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以无限喜悦的心情来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 40 周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整个人类社会开辟了新道路。苏联人民走着这条道路，建成了辉煌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正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中国人民也走着这条道路，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都走着这条道路，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是确然无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广大人民也一定先后走这条道路。社会主义的阳光终究要照遍全世界，人类将永远纪念旭日初升的那一刻——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纪念十月革命的 40 周年，是有特别重大意义的。这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得像金刚那样坚固了；这是因为苏联的政治威望和科学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了；这是因为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在飞跃前进了；这是因为世界上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希望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政策的援手而心向往之了。一句话，社会主义制度无比的优越性，已经被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全世界人民为 40 年来已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为取得未来的更大成就而信心百倍，所以，纪念十月革命的 40周年，是有特别重大意义的。
中国在解放以前，是拥有将近 6 亿人口的大国，同时又是被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反动势力积极进行侵略的落后国。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锁，获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从落后国变成先进国，就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在热烈地纪念十月革命 40 周年的今天，回忆一下十月革命前后中国所处十分危急的境地，我们将从切身体验中特别感到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
辛亥革命失败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买办封建势力夺得了政权，向革命势力猛烈进攻，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被废除了。1915 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次年，袁世凯在全国军民反对下毙命。他的继承人军阀首领段祺瑞又夺得了政权。在袁世凯、段祺瑞的统治期间，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步紧似一步，像蜘蛛网那样把中国缠得无法脱身。五国银行团借款给袁世凯，借以侵凌中国主权，并以承认民国政府为要挟，侵入中国广大的边疆地区。1914 年，日本取得德国所强占的胶州湾，据为己有。1915 年，日本又提出所谓“二十一条”，按照二十一条的规定，中国将实际上沦为日本的附属国。1916 年，日本又利用欧战的时机和沙俄政府订立密约，商定日俄两国协同用武力排斥第三国对中国问题的干预。1917 年，日本借款给段祺瑞，使他发动内战。整个中国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搅得漆黑一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眼看就要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中国人民谁也不能不惊心动魄，感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都在寻找救中国的道路，但是，他们都找不到一条真正的道路。
这时候，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中国的前途表示了悲观和失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在广州提出拥护民元临时约法的口号、反对北京军阀政府。这个斗争是正义的，但它并不能给人民指出中国的前途。农民阶级遭受着苛捐杂税、失业破产和军阀混战的重重灾难，纷纷起来反抗。仅据天津《大公报》和上海《民国日报》所刊载的农民暴动，1916年有 18 次，1917 年就有 36 次。这些自发的农民斗争，当然不可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危险局面。工人阶级从 1911 年以来，正在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他们身受三重压迫，革命的精神，表现在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规模大小不等的罢工事件年年都有发生。不过这些罢工还大都是经济斗争的性质。而且由于孤立无援，都先后被镇压下去。到了 1916 年 11 月，天津法租界工人为反对法帝国主义扩张租界，举行了规模巨大的政治性罢工，这才把斗争大大推进了一步。这次罢工，自法国工厂的工人、法租界行政机关的员工、法国商店的雇员以至法租界的华籍巡捕、男女仆人等，全部参加了。法租界电灯房愿出每月二百元的高薪招请司机，但始终没有一个工人前去应招。罢工工人得到天津社会各界的支持，也得到全国各界的同情和声援，斗争坚持了五六个月之久，法帝国主义者终于被迫放弃扩大租界的侵略野心，向中国多少让些步。经过这个反帝斗争，中国工人阶级显示出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厚利所诱、同心协力、热爱祖国的高贵品质；也向全国人民表明：工人阶级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是全国各阶级中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具备着担当起救国大任的重要条件。但是，这时候的中国工人阶级还缺少一个决定性的条件，那就是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还没有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处于自在状态中的工人阶级，革命精神固然是充沛的，要行施救中国的领导权却还是不可能的。
当时中国各阶级的基本情况就是如此。那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这不能不是全国人民苦心焦虑、无法解答的疑难问题。
正在这个危急存亡的严重关头，忽然，远处出现了指引光明之路的灯塔。这个灯塔就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用尽各种卑劣的手段封锁消息、歪曲报导，以图蒙蔽中国人民的耳目，十月革命胜利的喜讯还是很快地在中国人民当中传播开来。处在深沉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为兄弟般的俄国人民的获得解放而感到极大的鼓舞，满怀热情地欢呼这个伟大的胜利。1918 年，孙中山突破重重障碍打电报给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胜利。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肯定十月革命一定成功，并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理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心理变动之显兆。”十月革命胜利的炮声，震动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工人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这时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俄国工人的斗争。十月革命消息传来后，上海海员工人聚在暗舱里兴奋地谈起来，工人们说：“他们干的真好，我们也得这样来一下！”这句话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共同意志。中国工人不仅为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欢呼，而且得到了最大的鼓舞力量，想着学习俄国工人的榜样，也这样来一下了。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正好用来形容当时中国人民的心情。“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个恼人的问题现在有办法解决了。中国人民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事实中找到了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走俄国人的路”。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全世界人民、也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新希望。中国的内部本已存在着爆发社会革命的条件。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伟大列宁的号召下，中国人民以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体，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这种新姿态，正是由于有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使这个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五四”发展到“六三”，形成为有广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在“五四”和“六三”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作为追随者而是作为指导者登上了政治舞台。有了俄国的榜样，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和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成熟了。1921 年，中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本来是一片黑暗的中国，从此出现了普照大地的万丈光芒；本来是灾难深重找不到出路的中国人民，从此有了革命的旗手。从此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着十月革命的方向，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大道。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饮水思源，中国人民将怎样感谢伟大的苏联人民！将怎样感谢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在工人阶级里扎下了深根，但是，它是首先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而得到传播的。这里，我想简单地谈谈当时知识界的情况。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民并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中间只有两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仅仅四年，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传到中国就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且迅速地传播开来，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除了前面说过的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外，还有知识分子本身的一些思想条件。
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时起，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反映在观念形态上，出现了替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文化思想，替半封建服务的半封建文化思想，它们结成买办封建文化思想的反动同盟，反对新文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找真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到中国来，并且与中国儒家的一个学说——大同学说相结合。洪秀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著作《大同书》，孙中山揭橥“天下为公”，都代表先进的中国人的文化思想。这在五四运动以前是中国的新文化思想，是和买办封建的反动文化思想对立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大同的理想却是十分可贵。辛亥革命失败后，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思想很苦闷，总想找出一条出路来。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实际上都是行不通的，经过千辛万苦寻找来的真理，一齐破了产，剩下的只有一条大同的空想。恰恰在这个时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送到了中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有传统的大同理想，有救国的高度热情，有吸取世界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政治观点的愿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好符合了他们的这些要求，因而如饥如渴地予以接受。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吧，中国从此有了为数不多的然而极可宝贵的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他们与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相结合，这就产生了极其强大的物质力量。他们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也就逐渐放弃资产阶级的立场转变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当时的许多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他们大量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表明，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只有初步的认识。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起的这种先锋的与桥梁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十月革命以至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那就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原来对买办封建的文化思想说来是新的那个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现在成为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思想了。随着以共产主义思想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扩大和深入，一部分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能够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盟员，另一部分则陆续跑到买办封建方面，参加它们的同盟，变成非常亲热的三兄弟，合力来反抗新文化运动。到后来，三兄弟融化成一体，融化成一个难解难分的反动文化阵营。
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是从斗争中壮大起来的。当时它虽然还在幼年阶段，但已经表现出冲锋陷阵，追击劲敌的勇敢精神，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无敌于天下，在初步运用中得到证明了。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种反动思想展开了斗争，取得了战果。
反动的胡适从美国搬运来实验主义，大肆宣传，公然反抗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 年，胡适发表《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所谓“少谈些主义”，意思就是不要谈马克思列宁主义。胡适自己就曾经说过，他这篇文章是专为反对青年学习社会主义而写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迎头痛击。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依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变动是必然的，是不可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斗争说，可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李大钊这篇文章指出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不仅有力地驳斥了胡适及其追随者的谬论，同时也教育了当时的广大进步青年。
中国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本来就缺乏战斗力，他们害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迅速流传，竟向帝国主义讨救兵，请来了两个反动学说的大师。
胡适的美国老师杜威，在五四运动前夕，被邀请来到了中国。师徒二人，一唱一和，到处散布实验主义的毒素。胡适一派人对杜威大加吹捧，杜威所擅长的诡辩术也确实在一些知识分子中起了迷惑作用。这时，革命知识分子还没有能力对杜威的反动哲学进行充分的批判，但是他们已经看出并指出了它的无用和无聊。1920 年 10 月，报刊上开始出现“我们对于杜威博士失望了”的言论。资产阶级右翼的先生们大伤脑筋，埋怨“吾国人士对于学者的尊敬殊失其道”。这个被捧为“世界第一流学者”的杜威终于弄得“名誉堕落”，于 1921 年无精打彩地跑走了。
英国的罗素这时也被邀请来中国“讲学”。罗素最近赞助和平运动，这是很好的，但当时他宣讲的内容是反对苏维埃俄国、反对共产主义，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罗素的言论很快地为革命知识分子所唾弃，但是，跟着他走的一伙反动文人却乘机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他们硬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只能用发展实业、振兴教育的办法发展资本主义，进而达到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伙反动文人的谬论，是经不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击的，经过辩论后，他们被驳斥得张口结舌，不知所对。
此外，还有一些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其中在青年中曾经有过一定影响的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为敌。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在一篇文章里说：“我起初本一心一意地想和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几次努力皆归无效。我细细研究这里面的根本原因，知道在于立场问题这一点。我是狂信唯物史观的人。他们大概都不信（或者不懂）唯物史观，所以对于一件事情的观察、见解都因之而不同。”这里说得很清楚，无政府主义者是站在反动立场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因之绝对没有携手的可能。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企图混珠的鱼目，陆续写了许多文章与无政府主义作战，无政府主义和其他的一些反动思想，终于烟消云散，在思想战线上再也找不到它们的立足点。
从上面极简单的叙述里，可以看到，中国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一段时间里，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只是初步的传入，虽然还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但是，在文化思想战线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表现了何等巨大的威力！不论外国大师也好，中国大师也好，尽管举起反动的螳臂，休想挡住革命的大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识分子如果回顾一下当时思想斗争的情况，那么，良师就在眼前。
十月革命经过了 40 周年的今天，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个革命。属于资产阶级右派的一些知识分子，还妄举螳臂来挡革命大车，这无非是“其为虫也，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想做车轮下的一点泥浆罢了。右派分子应该幡然悔改，重新作人，认真想一想，历史的车轮是无情的。
列宁说过：“把注意力集中到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这是庆祝伟大革命纪念日的最好办法”。中国人民目前的革命任务是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知识分子必须为彻底完成这个任务而百倍努力，首先要加强思想改造，切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强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军。毫无疑问，这个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让我们把完成任务的决心作为庆祝伟大革命纪念日的献礼吧！
最后，请允许我引毛泽东同志的话来结束这个发言：“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个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原载 1957 年 11 月 3 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