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在我国西北地区统治一百九十年，在它的周邻，先后有宋、辽、金、吐蕃、回鹘。各民族间曾经不断发生过规模大小不等的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斗争，但在斗争过程中，各民族间也逐渐加强了相互的了解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党项族原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随着同汉族联系的加强和夏国领域的扩展，逐渐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并且在各民族间展开了商业贸易来往。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开发了夏国统治的广大地区，丰富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夏国在党项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和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为具有民族特点的夏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经济概况
一、畜牧业
畜牧业是西夏的主要生产部门。党项人向北移居到今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以后，即主要从事游牧式的畜牧业。十世纪中，党项人居住的夏州只产羊、马。李继迁时，仍过着“逐水草牧畜，无定居”的生活。元昊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宋史?夏国传》）。说明西夏建国时，畜牧业仍是党项人传统的生产部门。
西夏的畜牧业地区主要在银、夏、盐等州及其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一带。此外，河西走廊的凉州，有“畜牧甲天下”之称。“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金史?西夏传》）西夏牧民饲养的牲畜以马、驼、牛、羊为主，还有驴、骡、猪等。马是对宋贸易最主要的项目。阿拉善和额济纳的骆驼之多，在《元朝秘史》和《马可波罗游记》中都称道过。由于成吉思汗从西夏得到过许多骆驼，这种牲畜才在蒙古高原广泛繁殖。
西夏建国以后，兼并了邻境广大的农业区，部分党项人向农业过渡，牧民可以得到粮食和牲畜的冬储饲料，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狩猎业在西夏的山区、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仍很重要。继迁一次向契丹进贡沙狐皮一千张，可见猎获物不在少数。对辽、宋的贡品还有兔、鹘、犬、马等。乾顺时，御史大夫谋宁克任还说：“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成吉思汗征西夏时，他们也用“调教好的鹰鹘”作礼物，这都是用来狩猎的。夏景宗元昊每次出兵作战，都要先率领部落长狩猎。狩猎是生产部门，也有练习武事的意义。
二、农业
农业是西夏另一个重要经济部门。继迁时，党项人多住在夏、盐等州荒僻地区，宋人说那里“地不产五谷”。后来发展到西南的洪、宥州，当地“多土山柏林”，住着自称为“南山野利”的党项野利部人，经营农业，“每岁资粮取足洪、宥”（《宋史?刘平传、宋琪传》）。十一世纪，继迁等占领了灵州、兴州，得到历代在此屯垦的沃野，农耕在西夏经济生活中比重逐渐增大。后来占领河西走廊，又扩充了凉、甘、肃州等地的农业区。
西夏的水利灌溉事业很发达。周春的《西夏书》提到共有六十八条大小渠道灌溉着九万顷土地。兴州是水利灌溉的中心，汉、唐以来就开始在这里兴修水利屯田。汉源渠长达二百五十里。唐梁渠长达三百二十里。其余支渠几十条，可以引黄河水灌溉。在灵州附近，有秦家、汉伯、艾山、七级、特进等五渠同兴州汉源、唐梁两渠相连。夏统治者很重视这些水利设施，役使民工整修了这些渠道，使它们互相沟通。甘、凉之间，也可乘祁连山雪水融化时，筑渠引河水灌溉。西夏文《天盛年改新定律令》载有夏国的灌溉制度，并严格规定了使用水利设施和使用水的办法（据克恰诺夫：《唐古特史纲》）。
西夏领域的扩大，很多是占领了宋朝一些经营农业的州县。继迁扩地至灵州时，就“籍夏、银、宥州民之丁壮者徒于河外”。以后对宋战事不断，凡俘掳的汉人，“勇者为前军”，“脆怯无他技者迁河外耕作”。所以兴、灵州等处居民，多是元昊时掳掠来的汉人。汉人在西夏农业居民中占相当比例，他们同党项劳动人民长期接触，特别是“沿边地区，蕃、汉杂处”，可以直接交流生产经验，使部分党项人逐渐熟悉农耕技术，转牧为农。所以宋人记载说，西夏境内，“耕稼为事，略与汉同”。
夏人使用的农具同宋西北地区大致相同。《番汉合时掌中珠》载有犁、铧、子耧、镰、锄、、杴（音谦qiān）、锹，还有碌碡、刻叉、车、碾、碓、硙等。西夏长期使用宋朝颁发的农历，并根据当地的气候确定农时，在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中有汉族农作节令的记载，如八月桃、葡萄熟时，就要收割大麻，烤麻子，榨油。..腊月末，要为来年备耕修好农具等等（引自聂利山：《西夏语文学》）。
夏国人民，包括从事畜牧业的蕃部人民，大多以农产品为主食。兴、灵一带，土地肥沃，水利发达，尤宜稻麦。其余地区，还种植大麦、荞麦、■（音迷mǐ）、粟、豌豆、黑豆、荜豆、青麻子等作物。
西夏境内缺乏已耕的熟地，粮食不能满足食用的需要，因此夏国大力提倡开荒。由于可耕荒地多在宋、夏交界地区，往往要由西夏官方组织人力，在它保护下开垦。如宋麟州屈野河西，“田腴利厚”，元昊时开始插木置小寨三十余所，发动开垦寨旁之田。没藏讹庞执政时，甚至在耕获时派军队保护，发动几万人用耕牛开垦。梁乙埋执政时，夏人又侵耕绥德城生地。元昊以后，夏、宋之间的战争常常因侵耕土地而起，原因主要是夏要扩大农田解决食粮问题。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党项、汉人外，还有吐蕃、回鹘、鞑靼（塔坦）、交河等族，他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和文化生活各不相同。一部分经过收编、迁徙，同党项族溶合。据刘涣《西行记》记载，贺兰山西北，回鹘么啰王子，邈拏（同拿）王子原来部落甚盛，自被继迁破灭，其地遂成沙漠。甘州、沙州的回鹘，有自己的“可汗”，可以直接向辽、宋两国朝贡，相当于附庸的地位。其他各族，有的比党项族落后，如鞑靼经常掳掠各部，继续向奴隶制发展。有的蕃部本来是汉族，如“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一）此外，长期从宋朝边州掠去的蕃部“熟户”，经济和文化也同汉族十分接近，他们同汉人一样，早已建立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吐蕃以及同吐蕃“风俗相类”的党项人，原是吐蕃王朝时期的奴隶或“奴部”。十世纪以来，吐蕃奴隶主受到奴隶起义的打击，“奴多无主，遂纠合为部落”。党项人迁往银、夏州等地后，在长期与汉族人民接触中，又发展了农业，不再以蓄养奴隶为主，而以剥削劳役地租为主了。
夏统治者经常发动战争，“一有征调，辄妨耕作，所以土瘠野旷，兵后尤甚”。为了事先备荒，夏人有“积粟”的习惯。宋元丰间对夏作战时，宋兵几乎每到一处，都发现他们有充足的“官、私窖谷”和粮草。这无疑只有国库和大地主才能有如此丰富的积储，劳动人民和士兵是没有份的。甚至战争发生时，士兵的粮饷也只是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广大劳动人民遇有灾荒，常年吃不上粮食，要靠采集野生植物充饥，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说：“春食鼓子蔓、碱蓬子，夏食苁蓉（音从容cōng róng）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柜霜、灰蓧子、白蒿、咸松子以为岁计”。
三、手工业
西夏的手工业以畜产品加工为其特色，如鞣皮、纺毛线、织造氆氇（音pǔlǔ）、毛褐（音贺hè）、毡、毯等。当时，这些手工业还没有从畜牧经济中分离出来，而是由牧民就地加工自己的畜产品。可是，夏国已有专门剪裁和缝制衣服的“裁缝”，可能也有专业的皮匠、织匠等，甚至在城市里还集中了一批熟练的工匠。元代初年，马可波罗曾途经额里合牙（即宁夏）的阿剌筛城，记载说：“这城里用骆驼毛制造驼毛布，为世界最佳美，白驼毛布是白羊毛做的，极精细，极好看。他们做出这种布很多。”由此也可想见西夏毛织业的水平。
早在十一世纪，西夏毛织品的产量就已可观。据说：“所产羊、马、毡毯，用之不尽，必以其余与他国交易”。成吉思汗初征西夏时，西夏就以特产的毛织品大量贡奉给蒙古人，请求罢兵。
夏国也有专业的木匠、泥匠、瓦匠、石匠、铁匠等，屡见于记载。夏州以东，国家设有铁冶务，以生产兵器为主。据榆林窟壁画，夏国已使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竖式风箱。战甲经冷锻制成，坚滑光莹，为宋人所赞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
一九七二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宁夏银川市西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进行发掘。已发掘的夏神宗遵顼陵园，出土有各种石雕、金银饰、竹雕、铜器、铁器和瓷器的残片。这些出土遗物和王陵的建筑显示出西夏手工业在各方面的成就。石嘴山西省嵬城遗址和灵武县石坝还先后出土了瓷器和银器。
甘肃敦煌西夏壁画:酿酒图(上)、打铁图（下）西夏王陵出土的金带饰
西夏王陵出土的镶绿松石鎏金银饰盐州有盐池，盛产青白盐，质量甚好，夏国常用来与邻近的蕃、汉民交换米麦，生产规模很大，每年有畦夫数千人。青白盐生产是西夏手工业的重要部门。
西夏的手工业在民间怎样组织生产及生产关系如何，史料中都很少反映。但在国家管理下，的确有一批专业匠人从农、牧民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作坊的官匠。夏景宗元昊时，就先后设置夏州铁冶务、茶山铁冶、酒务等。仁孝时，立通济监专司铸钱。据《天盛律令》记载，官府中还有制金司、织绢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造车）等，还有专门刻书的字刻司（见苏联《亚洲各族研究所简报》第六十九期）。这说明有许多手工工匠集中在官营作坊中，分工的专业性强，生产技术也决非不脱离农牧业生产的家庭手工业所可比拟。一九七五年，银川市西夏陵区的正献王墓出土丝织品残片，包括罗、绫、锦等多种。夏国曾经以“变革衣冠之度”为理由，遣使向宋朝求匠人，西夏国内当有不少来自宋朝的汉人丝织工匠。
西夏历朝建筑了许多宫室、佛寺、仓库、驿舍等等。德明定都兴州，即建造门阙、宫殿。元昊又在城内修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晋王察哥、权臣任得敬，都有自己的园宅或宫殿。十一世纪末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时，碑文形容说：“众匠率职，百工效技，杇者（杇音污wū，泥瓦匠）、缋者（缋音会huì），画匠），是墁（音慢màn，涂饰）是饰，丹雘（音护hù）具设，金碧相间，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名状”。这些建筑反映了西夏各种手工艺的技术水平。
四、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在西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继迁以前，党项人居住在银、夏之北，千里不毛，只能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羊、马及畜产品可供交换的也不多，贸易百货都要靠中原供应。宋太宗淳化四年（九九三年），为了压制继迁，采取“绝其青盐不入汉界，禁其粒食不及蕃夷”的措施。宋执行禁令几个月后，造成了意料不到的被动：一、沿边私市长期互通有无，禁后犯禁者更多；二、党项人得不到粮食，相率在边境掳掠；三、引起内属熟户不满，万余帐叛宋归附继迁；四、关陇汉族人民得不到食盐，也在境上“骚扰”。宋朝又只好解除禁令（《宋史?郑文宝传》）。此后，宋朝依据对夏斗争的需要，又多次实行禁盐和禁市的措施。
盐是宋朝国家垄断的商品，山西解县等地盐池的收入，是陕西财用的重要来源，而鄂尔多斯的“青盐价贱而味甘”，解盐不能同它竞争，所以宋朝最不愿意进口的是盐。德明屡次请求宋朝放行青盐，都遭拒绝。元昊同宋朝言和，首先就要求岁卖青盐十万石，也因为是他“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包拯集?论杨守素》）。而青盐又“出产无穷”（《宋史?孙甫传》），所以夏最需要出口的也是盐。宋始终不答应西夏销盐的要求，又无法割断沿边熟户与夏人历史的联系，边臣只好“宽其禁以图安辑”，只对汉户犯者处刑，但犯禁者始终不断（《韩魏公集?家传》）。盐的交易在民间通过私市进行。
德明继位，停止对宋作战，派遣使臣商谈同宋朝恢复贸易。一○○七年（真宗景德四年），宋朝正式允许通市，宋朝官方的货品单中，收购的有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 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输出的有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德明每年派人以羊、马在边界与宋人贸易，规定按交易数量为赏罚，有时还杀死贸易不力的使人（《东坡志林》）。
宋朝缺乏战马，需要买进西夏的马。一○四五年，宋仁宗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匹买马于府州、岢岚军。一○五五年，又以银十万两买马于秦州。以后岁以为常。西夏因战争的消耗，有时也要向吐谷浑及其他党项人买马。德明卖马给宋，元昊说：“以马资邻国，已失计矣”。不过并未禁止输出马。
宋朝输出的商品中，粮食是大宗，但主要通过沿边农、牧民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茶也是大宗，大多通过岁赐和交换马的方式输出。西夏很需要宋的金属品（铜、铁、锡、钱币等），但宋朝常加限制。
西夏同宋贸易有多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进贡的形式。夏以名义上称臣的方式，向宋进贡马、驼等，换取宋的回赐。一○○六年，宋朝一次赏给德明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元昊称臣，宋的岁赐达银七万二千两，绢帛等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这实际上是一笔数字巨大的贸易。德明派进奉使赴东京，同时要求购买所需货物，实际上是以进奉为名做买卖。起初，使者出入民间没有限制。元昊时宋规定设馆舍招待，由官方主持贸易。金朝也采取相似的办法，使人入境，可以同富商交易；到了京师，可以留在会同馆互市，甚至金朝的外戚大臣也参与买卖，贸易大为开展。
夏、宋商民的大量贸易是在官方设立的榷场进行。一○○二年，继迁自己在灵、夏二州蕃族屯聚的赤沙川和橐驼口，分别置会（市场）同熟户贸易。一○○七年，宋朝正式在保安军置榷场，除官市者外，其余货物民间可自由交易。一○二六年，并、代部署司也开设了西界和市市场。一○四四年，元昊要求恢复夏、宋通市，宋朝开放保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寨市场。两年后，迁保安军榷场于顺宁寨。次年，又通河东银星和市。此外，还有绥州界内的抚宁和市场、环州以北的折姜会市场等。一○六○年，宋朝在秦州古渭、永宁寨、原州、德顺军置场买马，由京师每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七万五千匹充马价，每年买良马达八千匹，仅古渭寨一地每年就用钱十余万缗。宋朝在这些地区购买的马匹主要当来自西夏。每逢西夏发动侵掠和边界纠纷时，宋朝常以封闭市场和禁通贸易相威胁。和好时，夏遭饥馑，宋朝也取消粮食出口的禁令。市场的开闭，常常是为了适应宋对夏政治斗争的需要，经济上并不看重它。夏国依赖和市“如婴儿之望乳”，所以宋朝能以此胁制夏国。宋、夏通好时，双方人民都欢迎开市，出现“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的盛况。
另一种是私市。宋、夏关系恶化时，宋就禁绝一切贸易。但法禁稍一松弛，夏人就同边民私下交易，日夕公行，所以西夏即使失去岁赐，靠互市之利还可维持。宋朝的诏书也承认，累戒陕西、河东诸路禁止边民同夏人交市，但“颇闻禁令不行”。甚至边防军官也同夏人贸易，无法断绝。夏人一般是驱牛、马到边境博籴米谷。禁令严格时，就将大段牛、羊肉、青盐包裹，私下换取粮食。德明时，还常派人携带违禁商品从小道到边境私市。麟、府州汉民也有带轻细货物直接去夏州境内所设榷场贸易的。
夏对辽的贸易比对宋规模小得多，市场在西京西北的东胜、天德、云内、银瓮口等处，后来金朝也继续开放这些市场。在关陇地区，金开设了环州、保安军、兰州、绥德等榷场。辽禁止夏国使臣沿路私市铜、铁，后又禁止边民卖铜、铁给夏国，并严禁夹带交易。
夏国在西边同回鹘贸易。回鹘的商品主要是珠、玉，还有棉织物、丝毛织品、药材、香料、镔铁刀、乌金银器等。这些货物主要是通过夏国贩往宋、辽和金境内，夏国边将和官吏从中取十分之一的过境税，然后又以珠、玉交换中原的丝帛。
五、货币
西夏起初没有自己的货币，贸易是通过实物交换或使用宋朝的货币。夏景宗元昊时开始铸钱。现在见到最早的钱是天授（一○三八--一○四八年）通宝，此外还有大安（一○七五--一○八五年）、贞观（一一○一--一一一三年）、大德（一一三五--一一三九年）、乾祐（一一七○--一一九三年）和天庆（一一九四--一二○五年）等。又有番汉字并列的天赐（天赐礼盛国庆，一○六九--一○七四年）和大安宝钱。
夏崇宗乾顺时开始铸造汉字钱，元德（一一一九--一一二六年）通宝。仁宗以后，陆续铸造天盛（一一四九--一一六九年）、乾祐、天庆、皇建（一二一○--二一一年）、光定（一二一一--一二二三年）元宝。一一五八年，仁宗仁孝正式建立铸钱的专门机构通济监，大量铸造天盛元宝钱。天盛钱传世较多，铸钱技术也超过了辽钱。
西夏铜钱
“欠款单”上反映的西夏货币使用情况
（二）文化概况
一、文字
西夏建国时，夏景宗元昊和野利仁荣等创制西夏文字，称“国书”。野利仁荣演绎为十二卷，是西夏最早的一部字书。西夏文模仿汉字，字形方整。字体也有草书、隶书、篆书。文字结构有全、左、右、干、头、下等区别。字体的创制，多用汉字六书的会意法。如闪为电傍、霹傍。也有以类相从法，如属于丝织品的字自成一类。西夏文中还有时直接借用汉字，如圣字，字义和读音都作圣。但西夏文字多用左撇，无直钩，这又与汉字不同。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夏国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的一个标志，同时也为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西夏国书创制后，公私文书都用国书书写，但汉字仍在夏国通行。夏国给宋朝的文书，多用西夏文和汉文并列书写。夏国铸造的钱币也有国书和汉字两种文字。惠宗秉常时铸造的天赐宝钱、大安宝钱都是两种字同时并列，以利于在各民族间流通。现存西夏碑刻，如一○九四年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也是西夏字和汉字同时并列刻石。西夏国内，汉族居民和党项族居民长期共处，两种文字同时通行，也有利于相互学习。骨勒茂才在《番汉合时掌中珠序》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情。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骨勒茂才看到了党项人和汉人互通语言文字的重要，提倡相互学习，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这个见解是极可珍贵的。
《番汉合时掌中珠》的一页
甘肃武威发现印本字书《杂字》两页
二、语文著述
随着西夏文字的广泛应用，西夏学者编纂了多种说明西夏字声韵、字义和结构的书籍。《音同》是按声排列的字汇，仿《切韵》的九音分类编辑，收入六千余字。《五声切韵》编排与《音同》一样，是仿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编纂的西夏字韵表。《文海杂类》也是按声排列的字典，每一字下都有解释，分别说明字体构成、字义、发音。《文海》的内容与《文海杂类》一样，但它是一种仿照《广韵》按韵排列的字典。梁义礼编的《义同一类》属于另一种类型，是一部大型的同义语字典。还有一种按字形和概念分类排列的字汇，如《杂字》、《三才杂字》等，书中分天、地、人三部，以下再分小类，如“地”部分牛、羊、男服、女服、山、河海、宝、丝..等，这类字书收编字数不多，没有解释。元昊曾命人译《尔雅》、《四言杂字》供番学之用。可能这些书是《四言杂字》一类的西夏字识字读本。另有一种字书名《要集》，每字下注有汉义，用西夏字表汉字音，兼有帮助学习汉文的用途。
一一九○年，骨勒茂才编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西夏语汉语字典，也是按天地人“三才”分类，收编常用词，用汉字注“国书”的音、义，又用“国书”注汉义所用字的音。汉字注音难以准确，《掌中珠》采用了反切法，同时旁注“合”（合口）“轻”（轻呼）等字以表示发音部位，说明编者力求审音精确，是一部优良的夏汉字典。
三、汉文经史的译注和流传
夏国儒学逐渐流行，主要依靠来自宋朝的经书。夏国推行儒学，陆续将汉文经书译成西夏文字。额济纳夏黑水城出土的古书中，有《孝经》、《论语》、《孟子》的西夏文译本。《论语》和《孟子》都有西夏人自己作的注释。还有一种无题书，内容全是《礼记》、《左传》、《周书》、《毛诗》的引文辑录。
斡道冲八岁时以《尚书》考中童子科，年长后通晓五经，曾译《论语注》，又作《解义》二十卷，称《论语小义》。并著有《周易卜筮断》一书（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夏景宗元昊自称是“循拓跋之远裔”，对元魏“为帝图皇”的事业很为景慕。一○五五年，谅祚遣使者向宋购买史传和佛经，宋朝“以史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只与佛书。”赐《大藏经》。一○六二年，又向宋上表求太宗诗草隶书石本及《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宋仁宗准予《九经》。中原的史籍逐渐流入夏国。黑水城发现题名《十二国》的史书，是春秋时十二国历史的西夏文译本，可能译自宋人的《十二国略史》（见戈尔巴捷娃、克恰诺夫：《西夏文抄本和刻本》）。现存的《类林》一书，体制同《太平广记》相近，可能原本是金人编的一种类书。
夏国是在不断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又很重视中原的兵书，现存的西夏文译本有：《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和诸葛亮的《新书》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楷模，吴兢的《贞观政要》也部分译成西夏文，称为《贞观要文》。
甘肃武威发现汉文人庆二年（一一四五年）日历残页
四、律令、实录和天文历法
夏国自仁宗仁孝以后，随着封建经济关系的发展，学术文化也呈现出新的局面，陆续出现了夏国自己编纂的系统的著述。
前引仁宗时编修的《天盛年改新定律令》，是仿照宋朝政书而编纂的一部二十册的大书，是西夏政令的汇编。此后又编纂有《新法》。夏神宗遵顼光定二年（一二一二年）又编修《光定猪年新法》，大约是仿照宋朝续修编敕的办法，陆续修订。
甘肃武威发现西夏文写本药方残页夏仁宗时，也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开始重视国史的修纂。斡道冲一家，即专掌夏国史，成为专门的官职。一一六一年，仁宗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为学士。王佥为夏国历朝实录的总纂。罗世昌罢官后居家，曾为夏国“谱叙世次”。明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说：“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大约资料都来自西夏官修实录。
一一八三年，西夏编印了《圣立义海》一书，全书采取诗注形式，由简短的格言编成。体例也是仿照汉籍的类书。
《掌中珠》列举星象名称甚多。在西夏字中，所谓“十一曜”、“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都有专名。说明天文历法的研究受到重视。《天盛律令》载有“大恒历司”、“史卜院”等专管天文历法的机构。现存的西夏历书残本也有好几种。
谅祚时，西夏从宋朝得到医书。黑水城发现的西夏字医书残本，有用紫苑（音晚Wǎn）制作丸药的描述及其用法，有关于针刺疗法的残页，有治马的药方等等。夏国还没有专管医疗的医人院。
五、佛教的传播与民族文化的交流
骨勒茂才说：“烦恼缠缚，逐物心动，以富为贵，争名逐利”，这是夏国的普遍现象，因而佛教“六趣轮回，苦根无量”的说教，就成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欺骗的工具。德明“幼晓佛书”，元昊“晓浮图学”。夏国统治地区过去大部分曾受吐蕃王朝管辖，留下不少寺院和僧侣，因此佛教很早就为人们普遍信奉。西夏建国前后，德明、元昊、谅祚、秉常曾多次向宋进马换取《大藏经》。一○四七年，元昊在兴庆府东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和佛塔，俱高数十丈，贮藏宋朝所赠《大藏经》，并译为国书。一○五五年，元昊后没藏氏与谅祚又征发兵、民数万，于兴庆府西建承天寺，贮藏《大藏经》。一○九五年，乾顺大力修复因地震倾颓的凉州护国寺。一一○二年，又在甘州新建卧佛寺。这几所大寺成为夏国佛教的中心。各地也陆续兴建佛寺。《感应塔碑铭》说：“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磎（音希xī）谷，村落坊聚，佛宇遗趾，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在中书、枢密以下的政府“次等司”中，有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等高级机构，专管全国的宗教事务。
西夏刻佛经
本来党项语接近吐蕃语，由于“国书”模仿汉字而并非采用藏文字母，两种文字形式上差异很大，但仍能相互沟通。自秉常起，大量译经，既用汉文佛经，也用藏文佛经作底本。夏国境内的吐蕃僧侣因翻译和念诵的需要，以藏文字母替“国书”注音，后来发展为一种以藏文字母拼音的“新国书”，虽未经西夏王朝正式认可，但民间已在流行。现存敦煌写本《嵬名王传》，就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党项民间传说。
甘肃武威发现蝴蝶装西夏文写经吐蕃道是当时的西域通道之一，夏国完全控制了这条交通线，同吐蕃联系日广。仁孝时曾迎请朵陇地区的著名喇嘛都松钦巴。都松钦巴是元、明盛行的哈立麻教派的初祖，他本人虽未到夏国，但派遣弟子格西藏锁布携经像来到凉州，同夏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后来粗布寺建塔，仁孝献饰塔的金缨络、金幢盖（幢音床chuáng），一直是这个寺院的“镇塔之宝”。此后，吐蕃著名的教派如萨思迦、必力工瓦等都有僧徒住在夏国。成吉思汗灭夏后，很快就同乌思藏僧侣封建主建立联系，并很快就臣服了他们，这也同在西夏境内的吐蕃喇嘛有关。
九八四年，宋太宗派王延德出使高昌，自夏州启程。《宋史》记龟兹地理位置作“东至夏州九十日”，又说回鹘“往来皆经夏国”。可见宋初党项人就同回鹘有密切联系。德明、元昊控制了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的高昌回鹘、龟兹、于阗、黑韩国就只有通过西夏境才能到达中原。这不仅在过境时给夏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而且文化上也受回鹘等族的影响。甘、肃、瓜、沙等州本是回鹘人统治区，所以回鹘也是夏国内的民族之一。元昊起高台寺，“广延回鹘僧居之”。没藏氏建承天寺，延请回鹘僧登座演经。西夏有《金佛梵觉经》，“系回鹘僧所演，历二十年乃成”。
夏与辽文化也有交流。辽、夏都流传佛教，夏国曾向辽进献回鹘僧《金佛梵觉经》和《贝多叶经》。
六、文学与艺术
夏国文学中，诗歌有乾顺所作《灵芝歌》。宗室仁忠、仁礼都通蕃、汉学，善歌咏。现存的西夏文著作中，有无题的宫庭赞美诗残本。五言诗《新集金碎掌直文》，由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组成，类似汉族的《千字文》。此外，还有各种体裁的诗，可惜大多充斥了儒家和佛教的道德说教的内容。西夏韵书和表很多，说明写诗的人不少，需要借此参考。夏国的散文比较质朴。遵顼“博通群书”，枢密都承旨苏寅孙“少力学，善属文”，吏部尚书权鼎雄以文学著名。梁德养编《新集锦合辞》，是一种现存的西夏谚语和格言集。宣德郎李师白两次出使金国，著《奉使日记》三卷，详记金朝民风土俗。
谅祚曾派使臣，向宋朝请要伶官、工匠，又要求买戏剧服装和化装品，可见戏剧已在夏国流传（司马光：《涑水记闻》等）。黑水城曾发现戏剧底本《刘知远诸宫调》，是金平阳刻本，说明金诸宫调已传入夏国。
西夏的乐器有鼓、琵琶、笛、箜篌等。唐僖宗时，赐拓拔思恭鼓吹全部。德明臣宋，律度声音，遵依宋制。元昊反对唐、宋的缛节繁音，大概是采用党项本族的音乐。仁孝时，使乐官李元儒采汉族乐书，参照夏国制度，增修新律，赐名“鼎新”。夏政府中还有番、汉乐人院的专门机构。蒙古灭夏后，即征用西夏旧乐。黑水城出土物中有西夏乐器和乐舞形象，说明西夏人民是能歌善舞的。绘画，夏国也有一定成就。元昊善绘画。黑水城曾发现风景画稿，风格与宋院画相同。
西夏王陵出土石刻盘龙柱
西夏王陵出土竹雕
西夏在与各族交流中，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吐蕃、回鹘等各族人民，也通过西夏加强了同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联系。在这一时期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夏国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