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侵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诚如毛主席所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是迂回曲折的,是艰难困苦的。直到 1949 年,中国人民最后击败了他们的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集中的代表者——之后,百余年来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刻苦耐劳、勇敢智慧、酷爱和平和自由,并且有团结一致、反抗暴政和外国侵略的革命传统。但是,由于封建统治延续了3000 年之久,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18 世纪后,已经发展起来的欧洲资本主义积极向全世界寻找市场和殖民地,古老的中国便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略的目标。

18 世纪末叶,英国开始对中国输出鸦片,中国白银大量外流。1839 年,满清政府派遣林则徐到广东禁烟。英国政府不肯放弃利益优厚的鸦片贸易,派出军队来实行武装侵略。1840 年中英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主张坚决抵抗,中国人民也自动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但满清政府害怕人民武装强大起来,宁愿对侵略者屈服,把战争草草结束。1842 年,满清政府和英国订立《南京条约》,出卖国家主权并赔款割地。接着,美国、法国也援英国迫订《南京条约》之例,迫使清廷订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开始丧失独立国的地位,而外国商品的输入也促使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加速发生变化。这样,中国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了。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土地大量集中,广大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鸦片战争以后,满清政府又把战争、对外赔款和对外贸易上的巨大差额的负担全部压在人民的头上,人民不堪压迫和剥削,乃将反抗的矛头首先针对着满清政府。1840 年以后的 10 年中,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最后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坚强地反封建的农民革命。1851 年,以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洪秀全为领导的人民在广西省武装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并继续向长江流域进军。在人民的热烈支持下,太平军进展迅速,1853 年,在南京定都,并且继续分兵北伐和西征。革命运动一时声势浩大,满清政府有崩溃的趋势。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是决不允许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他们在对满清政府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武力威迫它出卖了更多主权之后,就和它勾结起来,合力镇压革命。1864 年,延续 14年的太平天国被强大的中外反革命联合势力所击败,南京失陷。人民的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一方面,两次鸦片战争表示外国侵略势力勾结中国封建势力迫使中国走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道路;另一方面,太平天国革命表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坚决要走独立、民主的道路。此后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外国资本主义愈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1894 年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中国失败,割让台湾、澎湖群岛。在此后五年中,各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地强占中国沿海要地,剥夺中国的主权,划分势力范围,准备实行瓜分中国。中国面对着严重的亡国危机。

早在 19 世纪的下半期,中国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现代工业,后来形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1894——1895 年中日战争之后,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倡变法保国,展开了一个政治运动。他们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发展农、工、商业,希望用从上到下的改良主义办法使中国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的主张得到满清政府中一部分人的支持。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变法运动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因此引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仇视。在它的严厉镇压下,变法运动很快地就完全失败,改良派或被杀或逃亡。这就是 1898 年的“戊戌政变”。

在变法运动期间,中国广大农民群众中正酝酿着另一次反帝爱国运动,这便是“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是中国北部农民和手工业群众的一种秘密结社。1895 年以后,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疯狂掠夺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横行霸道,使人民直接感觉到外国侵略者对他们的威胁,因此,“义和团”就团结群众对外国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从 1899 年到 1900 年,这一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地从山东发展到河北、山西,在东北、西北、长江流域也有义和团和其他人民武装的活动。这个继太平天国之后而起的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以英勇无比的斗争,给外国侵略者以严重的打击。1900 年秋,英、美、日、帝俄、德、法、奥、意八国组织联合干涉军以最残酷野蛮的手段对中国革命人民进行屠杀,并胁迫满清政府一同进行镇压。在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进攻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再一次遭到失败。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也使外国侵略者受到了教训,他们开始承认“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语),于是继续采取扶植满清政府“以华治华”的方法来加紧侵略。满清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原来和外国侵略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但自 1901 年以后它就俯首贴耳地甘作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中国亡国的危机依然十分严重。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末年和 20 世纪初年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它在变法运动和义和团失败以后加紧进行反满革命运动。1905 年,革命派在孙中山领导下成立了全国性的政治团体——中国革命同盟会。应该指出,1905 年的俄国革命对同盟会的成立是有一定影响的。同盟会是当时资产阶级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一部分反满的汉族士绅的联合阵线的组织。它抱着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进行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当时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所以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11 年,在同盟会领导下,驻武昌的政府军队起义,各省纷纷响应。这就是有名的“辛亥革命”。1912年 2 月,满清皇帝宣布退位。

同盟会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进行革命主要是依靠军事冒险和恐怖活动,而不是依靠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他们提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的口号,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却采取妥协的态度。这都反映了产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因此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皇朝,名义上成立了“中华民国”,提出了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宪法——“临时约法”,但它并不能进一步争取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相反的,在混进革命阵营的君主立宪派和地主、官僚、买办、军阀的首领袁世凯内外夹攻之下,革命派不得不让出革命果实。1912 年 2 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迫辞职,由袁世凯继任。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袁世凯建立起封建买办政权。1916 年袁死后,这个“中华民国”的政权性质并无改变,而由北洋军阀继承下来。中国依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它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它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它的失败也证明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可能在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这个领导的责任便落到中国工人阶级的肩上。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1917 年俄国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工人阶级指出了自己的方向,使他们认识到把中国革命领导到胜利的目标只有“走俄国人的路”。1919 年,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表现了自己的巨大力量。1921 年,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成立了,从此,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局面。

1922 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这两个基本任务。1923 年,党决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欢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于 1924 年实行改组国民党。他又重新解释了他的革命学说“三民主义”,订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确定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耕者有其田”等革命政纲。由于统一战线的成立、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共产党的广泛发动群众,革命形势大大发展起来。

1925 年 3 月,伟大革命家孙中山怀着没有完成的理想而逝世了。孙中山曾竭力向西方国家寻找救中国的办法。但到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他的希望幻灭了。在失望里,他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就毅然抛弃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想法,号召“以俄为师”,承认“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在遗嘱里,他总结了 40 年革命经验,得出“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两条重要的结论。由于孙中山这种不断前进的革命精神,所以他一直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尊敬。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革命形势继续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组织之下,革命力量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并于 1926 年开始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在人民群众支持下,革命军击败了北洋军阀的反革命武装,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全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大大发展。

帝国主义看到它所支持的军阀政府在全国革命浪潮冲击下摇摇欲坠,就急忙寻找它的新的代理人,这就是暗藏在革命阵营中的以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国内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也因为工农群众运动的扩大而感到恐惧,积极支持蒋介石进行反革命阴谋。1927 年 4 月,正当革命战争将要取得全部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被葬送了。中国大地主大买办的总头子、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蒋介石用血腥手段夺取革命果实后,建立起新的军阀政权——以南京为首都的“国民政府”,集中一切反革命力量,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继续向革命力量进攻。

从 1927 年起,中国革命转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领导人民举行武装的抵抗,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在广大区域内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

日本帝国主义乘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战争和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的机会,于 1931 年武力侵占东北,并着着向华北进逼。亡国危机骤趋严重。全国人民,首先是工人、农民和学生的抗日运动步步高涨。中国共产党迭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一概拒绝,并且对主要革命根据地江西发动更大规模的围攻。

1934 年 7 月,中国红军发表《北上抗日宣言》。10 月,红军由江西出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1935 年1 月,在贵州遵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途径。10 月,红军到达长征的终点陕甘宁边区,随后又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围攻。以陕北延安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加紧活动。

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扩张,1935 年 12 月 9 日北京学生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抗日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达到新的高潮,参加这个运动的不但有工人、农民、学生,还有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其他各阶层人民。在抗日救亡的力量推动之下,要求联共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于 1936年 12 月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调解,蒋介石终于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这样,国内政治状况就起了基本的变化,民主革命阵营的势力扩大,反革命阵营势力减弱。在反革命阵营里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因为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出现了分化的现象。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以卢沟桥为起点对中国猛烈进攻,抗日战争爆发了,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致要求全面抵抗。为形势所迫,蒋介石只好暂时收起一贯奉行的卖国的不抵抗主义,参加抗战。但他在打了几仗之后,就实行“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政策,调动主力军来包围和攻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抗日根据地。因此,抗日战争的负担就主要落到人民解放军和抗日人民身上。在抗战最后一年,即1945 年,他们抗击的在华日军占总数 69%,伪军占总数 95%。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在作战中不断取得胜利,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使许多地区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

1945 年 8 月,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抗战胜利之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改革,使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但蒋介石在妄想独占中国的美帝国主义支持之下,一面抢占战略要点,一面以谈判为烟幕,积极部署内战。他妄想重演 1927 年的老把戏,篡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维持法西斯独裁统治,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1946 年 7 月,在准备妥当之后,蒋介石就对解放区发动全面的进攻。中国革命进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但是,1946 年的中国已经不是 1927 年的中国了。中国人民已经在以往的革命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武装(人民解放军)和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更加壮大和坚强。从 1947 年 7 月起,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到了转折点,也即是毛主席所指出的,“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胜利形势迅速发展。1949 年 4月,南京解放。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反动、卖国政府——蒋介石政府覆灭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以此为起点,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过渡。“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经历了无比的苦难,也进行了无数次革命斗争。但从鸦片战争直到辛亥革命,这一系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每次都归于失败。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阶级或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历史证明:中国人民只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在最先进的、最坚决的、最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最后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因此,在革命胜利之后,在中国建立的就必然只能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要走的就必然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原载 1955 年《人民中国》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