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前的中国
远在秦汉时代，汉族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到了明清两朝，高度发展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加强了政治上的统一。在这个历史久远的政治统一的封建社会里，存在着好的因素，也存在着坏的因素。这两种因素在近百年史上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好因素主要是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的爱国主义和反抗精神，由此发展起来，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坏因素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和反动性，由此发展起来，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支柱（又一个是买办阶级），几乎把中国推进完全殖民地的深渊里。下面分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国人民的优秀传统等方面，简单地讲一讲一般的情况。
经济方面
马克思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固的帝国。最古老是不用解释的，最坚固的意思首先是指经济状况说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或者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就是这里所说最坚固的主要意思。因为广大劳苦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没有什么购买力，市场上商品交换有限，交换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社会处在这样的停滞状态中，反映在政治上是封建主义的统治和闭关自守的政策。这种统治和政策，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里行施着，外国资本主义普通的商品很不容易找到空隙进入中国，所以比起其他东方国家来，成为最坚固的帝国。
在上述基本情况以外，还必须指出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性。明清两朝，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在某些地区，如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江苏、浙江等省，矿业纺织业等部门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特别是广东，有全国惟一对外贸易口岸的广州，又有被西方人当作立脚地的澳门，与西方资本主义接触较多，所受影响也较大，在经济上是当时最先进的地方。毛主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这一指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大意义，必须注意。
政治方面
明末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被汉族地主官僚勾结满洲统治者合力打败了。1644 年，满洲贵族在中国建立起清朝。从那时候起，汉族人民和某些中小地主以及少数民族一直反抗清朝的统治；满洲贵族结合汉族地主官僚也一直残酷地压迫着广大人民，这样，就构成在阶级斗争上带着民族斗争的一个根本矛盾。
满族开始时不过是几十万人的小民族，满洲统治者不仅对汉族人民非常疑忌，就是对那些充当臣仆的汉族地主官僚，也有所疑忌，不敢给予军政大权，怕他们压倒满人。因为满汉权利不平等，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并且发展着满汉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虽然是次要的，但在一定情况下，也会表现出它的尖锐性。
汉族人民发动反清斗争的团体，北方主要是白莲教，南方主要是天地会。它们都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在广大民众中有深厚的基础。清朝经过康、雍、乾三朝，兴盛时期消逝了，嘉庆朝开始走下坡路。1796 年至 1804 年（嘉庆元年至九年）白莲教起义，给清朝的打击是严重的。1813 年（十八年）天理教起义，太监准备在宫内响应，虽然很快被消灭，但对清朝统治者不能不是一个可怕的威胁。其他起义事件，各地经常发生。加以政治愈益腐败，剥削愈益残酷，鸦片输入逐年增加，人民生活逐年恶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根本矛盾的激化和清朝统治的动摇不稳，形势已经很显著了。当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各自准备着决定命运的斗争，清朝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付农民起义的防备上，同时也增加了对汉臣的疑忌心。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对清朝说来，确是一件突如其来的意外事。
学术思想方面
与八股文相结合的程朱派理学，在清朝大力提倡下，成为统治阶级的代表思想。这是最反动最顽固最愚昧的思想，而清朝的政治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明末清初顾亭林一派的学者，提倡考据学，目的在于经世致用。由于文字狱的压力，考据学变成专讲训诂名物的古文经学派。乾嘉时候达到极盛的境界。这个学派反对程朱派理学是有意义的，但埋头在书籍堆里，以高谈周孔、服膺许郑、知古不知今为学术，实际是提倡愚昧，逃避现世。这个学派几乎统治了当时知识界的很大部分。
正在古文经学派极盛的时候，今文经学派从古文经学派分化出来。今文经学派注意世事，不拘泥于考据，如龚自珍魏源等人，都是当时带有维新倾向的先进思想家。林则徐在北京成立宣南诗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人交游，后来林则徐成为禁烟派的首领和维新倾向的代表。今文经学派人数虽少，但在思想上的影响是值得重视的。
程朱派在政治上是顽固派，古文经学派毫无政治思想，是顽固派的附属品。只有今文经学派代表维新倾向，在当时是进步的学派。
当作正宗的文学是桐城派古文。它是以程朱派理学为内容，以所谓神味格律为外形缺乏生气的一种反动性文学。它只是在文句上不像八股文那样拘束，而思想与格律，与八股文基本上是相通的。龚魏文章打破桐城派的空调子，在当时是进步性的文学。
以上是鸦片战争前，经济、政治、文化的一般情形。
鸦片战争本身，规模并不大。但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英国，被侵略的是在腐朽反动的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这就使得战争的性质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战争，而在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必然要发生巨大的变化。
对抗这种性质的侵略战争，当然不能指望封建地主阶级，可以指望的只能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文化遗产，所以一开始便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反抗精神。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侵略》里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须知战争多半也是一种实际事务——华人远胜于一切东方民族”。恩格斯在《波斯与中国》里指出中国人民的“民族狂热情绪”，并断言各种反抗行为“终究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当然，这种“人民战争”不能不遭受许多次的失败，但是它是继续在发展进步的。侵略者始终不能压迫中国人民因失败而失去自信心，相反，中国人民在失败中更加强了寻找救国真理的热情。到后来，终于找到了并实践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惟一的真理。
在讲中国近代史以前，先讲一些上述的情况是有用的。因为近代史就是上述各种情况里加进一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以后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个社会里，突然侵入了一个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个“破坏”、“促进”的作用和影响使中国近代史上发生各式各样的现象。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史范围了。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存在一个根本矛盾，上面已经说过。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有两个根本矛盾，一个是原有的，一个新添的。这个新添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后来变成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压迫的矛盾。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结合成一个反动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两个根本矛盾也就合并成一个根本矛盾。以帝国主义为主，以封建势力为辅的反动势力成为这个矛盾的一面，因之中国人民的革命矛头，直接对着封建势力时，实际也对着帝国主义；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们利害相关，互相勾结，这就使得中国人民革命不得不同时负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这个任务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担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所有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原因就在这里。
在根本矛盾之外，反动势力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矛盾，在国外，有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这对中国的侵略是有影响的。在国内，有（1）中国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2）汉族封建势力的各个集团与清朝廷间的矛盾；（3）封建势力的各个集团依其外国背景与其他外国间的矛盾；（4）封建势力的各个集团相互间的矛盾；（5）资产阶级立宪派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这些矛盾包含在根本矛盾的反动面，当压迫人民时，它们是一致的。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依据“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 的原理，来看这 80 年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我想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又可分为若干段。这是需要仔细讨论的问题，这里我只是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
第一时期——1840 年至 1864 年
这个时期总的形势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经济上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发生急剧的分解，政治上清朝封建统治遭受严重的打击，国家主权开始被破坏，全部腐朽性反动性在人民眼前暴露出来。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在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获得经验，知道必须转化为反清朝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符合广大人民的意志，因而得到蓬勃的发展。由于农民阶级本身弱点的爆发，又由于外国侵略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实行勾结，双方力量发生变化，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终于被绞杀而结束了人民革命第一个回合。
在这个时期内，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太平天国运动（地方性的三元里和升平社学抗英是这个运动的先声）开始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
第一分段 —— 1840 年至 1851 年
中国劳动人民不需要也买不起英国布匹，极度腐朽的统治阶级中的人却需要外国的奢侈品和消遣品，鸦片恰恰适合他们的需要。他们吸食上瘾，成了鸦片的俘虏，同时，许多达官豪绅取得贿赂贩卖等利益，成了鸦片的保护者。
对外贸易中国是出超国，外国主要是英国必须输入鸦片来抵补。英国一定要用侵略战争来保证鸦片畅销并打开中国的大门，归并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里去。它要实现这个方针，不止是有足够的野心，而且是有足够的决心。
清朝廷的态度却非常动摇不定，这是因为（1）从白银外流，社会骚动等祸害来看，需要禁烟甚至不惜开战；（2）从对外战争可能引起国内战争来看，就宁愿对外屈辱，专力对内；（3）从统治阶级内部满汉矛盾来看，它不敢信任汉臣，更不敢放任汉臣在反侵略中接近汉族人民。这些矛盾贯穿着整个鸦片战争的过程里，而疑忌汉臣也表现得十分露骨。
1839 年，道光帝在银荒兵弱的威胁下，决定禁烟，派遣积极主张禁烟的林则徐前往广东。6 月 3 日，林则徐焚毁鸦片。从1839 年至 1840 年 8 月，林则徐击退英国的几次进攻，道光帝想乘胜停止中外贸易，实行完全闭关。这是封建主义最渴望的梦想，但形势阻止了他的梦想。林则徐主张仅限于禁止鸦片，不停止一般贸易，这是合理的主张，结果，道光帝下令停止中英贸易。英国侵略者当作借口，进行战争。当然，英国决心派遣军队来实行武装掠夺，有借口与否是无关重要的，这里不过说明清朝统治者的愚昧无知，而林则徐的见解，在当时确是比一般封建主义者高出一等。
1840 年 6 月至 8 月，林则徐督率水陆将士，与英国正式侵略军接战，取得一些胜利。7 月，英侵略军一部北上攻厦门，被邓廷桢击退。又北上攻陷浙江定海县。林则徐是地主官僚，是清朝廷的忠实拥护者，但在反对英国侵略这一点上，放松了对人民群众的矛盾，实行依靠民众。他对战争胜利有把握，因为他相信“民心可用”，而这一点恰恰触犯了清朝廷的大忌。以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强调英国“船坚炮利”，定海失陷为理由，影响道光帝决心对英国屈服。当时战争形势，中国至少不是战败者，定海失陷也并不危害整个战局，而且失陷也不是林邓的罪过。道光帝硬派林邓以罪名，显然是疑忌汉臣，怕他们和汉族人民结合起来。
11 月，道光帝派琦善到广州向英国侵略军讲和。琦善的一切做法，与林则徐完全相反，主要是把反英的人民叫作“汉奸”，这是值得寻味的。和讲成了，和的代价却出于道光帝的意外。
琦善讲和的代价是赔军费割香港。这对道光帝倒不是什么重要事，但因此大大伤害了“天朝”的尊严，影响对汉族臣民的统治，这就不能容忍了，封建统治势力与英国侵略者间的矛盾在这一点上又激化起来。道光帝顾不得敌人“船坚炮利”，于 1841 年 1 月宣布开战。和战大权决不能让汉臣插手，他用满人讲和，当然也用满人作战。他派奕山往广东，奕经往浙江，以为战争获胜，可以巩固清朝的统治，不料奕山奕经两个废物，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的彻底腐朽性，与愿望相反，大不利于清朝的统治。于是不再计损失，一心求和。
求和当然还是用满人，1842 年订《南京条约》，后来又陆续订《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清朝企图保持完全的统治权，统治权受损，当然不愿意，但和当时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所表现的根本矛盾相比较，觉得对外屈辱不算是不值得。这个清朝统治者的观点，与林则徐一派汉官的观点有距离，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即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前，统治阶级内部满汉矛盾很紧张。这个观点，与广大人民的观点距离更远，因而加速了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鸦片战争，英国是侵略者，中国是自卫者，正义当然在中国方面。中国如果实行林则徐等人“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抵抗方法，战争未必失败，但统治中国的是腐朽已极的清朝，这就不能不招致必然的失败。
《南京条约》订立后，中国的经济政治都发生了大变化。这些变化是（1）上海逐渐代替广州成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外国势力侵入物产最富饶的长江下游地区，侵略者开始有支配中国经济命脉的可能。（2）鸦片贸易日益扩大，加速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萎缩。（3）外国商品破坏中国的手工业。（4）由湖北湖南至广州的一条主要商路和由江西至广州的一条次要商路，逐渐萧条下去，大批劳动人民因此失业。（5）清朝威势大减，对汉人愈益疑忌，汉族人民对它也愈益憎恨。（6）捐税大增，人民遭受更残酷的敲剥。在这短短的 10 年里，中国社会呈现空前的动荡状态，再加上 1846 年至 1850 年连年发生水旱灾，人民无法再生活下去，小规模的为数众多的骚动和起义终于发展成大规模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第二分段 —— 1851 年至 1856 年
这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阶段。
两广农民起义，从来不曾发生过大的影响，为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恰恰从两广地方爆发起来，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原因是（1）两广在鸦片战争前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为发育的先进地区。（2）上海开埠后，广州商业衰落，对两广人民的生活有深刻影响。（3）离北京遥远，特别是广西，清朝统治力比较薄弱。（4）广东是鸦片战争的最前线，广东人民从三元里和升平社学的反英斗争中，逐渐觉悟到必须先打倒清朝的统治。（5）两广有天地会反满的传统。这些原因合起来，使得两广成为革命运动的爆发地。
为什么这次大起义的领导者不是落后的天地会，也不是更落后的白莲教，而是比较先进的拜上帝会，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原因是（1）鸦片战前，耶稣教已在广州传教；战后，洪秀全从美教士罗孝全学教义。耶稣教是外国侵略者的一个工具，但教义里也包含着一些资本主义的道理，这些道理对中国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向有相合之处。（2）为封建统治者所使用的儒学和农民起义所使用的佛道教都不能作太平天国式起义的工具，所以儒生出身并且与天地会有关系的洪秀全，抛弃那些陈腐工具，创造拜上帝会的新工具。（3）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阶级发动的农民战争，可是多少不同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战争。这些战争从不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只是要求均赋税（所谓均田）和打倒旧地主产生新地主。太平革命则有反封建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有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倾向（《资政新编》），有高出一般农民起义军的组织力和纪律性。从后果看，后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曾起着推动的作用。拜上帝会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当然是农民战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多少不自觉地反映出一些资本主义的趋向，这一点似可仔细研究并讨论。
为什么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长江地区得到发展，这也不是偶然的。原因是（1）广东有英国势力，太平军不能向广东发展（洪秀全到南京后，也避免向上海进攻），只能向湖南进军。（2）太平军沿着旧商路进军，沿江一带有天地会的响应。（3）太平军对北方捻党和白莲教系统的起义团体，向来生疏。（4）长江一带受外国侵略的影响比北方大些，因之革命的条件也更成熟些。这样，太平军到达湖北后，选择前进道路，不向河南而向南京是可以理解的了。太平天国运动在长江地区蓬勃发展起来，说明向南京是对的，但对清朝廷说来，革命力量进入河南，所受威胁会更大得多。
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阶级发动的，伴随着它的胜利，弱点也逐渐在发展。当时（1）清朝来不及作较充分的准备，（2）清朝与外国还没有实行勾结，（3）北方民众反清，捻军已零星起义。太平军既避免进攻上海与外国侵略者接触，自当筹备最大限度的兵力进攻清朝的京城——北京，如果派主将率大军北征，推翻清朝不是一定不可能，可是它却派偏将率孤军北上，这就失去了推倒清朝的机会。它这样做，固然由于实力不足，但在内部发展着矛盾也是重要的原因。内部矛盾发展到 1856 年的杨韦内讧，革命转向失败方面去了。
第三分段 —— 1856 年至 1864 年
正当太平天国内讧，革命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英国、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其目的在于：一方面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得的权益，一方面结合封建势力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实行进一步的侵略。
英国的所谓亚罗船事件，法国的所谓法教士被杀事件，都无非是发动战争的一些借口。1856 年英军攻入广州，1858 年英法联军攻入天津，逼迫清朝廷订天津条约，到了 1860 年，攻入北京，订《北京条约》，侵略目的才完全达到。就是说，中外反动势力实行勾结，有力量可以绞杀太平革命。
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其中还有些区别。清朝廷对外国侵略者，在共同镇压革命方面是一致的，但在破坏“天朝”尊严方面则反感很大。汉族地主武装曾、左、李等封建集团对外国侵略者，在镇压革命方面，固然需要外力，在保护本集团，使清朝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压制方面，也必须依靠外力，因此，它们勾结外国侵略者，比清朝廷更积极，而外国侵略者扶植它们，也比对清朝廷为积极。外国侵略者与汉族封建集团勾结的媒介是买办，封建集团加上了买办，这就成为洋务派。这种封建割据性的反动势力的出现和继续增长，标志着清朝廷与汉族地主官僚间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中央集权的清帝国，开始有分裂的趋势，外国侵略者则在努力加强这种分裂的趋势。
在太平天国方面，因杨韦内讧，石达开出走，革命力量是大大削弱了。洪秀全已经成为革命的落伍者，太平天国运动只靠李秀成陈玉成所率领的两部分革命力量来支持。它们都是极其优秀的革命力量。李秀成在江浙一带用兵，自然着重在反对外国侵略，陈玉成在南京上游用兵，自然着重在反对封建压迫，分散的革命力量对抗结合了的中外反革命力量，失败是不可免的。
太平天国在中外反革命合力进攻的形势之下，自发地进行了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战争。这对人民革命是一个极重要的启示，也给中国人民留下极宝贵的经验，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清朝统治的崩溃也加速了。
太平天国运动与反革命势力间的斗争，在文化上也表现出斗争的尖锐性。即就文章体制来说，太平天国主张用白话体，“使人一目了然”，这显然是人民的立场。反革命头子曾国藩在“卫道”名义下纠合各反动派别，主张合义理（程朱派理学）、考据（古文经学派）、词章（桐城派古文等文派）为一，企图加强文化上的反动力量。今文经学派不在纠合之列，这说明地主阶级内部的界线也是分明的。
第二时期——1864 年至 1895 年
这一时期总的形势是封建势力依靠外国的援助，消灭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余波，清朝统治在国内得到暂时的稳定。同时，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军事工业，形式上也有助于这个统治。可是外国侵略势力公然掠夺中国的藩属国，破坏了这个稳定。法国进攻越南，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统治，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者间的矛盾激化了。洋务派对侵略者的态度与清朝廷有区别，洋务派各个集团间态度又有区别，这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相当剧烈化。清朝内部是分裂的，对外战争必然要失败，1884 年开始的中法战争，清朝失败了。日本进攻朝鲜，更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的统治，1894 年开始的中日战争，清朝又失败了。两次战争失败的结果，帝国主义更深刻地侵入中国，表现为第三时期瓜分中国的狂妄企图。
第一分段 —— 1864 年至 1973 年
南京失陷，太平天国灭亡后，革命的余波，依然是轩然的大波。清朝廷调动所有反革命力量，于 1865 年消灭太平军残部，于 1868 年消灭东西捻军，于 1872 年消灭苗族起义军，于 1873年消灭云南回族起义军，同年又消灭西北回族起义军。自 1851年起，延续 20 余年的人民起义，终于被清朝逐个消灭。反革命自称为“同治中兴”，表示着它的自鸣得意。
但是，“同治中兴”，并不是清朝廷增加了什么力量，而是洋务派的各个集团，力量确实增加了。就在 1864 年至 1873 年的用兵过程中，洋务派各集团都开办新式军事工业，都有了它们的“命脉”。
1865 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制造局。
1866 年，左宗棠在福州设马尾船政局。
1870 年，李鸿章接收（1867 年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
这些，就是李鸿章所说“命脉关系，诚不敢轻以付托”的洋务派命根子（参阅《历史研究》第四期邵循正论文）。这种工业的特点是（1）用国家的钱，办实际上属于某一集团的工业，生产出来的军需品主要归这一集团使用。（2）为外国人所操纵。（3）管理制度仍是腐朽的官僚制度。凡是这种叫做官办的工业，都充分表现出封建的半殖民地的性质，根本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工业。不过，新式机器经过这种工业到底进入中国了。有了机器，不能不招募工匠，也就不能不产生一部分无产阶级，仅仅从这一点来说，官办的军事工业算是也还有一些作用。官办军事工业以外，官办和官督商办的非军事性的工业，其中是多少含有资本主义成分的。
中国原来早就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只是远不曾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的阶段。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之下，民间工商业者采用机器来生产，是很自然的，而这应该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因为它符合于民间工商业者要求上升的趋向。举例来说：1861 年，福州商人购入机器，制造砖茶。产量最大时达 1亿 3700 万磅。1875 年，又添设三个制茶厂，第二年便停办了两个。1882 年以后，由于俄商在九江汉口设厂制茶，福州茶厂逐渐衰落，1891 年以后，各厂相继停办。1863 年，上海洪盛米号用机器碾米。1879 年，汕头商人用机器制豆饼，制品供给本地，也运到台湾去。据第一次农商统计表，广东顺德一地，自 1883年至 1894，先后成立机器缫丝厂 30 余个，每厂有蒸汽机一具，资金最高 6 万元，最低 1 万 8000 元。这种规模较小的企业，按其本身来说，当然有发展的前途。可是，中国已经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外国资本主义不能允许它发展；同时，中国是封建统治的国家，封建统治者也不能允许它发展。上述各个工业，没有大的发展，有些在压力下停办了。这种小企业的成立停滞和失败，是很普遍的情况。它们在中外反动势力压迫下，虽有发展的要求，却缺少发展的条件，所以它的发展是艰难而很缓慢的。
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受到阻碍，别一条道路却成为重要的道路，这就是官办（意即国家办的或省办的工业）、官商合办（意即公私合办）、商办（私人办）三个阶段的道路。最早官办的军事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业，但开始使用了机器。有些官办的和官督商办（介在官办与官商合办之间的一种形式）的，目的在求富的工业，是封建主义支配下的资本主义工业。官商合办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的工业。商办工业是正规的资本主义工业，虽然不可免地要带着封建和买办的成分，但终究是民族资本主义。19 世纪的下半期，开始有地主、官僚和一部分商人投资于新式工业，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到了商办工业数量较多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也就形成了。
如上所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从民间普通工商业者上升的，因条件困难，前进缓慢，成为资产阶级的下层，在表现新社会发展的趋向上比后一个较为强烈些；一个是从地主官僚和一部分商人转化的，因政治条件较好，资金较大，得较快的前进，成为资产阶级的上层或实力派，在表现新社会发展的趋向上比前一个更软弱些。
第二分段 —— 1873 年至 1885 年
从官办到官商合办，可以说是一个发展。如果说，非军事性或军事性较少的官办、官督商办工业，已经含有资本主义成分的话，那么，官商合办的工业，资本主义成分就更多了。虽然所谓商，原身无非是地主官僚，但既以商的身分出面，不是代表官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这种人应该算是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本家。
这时候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有：
1872 年，李鸿章成立轮船招商局。
1878 年，李鸿章开办开平矿务局。
1882 年，李鸿章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
在这些有商股的企业里，普通商人是被排斥压迫的，但地主官僚作为商人来投资，不能不说是前进了一步。
1883 年，商人祝大椿在上海设源昌机器五金厂。
在这一分段里，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些进步，但是，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知道境遇是何等困难了。单就轮船银行来说，英国在 1865 年设立省港澳轮船公司，1872 年设太古公司，1881 年设怡和公司，把持外海内河的交通运输。1857 年，英国在上海设麦加利银行分行，1865 年设汇丰银行分行，操纵中国的金融。中国资本主义被压制不得顺利发展，事情是很显然的。
外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积极侵略，必然伴随着政治上军事上的积极侵略。越南与云南广西接境，法国企图用武力吞并越南，清朝廷为形势所迫，不得不用武力对抗。这是符合越南人民愿望的，因之用兵是正义的。可是清朝廷的武力依靠洋务派，湘系淮系都想保存本系的势力，别系的损失在所不顾，清朝廷对这些系，只想使用它，损失也在所不顾，内部疑忌不和，中法战争，中国在不败而败的形势下放弃了对越南的责任。
第三分段 —— 1885 年至 1895 年
法国侵占越南，对清朝说来，还算是遥远地方的威胁。日本得到美国的积极支援，侵略朝鲜，进一步就要侵入清朝所谓发祥地的东三省。清朝廷感到更大的威胁而主张用兵是必要的。中法战后，湘系受损，淮系实力反而扩大，各方面对淮系不满，朝廷里帝党后党又有主战主和之争。李鸿章被迫出战，求败不求胜，企图保存本系实力。终于在不一定败而结果大败的形势下放弃了对朝鲜的责任。《马关条约》的订立，表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转化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承认外国在中国设厂为合法，中国资本主义陷入更深的困境。
在这一分段里，中国资本主义还是有些进展，主要的工业有：
1888 年，贵州青溪县官商合办贵州制铁厂。
1890 年，李鸿章在上海设官商合办的纺织新局。
1891 年，官僚唐松岩在上海设官商合办的机器纺织局。
1893 年，张之洞在武昌设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
1894 年，盛宣怀在上海设商办的华盛纱厂。
同年宁波成立通久源纱厂。
同年上海成立裕源纱厂。
同年，湖北设官商合办的聚昌、盛昌火柴公司。
与工业有关系的开矿铁路电报都在开始或有些发展。从 1887 年机器进口值银 39 万 8000 余两起，逐年增加，到 1894 年，增至111 万 9000 余两，数目虽然不大，却表现进展的趋势。不少工业，已经从第一步的官办，进入第二步的官商合办，有些已经转入第三步的商办。
第三时期——1895 年至 1905 年
这一时期总的形势是《马关条约》订立以后，外国资本在中国公开设厂，英商于 1895 年设怡和纱厂，1896 年设老公茂纱厂，又设增裕面粉公司，日商于 1896 年设上海第一纺绩工厂，三井制面工厂。美商于 1896 年设鸿源纱厂。德商于 1896 年设瑞记纱厂。英美商于 1902 年设英美烟公司。这些外国工厂既享有各种特权，又取得廉价的人工和原料的便宜，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压力比前一时期更大了。尤其严重的是铁路投资。外国资本在中国建筑铁路，疯狂地强占沿海要害地作军港，划分所谓势力范围，准备瓜分中国野心暴露得十分明显。
就在这个危急的期间，中国资本主义仍在进展：
1895 年，上海成立大纯纱厂，裕晋纱厂。
1897 年，上海成立商务印书馆。
同年，苏州成立官商合办的苏纶纺织厂，无锡成立官商合办的业勤纱厂，杭州成立通益公纺织厂。
同年，北京清河镇成立传益呢革公司。
1898 年，上海成立阜丰机器面粉公司。
同年上海成立裕通纱厂。
1899 年，江苏通州成立大生纱厂。
同年，天津成立北洋硝皮厂。
同年，浙江萧山成立通惠公纱厂。
1900 年，通州成立大兴面粉厂。
这些工业，大体属于商办一类，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里比较有了些力量。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政治上出现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运动。他们反对官办工业，主张商办，要求改良政治。他们是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与封建主义关系甚密，但在政治主张上已经是明显的资产阶级立场。这种改良主义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思想，对小资产阶级影响也很大。从此中国社会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政治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主张。
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压迫和军事掠夺，以《马关条约》为标志，以强占军港为信号，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十分严重。中国人民在这个紧急关头，激起了爱国救亡运动，在长城以南资产阶级有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农民阶级有义和团运动。这两个运动并进，只是运动的表现有先后。在长城以外，东三省人民抵抗日本沙俄两个帝国主义，最后日本沙俄在中国国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而随着 1905 年的俄国革命运动，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列宁：《亚洲的觉醒》），中国在日俄战争的刺激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进。
第一分段 —— 1895 年至 1900 年
这里先说 1898 年的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也是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运动。早在第一时期，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已经有维新的倾向。到了第二时期，以上海为中心，主张维新的言论继续在发展。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要求变法维新成为政治运动，其代表则是康有为。
康有为是今文经学派的大师。他把孔子描绘成维新运动的祖师，面貌与古文经学派的孔子截然不同。就是说，古文经学派的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保守主义者，而康有为的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维新主义者。他利用孔子来进行政治斗争，正像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所说“在那些革命中，唤起已死的人物，其目的是在于赞美新的斗争，而不在于仿效旧的斗争”。维新变法虽然远不是革命，但康有为用今文经学为资本主义找前途，是有进步意义的。这里附带说一下，我不是说今文经学比古文经学进步，它们都是早已僵化了的废物，谁也没有什么进步性可言，我只是指出康有为等维新派借用今文经学的词句来介绍资本主义思想，在当时是一种必要的方法。
戊戌变法，从光绪帝的命令里显示，对某些旧制度的改革相当勇猛，对新制度的全盘推行相当激进。光绪帝允许“有能独立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办枪炮各厂，有裨于兴国殖民之计者，并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向来悬为厉禁的枪炮厂机器厂，竟得“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对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说来，确实如愿以偿，再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这种措施符合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在当时的条件下，维新运动无疑是进步的运动。
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和封建反动派的力量对比，大小悬殊，百日维新不可能侥幸成功是势所必然的。
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等人逃避海外，他们和国内资产阶级的代表张謇等人，不再是维新派而是堕落为反动的立宪派了。维新派要求改良，是希望推行资本主义，左翼谭嗣同甚至为推行资本主义，思想上接近于革命。立宪派在经济上也还是要求推行资本主义，但在政治上，是要保护清朝统治和封建势力合力来反对革命。它只希望清朝廷给一些酬劳，让它参与政治。维新派是和清朝廷妥协，立宪派则是投降于清朝廷。当然，立宪派与清朝廷也有矛盾，在迭次要求立宪的行动里，多少起些削弱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在革命派不能在国内活动的情况下，立宪派的报纸刊物向青年学生也多少介绍了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不过，这都是不重要的，因为立宪派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戊戌变法失败，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瓦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继续深入和扩大，亡国的危险，看来迫在目前。各种矛盾不只是非常紧张而且还变得非常复杂。一般说来，清朝廷内部，后党帝党的矛盾十分尖锐；原来清朝廷是勾结帝国主义的，现在清朝廷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有一时激化的趋势；原来清朝廷是坚决镇压人民起义的，原来中国人民同样反对清朝廷和帝国主义的，现在清朝廷与起义人民间的矛盾有暂时缓和的趋势。在这种变化复杂的形势下，1900 年爆发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的爱国主义运动，这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正统，是继太平天国运动而起的一次大规模反帝运动。
北方经济比南方落后，农民受封建主义的影响比南方农民更浓厚，迷信团体白莲教因此在农村中广泛流传。义和团这个自发的大规模的反帝运动，在形式上比太平天国运动落后得多，但爱国主义的本质是一样的旺盛。
太平天国在当时的形势下，主要表现为反封建势力，义和团在当时的形势下，主要表现为反帝国主义。两个运动证明农民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巨大力量，所缺少的就是先进阶级的领导，而中国资产阶级是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因此不论革命派或立宪派都不要农民阶级，都不敢领导农民阶级。农民阶级的领导，不能不等待中国无产阶级。
义和团运动完全是正义的行动，并且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把《辛丑条约》的责任硬加在义和团身上，完全是诬蔑。那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极度腐朽的结果，义和团运动是坚决反对这种结果的。
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进度表。第一时期的《南京条约》等条约，标志着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天津北京条约标志着侵略更深入了一步。第二时期的《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转化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时期的《辛丑条约》，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愈益深入。总的说来，这些条约迫使中国一步步接近于完全殖民地。
《北京条约》是中国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者实行勾结的第一步，《辛丑条约》是第二步，从此清朝廷成为帝国主义驯服的代理人。
义和团运动本身带着很大的落后性，但这个运动直接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同时也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封建顽固派首领西太后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下诏“变法”，口头上承认“维新”，对人民的要求实行让些步。前些时严厉禁止的办学堂，改法律，订商法，废八股，停科举等等新政，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她都被迫认为合法了。有了这些新政，资产阶级立宪派得到很多的活动机会。
第二分段 —— 1901 年至 1905 年
本时期的特征是帝国主义企图实现瓜分中国的野心，在中国人民通过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的反抗，它们不得不暂时收起瓜分的野心，转而迫使清朝廷订《辛丑条约》，各得巨额的赃物而暂时维持帝国主义相互间矛盾的现状，即各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过，这只是限于长城以南的所谓势力范围，长城以北的关外东三省地方，所谓势力范围还没有划定，瓜分野心还在实行中。沙俄企图用武力侵占东三省，成立所谓“黄色俄罗斯”，东三省人民是积极反抗的，可是清朝廷出卖了东三省，压制反抗力量的发展，沙俄野心很有可能成为现实。这样，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在关外紧张起来。日本侵略朝鲜，第二步就想侵入东三省，美国帝国主义想通过日本在东三省取得权益，英国帝国主义不愿沙俄势力的更加扩大，和日本订立同盟，支持日本去反对沙俄。日本在英美援助下，1904 年，日俄开战，沙俄被打败。1905 年，日俄订和约，沙俄势力退到东三省北部，日本势力进入南部。东三省也被划定了所谓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在关内关外，各以获得所谓势力范围而暂时维持现状。
帝国主义把全中国划分所谓势力范围，瓜分的危机仍然严重。日俄在中国国土上打起帝国主义第一次战争，这给中国人民的刺激是非常深刻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这个时候成立了。
第四时期——1905 年至 1919 年
这一时期总的形势是中国的前途非常险恶，中国人民的革命方式却有了改进，同盟会成立以后，旧式的革命改成了新式的革命，并且获得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能做到的一些成就，虽然很小，但比起旧式革命来是一个大进步。
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非常沉重，但还不能完全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是微弱的，但是，终究是在发展。
下列全国注册工厂分类设立年别表，显示发展的趋势。
（据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
上表说明 1905 年至 1907 年，中国工业有显著的进步，这是因为日俄开战，帝国主义忙于战争，对中国的经济压迫多少放松了一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1908 年以后，压迫又在加紧，但中国资本主义比日俄战前还是提高了。早在 1894 年，中国输入机器，开始从以前每年值银几十万两进到 110 万两。此后 10 年中，最多不过二百几十万两。从 1905 年起，机器输入大有增加，数如下表（单位千两）
机器输入，其中包括一部分外资工厂的机器，但中国民族工业在发展，也是无疑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争路矿收回利权和抵制美货的活动。
上面说过，民族资产阶级有上下两层。上层主要是从地主官僚大商人转化过来的。他们在政治上反对革命，希望清朝廷有些改革，使自己得参加政权。随着 1905 年以后资本主义初步的发展，争路矿运动和要求立宪运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争路矿运动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立宪运动影响了广大知识分子。在国内以张謇、汤寿潜等人为首的立宪派，清朝末年已经造成了一个大的社会力量。它主观上要保护清朝的统治，客观上却和清朝廷发生矛盾。这个矛盾的逐渐激化，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开展。
资产阶级下层，主要是从民间普通工商业者和已经上升起来的小企业家。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属于这个下层（大部分知识分子则属于上层的立宪派）。他们的经济条件比上层资产阶级困难得多，社会关系也比较少，改良主义的方法看来对自己没有什么前途，因而主张革命，目标是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在第三时期里，孙中山组织成革命的兴中会。由于孙中山活动地区的关系，兴中会会员 279 人中，侨居外国经商和从事其他职业的有 219 人，占全数的 78%强。华侨出身一般不是地主和官僚。他们流寓海外，经营工商业，受所在地政府的压迫，希望祖国强盛；积累一些资金和经验，希望回祖国投资，因而赞成革命，（在康有为欺骗的影响下，也有一部分人赞成立宪）。这和国内民间普通工商业者和小企业家有类似之处，所以兴中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纲领，足以代表资产阶级下层的共同要求，比起其他革命团体来，它是有更大的前途。1903 年，黄兴等在湖南组织华兴会，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等在江浙组织光复会。1905 年，在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的刺激之下，在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之下，这些地方性的革命小团体和全国在日本留学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汇合成以兴中会为骨干，以孙中山为首领的全国性革命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的成立，表示资产阶级革命酝酿成熟了，虽然这种成熟不能不是发育欠良先天虚弱的成熟。
第一分段 —— 1905 年至 1912 年 4 月
同盟会的组织和纲领，不同于以前一切旧式革命。它领导的辛亥革命，明显表示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毛主席指出“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 。同盟会从义和团事件、自立军事件里取得经验，专力推翻清朝统治，避免和帝国主义接触。毛主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这是因为当时革命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虽然还模糊，但帝国主义是革命的敌人这一点，却是比以前的革命者认识得明确些了。
同盟会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它的反清革命，主要依靠军事活动，甚至采取暗杀手段。军事活动实际是军事冒险。特别是1911 年的黄花岗起义，遭受极惨重的损失，同盟会几乎有溃散的危险。但革命的影响却愈益扩大，同盟会的声望却愈益提高。所以起义虽然无成，而革命声势却震动了全国。
当革命在声势上发展的时候，却正是清朝反动阵营大破裂的时候。（1）清朝廷一向依靠沙俄的支援，1905 年沙俄战败后，在中国的势力大大削弱，清朝廷失去了依靠。（2）清朝一向依靠汉族地主官僚的拥戴。1908 年，驱逐袁世凯出朝。他是汉族里地主官僚军阀买办的首领，这一分裂，使清朝廷陷于孤立。（3）1905 年以来，中国资本主义有较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积累了一些力量，因而经济上发动争路矿运动，政治上加紧要求实行立宪，形成戊戌以后的改良主义运动的高潮。1911 年，立宪派与清朝廷的关系终于破裂，立宪派转而拥护袁世凯，反对清朝廷，清朝廷陷于完全孤立。（4）清朝廷尽量出卖权利，以求帝国主义的支持，可是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嫌清朝廷这个工具已不合用，决心把它抛弃，另找新工具，袁世凯便被选中作这个新工具。
这样，清朝只剩下一些满洲纨绔子弟组成的所谓皇族内阁。
这些情况都是清政权倒塌的症候，但是，它的致命症候还在于为人民群众所共弃。义和团运动以后，全国各地自发的规模不大的各种形式的人民起义到处发生。1905 年以后，同盟会领导的起义以外，自发性的农民工人起义，次数愈来愈多了，清朝廷对起义的镇压愈来愈残酷，如果说，它过去对人民的欺骗，多少还有一些影响的话，到这时候，最小的一点影响也消失了，根本上没有继续存在的可能。清朝已是一触即倒的政权，只等待革命的一触。
1911 年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两个地方性的受同盟会影响的革命小团体发动的。有了这个发动，人民的力量和同盟会的力量以及立宪派的力量一起发动起来，再加上袁世凯的投机，统治中国 260 余年的清朝便瓦解土崩地消灭了。
资产阶级立宪派从来是反对革命的，但是，它的争路运动客观上有助于革命。它和清朝廷决裂以后，君主立宪的想望也幻灭了。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立宪派加入了革命阵营。革命派声势大，立宪派实力大，因而形成这样的局面，即革命派打先锋，立宪派接收政权，从湖北湖南开始这样做，其他很多省份也照样做。有些省份甚至不需要革命派打先锋，立宪派直接接收政权，结果只剩下一个革命派领导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在这个革命的中央政府里，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虽然没有领导权，却有拆台的力量。它早和袁世凯勾结着，只等时机到来，立即拆革命政府的台。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共同的行动。形式上是革命派获得胜利，实际上是立宪派获得胜利。立宪派参加革命同时又破坏革命，而革命果实，立宪派所得比革命派多得多。它需要袁世凯式的大总统代替清朝式的皇帝，全国政权终于落在袁世凯手里，立宪派是出了力的。
1905 年同盟会成立，标志着革命派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了高潮。1911 年辛亥革命，标志着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达到最高点，1912 年 4 月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标志着革命派失败，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立宪派和军阀袁世凯。
辛亥革命只解决了根本矛盾里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里关于满汉的部分，本质并无变化。这就是说，革命不曾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根本矛盾依然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那个矛盾。但是，革命废除了相沿 2000 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代替了君主专制，政治上终究是大进了一步。
同盟会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各种弱点暴露得应有尽有。辛亥革命一爆发，知识分子便急剧分化，很大的一部分投到反动方面做官发财去了。只有少数真心寻找真理的人，还继续前进，孙中山就是这少数人的代表。
第二分段 —— 1912 年至 1914 年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失败，立宪派得意活跃，袁世凯加紧准备恢复帝制的阶段。
1912 年 3 月，袁世凯就中华民国大总统职。这是符合立宪派愿望的。拥护袁世凯统率下的民主共和，立宪派是出于诚意的，因为这符合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袁世凯当时还戴着民主共和的假面具，还不敢公然恢复封建帝制。还需要利用立宪派装门面，立宪派以为时机大妙，梁启超张謇等人组织所谓进步党，参加所谓第一流内阁，帮着袁世凯驱逐孙中山系统的国民党政客，幻想成立进步党内阁。立宪派的前身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时得不到、清末立宪运动时求不到的政治要求，这时候似乎得到了。资产阶级立宪派继革命派而起，政治活动算是达到最高点。
临时约法是革命派立宪派共同制订的，孙中山在正式解职前，公布了这个约法，立宪派是同意的。临时约法是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都在一个时候内得到好处，而辛亥革命的基本力量——人民群众却并无所得。如果说，也有所得的话，那就是得到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并在政府、国会、选举议员等事情上看到了地主官僚军阀政党种种丑恶行为，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改良都完全失望。资产阶级在广大人民眼前自己证明是要不得的，这样，历史指示人民除了接受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不可能有其他出路。
第三分段 —— 1914 年至 1919 年五四前夕
这是袁世凯恢复封建帝制，资产阶级立宪派政治上受挫折后反对帝制的阶段，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中国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阶段。
阶级利益使得立宪派诚意拥护袁世凯，而袁世凯并无诚意对待立宪派。在立宪派帮助袁世凯打击孙中山系统的政客以后，1914 年，袁世凯便废除临时约法，第二年袁世凯宣布自己做皇帝。当时以梁启超为首的反帝制运动，立宪派人立在最前线，革命派反而落后了。反帝制运动的结果是袁世凯毙命，帝制取消，而北京中央政权的实际，正是袁世凯所要实行的一套，即建立军阀为首的地主买办政权，资产阶级被排除在政权之外。
革命派自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势力大大削弱，1914 年以后，经过几次活动，革命陷于绝望的境地，最后逼得孙中山只好闭门著书，看不出还有什么前途。立宪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经济上政治上势力都在发展，1914 年以后，政治上虽然失势，经济上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得到大的发展。它主观上反对革命，但在一些行动上却起着有助于革命的作用，如1915 年，因反对“二十一条”，掀起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就是资产阶级发动的有助于革命的运动。
中国资本主义在 1905 年，因日俄战争露出一些空隙，得到初步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经济压迫的空隙露出得较大，因而中国资本主义也得到较大的发展。从下面机器输入总额（单位千两。其中有外商的机器）来看，工业在辛亥革命前的基础上每年加添值银几百万两的机器。
辛亥革命以后，工业大体上年有增加。1915 年至 1924 年大战中和战后数年，新设立的工业如下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大战中乘机向中国积极扩大它的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1916 年袁世凯死后，日本走狗段祺瑞当权，大量出卖国家权利，对资产阶级说来，也是致命的威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五四”前后，主要表现为反日本帝国主义反段祺瑞卖国政府，这和资产阶级利害有共同处，因而它同情了后来参加了五四运动。
这个时候，中国无产阶级也壮大起来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沉重，因而革命性也特别坚强。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灌输进马克思主义以前，它只能进行自发的分散的经济斗争，停留在自在的状态上。它参加政治运动，只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后，它以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且不断地吸收那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参加本阶级，从此成为革命惟一的领导阶级。
各个阶级有它本阶级的知识分子。毛主席指出：“自从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这一派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这一派人都继续做着学西方的迷梦，只是受到了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后，才出现了一些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毛主席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这里说的中国先进分子就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由于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会抛弃原来的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同时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确实已经壮大到足以领导革命的程度，使得这种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其认识和才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有了这一部分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便不同于过去任何一次爱国主义运动（例如反对“二十一条”时学生的表现）。
在五四运动前夕，除了封建顽固的知识分子不算，先进的知识分子大体有三种：（1）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2）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每一种里各分左右，上列六人可作这种左右的代表。在五四运动里，第一种是运动的左翼，是真正领导者，第二种人数最多，是运动的基本队伍，第三种是运动的右翼。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里的右翼，和立宪派相似，参加革命同时又破坏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中间的基本队伍陆续向左右翼分化。左翼知识分子在六三运动中开始与无产阶级结合，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里，他们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上述三种知识分子的右翼，即以陈独秀周作人胡适为代表的那些人，随着中国革命的逐步尖锐化都先后堕落到反革命的泥潭里。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根据这个指示来看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四个时期，第一时期的《南京条约》和天津、北京条约，第二时期的《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第三时期的《辛丑条约》，第四时期的“二十一条”，都表现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一步深入一步地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另方面，第一时期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时期的清政府被迫反抗，在反抗这一点上符合于人民意志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第三时期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第四时期的辛亥革命，都表现着中国人民在不同的形式上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综合起来，就是中国近代史。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 根据这个指示来看在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压迫下的中国资本主义，表现为如下的发展过程。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给中国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以一个强烈的刺激。从未见过的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来，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都发生了影响。地主阶级中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派人有一种反应，地主阶级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派人有一种反应，农民阶级和民间普通工商业者以洪秀全为代表的一派人又有一种反应。林则徐派主张在封建社会里应采用西法，到了第二时期，在言论上有冯桂芬等人的地主开明派，在经济上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成为资产阶级的前身。到了第三时期或稍前，形成了所谓实业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出现了改良主义的维新派和后来的立宪派。这个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非常软弱，只有当情况对它有利无害的时候，可以表现出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的积极性，有时也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一种辅助力量，但同时又在伺机破坏革命。成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有利无害的情况很难得，因而它经常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甚至投降，跟随它们来反对革命。这个阶级自戊戌变法以后，仅仅在第四时期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参加过政权，独自掌握政权向来没有过。曾国藩李鸿章派是地主官僚军阀买办的洋务派。他们企图利用机器为封建主义服务，借机器来巩固封建统治。洋务派办的工业都失败了，到后来，一部分以借外债、中外合办等形式加入买办资产阶级，一部分与实业家合流，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洪秀全派反映中国早就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趋向，主张比较彻底的采用新法，就是说，经济改革要和政治改革同时并行。太平天国失败，这种趋向受到严重的阻遏，始终缺少顺利发展的条件。到了第三时期才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继洪秀全派而兴起，到了第四时期，才发展成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就同盟会的组成者来看，绝对多数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也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小企业家要求发展和小资产阶级要求上升为资产阶级的趋向而主张革命，但实际在办实业的上层资产阶级不愿也不敢接受他们的这种主张，敢于接受这种主张而实行革命的农民和民间小企业主、普通工商业者，他们又不愿也不敢去领导，这样，革命派的活动，不能不是知识分子带动一些会党、新军和先进青年学生所进行的少数人活动，而清末人民群众性的争路矿运动，民国初年五四运动前的抵制洋货运动，领导权不能不落在立宪派和上层资产阶级的手上。辛亥革命是革命派的收获，这种收获显然是微小的。
革命派立宪派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都反映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积极性与妥协性，区别在于革命派所表现的积极性比较强烈些，因而主张革命，立宪派所表现的妥协性比较更多些，因而主张改良。归根说来，它是一个软弱的阶级。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成长起来，不能不赋有这种非常软弱的性格。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主要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弱小的中国资本主义在重重压迫下用革命的和改良的方法要求发展，这两个过程综合起来，就是中国近代史。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是的，中国人民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始终一贯的，并且继续在加强。但是，为什么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都遭受失败甚至失败到陷入绝望之境，而五四运动以后，革命虽然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空前压迫，但革命总是取得胜利，终于取得 1949 年的彻底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不用说，关键在于哪个阶级在领导运动。“五四”以前，中国有两个老的阶级，即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有两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是腐朽反动的阶级，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是它领导的，当然要失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农民阶级是落后的阶级，它不可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抗虽然是英勇顽强，到底不免于失败。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了戊戌变法，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因为它是软弱的阶级，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时代，无论改良或革命，都没有胜利的可能。历史证明这些阶级都不能负担反帝反封建的责任。而能够领导革命的阶级只有一个中国无产阶级。五四运动以后，它勇敢地担当起领导广大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责任，中国历史从此转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中国近 100 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了一个绝对真理，就是中国无产阶级是领导中国革命的阶级，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附记：这是去年十一月我在本所某次学术讨论会上解答一些问题的一篇讲稿，因为目的在于就题作答，不免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叙述，通篇显得散漫不集中。经同志们的指正，多少修改了一些，但还不能改正根本的缺点。现在把这篇讲稿发表，希望得到史学界的更多指教，以便在多次修改中逐渐减少缺点和错误。
（原载 1955 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 2 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