身，入伍者亦多士人，皆倡言革命。辛亥革命振臂而起者，皆新军也。

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七月丙子，谕：“……所有各省原有之绿营、防勇，均限于本年内，裁去十之二三。及上年有事时添募之勇营，亦一并酌量裁撤，以免虚糜。”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八）

壬辰谕：“现在整顿兵制，停止武科。亟应于各直省会建立武备学堂，以期培养将才，练成劲旅。查北洋、湖北所设武备学堂，及山东所设随营学堂，均已办有规模。应即责成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酌量扩充，认真训练……其余各省，即著该督抚设法筹建，一体仿照办理……”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八）

癸巳，谕：“……著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八）

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十一月己丑，谕：“……商部左丞徐世昌，著开缺，以内阁学士候补，充练兵处提调。直隶即补道刘永庆，著充军政司正使。直隶补用道段祺瑞，著充军令司正使。候选道王士珍，著充军学司正使。均著赏给副都统衔。”

（《光绪东华录》卷一八四）

……庚子乱后，各省皆起练新军，或就防军改编，或用新式招练。至光绪三十年，划定军制，京师设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改定新军区为三十六镇，新军制始划一。三十三年，京外新练陆军，除禁卫军外，统计近畿第一镇驻京北仰山洼……第六镇驻南苑……直隶第二镇驻保定永平等府……第四镇驻马厂……山东第五镇驻省城、潍县、昌邑等处……江苏第二十三混成协驻苏州等处……江北第十三混成协驻清江浦……安徽步队二标、马队一营、炮队一队驻省城……江南第九镇步队一营、马队二队驻省城等处……江西步队一协、马队二队驻省城……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驻省城……步队一协、马炮队各一营调驻京城……湖南步队一协、炮队一营驻省城……湖北第八镇驻省城……第二十一混成协驻武昌、汉阳及京汉铁路……浙江步队一协驻省城……福建第十镇驻省城及福宁、延平等处……云南步队一协、炮队一营驻省城及临安……贵州步队一标、炮队一队驻省城……四川步队一协驻省城……山西步队二标、马炮队各一营驻省城……陕西步队一协、炮队一队驻省城……甘肃步队二标、炮队一营驻省城、河州、固原、西宁……新疆步队一协、马队一标、炮队一营驻省城……东三省第三镇驻吉林省城、长春、宁安、延吉及奉天、锦州等处……第一混成协驻奉天省城……第二混成协驻奉天、新民等处……步队一协一标、炮队一营驻吉林……宣统三年，统计除前列外……云南成第十九镇，奉天成第二十镇……而三十六镇卒未全立云。

（《清史稿•兵志九》）

丙　兴学

京师初设管学大臣，后改学部，各省设提学使。扩充京师大学堂，拟建七科，而以仕学馆、译学馆隶之。又设农、工、医、法政、师范各高等专科，复设女学。各直省遍设高等学堂、两级师范学堂及中小学，广聘日本教习，增筑校舍。天津有北洋大学。各国教会皆办学堂，亦有大学。科举既废，乃以进士、举人名目，移为学堂出身，且授实官。出洋学生考试后有授翰林院编修者，奖励极优，而学生则多谈革命。

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己卯，谕：“……著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评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全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八）

谕：“……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所有武举人、进士，均令投标学习。其精壮之幼生及向来所学之童生，均准其应试入伍。俟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后，再行酌定挑选……”

（《光绪东华录》卷六八）

八月乙未，谕：“……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著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九）

戊戌，谕：“……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著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遣往学习，将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竭力讲求。学成领有凭照回华，即由该督抚、学政按其所学，分门考验，如果学有成效，即行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部覆加考验，据实奏请奖励。其游学经费，著各直省妥筹发给，准其作正开销。如有自备旅资出洋游学者，著各该省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九）

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八月甲辰……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慎择师资，广开民智……”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五）

丁　改官制

首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巍然为各部之首。增设农工商部、邮传部、巡警部、学部，裁中外冗官。五大臣出洋后，复有更改，唯军机处仍旧。至宣统三年四月，始设内阁。地方官制，唯增设交涉、提学二使，劝业、巡警二道，其余终无定议。

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癸卯，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著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简派和硕庆亲王奕劻总理外务部事务。体仁阁大学士王文韶著授为会办外务大臣。工部尚书瞿鸿玑著调补外务部尚书，授为会办大臣。太仆寺卿徐寿朋，候补三四品京堂联芳，著补授外务部左右侍郎……”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七）

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戊戌，谕：“……设立商部衙门，商部尚书著载振补授。伍廷芳著补授商部左侍郎，陈璧著补授商部右侍郎……”

（《光绪东华录》卷一八一）

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庚辰，谕：“……设立巡警部。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著补授该部尚书。内阁学士毓朗，著补授该部左侍郎。直隶候补道赵秉钧，著赏给三品京堂，署理该部右侍郎。所有京城内外工巡事务，均归管理，以专责成。其各省巡警，并著该部督饬办理……”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六）

十一月己卯……上谕：“……设立学部，荣庆著调补学部尚书。学部左侍郎著熙瑛补授。翰林院编修严修著以三品京堂候补，署理学部右侍郎。国子监即古之成均，本系大学，所有该监事务，著即归并学部……”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七）

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乙卯……上谕：“……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外务部、吏部均著照旧。巡警为民政之一端，著改为民政部。户部著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礼部著以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学部仍旧。兵部著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著改为法部，责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工部著改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著改为邮传部。理藩院著改为理藩部。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改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都察院本纠察行政之官，职在指陈阙失，伸理冤滞，著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著改为给事中，与御史各员缺仍暂如旧。其应行增设者，资政院为博采群言，审计院为核查经费，均著以次设立。其余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均毋庸更改……此次斟酌损益，原为立宪始基，实行预备。如有未尽合宜之处，仍著……随时修改。”

（《光绪东华录》卷二○二）

谕：“此次改定官制，除民政部、学部、农工商部尚书、侍郎均毋庸更换外，吏部尚书仍著鹿传霖补授；左侍郎著陈邦瑞、右侍郎著唐景崇调补。度支部尚书溥颋补授；左侍郎著绍英补授，右侍郎仍著陈璧补授。礼部尚书仍著溥良补授；左侍郎著张嘉亨调补，右侍郎仍著景厚补授；陆军部尚书著铁良补授，左侍郎仍著寿勋补授；右侍郎仍著荫昌补授。法部尚书著戴鸿慈补授；左侍郎仍著绍昌补授，右侍郎著张仁黼补授。邮传部尚书著张百熙补授；左侍郎著唐绍仪补授，右侍郎著胡燏棻补授。理藩院尚书著寿耆补授；右侍郎著恩顺补授。都察院都御史仍著陆宝忠补授；副都御史仍著伊克坦、陈名侃补授。”

（《光绪东华录》卷二○二）

丁巳……改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

（《光绪东华录》卷二○二）

光绪三十三年，归并会议政务处于内阁。

戊　改革币制

自对日赔款规定，付款时应以银两折合当时镑价，庚子赔款因之，每至付款时，外国银行高抬汇价，每年多耗七百万两，谓之镑亏。以金银比价不定，乃倡为改革币制之说，设货币制度调查所，聘美国货币专家精琦来华，计议主买外汇。时论以为丧权，多主张用金本位，而黄金储备非易。久之，始定议，改两为圆，铸大清银币，辅币各以十进。然各省竞铸银圆、铜圆，以图余利，迄未统一。自使用铜圆后，制钱不行，物价骤涨。清廷但欲假改革之名，以借外款，本意不在改革也。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己丑，谕：“……中国国币单位，著即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圆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辅币。圆、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不得任意低昂。著度支部一面责成造币厂迅即按照所拟各项重量、成色、花纹铸造新币，积有成数，次第施行。所有赋税课厘，必用制币交纳，放款亦然。并责成大清银行，会同造币厂，将新旧交换机关，筹备完密。一面通行各省，将现铸之大小银、铜圆一律停铸。并知照京外各衙门，按照单开折合标准，及改换计数名称各条，依限妥办。将来新币发行，地方所有生银，及从前铸造各项银、铜圆，准其暂照市价行用，由部饬币厂、银行逐渐收换；并酌定限期，停止行用。迨新币通行以后，无论官私各款，均以大清银币收发交易，不得拒不收受，亦不准强行折扣。

（《宣统政纪》卷三五）

己　预备立宪

立宪之名，始于戊戌。梁启超往日本，渐知宪法，鼓吹君宪，流传内地，结社者甚众。其著者，郑孝胥、汤寿潜、张謇结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徒党结政闻社，专主民权，较维新又进一步，以与革命为敌。

郑孝胥同议设预备立宪公会。会成，主急主缓，议论极分驳。余谓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公推孝胥为会长，（汤）寿潜与余副之……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卷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庚子，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光绪东华录》卷二一八）

若夫政闻社所持之主义，欲以求同情于天下者，则有四纲焉。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以上所举，虽寥寥四纲，窃谓中国前途之安危存亡，盖系于是矣。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四四《政闻社宣言书》）

清室为万世一系之说所动，方苦于革命排满者之多，欲姑借立宪以缓之，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倡议先改官制，借口国民程度不足。久之，始定为九年预备立宪。先设资政院，而其议员则宗室王公世爵占十四名，满汉世爵十二名，外藩王公世爵十四名，宗室觉罗六名，各衙门官三十二名，所谓硕学通儒者占十名，概由钦派。其余议员，亦非真正民选。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丙辰，谕：“……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四）

七月乙酉，续派商部右丞绍英为出洋考察政治大臣。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五）

……中国讲自强者，谓必须立宪，并成立责任内阁。故朝廷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前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商部右丞绍英，并奏调京外知名之士，随同出洋，考查欧美及日本宪政。在前门登车时，为吴樾混入五大臣车内。吴惊惶无措，致触及所怀之炸弹，遂炸破自身，血染泽公褂袖，飞片伤及车外在站送行之外务部侍郎伍廷芳，及随员萨荫图之家眷，并车内之绍英。当由军事随员丁士源抢护泽、徐、端、尚四人至站长室，并用陆军担架送绍英至交民巷法国医院。越两日，京师设巡警部……并由政府赏格万金，购缉吴之同党，徐世昌遂停止出洋……吴为保定师范学生，犯案綦重，然并不彻底追求。

（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

八月戊辰，谕：“载泽等奏，二十六日乘坐火车出京，正拟开行，陡闻轰震之声。查系炸弹猝发，载泽、绍英均受微伤。除车旁伤毙三人外，其余随员、仆从亦有被伤者。车内轰毙一人，验有炸弹毁裂痕迹等语……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工巡局、督办铁路大臣等，严切查拿……”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五）

九月戊戌，命尚其亨、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各国考察政治。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六）

十月戌辰，谕：“……派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体治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进呈，候旨裁定……”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七）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戊申，谕：“……前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查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与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光绪东华录》卷二○二）

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甲午，奕劻等奏：“……预备立宪……入手办法，总以研究为主。研究之要，不外编译东西洋各国宪法，以为借镜之资；调查中国各行省政治，以为更张之渐……拟请旨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上谕：“……从前设立考察政治馆，原为办理宪政……著即改为宪政编查馆……”

（《光绪东华录》卷二○八）

八月壬申，谕：“……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著派溥伦、孙家鼐充该院总裁……”

（《光绪东华录》卷二○九）

元年(1909年)七月乙卯，谕：“……资政院奏续拟院章并将前奏各章改订开单呈览一折，朕详加批览。该院自职掌以下八章，与现订《咨议局章程》，实相表里，即为将来上下议院法之始基，所拟尚属周妥。著京外各衙门一体遵行。其各项细则章程，仍著迅速筹拟，奏请宣布。”

（《宣统政纪》卷一七）

九月辛丑，谕：“……今当开院会集之初，朕特命军机大臣暨参预政务大臣，将各项案件妥慎筹拟，照章交议。”

（《宣统政纪》卷二一）

又设地方咨议局，选用议员，由督抚监督。

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壬午，谕：“……上年降旨，宣布宪政，业经明白申谕，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朝廷廑怀宪政，盼望至殷，近已降旨先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顾议院言论之得失，全视议员程度之高下，非教育普及，则民智何由启发；非地方自治，则人才无从历练。至教育宗旨，必以忠君爱国、屏除邪说为归；自治法规，必以选举贤能、力谋公益为主。著学部通筹普及善法，编辑精要课本，以便通行。并著民政部妥拟自治章程，请旨饬下各省督抚，择地依次试办……务使议员资格日进高明，庶议院早日成立，宪政可期实行……”

（《光绪东华录》卷二○九）

九月辛丑，谕：“……著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凡地方应兴应革事宜，议员共同集议，候本省大吏裁夺施行……将来资政院选举议员，可由该局公推递升……其各府州县议事会，一并预为筹划。务期……庶政公诸舆论，与实相符。”

（《光绪东华录》卷二一○）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戊申，谕：“……本年各省均应举行咨议局选举，及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并颁布资政院章程等事……著各省督抚及管理地方之将军、都统等，督率所属，选用公正明慎之员绅，一律依限成立。”

（《宣统政纪》卷七）

八月丙午，谕：“……兹届九月初一日，各省招集议员开议之期，用特重申诰诫：各该咨议局议员，于地方利弊情形，均当切实陈指……勿挟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各该督抚亦当虚公采纳，裁度施行……至开局以后，各该督抚尤应钦遵定章，实行监督，务使议决事件不得逾越权限，违背法律……著将此谕敬谨缮录，悬挂各省咨议局议场，一体钦遵……”

（《宣统政纪》卷二○）

以立宪须从办自治始，多以劣绅充任自治局员，着手地方应行兴办事业者少，而干预词讼争公款者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戊寅，谕：“……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城镇乡又为自治之初基，诚非首先开办不可。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督饬所属地方官，选择正绅，按照此次所定章程，将城乡镇自治各事宜，迅即筹办，实力奉行，不准稍有延误。”

（《宣统政纪》卷五）

十二月壬寅，谕：“本日宪政编查馆奏，覆核《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并《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缮单呈览一折，朕详加披览，尚属周妥……即著民政部会同各督，按照定章，督饬各该地方官切实施行。”

（《宣统政纪》卷二八）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始奏颁《立宪大纲》，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并预备立宪九年期间逐年应行筹备事宜，限六个月呈报一次。国人见其过度尊崇君权，又逐年应办之事，无一实行，故请愿缩短年限，速开国会者，接踵而起。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甲寅，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其最精之大义不外数端：一曰，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曰，君主总揽统治权，按照宪法行之。三曰，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应尽之权利义务而已……故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以保护臣民者也……臣等公同商酌，拟自本年光绪三十四年起，至光绪四十二年止，限定九年，将预备各事一律办齐。谨将遵拟《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领，缮具清单，恭呈御览……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谨本斯义，恭拟如下：君上大权。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一，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一，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议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一，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一，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一，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一，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一，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一，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一，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借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一，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一，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附，臣民权利义务，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一，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一，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一，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一，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一，臣民应遵守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一，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一，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一，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附，《议院法要领》，其细目当于厘定《议院法》时酌定。一，议院只有建议之权，并无行政之责。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一，议院提议事件，须关乎全国共同利害者，不得以一省寻常地方之事提议。一，君上大权所定及法律上必需之一切岁出，非与政府协议，议院不得废除删削。其细目另于《会计法》内定之。一，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一，行政大臣如有违法情事，议院只可指实弹劾，其用舍之权，仍操之君上，不得干预朝廷黜陟之权。一，议院所议事件，必须上下议院彼此决议后，方可奏请钦定施行。一，议院有上奏事件，由议长出名具奏。一，议员言论，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语，及诬蔑毁辱他人情事，违者分别惩罚。一，议院开会之际，议长有指挥警察整饬议场之权。如有违议院法律规则者，议长得禁止其发言，或令退出议场。一，议员如有不合选举资格者，由议长审查得实，随时立予除名。一，各省士绅所设研究议会之会社，须遵照政治结会集社律办理，不准借此敛派银钱，扰累地方，违者由地方官封禁惩治。附，《选举法要领》，其细目当于厘定《选举法》时酌定。一，议院举行选举事宜，俱由府厅州县各官实行监督。一，不合于选举资格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如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曾处监禁以上之刑者，营业不正者，失财产上之信用被人控实尚未清结者，吸食鸦片者，有心疾者，身家不清白者，不识文义者等项。违者立即撤销。一，举行选举之期，应设管理员监察员，于投票开票时严加省视，以防舞弊。一，违背选举章程者，如以诈术获登选举人名册者等项，另定罚则，分别科以监禁、罚金。一，选举用投票之法，以得票多数而合例者，方准当选。向来地方公举绅董之事，名为公举，或由官长授意，或由三数有力之绅推荐，不免有瞻徇情面、不孚众望之处。今用投票法层层节制，期于力矫前项情弊。一，凡人民于选举之前，非在原籍地方住居满一年以上者，暂停其选举及被选举权。

（《光绪东华录》卷二一九）

宣统三年四月，颁布内阁官制，成立内阁，世称皇族内阁。自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倚溥伦、载泽为腹心，参预密勿，皆妻党也；其弟载洵、载涛，又各用事；奕劻老而务得；善耆、毓朗，房分较远。皇族之中，派别各异，庸碌则同。

谕内阁：“上年降旨，饬将官制厘订提前颁布试办，并即组织内阁……经朕定为宣统三年颁布内阁官制，设立内阁，所以统一政治，确定方针，用符立宪政体……所拟《内阁官制》十九条，采取各国君主立宪之制，参酌现在时势之宜，审慎规定，尚属周妥……著将内阁官制颁布，遵照此项钦定阁制，设立内阁……附录《内阁官制》。第一条，内阁以国务大臣组织之。第二条，国务大臣以内阁总理及下列各部大臣为之：外务部大臣、民政大臣、度支大臣、学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司法大臣、农工商大臣、邮传大臣、理藩大臣。第三条，国务大臣辅弼皇帝，担负责任。第四条，内阁总理大臣一人，为国务大臣之领袖，秉承宸谟，定政治之方针，保持行政之统一。第五条，内阁总理大臣于各部大臣之命令或其处分，视为实有妨碍者，得暂令停止，奏请圣裁。第六条，内阁总理大臣就所管事务，对于各省长官及各藩属长官，得发训示。第七条，内阁总理大臣就所管事务监督指挥各省长官及各藩属长官。于其命令或处分，如有认为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得暂令停止，奏请圣裁。第八条，内阁总理大臣依其职掌或特别之委任，得奏请颁发阁令。第九条，内阁总理大臣得随时入对。各部大臣就所管事件，得随时会同内阁总理大臣入对，或请旨自行入对。除国务大臣外，凡例应召见人员，于国务有所陈述者，由国务大臣带领入对。其蒙特旨召见，及法令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第十条，关于国务之具奏事件，其涉及各部全体者，由国务大臣会同具奏。专涉一部或数部者，由内阁总理大臣会同该部大臣具奏。除国务大臣外，凡例应奏事人员，于国务有所陈奏者，由国务大臣代递。其法令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第十一条，法律、敕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谕旨，其涉各部全体者，由国务大臣会同署名；专涉一部或数部者，由内阁总理大臣会同该部大臣署名。第十二条，下列事件应经内阁会议：一，法律案及敕令案，并官制。二，预算案及决算案。三，预算外之支出。四，条约及重要交涉。五，奏任以上各官之进退。六，各部权限之争议。七，特旨发交及议院移送之人民陈请事件。八，各部重要行政事件。九，按照法令应经阁议事件。十，内阁总理大臣或各部大臣认为经阁议事件。第十三条，内阁会议以国务大臣之同意议定之，会议以内阁总理大臣为议长。第十四条，关系军机、军令事件，除特旨交阁议外，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自行具奏。承旨办理后，报告于内阁总理大臣。第十五条，内阁总理大臣临时遇有事故，得奏请于国务大臣内特派一人代理。第十六条，各部大臣临时遇有事故，得奏明以他部大臣代理。第十七条，本官制第二条所列国务大臣外，有因临时重要事件，奉特旨列入内阁者，为特任国务大臣，但不在常设之例。第十八条，特任国务大臣所有入对具奏署名，均以临时事件为限，仍依本官制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之例，会同内阁总理大臣办理。附则，第十九条，本官制奉旨颁布之后，如有应行变通之处，随时恭候特旨裁夺。或经内阁奏明，仍恭候特旨裁夺。

（《宣统政纪》卷五二）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戊寅……又谕：“庆亲王奕劻（皇族），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八旗）、徐世昌，均著授为内阁协理大臣……内阁总协理大臣，业经简授，其各部行政长官……应即同时简授。梁敦彦，著授为外务大臣；善耆（皇族）、著授为民政大臣；载泽（皇族），著授为度支大臣；唐景崇，著授为学务大臣；荫昌（八旗），著授为陆军大臣；载洵（皇族），著仍授为海军大臣；绍昌（八旗），著授为司法大臣；溥伦（皇族），著授为农工商大臣；盛宣怀，著授为邮传大臣；寿耆（八旗），著授为理藩大臣。所有内阁总协理大臣，及各该大臣，均为国务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著仍管理外务部……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均著兼充宪政编查馆大臣……”又谕：“郡王衔贝勒载涛（皇族）、贝勒毓朗（皇族），均著授为军咨大臣。”

（《宣统政纪》卷五二）

国人鉴于皇族专政，贿赂公行，故欲速开国会。督抚苦于中央集权，亦多和之。于是各省人民数次请愿速开国会者，悉遭严斥，而人心尽失。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辛卯，谕：“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著即行革职，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

（光绪东华录卷二一七）

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乙丑，谕：“……国家预备宪政，变法维新，叠奉先朝明谕，分年预备，切实施行。朕登极后，复行申谕，依限筹办，毋得延缓。今特将朝廷一定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之宗旨，再行明白宣示。总之国是已定，期在必成，嗣后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意，翊赞新猷。”

（《宣统政纪》卷八）

十二月乙未，谕：“……据都察院奏，代递直隶各省咨议局议员孙洪伊等呈请速开国会一折，披览均悉，具见爱国悃忱，朝廷深为嘉悦。朕仰承先朝付托之重，于预备立宪之要政，当御极之初，即布告内外，仍以宣统八年为限……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朕开诚布公，无所隐饰，总之宪政必立，议院必开……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届时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院。”

（《宣统政纪》卷二八）

二年(1910年)五月癸亥，谕：“……咨议局议员孙洪伊等并直省旗籍各代表等呈请速开国会……俟九年预备完全，国民程度普及，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毋得再行渎请。”

（《宣统政纪》卷三六）

十一月庚申，谕：“……电寄直隶总督陈夔龙，据电奏‘顺直咨议局议长等呈请于明年即开国会等语’，开设议院缩改于宣统五年，期限不为不近，所有提前应行预备事宜，至为繁赜，已虑赶办不及。各督抚陈奏，亦多见于此，岂能再议更张？著该督懔遵上次谕旨，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

（《宣统政纪》卷四五）

壬戌……谕：“电寄……陈夔龙，据电奏‘二十日谕旨遵即恭录出示晓谕，饬巡警道侦查，不准聚众集议；请愿同志会亦饬解散’等语，办理尚属认真。著陈夔龙严饬各员，开导弹压。如有不服劝谕，纠众违抗，著仍即懔遵十月初三日谕旨，查拿严办，以保治安。”

（《宣统政纪》卷四五）

癸亥，谕内阁：“前据锡良代奏，奉天绅民呈请明年即开国会，当经批示……开设议院，缩改于宣统五年乃系廷臣协议……万不能再议更张……今又有以东三省代表名词来京递呈，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各省如再有聚众滋闹情事，即非安分良民，该督抚等均有地方之责。著即懔遵十月初三日谕旨，查拿严办，毋稍纵容，以安民生而防隐患。”

（《宣统政纪》卷四五）

十二月壬申，谕：“……不安本分之徒，借速开国会为名，仍复到处鼓惑。各学堂学生多系年幼无知，血气未定，往往被其愚弄，轻发传单，纷纷停课，聚众要求。闻奉天、直隶、四川等省，均有此项情事，恐他省亦在所不免……前已面谕学部尚书唐景崇，通饬各省，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再行剀切晓谕，随时弹压……从严惩办。”

（《宣统政纪》卷四六）

己卯，谕内阁：“陈夔龙电奏：‘查拿著名无赖出身微贱之温世霖，即温子英。原名温昱，曾充长随多年，声名恶劣，久为衣冠不齿。此次在津，竟敢假请愿国会为名，结众敛钱，已属有害地方。又复擅捏通国学界同志会名义，妄称会长，遍电各省，广肆要结，同时罢课，意图煽惑，居心实不可问。请严行惩儆’等语，温世霖著即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遏乱萌而弭隐患。”

（《宣统政纪》卷四六）

宣统三年辛亥（1921年）五月……乙卯……谕：“本日朕览山东巡抚孙宝琦折一件，所陈宗支不宜预政……不知朝廷因时制宜之苦衷，且折中颇有措词失当之处。著传旨申饬，原折留中。”

（《宣统政纪》卷五四）

六月丙子……都察院代奏，直省咨议局议员呈称，皇族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失臣民立宪之希望，仍请另行组织，以重宪政而固国本。得旨：“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乃该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伸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

（《宣统政纪》卷五五）

盖袁世凯谋起废，请愿之事袁实与闻，俟国会召集，即推袁为内阁总理。清廷知之，愈靳不予。世本疑清廷非真欲立宪，自此清虽指天誓日，人愈以为欺。及不得已而缩短立宪期限为五年，人亦以为五年之期决难实践。武昌兵起、滦州兵谏后，始有太庙宣誓十九条信约之事，人竟漠然视之。

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丙寅，谕：“……本日资政院具奏，据顺直各省咨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等陈请速开国会一折，又据锡良等及陈夔龙、恩寿电奏，组织内阁、钦颁宪法、开设议院等语。著将原折电交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公同阅看，预备召见。”

（《宣统政纪》卷四二）

十月癸酉，谕内阁：“前据各省督抚等先后电奏，以钦颁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为请。又据资政院奏称，据顺直各省咨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等陈请速开国会等语……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订，提前颁布试办。预即组织内阁，迅速遵照钦定《宪法大纲》，编定宪法条款，并将《议院法》、《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及有关于宪法范围以内必须提前赶办事项，均著同时并举，于召集议院之前，一律完备，奏请钦定颁行，不得少有延误。”

（《宣统政纪》卷四三）

又谕：“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为开设议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

（《宣统政纪》卷四三）

十二月丁亥，宪政编查馆奏：“遵拟修正逐年筹备事宜，缮单呈览……原单列在第六年以后者，兹均拟酌改年限，一律提前，以期无误。”

（《宣统政纪》卷四七）

三年(1911年)九月癸酉，谕：“……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宣统政纪》卷六二）

丙子，谕：“……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电奏‘奉初九日上谕，仰见朝廷实行立宪，以与天下更始，三军感泣。惟内阁一日不成立，即内乱一日不平息，并宪法由议院制定’等语，系为维皇室靖乱源起见，览奏具见爱国之诚，实深嘉许。内阁总协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昨已具奏辞职，均经降旨允准。并另简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所有大清帝国宪法，均著交资政院起草，奏请裁夺施行，用示朝廷好恶同民，大公无私之至意。”

（《宣统政纪》卷六三）

丁丑，又谕：“资政院奏，采用君主立宪主义，并先拟具重大信条十九条，缮单呈览。恳请宣誓太庙，布告臣民，以固邦本而维皇室一折……著即照准。一面择期宣誓太庙，将重要信条立即颁布，刊刻謄黄，宣示天下。将来该院草拟宪法，即以此为标准。”

（《宣统政纪》卷六三）

十月庚子，告祭太庙宣誓宪法信条，监国摄政王代诣行礼。誓词曰：“……兹由资政院诸臣，博采列邦君主最良之宪法，上体亲贵不与政事之成规，先撰重大信条十九条。其余未尽事宜，一并归入宪法，迅速编纂，并速开国会，以符立宪政体……所有重大信条，开列于后，谨誓。第一条，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第四条，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第六条，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第七条，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第十条，陆海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第十一条，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第十二条，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第十三条，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第十四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又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第十五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第十六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第十七条，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第十八条，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颁布之。第十九条，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宣统政纪》卷五）

2.庚子以后之外交

是时外交情势，日俄角逐于东三省，英法争长于云南，情势危急，国人惧亡，亟谋收回权利。清廷虽顾忌民意，不敢明目张胆以卖国，然十年之间，始则仇俄以亲日，继则仇日以亲美，决策无定，听人播弄。人民知其无能为，失望乃愈甚矣。

甲　争路矿

海通以后，侵略者夺我利权，有索自战胜者，有索自居间调停者，有索自借款者。及各国规定势力范围，更予取予求，以索路矿。庚子之役，创深痛巨，人始呼号收回利权，学生倡之，国人和之，民意高张，势不可侮。外人知难而退，多半废约，收回京汉铁路与自办京张铁路两事，尤足令人张目。

京汉路

京汉路由比国借款修筑，而有外国股款羼杂其间。中国先已向美国赎回粤汉铁路，至是，国人复倡议收回京汉铁路权，由邮传部自办赎路公债，并向汇丰、汇理两银行借款五百万镑，始将全路赎回，鼓励人心，为益不小。

邮传部奏：“为注销京汉铁路借款行车各合同并接收该路情形……窃京汉铁路前议及时收回，当将筹办情形历次分别奏陈，并函照比公司声明。俟全款还清，迭次所订借款行车各合同，悉行作废。各在案。嗣比公司商定一切应还款项，统在法京交付，准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八号，全数付清；当由出使比国大臣李盛铎专办此项交款事宜，随时将所筹各款，督饬交通银行分起陆续筹汇等情。兹据李盛铎电称，所有应交本息经手费各项，共法金二万二千七百四十万零一千零四十一佛郎三十三生丁，业已如数交清。又照合同应交回比公司芦保三年官息二成，共银圆二十四万零一百二十九圆九角，亦已由臣部付讫。当于十二月初十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九年正月一号，派令铁路局长梁士诒、京汉铁路监督郑清濂，将比公司经手各项文卷、账目、款项、材料一并点收，将抵押卷据悉数收回，迭次合同全行作废，即于是日为臣部收回京汉全路管理权之始。惟比公司于京汉一路，久据利权，一日拱手授人，中情似难允愿。故于收款交路各事，要求挟制，迭发难端。经臣部加派委员叶恭绰、袁长坤、李大受、卢学孟等，随时随事，峻拒婉商，始克就范。迨本年十月间，比公司尚借口比政府从前垫交该路赔款之担保，另归外务部与比国驻京使臣公断，各事均未了结，声言西明年正月一号，不能交回该路管理权。复经臣等援据合同辩驳，至于再三，直至十二月初九日，比国驻京使臣始照会外务部，定于初十日先将管理权交出，注销各项合同。其余争执诸节，随时再行议结。窃思此路借债逾四千万两，比人干涉已越十年……得以完全收赎。此后工程行车各项应行布置之事方多，容臣等随时妥筹，悉心办理。总期路务日臻完善，藉副朝廷慎重交通之至意……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知道了”。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八）

苏杭甬铁路

英人强修苏杭甬铁路，浙绅及浙路总理汤寿潜一再力争，以外部侍郎汪大燮与银公司商借一百五十万镑为卖乡，至欲掘其祖墓。后虽由外部与英人订造路借款章程，浙人终不承认，路竟未修。寿潜力攻盛宣怀不已，奉严旨革职，不准干预路事。宣怀起任邮传部尚书，以干路国有遭全国反对，实由浙路之争，人人不满宣怀始。

苏杭甬路草议并未具奏，是为私法人之关系，不足为据，此不能承认者一。凡办何省地方之事……如由地方绅民公同允许，方可议办，此一定之公理。草议立时，全浙……人无一预闻，此不能承认者二。且原议第三款载明，当从速测勘……事隔四年零八个月，并未议立正约兴办，是与原议从速之说，该商显自违背。既经违背原议……原议人亦已不承认此议，何况浙人，此不能承认者三。且银公司代表人璧利南，亲受盛侍郎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之函，函内载明：‘自函订之日起，如六个月内再不勘办，苏杭甬一路均作罢论，以前合同作废。’……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已满六个月（有闰五月）之限期……是已承认……均作罢论之确证。故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之后，此苏杭甬线即浙江人完全自办之路线，英商既默许作废，此不能承认者四。英商无与浙江当道接议之权，所以重申前说者，借口草议耳。及盛侍郎谓逾限作废，该商便置原议人于不理，此议从何接起？此不能承认者五。既有此不能承认之五种原因，在浙人固万无承认此草议之理……倘英商必欲以强迫浙人为事，仍摧换约勘路时，难保无愚民从而生衅，固非浙人之利，恐亦非英商之利也。

（《苏杭甬铁路始末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使窦纳乐函请总理衙门准英商承修中国铁路五条：一由天津至镇江，二由河南、山西两省至长江，三由九龙至广州，四由浦口至信阳，五由苏州至杭州，或展至宁波。经总理衙门分别行知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议办。于是年九月间，议定苏杭甬铁路草合同四条：一，订立草约章程与沪宁铁路章程一样。二，将来订正约，仍与嗣后商定核准之沪宁正约一样。三，从速测勘。四，如有地方窒碍之处，即行更正，俟订正约，即会同入奏抄录咨覆在案。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商部具奏浙江绅士筹办全省铁路，并请派员总理，先行立案。奉旨允准。又是年八月，御史朱锡恩奏请，将苏杭甬草合同速与撤废。奉上谕：“著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务期收回自办。并著聂缉规会同妥速筹办……”是年九月，奉旨：“苏杭甬铁路收回自办，业经谕令聂缉规会同盛宣怀妥速筹备。著即移交张曾扬遵照办理，钦此。”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准张曾扬电称：“银公司拟派工程司续勘苏杭甬路，且偕英领事来杭争辩，拒不与议。”是年二月，盛宣怀以英公司不允作废，据实覆奏……嗣后英使迭次照会臣部，或谓浙抚纵令绅商抵制，故作难题；或谓浙省绅民无理之举动，颇有险碍。虽经臣部照覆，由浙抚接议，而彼总谓浙抚无照办之意，不如在京议商。逮八月间，英使朱迩典接任后，复屡来臣部，面询办法……再三商榷，始允俟九广路约订定，再为接议。迨九广路约议成，催商更为迫切……惟有仍本自办主义，与英公司开议，力争主权。本年七月间，臣部右侍郎汪大燮与银公司商议，稍有端倪……复由署侍郎臣敦彦与该公司接议，拟分办路、借款为两事，路由中国自造。除华商原有股本尽数备用，不使稍有亏损外，约仍需款英金一百五十万镑，即向英公司筹借，另指的款为抵押，使公司不能借口干预路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十四日，奉上谕：“……苏杭甬一路……现经……汪大燮等与英议明，将借款暨造路分为两事，权自我操……著外部即派员按此妥为议定详细章程……兼商令英公司，仍许江浙绅商分购股票，用示体恤。其原有办路人员，由邮传部查明，分别奏派差务，以资熟手。”

（《苏杭甬铁路始末记》）

今十四日……之谕旨，与两公司所奉之谕旨相左，且与外部之原奏亦不符。汪大燮等……背一二年新奉之谕旨，以徇英使之要求，破商办之成局，上欺朝廷，中欺部案，下欺商民……而外交不可问，商办不可为矣……如此已办已成之路……今外务部迫令借款，合苏浙现有之款，视外务部之饬借之一百五十万镑，过无不及……夫借款之害……昔盛大臣有言：“今日路属何国，即他日地属何国。”明知故犯，引虎进狼……不谓复有汪大燮等踵其后也……外务部谓商令英公司，许江浙商民入股，倒客为主，止“许令附股”四字，足使热诚爱国之商民解体矣。外务部又谓‘原有办路人员，查明分别奏派’……岂前此商部所奏奉谕旨特派者为不足据，直俟外款输入，始汲汲焉为此郑重分明之举？是以借款为未足，并用人之权，亦阴授以执持之柄也……苏浙多不逞之徒……汪大燮等若犹虑此曹之无所借口，而必别予以可摇之柄，窃为大局危之。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六）

“所订合同二十四条，名为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数目系英金一百五十万镑，按九三折扣交纳，常年五厘利息，以三十年为期。若所收此路进项不足，则由关内外铁路余利项下拨付……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该公司代购外洋材料机器，以三万五千镑为酬劳，一切用银均包在内。选用英总工程司一人，该总工程司须听命于总办各等语，名为铁路借款，而凡属铁路内之事，实与该公司均毫无干涉，尚无流弊之可虞……路线起点亦改定系由上海或附近上海，俾与沪宁铁路一气衔接。凡系两省人民所注意之处，罔不审慎推求，期于就范。谨缮具合同清单，恭呈御览，俟奉旨允准，再行签押盖印……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初四日。”奉硃批：“依议。”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一）

福公司

英商福公司非法攫得山西孟县、平定、泽州、潞安、平阳等处矿权，并由河南建筑铁路，直达浦口。经国人力争，久之，竟由山西出资二百七十五万两，赎回已失权利。

为照会事，本年（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据山西商务局总办湖南试用道刘笃敬等呈称：“晋省矿务由晋商与福公司商人罗沙第订立合同，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复由商务局绅商与福公司改订借款章程二十条，嗣于三十一年（1905年）经盛大臣续立合同四条，至今轇轕多年，案悬不结。现经丁臬司会同商务局员绅，并全省代表各员，在京开议多次，彼此退让，订定赎回自办合同十二条，缮具正合同两分，请批准施行，并援案盖用关防等因前来。查山西矿务，既经该省商务局员绅与福公司订定赎回自办合同，所有光绪二十四年议定，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二十条，暨三十一年续定山西镕化厂并合办山西铁矿合同四条，自应一律注销作废。除由本部将此项赎回自办合同批准，盖用本部印信以资信守外，相应抄录原汉文合同，照送贵大臣查照存案，并见覆可也。须至照会者，（十二月十八日）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议定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一，现在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商议，商务局愿晋省备款，将所有与福公司所定开矿制铁转运正续各章程合同，议定赎回作废。既经会议之后，福公司因体谅晋省甚愿自办本省矿务之至意，按其详细情形，应允……晋省赎回自办，以敦友谊而维和平。一，赎款计行平化宝银二百七十五万两，由山西商务局担任，按期交清。一，此项赎款数目系晋省所担任，交与福公司收纳，认为赔偿福公司原订合同内应索之款，并各项所损失之利益。至福公司在他省另有经营，与晋省毫无干涉。一，此项赎款准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二十日先交一半，计行平化宝银一百三十七万五千两。其余之款分三期摊还：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四月初一日为第一批，计行平化宝银四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三两；三十六年（1910年）四月初一日为第二批，计行平化宝银四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三两；三十七年（1911年）四月初一日为第三批，计行平化宝银四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四两。一，赎款按行平化宝银核算，不折不扣。其由晋至京汇费等项，并先行借垫款项利息，均归晋省承认。一，此案原由商务局禀奉山西巡抚批准，复经前总理衙门奏准。现既由晋省备款赎回，此项合同作废，应请外务部咨照山西巡抚，督饬商务局按期交款，不准稍有拖欠。一，晋省矿务既系收回自办，福公司将所有开矿制铁转运正续各章程合同之权，一概退回，晋省决无借洋款之意。惟此次福公司既将所有利益退回，将来晋省矿务制铁转运等事万一有筹借外款之事，由晋省通告福公司，果其处处较廉，再行筹议，否则另借，各无异言。一，从此合同签字日起，三月之内，福公司应将平定州所有厂房一切交出，与所有机器等物，一并交与山西商务局。其开列于原定合同所定之五处福公司，将其已购之产，一概退还，不得再执为业。一，福公司所聘用之人，无论工程师或他项员役，因此而失其事业，以致不得营生，向福公司要求赔款者，福公司自行担任。一，此项赎款，由商务局先行筹借，由晋省亩捐的款项下，每年尽数拨用……在未将此项赎款还清以前，不得将此亩捐稍为更改，或减免其数。如亩捐不敷此用，则晋省之大吏须随时提用他款，以补不足。一，原合同议定之章程二十条，既为前总理衙门批准，今了结此事之合同，亦为外务部所批准，并为大英国使臣应允，以俾彼此保其本国之人遵守一切。一，现将此合同以华英文缮具两份，各执一份为凭。山西商务局押，福公司梁押。大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十七日。”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九）

隆兴公司

英法合资设立隆兴公司，非法攫得云南、澂江、临安、开化、楚雄、元江、永北七府矿山，滇学生力争，举国响应。终由云南出资一百五十万两，取销原订合同。

外务部、度支部、农工商部奏：“为议结滇省隆兴公司矿案，取销原订合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初十日，臣部具奏遵议滇省矿务章程一折，奉硃批依议……由臣部派员，与法员弥乐石，将议定云南府等七处矿务章程二十四款。于是年五月十六日，在臣部画押，并照会法英两国使臣在案。该章程内载，法英两国设立隆兴公司，纠集资本，开采云南、澂江、临安、开化、楚雄、元江、永北七处矿产。云南大吏允奏，请国家给该公司承办，以六十年为期限。开矿之股本不过关平银五千万两，公司事业亏累，自行担任，与中国国家、云南大吏毫不干涉。倘照办时或有争执，应由云南大吏、法国公使、英国公使各派一员，会议剖断各等语。嗣该公司履勘矿产，时启争端，滇省绅民数次集会，建议呈请废约。经云贵总督李经羲与该公司商议，承办大宗借款，兴修滇路，即将前项矿约作废，意在筹边弭患，两益交资……该公司代表高林士忽置借款修路于不议，专就赎约一层，要求酬款四百万两，滇省仅允给一百万两，遂致所议中辍。高林士旋即来京，经法英两国使臣，出面争论，坚请速定矿案办法，即行议结。臣等公同商酌……若仍将路款并提，彼必不肯续议。不如就矿约一节，先与解决……经臣部电商云贵总督，亦以路矿分办为然。当由新任云南布政使高而谦，秉承臣部度支部筹拟应付方法，与该使臣等晤商多次，竭力磋磨，议定由中国以库平银一百五十万两，给与隆兴公司，取销原订合同。其款分作六期归付，每期付银二十五万两。第一期一月内归款；余五期，每六个月交一次。所有该公司暨分公司一切产业物件，均交还中国，永与该公司无涉。款项由度支部垫给，滇省分十年陆续归还。业经臣部照会法英两国使臣，声明作据。该使臣等，均先后照覆，允认备案……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十四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王彦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二二）

乙　争界

西藏界

西藏与哲孟雄接壤，自英人攫哲为保护国，藏哲界务，时启纠纷。光绪二十九年，复有争持，英兵入藏，达赖避至库伦。翌年，由班禅与英人结《拉萨条约》，不只正界，举西藏一切权利，悉归英人。中国屡向英抗议，至光绪三十一年，乃派唐绍仪为议约全权大臣，赴印度开议，卒因上国主国之争，不得要领而归。翌年，外部与英使萨道义续订《藏印条约》，以《拉萨条约》作为附款，而特立明文，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不准他外国干涉。然英人窥伺西藏之心，犹未已也。

英国自吞并印度后，时思窥藏，先收哲孟雄为保护国。藏人渐觉英之逼己，并憾哲部私结英人，于是遣兵入哲，并于印哲境上建炮台，断英人贸易路。印度政府愤，出师败藏军，而置统监于哲。自是哲虽名为英之保护国，而实无异英之领土。光绪十六年，《中英藏印条约》成，更明认哲部为英属地。十九年，缔结《藏印续约》，开亚东为通商市，规定交涉游牧办法。由是游牧事藏人大受限制，通商事英人独得其利，藏人坚执不允遵约，清廷亦置不问。藏人仇英久，隙愈深。二十九年，藏印复以争界故，英政府命边务专员荣赫鹏率兵入藏，藏兵屡败。本年六月，英军直逼拉萨，达赖喇嘛走库伦。于是班禅喇嘛出任和局，与英缔结《拉萨条约》，允开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市，承认除将来规定税则外，概不征收租税，并允将所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塞等一律削平。又西藏土地之让卖租典，铁路电线矿产，或别项利权，货物金银钱币等抵押拨兑，非得英政府许可，不能举办。此约结果，实将西藏土地完全划归英国势力范围之内，外务部向英国抗议，英政府不顾，几经交涉，始允派员会议。

（《梁燕孙先生年谱》上）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正约》……第一款，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暨其英文汉文约本，附入现立之约，作为附约，彼此允认，切实遵守，并将更订批准之文据亦附入此约。如遇有应行设法之时，彼此随时设法，将该约内各节切实办理。第二款，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第三款，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第九款内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惟经与中国商定，在该约第二款指明之各商埠，英国应得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之利益。第四款，所有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如与本约及附约无违背者，概应切实施行……”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六）

片马

滇缅界务，久未划定。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英人突以兵侵据片马，举世大哗，开会力争，乃由滇督李经羲电达外部，向英国严辞抗议，英始退兵，而地终不反。

宣统二年(1910年)，英人以兵力据片马，设炮台于高黎贡山，侵踞小江以北茶山土司地。滇人大愤，各省人亦起应之，遂电政府请力争。滇督李经羲亦请外务部与英使交涉，英卒不退兵。三年（1911年）复派员与英划境。

（《清史稿•邦交志二》）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英人犯片马，奉委办片马防务，并会同迤西道筹办交涉事宜。步兵第七十六标西防巡防各营，均准电呈调遣。片马者，旧茶山长官司地，今保山县属等埂土司辖境，距永昌府城六日程、腾越厅城五日程，居高黎贡山西麓。从行者辛丞贵、潘万成、刘礼权、王秉钧、聂绅文、何文麟、杨锡绶、蔡朝礼、任宗熙、景绍武等。二十八日出省，除夕日宿禄丰……三年（1911年）元旦……行经楚雄下关、漾濞，抵永昌。走董达渡潞江，经蛮因、练地、六库，抵等埂。上至鲁掌、卯照、秤戛各地，知英兵大营驻他戛、小江、片马诸地，均驻重兵。英人先后自密只那侵入我茶山地者，数逾万人。然皆古尔廓兵，带兵官虽为英人，战斗力至薄弱。乃逾高黎贡山，由灰坡过天近山、腾云寺、马面关、界头渡、龙川江，至明光住茶山河，尤悉英兵情况。乃改装傈僳，入大小丫口。经稗地、派赖、茨竹，涉滚马河至他戛（英人大营驻此）、望扒拉大山（再西为整冬温冬，我里麻长官司旧地。又名江心坡，蒲蛮浪僳人所居）。杂土人小贩中，露宿英营外者二日。自独末溜渡小江……经干坤、痴戛、宿官寨。次日过鱼洞，至上下片马，北至古浪、冈房、板厂山一带。视察毕，归途沿楚余河南，出火草地……次日，过分水岭、大竹坝，至大塘，复回茶山河。英人知余行动，下令缉捕，已无及矣。电总督李公，详报敌情，并陈办法：上策进兵驱逐；中策推翻五色线图，索还侵地，提请世界各国公断；下策由外部要求先退兵，后勘界。我总持定外部原定恩梅开江蓝色界线为据，不能退让一步。李公卒用余下策。惟李电军机处外务部及各省督抚文，皆本余所呈报，使国人知片马为中土，群起力争……入腾越，会同迤西道与英领见面。英领谓未定界务，由北京解决。彼之进兵，为巡视边界，无他意。余曰：“恩梅开、迈立开两江流域，为未定界，本我里麻、孟养两司旧疆，从未属缅甸，非缅甸之地，英人不能过问。小江流域，乃我等埂、明光、大塘、茨竹诸土司累世管地，英兵更不能侵入，勒收我人民门户钱。”英领答曰：“此为界务问题，有条约及历年两国往来公文可据。英国极愿速行勘划云云。”未一月，英兵退去。乃测勘腾属七土司，及各关隘要地。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一）

间岛

图们江北岸，绾毂俄、韩要地。光绪二十八年，即其地设延吉厅。旧有越垦韩民五万余户，日、韩合并后，日觊觎其地，妄造间岛之名，执为韩地，希图占据。清派陈昭常为边务大臣，吴禄贞为会办边务大臣，据理力争。禄贞始终其事，据光绪十三年韩王咨文为证，确凿不移，日人俯首无辞，始得保全。禄贞欲尽力经营，俾成重镇，而清廷不省，禄贞亦卸去。

图们江北为国朝根本重地，悉行封禁，流民入境，禁例綦严……迨光绪初元，删除旧禁，设局招垦，山东直隶移民之来此者，皆远在数千里外……而韩民则仅隔一江之水，携家挈眷，朝发夕至，其故一。朝鲜沿江六镇，地瘠民稠，生计维艰……图们江北，则荒原沃甸，绵亘千里，平隰高原，悉宜农业，较彼故国，判若霄壤，其故二。甲午以前……韩民之越垦者，在朝廷存一视同仁之心，在疆吏行招携怀远之策，不施禁阻，反事招徕，其故三。朝鲜横征苛敛，民不聊生，而越垦之地，定例不交荒价，不纳杂项租税（每垧地纳吉钱六百六十文，此外各种租税，一律豁免，今尚仍此旧制），以示优待……之意，宽大之政，为环球各国所无。遂皆适我乐郊，去其故土，其故四。有此四故……不三十年，而韩民之生聚繁衍于此者，竟至五万余户。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一《韩民越垦之始末》）

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以延吉为管辖俄韩重地，废国朝军政旧规，建延吉厅，以民官统治之……中韩界务，图门国界虽已订明，而红土、石乙二水，数十里间，断断未定。自日俄战后，朝鲜夷为保护国，日人遂欲袭其争界故智，诡造间岛谬说，以谋侵占我领土。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一《边务•延吉篇》）

顷接吉林巡抚朱电称：“顷晤岛川，探询诞吉厅事。据云，已由伊藤侯派斋藤中佐，约带兵二十，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到彼处保护韩民。渠初拟与东省督抚商允，再行派员，伊藤不听，渠现亦不管……特此电闻”等语……应请钧部诘问阿代使，嘱令将兵速行撤回，并告其已由我派员带队前往查看。如有应行保护之处，必当相机妥办也。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四《东督徐世昌致外部电》）

（徐）世昌奉命督东，诇知情势，乃派吴禄贞驰往调查。到延之次日，日人适派员率兵入境，仓猝相遇。在日人固不料我之有备也，而我幸得竭力筹谋，以为应付抵制之策。于是日谋稍阻，乃可从容谈判，以折其方张之势。夫图们江北，确系我领土，为环球所公认。即谓江源国界，间有不明，亦应由两国政府派员会勘。若韩民越垦，夙归我国治理，则我自当力任保护之责。乃日人不顾公法，擅率宪兵越境，以保护韩民为词，窃欲据延吉为己有……日人越境后，为捍卫边陲计，奏派边务督、帮办至延，专任一切交涉经营之责，凡可固吾圉、伐敌谋者，无不力筹抵制。两年以来，日人内制于我国之防维，外迫于世界之公论，始有解决界务之提议。今虽抗论未终，彼终不能以游移无据之词，夺我图们有定之界。领土所归，即主权所属，则其进取野心，未始不因之稍戢。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一《边务•延吉篇》）

日人自起界务交涉，所致外部照会十余次……屡经外部驳复。日人终藉词强辩。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日外部小村，曾向唐（绍仪）大使有解决界务之说。十二月，日使忽又照会外部……以光绪二十八年许大臣公文，及二十九年陈作彦等与韩边吏会订善后章程为据。外部以顾问官吴禄贞、周维桢于界务情形较悉，因令议覆日使来照……引证确凿，日人无可置辩，遂不得不承认延吉为我国完全领土。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一《边务•吉韩界务》）

丙　抵制外货

抵制美货

美政府虐待华工之事，自光绪十年后，日渐加酷。如夭李架埠、洛市丙冷埠、舍路埠、倒路粉坑喊罢埠、尾矢近地各惨案，杀戮华侨，焚毁财产，时时有之。几经交涉，始有华工之约。光绪三十一年，复有华工入口之禁，甚且虐及华侨。国人大愤，倡议抵制美货，美人在无锡所设面粉厂、纱厂，一律倒闭，美商多半回国。抵制之名，盖始于此。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壬寅……谕：“御史王步瀛奏，各省工商抵制美约，风潮过激，请饬加意防范以维大局一折。前据外务部王大臣面奏，美国工约一事，迭经出使大臣梁诚及外务部先后与美政府商议，美政府已允优待华商及教习、学生、游历人等，并允于议院开时，尽力公平妥办各在案。昨据该御史奏称，公愤既兴，人众言厉，难保无宵小生心，乘机窃发，恐误大局等语，亟应明白宣示，以免误会而释群疑。中美两国睦谊素敦，从无彼此牴牾之事。所有从前工约，业经美国政府允为和平商议，自应静候外务部切实商改，持平办理。不应以禁用美货辄思抵制，既属有碍邦交，且于华民商务亦大有损失。迭经外务部电行该省督抚，晓谕商民，剀切开导，务令照常贸易，共保安全……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五）

美见国人愤不可遏，乃变计减收庚子赔款半数，以设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每年派遣留美学生一百人。并扩充教会学堂，创设各地青年会，阳示友好以结欢心，然后倡中美联盟。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丙子，谕：“外务部奏，美国减收赔款，请遣使致谢一折。美国与中国立约以来，邦交素笃，此次减收赔款，尤征友谊敦睦。允宜遣使致谢，用酬嘉意。奉天巡抚唐绍仪，著赏加尚书衔，派充专使大臣，前往美国致谢。”

（光绪东华录卷二一七）

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定留学生赴美名额。因美退还庚子赔款，为中国学生赴美游学费。议自退还之年起，初四年每年遣一百名，以后每年至少须遣五十名。遂订办法大纲。

（《清史稿•邦交志四》）

抵制日货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日本船二辰丸私运军火至九洲洋中国海面卸货，为广督张人骏按约扣留船货。日领强硬交涉，人骏不理。而外务部反徇日使之请，由中国购买军火，赔偿轮船损失，并道歉了结。粤人大愤，商业自治会号召抵制日货，全国响应，波及海外。初，庚子以后，中国维新，取法日本，中日国交甚固。日俄战后，日本在东三省事事横强，抵制日货，盖由此而来也。以前留日学生多至万人，自是留美学生骤增至二三千人。

顷据水师巡弁李炎山等由澳门电禀：“日商船第二辰丸装有枪二千余枝码四万（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四日巳刻到九洲洋中国海面卸货。经会商拱北关员见证上船查验，并无中国军火护照。该船主无可置辩，已将船械暂扣，请示办理前来。查洋商私载军火及一切违禁货物，业经拿获，按约应将船货入官，系照通商条约第三款，并统共章程办理，历经总署咨行有案，自应按照遵办。迭饬将船货一并带回黄埔，以凭照章充公按办。谨先电闻，并请照知日使。”

（《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张人骏致外部电》）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准贵大臣面交节略，本部已经阅悉。二辰丸一案，贵国政府愿和平办结，与本部意见相同。并允此案办结后，嗣后中国严禁私运军火办法，贵国政府亦当设法相助等因，足征贵国政府顾念邦交，实深感纫……中国政府允将二辰丸即行释放……粤省此次扣留，原为防止军火运入内地起见。日本政府既知此事为中国官宪所挂念，允将该项军火不再运往澳门，欲以日金二万一千四百元，由中国自行收买，自当电知粤督，先将军火起卸，按照此价购买……第二辰丸损失之处，亦可允给实数，不得逾多。惟贵国政府既未查明，应由粤督酌核情形，与驻粤日本领事另行商定……

（《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二《外部致日使节略》）

顷据粤中绅商士民万有余人来辕，恳求电陈钧部，设法将二辰丸一案伸明公理，措词甚为激烈，有罢市暴动之说。于赔偿损失一层，尤为鼓噪。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张人骏致外务部电》）

顷据粤省官接到该省正绅公函，称商业自治会陈基建即陈惠甫、陈漳浦、李戒欺、罗少翱等……二月十六日……纠集千余人，内多易服剪辫者，手持大旗三面，大书“挽回国权”等字样。并在督署演说，愈聚愈众，道途为塞。十七日，又在自治会招白，复沿街遍贴“不买日货”等条，且动言罢市……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外务部致张人骏函》）

丁　东三省之设立

日俄之战，中国名为中立，其实阴助日本。事后为应付日俄交侵之局，乃设立东三省总督、巡抚。而日人肆意，先欲清廷以东省分封亲藩，为日俄缓冲，未得如愿。伊藤来游，意欲与俄人分据三省。幸遭朝鲜人安重根刺杀而止。

日俄战后之东北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日俄和约》成。日本取得旅顺、大连租借权，并得南满铁路及桦太南半。十一月，中日订结《满洲条约》，承认《日俄和约》中之满洲问题。翌年四月，日本遂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之设。其条文如下：

第一条，政府准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而经营铁路运输业于满洲地方……第九条，社长、副社长经勅裁由政府任命之，其任期为五年。……第十二条，政府置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监理官，使监视会社之业务……第十三条，政府关于会社之事业，得发监督上必要之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对于会社之业务，有关军事者，得为必要之指示……上项勅令公布后……任命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为设立委员长……儿玉逝世……以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继任。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

是年六月，日本置关东都督府。所谓关东者，即金、复、海、盖也。

其官制法规如下：第一条，关东州置关东都督府。第二条，关东都督府置关东都督，都督管辖关东州，兼掌保护监督南满洲铁道线路，并监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之业务。第三条，都督为现任职，以陆军大将或陆军中将充之……第六条，都督关于军政及属于陆军军人及与陆军相关之事，承陆军大臣之命令；关于作战及动员之计划，承参谋总长之命令……第十条，都督为保持所辖区域内安宁秩序，及警卫铁道线路必要时，得使用兵力……勅令公布后，以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为关东都督，乃实行为殖民地之统治。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签订新奉吉长铁路协约及借款合同。是年夏，日本于安奉铁路沿线侵占民房，擅自动工，并搭架鸭绿江铁桥。三十四年，复于各处勘查测量。几经清廷交涉，乃于宣统元年议订安奉铁路节略，又订立东三省五案条款。

所谓五案，一，如筑新法铁路（新民屯至法库门），允与日先行商议。二，认大石桥至营口支路为南满铁路支路，期满交还中国。三，认日本有开采抚顺、烟台煤矿之权。四，安奉铁路及满洲铁路沿线矿物，由中日合办。五，日允京奉铁路展造至奉天城根。

（《梁燕孙先生年谱》上）

宣统元年九月，伊藤博文至奉天，晤东三省总督锡良，闭目仰面而言，谓“日本死数十万人，费军费亿万元，始夺回东三省。而中国不知振作，日本当自为计”。锡良电奏云：

其语气直隐以朝鲜视中国，而急图进取之野心，尤流露于言表。阴谋密计，祸至无时，思之可为悚慄……伊藤云：“……若说到日本人民意思，则凡事只问能力若何。如彼此能力不相当，即无所谓持平办法。”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一○）

东三省之措施

东三省初设，位次在各省之前。袁世凯欲为三省总督，西后不允，以与徐世昌，谓可共世凯商酌办理，世凯大沮。世昌务为铺张，糜费无算，而实无根本至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己亥，谕：“东三省吏治因循，民生困苦，亟应认真整顿，以除积弊而专责成。盛京将军著改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缺，以资治理。徐世昌著补授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奉天巡抚著唐绍仪补授。朱家宝著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著赏给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其应如何分设职司之处，即著该督等妥议具奏。”

（《光绪东华录》卷二○五）

“钦奉三月初八日谕旨：‘东三省应如何分设职司之处，著该督等妥议具奏’……臣等遵即详细筹商……拟于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每省各设行省公署，以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皆如各部堂官。于行省公署内分设二厅，一曰承宣厅，禀承督抚掌一省机要总汇，考核用人各事。一曰咨议厅，掌议定法令章制各事。就现有局署，酌量归并，分设七司：一曰交涉，二曰旗务，三曰民政，四曰提学，五曰度支，六曰劝业，七曰蒙务。仿国初将军设参赞及出使大臣参赞之例，设左右参赞各一员，分领承宣、咨议两厅事务。交涉等七司，各设司使一员，总办司事。承宣厅及各司，均设分科，每科设佥事及一二三等科员佐之。咨议厅不设官缺，酌派议员、副议员、顾问员、额外议员，皆选明达政治者充之，以资研究。此外陆军关系綦重，应另设督练处，以扩军政。司法分权，宜预拟专设提法使，以理刑法，其官制另由臣等详议具奏。他如划分权限，酌拟补署，建立衙署，筹支廉费，皆属更张之要务……谨遵议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其道府以下官制，亦拟酌定阶级，以期简捷，容俟到任后，体察三省情形，酌筹办法，再行具奏……再三省旗务，本归将军管理，今改设督抚，现总督奉特恩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则三省巡抚，亦有分理旗务之责。相应吁恳天恩，俯准将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皆兼副都统衔，以便措置而资坐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十一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议。”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五《官制》）

锡良继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密谋办理乡团，以清乡为名，由人民出资购械，官为训练，备缓急之用。又以办理实业，须有资金，请款一千万两，先设立银行，而清廷无以应之。

为沥陈东三省外患交侵，生机日蹙，恳恩饬部拨款，开设银行，以资挽救……查东三省从前原有官银号、官帖局，惟资本薄弱，难资推广。仅官银号分设三省，略有基础。拟赶将款目清理，先就奉省设立东三省总银行，并于各处推广多设分行，以期活泼流通。惟市面周转甚宽，即本金需用甚巨，综计广通汇兑，统一币权，兼营各项实业，至少非请款一千万两，不敷布置……此系专办银行生利事件。嗣后无论何项行政费，皆不得挪用丝毫，以防虚蚀……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二十一日。

（锡良《东三省奏稿》）

又欲借美款兴建锦瑷铁路，以破日俄均衡之局。事为日所阻，锡良乃谢病去。继之者赵尔巽，习承平吏事，不能望其挽回危局也。

遵旨密筹东省大计，筹借外债，议筑铁路，以保危局……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初四日，奉上谕“东省介居两强，势成逼处，积薪厝火，隐患日滋。该督等各密陈危急情形，所虑甚是，自宜预为筹备。迭据臣工陈奏，莫如广辟商埠，俾外人麇至，隐杜垄断之谋；厚集洋债，俾外款内输，阴作牵制之计。既使各国互均势力，兼使内地借以振兴，似尚不为无见。即著该督等，斟酌事理，体察情形，按照以上所指各节，详审熟筹，奏明办理”等因……窃维东三省大势，自日俄罢战以来，权力竞争，久成南北分据之局……东三省命脉，已悬日俄两国之手……我议自修，不见阻于日，即见阻于俄。无论何路，终无让修之日，束手待毙，可为痛心。臣等焦虑熟筹，非借外人之财，不足以经营东省；尤非借外人之力，不足以抵制日俄。谕旨“厚集洋债、互均势力”两言，实足拯东省今日之危，而破日俄相持之局。现美国银行代表司戴德来奉，臣等公同接见，以筹修锦洮至瑷珲铁路，商议借款约三四百万金镑。司戴德业已允签字，立草合同……将来该路勘修已定，或再议修由奉天至延吉一路，以为交通之筋络，商垦之机关，并为将来用军之惟一命脉……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

（锡良《东三省奏稿》）

戊　中美德联盟之说

光绪末，即盛传中美德三国联盟，实无其事。然美舰来华游历，毓朗迓之于厦门；唐绍仪、溥伦先后使美；载洵、载涛出洋考察海陆军，同时皆至柏林，一时亲德亲美之声，甚嚣尘上，英日侧目。清之亡于此亦有关焉。

时唐绍仪奉命赴美，致谢美政府退还庚子赔款。绍仪此行，有两大目的，一在缔结中美德三国同盟，一即接洽借款。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癸巳，外务部奏：“美国将……在散鲁伊斯城开设美国博览会……系美国立国以来极为重大之事。六月间，其总理会务大臣巴礼德前来中国，敦请赴会……内可维持商务，外可联络邦交，虽当库藏奇绌之时，不得不勉为其难，力顾大局……”得旨：“著派溥伦为正监督。”

（《光绪东华录》卷一七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乙酉，军机大臣奉旨：“美国海军将于十月初间游抵厦门。著派贝勒毓朗、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前往劳问。”

（《光绪东华录》卷二二○）

是冬，美国陆军总长迭更生来游华北……取道西伯利亚赴欧……路经奉天时，并下车瞻谒宫殿。长春、哈尔滨亦下车游览。是事颇为英法注意，故并在欧美各报宣传中德美将有同盟。

（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

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又命载洵、萨镇冰前往美国及日本，考查海军。

（丁士源《楞章京笔记》）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陆军部尚书铁良因病开缺，荫昌继任。以陆军官兵服装无半礼装，遂制定军官常服，将日本之狭肩章改为德国式之宽肩章，即为半礼服。因此中德美联盟之风说更甚。

（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

3.宣统间之中央集权

咸同军兴以后，督抚权力骤增。维新以后，各省自专兵、财，除督抚更易，尚凭廷旨外，中央与地方几于不相闻问。宣统改元，凡度支、外交、学务、司法、军事、盐课皆直属中央，谓之中央集权，以减削地方权力，未为非是。而中央则政治昏浊，贿赂公行，欲谋振作，反以速亡。

甲　军权之集中

谕：“……前经宪政编查馆奏定《宪法大纲》，内载‘统率陆海军之权，操之自上’等语，兹特明白宣示：即依《宪法大纲》内所载，朕为大清帝国统率陆海军大元帅……并著先行专设军咨处，赞佐朕躬，通筹全国陆海军各事宜。即著贝勒毓朗管理军咨处事务……”

（《宣统政纪》卷一四）

谕：“……筹办海军处，著改为海军部，设立海军大臣一员，副大臣一员……至应设之海军司令部事宜，著暂归海军部兼办……”

（《宣统政纪》卷四四）

以贝勒载洵为海军大臣，海军处参赞谭学衡为副大臣。

（《宣统政纪》卷四四）

改陆军部尚书为陆军大臣，侍郎为副大臣。以尚书荫昌为陆军大臣，左侍郎寿勋为副大臣。

（《宣统政纪》卷四四）

宣统三年四月戊寅谕：“自宣统元年五月，设立军咨处，以为军咨府之基础，时阅两年，筹办已有端绪，参谋军事最关重要。著即设立军咨府，秉承诏命，襄赞军谋……”

（《宣统政纪》卷五二）

又谕：“郡王衔贝勒载涛、贝勒毓朗，均著授为军谘大臣。”

（《宣统政纪》卷五二）

当时督抚多不满中央集权，张人骏一奏，足以概之。

宣统三年八月丙午……两江总督张人骏奏：“窃谓今日厘订外官制所应申明者约有数端：一曰，督抚权限。我国疆域广远，疆臣奏事不能直达，必致贻误事机。今应申明，一切具奏事件，悉仍旧制通则，所拟军政，仍责在督抚。然有中央集权之说者，欲将外省军政直隶内部，将领不归督抚任用节制，一旦有事，缓不济急。今应申明，督抚有调遣兵队、节制进退将领之权。至外交虽统属于外部，然通商、游历、传教皆在外省，遇有事端，若在外了结，可免国际交涉。今应申明，督抚有办理本省外交之权……”

（《宣统政纪》卷六○）

乙财权之集中

光绪甲午以降，中央财用益窘，岁亏六百万两。刚毅往江苏、广东搜括，仅得岁亏之半。庚子后赔款而外，兴学练兵，需款更巨，清理财政之说以起。二十九年三月，遂命奕劻、瞿鸿会同户部整顿财政，是即财政集中之始。

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庚辰，谕：“从来立国之道，端在理财用人。方今时局艰难，财用匮乏，国与民俱受其病。自非通盘筹划，因时制宜，安望财政日有起色。著派庆亲王奕劻、瞿鸿会同户部认真整顿，将一切应办事宜，悉心经理……”

（《光绪东华录》卷一七九）

九月丁酉，命外务部尚书那桐，会同庆亲王奕劻、瞿鸿，办理户部财政处事务。

（《光绪东华录》卷一八三）

三十年（1904年）七月，复命铁良往江苏等省查各省进出款项。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派柯逢时管理八省土膏捐税事宜，搜括可谓至矣。

三月丙子，谕：“铁良奏‘湖北、湖南于宜昌设立总局，抽收土膏税捐。继又并江西、安徽两省合办，较各省分办之时，溢收甚巨。两广、苏闽亦系云贵川土行销之地，若合八省为一，收数必更可观’等语。著财政处户部即行切实举办。其统捐收数，除按各省定额拨给外，溢收之数另储候解，专作练兵经费的款，不得挪移……合办统捐省分为两湖、两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八省。凡云贵川土行销该八省者，经由总局分局，均即照收土税，无论轮船、民船载运，一律预征膏捐……既纳统捐后，运往各处，如非落地销售，概不重征……所有经征款目及支销等项，由总局按季册报户部查核……派柯逢时管理八省土膏统捐事宜。”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庚戌……度支部奏：“……清理财政要义有二，曰统一，曰分明。本此二义，于分年筹办之初，而为臣部职权所应及与现在急当整理者有六，外债之借还，宜归臣部经理；在京各衙门所筹款项，宜统归臣部管理；各省官银号，宜由臣部随时稽核；各省关涉财政之事宜，随时咨部，以便考核；直省官制未改以前，各省藩司宜由部直接考核，造报逾限，宜实行惩处。综此六端，虽不足尽财政奥蕴，实为九年中分年筹办初基所托。明知办理之难，不敢不竭力图维，期以必行……”

（《宣统政纪》卷三）

是年十二月，颁布《清理财政章程》。宣统元年二月，命设财政监理官。各省就地筹款，自筹自用之风始止。

谕：“……清理财政为预备立宪第一要政，各省监理官又为清理财政第一关键。所有正监理官，著该部自丞参以下开单请简，俾昭慎重。其副监理官即由该部奏派。”

（《宣统政纪》卷八）

中央款无可筹，始注意及盐。宣统改元，载泽遂以度支部尚书兼督办盐政大臣，而以督抚为会办，盖欲以盐税抵借外债。

谕：“……著派贝子衔镇国公载泽为督办盐政大臣。凡盐务一切事宜，统归该督办大臣管理，以专责成。其产盐省分，各督抚本有兼管盐政之责，均著授为会办盐政大臣……”

（《宣统政纪》卷二六）

盐务既归中央，督抚不平，借口章程窒碍难行，以争权限。实则各省不得擅加盐价，以归省用，乃起争执。宣统二年四月，均传旨申饬，命仍照章办理。

谕内阁：“督办盐政大臣载泽奏，遵旨会商一折，朝廷慎重盐政，特派大臣督办，原令直接管理，以一事权而资整顿。惟因疏销缉私，关涉地方，故命各督抚会同办理。前据锡良等电奏，盐政章程诸多窒碍，当经谕令该大臣会商各督抚详议具奏。兹据覆陈会商各节，朕详加披览。该督等拟将用人行政悉归会办之督抚，是与从前督抚兼管盐政无异，朝廷何贵有此特举耶？且于前两次谕旨，毫未仰体。至该督办大臣受国重寄，应如何力任其难，认真筹办，乃此次仅据该督等覆电具奏，意存诿卸，殊负委任。均著传旨申饬，所有盐务用人行政一切事宜，仍著照奏定章程办理……盐务关系重要，自此次严切申谕后，务各懔遵前两次谕旨，和衷共济，相与有成。若各怀挟成见，因循积习，龂龂权限，贻误要政，惟该大臣与各督抚等是问。”

（《宣统政纪》卷三四）

盐务归中央二年有余，税收未见起色，而各省争执不已。乃改设盐政院，尽罢督抚会办之名。以一事权，其争甚苦，足以见其时财政之窘。

……今日盐务难于整理者，其故有二，一在各省自为风气，不能祛官与商弊蠹；一由各省自保藩篱，不能谋国与民公益。是以销数则彼此悬殊，引地则动成争执，自非改定盐政官制、设立专员不可……窃思国家岁征盐税，同治以前，不过一千一二百万两。光绪季年，增至二千八九百万两。及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各省盐务收入，乃增至四千余万两，与地丁钱粮相埒。夫丁粮则有二十余藩司督征于上，千数百州县经征于下；而盐务官乃散漫至此，自非酌定官制、特设京外盐务专官，统一事权，明定责任不为功。臣等共同酌议，拟请将督办盐政处改为盐政院，设盐政大臣一员，管理全国盐政，统辖盐务各官。设盐政丞以襄理鹾纲，厅长以承宣政令，参议参事以佐拟法制，佥事录事以执行事务。其在外省则于产盐区域设正盐督，于行盐区域设副盐督，各置属官分司榷政……凡关于盐务用人行政，均属盐政大臣专责，各省督抚毋庸再兼会办盐政大臣，及会办盐政大臣衔。惟盐务与地方关系事件，仍由各省督抚饬属办理……得旨：“前因各省盐务疲敝，特派大臣督办，以资整顿。惟事体重大，头绪纷繁，非设立专官，无以收挈领提纲之效，著即将盐政院官制颁布，以盐政处改为盐政院，全国盐务均归管理，以一事权而重责成。”

（《宣统政纪》卷六一）

命度支大臣载泽。兼任盐政院盐政大臣。

（《宣统政纪》卷六一）

十六　辛亥革命

1.孙中山之倡导

甲　十次之失败

孙中山决意覆清，始于乙酉。自后乙未有广州之役，庚子有惠州之役，皆由外患激成。在伦敦为龚照瑗所执，得英国政治保护而免。游日本，识宫崎寅藏、平山周，深与犬养毅、大隈重信相结纳，始为世界注目。革命之名，始于邹容《革命军》一书，章炳麟所定也。共和为容闳主张。自同盟会成立，而内地学堂与新军，悉为革命策源地，其势骤张。十次起兵，虽曰失败，而颠覆清室成功之速，实基于此。

惠 州，亦不利，此为予第四次之失败也。时适钦廉两府有抗捐之事发生，清吏派郭人漳、赵伯先二人，各带新军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黄克强随郭人漳营，命胡毅生随赵伯先营，而游说之以赞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许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军起，彼等必反戈相应。于是一面派人往约钦廉各属绅士乡团，为一致行动；一面派萱野长知带款回日本购械，并在安南招集同志，并聘就法国退伍军官多人。拟器械一到，则占据防城至东兴一带沿海之地，为组织军队之用。东兴与法属之芒街，仅隔一河，有桥可达……吾党可成正式军队二千余人，然后集合钦州各乡团勇六七千人，而后要约郭人漳、赵伯先二人所带之新军，约六千余人……则两广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后出长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军，则破竹之势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而武器购买运输之计划为之破坏……攻防城之同志，至时不见武器之来，乃转而逼钦州，冀郭军之响应。郭见我军之薄弱，加以他军为之制，故不敢来。我军遂进围灵山，冀赵军之响应。赵见郭尚未来，彼亦不敢来。我军以力薄难进，遂退入十万大山，此为予第五次之失败也。钦廉计划不成之后，予乃亲率黄克强、胡汉民，并法国军官与安南同志百数十人，袭取镇南关，占领三要塞，收其降卒，拟由此集合十万大山之众，而会攻龙州。不图十万大山之众以道远不能至，遂以百余众握据三炮台，而与龙济光、陆荣廷等数千之众连战七昼夜，乃退入安南。予过谅山时，为清侦探所察悉，报告清吏。后清廷与法国政府交涉，将予放逐出安南，此为予第六次之失败也。予于离河内之际，一面令黄克强筹备再入钦廉，以图集合该地同志；一面令黄明堂窥取河口，以图进取云南，以为吾党根据之地。后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后以弹尽援绝而退出，此为予第七次之失败也。予抵星州数月之后。黄明堂乃以百数十人袭得河口。诛边防督办，收其降众千有余人，守之以待干部人员前往指挥。时予远在南洋，又不能再过法境，故难以亲临前敌以指挥之。乃电令黄克强前往指挥，不期克强行至半途，被法官疑为日本人，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内。为清吏所悉，与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众以指挥无人，失机进取……黄明堂守候月余，人自为战，散漫无纪。而虏四集，其数约十倍于我新集之众。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众六百余人退入安南，此为予第八次之失败也……由黄冈至河口等役，乃同盟会干部由予直接发动，先后六次失败。经此六次之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拼命，一击不中，与黄复生同时被执系狱。至武昌起义后，乃释之……予自连遭失败之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后克强、汉民回香港，设南方统筹机关，与赵伯先、倪映典、朱执信、陈炯明、姚雨平等，谋以广州新军举事。运动既熟，拟于庚戌年正月某日发难。乃新军中有热度过甚之士，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风潮，于是倪映典仓卒入营，亲率一部分从沙河进攻省城，至横枝冈，为敌截击。映典中弹被擒死，军中无主，遂以溃散，此吾党第九次之失败也。时予适从美东行，至三藩市。闻败而后，则取道檀岛、日本而回东方。过日本时，曾潜行登陆，随为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横滨渡槟榔屿，约伯先、克强、汉民等来会，以商卷土重来之计划……时各人亲见槟城同志之穷。予乃招集当地华侨同志会议，勖以大义。一夕之间，则醵资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担任到各埠分头劝募，数日之内已达五六万元……既有头批的款，已可分头进行。计划既定，予本拟遍游南洋英荷各属，乃荷属则拒绝不许予往，而英属及暹罗亦先后逐予出境……予遂不得不远赴欧美矣。到美之日，遍游各地，劝华侨捐资，以助革命，则多有乐从者矣。于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之举。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冈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造成矣。此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 （《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

乙　同盟会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成立同盟会，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总务，实主持革命事。留日学生多入会，士官学生加盟者尤众，后来新军起义，即由于此。同盟支会遂遍设于内地各省，海外亦多有之。

是年（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孙总理自南洋抵日本，邀集全国各省留日有志者。于是月二十八日，开会于东京麴町区桧町内田良平寓所。到会者有总理、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张继、梁慕光、吴春阳、程家柽、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但焘、时功玖、田桐、曹亚伯、马君武、董修武、邓家彦、张我华、何天炯、康宝忠、谢良牧、刘道一、蒋尊簋、张伯乔、汪兆铭、朱大符、古应芬、金章、杜之杕、姚粟若、鲁鱼、柳聘侬、孙元、李四光、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六十余人。除甘肃一省外，余十七省人皆有到者。首由总理说明开会理由，并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众以本会为秘密组织，恐为实行之阻碍，卒以讨论结果，简称中国同盟会。时有主张对满同盟会者，总理谓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众赞成。次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誓辞。某某数人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取消。总理乃起而详细解释，卒以大多数通过。次由黄兴提议，请赞成者书立誓约。于是会众由总理执行举手宣誓式。宣誓之外，总理并授以秘密口号“汉人、中国物、天下事”三事，随与各会员一一行新握手礼。继复由众公议各会员盟书，于干事部未成立前，暂付托总理保管。而总理盟书，则众推黄兴保管……众复推举马君武、汪兆铭、陈天华等，为会章起草员。十日后，复假赤阪区霞关子爵阪本金弥邸，开第二次成立会……是日，通过会章后，投票选举孙公为总理，黄兴为庶务，陈天华为书记，宋教仁、程家柽等为交际，谢良牧为会计，邓家彦为执法部长，冯自由、汪兆铭等为评议员。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

同盟会为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合组而成。兴中由孙中山主之，多粤人及海外华侨。光复由蔡元培、章炳麟主之，多江浙文士，徐锡麟发难于安庆，最足振动人心。华兴由黄兴主之，多两湖人士，屡起兵湖湘间。

民国纪元前二十年壬辰（1892年），总理创设兴中会于澳门。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甲午，中山在檀岛已极力筹饷，为革命进行之需。及归香港，即与郑士良、陆皓东、黄咏襄、陈少白、杨鹤龄、尤烈诸人，拟联络全省革命同志，扩大兴中会之组织，以利进行。因闻杨衢云、谢赞泰等所设辅仁文社，宗旨相同，于是孙杨两派，遂于乙未正月廿七日合并为一。仍定名曰兴中会，设总机关于士丹街十三号，榜其名曰乾亨行。凡入会者须一律宣誓，其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兴中会自乙未败后数年，会长一职，仍由杨衢云肩任，并未改选。惟在杨南游期间，与各省会党及日本志士之交际，概由中山任之。故中山已不啻为事实上之会长。及己亥冬，毕永年与哥老会龙头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辜天祐等，有联合各秘密会党，奉中山为首领之议。遂有人讽杨辞职让孙，期免党内纠纷。适杨于是年十二月廿四日乘日轮仓丸至香港，遂以此征求谢赞泰同意。谢亦赞同，杨于是提出辞职，并荐中山自代。未几，兴中、三合、哥老三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同举中山为总会长。并特制总会长印章，由日人宫崎寅藏赍往横滨，上诸中山。其所以特称总会长，即明示中山之被举，由于三会之公意，与普通会长不同也。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有清代明，宁与张李也。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而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魁，陶成章、李燮和继之，总之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也。

（章炳麟《光复军志序》）

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秋，军国民教育会实行员袭宝铨自日归国。是冬，与同志组织光复会，为进行机关。群推蔡元培为会长，会址暂设爱国女学堂。徐锡麟、吕熊祥、赵卓、蔡元康、秋瑾、陈伯平、马宗汉、刘光汉、吴春阳等先后订盟。入会者以皖、湘两省志士为多。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

甲辰（光绪三十年）年春，湘人黄轸（后改名兴）、刘揆一、陈天华、杨守仁等，在日本发起华兴会……夏秋间，自日返长沙，由刘揆一介绍哥老龙头马福益合作。更由同志陈天华、章行严、谭人凤、刘道一、萧堃、柳继贞、邹永成、宋教仁、胡瑛、柳聘侬诸人，各分途进行。杨守仁则驻上海，策应一切。会员先后加盟者四五百人，多属学界分子。因联络秘密会党，颇不便利，黄、刘等乃于华兴会外另设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关……黄、刘、马等之大计划，预定于甲辰九月，清太后万寿节日，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等处，分五路起事……有会党何少卿、郭鹤卿二人，以机事不密，在湘潭县城被县吏逮捕，其大体计划，亦被探悉……未几，湘抚派兵查缉各党人寓所，全城骚扰。黄乃避居吉祥巷耶教圣公会，由牧师黄吉廷、同志曹亚伯保护出险。刘亦绕道赴汉口，得免于难。马福益由湘潭逃桂，次年返湘，欲图再举，为湘抚端方擒杀

（冯自由《中华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

同盟会既成立，首发布三民主义。

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美各国以独立，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之未萌，诚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孙文《民报发刊词》）

《民报》撰著人曰章炳麟、汪兆铭、胡衍鸿、陈天华、朱大符、刘师培、汤增璧、宁调元、宋教仁、黄侃、汪东。而自外投稿，则有马君武、吕占东、白逾桓、景定成、雷昭性、田桐、仇式匡等若干人。经理始为董修五。继为黄树中。陶成章则出名向日政府立案。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一）

丙　黄花冈

黄花冈死事者百余人，皆一时俊彦。当时有以为革命无法进展，乃为最后之一击者。又有以为此种类似暴动之举，绝无成功之希望者。后来武昌起义，其始亦不过一二百人，所不同者，武昌能得内应，而黄花冈则否。然黄花冈之事，激动全国人心，影响至巨，人人皆以为清廷旦夕将亡。宣传上之成功，视攻城得地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清之亡，虽由英与袁世凯交构于其间，若人心未去，交构者亦无所施其伎俩也。

原议三月十五日为发难期，继而不能不缓者，一则美属款未到齐；二则温生才事件发生，省会戒严，欲待防稍弛；三则日本之械其大数尚未到……然早知四月初有二标退伍之确耗，则时期亦只能尽三月底……省中已预定二十九举事……讵二十七张鸣岐、李准调巡防二营回省，以三哨助守龙王庙高地，毅生即提议改缓时期。陈炯明和之，宋健侯（宋伯先在省之代表也）亦以为然，姚雨平则反对……后林时爽、喻云纪到克处言，不特不能改期，且须速发，方可自救。以巡警早四五日已有搜索户口之札，旦夕必发也。克以二兄之决心，则欲集三四十人攻督署，以杀张鸣岐。议亦决……二十八日，陈炯明、姚雨平偕到报告云，调来顺德三营，内多同志，其哨官十人中八为同志……克仍攻督署；姚雨平任攻小北门，占飞来庙，并迎巡防营及新军；炯明攻巡警教练所；毅生以二十余人守大南门，约定二十九午后五点半钟同发。临时克与所部由小东营出，枪杀巡警于道，疾行而前，入督署……克与林时爽、朱蛰伸、李文甫、严骥君等亲行遍搜，无一要人……（二十六七，毅生已疑陈镜波为侦探。）……初入督署时，仅死三人。已出，则林时爽于东辕门招抚李准之先锋队（以伯先部常言，李准部下已运动多人）。突攻，脑中枪而死。克中伤右手，断两指。他同志亦有数人死于卫队门首者。时就所余部，分为三路：克与十人出大南门，欲与巡防营接应；徐维扬以花县四十人欲出小北门，与新军接应；余则川、闽同志及安南、南洋同志往攻督练公所。福建方声洞与克出，行最先。遇巡防营于双门底，见其并无相应之号，且举枪相向。方乃发手枪杀其哨弁一人，敌枪环攻方，死之。克且战且前……以肩撞破一小店门，入之，从内发枪，中七八人……克乃易衣而出，入河南女同志家。初二，始返港。（后乃知同时朱执信、郑坤、何克夫三人得生还，余则死矣。）喻云纪兄与众攻督练公所，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一人当先，抛掷炸弹，防勇为之披靡，后失手遇害。李文甫攻督署时，非常猛烈。已出，伤其右足，后为虏获，从容谈笑而死。其余殉国而死者，粤同志则有罗则军、李子奎、李群、周华、王鹤明、杜君、马昌、罗坤、韦云卿；四川同志则有饶国梁、秦柄；闽同志则有林觉民、陈可钦、陈与新、刘六湖、刘元栋、陈更新、吴任之、冯郁庄、林尹民、郭炎利、郭钿官、郭天财、翁长祥、陈孝文、陈大发、林茂增、王文达、曾显、刘藩、虞全鼎、周团生、吴顺利、吴炎妹、吴七妹，尚有不知姓名一人。徐维扬（花县人）部下之众，死者二十四人，被捉在监者六人，负伤生还者十六人。朱执信攻督署，奋勇争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在二门为后列误伤肩际，仍与克偕行至双门底，遇敌相失。后入其门生家，易服出险。何克夫与防营亦力战，负伤出大南门，过至戚家，匿三日而后出。郑坤负伤出大南门，入一店……四川熊克武，福建王以通、严骥，皆负重伤而出。克同攻督署者百三十人，内徐维扬四十人，刘古香十四人。此二部稍弱，余则虽以朱执信、李文甫、陈与新之温文，均敢先当敌，无丝毫怯懦之态，盖义理之勇为之也。林时爽本同林觉民、陈与新在东筹有的款，将归闽举事，已来港，则同死于广东。闽同志者多毕业高等专门学生，年少才美，伤心俱烬……喻云纪药学毕业，能制炸弹炸药，精卫北京事件，喻同谋，炸药发见，再归日本合药……罗则军本有十八人，任毁电信局……李文甫任五十人，攻石马槽……而二人再知定期二十九，则只身赴难，殉战而死。王鹤明、杜某某、李文楷事事勤慎……仓猝战死……战之翌日，海防同志李德山等数人走入米店，据米为垒，抛掷炸弹，营勇不敢近。张鸣岐下令焚烧，惟罗稳一人走免。伯先之代表宋健侯，亦轻裘缓带之士，既已遣散其部下，独与数人合克部攻督署，后不知如何被捉。各报登有宋玉琳，供词慷慨，可以见其平生矣。庞越为高州吴川人，素运动广州湾方面，此次亦遇害。石经武留宋健侯机关，遇害。其余江、皖、湘、粤之士，虽未与战，而陷在城内，因无辫被害者不少。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黄兴胡汉民海外报告书》）

是役党人死者，莫知其确数。检收遗骸，则得七十二人。潘达微丛葬于广州之红花冈，改红花为黄花，曰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

方声洞，福建闽侯。林盛初，广西平南。徐佩旒，广东花县。韦树模，广西平南。徐礼明，广东花县。徐日培，广东花县。李炳辉，广东肇庆。李晚，广东东安。郭继枚，广东增城。徐广滔，广东花县。游寿，广东南海。徐临端，广东花县。李文楷，广东清远。周华，广东南海。陈春，广东南海。徐茂燎，广东花县。徐松根，广东花县。徐满凌，广东花县。庞雄，广东吴川。冯超骧，福建南平。韦荣初，广西平南。江继复，广东花县。徐昭良，广东花县。徐培添，广东花县。陈更新，福建闽侯。秦炳，四川广安。徐应安，广东花县。劳培，广东开平。曾日全，广东花县。徐熠成，广东花县。杜凤书，广东南海。陈与燊，福建闽侯。余东雄，广东南海。徐保生，广东花县。徐廉辉，广东花县。陈文褒，广东大埔。韦统铃，广西平南。李文甫，广东东莞。韦统淮，广西平南。徐容九，广东花县。徐进炲，广东花县。程良，安徽怀远。林觉民，福建闽侯。宋玉琳，安徽怀远。马侣，广东番禺。陈潮，广东海丰。陈清畴，福建连江。罗乃琳，福建连江。李德山，广西罗城。喻培伦，四川内江。罗仲霍，广东惠州。卓秋元，福建连江。胡应昇，福建连江。罗坤，广东东南海。饶国梁，四川大足。林尹民，福建闽侯。黄鹤鸣，广东南海。黄忠炳，福建连江。王灿登，福建连江。林西惠，福建连江。饶辅廷，广东梅县。李雁南，广东开平。陈可钧，福建闽侯。石德宽，安徽寿县。陈发炎，福建连江。周增，广东梅县。林文，福建闽侯。刘六符，福建连江。刘元栋，福建闽侯。林修明，广东蕉岭。魏金龙，福建连江。张学龄，广东兴宁。

（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碑）

辛亥以前革命军起义简表

2.川路风潮

自收回权利之风盛行于时，而后收回京汉铁路，且定粤汉、川汉为商办，随粮征股，久未兴工。郑孝胥独创干路国有之议，介陈宝琛以投盛宣怀，宣怀复由瑞澂以达于载泽，为三人起用之基。清廷遂定议以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收回粤汉、川汉两路为国有，命端方为督办，借外款兴修。实则度支告匮，在借日本及四国银行团外款外，尚欲大借外款。苦无抵押，意在觅抵押品，而不在修路，故人心大愤。

宣统三年二月壬辰，邮传部会奏：“京汉路铁路赎回时，借用度支部官款银五百万两。今借日本正金银行一千万元，订立合同，以二十五年归还。此项借款除还清度支部外，作为各路还本还利之用……”得旨：“著邮传部尚书签字。”

（《宣统政纪》卷四九）

宣统三年三月乙卯，度支部会奏：“拟定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合同二十一款……为画一币制及兴办扩充东三省实业事务之用，总数一千万镑，利息五厘，折扣九五，还本以四十五年为期……指定以东三省烟酒税、出产税、销场税、各省盐斤新加价四项，每年共库平银五百万两，为头次抵押……扣支七万五千镑，以作酬费……”得旨：“著度支部堂官签字。”

（《宣统政纪》卷五一）

四月甲戌，谕：“……饬部特借英、美、德、法四国银行一千万镑，日本横滨银行一千万元，专备改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之用。该管衙门自应竭力慎节，不得移作别用……”

（《宣统政纪》卷五二）

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宣怀外授意四品京堂郑孝胥，条议铁路国有利益，揭之报纸，以回视听；内与度支部尚书载泽相结，极言铁路商办有百害无一利，且恐终不成。应仿外国制，收归国有，一事权。时载泽方用事，阴助之。更风给事中石长信奏言，铁路有干路，有支路，支路可许商修，干路必归国有。

（尚秉和《辛壬春秋》第二•四川）

己卯，谕：“……中国幅员广阔……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著；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膏脂，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销……”

（《宣统政纪》卷五二）

邮传部奏：“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正合同签字，势难久延。请将该部批准前案，先行取销。”从之。

（《宣统政纪》卷五二）

戊子，谕内阁：“端方著以侍郎候补，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迅速前往。”

（《宣统政纪》卷五三）

庚寅，邮传部会奏：“粤汉、川汉铁路接议英、德、美、法各银行借款合同，计二十五款，缮单呈进，并请旨签字盖印。”得旨：“著邮传大臣签字。”

（《宣统政纪》卷五三）

七月甲申，御史陈善同奏：“……今盛宣怀事前毫无预备，徒仰仗借款，突然将批准各案，奏请一律取销。各该路以十余年之经营，千数百万之筹集，一旦尽取诸其怀而夺之，而所订借款合同，利率之高，虚折之多，抵押之巨，债权之重，又著著失败，予人口实。各该省人民痛念前劳，怵心后祸，宜其奔走骇告，岌岌若不终日也。查给事中石长信之请定干路支路办法，在四月初七日，邮传部之覆奏宣布国有政策在十一日，而借款合同之签押在二十二日，一似政策之改定，实缘借款而发生也……”

（《宣统政纪》卷五九）

川鄂、湘粤同持异议。鄂湘粤先已由邮部收股，出立借据，并付息二厘了结。而川股二千万两内，由川路公司窃用至四百万两，政府不肯承认。以至由争论而请愿，请愿而设立争路同志会，罢市罢学。

五月辛丑，谕：“……杨文鼎奏，湖南咨议局呈奏，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据情代奏一折。铁路干路收归国有，业经定为政策，杨文鼎身任地方……竟率行代为渎奏，殊属不合。著传旨严行申饬。”

（《宣统政纪》卷五四）

癸卯，又谕：“王人文电奏，‘据四川咨议局呈称，川省绅民自奉铁路改为国有之命，纷纷函电，请饬暂缓接收，并请缓刊誊黄’等语，览奏殊堪诧异。铁道改归国有，乃以商民集款艰难，路工无告成之望，川省较湘省为尤甚。且有亏倒巨款情事，朘削脂膏，徒归中饱，殃民误国，人所共知。朝廷是以毅然收为国有，并停收租股以恤民艰。既经定为政策，决无反汗之理。该省咨议局不明此意，辄肆要求，并有缓刊誊黄之请。是必所收路款侵蚀已多，有不可告人之处，一经宣布，此中底蕴恐不能始终掩饰，难保该局非受经手劣绅之请托，希图蒙混，为延宕时期接续抽收之计……王人文著传旨严行申饬。”

（《宣统政纪》卷五四）

丙辰……谕：“……此次粤省因收回路事，突然倡议不用官发纸币，纷纷持票取银……著张鸣岐严饬地方文武，随时防范，认真弹压，或有不法行为，立予拿办。傥敢纠众作乱，准如该督所请，格杀勿论。”

（《宣统政纪》卷五四）

戊午，谕：“……度支部会奏‘……请将川、粤、湘、鄂四省所抽、所招之公司股票，尽数验明收回，由度支部、邮传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常年六厘给息，嗣后如有余利，按股分给。傥愿抽本，五年后亦可分十五年抽本；未到期者，并准将此次股票向大清交通银行照行规随时抵押；其不愿换国家铁路股票者，均准分别办理，以昭平允。粤路全系商股，因路工迟滞，糜费太甚，票价不及五成。现每股从优先发还六成，其余亏耗之四成，并准格外体恤，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十年摊给。湘路商股照本发还，其余米捐租股等款，准其发给国家保利股票。鄂路商股并准一律照本发还，其因路动用赈粜捐款，准照湖南米捐办理。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数十万两，准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余万两，愿否入股，或归本省兴办实业，仍听其便’等语，筹划尚属妥协。著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迅速前往，会同各该省督抚，遵照所拟办法……实力奉行……”

（《宣统政纪》卷五四）

六月壬辰……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四川绅民罗纶等二千四百余人呈称，叠读收路国有谕旨，并盛、端两大臣会同度支部酌定办法，不敢从命。查盛、端两大臣电称，‘川股由部筹还，必借洋债，必照湖北以川省部有之财政作抵’等语，是意在挟持川人，不还股款可知。又度支部会议细则，谓‘公司股票如愿领保息股票，除倒账准不扣折’等语，是倒款固永不归还，路本亦必扣折又可知。又度支部会奏，谓‘湘粤商股一律照本发还，川路用款准给保路股票；其存款或令入股，或归本省举办实业’等语，是川路虽有商股，不得如湘鄂商股照本发还又可知。部臣对待川民，种种均以威力从事，毫不持平，敢同声吁于我皇上之前，惟裁察焉。”得旨：“铁路国有政策，早经宣示；借款合同，系有旨谕令签押，决无反汗之理。该护督一再渎奏，殊为不合……”

（《宣统政纪》卷五六）

川路总理李稷勋，効忠于清廷，于是川事乃益亟。李稷勋者，川汉铁路驻宜总理。自铁道国有政策颁布，李曾具呈邮部，谓该路即收归国有，应俟从前支出各款，妥定归结办法，始由官局订期接收，恐非仓卒所能完竣。嗣后关于工程材料，及工程司去留各事项，应如何办理，统候裁夺。旋又进京面呈，宜、夔工程照常办理，所有工项仍由川款开支。邮部因以宜夔路工，责成李稷勋悉心主持，即由邮部咨行川督，转饬川路总公司。川人以李稷勋并无总公司之知会，股东之议决，四川总督之命令，擅自达部；邮部亦不问股东愿否，辄定宜、夔工程，仍由川款开支，因具呈请川督代奏，严劾邮部。一面发传单通告全川，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扣抵股息。时七月初一日事也。”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

宣统三年七月丁卯……又谕：“电寄赵尔丰。据电奏，‘四川股东会议论激昂，正在传集劝诫。街市忽有匿名传单，鼓动罢市、罢课情形’等语。此次该省激动情形，有无匪徒从中煽惑，著赵尔丰确切查明，严行弹压……”

（《宣统政纪》卷五八）

省中各街衢皆搭盖席棚，供设德宗景皇帝万岁牌，與马皆不得过……更有头顶万岁牌为护符。

（《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清宣统朝四川铁路案》）

时袁世凯虽退居彰德，而与内阁徐世昌日由电报通消息。四川争路事起，世凯授意世昌，力主严办，欲使时局败坏，己得以乘机出山。

七月丁丑……又谕：“……赵尔丰、玉昆等……仍以交院议决暂归商办为请……著传旨申饬……”

（《宣统政纪》卷五八）

川人争路之焰，至于极点，皆由郭孝可、罗纶、颜楷、张澜等鼓吹而成，而蒲殿俊复暗中为之主谋，以为后援……借口保路……不纳厘税，实行抗粮抗捐。至（七月）十三，而逆书见。十六日，而起事之说已确。因于十五日，将该逆绅等诱入署中，一并拘留。在蒲殿俊家，搜得该逆党寄罗纶信，有‘倡举大义、资助枪弹’等语，更属凭证确凿。当日午间，同志会党聚集万人，闯入督署，禁之不可。将及堂，不得已饬令开枪，毙数人，始行退去。

（《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清宣统朝四川铁路案•赵尔丰电》）

七月十五日，九钟，铁路公司开股东会。先时，督院开列名单，来传股东会会长及同志会各部长共十九人到院，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立待磋商。登时往者有张表坊、罗子卿、江绪伦、邓慕鲁、叶炳成等五人。于是公司一时不能开会，专候回音。交午后一钟，突有兵到公司，将大门封闭，众人于是惊惶不知所以。问之队官，称由督院派来，保护公司……于是人心生疑，请伊将门打开，当即派人出街探听。果见各街口均驻巡兵，南院及各司道衙门尤多，巡兵围守，四城门已闭，出入杜绝。又见赵督告示，严厉异常。其一示中云：“此次所拿首要，均系煽乱之人。”又一示云“只要拿首要，不问平民。首要诸人，业已就擒。议会解散，谣言勿听。兵队保护，匪徒难侵。拥挤上院，格杀勿论”等字样。于是人心大愤，鬼哭神号。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无论老幼男女，各出一人，均头顶先皇神位纸条，奔往南院请罪。被各处巡兵阻止，不听，巡兵竟放枪击毙商民数人。而人心犹不畏死，直投南院。又被赵督及军官田征夔，立命亲兵队同巡兵击毙数十余人，受伤者较多。

（渤海寿臣氏《辛亥革命始末记》）

七月辛巳，谕：“……赵尔丰……前奏川人抗粮抗捐等情，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意在独立，尤属罪无可逭。著赵尔丰迅速查拿。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人犯先行正法。并妥速解散协从，毋任蔓延为患。”

（《宣统政纪》卷五九）

壬午……又谕：“电寄赵尔丰。电奏悉，川省逆党借争路为名，鼓动愚民，意图独立，竟于十五日凶扑督署，肆行烧杀，并砍伤哨弁等数人，实属凶恶已极。该署督力饬兵队，将该逆党分头击退。并先将首要蒲殿俊等，设法诱擒，办理尚属迅速。该署督以该省兵分力弱，请拨得力兵队数千人来川一节，著瑞澂就近遴派得力统将，酌带营队，迅即开拔赴川……”

（《宣统政纪》卷五九）

代表刘声元、阮峘等既入都，上书邮传部、都察院请代奏，并哭诉于庆王府，均不得要领。摄政王入朝，声元等复拦與哀诉。王大怒，命递解声元等回籍。（四川谘议局副议长）萧湘亦惧祸南归。载泽恐湘归煽乱，电瑞澂捕之，囚于武昌。

（尚秉和《辛壬春秋•第二•四川》）

七月甲申……又谕：“……四川……旅京绅商学界屡次开会，聚集多人，投递呈词……著学部严饬各学堂管理各员，认真约束学生，照常上课，不准随意出堂，干预外事。并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严行禁止聚众开会，多派兵警加意弹压……劝阻解散。傥或不遵，即行分别拿办。并将自称四川代表刘声元，严密查拿，押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宣统政纪》卷五九）

清廷命岑春煊赴川查办，复命端方率兵入川。春煊负气返沪，川人争路愈烈。川路事起仅三月，而武汉起义，又三月而清以亡。

七月乙酉，谕：“……自铁路干路收归国有，凡从前商股民股，均经饬部妥定办法，明白宣示……乃川人未明此意，开会演说，借端争执……本月十五日，竟有数千人凶扑督署，肆行烧杀，并毙弁兵。似此目无法纪，显系逆党勾结为乱，于路事已不相涉，万难再予姑容。已电饬赵尔丰相机分别剿办……勿任蔓延……至该省商民一切路股，仍著邮传部、督办会办铁路大臣，遵旨妥速办理。”

（《宣统政纪》卷五九）

癸巳，谕：“……赵尔丰电奏，‘自十五日乱民围攻督署之后，是夜即有大面铺牛市口民团数千人，麜集城下。连日又到有温江、郫县、崇庆州、灌县、成都、华阳、双流、新津、卬州、蒲江、大邑十余州县民团，每县数起，每起数千人或至万人。所到之处，抢掠烧劫，无所不为，附近居民纷纷逃徒。当经调派陆军及巡防军卫队迎剿。乃各该团恃其势众，分四路围城，并放枪炮，伤亡军士。迨经回击，犹敢抵死抗拒，及势难支，始行败退。嗣有大股匪团数千人，盘踞距省城五十里之龙泉驿山顶，扼守险要，密列炮械，扬言进攻省城。迨官军驰往剿击，匪即开炮轰打。经军队于黑夜猛扑山上，占据山顶，夺获大炮数十具，枪弹刀矛无算，匪遂下山纷窜。而西路犀浦中和场等处匪徒，亦经击退。匪复分股围攻双流县城，焚烧关厢街寺。官军与之相持一昼夜，城围始稍松解。窜扰犀浦中和场，并续窜唐家寺之匪，亦先后败退。自十六日至今，连战七日，擒斩甚多，夺获刀矛旗帜约二千余件，各路电线悉被砍断，驿递文件皆被截阻搜杀。现在各处仍复警报频闻，拟俟城守稍固，即抽队迎剿。先后阵擒被协愚民，均开导宽免’等语，办理尚合机宜。该匪等先期散有调兵木签，足见谋逆已非一日。及至逆谋败露，立时四处响应……亟宜早图廓清。现在鄂军已经行抵川境，黔省援军亦经开拔，仍著赵尔丰严饬各军分路剿办……”

（《宣统政纪》卷五九）

八月戊戌……又谕：“电寄赵尔丰。电奏双流防军已将彭家场攻开，毙匪甚众。温江崇庆之匪占踞要隘，新津、彭山两县已为匪踞，地方官皆被幽禁，成属各县几于无地不匪，各州县亦纷纷告警……著赵尔丰饬知田振邦，严饬军队节节进行，迅速扑灭，毋任蔓延。”

（《宣统政纪》卷六○）

壬子……又谕：“电寄赵尔丰。端方电奏，嘉定失守……著该署督严饬各军，迅将失守地方克复，不得少有延缓……”

（《宣统政纪》卷六一）

七月二十七日奉旨：“沈秉堃电奏川省变乱，‘请饬邮传部分备银两，散还零星民股。其川路亏倒股本，并饬部垫认，按股散还，追缴归款’等语……”二十九日又奉旨：“岑春煊电……陈川省路股办法……著邮传部速议具奏……凡持有商办股票者，准赴各省路局清理股票处挂号……到局支取现银，并换领国路股票……”本（八）月初八日，奉谕：“……依议。”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一八《遵旨议覆川省路股办法折》）

川省风潮极急时，党人龙鸣剑劝蒲殿俊以举大事，蒲不可。龙鸣剑遂归荣县。蒲等于罢市后，犹复刊布光绪牌位，令人遍贴门首，焚香致敬，以明非反抗清廷意也。党人固羞之。亦有少数党人，不惜贬损个人名誉，借以鼓动民心。如龙鸣剑、李朝甫、陈孔伯、方朝桢、陈子玉、王世杰诸人，皆外以同志会之名，内行革命之事，极言国有巨弊，政府恶劣，使人人知清之不可恃，非改革不可。故八月鄂省革命事起，四川省城未克，而各属州县已恢复数十处矣。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

九月己巳，又谕：“资政院奏……称，‘祸乱之源，皆邮传大臣盛宣怀欺蒙朝廷，违法敛怨，有以致之……此次川乱之起，大半原因，即以该部奏定仅给实用工料之款，以国家保利股票，不能与鄂路商股一律照本发还。又将施典章等所亏倒数百万，弃置不顾，怨苦郁结，上下争持。川乱既作，人心浮动，革党叛军乘机窃发。该大臣实为误国首恶’等语……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宣统政纪》卷六二）

又谕：“……查得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其七月十五日民居失火，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人民因蒲殿俊、罗纶等被拘，赴辕请释，统领田征葵擅行枪毙街正商民数十人。附近居民闻知，遂首裹白巾，奔赴城下求情，又为枪毙数十人，以致众情愤激。其所传告之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亦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等语，并非出自蒲、罗等之手。又有搜获之木牌血书，皆匪徒假托，非士人所为。川中官吏周善培、王掞、饶凤璪等，复挟咨议局纠举之嫌，构成冤狱。不纳捐粮一说，系官绅联合会内提倡，有‘缓办捐输，以请息扣粮之议，并非股东实行征收国家租税等语’。此次川事糜烂，既据端方查明，实由官民交哄而成，所有办理不善之地方官，自应分别惩治……王人文、赵尔丰均著交内阁议处。署松潘镇总兵营务处总办候补道田征葵，贪功妄举，擅毙平民，著即行革职，发往巴藏，责令戴罪图功。署提法使劝业道周善培，轻躁喜事，变诈无常；候补道王掞、王梓，结怨绅商，声名素劣，均著即行革职。候补道饶凤璪，资轻望浅，舆论不孚，著以同知候补，以昭炯戒。四川咨议局议长法部主事蒲殿俊，副议长举人罗纶，度支部主事邓孝可，翰林院编修颜楷，贡生张澜，民政部主事胡嵘，举人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对于匪事绝无干涉，均著即行释放。法部主事萧湘，前被拘留，著一并免其置议。”

（《宣统政纪》卷六二）

3.革命之成功

甲　武昌起义

武汉居全国之中，唐才常亟欲据之，以号召四方，惜其事败。自后谋革命者，无不以汉口租界为策源地。张之洞时，得告密之书，立即焚之，亦幸无事。瑞澂恃妻舅载泽用事，数年之间，由九江道而总督两湖。时总督多加宫保，瑞澂亦欲得之，商于载泽，载泽告以惟捕革命党，可以论功升赏。故瑞澂侦察革命党最严，欲借以立功。时谋革命者多立会名，一二人倡之，数人和之，会名无定，人之数亦无定。会与会之间，亦不甚关照，知有孙中山、黄兴而已，未尝有约。然各省学堂、军队中，此类结合，多至不可纪极。

光绪甲辰（1904年）春，武汉志士刘静庵、吕槐廷、朱元成、时功璧、刘熙卿、时功玖、何季达、胡瑛、欧阳瑞骅等，常会集于武昌多宝寺街时宅，讨论革命进行方略。夏五月（六月）……组科学补习所于武昌多宝寺街……十月（十一月）……张之洞派军警围搜……科学补习所遭受破坏。未几，党人曹亚伯归自日本，商之刘静庵，图再举。以圣公会之日知会为革命机关，藉避耳目，而从事鼓吹革命，湖北军学界参加者甚众……日知会自乙巳春组成以来，两易寒暑，成绩昭著。至丙午……有沔阳郭瑶阶者，因留日识胡瑛，侦知秘密，勒款不遂，乃报巡警道冯启钧。冯与外人交涉，封日知会，捕党人胡瑛……张难先、……刘静庵，均下武昌狱中……戊申冬十月……杨王鹏邀唐义友、郭抚宸、邹毓琳、钟畸、章裕昆，讨论团体名义。磋商至再，始定名为群治学社，外避目标，内策自治……金台茶馆……在武昌小东门外三里许……地较僻静，行人稀少……十一月二十日（12月13日），于此开成立大会……各发起人即尽力联络。未几，四十一标姚钧、廖湘芸、王守愚、蔡大辅、陆国其；三十一标李鑫、谢鹄臣诸同志，均先后加入……嗣后派邹润猷往安徽，邓刚往奉天，杨王异往上海，社内同志渐分布他处矣。四十二标祝制六……与黄景贤等，秘密联络同志，鼓动革命……章裕昆亦以群治学社组织情形相告，祝闻之喜。章即白众意，拟以四十二标事相属，祝诺……先后加入者踵相接，群治学社势力日见雄厚……庚戌（1910年）湘饥。四月（5月），党人鼓动饥民，以闭粜事，纵火焚抚署……黄绅芗在鄂，联合群治学社，发动响应……风声所播，群治学社之名于焉益著。鄂督瑞澂遂饬军中严密搜检……工作进行，大感困难……不能沿用群治学社名义……决议易名为振武学社，扩大组织，各营标均设代表……八月秋节（9月18日）在黄土坡开一天酒馆，举行成立大会……由杨王鹏主席宣读简章，共推杨为社长，李六如任庶务兼文书……施化龙到差……即将杨王鹏撤差，李六如……开除……杨王鹏、李六如出营后……将社务交蒋翊武主持……振武学社经施化龙破坏，停顿两月余，风潮略静。各标同志力促恢复。时已季冬，蒋翊武约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开会于阅马厂集贤酒馆，讨论名称及进行策略。詹主改为文学社，从之……辛亥年元旦（1911年1月30日），开文学社成立大会于黄鹤楼之风度楼……遂推蒋翊武为文学社正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邹毓琳为会计兼庶务……均以扩大范围为要，号召同志尽力介绍新同志入社……时胡瑛在狱，蒋翊武辄往问策，故文学社之成功，胡赞襄之力实多。文学社成立仅月余，而声势几达湖北全军……决议在小朝街八十五号设立机关，推刘复基住社办公。并增设总务部，推张廷辅任部长。时辛亥四月十二日（1911年5月10日）也。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

共进会发起于日本东京。先是，中国同盟会于丁未新设十部，中有联络部，专以联络各省秘密会党为职志……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织共进会，专司此项联络任务……此事进行异常秘密。其编制三等九级，一如同盟会……鄂人居正、孙武、杨时杰、彭汉遗、刘英、刘铁、向寿荫等皆与焉。己酉三月，乃设总机关于汉口法租界长清里……辛亥正月……会务进展极速……而武昌军学界同志，接谈集会非常便利，愈见活跃……文学社更和衷共济，等于仲昆。乃于八月初三日，在胭脂巷机关开联合大会，出席者有孙武、刘尧澂、胡祖舜、蔡大辅、邓玉麟、李济臣、蔡汉卿、彭楚藩、熊秉坤、马荣、杨宏胜、蔡济民、杜武库、林翼友等。时蒋翊武赴岳未返，公推孙武主席。主席报告共进会、文学社联合经过后，即讨论首义方略及日期。决议乘八月十五中秋节日起事。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共进会始末》）

各营既先后出发（入川）。文学社与共进会……拟定辛亥八月二十日（1911年10月11日）举事……辛亥八月三日（9月24日），炮队盛发城等为入川同志饯行。至晚酒酣，忽拖炮出，谋举事，管带江明经制止，开除数人。外间风声益紧。清吏虑中秋有变，特令各标营于十四日（10月5日）提前举行中秋节，在营休息，不准外出，不准过量饮酒。十五日（10月6日）特别戒严，派军队逡巡，如临大敌。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

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之初，军队参与者不过一二百人，而喧传张彪所部第九镇全军皆变，故瑞澂仓皇逃于兵轮。张彪所部一二千人尚与义师相持一二日，始退归汉口。

八月甲寅，谕：“……电寄瑞澂。据电奏，‘探知革党潜匿武昌，定期十九日夜间起事，正饬防拿。’旋据齐耀珊电称，‘于汉口拿获要匪刘耀璋一名，起获伪印、伪示、伪照会多件。遂与统制张彪等督派弁兵，在省城内先后拿获匪目匪党三十二名，并起获军火炸弹多件。内有刘汝夔开枪拒捕，杨宏胜私藏军械，彭楚藩语尤狂悖，当将该三犯讯明正法’等语。该革匪在鄂创乱，意图大举，实属目无法纪……即著严行研鞫，尽法惩治……”

（《宣统政纪》卷六一）

是晚（8月19日）七时，工程营后队排长陶启胜，查有该排兵士程正瀛枪内装有子弹。又查有该排副目金兆龙，亦擦枪装弹。遂传谕金兆龙为何如此……程正瀛……即用枪柄向陶启胜头脑猛力一击……立时倒地。同时该营左队兵士方兴潜在营外，向营房掷一炸弹，响声大震……后队正目熊炳坤借此一轰，群起哗变。该营督队官阮荣发及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拔刀阻止，均为兵士所杀……众兵士即将营内子弹，搬取一空……左队司书生周定原谓：“尔辈……当速到楚王台集合。”众兵士闻之……一哄而出……少顷即至……他营尚无动静……共计工程第八营不到三百人。又虑瑞澂来袭，危险万状……于是众兵士举左队队官吴兆麟为总指挥。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

当是时，驻扎武胜门外之第二十一混成协工程辎重等队士兵李鹏升等，于自动发难后……率领七十余人绕道通湘门，以集中楚望台。中和门内步队第二十九标二营排长蔡济民，亦于发难后率领士兵二十余人，与方兴所领测绘学生八十人，先后向楚望台集合。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

城内工程第八营起义后，响应者仅炮队第八标城外辎重、工程两队，测绘学堂学生及步队二十九标约一排，共约二千余人。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

是晚（8月19日）十二时，天微雨。各处电线均已割断……革命军之炮队迷于方向，碍难瞄准。各路进攻督署之队伍，亦因督署教练队在墙内凿有枪眼，防御极严，甚难前进……吴兆麟……传令，各队伍均在原地准备进攻……将在楚王台之预备队，挑选勇敢者百人，派周定原、曹飞龙、黄楚楠各带兵一排，亲自督率前进。楚王台之军械局，暂令方兴、李鹏升严守。吴兆麟行至工程营后街……经王府口，到督署后侧，即命众兵士纵火……猛烈射击……令炮队向火光附近射击……吴兆麟因巷战伤人太多……专令炮队猛烈向督署火光施放。又命炮队分班向未响应之各营射击。少顷，风益猛，火益烈，革命士气愈久愈振……捕获督署折差马某……据称，瑞制台一闻炮队全体变了，即由督署后墙穿洞逃走……出文昌门，到兵船上躲避……吴兆麟……即将瑞澂潜逃出城之事，传知各队……前进将督署占领。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

八月二十日拂晓，革命军遂将督署占领。革命军占领督署之后，中和门外陆军中学堂陆军学生约千名，遂自动整队荷枪进城，到楚望台集合，城内外各协标营留守士兵。亦先后齐集楚望台。步队二十九标一、二两营亦同时来归，但所来队伍均无长官，咸由其目兵率领，集合楚望台，听候指挥者。兆麟乃将全城各门划定区域，命各部队分区防守。

（《辛亥革命北方实录》）

先是，各省咨议局屡请开国会，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众人所注目。至是群推化龙为都督，化龙以不习兵事，推协统黎元洪，成立湖北都督府。各省先后独立者，皆称都督，无所统一，久乃议先统一外交。

马荣、程正瀛等，带队至黄土坡刘吉文家……请黎协统……直至卧室搜查。斯时黎元洪……问何事，马荣曰：“特请统领到楚王台。奉总指挥吴兆麟命令，即有要事相商。”黎无可如何，随带其执事官王案澜，同马荣等向楚王台……与吴兆麟晤面时，即谓兆麟曰：“你为什么要革命？这是要全家诛戮的事。你学问很好，资格很深，你万不该与革命党共同革命。你若不革命，你在军队进级很易。请你快叫大众各回各营。事情太闹大了，更不得了。”马荣……即拔刀向黎元洪来斫。吴兆麟喝止之……吴当向……黎云：“……今闻瑞澂与张统制等均已出走，仅统领一人在武昌城内。统领素爱军人，甚得军心，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只好请统领出来维持大计……”黎亦无语……少顷，吴兆麟即请黎元洪到咨议局会议……派人敦请之同志父老……有汤化龙、胡瑞霖、张振武、李作栋、陈磊、陈宏诰、邢伯谦、李翊东、赵学魁、杨玉如、苏成章、毕钟、向吁谟、刘公、蔡济民、徐达明、王文锦、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周定原、高振霄、方定国、李国镛等，齐到咨议局会议厅，公推汤化龙主席……于是大众在咨议局商议进行各事宜……一，以咨议局为军政府。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三，改政体为五族共和。四，规定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五，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六，当以黎元洪为都督，布告地方。七，移檄各省，并照会各国领事，宣布满清罪状。八，布告全国国民并军民长官。九，布告湖北各府州县。十，军政府紧要谕令。十一，致书满清政府。十二，布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促其觉悟。十三，军政府暂设四部：（甲）参谋部；（乙）军务部；（丙）政务部；（丁）外交部。十四，设立招贤馆。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

乙　汉阳战事

八月十九起义之事，为清廷所知。时军机大臣载涛方在滦州，举办秋操，闻报仓卒停操，遽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冯国璋之师，编为第一军，南下平乱，而将士不甚用命。乃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师，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海军助之。镇冰遂举义。

八月乙卯，谕：“……瑞澂电奏，十八夜革匪创乱……正在提讯核办，革匪余党勾结工程营、辎重营，突于十九夜八钟响应。瑞澂退登楚预兵轮，移往汉口……瑞澂……著即行革职，带罪图功……并著军咨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率前进，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并著瑞澂会同妥速筹办。”

（《宣统政纪》卷六一）

丁巳……谕：“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又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著袁世凯会同调遣，迅赴事机，以期早日戡定。”

（《宣统政纪》卷六一）

九月庚午，谕：“湖广总督袁世凯著授为钦差大臣……凡关于该省剿抚事宜，由袁世凯相机因应，妥速办理。军情瞬息万变，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而期迅奏成功。”

（《宣统政纪》卷六二）

黄兴自日本驰归，被推为总司令，与清军相持。冯国璋亦一战而克汉阳。幸江苏第八镇举义，会联军攻克南京，得失相抵。黄兴被推为大元帅，往上海组织北伐军。

八月二十一日正午，汉口光复……命何锡藩继任防御汉口……张彪、张锡元……在刘家庙以南占领阵地防御民军……二十五日……我军步炮队齐向敌还击……齐喊杀敌，声震如雷。清军溃退，我军追杀益猛……敌军大败，我军追蹑至三道桥停止。清军退至滠口……二十七日，张景良奉命为汉口指挥官，所有军队悉归节制……司令部设刘家庙车站……二十九日拂晓，第二协令谢元恺之一标，潜由三道桥陆续赴滠口。满军步哨已发觉，鸣枪，谢标队伍猛进……敌用机枪扫射……死伤甚重……仍退回原地。两军在三道桥两端，各用炮射击……（九月）初五日，阳逻海军乘拂晓天黑，偷入谌家矶，径抵造纸厂江岸，向我军防御阵地侧面猛击，将我散兵壕内及附近之兵击死五百余名。刘家庙亦无端起火，弹械粮秣尽遭焚如，军心由是摇动退却。而滠口敌军……复用机枪扫射，水陆夹攻，我军无力抵御，造纸厂遂为敌军占领……我军不得已退至大智门，始占领阵地。刘家庙亦为敌有……是日正午，我军誓图报复……于午后一时开始进攻……齐向刘家庙攻击，士气极盛。清军在刘家庙用机关枪及步炮队顽强抵抗，弹如雨注。我军冒弹猛进……与敌肉搏……夺回刘家庙，复向造纸厂追击……初六日拂晓，清军乘我军未前进时，一由造纸厂，一由姑嫂树，分两路……攻击我军……两军相持一日，战至天晚，我军终向大智门新停车场附近退却，清军复占领刘家庙一带。时军政分府得同志报告，谓指挥张景良已通敌……旋奉命将张景良、刘锡祺、罗家炎三人正法。景良诛后，都督即委派姜明经为汉口指挥官……初七日……我军在大智门新停车场一带防御清军……敌军进……我军猛扑追杀……其时黄兴……自沪抵汉……乃公推黄兴为总司令……至汉则以歆生路满春茶园为总司令部……正部署间，敌酋王占元、陈光远、鲍贵卿等，已带队侵至六渡桥……初十日……两军仍在歆生路附近，以炮火战斗，皆未前进……十一日午前十时，敌借歆生路附近房屋掩护，用机关枪猛射……敌乘机放火，烧歆生路房屋，使我军失所依托，复用重炮猛击……午后二时……下令各部队退防玉带门。敌即节节纵火烧市街商店，烧一段即占据一段……十二日，汉口被敌军纵火延烧，市民迁徙净尽，粮秣给养极其困难，我军因陆续向汉阳退却。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汉口战事始末》）

九月十三日下午，总司令黄兴赴汉阳，组织总司令部……李书城……为参谋长……二十四日午前九时，总司令集合各部队长官，在司令部开军事会议，规定攻击计划……二十六日……我炮队及兵工厂附近一带之步兵，并武昌凤凰山炮队，俱开始射击汉口。满军炮队亦向我炮队还击。五时，桥梁架设完竣……午后十时，部队陆续前进……渡河……满军闻我军渡河，射击甚烈……我军各部队死伤甚众，仍勇往直前……二十七日午前三时……我军前进占领玉带门一带……午后二时……满军……复占玉带门……我军死伤颇众……是日，决定固守汉阳……（十月）初二日午前七时，满军在三眼桥附近，与我军战斗甚烈……午后六时……满军则进据仙女山……山地势高，一可瞰制汉阳，一能侧击大别山。汉阳极形危险，非速驱逐，汉阳难保……初三日午前五时，我步队第七标由花园开始进攻……午后二时，满军逐渐增加，火力益猛……我军因火力不支，退占大吴湾西北高地及扁担山、汤家山之线……于是敌军将出全力以攻汉阳……初四日……午前六时三十分，满军机关枪向我军开始射击……是夜……满军已进扁担山花园之线……初五日，我军在十里铺一带防御……同时，满军在汉口炮队亦向十里铺注射，我军伤亡甚重……目下军无斗志……汉阳更形危迫……是日两军在十里铺相持，彼此无进展……初六日午前六时，满军在汉阳兵力逐渐增加，由花园以北向我十里铺绕攻……弹下如雨……（我）军心涣散。午前十一时，满军渐渐前进，火力益猛……初七日晨，总司令亦退回昭忠祠，十里铺遂失……午前十时，总司令已渡江，满军节节搜索前进，汉阳城被敌军占领。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汉阳战事始末》）

丙　各省独立

自武昌起义后，浃月之间，各省先后起义，惟山东起义旋复取消。东三省改称保安。吴禄贞举义于石家庄，张绍曾举义于滦州，皆不成。清廷所拥为直隶、东三省、山东、山西、河南之地而已。南方则湖南、贵州、四川都督皆有更易；江浙两省，府县亦有称都督者；而上海一隅则有吴淞、上海两都督焉。

各省独立表

丁　各国中立

八月二十一日民军光复汉口后，即通告各领事，承认中外条约及外债赔款。旋各领事覆文，认民军为交战团体，各国保守中立。

布告严守中立事。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国军互起战争，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之内治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不得藏匿两有关系之职守者，亦不得有辅助何方面之状态。据此，本领事等自应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此系本领事遵守公法敦结交谊上应尽之天职。为此剀切布告，希望中国无论何项官民，辅助本领事等遵守达其目的，则本领事等幸甚，中国幸甚。谨此布告。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一编《汉口领事团布告中立文》）

顷准贵各领事布告，严守中立，一遵国际公法办理，具见贵领事深明法理，笃爱友邦，本军政府不胜感戴。本军政府此次起义之由，全系民族奋兴，改革立宪假面，建立中华民国，维持世界和平。凡有欲限制本军政府之意思不能独立自由者，本军政府纵恣意如何损坏之手段，亦是我民族应有之天职。贵各领事既经严守中立，本军政府凡有能尽保护之责，本军政府必竭尽义务，以表敬爱友邦之微忱。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一编《鄂军政府致汉口领事团照会》）

为照会事。我军政府自广州之役团体溃后，乃转而向西，遂得志于四川。在昔各友邦未遽认我为与国者，以惟有人民主权而无土地故耳。今既取得四川属之土地，国家之三要于是乎备矣。军政府复祖国之情切，愤满奴之无状，复命本都督起兵武昌，共图讨贼，推倒满洲政府，建立民国。同时对于各友邦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所有国民军对外之行动，特先知照，免致误会。一，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一，赔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一，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均一律保护。一，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一，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供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知照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一，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一，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用之物品者，搜获一概收没。以上七条，特行通告各友邦，俾知师以义动，并无丝毫排外之性质参杂于其间也。相应照会贵领事转呈贵国政府查照，须至照会者。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一编《鄂军政府照会各领事文》）

4.清之亡

甲　南北议和

武昌革命之始，首先承认对外条约，保护外人权利，是为革命不彻底之原因。不数日，汉口英美诸国领事即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是为南北议和之张本。自是以后，英人一手操纵时局，袁世凯之督师至为内阁总理大臣，南北之议和，南京政府之成立，皆由英人直接、间接参预其事。

九月乙亥，谕：“……袁世凯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现已前赴湖北督师，著将应办各事略为布置，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事宜……”又谕：“……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宣统政纪》卷六三）

辛亥，江苏独立时，作者正从程都督于南京。一日，某国领事来谒程，屏左右言。是夕，都督密语余，明日将往沪，请黄大元帅。余曰：“何也？”答曰：“今日某国领事以某公使密电示余，谓南方非另立政府，不能推倒满清。故余必自往，促克强来沪。”次日，都督即行，以刘君之洁为参谋长。刘君语余：“近日北方军官某来言北军要求以项城为大总统，南方先立政府而后让与项城。”暨余次年入京，闻某使以清廷亲贵不足与谋，故劝项城自为之。合前后所闻，则民国成立，由南京政府让与项城为元首，则某国全权公使某为之也。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一《五十年来国事丛谈》）

袁世凯遣蔡廷干，先与黎元洪通音讯。元洪等利于革命速成，只要求清廷退位而已，蔡即奔走朱尔典之门者也。

二十日，袁世凯复派蔡廷干、刘承恩，因汉口英国领事葛福来武昌，奉书都督，开列四条：（一）下罪己之诏；（二）实行立宪；（三）赦开党禁；（四）皇族不问国政，与我军议和。据称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息战。都督召集居正、汤化龙、胡瑛、胡瑞霖等商议。一面招待蔡、刘二使，一面通知各机关高级职员，齐集都督府，开欢迎会，并请宣布来意……两人演说毕，群推汤化龙致答词……胡瑛、胡瑞霖等亦相继演说，大意俱劝蔡、刘二使转达项城，牺牲君主立宪，赞助共和。蔡等当答以“诸君之意，二人已领教矣。一俟返汉，即当转达，能否收效，则不敢必。因我们所受意旨，是君主立宪，如项城能牺牲己见，免除战祸，亦属幸事。”演说毕，都督在府欢宴二使，并为书交二使返汉，转达袁氏。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汉阳战事始末》）

南北和议开于上海，清廷代表唐绍仪，革命军代表伍廷芳，建议停战。余尚未决，世凯遽撤绍仪，自与南军以电报商议。

十月初十日，驻汉英领事葛福出为介绍，两方商议停战。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十月辛亥，又谕：“现在南北停战，应派员讨论大局。著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

（《宣统政纪》卷六六）

英公使续议停战事。三日停战期满，续停十五日，北军不遣兵向南，南军亦不遣兵向北。总理大臣派北方居留各省代表人前往，与南军各代表讨论大局。唐绍怡（仪）充总理大臣之代表，与黎元洪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

（《宣统政纪》卷六五附录）

至十五日，清内阁电开停战条件至汉口，有“停战三日期满，续停战十五日，及唐绍仪充袁代表，与黎都督或其代表讨论大局”等语。是日代表会讨论议和纲要：一，推倒满清政府；二，主张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并决议，以汉口为议和地点，黎大都督代表为伍廷芳，与唐绍仪对待。十月二十一日，唐绍仪抵汉口。伍廷芳在沪任外交，不能遽之汉，唐允赴沪就伍，于是改以上海为议和地点。唐于十月二十七至上海。伍之参赞为温宗尧、王宠惠、钮永建、胡瑛、王正廷。唐之参赞为杨士琦。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十一月壬申，谕内阁：“……代递唐绍怡（仪）电奏，‘民军代表伍廷芳，坚称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等语。此次武昌变起，朝廷俯从资政院之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告庙宣誓，原冀早息干戈，与国民同享和平之福，徒以大信未孚，政争叠起。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著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怡（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以奠群生而弭大难……”

（《宣统政纪》卷六七）

1912年1月1日，革命军成立政府于南京。十七省代表推孙文为大总统，于南京组织政府。黄兴为陆军参谋两总长，事多决于兴。定议南北成和，清室退位，推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赴南京就职。当孙中山就任之初，采美国总统制，及和议之成，乃草定约法，改行内阁制。2月12日，隆裕逊位诏下，故以是日为南北统一纪念日。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正月一日，总理就临时大总统职，行宣誓礼。词曰：“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此次变乱，各省扰攘。本政府不忍生灵涂炭，特备文委托唐代表赴沪，作为总理大臣全权代表，专为讨论大局之利害，其权限所在，只以切实讨论为范围。乃迭接唐代表电开与贵代表会议各条，均未先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定。本大臣以其中有必须声明及碍难实行各节，电请唐代表转致。嗣据唐代表一再来电，请辞代表之任，未可强留，现经请旨准其辞任。至另委代表接议，一时尚难其人，且南行需时，嗣后应商事件，先由本大臣与贵代表直接往返电商，以期简捷，冀可早日和平解决。特此电达。谨闻。内阁盐一。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袁世凯致伍廷芳电》）

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任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孙文。蒸。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

孙逸仙君鉴：蒸电悉。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惟希谅鉴为幸。凯。盐。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

袁慰亭君鉴：盐电悉。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孙文叩。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

乙　清室退位

袁世凯既为内阁总理大臣，废除监国摄政王，先收回禁卫军，以保护为名，遍布守军于邸第。然后遣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入宫，力说隆裕退位。订优待条件，清室王公及蒙古王公仍保旧时爵位，与清室岁费四百万元。而爱新觉罗入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局，遂以逊位告终。

九月庚寅，二十一日谕：“……袁世凯面奏组织内阁，推举国务大臣。著命梁敦彦为外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严修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杨士琦署邮传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梁敦彦、严修、王士珍、萨镇冰、张謇未到任以前，外务大臣著胡惟德暂行署理，度支大臣著绍英暂时署理，陆军大臣著寿勋暂行署理，海军大臣著谭学衡暂行兼署，农工商大臣著熙彦暂行署理。”

（《宣统政纪》卷六四）

（1912年1月16日）上午十一时三刻顷，（袁）世凯乘双马车，拥大队骑兵于前后，出东华门，以过东华门大街。（张）先培自三义茶叶店楼下，掷下一弹……弹发车覆……世凯出覆车后……遂于马上下令还击搜捕。适先培追袭至，世凯卫弁枪击先培头，先培踣地……被捕。

（《辛亥革命北方实录》）

1月22日（辛亥十二月初四日）我大总统始提出最后协议五条，交由民国政府伍廷芳转告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请转知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旅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授受事权。

（《辛亥革命北方实录》）

（1月26日）彭家珍假得崇恭名刺，谒良弼于北京红萝厂。适良弼由外归，甫下车，家珍投以弹。弹发，爆下马石。良弼应声腾空而起，断一足。家珍当被碎石裂脑以殉，良弼亦以重伤继家珍而死。

（《辛亥革命北方实录》）

十二月己酉，谕：“……前据岑春煊、袁树勋等，暨出使大臣陆征祥等，统兵大员段祺瑞等，电请‘速定共和国礼，以免生灵涂炭’等语，现在时局阽危，四民失业，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贻万民以实祸。惟是宗庙陵寝，关系重要，以及皇室之优礼，皇族之安全，八旗之生计，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划。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迅速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

（《宣统政纪》卷七○）

乙巳，太后复召集王公，特开御前会议。各王公仍唯诺无决词。太后曰：“尔等反复推求，迁延不定，疑义繁生，将来必演出同室操戈涂炭生灵之惨剧。此后兹事由我一人担承耳。”辞色甚厉。罢会，召袁内阁，撰拟宣布共和诏旨。

（尚秉和《辛壬春秋》第二六《清室禅政记》）

参议院乃于2月12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议决，如三日内不依约退位，即收回优待条件。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戊午（二月十二日）……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宣统政纪》卷七○）

又奉懿旨：“前以大局阽危，兆民困苦，特饬内阁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各条件，以期和平解决。兹据覆奏，民军所开优礼条件，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先皇陵制如旧妥修各节，均已一律担承。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并议定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览奏尚为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附录优待条件。甲，关于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礼，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如下：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圆。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乙，关于清族待遇之条件：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今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同共和，中华民国所以待遇者如下：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以上条件，列于正式公文，由两方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各该政府。

（《宣统政纪》卷七○）

清廷因即日退位。袁世凯亦电临时政府，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总理乃按各省代表会之原议，于2月13日提出辞职书于参议院。14日，可决。15日，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0日，参议院开临时副总统选举会，黎元洪当选为临时副总统。自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临时政府即派教育总长蔡元培，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总裁宋教仁，及汪精卫、戴传贤、万廷献等为专使，迎袁世凯来南京就职。2月26日，抵北京。袁从之不愿，拒之不可，乃嗾第三镇统制曹锟所部兵变。29日晚八时，东安门外及前门外一带，火光烛天。土匪乘之，抢掠达旦，商民被害者数千家。蔡等住政法学堂，乱兵持枪闯入。魏宸组越墙走，蔡元培、汪精卫匿于隐室，扃户息灯，仅免于难。袁复故作谣言，谓系反对于彼，等等风说，以淆视听。蔡等为所欺。3月2日，电临时政府及参议院，略谓‘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于是3月初6日，参议院议决办法六条，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惟须电参议院宣誓。袁世凯乃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并电传誓词于参议院……袁世凯就职后，拟派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经参议院通过任命。3月25日，唐来宁组织新内阁，增为十一部，提出参议院通过：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外交总长陆征祥，司法总长王宠惠，财政总长熊希龄，内务总长赵秉钧，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施肇基，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大总统就职，国务员议定《临时约法》。参议院于2月初6日起，开至3月初8日，全案告终，即日宣布。3月11日，临时大总统公布之。中华民国之雏形，可谓完全告成矣。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中华民国政府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