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同兄：
你可考倒我了。我这几年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春秋》的性质的问题，所以对于你的质问，我几乎要交白卷。但你的信却使我不能不想想这个问题，想想的结果，略如下方，写出请你指教。
第一，孟轲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我想，“其文则史”一句似乎是说，以文字体裁而论，《春秋》是一部史，与别国的史正是“一也”。试看齐国史官记“崔杼弑其君”，晋国史官记“赵盾弑其君”，其文字体裁正与《春秋》相同。况且“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一句，从文法上严格说来，应译作，“至于这里面的意义，可是我偷了他们的了”。旧注以“窃取”为谦辞，我却不肯放过这句话。我以为董狐，齐史，都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威权已经成立了，故孔子自认窃取史官“书法”的意义，而建立正名的思想。
第二，所谓“孔子作《春秋》”者，至多不过是说，孔子始开私家学者作历史的风气。创业不易，故孔子的《春秋》（即使不全是今所传本）也不见得比“断烂朝报”高明多少。但私家可以记史事，确有使跋扈权臣担忧之处。故有“乱臣贼子惧”的话。此事正不须有什么“微言大义”，只要敢说老实话，敢记真实事，便可使人注意（惧）了。今之烂污报馆，尚且有大官贵人肯出大捧银子去收买，何况那位有点傻气的孔二先生呢？我的英国朋友佗音比（Arnold Toynbee）每年编一册《国际关系调查》，颇能据事直书。这几年中，每年都有列国外交当局对他的记事表示很关切的注意，往往供给材料，请他更正。这便是“惧”字的“今谊”了（崔浩修史的故事，更可借来印证）。
第三，孔门的后人不能继续孔子以私家学者作史的遗风，却去向那部比断烂朝报高明不多的《春秋》里寻求他老人家的微言大义。于是越钻越有可怪的议论发现，其实都是像禅宗和尚说的，“某甲只将花插香炉上，是和尚自疑别有什么事”（作《左氏春秋》的那位先生似是例外）。
第四，我们在今日无法可以证实或否证今本《春秋》是孔子作的；也不能证明此书是否荀子一派人作的。因为简短，故颇像“断烂”；其实我们看惯了殷虚卜辞，更见了董狐、齐史所记，似可以假定今本《春秋》不是晚出的书，也许真是孔子仿古史书法而作的。我从前（《哲学史》一〇三）曾疑《春秋》有“后来被权门干涉，方才改了的”。现在看来，在那种时代，私家记载不能不有所忌讳，也是很平常的事。即使胡适之、钱玄同在今日秉笔作国史，能真正铁面不避忌吗？
毛子水兄恰好在我家中，见了你的原书和我的答书的前半，他写出了三条意见，如下：
（1）《春秋》的底子可以是孔子以前史官所记录的。
（a）书法是可有的事。
（b）断烂朝报的性质是古初的著作体裁使然，详细的必是口传而非文字。
（2）孔子可以得到这样的纪录，并且利用他。
（3）孔子也许公布古代史官的纪录，并接续记载当时的事。
子水的意见和我相差不远。
以上所说，不知能算是交卷了吗？
谢谢你为我的生日费了那么多的工夫写那篇长文。裱成时，还要请你签字盖章，使千百年后人可以省去考证的工夫。
适之 十九，十二，二十
附录 钱先生来书
适之兄：
今有一事要请问你：你对于《春秋》，现在究竟认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你的《哲学史》中说《春秋》不该当它历史看，应该以《公》《穀》所说为近是，它是孔子“正名”主义的书；后来你做《北大国学季刊宣言》，对于清儒治《春秋》而回到《公羊》的路上，认为太“陋”了，并且和治《易》回到“方士”的路上为同等之讥评。我对于你这个论调，可以作两种解释：（一）你仍认《春秋》为正名之书，仍以《公》《穀》所言为近是；但对于庄、刘、龚、康诸公的“《春秋》扩大会议派”，动不动说“微言大义”“张三世”“通三统”“黜周王鲁”这些话觉得太讨厌了，离开真相太远了，所以用一个“陋”字来打倒它。（二）你前后的见解不同了，你后来认为《春秋》只是一部“断烂朝报”，不但没有那些微言大义，并且也不是孔子正名之著作。我这两种解释未知孰是，请你自己告我。
我现在的意见，是主张你前一说而略有不同。我以为《春秋》确是正名之书，但不见得就是孔子的笔削（孔子一生，我以为是并没有著过书），大概是荀子一派喜欢“隆礼”“正名”的人们干的把戏，作《公羊传》者当是此笔削《春秋》者的数传弟子之类。《公羊》所言已有些“扩大会议”的意味，到了董道士和何老爹，越说越不可究诘了。至于清代的先生们，则离题更远，干脆一句话，他们是“托《春秋》而改制”罢了。我因为觉得《春秋》的称名上确有些奇怪：如整整齐齐的五等爵位，某也公，某也侯，……永远不变，今证之于《钟鼎款识》，实在觉得没有这么一回事；尤其是楚国，这“楚子”的称呼，恐怕只是儒家的玩意儿罢了。此外如那样的褒扬宋伯姬，也颇可疑。故鄙见以为认《春秋》有尔许微言大义的说法，固然不对；若竟认为是鲁国的“政府公报”的原本，似亦未合。你以为然否？希望赐答为荷。
弟玄同白
十九，十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