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学写过两次信，要我来谈谈。我自知太空虚，没有学问，讲不出什么东西。我的普通话又讲得太差，很不容易让人听懂。即使听懂了，其中也没有什么东西，因此，我只给第一次来信写了回信。今天向同学们表示抱歉！
翦老督促得非常紧，一定要我来试试，并且给我出了题目，要我谈谈若干个问题。我只好遵命。请原谅我耽误大家的时间。
今天想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学习理论的问题
现在历史学界同仁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很重视，大家都愿意学习好理论，在史学研究上作出新的贡献。学习理论的重要性不需要再讲，问题是如何来学习理论。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
如果不注意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翻开马克思主义的书就读，这是很危险的，很可能读出个教条主义来。所以我们要懂得学习理论的诀窍，掌握进入理论宝库的钥匙，才能学得好。诀窍和钥匙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下面几篇文章里：①《实践论》；②《矛盾论》；③《〈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④《改造我们的学习》；⑤《整顿党的作风》；⑥《反对党八股》；⑦《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几篇文章就是学习理论的诀窍和钥匙。
我们知识分子，读书往往求快，恨不得一目十行地把要读的书一下子都读完。其实，读书还是慢些好，特别是这几篇文章读得愈慢愈好。如果认为这几篇文章不多，容易读，或者认为过去已经读过，现在读起来花一两天就行。这种想法是给教条主义开方便之门，教条主义正是从读书不求甚解这个门里钻进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学习科学一定先得学习科学的方法。只有掌握了这种方法（当然，掌握的程度，各人深浅不同），才能得到读经典著作的益处，才能逐步地深入了解。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虚骄习气，老老实实坐下来，把几篇文章摆在我们面前，仔仔细细逐句逐段地读下去。这还不够，还要一遍又一遍地经常去读，反反复复地前后贯串起来读。孔子学《易》，简册的皮带断了三次。《易经》只有二三万字，他读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但皮带都断了三次，可见他是反复地在左看右看，前看后看，一遍两遍无数遍看。他用过这样的苦功，然后作出十翼来，成为《易经》的一部分（十翼作者这里姑袭旧说）。孔“圣人”还用这种读书法，为什么我们能够读得很快，比孔“圣人”更聪明呢！
学习这几篇文章，固然要逐句逐段反反复复地去读，同时还必须把学到的东西，作为绳尺来检查自己原有的读书方法，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认真地推敲自己为什么不对头，为什么有错误的原因。这种原因的发现是很困难的。找出了这个原因，就要痛下决心，下苦功夫来改正，马马虎虎是不行的。这样地学而思，思而学，反复深入，体会文章的精神和实质，直到领会它的精神和实质，这才叫做有心得。一读就有心得，是不可能的。由体会到领会，还要费一番苦功夫。
学好这几篇文章，可以保证学好理论，可以保证不会掉到教条主义的泥坑中去。假使已经掉进教条主义泥坑中去了，如果对这几篇文章下功夫，就可以得到拯救，从泥坑中爬出来。就会找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正门。
其次，我想讲讲矛盾的问题。
研究历史就是研究矛盾。我们作史学工作不光是要记得许多事情，记事情当然是必要的，但只是记得许多事情还不够，历史科学是研究历史上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事物能存在和发展，就是因为它有矛盾，有矛盾才能存在和发展。研究历史上的各种事件，就是要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矛盾，从这些矛盾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来。
凡是矛盾，一定包含着普遍性，同时也一定包含着特殊性。普遍性就寄寓在特殊性里面。任何一个矛盾，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产生的，这就赋予矛盾以特殊性。时间、地点、条件变化了，矛盾也就变化了，这就又赋予它以特殊性。脱离时间、地点、条件的矛盾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之，任何一个矛盾，都是含有特殊性的。
矛盾既然含有特殊性，就一定有特殊形式表现出来，而普遍性就跟着特殊性表现出来。矛盾的普遍性寄寓在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单有普遍性或单有特殊性的矛盾，在物质世界里是没有的。
历史事件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这种表现有时隐蔽，有时显著，有时存在着，有时消失了。历史资料就是一大堆的矛盾记录。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从大量矛盾的普遍性方面总结出一般的规律。一般的规律就是普遍规律、普遍真理。这种普遍规律看来是抽象的、广泛的、简括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这种一般的规律。从大量矛盾的特殊性方面总结出局部的规律，局部的规律就是特殊规律。它们产生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因之，这一国不同于别一国，这一民族不同于别一民族，这一社会不同于别一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不同于别一历史阶段。《矛盾论》里，深入地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系，而且特别着重于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底活的灵魂。
普遍规律是一般性的，特殊规律是局部性的，但不可以用绝对的态度看待它们。普遍可以转化成特殊，特殊也可以转化成普遍。例如阶级斗争是普遍规律，在阶级社会里，各民族都没有例外；可是，从整个社会发展过程来看，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部，就没有阶级斗争，阶级社会的普遍规律，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说来，却成为特殊规律了。又如我国对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在我国条件下产生的特殊规律，可是，如果别的国家具备着相似的条件，也能采用时，这就变成普遍规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这句话，实在是辩证法的精髓。
不掌握普遍规律，就不可能系统地来解决问题。同时，不掌握特殊规律，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只有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灵活地结合起来，才能具体的解决具体问题。中国 30 多年来的革命，总结起来只有一条最大的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很多，这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都是运用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密切结合起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习经典著作，就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所以读书要慢，一边读一边想，仔仔细细区别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学它们怎样结合的方法。
例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的指南。列宁说过，这本书，“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原封不动地搬来讲中国古代史呢？不行。恩格斯在书中固然把普遍规律指出了，但这些普遍规律是同印地安人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着的，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和中国相比，就有很多很大的不同。列宁接着说，“我所以提及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 列宁明明告诉我们从这部著作中学习观察问题的方法，并没有说可以搬来搬去套别国的历史。
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要从它那里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教条主义却完全相反，它满足于书本上的一些普遍规律，不知道此外还有特殊规律；它把书本上的特殊规律也当作普遍规律，不知道特殊规律只是局部性质的东西。归根说来，只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矛盾的特殊性，这就是教条主义的特征，而教条主义是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的。
斯大林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军舰起义，派代表去请教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赶紧翻开经典著作，寻找办法，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一条，结果只好敬告不敏，说经典著作中没有说过军舰起义。 这个故事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是个初小的学生，讲不出多少道理来，而且免不了要讲错。但我有决心好好学习。我愿意反对沾染在自己身上的教条主义，也愿意反对沾染在别人身上的教条主义。因此，希望大家抱定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互相帮助，共同努力，来反对教条主义。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
第二个问题，关于掌握资料的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作史学工作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没有大量资料，理论怎样来联系实际呢？
现在对历史资料确有望洋兴叹之感，资料太多太散太乱，搜集、整理和考证资料，实在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资料工作，才能动员大批人力投入这个工作里去。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比做研究工作低一头。这样想法是不对的。资料工作与研究工作并没有高低，也没有人说过不让资料工作者写研究论文。翦老就做了不少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他发起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他还编辑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史料，他又和几位先生编辑《世界大事年表》。有谁能说翦老因为做了资料工作，应该比别人低一头呢。希望今后有很多资料书、工具书陆续出版，这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工作！
如何使用资料，是个很大的问题。使用资料要忠实、准确，这是起码的原则。对写文章的人说来，就要：
（一）常用资料的文字解释，如未作过切实的校勘、考据工夫，切勿随便改动原来的文字和词句。
（二）常用资料固然不少，到底还不算太多，如果要用这些资料来写文章，总得大体上先读一读，知道那些事情是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那些事情是少量的、个别的、次要的。搜集资料，应从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下功夫，不要作寻章摘句、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谁都知道，用举例游戏的手法，明清可以用很多材料“证明”是个奴隶社会，也可以“证明”是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列宁告诉我们说：“没有再比那种抽取个别事实，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更为流行更为不中用的了。”
这是写文章的人应该注意的两点。对读者来说，也要把文章中所用材料校对一下，看使用得是否忠实、准确。这样，作者读者互相帮助，彼此都有很大的好处。好处在于：事实是理论的立脚点，事实错了，就可使作者重新考虑他的理论，也不至于使读者误信他的理论。
史学界曾经刮过一阵风，就是谈所谓市民运动和人工吹胖的资本主义萌芽。听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一位同志，把这些文章引用的材料对照原书后，发现 40%以上的材料有问题。这种轻率使用材料的学风是不良的学风，要坚决反对。
教条主义者写文章为什么也能骗一些人呢？就是因为他们也以“理论联系实际”的面貌出现的。我们怎样对待这些文章呢？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检查文章中所用史料是否可靠。
前些时，看到北大历史系讨论尚钺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座谈会的纪录。讨论的重点是在校对书中引用的材料。这是一件辛苦的工作，但对作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好处。我向北大历史系和史学界同仁们提出一个请求：我正在写书，我希望我的书出版后，给我也开些座谈会，铁面无私地指出我的错误，帮助我改正。
顺便谈谈我对尚钺教授《中国历史纲要》一书的看法。
我看这本书是用西欧历史作蓝本的。他们那里是奴隶社会了，中国也就开始是奴隶社会；他们那里是封建社会开始了，中国也跟着开始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发达起来了，中国封建社会也跟着发达起来。整本书里大致都是这一类的比附。记得座谈会的记录中有一条，说《中国历史纲要》把唐朝的庄园比拟西欧的庄园，描写得差不多一模一样。西欧有资本主义了，中国也来个市民运动和过分夸大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说，中国封建制度“崩解”“瓦解”了。他们怎么样，中国也就跟着怎么样，时间先后凑得颇为整齐划一，这真是一件怪事！（《纲要》有它的主张，但又往往隐蔽这些主张，其“微言大义”必须看王介平等六人《评〈中国历史纲要〉》一文才能知道。王文在《新建设》1954 年 12 号上说：明清是“封建制崩解的时期”，王文在《教学与研究》1954 年 11 号上说：明清是“封建制瓦解的时期”。王文既断定明清时期封建制“崩解”、“瓦解”了，文中却说得似乎没有“崩解”“瓦解”，究竟“崩解”“瓦解”了没有呢？这其中是否又含有什么“微言大义”。）
是否写这本书时，有意无意地依西欧历史的样来画中国历史的葫芦？或者说，是否在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如果承认各国历史发展各有其特殊性，那么，有什么切实的理由能够说明它们应该这样巧合？我不能不表示怀疑，我不能表示赞同。
如果《纲要》这部书继续写下去，写到鸦片战争以后的话，不知道该怎样画才好。俗话说，“三尺郎君七尺妻，凑得头齐脚不齐。”《纲要》把中国和西欧历史的头算是凑齐了，脚怎么办呢？历史是前后贯串联系着的，可以置脚于不顾么！？
中国和西欧到底是两个地方，各有自己很大的特殊性。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一概报废，只剩下抽象的普遍性，这样，中国历史固然遗留着大量的材料，拿中国历史去凑西欧历史，事情却容易办了。说起办法来，我看，不外乎下列四种：（一）摘引一些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作为“理论”的根据；（二）录取一些合用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根据，不合用的材料罢免不用；（三）给材料以片面的凭空的解释；（四）改造材料。三、四两种，在座谈会记录里，提出了不少的例子。记得其中有一条是西汉武帝时，中等以上的商人破了产，《纲要》改为中等以下的商人破了产，来适合自己的观点。当然这还不能肯定说《纲要》是有意“上下其手”，可是一字之差，关系也确实不小。我想尚钺教授一定会作出必要的修改。
还有一点我想提一提。史学工作者不要自己跑到“禁闭室”里去坐“禁闭”。研究古代史的人，说我只读有关古代史的东西就可以，不必读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的人，也说我只读有关近代史的东西就可以，不必读古代史。这样想，就是自己坐“禁闭”。我们研究某一部分历史，着重地读有关这一部分的理论书和资料书，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读前前后后的历史，这就不对了。学古代史的读了近代史，学近代史的读了古代史，如果不读今天的历史，那还是坐在“禁闭室”里。今天的历史，主要就是《人民日报》。在《人民日报》上，党中央的文件和重要的社论，自然是解决中国当前具体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其他文章，也有很多是含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们要从经典著作里学习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要从今天的历史里学习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从学习今天的历史入手，我们才能免“禁闭”之苦，享自由之乐。
历史是一条线，谁也不能割断这条线。好古轻今，脱离现实，关在“禁闭室”里写文章，怕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吧！
第三个问题，关于文字表达的问题
这是写文章的问题。我们史学工作者，用口讲是必要的，但写的用途更广，这就要用文字来表达。我们中国史学家有优良的传统，这就是“文史兼通”。过去文史是不分家的，文学家往往是史学家，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等，都是这样，这个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和发扬。
近代文史分家是应该的，因为文史各有广泛的领域，二者不可得兼，只好舍一而取一，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就是写出文章来，应该切实些、清楚些、简要些、生动些，一方面能够适当地表达自己所要说的话，另方面使人看了不讨厌。
现在有一些史学方面的文章，往往不能引人入胜，反而能让人败兴，不愿卒读。我这里说的是那种空洞的长文章（空洞的短文章也一样）。元人杂剧里常常用写万言书来形容士人的大才，现在我们翻翻史学刊物，似乎大才并不少，摇起笔来，就摇出一篇万言书，甚至万言还不过瘾，要摇出加倍三倍四倍的万言书才觉得痛快。事实上，这种文章，无非是马曰列云，东抄抄，西扯扯，终日言，如不言，自以为证明了自己抽象观点的正确而已。我愿意和史学界同仁们互勉，大家自己不做这种文章，并且反对别人做这种文章。
写文章就得学文章，学文章就得读文章。清朝的戴震是个大考据家。考据家写文章难免写得罗罗嗦嗦干燥乏味，桐城派的方东澍，嘲笑考据家的文章是豆腐白菜账，不是没有理由。戴震这位大考据家，却与众不同。在他的年谱里，说他选出《史记·项羽本纪》等十篇，圈圈点点，读得十分认真。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北大历史系同学可不可以挑选古今名篇读读。我们比不上戴震，就得多选二三十篇来读，从名篇里面学习作文法，揣摩揣摩，练习练习，实行学而时习之的办法，来加强我们的表达的能力。这样做可能觉得麻烦，但以后却可以一辈子受用。韩愈所说的文以载道，是经验之谈。一辆破烂车子载着大道理，人家会拒绝它走进自己的眼睛里。自己写的文章别人是否愿意看，完全在于自己。写了一辈子文章，看的人只有几个，那又何苦呢？如果一个人写的文章大家都喜欢看，岂不很好。我这个建议，不知道同学们能否同意。
第四个问题，关于言行一致的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做史学工作，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是说，只要史学工作上有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史学工作以外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必须把理论和自己整个的实践联系起来。我们整个的人叫做实际，我们做的史学工作是我们整个实际中的一部分。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如果不是这样，光在史学工作上讲马克思主义，那么他只是在史学工作上唱马克思主义的调子。说得不好听一点，他是在史学工作上做马克思主义的八股。八股的特点是代圣贤立言。过去的八股先生口中讲孔子曰、孟子曰，而自己的思想行动却另有一套。我们在史学工作上是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不是，这不是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立言么？这不是教条主义么？当然，全面联系，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锻炼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面联系起来，但我们要有这种志愿和决心，才会逐步达到全面联系的境界。
我自己算是个知识分子，我也犯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这里我想就我自己的体验说几句。要全面联系，必须从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八个字入手。我们如果能在这八个字上用工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门才会向我们开放，让我们走进去。
谦虚；为什么要谦虚？因为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实在是有限得很，要增加我们的知识和能力，那就要依靠群众，向他们学习。尽管别人的所见是片面的，集合许多片面，也就差不多成了全面。兼听才能聪，兼视才能明，这个道理，谁都懂得，但能够实行的却只有谦虚的人。古人说，大智若愚，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一个人肯承认自己是愚，虚心向别人学习，这样的愚不是真愚而是若愚，是大智。和这相反，如果自以为智，不再考虑别人的意见，这样的智，正是真愚，是大愚。智和愚的区别点，在于谦虚不谦虚，谦虚是智，不谦虚是愚。
谨慎：为什么要谨慎？要做事情，一定要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才能有所成功。但这是很不容易的。主观和客观不能一下子就符合，往往有些地方符合了，有些地方却是疏忽了。如果疏忽处是重要的，那就会产生一着错满盘输的局面。因之，做事情一定要小心谨慎，慢慢地稳步前进，随时发现错误，随时改正错误，使主观和客观完全符合起来。我们谁都犯过许多错误，而且继续在犯错误，如果仔细检查犯错误的原因，90%以上，就是因为自己粗心大意。
谦虚谨慎所以能做成事情，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谦虚谨慎是为了加强主观能动性，是为了加强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为了加强批判的精神，归根是为了克服客观、改造客观。决不可误解为削弱主观，俯首帖耳，给客观作俘虏。
我们知识界有这样的一种情形，你说他是教条主义么，实在有点冤枉，你说他不是教条主义么，他也确实像个教条主义。比如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教条主义者一般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而这一种“教条主义”（如果也叫做教条主义的话）者心情恰恰相反，他们是谦虚谨慎过了度，过度到否认自己的存在，只有别人（所谓“权威”的人）没有“我”了。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的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尽管批判错了，毫无关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我们向外国学习也是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好经验固然要学，资本主义国家有好经验我们也要学。我们要谦虚，但决不是依草附木；我们要谨慎，但决不是吓得动也不敢动。我们要的是有批判精神的、能独立思考的谦虚和谨慎。
谦虚的反面是骄傲，谨慎的反面是急躁，既然要谦虚，就必得戒骄，既然要谨慎，就必得戒躁。
戒骄：为什么人要骄傲呢？这是由于无知。我们如果到知识海边上去瞧瞧，那就可以知道知识海是多么大，大到无边无涯。骄傲的人苦于没有瞧一瞧，只看到自己这一点点，就以为大得很。庄子井中之蛙那个寓言，做戒骄药是很对症的。
做研究工作，做了一辈子，也只能在知识海中取到一小杯水，这和大海是不能作比较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呢！但是，这一小杯水，必须经过辛勤的工作才能取得，永远不会有不劳而获的知识。从这个意义来说，任何一点知识，都是值得尊重的。自己不要骄傲自满，别人不要文人相轻，这就对头了。
戒躁：躁的来源是冒进、是急于求成，不肯下苦工夫，不肯下慢工夫，想一鸣惊人，名利双收。做学问不是简单的事情，要下苦功，慢慢地来。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死后可以入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意思就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一个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决心，下这样的工夫，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有人来承认你，请你去吃冷猪肉，何必汲汲于当前的名利呢！我这样说，可能不合时宜。但是，我愿意提出我的建议。
骄躁是文人通病，是可以改正的。我们不要笑“浅人”，“浅人”还有他的好处，他把骄躁都表现出来了，病症就比较容易医。不好医的是那么一种人，表面上谦虚、谨慎，骨子里又骄又躁，这就很不好办。用谦虚的外表掩蔽他的骄；用谨慎的外表掩蔽他的躁。说他骄躁吧，他有“谦虚谨慎”的态度作盾牌。别人没法帮助的时候，就只好等待他自己去医。这种人就称为“深人”吧！“浅人”好治，“深人”不好治。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是理论与实际全面联系的关键。归根是要谦虚。毛主席告诉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从无数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格言，是普遍的规律。
只有虚心才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才能治好百病，求得进步。只有善于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才能真正展开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要繁荣中国学术，必须贯彻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正确，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我们史学界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部分，也是学术战场的一部分。上战场作战，一定要兵法正确，弹药粮食充足，兵精将健有训练，这才能打个好仗；老弱残兵拿些破枪缺口刀，是上不得战场的。我在上面提出四条来，供同仁们同学们作参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这样在操场上操练起来，在战场上作起战来，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着我们，我们应该奋勇前进，实现这个方针。
（原载 1957 年《北京大学学报》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