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文艺 呈现新发展的同时，宋代的文史学术研究也出现繁荣的景象。北宋至元初，陆续完成了一批卷帐浩繁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这显然是由于印刷术的发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也由于学术思想上出现了和理学的空谈心性正好相反的求实际与求完备的观念。由于宋太宗的提倡，宋初先后编成文史四大类书，成为大规模学术工作的开端。在学术研究中，历史学是最为发达的部门。宋元时代建立了纪述当代事迹的制度，并且陆续完成了纪传体的前代史《新唐书》和五代、宋、辽、金诸史。在后来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占有六种之多。《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通志》、《文献通考》等规模巨大的重要著作，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在历史编写体例上，突破了传统的纪传体，新创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综合条贯的专史体等体裁。取材繁富、纪述求实、体制创新，成为宋元历史学的显著的特点。
历史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古学和目录学这两个新学科的形成。地方志的编修和地图的绘制刊刻，也是学术研究中的新成就。由于经学和历史学、金石考古学的发展，使音韵学和训沽学开拓了领域。
下面简略介绍各学科的重要学术著作。
（一）北宋四部文史总汇
宋太宗灭北汉，巩固了宋朝的统治。他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也注意提倡学术，聚集南北文士，编纂前代文史典籍。太宗时先后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大类书，真宗时又编纂《册府元龟》，总称为宋代“四大书”。
九七七年三月，宋太宗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将北齐祖孝征《修文殿御览》，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唐高士廉、房玄龄《文思博要》等古代的类书和其他文籍，“参详条次，分定门目”，编为类书。太平兴国八年（九八三年）十二月撰成，共一千卷，原名《太平总类》，改名为《太平御览》。全书分天、时序、地、皇王、偏霸、人事、兵、职官等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类，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大类书。此书所收古籍一千多种，后世多无传本，赖《御览》而得以流存。
宋太宗又命取《道藏》、《释藏》及野史、小说等，编为一书。九七八年八月编成，共五百卷、目录十卷，赐名《太平广记》。全书分为神仙、女仙、道术、方士、童仆奴婢、幻术、妖妄、神、鬼、草木、畜兽等九十二大类，一百五十多小类。全书采录自汉代至宋初的笔记、小说、野史等近五百种，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小说和有关社会经济、典章制度的资料，是重要的古代小说总集。
九八二年九月，宋太宗以前代名家文集，数量甚多，不加铨择，难以流传，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直学士院徐铉、中书舍人宋白等分类编纂，收取精华。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十二月书成，共一千卷、目录五十卷，名为《文苑英华》。此书上承梁《昭明文选》，采录梁末至唐代的诗、文一万九千一百零二首，分赋、诗、歌行、杂文、启、书、疏、序、论、议、墓表、行状、祭文等三十七类。每类之中又分若干子目。如赋类，即分天象、岁时、地、水、帝都、邑居、宫室等四十子目，保存了南朝梁末至唐代的大量诗文，是古代的诗文总集。
一○○五年九月，宋真宗又命刑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王钦若，右司谏、知制诰杨亿编修历代君臣事迹，一○一三年书成，共一千卷，赐名《册府元龟》。全书自上古至五代，分部门顺序排列。共分帝王、闰位、僭伪、将帅、邦计、学校、刑法、内臣、牧守、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总序；一千一百零四门，门有小序。另有目录、音义各十卷。收录古代史籍，兼取经、子二部著作，唯不取说部。宋真宗为本书的编纂，亲定义例，书成后又署名作序。真宗在给王钦若的手札中，说此书：“非独听政之暇资于披览，亦乃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各有鉴戒。”编纂此书出于政治目的，但对宋以前的史籍做了很多辑佚和校勘的工作，特别是保存了唐、五代的许多原始史料，是一部可贵的史料汇编。
北宋在太宗提倡下，开编修类书的创例。南宋时，王应麟编辑《玉海》二百卷，分二十一门。多采宋代历朝实录和《国史》、《日历》，辑录了宋代的许多史事，为他书所未详，也是一部重要的类书。
（二）历史学著作
前代史的编修北宋时期继续编修唐代和五代十国的历史，并对旧史重新作了一些整理。金朝继承汉人修史的传统，曾编修辽史。元朝完成了宋、辽、金三史的编纂。宋金元时代不断进行前代史的编修，成绩是显著的。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宋初，薛居正等人受宋太祖之命，编撰梁、唐、晋、汉、周五代史，九七四年成书，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此书多据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等史籍，仿照《三国志》体例，保存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丰富史料。
唐会要和五代会要--唐朝人编纂过几种当代会要，但唐宣宗以后，记载阙如。北宋初，王溥采录宣宗到唐未的史事，续编成《唐会要》一百卷。全书分五百十四目，详细记载这一时期的沿革损益。王溥又编成《五代会要》三十卷，共二百七十九目。
新唐书--五代后晋刘昫、张昭远等人撰《唐书》，成书仓促。宋仁宗嫌其浅陋，命欧阳修、宋祁、范镇等人重修。一○六○年全书编成，共二百二十五卷、目录一卷，称为《新唐书》。刘昫旧著称《旧唐书》。新书严谨简洁，本纪不如旧书材料丰富，志比旧书详尽。新书不用骈文而用古文撰述，采用小说材料，并增加了以前史书所没有的仪卫、选举、兵等志。新书的缺点是任意删弃旧书资料，改写文句，并仿照《春秋》义例，多所褒贬。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对《旧五代史》极为不满，决心重作，撰成《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七十四卷，藏于家。死后，家属上献朝廷刊行。此书在体例方面，效法《南、北史》，打破朝代界限，把五朝的纪、传综合一起，按时问先后编排。列传部分采用类传，分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等传，历官数朝的人编在杂传。
但模仿《春秋》义例，以一字寓褒贬，宣扬儒学的说教，王安石评为“文辞多不合义”。书中因过分讲究文辞，往往使史实失真。欧阳修私人改编官修的正史，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创举。此后，路振撰《九国志》五十一卷，南宋陆游撰《南唐书》十八卷，也都是重要的私人著述。
辽、金、宋三史--元初，世祖即下诏编纂辽、金、宋三史。元朝国史院数次纂修辽、金、宋三史，到元顺帝时，已经基本完成，纪、传、表、志大体都已具备。只是由于大臣们对王朝的正统、三史的体例争论不休，长期不能成书。元顺帝令丞相脱脱主持其事。脱脱拟定辽、金、宋三国各为一史，“各与正统”，停止了正统的争议。三史同时编修，于一三四五年全部编成。
《辽史》，共一百十六卷，计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另附《国语解》一卷。辽道宗时，耶律俨曾撰修辽朝《实录》，金人陈大任纂修《辽史》。两书成为元人修史的基础，《辽史》最后的纂修，前后只用了十一个月仓促完成，全书疏误和矛盾之处甚多，但较多地保存了史料的原貌，是研究辽史的基本资料。
《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计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纂修者以金朝的实录和元初王鹗辑《金史》作为基础，参考金末刘祁《归潜志》等书，所据史料远较《辽史》丰富，较为详备地记载了金代的发展史。各“志”保存了许多有关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的资料。《世纪》一篇，叙述金朝建国前各部落的发展状况，尤为可贵。从历史编纂学方面说，《金史》远胜于《辽史》。
《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计帝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脱脱等人以宋朝的国史作稿本，再参照实录、会要、日历等其他文献编成。宋理宗以前，国史俱备，所以《宋史》记载宋理宗以前史事较详，以后则因国史未修而较为简略。《宋史》中表彰道学的内容，大部分抄自南宋李秦的《四朝国史》和谢方叔的《中兴四朝国史》，但也删去了这些国史中过分夸张道学家的一些言论。《宋史》的优点是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基本面貌，文字改动不多；资料丰富，内容详备。缺点是前详后略，有些记载互相牴牾，还有一人两传，一事数见乃至有目无文等情况。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编成，是历史学的重大成就。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目录和考异各三十卷。一○六六年，司马光奉诏设局编修，一○八四年书成奏上。全书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年），止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九五九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春秋》为编年国史）。
一○六六年四月正式置史局编修以前，司马光原已写成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三年的史事，共八卷，称为《通志》。
南宋刊本《资治通鉴》书影
这就是后来《通鉴》的前八卷。正式置局以后，到一一七○年九月司马光赴洛阳以前，史局设在开封，由刘恕和刘攽协助编修。刘攽专职汉史长编的写作。刘恕撰魏晋南北朝的长编。在开封的五年时间里，司马光及其助手写完了《通鉴》前、后《汉纪》各三十卷、《魏纪》十卷。一一七一年初，刘攽离开史局，六月，由范祖禹接替。
一一七○年九月，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而离开开封，出知永兴军。一一七一年四月，改为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司马光以史局自随，在洛阳继续编写。这时期，范祖禹专修唐代的长编和刘恕未完成的五代十国的长编（刘恕已死）。
司马光广泛收集史料，如正史、杂史、笔记、小说。地志、文集等，按时间顺序撰“丛目”，即大事目录，兼作史料索引。编写长编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方法是按丛目的史料索引，翻阅全部有关史料，然后决定取舍、详略。写成后，由司马光删繁去冗，修辞润色，最后定稿。
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上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政治统治术，以资借鉴。他自己说因为厌烦旧史的繁杂，所以“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谢赐（通鉴?序）表》）。宋神宗因而赐名本书为《资治通鉴》。但他在编写时，并不着重于“《春秋》义法”，力求符合历史事实，言必有据。对于记载中分歧较大的事项，选择证据分明、情理近实的写入正文。其余则另行编录，说明舍此取彼的理由，写成《考异》一书，以资参阅。
《通鉴》语言简洁，叙事生动。宋神宗称赞为“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恰当的评语。《通鉴》作为最早的一部编年通史，标志着历史学达到了新的水平。
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共四十二卷，一一七三年稍后成书。宋代以前，史体只有编年、纪传两种。袁枢喜读《通鉴》，但《通鉴》卷帙较多，一件事或者隔越几卷，翻检不易。袁枢自出新意，把《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件事各详始终，自列标题，每篇又按时间顺序自为头尾。从三家分晋到周世宗征淮南，经纬清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未一目了然。从而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创立了新的史体--纪事本末体。
元朝初年，台州人胡三省写成《新注资治通鉴》。胡三省于南宋理宗宝祐四年（一二五六年）举进士，曾做过州县官，后在淮东幕府任职。《通鉴》原有刘安世《音义》十卷，不传。又有史炤《释文》，多有疏误。胡三省在居官之余，重撰音注。南宋灭亡前后，隐居家中，全力撰写注释，散入《通鉴》本文之下。自称“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又纠正《释文》，撰《释文辨误》十二卷。一二八五年，《新注资治通鉴》全部完成。此后，又屡加修订。《通鉴胡注》对宋以前的通史，作了全面的考订，成就是巨大的。
当代史的编纂宋元时期历史学的另一特色，是详于当代史的编修和史料的整理。宋朝设置史馆，分国史院和实录院。金朝设置国史院。元朝设翰林国史院。宋朝由宰相兼任“提举国史”、“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等职。金、元也由丞相“监修国史”或“修国史”。宋朝的当代史和史料汇编，有日历、实录、会要、国史、敕令、御集、宝训等，金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圣训、国史、私史。元有起居注、实录、经世大典等书。宋金元三朝官修的实录、国史等，多已不存。只有钱若水编《太宗实录》二十卷流传。宋朝的会要，现存残本，是重要的宋代史料。宋朝编纂当代的会要，规模很大，前后十多次，成书十种，总数达二千多卷。会要的体例，分类和门，如王洙等编《庆历国朝会要》，共分十五总类。王洙等编《元丰增修五朝会要》扩充为二十一总类。每种会要，纂修时间少者数年，多者前后三十年至五十多年，屡经删改增补，才得完稿。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宋会要文字，成《宋会要辑稿》一书，使会要的部分原文，得以保存至今。虽然辑录中不免讹误，但保存史籍的功绩还是重大的。元仁宗时所修《经世大典》原书不存，也在《永乐大典》残卷中留有若干残篇，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收录了《经世大典》的《序录》多篇。
宋代的当代史，也由私人编纂整理。现存的重要史籍，有以下几种。
续资治通鉴长编--眉州丹棱人李焘，从一一四二年开始，为编写宋朝当代史做准备工作。一一五九年，完成《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受到朝廷的重视，录付史馆保存。此书追继司马光《百官公卿表》，详细记录自宋太祖到北宋未的新旧官制，百官除授等史事。这是李焘正式编写《续通鉴长编》之始。此后继续编写史事，到一一八三年成书，共九百八十卷、事目十卷。又编出《长编》的节本，名为《举要》六十八卷，目录五卷。两书合计一千零六十三卷。李焘以四十年的时间，写成了这部编年巨著，成为第一部当代通史。
李焘广泛搜集北宋历史的官方资料，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御集、宝训、敕令、百司指挥等，还搜集士大夫的私家记载，如笔记、小说、私史、家传、行状、志铭、文集、奏议、内外制、函犊等，不可胜计。他造了十个木橱，每橱装二十只抽屉，每屉用甲子编号，所得资料按月日先后编排，井然有条。在编写时，对史料进行辨别真伪和考订异同的工作，对各家记载的零星片断史料融会贯通，还把异同诸说附注于正文之下。按照“近事则详，远事则略”的方针，越往后内容越详。叙事谨慎，不妄加论断。李焘认为，他的这部著作卷帙浩繁，不足以称《续资治通鉴》，所以命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便由后来的学者参订刊削。《续通鉴长编》保存了北宋丰富的文献，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宋代史料书。
《续通鉴长编》问世后，南宋杨仲良仿照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编成《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书，共一百五十卷。此书依据《长编》所载史事，分门别类地编纂北宋的重要事件，使读者便于了解事件的始末原委。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焘《长编》只载北宋九朝的事迹，继此而作的，有南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一二一○年写成。此书专载高宗一朝的史事，仿照《通鉴》体例，编年系月。采录的资料以日历、会要、国史为主，参以野史、笔记、家传、墓志、行状、案犊、奏报等文献。对于不同的记载，从实叙录，以待后人论定。
三朝北盟会编--南宋徐梦莘撰，共二百五十卷，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十二月成书。记述自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中经钦宗，至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宋、辽、金三朝交涉与和战的历史。此书的主要特点是对于各种史料全录原文，“其辞则因原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随意去取，不妄立褒贬，以备史家采择。被征引的二百多种史籍，得以保存了原貌。徐梦莘坚信，客观地介绍各家之说，让人们参考折衷，其实自见。此书不仅保存了宋、辽、金大量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史料，也还保存了辽、金的许多社会经济史料。
宋九朝编年备要--南宋陈均撰，共三十卷，编年体。一二二九年成书。此书广采日历、实录、李焘《长编》及司马光、徐度、赵汝愚等十多家著作，删繁撮要，博考互订，记载北宋九朝的史迹。作者据事直书，不加褒贬。两朝纲目备要--南宋人（不知姓名）撰，共十六卷。记述南宋光宗、宁宗两朝史事。此书叙事简明，所记两朝政治和经济的一些事迹，为其他史书所不载。
宋朝比较重要的当代史还有：南宋熊克撰《中兴小纪》四十卷，叙述宋高宗一朝历史。刘时举撰《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记载南宋高宗至宁宗的事迹，成书约在理宗时。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纂集理宗到南宋亡国的本末，大约是南宋遗民入元后所撰。
此外，南宋人叶隆礼，采前人记载，成《契丹国志》二十六卷；宇文懋昭依据见闻成《大金国志》四十卷，是辽、金的当代史。两书多有来自传闻的纪录，不免失实，但也保存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通志与通考 通志与通考是宋元时期新创的史学体裁。
通志--南宋郑樵撰，共二百卷，计帝纪二十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列传一百二十四卷。一一六一年成书。郑樵字渔仲，福建兴化人。他强调《史记》通贯古今的优越性，批评《汉书》等断代为史的局限性，决意编写一部融会群书、包罗万象的通史。为了编写这部书，他作了三十年的艰苦的准备工作，收集和研究了大量资料，分别写出各种专门著作。晚年，由于感到精力衰竭，以不到两年的时间，匆匆编纂成书。因此，《通志》只是他辛勤纂成的初稿。其中纪和列传综合诸史而成，使无重复之处。年谱是他新创的体例。又有“略”相当于正史的各志，共二十略，集中了全书的精华。内容包括上古到唐代。其中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諡、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等十五略，大半为历代正史所无。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五略也并不完全因袭前人。郑樵主张“会通”，提倡编写通史，指出断代史之失为“繁文”（重复）、“断梗”（史事不相连接）。同时主张据实纪录，反对过去史书的褒贬美刺之法，斥之为“妄学”“务以欺人”。认为史书“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又反对阴阳五行说，斥之为“妖学，务以欺天”，认为史书“专以记实迹”，应“削去五行相应之说”。这些都是独到的见解。
文献通考--元马端临撰，共三百四十八卷。一三○七年成书。马端临，字贵与，饶州乐平人。元初任柯山书院山长、台州州学教授。司马光的《通鉴》对典章制度记述比较简略。马端临仿照唐杜佑的《通典》，详细记录自古代到宋宁宗嘉定未年的各种制度及其沿革。《通典》原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典，记载内容一般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为止。《文献通考》扩充至二十四考，其中食货一项即细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考，同时，又新增加了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考，内容方面也补充了《通典》的不足，天宝后到嘉定未年这段时间内又作了新的编纂。《通考》收录大量经籍、史书、传记、文集、奏议、笔记等文献，还摘引唐宋诸臣的奏议和士大夫的议论，夹叙夹议，使读者对于一事的本未能获得概括的知识，并经常加以作者的按语。在食货各门中，注意到各项制度的变革，划分出变革的阶段性的标志。《通考》记载宋代的制度最详，多为《宋史》各志所未载。
《通志》、《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被学者合称为“三通”。
（三）金石学、考古学
金石学和考古学成为独立研究的部门，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学、考古学发端于宋真宗时期对古铜器的研究。一○○○年（咸平三年），乾州获得古铜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臣考证，验其款识，认为是“史信父甗”。把古代器物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还是朱仁宗以后的事。
刘敞《先秦古器记》--宋仁宗时，刘敞和欧阳修大力搜集古代器物，进行著录和考订。一○六一年，刘敞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长安的古墓荒基很多，经常出上古物。刘敞搜集到先秦鼎彝十多件，考订文字，请工匠摹勒刻石、绘象，一○六三年，撰成《先秦古器记》一卷。有图录、铭文、说及赞。刘敞书已失传，从欧阳修《集古录》所收先秦古器可见大概。
欧阳修《集古录》--凡一千卷，一○六三年成书。此书收录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学术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极为广泛。随得随录，不依时代编次。一○六九年，欧阳修子■“撮其大要，别为录目”，成《集古录跋尾》十卷传世。
吕大临《考古图》--共十卷。一○九二年自撰序。本书对所收录的每件器物，绘图摹文，释文列于其下，并将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出土地点、收藏者一一写明。另有《考古图释文》一卷。
李公麟《考古图》--又称《古器图》，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后期著名的画家，好古博学，善画工诗，多识古字。收集到夏、商以后钟、鼎、尊、彝，都能考定世次，辨认款识。他的《考古图》对每件器物，都图绘形状，并解释其制作、铸文、款字、义训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后赞。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即李公麟）”（翟耆年《籀史》）。
王黼《博古图》--又称《宣和博古图录》，共三十卷。宋徽宗时，士大夫以至宫廷贵族竞相访求和收藏古物，每一器物动辄值数十贯甚至上千贯，因此“天下冢墓，破坏殆尽”（蔡條《铁围山丛谈》）。徽宗所得器物，由王黼考订编纂，分成二十类，共八百多件，是北宋金石文物的精品。
赵明诚《金石录》--共三十卷。赵明诚，宋徽宗时人，每得书画鼎彝，即与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经过二十年努力访求，收辑金石刻词二千卷，包括所见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钟鼎彝器铭文款识，以及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又据二千卷刻词逐件鉴别考订，撰成《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共二千条，记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书画近二千件的目录，后二十卷收录这些器物的跋文，叙述器物出土的时间、地点、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内容，是当时所见金石文字的总录。
《金石录》书影
《宣和博古图录》书影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时任职。此书收集从夏、商到秦、汉的铜器、石器铭文，近五百件，订讹考异，详加解释。在宋代集录彝器款识的专著中，此书最为丰富，编次也较有条理。
沈括《梦溪笔谈》、郑樵《通志》等书，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沈括不仅记录这些古物的形状和款识，而且进一步研究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原理。如从冶金学理论来解释古剑，用光学原理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原理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郑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专列《金石略》，记录他一生中见到的古代器物，并且作了考订。其中证明石鼓为秦代遗物，是可信的定论。
洪遵《泉志》十五卷、龙大渊等《古玉图谱》一百卷、郑文宝《玉玺记》、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记》等专门研究古代某些器物，这些都是宋以前学者不曾注意的学问。
宋代学者在金石考古学方面的主要成绩是：第一，辛勤收录古代文物，使原来的奇器珍玩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为清代的汉学研究开拓了先路。第二，创造了传拓文字和绘制图形的方法。依据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长久。用画图描写每一器物的形状体制，并说明尺寸、轻重，以及出土地点、收藏者，款识则摹写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称。如钟、鼎、鬲、甗、敦、■、尊、壶等，都是古器自载其名称，宋人因以定名的。
（四）目录学
班固撰《汉书叙传》，始有“目录”之名。宋代“目录学”成为一门专学。宋、金、元时期在目录学方面有十分显著的成绩。
崇文总目--宋代承袭前朝，由官府聚集学者，校勘图书编目。仁宗时，因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及秘阁所藏书籍谬滥不全，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看详，定其存废。又命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校正条目，前后历时八年，定著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赐名《崇文总目》。《总目》著录群书，首书名，次卷数，最后著录撰人或注释者姓名、年代、官衔，并略考其存缺情况，是一部相当详备的目录书。
通志?艺文略--郑樵《通志》中编有《艺文略》。郑樵不取唐以来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也不赞同《七略》的体例。《艺文略》尽收古今目录所述群书，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即集部）等十二大类，又细分为一百五十五小类，二百八十四目。这种分类法，在当时是一个显著的革新。郑樵还重视图谱，认为书籍不仅应有目录，还必须具备图书表谱。《通志》撰有《图谱略》，是一创举。
私家藏书目录--宋、元学者私人编写一家收藏的书籍目录，成为一部专书，这也是一种新创。代表作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郡斋读书志》四卷，对每种书籍的作者或注疏者的爵里时代，都有详细的介绍，并且对书籍的内容优劣得失，作出评论。《遂初堂书目》是尤袤就其所藏书籍撰修的目录，特点是略记各书的版本，为后世开辟了注重版本的风气。陈振孙在宋理宗时传录郑樵等家藏书，达五万一千一百八十多卷，每书后，著文介绍作者、内容，并略评其得失，称为“解题”。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中有《经籍考》七十六卷，大体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二书编成，分为四部，每部分若干类，每类各有小序，介绍其内容，叙述其学术渊源、派别及其兴衰、存亡。著录各书，先录作者姓名，后述书名、卷数。又有解题，介绍作者的经历和书的内容得失，并附按语考订。目录学方面的考证工作，是马端临的独创。
（五）音韵学
宋元时期的音韵学，包括今韵和古韵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今韵--所谓今韵，是指魏、晋、唐、宋时代的语音。隋代陆法言等撰《切韵》五卷，是研究“今韵”最重要的著作。宋太宗时，撰《广韵》一百卷。真宗时，命陈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韵》五卷，次年赐名《广韵》。《广韵》依平、上、去、入四声，将韵部分为二百零六个，是当时文人作诗文押韵的标准。但此书分部过于繁琐，实际用韵仅一半左右。仁宗景祐时，贾昌朝撰《礼部韵略》，比唐代减少九部，存一百零八部（王应麟：《玉海》）。金哀宗时，王文郁撰《平水韵略》，分上、下平声各十五韵，上声二十九韵，去声三十韵，入声十七韵，共一百零六韵。与此同时，张天锡撰成《草书韵略》，分部与王文郁略同。这表明一百零六部的诗韵，可能是金代的官韵。南宋理宗时，刘渊撰《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比仁宗景祐《韵略》少一部，比金代王文郁《平水韵略》多一部，共一百零七部。元代周德清编《中原音韵》，将入声合并于平、上、去三声，再以平声分为阴、阳二声，以合四声之目，分韵也是一百零六部。以上几种韵书的一百零六韵，成为后世通用的诗韵。
司马光撰《切韵指掌图》二卷，附《检例》一卷，把三十六个字母分清、浊，作二十图，以独韵为首，其次为开合韵，每类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为顺序。用图表的方法研究切韵，是一个创造。
古韵--如果用《广韵》来读《易》、《诗》、《楚辞》、《老子》一类有韵的文字，就会发现“今韵”与古韵往往不能吻合。北宋末，南宋初，吴械开始对古韵作专门的研究。
吴械，字才老，建州建安人。著有《毛诗补音》、《楚辞释音》、《韵补》等（《宋史翼》卷二十四本传）。今仅存《韵补》五卷。此书从《易》、《书》、《诗》而下到宋朝一些文人如欧、苏的著作，共五十种，收集用韵和今音的不合之处，把它们综合一起（《直斋书录解题》），就《广韵》二百零六部提出古通某（如“冬”“锺”注：古通“东”）、古转声通某（如“佳”、“皆”、“咍”注：古转声通“支”）、古通某或转入某（如“江”注：古通“阳”或转入“东”）。概括他说，他的学说，可分“通”、“协”两个方面。“通”是说音本相近，古人韵缓，可以通用，如东、冬、江相通；“协”是音、韵俱非，必须转声读之，才能相协，如在佳、皆韵下注“古转声通支”。吴棫的协韵说本来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他不知道协韵就是古人的正音，而把今音合于古书，因此不能一以贯之，不免颠倒错乱，甚至出现一些臆说。不过，吴棫根据古籍古韵或者今人所用古韵，互相比较，来考定古韵的分合，为后人开辟了研究古韵的途径。朱熹的《诗集传》，大多因袭吴械的协韵说，只在“推不通”处，用己意补入。
又有郑庠撰《诗古音辨》，把二百零六部韵目，归并成阳、支、虞、先、尤、覃六部。这是中国声韵学上古韵分部的开始。郑著不传，后世学者分古韵为十部、十三部、十八部或二十一部，都是以郑庠所定六部为基础，渐趋周详。
（六）地理学--地志与地图
宋元时期城市经济和商业的繁荣，交通的发达，以及政治、军事的实际需要，促使这一时期的地理学获得较大的发展。
方志 方志是记载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现状的著述，包括政区演变及山川、物产、风俗、人口等各个方面。宋、元统治者命令各地普遍编纂图志，奏报朝廷。朝廷又命专人，将各地区方志汇总，编成全国范围的总图志。这些著作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在编纂方式上也形成一定的体例。
总地志--从北宋初年起，出现了许多全国总地志。在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基础上，改进了编修体例，内容也更完备。
《太平寰字记》，北宋乐史撰，共二百卷，目录二卷。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成书。记述范围，以宋初十一道为主，附及周邻各少数族和外国。乐史自称“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乐史《上（太平寰字记）表》）《寰字记》大体上沿袭唐代地志的体例，但不附地图，增加了人物和艺文的材料，使以后的地志体例为之一变，地理的内容减少，历史的资料增多。
《祥符州县图经》，北宋李宗谔等撰，共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录二卷。真宗景德年间，命翰林学土李宗谔、知制诰王曾等重编各路所上图经。大中祥符三年（一○一○年）十二月，书成献上。各地疆界、道里、户口、赋税、民情风俗等都一一具载。南宋编修的各种地方志，大多引用此书。
《元丰九域志》，北宋王存等撰，共十卷。一○八○年成书后，陆续修订补充，一○八五年正式颁行。王存等依据原有的《九域志》重加编纂；由于“不绘地形，难以称图”，因此改名《九域志》（此前，方志收有地图称为“图经”）。《元丰九域志》在内容上，按路、州的系统来叙述，注重记载本朝的现状，很少涉及以前的沿革。各州记载地里、主客户数、土贡和各县的情况。
《舆地广记》，北宋欧阳态撰，共三十八卷，徽宗政和年间成书。《舆地纪胜》，南宋王象之撰，共二百卷，一二二七年（宝庆三年）成书。《方舆胜览》，祝穆撰，共七十卷，一二三九年（嘉熙三年）成书。这三部宋代的总地志，都注重记载宋以前的史事和人物，地理方面的内容较少，但对后代编修《一统志》很有影响。
《大元大一统志》，共一千三百卷。元世祖时，命搜辑全国总地志，以明“一统”。一二九四年，书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统志》。成宗时，陆续获得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图志，文命秘书监增修。一三○三年再次成书，共一千三百卷，由孛兰肹、岳铉等献上。顺帝时，刻印流传，定名《大元大一统志》。此书大致以一州为一卷，如事迹较多，则分为数卷。每州约分十目，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所用材料大多引自唐、宋的各种地志，内容比宋志更加丰富。《大元大一统志》今已失传，仅存辑自《永乐大典》等书的残卷。
地方志--专记一州一县甚至一镇的地方志，宋代流传至今的还有二十多种。以时间而言，南宋比北宋多；就地区而言，南方比北方多。这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元代的地方志也是南方多于北方。
流传至今的宋、元地方志，比较重要的有十几种（见下页表）。
这些地方志分类细致，文词也比较雅驯。包含的内容，有各地的方位、面积、疆界、道路、天然财富、户口、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商税、赋税等有关地理和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但更多的是职官、科举、人物、古迹、艺文等，比《太平寰宇记》更加史传化。不过，这些记载为研究各城市的经济、政治等情况，保存了有用的资料。地方志一般在卷首附有地图，更是珍贵的文献。
金代初年，也曾编纂过《州郡志》，海陵王时有的府、州编纂过《正隆郡志》（《金史?地理志》）。
地图 宋、金、元各朝都重视地图的制作。北宋初年规定，每逢闰年，各州上贡地图和户籍，称为“闰年图”。后来又规定各路每十年画本路图一份，上交职方员外郎，称为“职方图”。朝廷参照各路的地图，绘制成本朝全图。此外，还绘制各种专门性的地图，如外域、边防、宫阙、山川、水利、交通、都会等，种类繁杂，数量甚多。《宋史?艺文志》和《玉海?地理门》著录了宋代的许多种地图，有《山川形势图》、《南北对镜图》、《混一图》、《掌上华夷图》、《西南蛮夷朝贡图》、《交广图》、《河西陇右图》、《麟、府二州图》、《河东地界图》、《地里图》、《指掌图》、《福建地理图》、《东京至益州地里图》、《契丹疆宇图》、《契丹地里图》、《西域图》、《海外诸蕃地里图》等。北宋末年，金兵从开封掠取了宋朝宫廷中保存的《大内图》、《夏国图》、《宝箓宫图》、《隆德宫图》、《相国寺图》、《五岳观图》等。南宋孝宗有志恢复，在他的宝座后金漆大屏风上，画有本国和周邻各族、各国的地图，便于随时观览。
书名-卷数-编纂者-成书时间-记述区域吴郡国经续记-三-北宋朱长文-一○八四年-苏州吴郡志-五十-南宋范成大-一一九二年-平江府乾道临安志-十五-南宋周淙-一一六九年-临安府淳祐临安志-十-南宋施谔-一二五二年-临安府咸淳临安志-一百-南宋潜说友-一二六八年-临安府乾道四明图经-十二-南宋张津-一一六九年-明州宝庆四明志-二十一-南宋罗浚-一二二七年-庆元府开庆四明续志-十二-南宋梅应发-一二五九年-庆元府延祐四明志-二十-元代袁桷-一三二○年-庆元府至正四明续志-十二-元代王元恭-一三四二年-庆元府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南宋梁克家-一一八二年-福州景定建康志-五十-南宋周应合-一二六一年-建康府至正金陵新志-十五-元代张铉-一三四三年-集庆路绍熙云间志-三-南宋杨潜-一一九三年-秀州华亭县剡录-十-南宋高似孙-一二一三年-绍兴府嵊县嘉定镇江志-二十二-南宋卢宪-一二一六年-镇江府至顺镇江志-二十一-元代俞希鲁- -镇江路齐乘-六-元代于钦- -山东
宋太宗时，命画工将各州图，合并绘成一幅全国图，共用绢一百匹，藏在秘阁。宋制，每匹绢长四十二尺、宽二尺零五分，这幅地图的面积就大八千多平方宋尺（宋尺比今市尺略小一、二厘米），可以说是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地图了。
《华夷图》--唐代贾耽曾绘制《海内华夷图》，对宋代的绘图技术影响很大。北宋赵竦重定《华夷图》，一尺半见方，字如蝇头。苏州人张珙擅长刊馋，上石三年始成。这幅地图在一一三七年（刘豫齐国阜昌七年）上石，高、宽各三尺余。据石刻题记可知这是在贾耽图的基础上，将唐的行政区域名称改为宋制，又将河道的流向按宋代的状况描绘。图中对宋朝的山水、长城、湖泊，各州的地理位置表示得相当清楚。图中的海岸轮廓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但东部的海岸线还大致分明。黄河在今山东利津处入海，是一○四八年（仁宗庆历八年）以前的状况，绘制时间当在一○四八年以前。
《禹迹图》--此图在《华夷图》石碑的背面，与《华夷图》同时上石。图中黄河在今天津市附近入海，绘制时间比《华夷图》稍晚。图中使用计里画方的方法，每方折地百里。海岸线特别是山东半岛和雷州半岛，画得比较清晰，这说明这时对沿海地区的了解已有所深入。河流也较精确。在图中相当于图名和图例之处，刻有“《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和“古今山水地名”等字，可能原图古、今（宋）地名并列，以黑、红二色区分，上石时无法分别朱墨，所以只刻今（宋）名。南宋时，镇江府等地曾依长安本重校，再行立石。与同时代的欧洲舆地图比较，《禹迹图》的绘制技术是先进的。
《天下州县图》--一○七六年，三司使沈括向宋神宗奏请，编绘全国地图，并提出借用职方所藏各种图经和地图。一○八八年，绘制成功，名《天下州县图》，又称《守今图》。沈括在实地考察中留意山川形势，即使天寒地冻、长途跋涉，也坚持作测绘地图的工作。他在魏晋裴秀“制图六体”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图七法：分率、准望、牙（互）融、傍验、高下、方斜和迂直。他所绘《天下州县图》，以二寸折百里，其中道路曲直，山川障碍，皆随事准折。还绘成纬度格和经度格，分为四至八到，共二十四至，以子丑寅卯等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等八干、乾坤艮粪四卦称之，防备后世此图遗失，看到文字记载，按照二十四至分布州县，仍然可以复原。沈括的这套地图（总图一大轴、一小轴，各路图十八轴）和文字记载，都已失传。
《地理图》--南宋黄裳在任嘉王（宋宁宗）府翊善时绘制。黄裳通晓天文，地理。这幅地图的绘制时间比《华夷图》、《禹迹图》要晚一些，但所画海岸线和河流，都与《禹迹图》相同，所不同的是不用计里开方法，而画了许多立体的山脉，很近于现代地图的自然描景法。这幅地图的石刻现在还保存在江苏省苏州市，是一二四七年上石的。
《舆地图》--元初朱思本绘制，共二卷。朱思本是元朝地位较高的道教徒，受命代祀名山河海。他利用这个机会，旅行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绘成此图。由于画面较大（长、宽各七尺），不便流传，虽然也曾刻石，但未能保存传世。从现存明代罗洪先据此改绘的《广舆图》，可推知朱图的大概。
地图模型 宋神宗时，沈括察访河北边区，调查山川险要，用面糊、木屑、熔蜡塑成山川、道路形状，作成轻便的模型，回官衙后用木刻制正式模型。从此，边区各地都制作木图。南宋黄裳也作过《舆地图》木刻模型。朱熹曾访求黄裳的木图准备仿制，还准备仿照谢庄的办法，将两三路合作一图，旁设凹凸，使犬牙交错，互相吻合，明刻标志，以便装拆。朱熹还用胶泥制过地图模型。
沿革地理 由于印刷业的发达，书籍流通方便，易于进行排比对照的研究，沿革地理学因而得到发展。这时，出现了不少专门性的著作。据《宋史?艺文志》等书著录，有易祓《禹贡疆理广记》、吴澥《历代疆域志》、杨湜《春秋地谱》。这几部著作依据宋以前历代地理志的材料编纂而成，有的研究历代的地理，有的专门研究一代的地理。在宋代的大部分地志中，也都列专章叙述沿革。《太平寰字记》叙述郡县，首先介绍建置沿革。《舆地广记》记述沿革地理的材料更多。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些沿革地理的论述，如对郢都、云梦泽、唐代扬州等。郑樵《通志》中，有地理、都邑二略，都是沿革地理的著作。其中《地理略》的历代封畛是考证宋以前历代的疆域沿革，而《都邑略》则是郑樵新创的体例，专门论述历代各国的都邑，同时附述历代周邻各族的都邑。南宋王应麟，以研究《资治通鉴》的地理著名，撰有《通鉴地理考》一百卷，此书已失传。今存《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从历代州域、都邑、形势到石晋十六州、燕云十六州，兼及两宋的地理情况，各为条例，逐一考核。另有《诗地理考》六卷，考证三代时期的疆域地理。元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涉及历代地理，也有较精辟的论述。
河源志--中国古代对于黄河上游地区，已有相当的了解。《禹贡?导水?河水》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唐代官员多次到达河源一带，但对河源的记述仍然十分粗略。
元世祖时，女真人蒲察都实奉命为招讨使，往求河源，开始了对黄河源的第一次有计划的勘察。一二八○年，都实西行，同年冬天还报，具述黄河上游两大湖（合称“阿刺脑儿”，即今鄂陵湖、扎陵湖）和星宿海（“火敦脑儿”）的情况。后来，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处得悉这次踏勘的详情，撰成《河源志》一书。根据此书，都实已对河源一带的星宿海及“阿刺脑儿”进行了实地勘察，并且对当地的地理情况，如地形、水系、植被、动物、人口、聚落分布等一一作了记录。都实的勘察虽然已经到了河源以下的星宿海和鄂陵、扎陵二湖，但还没有穷源。不过，他的踏勘和记录，使人们对黄河正源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西域南海地理著述 宋代南海贸易发达，元代西域畅通，南海往来频繁。一些学者综述见闻，写成西域南海地理著述多种，扩大了人们的知识领域。
萍洲可谈--北宋朱或撰，共三卷。一一一九年写成。朱或父朱服，曾在徽宗初年知广州。朱或记述其父所见所闻，较多地记述广州市舶和善坊的情况。其中也记录了一些亚洲国家如高丽、三佛齐的地理情况。宋朝海船使用指南针进行远洋航行，朱彧注意到这一重大的创举，记录书中，保存了珍贵的资料。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宋徐兢撰，共四十卷，分二十八门。一一二三年，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徐兢为属官，因撰此书，十分详细地描写高丽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典章制度，还图画其形状，回朝后献上。此书也记载了宋朝海船使用指南针的情况。
岭外代答--南宋周去非撰，共十卷二十门。一一七八年作序。周去非根据自己任桂林通判时的见闻，其中外国门、香门、宝货门、金石门等，记录宋朝南方与东南亚、西南亚以及东非各国的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情况，较为详细。周去非撰书的目的，是为了回答人们关于岭外事情的询问，使宋朝人民了解许多外国的地理知识。
诸蕃志--南宋赵汝适撰，分上、下二卷。据作者一二二五年所撰自序，他这时仕提举福建路市舶官，“暇日阅诸番图”，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据以写成《诸蕃志》。上卷叙述亚、非两洲共五十九国的地理以及与宋朝的关系，下卷叙述龙脑、乳香、没药等四十多种海外物产，每件物产都记载产地、采制方法及用途等。《诸蕃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异域志之一。
西游录、北使记、西游记、西使记--一二一九年耶律楚材从成吉思汗西征，在西域居住六年，行程五六万里，写成《西游录》一书。一二二○年金使乌古孙仲端奉派使蒙古，觐见西征中的成吉思汗。他返回后口述行程，由刘祁记录，题为《北使记》。全真道士丘处机（长春真人），一二二一年应成吉思汗之邀西行，经蒙古，到达中亚，三年后回国。随行的弟子李志常记录行程见闻，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一二五九年，常德奉元宪宗之命前往波斯，次年回国。他的旅行历程由刘郁写成《西使记》。以上这些游记都叙述了他们经历的山川城市和沿途的民族风习，是关于西域历史地理的有价值的著述。
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宋代记述海外情况的专书，由于作者得之传闻，不免有些失实。元代一些海上旅行者写作的海外地理著述，由于亲自经历，记载的内容更为详实可靠。周达观在一二九六年随元朝使臣赴真腊一年多，回国后撰成《真腊风土记》一卷，共四十则，记述今柬埔寨的城廓、宫室、服饰、村落、出产、贸易等地理情况。汪大渊在一三三○年到一三三九年，两次随商船出海，途经南海诸岛和印度洋沿岸数十国，还可能到过东非。他随手记下见闻，回国后编写成《岛夷志略》一书。书中某些内容沿袭周去非、赵汝适的旧说，但大部分记载详实，较当时其他的有关地理著述更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