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年到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已经积累了 3000 年。这从一大堆历史的现象看来，固然是“一治一乱，治时少而乱时多”，但从历史的本质看来，却只有一个土地问题，即农民和地主争夺土地所有权问题。究竟谁应该享有土地所有权？300 年前的王船山《噩梦》里很明确的答复了。他说“土地不是帝王所得私有。人民生在土地上，用自己的劳力，耕自己的田地，土地分明是耕者所有”。王船山的主张，完全符合真理。因之，凡主张土地应归地主所有者，完全违反真理。
地主阶级最早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在西周时代。《尚书·梓材篇》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小雅·北山篇》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这种说法，领主对土地及农奴的所有权，最初是从天上掉下来付给天子的。谁也知道，天上决不会掉下所有权来，那么，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领主（王、侯、卿、大夫）用武力占有土地和农奴，要农奴替他们开垦和耕种。《周颂·噫嘻篇》：“噫嘻成王……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本诗大意是说，周成王督率一大群农奴在地上耕种，成王鼓励他们，允许他们开发私田。地区长 30 里，条件是一万个农奴出力耕种公田。最好的田地（称为南亩）被指定为公田（又称大田或甫田），每年要 1 万农奴无报酬地替周王的公田服役。普通田地分配给农奴，称为私田（《小雅·大田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每年缴纳十分之一的谷物。还有大量荒地，地主作为恩物让农奴们开垦，变成熟地以后，缴纳租税。领主用公田私田两种形式，对农奴进行力役地租实物地租两种剥削。西周时代的封建制，比起商代的奴隶占有制，确是一个大进步。所谓“成康之世，颂声大作”，就是这个进步的反映。
等到私田数量远远超过公田的时候，领主收入主要依靠私田的租税，公田渐成“告朔之饩羊”。《齐风·甫田篇》：“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公田上莠草长的茂盛，说明春秋初年，领主不重视公田了。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这又说明公田制度废除，领主按亩收租，不分公田私田了。春秋末期以至战国时代，土地已得自由买卖，地主不限于领主，依靠财力的人也可以占有土地成为地主，地主逐渐增多。及秦朝统一，地主政权代替了领主政权。领主和地主占有土地都是依靠武力或财力，都不是用自己的劳力耕自己的田地，更不是上天付给他一个所有权。
自从陈胜、吴广领导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以后，农民开始向领主地主争夺土地所有权。这一争夺过程，在历史上形成下列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秦汉起，下迄太平天国起义，是农民自发地争取土地时期。
第二阶段——太平天国起，下迄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号召农民争取土地时期。
第三阶段——五四运动以来，是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收回土地时期。
农民应该享有土地，但是失去了土地；地主不应该享有土地，但是占有了土地。这是极大不公平的事，历史上的混乱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更明确的说，凡历史上的治，都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所有的乱都是地主造成的。
试先举第一阶段历史为例。本阶段内，按照旧历史家的说法，所谓著名治世，有西汉文景之治，有唐太宗贞观之治，有满清康熙之治。所谓乱世，那就多的很，每一朝代都有乱世。陈胜、吴广以后，每一次农民起义，都被称为“乱”。事实恰恰相反，文景之治，正因为秦末农民起义，夺回了不少的土地。贞观之治，正因为隋末农民起义，恢复了均田制度。康熙之治，正因为明朝贵族官僚霸占全国极大部分上等田地，李自成提出均田口号，推倒明朝，满清政府代表汉奸地主向农民让步，实行更名田制度。历史上所谓三个著名治世，事实证明不是“圣君贤相”施行仁政的结果，而是农民起义的产物。反过来看，历史上一切所谓乱，没有例外都是地主过度集中土地所激成的。
从古代政论家的主张里，也证明这一真理。
春秋时代，因诸侯及大夫间强烈地进行兼并，后半期土地由领主手里逐渐转到地主手里（郡县制开始推行）。战国时代，土地主要被地主占有（因春秋时代“收族聚党”的宗族已破坏），农民失去宗族的依靠，多数人不得土地耕种。孟子首创井田说，反映了当时农民需要土地的严重情况。西汉师丹倡限田说，王莽倡王田制，晚唐元稹创均田图，南宋林勋创均田法，贾似道创公田法，明代朱国祯创均田说，王船山创耕者有其田说，这都反映了地主集中土地过度，地主阶级中人也看出危机，不得不提供办法。但是他们的办法多限于空谈，即使实行也不能有利于农民（如王田、公田）。只有农民自动起义，才能暂时夺回一些土地，政治上呈现程度不等的治平现象。
从陈胜、吴广以下，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何止数十次，目的当然在要求土地，但很少有人提出明确的主张。长长 2000年，农民起义被地主摧残压迫，牺牲是无限的。这说明自发性的运动，虽然也起了些治的作用，但不能克服地主所造成的乱。
再试举第二阶段为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提出《天朝田亩制度》，揭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天国似乎不曾实行田亩制度，但因地主被驱逐，农民生活改善，即汉奸曾国藩也被迫承认天国境内的治，与满清帝国的乱成显著的对照。康有为主张“公农”，他说：“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但是这须“待之百年”以后。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见《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列宁说他“谈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含糊”。 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提出“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地权平均以后，全国无地主”，这些是资产阶级号召农民争取土地的动听的议论，但是他们不敢领导农民去实行。
本阶段内，除去太平天国局部、短期的治以外，只看见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乱。
最后试举第三阶级为例。中国人民失望于资产阶级的空口号召，要求得到真正的领导者，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负担起资产阶级性质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在英明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决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十年内战中，不大的苏区，不多的人口，对抗反革命蒋介石百万大兵，五次粉碎其所谓“围剿”，苏区内人民虽饱受战祸，生活却蒸蒸日上。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苏区内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用落后的武器、贫乏的物资，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记国民党，解放广大地区和人口。根据地内民主和平，实现“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见《礼记·礼运篇》）的理想世界。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根据地内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在反对美蒋的爱国自卫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大量歼灭蒋记美械军，鼓舞了全国人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解放区内人民生活安乐，比抗日时期又有大进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解放区内实行了农民大翻身，扫除了压榨人民的封建地主阶级。这里切实证明了，第三阶段内，农民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土地问题，治的力量一定要克服乱的力量。
上列三个阶段，在长期的第一阶段里，农民运动是自发性的，因之效果是微小的，所谓治的时间是极其短促的。在第二阶段里，资产阶级号召土地改革，虽然它无心也无力求其实现，但给农民以不少的影响，其口舌之功是不可抹煞的。在第三阶段里，广大的农民已经得到了土地，这个土地改革运动必然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这就是说，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时候，即全中国永远大治的时候。3000 年历史上绵绵不绝的乱，将因此而永远消失。
（原载 1947 年《北方杂志》第 2 卷第一、二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