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两汉人临文不讳考》，寄给王重民先生，请他用国会图书馆中藏书，代我一校：并请他把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寄给我重读一遍。昨天收到《史讳举例》，翻读一遍，写这篇札记。
此书第一章《避讳改字例》有足助证我说的材料甚多。如云：
张迁碑“诗云旧国，其命维新”。开母庙石阙以开为启。则避讳改字之见于见存汉碑者。然《隶释》引汉石经《尚书》残碑，保字志字仍不避，其它东汉碑中之邦、盈、恒、启等字尤数见。犹可谓建武以前亲尽不讳也。今将建武以后诸讳字之见于见存诸碑者列下：
A建宁四年孔 碑“睿其玄秀”。光和四年逢盛碑“苗而不秀”。中平五年张纳功德叙“旌甄秀异”。是不避秀。
B和平元年严 碑“兆自楚莊”。延熹三年孙叔敖碑“莊王置酒以为乐”。中平元年郭究碑“严莊可畏”。是不避莊。
C延熹六年薛君碑“我君肇祖”。建安十年樊敏碑“肇祖宓戏”。是不避肇。
D元嘉元年丁鲂碑“隆平”。永寿二年韩 碑“袁隆”。光和二年华山亭碑“大华优隆”。是不避隆。
E建宁二年史晨奏铭“玄德焕炳”。是不避炳。
F熹平四年帝尧碑“缵尧之绪”。熹平六年尹宙碑“克缵祖业”。中平三年张迁碑“缵戎鸿绪”。是不避缵。
G建宁四年刘修碑“志曒拔葵”。熹平三年娄寿碑“岐嶷有志”。中平二年曹全碑“先意承志”。是不避志。
H建宁元年衡方碑“揽英接秀”“肇先盖尧之苗”“□隆宽懔”“保障二城”。于秀、肇、隆、保四字皆不避。
则汉时避讳之法亦疏。六朝而后，始渐趋严密耳。
马衡曰，“闻母庙阙，亦庙名因避讳而改，后人因之，非书碑者避讳改字也”。然则张迁碑之“诗云旧国”亦所据传本如此，非书碑时避讳所改。
陈垣先生依据这些汉碑材料，也应该可以得到“两汉人临文不讳”的结论。有些时候，陈先生的结论与此甚相近，如云：
然《史记》《汉书》于诸帝讳，有避有不避。其不避固有由后人校改，然以见存东汉诸碑例之，则实有不尽避者。大约上书言事不得触犯庙讳，当为通例；至若临文不讳，诗书不讳，礼有明训，汉时近古，宜尚自由，不能以后世之例绳之。（卷八页八三）
又云：
汉宣帝元康二年诏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此上书不得触讳之说也。灵帝时诸碑，远不避光武讳，近不避桓帝讳。此临文不讳之说也。（同上）
在这几条里，陈先生的结论很近于我的结论。他用灵帝时诸碑作证，可与我用蔡邕碑文的诸例互相印证。他不完全主张汉人临文不讳，但他承认“临文不讳，诗书不讳，礼有明训，汉时近古，宜尚自由，不能以后世之例绳之”。
陈先生深知古今避讳有宽严之别，故他主张“不得因有避讳字而遽下断语”（页八十）。例如洪迈《容斋随笔》疑扬雄《方言》为伪书，其言曰：“雄答刘歆书，称莊君平为严君平，汉讳‘莊’，故改曰严。《法言》于‘莊’不讳，此何独讳”？陈先生引戴震《方言疏证》的话说：“洪迈不知本书不讳，而后人改之者多矣，此书下文‘蜀人有杨莊者’，不改莊字，独习熟于严君平之称而妄改之”（页八十），陈先生又引《四库全书》《汉隶字原》考证，因武梁祠堂画像有题“鲁莊公”的，遂疑“此祠乃武梁先世，非武梁也”（武梁碑立于桓帝元嘉元年，四库馆臣疑祠画像作于明帝以前）。陈先生说：
东汉碑不避“莊”字者多矣，因碑有“莊”字而疑为明帝以前所立，甚不稳也。（页八一）
他这种结论，我完全赞同。
李陵诗，“独有盈尊酒”，枚乘《柳赋》，“盈玉缥之清酒”，又诗，“盈盈一水间”。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又可知其为后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
陈垣先生评此条云：
然以汉碑临文不讳之例例之，不能遽断为伪撰。（页七七）
这也是我赞同的态度。
但陈垣先生不肯坚决的主张汉人临文不讳的结论，故全书中对此点颇多矛盾的见解。例如他说：
六朝以前，避讳之例尚疏，故马班之于汉讳，陈寿之于晋讳，有避有不避。然其间亦有后人回改者。
《史记·周本纪》“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封禅书》“五岳皆在天子之邦”，犯高帝讳。《殷本纪》“盈巨桥之粟”，《乐书》“盈而不持则倾”，犯惠帝讳。《封禅书》“北岳，恒山也”，《田齐世家》“以为非恒人”，犯文帝讳。《夏本纪》及《殷本纪》《孝文本纪》《燕世家》等皆有启字，犯景帝讳。此非避讳未尽，即后人以意改易者也。（页五六）
他又说：
《史记·高祖纪》于孝惠不书名。《文帝纪》于景帝不书名。乃文帝名再见于高帝纪，一见于吕后纪。此必后人所加。《景帝纪》“四年立皇子彻为胶东王”“七年立胶东王为皇太子，名彻”。亦后人所加。（页六九）
他提出的三项解释，——①避讳未尽，②后人所加，③后人以意改易，——都得先假定司马迁的《史记》确是有意避讳。但我们并不能成立司马迁避讳的通则。陈先生举的两个例子，一为《高祖纪》称孝惠而不书名，一为《文帝纪》于景帝不书名。试检原文，《高祖纪》说：
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鲁元公主。
下文说：
令（老父）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
下文说：
汉王……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败后乃独得孝惠。六月，立为太子。
这些地方，文字上没有单举“子盈”，而不并举鲁元公主的名字的可能。史家既不知公主之名，故不能不并举男女两人的谥法了。这是文法上的需要，不是有意避讳。第二个例也不能证《文帝纪》是有意避景帝之名。原文是：
正月，有司言……请立太子。上曰，……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吴王于朕兄也。……淮南王，弟也。……今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请曰，……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更议不宜。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
这是全载当时朝廷大臣的建议和文帝的答辞，所以我们不能依据“子某最长”一句直接引语，遂以为有意避讳。
前汉文字中不避帝讳的例子太多了。《史记》里不避邦字，盈字，恒字，启字的例子也太多了，我们不能不承认《史记》“临文不讳”是通则。
陈先生又举了《汉书》犯帝讳的许多例子（页五六）。其中关于不避前汉帝讳诸例，陈先生自己也曾说过“建武以前，亲尽不讳”（页一）；段玉裁也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不必再讨论了。《汉书》中不避东汉诸帝讳诸例，陈先生举出这些：
《楚元王传》，“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犯光武讳。《高帝纪》有莊贾，项莊；《地理志》“莊公破西戎”，《艺文志》有莊子、莊夫子、莊助、莊安、莊怱奇；《郑当时传》莊字三见；《南粤传》莊字一见；《西南夷传》莊字三见；《叙传》莊字一见，犯明帝讳。非后人改易，即元文避讳有未尽。（页五六，参看页四十）
陈先生在别处（页四十）也说：
盖莊为汉讳，故列传改作严助、严安，严怱奇、严奇，志之或莊或严，则录自《七略》，避改有未尽，或后人回改也。
陈先生又指出：
《汉书·叙传》称莊子为严子，又称“老严之术”，盖避汉明帝讳。（页二四）
我们看《汉书》列传把莊助改作严助，莊安改作严安；又看《叙传》里称“严子”“老严之术”；又看《王莽传》始终称刘歆，而不称刘秀。这都可表示班固作《汉书》时确曾有意避东汉的帝讳。这是《汉书》与《史记》不同之处。但《汉书》避讳与不避讳的诸例也正可以证明当时“临文不讳”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避讳，也可以自由不避讳。例如《楚王传》尾说刘歆改名刘秀，此处非直用“秀”字不可，故有意不避讳。《王莽传》记西门君惠一案，其关键正在“刘秀作天子”的谶记，但传文记君惠的话，只说“刘氏当复兴，国师公主名是也”。前者是有意不避讳，后者是有意避讳。《汉书·郑当时传》更可以证明这一点。郑当时字莊。《汉书》此传全钞《史记》文，大可以全删“莊”字。然而《史记》此传用“莊”字十六次，其中十三处，班固都改了“当时”，为什么他偏偏留下三处“莊”字不改呢？这三个“莊”字不是“避讳有未尽”，也不是“后人改易”，都是有意的不改：
郑当时，字莊。
诸公以此翕然称郑莊。
上曰，“吾闻‘郑莊行千里不赍粮’。治行者何也？”
诸公敬重他，故称他的字“郑莊”；甚至于皇帝也知道外边有“郑莊行千里不赍粮”的口号（莊粮为韵）。这两处都根据于他“字莊”一点。故《汉书》改了《史记》此传的十三个“莊”字，却不能不留这三个“莊”字。这是有意的避讳，也正是有意的不避讳，更可注意的是《汉书·叙传》上文明明改莊子为严子，改老莊为老严，而下文叙《郑当时传》，又说：
莊之推贤，于兹为德。
莊子改严子是有意的避讳，而叙郑当时仍称“莊”，又是有意的不避讳。
我们必须明白，这些有意不避讳的地方正是当时文人史家可以“临文不讳”的铁证。这些例子都以使我们明白当时临文不讳的自由的性质。因为临文不讳，故有意的避讳只是特别表示敬意，而有意的不避讳才是实行这不讳的自由。故陈先生列举的三项解释都不够说明这些例子。
关于两汉文献的避讳问题，我们可以确定的，有这几点：
① 两汉人确能“临文不讳，诗书不讳”。
② 两汉人确能“不讳嫌名”。
③ 所谓不讳，谓“不讳见在之庙”。
④ 所谓不讳，并包见在的君主。
但“言事不讳”一项，似乎有前汉与后汉不同的制度，宣帝元康二年诏曰：“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宣帝原名病已，是两个最普通的字，故改名。大概当时不行“二名不偏讳”之说，故多触讳犯罪的）。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陈先生因此说：“大约上书言事不得触犯庙讳，当为通例。”（适按，宣帝诏书似指他本人之名，似不当解作“庙讳”。否则自己改名并不足解除困难。）总之，那时曾有上书不得触讳的禁令，并且曾有上书触讳而犯罪的许多人，这是无可疑的。那么，王肃何以敢说“案汉氏不名讳，常曰，臣妾不得以为名字，其言事不讳”呢？王肃和他父亲王朗都是经学大师，他自己更是礼学专家。他生在汉献帝初年，死在魏甘露元年（西历 256），去汉亡（220）不过三十多年。他的《讳议》作于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去汉亡不过二十年。他说汉朝的制度，够得上做一个当时的证人，应该比较可信。况且他说的“诗书临文庙中不讳”，我们研究《史记》《汉书》，西汉韦孟的诗，东汉王充的《论衡》，许慎的《说文》，汉灵帝时的许多碑文，都已得着无疑的证明了。所以我疑心王肃说的“汉氏不名讳（这是说，不用讳字为名），常曰，臣妾不得以为名字，其言事不讳”，大概真是叙述后汉的法令，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别种文献可以依据，只能承认王肃的话是一个“当时证人”的话，相当可以信任的了。
王肃的话如果可以代表后汉的法令，那么“言事不讳”一项也就不算是和宣帝元康二年的诏书相冲突了。那么后汉的书卷碑版里那样完全不避讳的自由，我们也更可以充分了解了。
陈先生这书里论汉讳的各节，还有几个小点，似乎可以修正。
① 他接受段玉裁的说法，说《说文》于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安帝五个名字，皆“注曰上讳，空其字不注”（页二），这一点我曾说过，是不可通的。《说文》原文并不是“空其字”，只是单举篆文，称“上讳”而已。最有力的反证是《说文》禾部艸部各字用的许多“秀”字，这些“秀”字决没有“空其字”的道理。
② 他据《隶释》所引汉石经残碑的《论语》《尚书》的邦字多改为国，说是避汉讳（页十三）。石经成于熹平时，其时无仍避高祖名讳的风气，这是《汉书》《说文》和现存汉碑都能证明的。石经的改邦为国，正如《张迁碑》的“诗云旧国”，正是陈先生说的“亦所据传本如此，非书碑时避讳所改”（页二）。陈先生批评顾炎武论“前代讳”一条，也曾说：
今考蜀石经《毛诗》残本，……皆仍开成石经元文，未及改正，不足为“忠厚”之证。善于王肃之言曰，“汉元后父名禁，改禁中为省中，至今遂以省中为称，非能为元后讳，徒以名遂行故也”。今俗书玄弘宁贮等字，犹多缺笔，岂为清讳？因仍习惯，视为固然，忘其起于避讳矣。（页五一——五二）
蜀石经如此，熹平石经也是如此。经文改邦为国，其始固起于避讳，后来因袭为固然，并非蔡邕诸人在东汉之末仍避高祖讳也。
③ 陈先生曾指出（页十八）《史记·李斯传》有韩谈，《滑稽传》有“谈言微中”，《司马相如传》有“因斯以谈”，皆不讳“谈”字。但他仍信旧说，说太史公父名谈，故《史记·赵世家》改张孟谈为张孟同，《佞幸传》改赵谈为赵同（页十七）。其实前者正足以证明后者是后人妄说，谈之作同，正如《莊子·天下》篇的桓团在《列子·仲尼》篇成了韩檀，不足为司马迁避家讳之证。汉代文人并无临文避讳的风气。班固《叙传》直称班彪，正是明证。
④ 最后，陈先生论“非避讳而以为避讳”一章，引沈兼士先生说云：
考两汉诸帝避讳所改之字，皆为同义互训，而无一音近相转者，《古今注》谓殇帝讳隆之字曰盛，是也，《汉书·地理志》，隆卢，应劭注，避殇帝改名林虑。疑非事实。盖隆虑之作林虑，亦犹《毛诗》隆衡之作临衡，皆是双声转语，恐无关于避讳也。（页六五）
沈先生之说，如果是确的，也可以助证上条“谈”改为“同”不是避讳。但沈先生论林虑一条似不确，他只检《地理志》，而未检《后汉书·郡国志》。《郡国志》明说，“林虑，故隆虑，殇帝改”。《郡国志》的底本是顺帝时的官书，故户口数以顺帝永和五年的户口为准，而郡国县邑的分置，也仅“至于孝顺”。其时去殇帝时甚近，似是可信。应劭注前书，似是依据当时官书也。
卅二，七，卅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