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社会的不变性，与亚洲国家之经常被破坏而重新建立，与它们朝代之迅速更换，恰恰相反。这个社会基本经济成分底结构，并不被政治范围内所发生的风暴所惊动。”马克思这个锐敏的论断，把“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的秘密揭露了。而辛亥革命则是社会基本经济成分底结构已经变动得足以破坏 3000 年改朝换姓的老窠臼，崭然呈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面目，因之辛亥革命无疑是伟大的，因为它是从一个社会制度开始转向另一社会制度的革命。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必须分为两个阶段，十月革命以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自从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经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政变、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以至辛亥革命，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继辛亥革命而起的，是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一二九”运动，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辛亥革命从其成功的一方面看来，是开始了具备规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但革命的实际经验又证明了这种革命决不能完全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的艰巨任务，势必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千钧重担。因之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得不从此渐归于结束。（参阅《新民主主义论》三、四两节）
构成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可以从四方面来说明。
（一）帝国主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光宣之际）帝国主义列强运用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尤其是经济的各种侵略方式，狂风暴雨般向中国袭来。腐朽顽劣的满清政府望风披靡，丧失权利不可数计。试观下列简表：
1894 年（光绪二〇）中日战争。
1895 年（光绪二一）《马关条约》的成立，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割辽东台湾及澎湖列岛，放弃朝鲜宗主权。
同年 俄德法三国干涉日占辽东，日本退还辽东，增偿赔款3000 万两。
1898 年（光绪二四）德强租胶州湾，并获得山东筑路开矿等权利。
同年 法强租广州湾，宣言两广云南为其势力范围。
同年 俄强租旅顺大连，宣言东三省及蒙古为其势力范围。
同年 英强租威海卫，宣言扬子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
同年 日本要求福建为其势力范围。
1900 年（光绪二六）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北京。
1901 年（光绪二七）《北京条约》成立，中国赔款 4 万万5000 万两，丧失海关及其他权利多种。
1904 年（光绪三〇）日俄在东三省大战。
同年 英藏私约成立。
1905 年（光绪三一）日俄《朴资毛斯条约》成立，俄所占南满一切权利转让日本。
伴随着上述暴力掠夺，旧中国的经济命脉铁路、海关、邮电、航运业、矿冶业、纺织业、银行业悉数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了。由于中外经济力形成不可比拟的悬殊，统治中国的满清政府，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恭顺的奴仆，主奴交互勾结利用，共同向中国人民进行残酷无比的压榨。单就海关一项说，光绪三十一年后，每岁总在 2 万万两左右，政府征收关税每岁三四千万两，大部抵偿外债。这种压榨的结果，促成中国人民迫切要求革命。
（二）满清政府 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光绪时代，清政府对外军事的失败，外交的屈辱、国权的丧失、藩属的削夺，政府的威信在人们面前坠落几尽。同时内政也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皇室以西太后那拉氏为首，官僚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整个统治机构，贪污腐化，骇人听闻。例如全国每岁征收捐税，用作贿赂上官，饱入私囊的数目，超出公货实额总在五成至七成之间。政府岁入总数，光绪二十九年 1 万万两，三十四年增至 2 万 3000万两，宣统三年增至 3 万万两，公货实额如此飞跃增加，官吏私囊随之充盈，可以想见。人民穷极无告，只有向革命控诉以求生路。不过满清的统治机构很庞大，统治经验也丰富，如果内部还能保持相当的团结，镇压人民革命，其势力仍未可轻视。恰好那拉氏死后，摄政王载沣代宣统帝溥仪执政，首先斥逐汉族官僚袁世凯回籍。宣统三年，组织立宪内阁，国务大臣 13 人。满人占九，汉人占四，军谘府两个大臣都是满人。汉族官僚非常愤恨，候补侍郎陈宝琛，大学堂监督刘廷深等上奏折严厉抨击载沣用人不公，要求满大臣引咎辞职，满汉两族官僚公开冲突，造成极大的裂痕。袁世凯痛恨载沣，包藏着夺取满清政权的野心，他虽然被逐下野，却与旧部新军六镇及徐世昌为首的大批汉族官僚的拥护，实力远在载沣之上。袁世凯载沣的分裂，大大削弱了满清政府的统治力。
帝国主义列强是间接的但是强大的中国统治者，满清政府是直接的但是衰弱的中国统治者，中国人民与满清政府角力，帝国主义是不能坐视的。
（三）汉族人民 光绪二十六年以后，国库每岁亏短二三千万两，宣统时代岁亏增至 6000 万两，政府假借筹备立宪扩张军备名义，大肆搜括，田赋自 3000 万两增至 5000 万两（对土地所有者大不利），厘金自 1300 万两增至 4300 万两（对工商业者大不利），其他盐、茶、鸦片、矿、渔、牙、印契等旧税以外，另创米谷、砂糖、烟酒、绸缎、首饰、屠宰、赌场、彩票等新税，名目繁奇，无所不至，定价出卖官职，任何不堪之人，有钱就做官，政府提取官吏陋规，美其名曰化私为公，实际是抽官吏所得税，在这样抽税狂潮下，人民一致对政府不满；民族的仇恨，在大部分人民间尤激发不可抑止。当时社会里各阶级阶层所持态度大体如下：
民族资产阶级 清末工业非常幼稚。自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在商部注册的公司有 128 家，资本总数不过 4900 万元，号称第一流的银行如厦门绅士林关嘉独力经营之劝业银行，广东绅商经营之广东大信银行、南洋华侨经营之吉林实业银行，资本都不过数十万元。资本家多从官僚出身，如江苏省资本家首领张謇是状元，浙江省资本家首领沪杭甬铁路总办汤寿潜是四品京堂，其他白身出身的较大资本家总要弄个官衔以资夸耀。他们经济力量既极薄弱，对政府只要求君主立宪，不一定主张排满，但也并没有好感。
买办资产阶级 买办是帝国主义的走卒，他们依附洋主人，在市场上有很高的地位，对政治没有什么主张，因帝国主义不满意清政府，所以他们也没有好感。
华侨资本家 华侨在国外饱受当地统治者的压迫，希望祖国富强给他们保护，小部分受康梁保皇党欺骗，赞成君主立宪，大部分受孙中山先生影响，赞成排满共和，同盟会得华侨助力最大。
地主 地主本是拥护清政府的基本力量，因田赋激增，除有势力的地主不受影响外，其余改取冷淡态度，不愿出力支持。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感受政治的（满汉不平等）经济的（家业衰败）压迫，排满革命思想极发达，日本留学生进行革命最为有力。
农民 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民，从来是生活痛苦的一个阶级，但到清末，愈益陷入悲惨的境遇。他们不仅要负担官府明令规定的捐税，同时还要供应破靴党（土豪劣绅）的额外榨取。宣统时代办理新政，破靴党借地方自治调查户口等名义，或称设立自治公所小学校，没收寺庙公产，或称破除迷信、禁阻迎神赛会、或称汇集款项，增设鸡豚家畜等劳捐，户口调查尤使农民发生政府将征收新税或抽丁当兵的恐怖，破靴党利用自己的地位，巧取豪夺，大饱私囊，农民精神上物质上遭遇不可忍受的压力，对统治阶级激起深广的仇恨。他们没有懂得组织，但反抗的潜在力量非常巨大。
工人 因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幼稚，无产阶级数量既少，觉悟程度也还很差，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革命力量。
依据上述情况，满清政府对汉族统治的基础，事实上已经丧失，一遇风暴，势非崩溃不可。
（四）革命政党 领导革命，必须先有革命的政党。1894 年（光绪二十）孙中山先生联络国内外志士创立兴中会，开始实际行动。1904 年（光绪三十）黄兴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又有章炳麟徐锡麟等组织光复会。兴中会多闽广人，华兴会多两湖人，光复会多江浙人，三个团体带有封建地方性，对革命认识政治主张也不一致，惟推倒满清统治则为共同奋斗的目标，1905 年中山先生在东京集合三会及其他革命人士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发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项共同政纲，公推中山先生为首领，黄兴为副首领，章炳麟为民报主笔。这一统一战线的成功，革命势力遂成飞踊前进的雄姿。
同盟会员包括全国各省文武留学生，当时清廷举办新政，模仿日本，留日学生回国多在政界学界军界获得重要地位，同盟会势力因之遍布于全国。
湖北革命运动开始于光绪三十年，志士刘静庵、宋教仁等数十人组织科学补习讲习所，联络黄兴、吴禄贞等在湖南所办东文讲习所，采取一致行动。补习所决议从运动新军入手，所员多投军充当兵士。讲习所事露被破坏，补习所也遭封闭。不久，刘静庵联合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日知会（圣公会附属传教机关）作革命机关。光绪三十二年，日知会员在浏阳起义，有众数万人，战败，日知会被封。光绪三十四年，日知会员组织军队同盟会，加盟达 400 人，因议会名意见纷歧，未能正式成立。不久，组成群治学社，社员遍布新军中各部门。宣统二年，为避免官府监视计，改称振武学社，扩大组织，各标营均建代表制度，社员凡 240 余人。振武学社旋被协统黎元洪破坏，停顿两月余，改组称文学社。辛亥年元旦，文学社正式成立，公推蒋翊武为社长，大江白话报主笔詹大悲为文学部长，社员增至 5000 人。四月，文学社派代表与孙武为首的革命团体共进会接洽联络事宜，共进会主张推孙武为共同首领，文学社不允，从此两团体间取得联络，但也留下不幸的暗影。五月，文学社与益智社（四十二标一营后队司书郑兆阑所组织）、神州学府（武汉两商业学堂学生所组织）合并，团体愈益发展。孙中山先生派谭人凤来湖北谋组织中部同盟会，经詹大悲介绍，得与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等会面。七月，文学社与共进会开联合会议，组织最高机关，统一指挥，筹备大举起义，公推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王宪章为副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八月，发动辛亥革命。民国元年，由蒋翊武提议，文学社全体加入同盟会。
文学社特点是革命知识分子长期的深入新军下层工作，秘密组织士兵，人数几占湖北全军十之七八，起义后社员战死及被暗害竟占全社人数十分之九强。文学社发起辛亥起义，并孤军支持汉口战争，以待各省的响应，奇功伟业，实可歌泣，没有同盟会全国性的倡导革命，迅速响应，武汉军事发动必不能成功，没有文学社深入的普遍的武力作基础，辛亥革命也必不能成功。全国与地方，军事与政治，配合适宜。相得益彰，达成辛亥起义的大功。
关于辛亥起义的事迹，史书记载颇详，不须赘述，这里正想依据上述情况，试论这个革命成就和失败的两方面：
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发生了一个新兴的力量，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力量。另一个是传统的封建反动力量。近百年来的中国史，也就是这两个力量的长期斗争史。革命力量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目标，反动力量以把持封建专制政权，勾结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买办资产阶级协力反对民主革命为职志。在辛亥时代，革命力量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为代表，反动力量以载沣领导的满清政府及袁世凯领导的汉族文武官僚为代表。满清政府对帝国主义虽极恭顺，但它已是顽钝的，人民面前威信扫地的，腐朽到不堪供帝国主义使用的工具了。袁世凯兵力足以镇压革命，凶险的办事才干，老练的政治经验足以收拾危局，在汉族上层社会中又有颇高的声望，他是代替满清政府最适当的工具，以英日两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抚育这个宠儿是完全必要的。帝国主义永远反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抬头，但是辛亥起义后八天，英日俄法德五国同时宣告中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这当然不是所谓革命外交的成功，而是帝国主义压迫满清退位。鼓励袁世凯登台演戏的预定计划。
袁世凯强大的兵力加上帝国主义的援助，与起义军兵力加上全国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革命情绪比较起来，自然袁世凯方面占优势。如果袁世凯恃强进攻不止，迫使起义军结合农民共同战斗，那么，袁世凯内有满族官僚的牵制，外遭广大群众的反抗，帝国主义本身存在着矛盾，不能增加更多的助力，优势将转成劣势。这样，和议很快成功的原因显然可见了。革命力量方面弱点很多，孙中山先生虽然勇气有余，无奈同盟会动摇，势孤力单，不得不委屈议和，反动方面投鼠忌器，袁世凯虽然野心勃勃，也不得不适可而止，借和议结束革命的第一幕，乘机巩固既得的地位，再用政治阴谋来进一步的瓦解革命团体，孤立孙中山先生及少数坚决革命分子，最后用武力驱逐革命力量，使不能在南方立足。袁世凯着着成功，革命步步失败，革命的目的在取得政权，现在政权正是从满清转移到袁世凯手中，辛亥革命无疑是失败了。
不过辛亥革命还有其伟大成功的一方面。中国是 3000 年封建专制的国家，朝代可换，皇帝必不可无的传统观念，大圣群贤苦心制造的“君天也，天可逃乎”一类“永恒真理”，深入人心，牢不可拔，辛亥以后自然幻灭了。（顽固分子例外）人民虽然仅仅获得民主共和的空名，但民主共和代替了“天皇神圣”，建立民国的政治原理教育了全国广大人民，那么抑在社会下层的工农群众觉悟到自己不是统治阶级的奴役而是国民一分子，更觉悟到统治阶级善于改头换面，挂出好看的政治招牌，保持传统政治，镇压民主革命的本质决不可变，这种觉悟的开始，即造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辛亥革命伟大的成就就在这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有其重大的作用。满清时代止有少数最前进的青年敢于从事革命活动，辛亥以后，一般学生踊跃参加政治运动，普及全国，留学生远落在国内学生后面，原因之一就在辛亥革命开其风气。这一成就对后来革命事业的发展，也有伟大的意义。
总之，辛亥时代的革命力量（落后的民众和落后的政党）根本不可能一下推翻旧统治势力，君主制度的根绝，（洪宪复辟两次尝试，立即覆灭，即其明证）民主国家的建立（虽然是名义上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确是跃进了一大步，所以辛亥革命的成就部分也许比失败部分要大些。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成就止能如此，不可能再多些，而就近于聊以解嘲了，由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应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领导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本身软弱无能，它们主观上要求革命，客观上又要求与反动势力谋得妥协。小资产阶级呢，主观上愿意替资产阶级服务，可是不得资产阶级强有力的支持，它们也非投降反动势力不可。袁世凯北京政府成立不久，革命团体动摇而瓦解了，“革命成功，革命党消”，是事实不是造谣诬谤。假设当时同盟会是依据西欧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是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的，是植根在广大工农群众身上的，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反帝反封建的，抱着不屈不挠、拒绝与反动势力妥协的勇气的，那么，在这个政党领导下的革命，无疑要获得另一样的成就。不过我们要知道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革命不能创造先进的政党，丝毫不容加以非议，我们应该接受的是辛亥革命留给中国革命事业极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要中国革命成功，必须首先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结成和破裂，扩大和缩小，巩固和离散，紧密和松懈，与革命的成败涨落成正比例，同盟会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中国资产阶级本身软弱无力，在一定时机下起而领导民主革命，其特征是浅尝即止，不敢前进。辛亥革命以妥协草草了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中国资产阶级大体带有官僚性买办性，因之它宁愿放弃民主，向封建军阀帝国主义伸出妥协之手，共同压榨劳苦人民。南北和议前后，资产阶级相率脱离孙中山先生的领导，转向拥护袁世凯政府，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中国资产阶级反封建是有限度的，反帝是几乎不敢的，因之它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绝无成功的可能。然而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允许革命停顿不进，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起来领导广大人民作坚决斗争，这才能完成而且一定能完成任务。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第五，中国共产党揭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决心完成近百年来至今未了的民主革命，因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解放意志的体现者，是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是辛亥革命的发展者，是统一战线的主持者。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遭遇残虐无比的灾难，然而全国人民爱护之期望之援助之参加之使之日趋于壮大，这决不是偶然的事，也就是完全证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确切代表中国人民一百年来革命的意志。
（原载 1942 年 4 月 11 日延安《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