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科学工作也必须大跃进，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历史科学工作者谁都想跃进，谁都想大大的跃进，干劲是足够的，问题在于如何跃进。
讲历史，厚今薄古，本来是很自然的道理。现代近代的事情，最容易理解，也最有现实意义。可是，现在史学界的情况恰恰是薄今厚古，越是今的越不讲，越是古的越讲，这实在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是一种衰暮的现象。
持厚古薄今论的人也有他们的想法，以为学术是独立的东西，牵涉到政治就失去独立性，就不成其为学术。讲古，不牵涉政治，所以是学术。讲今，总要牵涉到政治，所以不是学术。这种想法有道理么？我想举出极简单的事例和厚古薄今论者商量商量。
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
因为你们厚古，我不免从古说起。
我国封建时代有三部最大的历史著作：第一，《春秋》。是孔子的政治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孔子作《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写到哀公十四年。隔了一年，哀公十六年，孔子就死了。《春秋》记载 240 年的事情，按照公羊家的说法，《春秋》分三世：所见世相当于孔子和他父亲的年代，可以说是当时的现代史。所闻世相当于孔子祖父的年代，所传闻世相当于孔子曾祖高祖父的年代，可以说是当时的近代史。再往上就不写了。孔子是好古主义者，但在写《春秋》这一点上，倒像是个“厚今薄古”的史学家。《春秋》是脱离政治专谈学术的么？为什么“乱臣贼子惧”，还不是怕它在政治上的诛伐？第二，《史记》。司马迁作《史记》，从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能说他薄今么？《史记》的《今上本纪》固然是早已失传，但在《平准书》《封禅书》中对汉武帝提出批评，这是不是谈政治呢？第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书虽然比《春秋》《史记》差一点，没有写宋朝的历史，但也写到五代。看书名就知道他写书的目的是为朝廷讲封建政治学，书中的“臣光曰”，那一条不是谈政治的？这三部最著名的史书以外，不论正史或野史，总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正史叙述一个朝代或若干朝代的政治活动，在叙述中就含有写作者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赞、评、论、史臣曰等等的专为褒贬而作。野史的写作，多在两朝交替特别是在外族侵入统治中国的时候，当然有强烈的政治性。清朝因禁止野史，大兴文字狱。如果历史著作与政治无关，清朝统治者何苦杀许多人呢。由于文字狱十分残酷，清朝学者才被迫放弃写历史，把精力转到脱离政治的经学——考据学上去，这完全是在野蛮压力下发生的变态病态，与顾亭林倡导学以致用的经学——考据学不是一回事了。到了清季中国产生资产阶级，它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学术和政治又结合起来。举例来看，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变法维新为宗旨。这些讲经学、史学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著作。江浙学人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粹学报》，以排满复汉为宗旨。在学报里，讲史学主要是宣传排满，讲经学主要是提倡复汉，这些谈经学史学的学术刊物，同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刊物。由此可见，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人物并无学术应该和政治脱离的说法。
史书有多种体裁，自然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有些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有些表现得不那么明显或完全与政治无关，不论表现的形式如何，归根都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一种反映。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以至《国粹学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学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开始表现划时代的大发展，成为服务于人民革命的一个力量。反动统治阶级的学者们，为了对抗革命，提倡学术与政治脱离，企图使学术脱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没有灵魂的死东西。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是想把反动的政治和学术结合起来的。蒋廷黻等人曾写《中国近代史》，把政治与学术结合了，可是对他们说来，结果坏得很，卖国贼的口供，不打自招了。记得有一个人在他的一本书里替秦桧说好话，闹得报纸上“舆论哗然”，这不是想替蒋介石辩护反而明明白白告诉人们说蒋介石就是秦桧么。在这一点上，胡适比那些笨伯们狡猾得多。他是反动政客兼反动学者，学术和政治在他身上紧紧结合在一起，但在表现形式上却一般是采取政治和学术分开的手法，写出许多琐琐碎碎一字一句所谓点滴功夫的考据文。其中考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的考据文，就当作研究历史，认为考据等于历史，他们既然把历史说成“垃圾堆”，那么，捡些片言只字考一考，也就可以自称为做史学工作了。胡适这样做，教他的追随者也这样做。这样做的好处何在呢？掉进烦琐主义泥坑里的人，（一）不关心革命的政治，因而可能倾向于反动的政治；（二）不关心反动的政治，因而有利于蒋介石的横行无阻。无论是（一）或（二）都对蒋介石有好处，所以，脱离政治的学术正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政治性学术，多么巧妙啊！
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地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开战。还有一种人是不自觉的受影响者。他们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满意蒋介石的反动政治，觉得胡适那套说法可以安身立命，因此，学习做一些琐琐碎碎点点滴滴的考据文章。挑选题目，总要离开现实愈远愈好，寂寞的三代于是变成了热闹的市场。因为厚古薄今的习惯已经养成，要改到厚今薄古的方面来，不免感到困难。但是，他们是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已经取得或多或少的成绩。这种人为数较多，经过自我改造的努力，把旧影响抛掉，是我们史学界的重要力量。
自觉的胡适门徒和不自觉的受影响者两种人情况不同，但他们厚古薄今、逃避现实、脱离政治的学风是一样的。这确实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坏风气，不是无产阶级的风气，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风气。我们应该反对那种坏学风，从“象牙之塔”跳出来。
上面所说的话，总起来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大建设的今天，还保持学术脱离政治的想法是错误的。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不扫清从这个错误想法产生出来的厚古薄今的学风，历史学根本谈不到有什么跃进的可能。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必须认清这一点，担当起兴无灭资的责任。不管我们学到马克思主义有多少，现在少不要紧，只要学就会多起来，史学工作者在思想上明确地站在马克思主义阵线这一边，确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要这种气势壮，力量也就来了。那些自称为有学术的资产阶级学者，如果敢于在人民面前翘尾巴，拒绝改造，我们应该毫不留情的藐视他们。要知道，凡是装腔作势的人，一定是庸妄浅薄的人，他所自恃的一点所谓学术，既然装在小器里，其不多不大，可以想见。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较短的期间内，消除资产阶级学术在史学上的影响，是完全有把握的。
厚今薄古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认真地下功夫，用成绩来证明厚今的意义远胜于厚古。第二必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史研究上取得真正的成绩。否则，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也会窜进今史里面来，例如考证洪秀全有没有胡子，这就是烦琐主义窜进今史的表现。更危险的而且已经发生一些影响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用资产阶级研究学术所常用的诡辩方法，来歪曲今史，牵涉的问题相当大，危害马克思主义学术也相当严重，及早予以防阻是必要的。充实今史研究的力量，并且保持今史研究的健全发展，厚今薄古的学风自然会在坚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因为今厚了，古也就相对地变薄了。
厚今薄古，在扩大和加强今史的研究以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还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去占领古史的阵地。古史是资产阶级学者进行顽抗的据点，他们在古史上占了些点或片段，就在这些小角落里称王称霸，目空一切。其实，他们所占据的地盘，不过是若干个夜郎国而已。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该写出几部质量比较好的通史来，从现代开始通到古代，从经济基础通到全部上层建筑，这样整个历史阵地，基本上都占领下来了。同时逐个占领夜郎国，使那些国王们失去依据，不得不接受改造。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不然的话，资产阶级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现多大的骄气。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我们只要花点功夫，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可以压倒他们。我们在大力提倡厚今薄古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免得资产阶级学者拿厚古薄今来和我们对立。
开展百家争鸣，史学界领导干部要种试验田
厚今薄古、兴无灭资是思想战线、学术战线上的问题，这里丝毫不能用其他办法，惟一可用的办法是思想斗争，学术争论。马克思主义者为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必须全力开辟百家争鸣的园地。在这个园地里广泛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依靠边干边学的方法，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逐步可以得到提高，所讨论的学术问题也逐步可以得到深入。第二，我们担负领导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必须种“试验田”，在业务上做出些成绩来。种“试验田”的好处很多：（一）资产阶级学者狂妄自大的借口之一，是说你们只会说不会做。如果我们做出些自己本行的业务来，他们还能拿这个做借口么？是不是可以说，我领导工作太忙，没有功夫作业务，这当然也是一个理由。但是，我们科学院任何一个工作者，能够说比郭老还忙么？郭老有十足的理由免种“试验田”，可是他种的是阡陌相连的大田，出产品特别丰收。我们种“试验田”来个歉收，一亩收五升一斗可不可以呢？如果我们颗粒无收，怎么不让他们有所借口呢！（二）种“试验田”就会知道种田的甘苦所在，这样，就可以同一般工作者同甘共苦，对领导工作的改进有很大的好处。（三）可能有些学术工作者懒惰不想跃进，或者想跃进不得其法，领导者起示范作用，可以使懒者变勤，不得法者得法。（四）上级领导者种“试验田”，对下级领导者的错误可以纠正得更准确些，更具体些，更有说服力些。还有一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经过全民整风运动，6 万万人都跃进了。农民向四、五、八跃进，工人更是了不起，15 年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要超过和赶上英国，每天看报，使人每天兴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部门有不跃进的人，甚至有些还是领导工作者，那就很不好了。
（原载 1958 年 4 月 28 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