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历史，差不多到处要碰到民族问题。从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出现过的民族就很多。华夏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许多名目，这里统称之为非华夏族。春秋时期有所谓蛮、夷、戎、狄，这是华夏族人按地区对非华夏族的称呼，实际上它们内部还有很多分别。那时候，这些民族并不像秦汉以后住在边荒，而是住在中原地区，在黄河流域内，与华夏族杂居。东周天子的都城洛阳，附近就有陆浑之戎、伊雒之戎。卫国城墙上可以望见戎州。在春秋时期，华夏族与非华夏族斗争激烈，到战国时期，这些民族大体上都与华夏族融合了，形成为一个华夏族。其余各族，很多不再见于记载。这不是说它们消失了，而是它们融化成比原来更大的民族了。秦修长城，与匈奴分开。匈奴在长城外，称为引弓之民，华夏族在长城内，称为冠带之民。自西汉时起，塞外游牧民族在匈奴单于统治下成立一个统一的大匈奴国（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长城内农业民族在汉朝统治下成立统一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汉国。汉武帝同匈奴作战，此后许多塞外民族迁移到内地或边境上，使匈奴、氐、羌、鲜卑、乌桓等族和汉族发生接触。在西南地区有所谓西南夷。当时汉族在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浙江、福建、两广等地势力不大，汉朝建立初郡，在非汉族地区逐渐伸展政治力量。西晋覆亡后，居住国境内所谓五胡的落后民族相继起来建立政权，统治中原地区的汉族，民族间的斗争热闹得像开水沸腾。到南北朝末年，隋统一黄河流域，这才完成了各民族的大融合。所有以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民族，到隋朝时差不多都被融化了。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鲜卑族，也融化到汉族里面了。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一般来说，统治汉族的少数民族，融化的速度较快，而被统治的少数民族，融化的速度较慢。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汉族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为了统治汉族，不得不把自己提高，但又不可能超过汉族，只能同汉族一样，等到政权崩坏，失去凭藉，那就很自然地只好与汉族合为一体。被汉族统治的少数民族却不然，它保持原来落后的经济和文化，起着抵抗新事物的作用，它不必像统治汉族的民族那样必须提高自己的水平，因此，融化的速度就慢些。这一类民族形式上似乎保持落后文化，藉以保存自己，实际是甘心作池塘里的死水，不能流入江河，最后仍免不了干涸。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由于汉族的文明比附近各少数民族都高，人口也多，尤其是汉族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强烈地吸引落后民族用各种形式迁移进来。有的用武力硬打，有的要求内附，不论用的是什么形式，与原来的汉族总有一番斗争，这种斗争可能是极残酷的，但结果总是融成一体。从历史上看，汉族好像是一座融化各民族的大熔炉，春秋战国时期是一次大融化，十六国南北朝也是一次，唐朝又是一次，辽、金、元、清四朝融化的规模大小不等，多少都增加了汉族的数量。汉族之所以成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是由于几千年来不断吸收附近各民族的缘故。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永恒的历史规律” 。的确，经济水平、文化水平高的民族能够吸收其他民族，这个道理很明白，无待解释。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的界限没有了，民族的界限也将逐渐消失，各民族到底怎样融合，现在还不知道。不过，经济水平文化水平高的民族的吸收力总要比较落后的民族强一些，这一点是大致可以肯定的。
历史上有名的唐朝，皇室姓李，自称是陇西李氏，并说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因为攀高亲，把道教也捧起来，规定道教地位比佛教高一等。有一次唐太宗让道教和佛教辩论，一个著名和尚名叫法琳的，对唐太宗说，你姓的那个李，不是陇西李而是拓拔达阇的那个李，达阇就是汉语的李字。你是鲜卑的达阇。拓拔建立北魏，在北魏以前称代，你这个达阇就是代的贵族，是阴山的名门。你否认自己是鲜卑人，硬说是陇西李氏，这是不对的。唐太宗听了大怒，连眼睛都直起来了，但也无法驳倒法琳，只好说，“你们佛经上讲，念观音菩萨，刀落在头上，头可以不掉下来。我现在给你七天去念观音菩萨，到时候我来试试你的头掉不掉下来。”这个和尚在狱中苦想救头的方法，知道念观音菩萨是骗人的勾当，却骗不了杀头的刀。他忽而想出一条妙计。到了第七天，唐太宗派人去问他。他说，我没有念观音菩萨，我只念的皇帝陛下，因为陛下太好了，就是观音菩萨，念了陛下的尊号，头就可以不掉下来。佛教徒既然低头认输，唐太宗也就免他一死。法琳说唐朝皇帝姓鲜卑的李，可能有些根据，而且与唐皇室通婚的也是鲜卑贵族。如唐太宗的母亲窦太后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也是鲜卑贵族，唐初文武大臣很多是鲜卑人。其实，唐朝皇帝是不是汉族，用不着管他，既然他们的文化与汉族一样，表现出来的共同心理状态也是一样，再去分别谁是汉人，谁是鲜卑人，这有什么意义呢！
唐朝的疆域在唐玄宗开元时期，曾经扩大到远远的西方，它在中亚细亚一带设立了很多羁糜州。来自羁糜州的，都算是唐朝人。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内地，做各种职业，不受限制。隋朝末年，黄河流域人口大量减少，唐朝有意招收塞外各族人迁居内地，让他们住在河北大平原上，一面种田，一面当兵。他们到内地后，就慢慢同汉族融化，唐玄宗开元四年，并州长史王睃上书请将突厥降人迁往内地，说他们“二十年外，渐变旧俗，皆成劲兵，虽一时暂劳，然永久安靖。”所谓渐变旧俗，就是要牧人变成农民，主要是使他们为唐朝当兵。唐玄宗开元末年到天宝年间，统治阶级腐败到极点，终于爆发安史之乱。安禄山是个杂胡，史思明是个胡人，他们使用的兵士和将官，大部分也是胡人。当时汉人承平已久，忘了武事，尤其是骑术不精，难当胡马的冲锋。后来，唐朝用重酬招来回纥兵，才把安史的胡骑打垮。杜甫《北征》诗里描写回纥骑兵的勇猛说，“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骑兵在军事上如此重要，所以安史以后的割据者（所谓藩镇），绝大多数是胡人，他们使胡人当骑兵，让汉人当步兵，军事优势常在胡人方面。河北平原上三个藩镇，唐朝无法消灭它们，原因就在于有一批胡人拥护这些割据者。游牧人不习惯于农业生活，愿意叛乱杀掠，这是不足为奇的事。可奇的却在保护唐朝廷的很多也是非汉族人，如有名的大将军李光弼就是契丹人。唐朝很多姓李的文武官员都不是汉人，唐朝赐他们姓李，就变成了汉人，为朝廷出力反抗胡人的叛乱。从中唐到五代，许多来自突厥、回纥、西域的人，经过对抗或归附，终究与汉族融合成一体。五代时，突厥的一个部落沙陀人，凭武力建立了三个小朝代，一个是李存勖的后唐，一个是石敬瑭的后晋，一个是刘知远的后汉，沙陀人统治汉族以后，按照规律，它本身也就被融化了。
从唐到五代，是汉族的又一次大吸收，主要是吸收突厥人。经济、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民族融合到经济、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民族里面，这是好事情。它是有进步的性质，历史学工作者用不着避讳这一点。
事情既然是这样，汉族无疑是很多民族的化合体。它的祖先多得很，不仅传说中的黄帝族是它的祖先，而且所有融合进来的任何一个民族的祖先都是它的祖先。在这些祖先里，有一部分是当时的统治者，大部分则是被统治者，是人民群众。每一个民族都爱用自己著名的首领当作自己的祖先，这，我觉得有点奇怪。难道只有首领有子孙，别人就没有子孙么？我怀疑我们姓范的都是范仲淹的子孙，从家谱上看我也出自范仲淹。北宋时姓范的很不少，为什么别人都没有后代，只有范仲淹子孙独多呢？显然，这是因为他的名气大，有文正公的美谥，大家都愿意尊奉他，这样一来，就逐渐都变成他的子孙了。例如最近有人写文章，说南宋末年投海抗元的忠臣陆秀夫，据陆氏家谱，是陆游的曾孙。但又有人找到了另外的证据，证明陆秀夫是江苏盐城县人，与浙江山阴县的陆家并无关系。这些例子说明，只把名人或领袖人物认作自己的祖先，好像别人都没有后代似的，这种想法是与事实不符合的。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凡是现在兄弟民族的祖先或者是已经融化似乎失踪的古代民族，都是汉族的伯叔祖先或者是祖先的一部分。在当时，作为敌对的民族或国家，经常残酷地进行过斗争，今天看来，却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我们不能否认它们当时是敌对民族或敌国，但也不能强调不同的民族或国家而有所偏袒。
现在讲少数民族问题时，往往对一些民族的大人物不敢轻易评价。譬如对成吉思汗说些不好听的话，蒙古族的同志就有点不高兴，说对他们的祖先不敬。至于对匈奴、鲜卑等，你怎么说都可以，不会有人出来抗议。其实，成吉思汗固然留有蒙古族，匈奴、鲜卑也留有一部分的汉族。汉族有很多祖先，对谁偏袒好呢？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民族斗争，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不是你打进来，就是我打出去。因此，讲古代史时，民族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到处都要碰到。我们史学工作者，应该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现在，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单从这一点来看，国家似乎是纯粹消极的东西，被压迫阶级除了仇视国家，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无条件地把它打倒，再没有其他的道理可讲。但是，我们还必须知道，国家还有恩格斯所讲的另一种职能，保护社会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 。国家有这样的一种积极意义，当它还能起这种作用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要打倒它或不给以同情呢？只有当国家完全失去抵御外来侵犯的作用，仅仅是一部剥削机器的时候，这样国家，才应该由民众起来予以消灭。民众自己不起来，强大的邻国进来消灭它，那是很自然的。金和南宋都是高级的封建社会，可是政治极端腐朽，社会继续发展的可能全被阻塞。蒙古虽还只是低级封建社会，但它正是在发展中，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力量。它所碰到的是高级的但腐朽已极、精力耗尽的行尸走肉。凡是腐朽着的东西，碰到发展着的东西，必然被消灭。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难道可以同情行尸走肉的被消灭么！
尤其是统治汉族地区的国家，不论统治者是汉人或女真人，它们被蒙古侵犯以至于覆灭，丝毫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因为统治汉族地区的国家，在人力物力上，有足够力量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犯。举一个例子。唐玄宗时，突厥毗伽可汗想到唐边境抄掠，谋臣暾欲谷说，“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 。以下，每个雄据北方的游牧民族，比起汉族来，都不过百分之一，汉族国家处以百敌一的优势，结果是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试问这样的国家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历史上腐朽国家如北宋、南宋末年，都不过是单纯的剥削机器，抵御外患的作用丝毫也不存在了。虽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是汉人，但汉族史学工作者不值得替他们呼喊，说是受了侵略，并且谴责侵略者。我们应该严厉谴责那架剥削机器，赞成有人出来打倒它，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和宋，都是合乎规律的事情。上面说过，这些事情，今天看来，不过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一个小兄弟用武力打倒老朽残虐的大哥，替大哥管理家务，管得好坏，应作别论，打倒老朽，代管家务，本身总是一件好事。四分五裂的中国，蒙古把金、南宋、西夏、大理、西域都统一起来，这件好事蒙古人做了，试问当时哪一个国家能做这件好事？列宁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不能认为凡是合并‘别国’领土就是兼并，因为一般说来，社会主义者是同情铲除国界和建立更大的国家的；不能认为凡是破坏Statusquo（现状）就是兼并” 。
剥削阶级统治下的民族或国家，各民族和各国家间，完全依靠力量的对抗，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念。蒙古的力量大，就要向外扩张，这是很自然的，成吉思汗时，蒙古处在原始社会刚结束，封建制度刚开始的阶段。那时候战争还被看作劳动的形式之一，打仗可以俘获敌人当奴隶，又可掳掠财物，对蒙古人说来，战争是很有兴趣的事情，谴责他们侵略或扩张，他们是无动于衷的。狼吃羊，羊被狼吃，这是动物界的规律，也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规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人并没有脱离动物界，动物界的某些生活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只有当人们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转到真正的生存条件的时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里，情形就完全不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既不侵略别人，也不允许别人侵略，这才不会有武力扩张。
就古代剥削阶级的扩张来说，也不能一概否定它的后果。以蒙古为例，元朝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建立起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为中国和欧洲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展了从来未有的局面。《马可波罗游记》将中国的情况介绍到了欧洲，欧洲人想到中国来，到处寻找航路，后来发现了美洲，这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发现。美洲发现以后，大大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蒙古武力扩张的结果，打通了欧亚两洲的交通，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单看它的军事破坏。
承认蒙古扩张有它的积极意义，是不是代表北宋末年汉族反女真的岳飞，南宋末年反蒙古的文天祥，都不能算是民族英雄呢？当然要算。因为当时统治阶级腐烂了，有这些特殊人物，出来号召保护共同利益，抵御外来侵犯，不论成功或失败，他们本身有异于其他腐烂的统治阶级中人，他们还知道担当起抵御外来侵犯的责任。这样的人，为什么不算是民族英雄呢？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停滞在封建社会阶段上，侵略者的英国则是方兴的资本主义社会，按照腐朽着的东西必然被发展着的东西所消灭的原则，林则徐抗英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不应该肯定他的功绩，也不应该称为民族英雄。这样想的人，我看，赐谥为机械公，可谓十分允当。在封建社会时期，征服者的经济文化，如果低于被征服者，征服者必须把自己提高到被征服者的水平，否则就不可能统治下去。反之，征服者的经济文化，如果高于被征服者，征服者必须影响被征服者，使逐渐提高，以便自己行使统治权。总的看来，双方在经济文化上趋势是拉平，归根是有益的。资本主义的征服者，往往只顾剥削殖民地，破坏多而建设少。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里说得很清楚，他说，“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他们打破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英国人在印度统治的历史，除了破坏以外恐怕也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他们的建设性的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 把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全部夷平，这就是资本主义征服者的统治法。当然，建设性的工作毕竟还是有一些的，不过，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印度的文明，而是要印度人永远摆脱不了殖民地奴隶的地位。清朝政府反抗英国的侵略，正符合国家保护共同利益以免外来侵犯的原则。林则徐为首的一批统治者，为抗英出了力，为后来中国人民反帝运动开了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还不曾变成完全殖民地，就是靠中国人民联合统治阶级的进步派，不屈不挠地进行顽强的抵抗，尤其是义和团的顽强反抗，迫使帝国主义知难而退，暂时收起瓜分中国的野心。如果照机械公那种想法，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来了，封建社会的中国就该束手认输，坐而待毙，一切抵抗都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那么，中国除了亡国，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
话说到这里，应该做一个结束。六亿多人口的汉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所有中国人民，不论属于何族，都必须十分珍视这个民族的遗产。因为劳动群众是人类社会一切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生产力，有了丰富的劳动力，一切事情就好办了。缺乏劳动力的兄弟民族也将得到汉族的无私帮助，共同发展生产力。汉族之所以成为如此巨大的共同体，原因是二千多年前，已经初步形成为民族 ，并且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民族的继续和巩固，民族的继续发展和巩固，又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因此，秦汉以后，中国基本上是统一的国家，割据分裂只是暂时的现象。割据分裂又多半是由落后民族与汉族杂居所引起的。一个地区存在着游牧与农业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游牧人轻视农业人口的文弱，又受汉族统治者的压迫，必然要乘机发生叛乱，历史上战争和大屠杀多数是民族斗争，由此引起割据分裂，造成一段黑暗时期。在这个黑暗时期里，残酷斗争是一方面，但还有民族融合的一面，斗争与融合同时并进，斗争完了的时候也就是融合完成了，汉族因增添了新鲜血液而进一步发展。从远古传说中的黄炎之战和黄帝与九黎蚩尤之战，一直到满洲入主中国，几乎无例外地说明民族斗争是民族融合的必经过程，归根还是民族融合（元朝统治时间不长，只有一部分蒙古人融合入汉族）。依据这样的看法，中国封建时代几次大的民族冲突，汉族都遭到严重的损失，如果单就损失来看，难免发生民族间的憎恨；如果作为民族融合的必经过程来看，冲突者双方归根都有利益。那么，损失是暂时的，利益却是永久的。对来侵略者不必过分憎恨，可憎恨的应是不能自强、丧失抵御外侮能力的汉族统治阶级。
（原载 1980 年《历史研究》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