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宋太祖赵匡胤（音印yìn）推翻后周，建立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封建割据。汉族政权，重又归于统一了。
自从秦始皇统一以来，汉族的封建政权，在长时期里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状态。但由于地主阶级中的门阀士族和军阀势力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局面，暂时地中断了国家的统一。规模巨大的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门阀地主的残余，宋太祖又消灭了五代以来的军阀割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始皇实行地方郡县制和中央集权的官制和兵制，创立起完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此后，历代统一王朝订立的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秦制，只是在秦制的基础上有所增损。宋朝建立后，太祖、太宗（赵匡义）把镇压农民的反抗和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作为他们建国的方针，基本上依据秦、汉、隋、唐以来的国家制度，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宋朝广泛吸收地主阶级文人参预军事政治的统治。宋王朝因而在地主阶级中具有比唐朝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中央集权的程度也更为加强了。
中央集权的军事、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宋朝建立后，社会经济关系，主要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一些新现象：（一）贵族官僚按等级世袭占田制度，从唐朝中期起，开始瓦解。唐末农民战争，最后消灭了这一制度。宋代的地主阶级，主要是以购买土地的方式，来扩大土地占有。（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出租土地榨取实物地租。前代的劳役地租成为从属的、次要的剥削方式。（三）隋、唐以来，门阀地主奴役着带有农奴身分的部曲、徒附，他们的户籍注在主人的名下。宋朝把客户（佃客）编入户籍，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历史上出现的这些事实表明：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史上，宋朝完成了唐中期以来土地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的变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宋朝以后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延续了这样的经济关系。
广大佃农，虽然在形式上摆脱了奴婢、部曲那种对地主的严格的人身隶属，但依然遭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宋朝建国后不久，太宗时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后近三百年间，不能忍受黑暗统治的农民群众，不断地举行武装起义，以反抗宋朝的统治。
下面叙述宋太祖、太宗时期，统一各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社会经济制度和川蜀地区的农民起义。
（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
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时，随周世宗作战有功，任殿前都点检，统领精锐的禁军。九五九年，周世宗死，七岁的幼子宗训（恭帝）即位，赵匡胤又兼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防守京师（开封）。建隆元年（九六○年）元旦，镇、定二州谎报辽朝和北汉兵南下，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音普pú）等派遣赵匡胤领禁军出城抵御。京师城里在传播着“点检作天子”的舆论。赵匡胤兵到京师城北二十里的陈桥驿，弟赵匡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和军中诸将把皇帝的黄袍加在赵匡胤的身上，拥立他作皇帝。赵匡胤率领禁军开回守卫空虚的京师，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等在宫中做内应，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权。由于赵匡胤原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新建的王朝，建号宋朝。宋朝仍然建都开封（东京、汴梁），习惯上又称北宋。以后迁都杭州，称南宋。
宋太祖兵权在握，后周朝臣全无抵抗的可能。宋兵进开封，后周宰相范质、王溥等跪拜在阶前，拥宋太祖升殿即位。周恭帝降封郑王。后周将领慕容延钊（音昭zhāo）领重兵屯真定，受命拥宋，升任殿前都点检。领兵守北边的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以拥立有功，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同领禁军。
但是，后周领兵在外的节度使并没有全部降服。九六○年四月间[① 本书采用公元纪年，但月、日仍沿用旧史记载的夏历，不再换算为公历。夏历正月和十二月的纪事，用宋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昭义节度使李筠（音匀yǔn）和太原的北汉相联络，在潞州起兵反宋。慕容延钊、石守信等领兵分道出击，在长平大败李筠。六月，宋太祖亲自领兵攻下泽州，李筠在泽州自杀。李筠败后，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据扬州起兵。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世宗时与赵匡胤分掌内外兵权，势位相当，恭帝时出镇扬州。九月，李重进反，石守信率领禁军往讨。十月，宋太祖又领兵乘船东下，十一月在泗州登岸。石守信围攻扬州城将破，宋太祖到城下，一举攻下扬州。李重进投火自杀，宋兵得胜回师。宋太祖先后削平二李，宋朝在后周境内的统治巩固了。
宋朝政局稳定后，宋太祖对赵普议论说：“自唐末以来，帝王换了八个姓，战斗不止，不知原因何在？我要使国家长久，有什么办法么？”赵普回答说：“这不是别的原因，只是由于方镇权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治国，也没有别的奇巧，只有夺他们的权，控制他们的钱谷，收他们的精兵..”不等赵普说完，宋太祖连忙说：“你不用再说下去，我已经懂了。”九六一年，宋太祖首先下令罢免了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慕容延钊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韩令坤出为成德军节度使。此后，不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禁军将领石守信等有拥立功，不好下令罢免。一天，宋太祖请石守信等拥立他的将领们饮酒，乘醉说：“不是靠你们的力量，我不会有今天。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夜都睡不安稳！”石守信等说：“陛下怎么说这个话。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你们虽没有异心，一旦部下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想不干，能行么？”石守信等吓得涕泣叩头，第二天便称病辞职。宋太祖解除他们统领禁军的兵权，派出做节度使。宋太祖一举集中了精兵禁军的全权，从此便可从容地派兵遣将去完成统一国家的事业了。
宋朝建立时，北方有强大的辽朝[① 辽朝历史，见第六册]，太原有北汉，南方分布着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荆南）等国和周行逢在湖南、留从效在泉州漳州的割据。宋太祖没有乘胜北征辽朝，而是首先集中兵力去统一经济富庶的江南。依据这个所谓“先南后北”的方针，宋太祖在九六二年，分派众将驻守北边和西北各州，以防御辽朝和北汉。西北既无后顾之忧，专力向南方进取，逐个地消灭了各割据国。
平荆湖——九六二年，湖南周行逢死，子周保权继位，大将张文表起兵反保权，割据潭州。周保权遣使向宋求援，正好给宋朝以出兵的借口。同年，割据荆南的高保勖（音旭xù）死，侄继冲继位。荆南处在各割据国的包围之中，国势衰弱，有兵不过三万。宋太祖审度形势，制定了假道荆南，攻取湖南，一举削平荆湖的战略方针。九六三年初，调派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率十州兵，向荆南进发。宋兵到江陵，高继冲在城北十五里出迎。宋兵留他候见慕容延钊。继冲与延钊进江陵，城中宋兵已满列街巷。继冲大惊，奉州县图籍降宋。荆南平。宋兵继续向湖南进发，湖南周保权军杀张文表。宋兵占据潭州，在澧江（澧音里lí）大败湖南守军，进取朗州。周保权藏到江南寺中。宋兵渡江擒保权。湖南平。
宋朝出兵得胜，占有荆、湖。从此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方可直取南汉，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灭后蜀——宋太祖平荆、湖后，就在策划西取后蜀。派张晖做凤州团练使，专意探听蜀国内虚实、山川形势。宋太祖依据事先绘制的后蜀详细地图，制定进军路线和作战方略，出兵前，作了周密的准备。九六四年，宋朝获得后蜀给北汉的蜡书（密信），约联合对宋。宋太祖大笑说：“我西讨有理了。”十一月，以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王仁赡为都监，宁江军节度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曹彬为都监，统兵六万伐蜀。王全斌自凤州出兵，刘光义自归州出兵，两路进取。后蜀国王孟昶听说宋兵来攻，以王昭远为西南行营都统，仓促领兵拒战。王昭远好读兵书，但从来没有过战功，出兵前挥臂吹嘘说：“我此行何只克敌，夺取中原也犹如反掌！”他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宋兵强大而谨慎有备，蜀兵虚弱而骄躁轻敌，两军胜负的前途，不问可知了。
十二月，王全斌军攻取兴州，败蜀兵七千人，获军粮四十余万石。先锋军过三泉到嘉川，蜀兵烧毁栈道，退到葭萌。宋兵修复栈道，进兵罗川，蜀兵依江而战。宋兵夺桥渡江，分三道击蜀。蜀军集合精锐拒战，又大败。王昭远自引兵来战，三战三败。宋兵追到利州，王昭远烧毁渡口浮桥，退保剑门，依天险拒守。宋兵另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入峡路，连败蜀兵，在锁江斩获蜀水军六千余众，夺得战舰二百余艘。渡江攻夔州（夔音魁kuí），蜀守将高彦俦战败自杀。宋兵占领夔州。
乾德三年（九六五年）正月，王全斌军自利州攻剑门，兵到益光，被天险阻隔，得蜀降卒指路，派偏师经小径渡江作浮桥，蜀兵弃寨逃走，宋大兵沿青强店大道进军。王昭远退驻汉源，留偏将守剑门。宋兵破剑门，追到汉源。蜀副将赵崇韬出战被擒。王昭远脱去甲胄逃跑。宋兵进据剑州。王昭远逃到东川，藏入民间仓房，哭得两眼红肿。宋兵追至，束手被擒。
刘光义、曹彬军自夔州进兵，连降万、施、开、忠、遂等州，峡中郡县，全被占领。王全斌军到魏城，蜀国主孟昶降宋。宋兵入成都，刘光义等引兵来会。后蜀平。
灭南汉——南汉主刘 （音厂chǎng）建都广州，占有湖南南部。宋灭湖南，与南汉接境。九六四年九月，宋南面兵马都监引进使丁德裕、潭州防御使潘美等攻下南汉的郴州（郴音嗔chēn）。从俘掳的南汉内侍得知，南汉国内宦官当权，极度黑暗混乱。宋太祖因集中兵力灭蜀，没有立即发兵。九七○年九月，宋以潘美为贺州道行营都部署，领兵灭南汉。南汉久无战事，“兵不识旗鼓，人主不知存亡”。潘美一举攻下贺州，进克昭州，乘胜占领桂、连二州。南汉主刘 得报，对左右说：“这些州本来是湖南地。宋兵得此即足，不会再南来。”和刘 的估计相反，十一月，潘美进取韶州，继续南下，九七一年二月攻占英、雄二州，直逼广州城。刘 将妃嫔和金宝载入十余大船，准备入海逃跑，被宦官将大船盗去。南汉残兵据水抵御，又大败。刘 在广州焚烧府库宫殿，出城降宋。宋兵入广州，刘 被押解到东京。南汉平。
灭南唐——南唐是江南的大国，但又是弱国。和后蜀的骄躁轻敌不同，南唐向宋朝屈服求自保。宋朝建立后，唐元宗李景即派遣使臣，以锦绮金帛来贺宋太祖即位。九六一年唐元宗死，子李煜（音玉yì）继位。李煜仍然每年向宋朝贡献大批金银锦绮珍玩。宋朝每次出兵，也还要遣使贡献犒师。九七一年，宋灭南汉后，南唐陷入包围之中。李煜大为恐惧，向宋朝上表，自动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李煜企图以对宋朝的恭顺来维持他在江南的统治，宋朝当然不会容忍这个割据国的长久存在。九七四年九月，宋太祖以曹彬为昇州西南面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发兵十万伐江南。在此以前，宋朝已在荆湖造大舰黄黑龙船数千艘，作南伐的准备。曹彬自荆南发战舰东下，连败江南兵。九七五年二月，曹彬大军到秦淮，江南水陆兵十万列阵城下。宋军涉水强渡，江南兵大败。李煜整天在后宫与僧徒道士谈经，不问政事。一天，自出巡城，见宋兵旌旗满野，大为惊慌。李煜派文人徐铉（音漩xuàn）两次到东京见宋太祖，说他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没有犯什么罪。请求宋朝缓兵。宋太祖大怒，对徐铉说：“不须多讲江南有什么罪。只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鼾音酣hān）！”徐铉惶恐逃回。李煜急调驻守上江的朱令赟（音晕yūn）入援。朱令赟自湖口发兵援金陵，号称十五万。兵到皖口，宋兵夹攻，朱令赟纵火拒战，值北风起，火反烧朱军。宋兵因势急攻，朱令赟投火死。江南最后一支大军覆没，金陵旦夕可取。宋太祖下令给曹彬，宋兵入城，不得杀掠，以保存江南财富。十一月末，宋兵整队入金陵，李煜奉表降宋，被俘到东京。南唐平。
吴越入朝——吴越和南唐一样，竭力向宋朝表示恭顺。宋太祖即位，吴越国王钱俶（音处chù）即遣使来贺，此后连年朝贡。九七四年冬，宋伐江南，令吴越出兵助攻。李煜写信给钱俶说：“今天没有我，明天岂能还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布衣（平民）罢了。”钱俶连忙把李煜信交给宋朝。九七五年四月，钱俶亲自领兵五万，自杭州攻下南唐的常州。南唐亡后，九七六年，宋太祖要钱俶到东京朝见，讲明入朝后仍回杭州。二月，钱俶带领妻子到东京入朝，宋朝大加款待，两月后放他回国。临行前，宋太祖送一个黄包袱给钱俶，里面全是宋朝群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疏。钱俶对宋太祖大为感激，也大为恐惧。回国后又派遣使臣贡献大批宝物。吴越对宋朝唯命是从，叫出兵就出兵，叫入朝就入朝。吴越国实际上已完全屈服在宋朝的统治之下，只是还保留着一个国王的称号，等待宋朝削去。
泉州归附——留从效割据泉、漳等州，接受南唐清源军节度使名号。九六二年，留从效死。次年，牙将陈洪进夺取兵权，自为节度使，遣使向宋朝贡。九六四年，宋改清源军为平海军，命陈洪进为节度使。九七六年，宋灭南唐，吴越入朝，泉、漳等州成为孤立的割据点，陈洪进也请求到东京朝见。陈洪进行至中途得知宋太祖死，归镇。次年，入朝宋太宗。九七八年四月，献上泉、漳二州十四县地。江南最后一个割据点也消灭了。
宋太祖自九六三年出兵荆湖至九七六年病死，前后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消灭了南方各地的长期割据。这并非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军事才能，而是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决定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后蜀灭亡前，宰相李昊（音浩hào）对蜀主孟昶说：“我看宋朝立国，不象后汉、后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就在此朝吧！”南汉灭亡前，内常侍邵廷琄（音旋xuàn）对南汉主刘说：“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现在宋朝已出，看形势非统一天下不可！”后蜀与南汉相隔数千里，但人们都已敏感地觉察到，结束战乱，统一全国，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所谓“厌乱久矣”的“天”，实际就是当时的社会潮流，主要是广大群众的意志。唐末五代以来，各地封建军阀之间无休止地展开争夺权利的战争。广大群众早已厌弃这种封建割据的内战，厌弃这种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灾害。南方和中原地区经济联系的发展，也要求消除成为障碍的割据政权。结束封建割据的战乱，已是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宋朝的统一事业，因而较为顺利地取得了成功。
宋太宗赵匡义在后周时为供奉官，陈桥兵变，拥立太祖有功，建国后为殿前都虞候。宋太祖亲征二李，太宗留守京城，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后又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成为宋太祖以下权位最高的人物。九七六年十月宋太祖死，太宗即位。九七八年三月，吴越王钱俶来朝见，太宗留钱俶在东京。陈洪进纳土降宋，吴越更加孤立。钱俶不得不把吴越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地献给宋朝，削去吴越国号。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就把主要的兵力转向了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灭北汉——九六九年，宋太祖亲自率兵攻北汉，败辽援兵，引汾水灌太原城，北汉坚守，宋兵久攻太原不下，辽又派兵来援，宋兵回师。九七六年八月，宋太祖再命党进、潘美等分道攻太原，辽耶律沙领兵助北汉。宋太祖死，太宗下诏班师。泉州和吴越的割据消灭后，九七九年初，宋太宗集中兵力，领兵亲征，派潘美等四将分四路攻太原。三月，辽援兵来救，宋兵在白马岭大败辽兵，辽将耶律敌烈败死。四月，宋太宗自镇州进兵，破隆州，至太原城下。宋兵各路围攻太原。五月，北汉主刘继元出城降。北汉平。
北伐辽朝——宋太宗灭北汉后，五月就从太原仓促出兵，乘胜北伐辽朝，企图收复五代时被辽朝占领的燕云州县。宋兵到易州、涿州，辽朝的汉人守将开城投降。宋太宗率兵围攻辽南京（今北京市），不能下。将士因伐太原疲惫，攻南京又不下，已经懈怠。辽耶律休哥引大兵来，大败宋兵。太宗率兵南逃。耶律休哥追到涿州，太宗乘驴车仓惶逃走。宋兵仗、辎重都被辽夺去。次年（九八○年），辽发兵十万来攻雁门。北汉旧将代州刺史杨业出轻兵袭击，辽兵败走。十月，辽景宗、耶律休哥又自瓦桥关进攻，大败宋兵，追到莫州回师。
宋兵对辽作战失败后，是继续作战收复燕云，还是从此休兵，宋朝内部出现了不同的主张。宋太宗回东京，朝臣多主张再出兵攻辽。左拾遗（谏官）张齐贤上疏反对，说“圣人举事，动在万全”，“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主张先加强内部的统治。河南路转运副使田锡主张放弃收复燕云，与辽谈和，说“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劳而无功”。在主和意见的影响下，太宗在九八一年诏令沿边州县守边境，不得出关。宋辽暂时休战。
宋太宗经过几年的军事准备后，仍然志在收复燕云。对宰相宋琪说：“我看史书，见晋高祖（石敬瑭）求援于契丹，对契丹行事父礼，还要割地奉送，屈辱之甚。”宋琪回答说：“恢复旧境，亦应有时。”
九八六年，宋太宗再度发大兵分三路北征。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业出雁门。曹彬率宋主力军急速攻下新城、固安，直抵涿州，田重进攻下飞狐，进克灵丘、蔚州，潘美军攻下寰、朔、应、云等州。辽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抵挡曹彬，耶律斜轸领兵抵挡潘美。辽承天太后、圣宗亲领大兵相机出援。曹彬一路号称十万，乘胜猛进。辽耶律休哥驻南京兵少，不出兵正面作战，夜出轻骑劫掠，昼出精锐断宋兵粮道。曹彬入涿州十余日，粮尽，退守雄州。将士看到潘、田两军挺进，纷纷要求再攻涿州。这时，辽承天太后、圣宗的大军已到涿州东五十里。耶律休哥出轻兵沿路迫击宋军，宋军且战且行，到涿州已师老兵疲。辽兵乘势大举出击，宋兵自涿州败退，辽兵追到岐沟关，大败宋兵。曹彬收残部渡拒马河，辽兵追袭，宋军人马相踏，死者无数。涿州之战，辽兵先让一步，以少胜多，宋军主力全部败溃了。
宋太宗见主力军溃，急令曹彬等回东京，田重进军驻定州，潘美军回代州。辽耶律斜轸出重兵袭击，败宋兵于五台，宋兵死者数万。辽兵夺回蔚州，潘美领兵往救，又大败于飞狐。潘美、杨业军回兵到朔州狼牙村，辽兵陷寰州。杨业以为敌锋甚盛，不可与战。潘美等不听，迫令杨业出兵。杨业自知必败，请派伏兵在陈家谷口救援，杨业与辽兵战，大败，退到陈家谷口，不见宋援兵，率部下百余人，并力死战，堕马被俘。杨业拒不降辽，绝食三日，死。潘、杨军败，宋兵全线崩溃了。
宋太宗再次北伐失败，宋兵损失惨重。朝中一些大臣纷纷主张“屈己”求和。赵普上疏，说辽朝“何足介意”，必定是有“邪谄”（坏人）蒙蔽皇帝，“致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劝太宗“忍一朝之忿”。宰相李昉等上疏，说北伐失败“悔既往而难追”，“姑务息民，何嫌于屈己”，“屈于一人（辽帝）之下，伸于万人之上”。殿中侍御史赵孚建议宋太宗学习唐高祖“降礼于突厥”，对辽屈己求和。“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盟誓和好。太宗没有赞同他们的议论，回答赵普说：“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九八九年，户部郎中张洎（音计jì）、右正言王禹偁（音称chēng）相继上书，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集合兵力，再次北上伐辽。宋朝内部，出现主战与主和两种不同政见。
宋太宗仍以集中兵权防止割据复辟为国策，对外作战和对内抑制武将的政策发生了矛盾，因此没有采纳王禹偁等人再次伐辽的建议。以后的宋朝，即对辽转取守势，专力加强国内的统治。
（二）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加强
唐末五代以来，军阀长期割据。宋太祖建国后，继续统帅后周的禁军，后周官员也都继续任职。灭江南各国后，也仍然任用原有的大批官吏，并收编了各国的军队。为了防止割据势力的复辟，宋王朝把军事、政治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以巩固它的统治。
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主要是兵制和官制，在太祖、太宗两朝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一、兵制
宋朝军队的主力，是朝廷直接统领的禁军。唐初，设十二卫，唐玄宗改设骑■（■音扩kuò），宿卫京师。天宝以后，■骑虚弱，边镇兵强大，形成长时期的藩镇割据。后周时，仍沿用禁军制度，但军士累朝相承，多已老弱，又骄横不听指挥，实际上已不可用。周世宗制定“兵务精不务多”的方针，命宋太祖统领禁军，精锐者提升，老弱者除去。又召募各地壮士，选择尤强者编入禁军，加以训练。禁军由此成为一支强劲的军队。周世宗对外作战，屡获胜利，禁军的整顿是有作用的。宋太祖在后周统领禁军六年，依靠这支兵力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他深知掌握军队的重要，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集中掌握兵权，沉重地打击了割据势力。
选练——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九六一年，即着手加强禁军，进一步拣汰老弱，补充精壮。这年五月，下令各州拣选勇壮兵士，升为禁军。又除去禁军中的老弱，设“剩员”处理。退兵下到诸郡，仍给兵俸。诸郡多用来看守仓库。九六五年，又选强壮兵定为“兵样”，分送各地。各地军队按兵样选拔，送到京师充禁军。此后多次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择精兵收补。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给。宋朝统一南方各国的过程中，也从各地的降卒中选择精锐补入禁军。军中并制定“阶级法”，使上下有制，不可侵犯。由于禁军的不断选练，宋朝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直辖的兵力，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地方的镇兵，五代时驻守城厢，又称“厢兵”。九六六年，宋太祖下令禁止将帅选取军中精锐作牙兵（衙兵）。厢兵中的精锐，经多次选拔，全被收入中央的禁军。留在地方的，不再训练，只服杂役。厢兵实际上已成为不能作战的役卒。后来司马光曾评论说：选练禁军后，“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远不是京师的敌手，谁也不敢再有异心”。这就是说，镇兵力量远比禁军薄弱，没有割据反抗的可能。唐末以来的军阀割据势力不能复辟了。
建置——太祖开宝（九六八——九七六年）时，有禁军马步兵十九万三千（全国兵额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九九五——九九七年）时，禁军马步兵三十五万八千（全国兵额六十六万六千）。起初，禁军都驻在京师，后来也部分地出守各地。太祖时以十万驻京师，十万派守外郡。戍守边地重镇或内郡要地者称屯驻，隶属于总管司者称驻泊。此外，因粮价低廉暂留某地者称就粮，人数不多。屯驻军由兵马钤辖（钤音潜qián）、都监等统领，当地州官不得干预。派出的禁军定期轮换，因而有所谓“出戍法”（或称“更戍法”）。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的，三年一轮换。广西等地，二年一轮换。陕西兵，半年一换。禁军家属妻子都在京师。据说更替出戍，可以使士兵“习勤苦，均劳逸”，免得留恋家室。短期在外地，也不会想反抗朝廷。禁军军官提升时，都调离原来的队伍。统领驻泊、屯驻的禁军的将官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宋太祖、太宗时期，在禁军制度上，从各个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积弊，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禁军将领也不能拥兵割据了。
军权--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称为三衙或三司。三司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遣。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掌管。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只有皇帝才能派遣禁军，调动兵马。禁军中又选出勇壮，作护卫皇帝的亲军，称“诸班直”，地位在一般禁军之上。
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诸将领兵作战，须按照皇帝的部署行动，不得擅改。宋太宗伐北汉、辽朝，都是领兵亲征，临阵指挥。太宗对宰相们说：“五代承袭唐季丧乱之后，权在方镇，征伐不由朝廷，所以享国不久。太祖竭力挽救这个弊病，我做皇帝，也总在考虑这事”。宋太祖、太宗一直在尽力摧毁方镇擅权割据的旧制，经过两朝的逐步改革，全国军队的精锐都集中在禁军，而禁军的选练、建置、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了。
宋太祖即位的次年，就相继解除后周将领慕容延刘、韩令坤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出为地方节度使。经过兵制的改革，地方兵权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九六三年，宋太祖开始用文臣管州事。当时，后周拥州兵割据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大藩仍有数十人。宋太祖或借故把他们调迁，或遥领他职，或在他们死亡时不再使子孙袭职，逐步任命新的文臣来代替旧的武将。宋太祖对赵普说：“我现在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各藩，纵使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于个武将。宋太祖从消灭藩镇割据的角度，认为文臣比武将为害百不及一，从此军中多用文臣。统一各国后，太宗继续实行这个方针，逐渐成为定制，并利用内臣即宦官领兵或充监军，以挟制将帅。九八七年又正式下沼：“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文臣换充武将，武将调离军职，从而进一步堵塞了军阀割据的道路。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上，秦朝和隋朝统一后，都曾用收缴、销毁武器作为巩固统治的一个办法。宋太祖没有专从武器方面着眼，而是亲自掌握禁军，对军事制度逐步加以改革。相沿百余年之久的军阀割据，一变而为高度的中央集权。这一重大改革的完成，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作用是显著的。但宋王朝也由此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加强了对农民的镇压。
二、地方宫制
宋代官制，承袭唐、五代制度，但从制止割据、集权中央的目的着眼，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唐代地方分州(府)、县两级，另设“道”为监察区域。宋朝改为路、州(府、军、监)、县制，但对州一级严密控制，权力集中在中央。
监司--宋初在各地用兵，设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主管军需粮谰等事。统一后，转运使成为总管各路财赋的官员，又命京官为转运判官。唐玄宗时，全国分十五道，各道设采访使。宋太宗至道三年(九九七年)，改道为路。全国分为十五路(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州路、峡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转运使、副使、转运判官成为朝廷特命的路一级的常设官员，主要管领所属州郡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其后权力扩大，有时也兼管刑法和民事。宋太宗并规定各地转运使要轮流到京师，把当地情况报告给朝廷。又设安抚使，由本路最重要的一州的知州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兼管民政和司法、财政。真宗时，为分割转运使的职权，又设提点刑狱公事、判官，主管一路的司法，兼荐举官员。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各设官衙，转运使司俗称漕司，安抚使司俗称帅司，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总称“监司”。监司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和兵权、司法权，号称“外台”，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寄”，权任颇重。
州县官--唐未五代时，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兼领数州，称为“支郡”。宋朝统一过程中，逐步取消支郡，各州直属京师。九六三年，宋太祖平湖南，下令潭州、朗州等州直属朝廷，州官可直接向朝廷奏事。宋大宗时，右拾遗李渤建议，节度领支郡，多叫亲信掌管关市，不便于商贾流通货物；不使有所统辖，以分方面之权，是尊崇王室，强干弱枝的办法。太宗采李滋建议、九七七年沼令后周旧地分+阝(音宾bīn)、宁、径、原等三十九州，全部直属京师。从此不再有交郡，全国各州都直辖于朝廷。
宋朝仍保留节度使名号，但和唐、五代的节度使，全然不同。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初，节度使名号用来礼遇宗室外戚，功臣故老和宰相罢政，出守外地，加节度使的职衔，叫做“使相”。节度使成为“无职掌”的虚衔，地方军、政实权都归于本州。宋朝直接派出朝官管理州郡事，称“知(管)军州事”，简称知州(府称知府)。知州多用文人，并可经常调换。宋太袒间赵普：“唐室祸源，在诸侯难制，如何改革?”赵普回答说：“列郡用京官权知，三年一换，就没有什么可虑。”知州不用武将，又不使常任，难制的祸源，算是可以堵塞了。
宋太祖又在各州设通判官，来进一步堵塞祸源。通判由朝廷直接派遣，既不是知州的副职，又不是属官，但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并监督知州的行动，随时向朝廷奏报，因此通判又称监州。宋太祖平荆湖，灭后蜀，各国旧宫继续做知州，派通判同领州事。九六六年，沼令荆湖、西蜀州郡官，事无大小，都要与通判共同裁处。此后，通判制逐渐成为普遍全国的定制，各州行文，必须知州和通判联署。通判有朝廷特命，与知州住住不和。知州与通判互相牵制，都无法专权。
五代时，权在藩镇，地方县令多“龌龊无能”，只知道“诛求刻剥”，“秽迹万状”。宋太祖任命朝官知县事，朝廷直接控制县政权，从基层来削弱州镇。后周旧将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自周世宗时久镇大名府。宋初专横一方。九六三年，宋太祖任命朝宫大理正(司法机构大理寺官)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社-土+右知魏县，杨应蒙知永济县，于继徽知临清县。其后，又命右赞善大夫周渭知永济。符彦卿郊迎，周渭只在马上拱揖，不向彦卿屈服。县中有盗伤人，周渭捕获斩首，不再送府，符彦卿无可如何(九六九年，符彦卿移镇凤翔，又被罢免)。宋朝中央的权力一直控制到县一级，州镇不能专横了。
财政官--早自唐朝天宝以来，方镇拥兵割据，占有地方财赋，名日“留使”、“留州”，以上供名义上交朝廷者甚少。方镇又直接控制各地场院，厚敛取利。财政分在各镇，是方镇强大、朝廷衰弱的又一个原因。九六四年，宋太祖下令各州，从今年起，每年所收的民租和管榷(专卖。榷音却què)收入，除地方支用外，钱帛之类都要全部运送京师。次年三月，重申各州除度支经费外，全送京师，不得占留。四月，又派朝官十八人分注各地，收受民间租税。宋太宗时派朝宫驻各州监督收税，称“监当使臣”，成为固定的制度。九八六年，正式规定监当使臣三年一换，仍委知州、通判提举(管领)。
司法官--五代时，各州拥兵的方镇任用军校作马步都虞候，兼管刑法断狱，称马步院。九七三年，来太祖改马步院为司寇院，从新及第的进士中，选派人员到各州作司寇参军，掌管各州的刑法。宋太宗时改称司理院、司理参军。地方的司法权也作出限制。太祖时下令，凡大辟(杀头)罪执行后都要录送朝廷刑部复审。朝廷也派出使臣到各地审理案件。
九五八年，周世宗制定《大周刑统》二十一卷颁行。宋朝建国后，有人上书，指出刑统条目不便处。宋太祖命判大理寺事窦仪等参酌轻重，修订为《重定刑统》三十卷，又重新编集有关敕书为《建隆编敕》四卷。九六三年七月，一并刊板印刷，颁行全国，作为统一的律令，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印行的法律汇编。九七八年，又将宋朝建国以来发布的有关诏敕，编纂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颁行全国。
宋太祖、太宗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不仅直接控制了地方官员的任免，而且把各州郡的行政权、财权、司法权全面地集中到中央。所谓“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语)。宋王朝从而全面地控制了地方政权，空前地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三、中央官制
宋朝的政治机构，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分列为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相互平行，各由皇帝直接统属。另设御史台司监察。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后，又进一步集中于皇帝。
中书门下--宋沿唐制，在宫廷内朝堂(官员朝见皇帝的便殿)西设议事机构，称“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又称“政事堂”。实际执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不定员。如有二人以上，即轮流值日掌印。 ‘宋初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博、魏仁浦三人为相。九六四年，范质等三相请退，独用赵普作宰相。为了分割宰相事权，又以薛居正、吕余庆作副相，称参知政事，此后成为定制。
枢密院--唐代宗时，开始设内枢密使，用宦官掌管朝廷机密。唐末，枢密使专权，造成祸乱。五代时，仍存枢密院掌管朝政。枢密使等于宰相之外的又一个宰相。宋朝建立后，枢密使改为专掌军事政令，出纳密命，与宰相分掌文武大权。中书省与枢密院号称“二府”(政府、枢府)。枢密院的大事都要奏报皇帝批旨。宰相与抠密使分别朝奏，彼此不相知。皇帝由此分别控制了政权和军权。
三司--三司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号称“计省”。设三司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计相”。三司使通领三部：盐铁掌管工商收人及兵器制造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地方州郡不留财赋，全国财政支出，都出自三司，权任甚重。全国统一后，宋太宗甚至亲自裁处。
审官院、流内铨--宋初临时选派大臣考核京官和升朝官的功过。宋太宗时，正式设立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职州县官院，分管官员的考核事宜。次年，改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磨勘幕职州县官院为考保院。又将京朝官差遣院并入审官院。审官院设知院事二人，主管考校京朝官的劳绩，予以升迁官阶，拟定内外差遣，然后奏申皇帝接见批准。宋初吏部尚书兼管京官七品以下官员的考核和拟定差遗，后委任权判流内铨事二人，专管幕职州县官(选人)的试判和拟定差遣等事。
三班院--宋初武官中的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等三班使臣隶属宣微徽院，临时选派官员负责“点检三班公事”。宋太宗时设三班院，委派知院事官或勾当院官，不定员数，主管大、小使臣的名籍、拟定差遣以及考核劳绩等事。
礼仪院--宋初沿袭唐制，设太常寺礼院，主管朝廷典礼。真宗东封，设立详定仪注所，事后即以此为礼仪院，设判院事一人，由参知政事兼任；知院事一人，由各司三品以上官员担任。负责裁定朝廷典礼的仪式、仪仗、招祭制度等。
审刑院--宋太祖时，刑部复核各地大辟罪案。宋太宗时，又在禁中设置审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大理寺断复，再交审刑院详议裁决，然后奏呈皇帝定夺。审刑院不归宰相统领，直属于皇帝。
学士院--学土院设翰林学士若干人，职责是为皇帝起草各种诏书，包括宰相的任命、对外的国书等等。翰林学土还侍从皇帝“备顾问”，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对国事的建策。
御史台、谏院--宋仍唐制，朝廷设御史台纠察官员，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初无专宫，由官员兼职。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员。宋太宗时，又任命专职的监察御史(察院)，考课朝廷官员得失。官员遭到御史官弹劾，就要贬调。谏院设知院官，对朝政得失，大臣以至百官的过错，都可提出谏言。御史台和谏院控制言路，往往被大臣利用来作为排斥异己的工具。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御史台和谏院有着重要的作用。
宋初中央官制表
皇帝
中书门下(政事堂、政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副相)枢密院(枢府)--枢密使、枢密副使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使、三司副使审官院--知审官院事
流内铨--判流内铨事
三班院--勾当三班院事
礼仪院--知礼仪院事
审刑院--知审刑院事
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
谏院--知谏院事
御史台--御史中丞
宋初地方官制表
中央王朝
路--转运使(漕司)、安抚使(帅司)、提点刑狱(宪司)州(府、军)--知州(府、军)事、通判--县--知县事(县令)、丞宋太祖、太宗两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新官制，但并没有全部消除旧官制。宋朝不仅大批任用了各国的旧官员，并且长期保留了唐、五代以来的许多官称。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大批的新官职。集中权力的结果，大量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曹(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的官员，但除非特有圣旨，不管本司的事务。所谓“事之所寄，十无二三”。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等等官员，作官而不管事的，十有七八。这些所谓官，不过是用来表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领取俸禄。
宋代官制由此分为官、职(殿阁职称，如某某殿学士)、差遣三种。只有“差遣”才是掌握实权，实际管事的职务。地方官中，也仍有大量旧宫职，如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州刺史等等，只领俸禄。朝廷派遣的知州、通判等官，才实际执政。在宋朝的国家机器中，旧官和新官，有权的官和无权的官，朝廷派遣的官和地方的官，层次重叠，叠床架屋。宋王朝在集中权力的同时，官僚机构却变得空前的庞大。
宋代大批官员的主要来源是科举。唐代已经实行科举，但被门阀贵族操纵，取士很少。北宋初，门阀制度不再存在，科举向文人广泛开放，只要文章合格，不分门第、乡里，都可录取。宋太祖时取士较严，如九六一年，录取进士十一人，九六三、九六四年都只八人。宋太宗时，逐渐增多。一科进士可多到三、四百人，诸科多到七、八百人。九八三年进士和诸科又各分为“及第”、“同出身”两等(后改为“及第”、“出身”、“同出身”三等)。考试得中即按不同等第派作大小不同的官。九六二年朝廷下令：考试及第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以防止形成宗派。九七三年，进士考试下第者控诉考官取士有人情，宋太祖召见下第和及第者若干人，重新考试诗赋，亲自阅卷。从此定为制度，进士及第都要经过皇帝亲自“殿试”考选。宋太宗时，殿试后并在殿前“唱名”，由皇帝“赐及第”。取士权也集中于皇帝了。
宋朝通过科举，吸收大批文人来维护它的统治。文人们考试得中，就可以取得政权、财权以至兵权。因此都埋头作诗赋(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争取得个官，老死不止。宋太祖时，连续考十五场不中的，有一百多人。太祖下诏，说这些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作为“特恩”，特赐本科出身。此后考试多次不中的，也可特赐，叫作“特奏名”。文人们更加争先恐后地应试争官，无所不用其极。宋太宗时，孟州文士张雨光因考试不合格，急得在街上纵酒大骂，指斥朝廷。太宗大怒，把他斩首。九八八年，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宋白知贡举，取士较严，只放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人。出榜后，下第者群起吵闹，要求另考。太宗复试，又取进士及谙科共达七百余人。宋太祖、太宗实行科举制度的结果，使朝廷掌握了用人的大权，也使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了。
宋王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成功地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复辟，但同时也形成庞大的国家机器，加强了对农民群众的统治和赋税剥夺。
(三)社会阶级关系和赋税制度
唐朝中期以来，土地占有方式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都在不断变动。宋朝建国后，订立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类。乡村中所谓主户和客户，已不再是依据土著和客籍，而是以土地资产的有无来划分。主客户户籍的制定正是反映着剥削形态的变化。
上三等主户--主户，是占有土地和资产而负担税役的人户。依据占有多少的不同，又分为五等。宋朝规定每三年修造一次丁产簿(又称五等簿)，记载各等主户的资产和丁男数目，作为征收赋税和科派力役的依据。一等户是占有土地几十顷上百顷，至少也有地几顷的大地主。二、三等户是占田较少的中、小地主。上三等户习惯上都叫做“上户”，是宋代乡村的地主阶级。
下户--主户中的四、五等户，习惯上又叫下户或贫下户。四等户有资产四、五十贯，一般是仅有少量田地的自耕农。五等户只有更少的田地甚至全无田地。他们很多是半自耕农。一些没有产业的贫民也被列入五等户纳税，称无产税户。
客户--客户中，除少数侨寓外地的小工商，主要是乡村的佃农。他们全无田地，主要依靠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宋朝编入户籍，成为国家的编户，交纳身丁税和负担摇役。
宋代的主客户状况，各地区存在着一些差异。唐末裘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一些地区消灭了大批的大地主。贵族、地主的部曲、奴婢得到解放，因而出现了大量的耕种无主田地或开垦荒田的自耕农和由原来的部曲转化的佃农。唐末五代时期，地主豪强的残酷压榨，又有不少自耕农破产，沦为佃户。在五代军阀混战和辽兵南侵期间，北方的农民也有不少逃往南方，成为佃客。由于这些历史的因素，宋朝初年，各个地区呈现出很不平衡的状态。具有显著特点的地区，如河北路，唐天宝时的河北道近一百五十万户，宋太宗时下降为六十万户，其中客户占三分之一。户口的大幅度下降，显然是辽兵南侵和军阀混战的结果。东南五路和广南东、西路地区，大致相当唐代江南、岭南二道，户数超过唐天宝时的两倍，成为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两浙路、江南东路生产最为发展，客户只占五分之一左右，自耕农的比例很大。梓州、夔州、利州各路五代时是蜀国统治区，战乱较少，北方农民相继逃来作佃客，客户的比例占到总户数的十分之五到十分之七，同时也就成为五代宋初地主对客户压榨最为酷烈的地带。荆湖南北路、福建路也都是客户较多的地区，占总户数约一半左右。
一、土地占有和农民状况
官田--唐朝前期，在一些地区实行均田法，计口授田。所授田地，名义上是朝廷所有的官田，依租庸调法收取租税。唐朝中期以后，门阀世族势力削弱，地主加紧兼并庄田，官田多被地主豪族占去或者废弃荒芜。北宋的官田有官庄、屯田、营田三种。屯田和营田是兵士驻地的屯垦。官庄大多是荒废的无主田地，农民垦种后，朝廷收取租赋。在宋朝土地占有形式中，官田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
官员占田--唐代贵族官僚，按照品级，领受永业田，世代占有。自一品至九品，占有一万亩到二百亩不等的田地。唐中期以后，这种制度逐渐废弃。唐朝官员又有职分田(一千二百亩至二百亩不等)，五代时罢废。宋初，无职田制。宋代官员大量占有田地，主要是以剥削所得自行购置田产，不再有以官级占团的特权，也不再有占田数量的限制。宋太祖曾劝说石守信解除兵权，购置田地享乐，就是当时土地占有制度的一个事例。
地主庄田--唐代中期以来，地主占有大片田地，形成庄田。宋代地主的庄田，更加普遍地发展。大地主在庄上建房居住，形成庄院。所谓“浮客”的佃户也寄住在地主的庄上。一个庄形成一个作为自然经济单位的村落。宋代文献中记录有某家庄，庄名也就是村名和地名。如汜县(汜音似sì)李诚庄方圆十里，“中贯河道，地极肥沃，有佃户百家。庄主李诚，是宋太祖时汜县的酒务官。雍州地主王纬，也占有良田数百顷，庄内建造宏丽的宅第。地主的庄田遍布各地。宋朝有统计数学的租赋田，除自耕农所仅有的小块土地，主要就是地主的庄田。
宋朝官员可以随意购置田产成为大小地主，地主通过科举也可以成为大小官员。官员、地主合为一体，占据有全国大部分的土地。自耕农的田地，一户多不过几十亩，少只有三五亩。宋太宗时，就有人指出：富人有着看不到边的田，穷人没有锥子尖的一点地。(“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太宗对近臣说：“杜绝兼并，抑制游惰，前世难以做到的事情，朕(皇帝自称。音振zhèn)应该努力去实行。”这说明太宗已经觉察到了地主兼并土地的严重性。这种状况一天天地在发展，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兼并越来越多的田地。
地主占有土地，以租佃方式剥削佃农，是宋代地主对农民的主要的剥削形态。农民阶级主要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和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他们都遭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具体状况又各有一些不同。
佃农 佃农即农村中的“客户”，又叫“佃客”、“浮客”，自己完全没有土地，租种地主的土地耕种，是农民中最贫苦的部分。一家大地主可有佃客几百户。两川一带的大地主甚至可有数千户。佃农遭受着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被紧紧地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
地租剥削--唐代中期，陆贽(音志zhì)的奏议中曾经提到过地主私家收租的情况，上等田每亩收一石，中等田收五斗。地租是地主占有土地剥削佃农的主要手段。宋初通行的剥削方法是分成收租。地租率一般都占收获的五成以上。少数佃户自有耕牛，称“牛客”。相当多的佃客是“小客”，即没有自己的耕牛或农具，向地主租用，又要加租。另有一种定额租制，由地主规定定额的租米。采用这种剥削方法的地主，不需直接指挥和监督佃客生产，佃客对生产有较多的支配权，但地主可以随时增加租额。分成租和定额租，形式有所不同。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总是残酷的。
高利贷剥削--伴随着租佃制关系的发展，地主放高利贷成为重要的剥削手段。佃农交租后，所余无几，就只有向地主借债过活。地主借出粮或钱，要剥削两倍到三倍的利息，甚至还要农民的子女去做“佣质”当抵押，实际是做无偿的佣仆。农民冬春借粮，指夏麦偿还。夏麦还了债，春秋再借粮，指冬禾偿还。收成还债甚至还不足，无法交租，再把欠租作为借债加利。这样，农民年年要借债，永远还不清。高利贷象是一副枷锁，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世世代代无法挣脱。在宋代社会经济中，高利贷剥削日益成为极为突出，极为严重的问题。
地主用地租和高利贷剥削、束缚着佃农，而且还可以用“换佃”的办法相威胁，加重盘剥。佃农却不能随意离开地主的土地。
在宋代农民中，佃农受压榨最深，反抗性也最强。在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中，佃农始终是基本力量。
自耕农、半自耕农 农民中还有大量的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现存北宋户籍的统计数字，乡村主户中的四、五等户即贫下户，与客户的数目约略相当。但事实上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是兼作佃农的半自耕农，甚至完全是佃农。这是因为：(一)北宋王朝为了榨取农民的赋税，租佃地主田地的半自耕农，虽然只有很少的土地，仍编入主户。第五等户中，大量的是半自耕农。(二)自耕农把土地卖给地主，沦为佃农后，却不能立即注销田产，改变户籍。“产去而税存”。这种状况，虽然不占太大的比例，但随着地主兼并土地和自耕农破产，也在逐渐增多。
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不向地主交租，却要对宫府负担繁重的赋税和摇役，处境也很艰苦。自耕农、半自耕农靠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不能供给衣食，又不得不向地主借贷，遭受高利贷的严酷盘剥，最后只有陷于破产，仅有的土地也被地主吞并了去，沦为佃客。
佃农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受到残酷剥削，无法生活下去，只有在耕种之余，“营求”副业作生计。山区靠漆褚(音楚chǔ)竹木，河湖地带靠蒲苇荷芡(音欠qièn)或捉捕鱼虾。但这条生路，往往又要遭到官府的剥夺，迫使他们无以为生，只有起来反抗。自耕农、半自耕农在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中，也是重要的力量。
奴婢 唐代贵族奴役着大批的奴婢、仆隶，甚至自己设置手工业作坊，由奴婢们生产贵族需用的产品。宋代仍有一定数量的奴婢，但主要是用于地主官僚的家内服役，不再从事生产。
二、赋税和摇役
广大农民不但遭受着地主的地租、高利贷剥削，而且还要负担宋王朝的各种赋税，并被迫从事无偿的劳役。宋王朝规定了苛刻的赋税、徭役制度，向广大自耕农和佃农实行直接的剥夺，以养活大批的官吏和军队。
苛刻的赋税剥削
宋朝的赋税，沿用唐朝中期以来的两税的名称，有夏、秋二税。但宋二税已不同于合租、庸、调为一的唐两税，而是专指田税。二税以外，另有身丁税、各种杂税和徭役。宋朝制度规定的赋税，有如下几项：身丁税--男子二十岁为丁，六十岁为老。二十至六十的男子，都要交纳身丁钱(或米、绢)。佃客编人户籍作客户，也要和主户一例交纳身丁钱。不过，这种身丁税只是在南方地区实行。税额也各地不同。宋初，漳州每丁纳八斗八升，泉州纳七斗五升。
田税(二税)--北宋田税，法令规定是向土地所有者按亩收税。每年夏、秋各收税一次，又叫“夏税秋苗”。秋苗或秋税，是在每年秋收后按亩征收粮食。北方各地，大致是中等田每亩收获一石，输官税一斗。宋太宗灭吴越后，命王方贽到两浙整顿税制。旧制每亩田税三斗，王方贽依北方制度即所谓“天下之通法”，改为一斗。但江南、福建等地仍沿旧制，亩税三斗。大抵宋代秋税并不依实际产量抽成，而按亩定额征收。各地历史情况和生产情况不同，因而税额也有很大的差异。
夏税收钱，或折纳绸、绢、绵、布、麦等。在夏季田、蚕成熟时征收。税额依上、中、下田，分等第按亩规定。各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别。宋初整顿吴越税制，苏州分中、下两等田定夏税。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下田一亩三文三分。这当是宋朝平吴越后制定的较轻的税额。
秋夏二税的税额，只是收税的规定。在实际征收时，宋朝还以所谓“支移”、“折变”的办法加重剥削。“支移”原是借口边境粮草需要，命令河北、河东、陕西各路的秋税，由纳税户运送到边地交纳。丰收地区的秋税，到歉收区交纳，“以有余补不足”，“移此输彼，移近输远”，也叫做“支移”。如果不能负担远路奔走的苦楚，就要再多交一笔支移脚钱。“折变”是官府对夏税规定的现钱和绸、绵、布、麦等各种定额，根据物价状况，借口“一时所需”，任意折换，加重敲剥。如以绢折钱，再以钱折麦。折变时官府随意抬高和压低价格。官府和地主、商人串通一气，借折变贪污谋利。交税的农民遭到沉重的压榨。
官庄租赋--官庄田地招佃客耕种，由官府收地租，称“公田之赋”。官田无人交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官庄佃客头上，即所谓“重复取赋”。佃客遭到双重的残酷剥削。
杂变--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国巧立名目，敲剥财物，设置多种苛捐杂税。宋朝统一后，全部承袭下来，统称之为“杂变”，又叫“沿纳”。杂变比五代时的杂税，甚至还要苛刻。如南唐时，许人私下造酒，交麴（左）+曲钱，又以官盐折价换取百姓的绸绢、粮米，宋朝禁止私造酒，不再支散官盐，但原纳麴（左）+曲钱、绸、绢和粮米的人还要照旧额交纳。杂变包括蚕盐钱、牛皮钱、蒿钱、农器钱、鞋钱等多种名目。杂变以外，宋朝还以“进奉”、“土贡”(贡土特产)等等名义，随时勒索多种财物，强迫农民贡纳。
和籴、和买--和籴(买粮。音敌dí)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帛。名为籴买，甚至并不给钱，等于强征。和籴、和买实际上是夏秋二税外的又一笔变相的二税。按法令规定，和买限于四等以上户，和籴限于上等户。但实际上，下户也往往不免。
在种类繁多的税目中，杂变随二税征交，和籴也以二税额为依据。宋太宗时一年的岁赋收入，总计有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宋制：岁赋谷以石计，钱以贯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其他以数计。统计数是各种单位合计的数字，见《宋史?食货志》)。职役和夫役唐初，实行府兵制，农民对国家服兵役。唐中期以后，改为召募士兵。宋代沿袭募兵法，组成禁军和厢军，不再有农民服兵役的制度。北宋的役法有职役和夫役，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职役是地主和自耕农被国家征调担任州县和乡村基层的职任，夫役是农民被国家调发服劳役。
职役--现任文武职宫和州县胥吏、势要豪族称“形势户”，官员家属和他们的后代，都叫“官户”。形势户和官户享有免役特权。职役由主户中的一、二、三等民户，即大小地主轮流差充。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官府给予所谓“民户”的地主以压榨、统治农民的职权，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宋朝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职役分为州县役(吏役)和乡役两大类，主要有：(一)衙前。衙前属于州县役。职责是代官府保管剥削来的“官物”，押送纲运。法定由所谓“高资”即资产在二百贯以上的一等户大地主充当。担当衙前职役，可免科配、折变，并授予官衔，三年一升，最高可到都知兵马使。(二)里正、户长、乡书手。属于乡役，职责是代官府“课督赋税”。户长是里正的副手，乡书手助里正办理文书。里正向农民索税，可以捕人送县鞭打，是官府的凶恶爪牙。里正又号称“脂膏”，因为可以利用职权，从中贪污勒索，吸吮农民的膏血。宋朝法定里正由一等户轮流充当。户长由二等户，乡书手由三等户充当。(三)耆氏、弓手、壮丁。耆长、壮丁属于乡役，弓手属于州县役，职责是“逐捕盗贼”，即帮助宫府镇压农民的反抗。耆长由二等户轮充。弓手、壮丁由三等户轮充，属耆长指挥，但有时也要从四等户中抽取“壮丁”。
地主对待轮差职役，存在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争当衙前、里正，借以攫取压榨农民的特权。“外道豪民，求此名目(衙前)，凌驾州乡，兼并纵肆”。有“差充衙前年满，愿永充衙前者”。另一种是因衙前押运官物，要包赔损失。里正、户长催税不齐，要代为补垫。因而视为负担，不愿充役。有人充耆长因镇压农民有功而升官，也有的地主逃避充役。弓手需自备衣装弓弩。壮丁全供驱使。三等户的小地主多设法避役。
夫役--又叫杂徭。北宋的夫役，表面上是按人丁户口科差。但官户、形势户享有免役特权。正在担任职役的上三等户，作为形势户之一，也暂时免除夫役。被科派夫役的地主，也往往出钱雇人代为应役或强迫佃户代役。实际负担夫役的，是贫下户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编为客户，作为国家的编民，也要按丁口应夫役。北宋的夫役是自耕农、佃农等广大农民负担的无偿的劳役。
夫役并无固定的时日规定。在春耕以前调发者称“春夫”，因工事急迫调发的称“急夫”。北宋王朝以至地方官府都可调发农民应役。应役者通称役夫、丁夫、民夫、人夫。征调农民的较大规模的徭役，主要有：(一)修浚河道。最大的夫役是治理黄河水害。北宋几乎年年要调发役夫堵塞决口或修筑堤坝。大规模的工程调发役夫多至几万至十几万人。征调的地区远到河东、京西、淮南等路。役夫来自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外，应役一到两月。不仅农事荒废，而且往往败家破产，以至死于役所。修治运河，也几次调发役夫数万人。(二)土木营建。包括修筑城池，修建官舍、寺观，以至修路造桥等事，都征调役夫从事无偿的劳役。北方沿边州郡还经常要征调夫役，大规模修筑城防。(三)运输官物。官府运送粮草、盐、茶等官物，都征调农民负担，是一种繁重的夫役。宋太宗时灵州运送粮草的役夫，在路上死亡的多至十余万人。运输盐、茶也极困苦。农民群众遭受的压榨是沉重的。
宋王朝不仅在政治、军事制度上，还从赋役制度上，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时也加紧了对农民群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从宋朝建立时起，农民阶级就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四)川蜀地区的农民起义
宋太祖、太宗两朝，首先在川蜀地区爆发了农民和士兵的武装起义。
蜀地自两汉至唐代，一直是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又是封建统治极为严酷、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地区。在唐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唐僖宗曾经率领大批门阀贵族狼狈逃窜到蜀中。五代时，唐代的“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战乱期间，大批农民也陆续逃到这里。川蜀地区的豪民往往占有三五百家“旁户”，有的甚至达到数干家。“旁户”实际上是一种投靠户，世代相承，被豪民“役使之如奴隶”。旁户除向豪民纳租外，还要承担赋税剥削。后蜀灭亡前，旁户和豪民的阶级矛盾已经发展到极为尖锐的地步。
宋朝消灭后蜀，以旁户为主的农民群众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相反，随即遭受到残酷的多方掠夺。首先是入蜀的宋兵大肆劫掠蜀地的居民。宋将王全斌灭蜀后，和将领们日夜宴饮，放纵部下抢掠民间子女，夺取财货。军校到市集上，拿着刀，劫夺货物。一个军官，抢掠民妻，割去乳房后杀死。像这样的事例只是因被揭露而偶然留下记载。想见宋朝灭蜀后的残暴，给蜀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祸害。
宋兵大肆劫掠后，宋朝又以各种名目，巧取豪夺。后蜀原有的赋税剥削之外，又以“日进”“上供”为名，勒索倍于“常数”(规定数额)。蜀民所交两税，以布帛折算。商人抬高市价，农民交税仍按旧定低价折合，凭空增加了负担。农民耕作不能维持生计，多经营纺织、采茶等副业。宋太宗时设立“博买务”垄断收购，不准私卖。博买务官员，比商人的敲别更加苛刻。本已遭受着沉重敲剥的后蜀农民，遭受到更为沉重的敲剥。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丧失了家业田产。耕作以外的生路，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宋兵入蜀，对蜀降官敲诈勒索，对蜀士兵则虐待残杀。王全斌要对蜀降将李廷王+圭治罪。宋将康延泽告李廷王+圭说：“王公意在声色，满足他的欲望，就会置之不问。”李廷王+圭送上妓女四人，金帛值数百万，果然获得免罪。宋朝调发蜀兵去京城，发给“装钱”，王全斌从中克扣削减，又令部下侵扰。蜀兵愤起反抗。王全斌惧怕成都蜀兵起义，九六五年四月，竟将驻在成都城南的蜀兵两万七干人，诱到夹城中，全部杀死。诱杀蜀兵的暴行，使统治者的凶残面目更加暴露了。
宋朝消灭后蜀的割据，多少符合于结束战乱，统一全国的客观要求，但灭蜀后，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压迫，就只能迫使农民举行起义，来反抗宋朝的黑暗统治。
蜀兵起义 乾德三年(九六五年)正月，宋兵灭蜀后，蜀兵即不断起而反抗。二月，梓州蜀兵三干余人推军校上宫进为首，攻打州城，上宫进被宋朝擒获处死。三月，宋朝调发蜀兵去东京。蜀兵至绵州起义。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路过绵州去东京，被起义土兵推为统帅，建号兴国军，号称有兵十余万。全师雄领兵攻绵州城失败，损失万余人。全师雄转攻彭州，宋彭州刺史战败逃走。起义蜀兵人据彭州城，成都十县都起兵响应反宋。全师雄称兴蜀大王，置节度使二十余人，分据灌口、导江、郫(音皮pí)、新繁、青城等县。宋兵出击，至导江，全师雄军在竹林中出伏兵大败宋军，宋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败死。全师雄分兵守绵州、汉州，切断剑阁栈道，沿江设寨，声吉攻打成都。邛(音穷qióng)、蜀、眉、陵、简、雅、嘉、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十六州响应全师雄反宋，声势浩大。
四月间，王全斌在成都诱杀蜀兵，各地反抗的浪潮更加汹涌。吕翰率部下在嘉州起义，军校孙进、吴王+襄(音归guī)等杀宋知州，与全师雄部刘泽军合，有众五万，赶走普州刺史，杀通判。果州军校宋德威等杀宋知州起兵。遂州牙校王可僚结集州民起义。史书记载说，当时反抗者所在蜂起，这只是有姓名可纪的几支。宋朝结集大军镇压，围吕翰于嘉州。吕翰先弃城走，宋军入城，吕军夜间反攻，不胜，领兵至雅州据守。宋军攻普州，刘泽部申雕领兵五千来敌。申雕兵败。宋军入普州，刘泽降宋。九六六年六月，宋军破全师雄部于灌口寨，全师雄领兵至金堂。七月，吕翰在雅州据守年余后，被宋攻破，退至黎州败死。王可僚结集数州兵反攻普州，不能下，至合州拒守。十二月，全师雄在金堂病死。部众推谢行本为领袖，罗七君为佐国令公。罗七君与宋德威等据铜山之险抗宋。宋军攻下铜山，罗七君等被擒。蜀兵斗争失败。
自九六五年春，蜀兵开始抗宋，至罗七君等被擒，前后近两年，反抗势力达于二十余州，给予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蜀兵的起义，是由于不甘忍受宋朝的压迫而自发地起来作斗争，并非后蜀孟氏操纵的复国行为。蜀兵和农民的反抗行动，无疑是正义的行动。王可僚部，主要是州民的起义队伍，斗争极为坚决。吕翰部有兄弟民族的起义者张忠乐部参加，据守雅州。后蜀将宫、土豪曹光实原来曾残杀张忠乐的起义部众，后蜀亡，曹光实遭到起义者的打击。吕翰与张忠乐部守雅州，曹光实向宋军献地形图和用兵攻城之计，为宋军作向导，定要捕获张忠乐才甘心。在蜀兵民的反抗斗争中，起义农民和土豪地主，支持谁，反对谁，态度极为鲜明，反抗的正义性也就更加明显了。宋兵攻下雅州后，王全斌等捕送孙进、吴王+襄等二十七名首领到东京，全部被宋朝处死。孙进临刑前仍然坚强不屈，宋太祖因而把他的全族杀光。起义者的英勇和统治者的残暴形成鲜明的对比。
阆州起义 九六五至九六六年间，阆州(阂音浪1àng)农民起义，围攻州城。宋阁州知州赵逢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起义失败后，赵逢又屠杀人民近千家，想见起义得到群众的支持，具有颇大的规模。
渝州起义 九六六年初，渝州农民群众以杜承褒为首，围攻州城。宋知州、通判投降。杜承褒军人城，占据州署，取得胜利。但起义军中的原州校官(军官)陈章却被宋判官卞震招诱叛变，乘杜承褒没有戒备，伏兵袭击。起义军由于出了叛徒而遭到失败。
李仙等起义 开宝六年(九七三年)正月，渠州等地农民上万人以李仙为领袖，举行起义。领袖称“仙”，宋朝史书诬蔑起义者为“妖”，可能是利用宗教作工具，相互联络。起义者攻入蓬州界，遭到宋军的镇压而失败。九八一年，绵州又有王禧等十人以所谓“妖法”(某种宗教)组织群众起义，被宋朝发觉而遭到镇压。
王小波、李颅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连年不断地爆发的人民起义斗争，终于酿成为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王小波原是永康军青城县的农民。这一带，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很残酷。青城的味江是著名的产茶区，茶农不种五谷，只是种茶为生，与耕田的农民一样交税。宋太宗时，实行“榷茶”法，由博买务强行收购。大批“采茶货卖，以充衣食”的茶农因而失业。宋朝的官员由此大肆贪污勒索，地主商人从中投机取利。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淳化四年(九九三年)二月，遭受残酷压迫的旁户，破产的农民，失业的茶农等约一百人，以王小波为首在青城发动起义。王小波对起义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王小波提出的这一目标，立即获得广泛的响应。前来参加起义的群众越来越多。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蜀州各县，进而攻打眉州的彭山。彭山县令齐元振，曾被宋朝赐玺书（玺音喜xí） 奖谕为“清白”。其实这个所谓“清官”是把大量贪污剥削来的财物寄存在别处，与民为仇，早为群众所痛恨。王小波打到彭山后，搜出齐元振的大批金帛，散发给贫民，并立即把齐元振处死。张咏《悼蜀》诗说：“害物黩货辈（黩音独dú），皆为白刃烁（音朔shuò）。”想见那些“害物黩货”的地主豪绅，同齐元振一样受到应得的惩处。起义军的行动，使人心大快，由此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建立起更为崇高的威信，参加起义的人更多了。本来此时农民战争爆发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地区又有着反抗斗争的传统，在王小波均贫富的号召下，起义军不断胜利发展。攻下彭山，已是一支万余人的队伍。
十二月，起义军进攻江原县。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音启qí）出战。王小波在作战中不幸额上中箭，仍带箭奋战，力斩张玘。起义军在江原大胜。但此战之后，王小波负伤过重，壮烈地牺牲了。王小波点燃了起义的烈火，开辟了战斗的道路。起义群众在王小波妻弟李顺领导下，继续顽强战斗。农民起义的浪潮，更加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起义军在江原获胜后，更加强盛。在李顺领导下，起义军乘胜攻下蜀州，杀宋监军。攻下邛州，杀知州、通判。在新津江口，大败宋乓，杀宋巡检使。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进取永康军，夺得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等地。兵锋所向，直指成都。
随着起义的胜利发展，起义军逐步建立起严格的军事纪律。沈括《梦溪笔谈》记述李顺军“号令严明”，又说起义军“所至一无所犯”，即毫不侵犯民间利益，和宋军在蜀地的四处劫掠，形成鲜明的对比。李顺继续贯彻并进一步发展了王小波平均贫富的主张，有领导地没收地主土豪的财富，分散给贫民。沈括记载说，李顺军召集“乡里富人大姓”，叫他们出具家中所有的财产粮食，除生活需用之外，“一切调发（没收）”，分给当地贫苦的农民。当时蜀地饥荒严重，起义军的正义行动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号令严明”也提高了作战能力。淳化五年（九九四年）正月，李顺军进攻成都，不利，转攻汉州、彭州。两天之内接连攻下两州，形成对成都的包围。十天之后，起义军攻下成都，宋知府郭载率残部逃到梓州。农民军入成都城，建号大蜀。李顺称大蜀王，立年号“应运”。大蜀设中书令、枢密使等职，各路起义军分别设立统帅，号“大蜀雄军”。李顺随即派遣各路军四出攻打宋军，剑关以南，巫峡以西，都为农民军占领。农民军发展到数十万人，震动了整个宋朝。
宋朝兵权集中在朝廷，地方兵力薄弱。这就为农民起义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农民军因地方官兵力弱，比较容易顺利取胜，攻占州城；另一方面，宋朝因集中兵权，也得以随时派出重兵，镇压起义。农民军在起义获胜后，又不得不面对着强大的敌军。九九四年初，宋太宗派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领京师禁军入川，镇压起义。王继恩军发，太宗得知失成都，又加派重兵分别向峡路和剑门进军。峡路军在广安军和渠州、果州一带，遭到农民军阻击，不得前进。剑门栈路是宋军入川的要道，原来只有疲兵上百人驻守。李顺分遣农民军数千北攻剑门，企图截断宋朝进军的通路。农民军至剑门作战，正值成都撤出的宋军到剑门，农民军寡不敌众，败回成都。宋军占有栈路，得以长驱入川，农民军在军事上失利了。
宋军重兵压境，农民军没有专力设防，而在集中兵力攻打梓州。梓州宋军已有防守的准备，据城顽抗。农民军二十万以云梯、冲车攻城，不下。乘风纵火急攻，又不能下。围城硬攻至八十余日，不能取胜。农民的兵力被牵制在梓州。宋军却自剑门一路急速挺进。剑门一路，农民军兵势单弱。四月，王继恩军由小剑门路入研口寨，农民军五百人牺牲，宋军过青强店，剑州被攻陷。五月，王继恩军攻绵州，绵州失陷，另派一支宋军攻阆州。农民军在老溪，依天险拒守，三千人牺牲。阆州失陷。宋军别部攻巴州，农民军五千战败，巴州失陷。王继恩又分兵救梓州，农民军败退，损失极重。大蜀的成都处在敌军的威胁之中。
成都从来是蜀中的要地，又是后蜀的都城。农民军得成都，建大蜀，政治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但从此不得不以十万兵据守成都，军事上由攻势转入了守势。宋军却由守势变成了攻势。王继恩军得梓、绵两州，集合兵力围攻成都。李顺率农民军据城固守。宋太宗在三月间即下诏给王继恩，说农民起义军如再反抗，“即尽加杀戮，不得存留”。五月，王继恩军攻进成都，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农民军三万人英勇战死。李顺也壮烈牺牲了。大蜀的枢密使计词、吴文赏和农民军领袖卫进、李俊、徐师中、吴利涉、彭荣等人被捕，英勇就义。大蜀农民军遭到了失败。
但是，民间还长久流传说：李顺并没有死。有的说他已到湖北，有的说他在岭南。民间的这些传说使宋朝廷极为惊恐。二十三年后（一○一七年），广州知州听说有个贫民饮酒说王小波事，便把他捕送京城，说是抓到了“真李顺”。枢密院也向朝廷祝贺。御史审问，原来这是广州民李延志，曾在成都当过宋兵。只好把他黥面配军了事。四十年后（景祐中），又有人告发李顺在广州。巡检使臣捕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翁，又说是“真李顺”，把他处死，向朝廷报功。此后若干年内，宋朝的大臣们上疏言事，还往往以“恐李顺之事再起”来向皇帝提出警告。这些事例从不同的方面说明：李顺农民军的起义活动，长久地给宋王朝带来了恐惧，也长久地受到人民的怀念。起义领袖虽死犹生，因为他代表了广大农民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李顺牺牲，成都失陷，大蜀农民军仍在继续战斗。成都郭门十里之外，就还有农民军的据点。成都以西、以东和以南，还有农民军几十万人，形成三面包围。农民军在张余等领导下，再一次掀起了战斗的高潮。
宋军集全力攻下成都，王继恩以重兵留驻，又由攻势转成了守势。大蜀农民军领袖张余见宋朝孤军无援，坐守成都，乘势聚集农民军各部，得数万人。张余没有去硬攻成都，而是向宋朝守卫空虚的南部和东川各州进取。张余军一举攻下嘉州，进兵东南，攻下戎州、泸州，沿江而上，连续攻下渝州、涪州（涪音浮fú）、忠州、万州，北向攻下开州。东川要地都为农民军所占有，声势大振。农民军列阵西津口，进攻夔州。这时，宋太宗正加派白继赟等领兵自峡路经夔州入川镇压起义。五月，白军与夔州宋军两面夹攻。张余军出乎意料，损失严重。农民军二万人在作战中牺牲，战船千余艘也被宋军夺去。《续通鉴长编》记载，农民军的尸骸在江上漂流，长江流水都被鲜血染红。张余军西走，攻破云安军。别部数千人攻打施州，不下。宋军反攻云安，农民军向西部退走。
夔州以西，成都以东，包括梁山、广安军、渠州、果州、遂州、合州、普州、资州等大片地区的农民军，在成都陷后，仍然继续坚持战斗。白继赟军与原来自峡路进军到此的宋军，集中在这里镇压起义。宋军攻广安军，农民军万人力战，五千人战死。梁山、广安的起义据点被消灭。六月，农民军二万余人由张罕率领，在嘉陵江口抗击宋军，遭到失败。宋军攻陷合州。果、渠、普、资等州也相继失陷。农民军五万人转攻陵州，不下。张余率万余人到遂州。宋指挥使张璘（音林lín）杀统帅王文寿，率领所部响应起义。宋兵至，张璘部下杀死张璘，叛变降宋，宋军用为向导，进攻张余军。张余败走，退守嘉州。
嘉州以北，成都以南和以东，农民军一直在据守各要地，形成对成都的包围。王继恩入成都后，整天在城中宴饮，抢掠民间财物，白天也关闭城门，不敢出战。宋太宗又派宦官卫绍钦持诏书去成都指挥军事，督令王继恩出兵。卫绍钦军与农民军战于学射山南，攻陷双流等寨。农民军损失数万人。宋军攻安国镇，农民军领袖马太保战死。自夔州进军的宋杨琼部，攻陷农民军占据的蜀州和邛州。永康军、永昌、导江、双流、温江、郫县等地的农民军相继遭到镇压。大蜀中书令吴蕴在七月间领兵攻眉州不下，仍在眉州一带继续战斗。十一月，宋军来攻，吴蕴战败牺牲。张余军在嘉州，成为无援的孤军了。十二月，宋军自眉州引兵攻嘉州，大蜀嘉州知州王文操背叛农民军降宋。九九五年二月，张余被捕，壮烈牺牲。自成都失陷李顺牺牲后，大蜀农民军在张余、吴蕴等领导下，转战东西两川，坚持斗争十个月之久。只是在宋朝一再派出重兵后，才遭到镇压而失败。农民军号称大蜀雄军，作战中表现的顽强精神，确是极为雄壮而英勇！
张余牺牲后，农民军仍有一支队伍隐蔽在山谷间，坚持抵抗。九九六年五月，在领袖王鸬鹚（音卢慈lúcí）领导下再次起义，攻打蜀、邛二州，被宋军镇压。王鸬鹚部虽然没有再能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代表了农民群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坚强意志，是值得赞颂的。
自从九九三年初，王小波以“均贫富”号召起义，到张余在嘉州兵败，前后两年之间，西起蜀州，东至夔州，燃遍了起义的烈火。在宋朝建国后不久就爆发的这次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也为后来农民阶级的斗争开辟了先路。赵宋－朝，全国各地规模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地兴起，推动着历史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