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正统派经济思想一面主张均田均产，一面主张重农抑商。凡井田之论，限民名田之议，以及王莽没收私有土地实行均田之政策，皆属于前者。凡挫辱商人，不许商人乘车衣丝，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以及种种驱民归农的政策，皆属于后者。
均田均产的思想是由于渴想一种“调均”的社会。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又说：“均无贫。”（《论语》作“不患寡而患不均”。今依汉人引文校改。）他虽然不曾发挥这个意思，到了孟子手里，便有经界井田的主张出来了。后来封建制度完全消灭，政权全归国家，土地全归私有，私有资本主义更发达了。当时富人并兼贫人，必有很冷酷的不均现象，如董仲舒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者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儒家既以“调均”为理想，故多主张均田制度。汉文帝时博士所作《王制》便主张农夫每人分田百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的《度制》篇里也主张“方里八家，一家百亩”。董生也明白井田制度不容易实行，故他对汉武帝说：“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哀帝时，儒生当国，师丹、孔光等人便主张实行限田，贵族与平民私有田地皆不得过三十顷。当时贵族宠臣反对此议，遂不得实行。到王莽才把天下私有土地全数收为国有，名曰“王田”，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均田之议遂见于制度，试行了三年而废除。
重农抑商的主张起于一种错误的价值论，认商人为不劳而获的不生利阶级，不但不生利，还得靠剥削农人为谋利之道。如晁错说的，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利”，这是很普遍的见解。他们虽不曾明说劳动为价值的原素，然而他们都深信古话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原则，所以绝不能了解何以不耕不织的人可以衣食千百人。这是重农抑商的第一个理由。他们又不能了解货币的性质，故有一种最幼稚的货币理论，以为货币越不方便，越好；越方便，越不好。故他们以为五谷是交易有无的基本，而金钱是有害无利的。如晁错说的：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勿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这也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理由。他们根本上不愿人民“轻去其乡”，更不愿商人“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他们根本上就不要一个商业发达的社会。所以他们处处想用法律压迫商人，不准商人“衣锦绣绮縠 纻罽，操兵（兵是兵器），乘骑马”（《高祖本纪》，八年），不准市井子弟做官（《食货志》）。哀帝时孔光等议限田奏中有“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这不但要禁止商人为吏，还要禁止他们买田了！
这种种政策和他们背后的经济思想，都只是不承认那自然产生的私产制度的新社会，而要想用法律政治来矫正这个自然变迁，来压制商人，来“使民务农”。这种干涉政策有什么效果呢？我们可让晁错自己回答：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干涉政策的成效如此，而干涉之论仍日出不穷。故重农抑商，均田均产，二千年中继续为儒生的正统经济思想。
二
在那干涉的调均论最流行的时代，董仲舒的朋友司马迁独唱一种替资本主义辩护的论调。司马迁受道家的自然无为主义的影响很深，故他对于那贫富不均的社会，并不觉得奇怪，也不觉得有干涉的必要。在他的眼里，商人阶级的起来，不过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他很平淡的说：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以下均引《史记》一二九，《货殖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这不但是自然的现象，并且是很有益于社会的。社会国家都少不得商人，商人阶级是供给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他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 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铅）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司马迁在这里把农工商虞（虞是经营山泽之利的，盐铁属于此业）四个职业分的最清楚，“商而通之”一语更是明白指出商业的功用。同书里曾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这几句简单的话，使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达是由于汉帝国初期的开放政策。政府尽管挫辱商人，不准商人乘车衣丝，但只要免除关市的苛捐杂税，只要开放山泽之利，商业自然会发达的。商业的发达能使交易之物各得其所欲，这正是商人流通有无的大功用。
司马迁的卓识能认清贫富不均是由于人的巧拙不齐，是自然的现象。他说：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又说：
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又说：
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此即所谓无财作力）。而富者必用奇胜（此即所谓斗智争时）。田农拙业，而秦阳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治刀剑），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 羊胃，以末椒姜拌之，晒干作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这都是说工商致富都靠自己的能力智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劳而得的。他引白圭的话道：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故他赞白圭道：
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这都是承认营利致富是智能的报酬，不是倘来之物。这是很替资本制度辩护的理论，在中国史上最是不可多得的。太史公不像董仲舒那样“下帷讲诵，三年不窥园”，而偏爱高谈天下经济问题的人，他少年时便出门游历，足迹遍于四方，故能有这种特殊的平恕的见解。他看不起那些迂腐儒生，
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司马迁既认那农工虞商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是“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故他不主张干涉的政策，不主张重农抑商的政策，也不主张均贫富的社会主义。他说：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妙）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种自然主义的放任政策是资本主义初发达时代的政治哲学。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大都倾向于这条路。但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然产生贫富大不均平的现象，董生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这种现象也自然要引起社会改革家的注意与抗议，故干涉的政策，均贫富的理想，均田限田的计划，都一一的起来。董生和太史公同时相熟，而两人的主张根本不同如此。后来的儒家比较占势力，而后来的道家学者又很少像司马迁那样周知社会经济状况的，故均贫富，抑并兼的均产主义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师丹限田之制失败之后，王莽还要下决心实行均田之制。王莽失败了，后世儒者尽管骂王莽，而对于社会经济，却大都是王莽的信徒。试看班固的《货殖传》，材料全抄《史记》，而论断完全不同了。我们试一比较这两种《货殖传》，可以看出思想的变迁了。
十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