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一个多月来，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批评和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只看到一小部分），对我极有启发，帮助，使我认识了错误，从而在此基础上，重新研究、认识海瑞。也通过这次的批评，讨论，对过去长时期没有解决的若干问题，各方面都各抒己见，展开百家争鸣，分清是非，端正立场，从而导致问题的解决，取得一致意见，提高学术水平，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
我研究海瑞，是 1959 年、1960 年两年中的事。把这些文章写作时间排一个队：
一、《海瑞骂皇帝》，发表于 1959 年 6 月 16 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
二、《论海瑞》，发表于 1959 年 9 月 21 日《人民日报》，收入《灯下集》，146—168 页。
三、《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第一版题记的时间是 1959 年 11 月 14 日。
四、《海瑞》，1960 年《新建设》第十、十一期合刊，收入《春天集》，228—237 页。
五、《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本的前言写明 1960 年 11 月13 日七稿，发表于 1961 年初的《北京文艺》，2 月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8 月间加上一篇序，出单行本。
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 1960 年以前写的。
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
1959 年 8 月 12 日至 16 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接着 8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
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9 月 17 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十天。文章最后说：“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 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
《海瑞罢官》在 1959 年年底动笔，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前言中说：“他又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剧本）正面主角是海瑞。对立面是退休宰相徐阶和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这个集团明朝称为乡官。……（剧本）描写封建时代政治的黑暗腐败，乡官的豪横，人民被压迫奴役的惨状。……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乡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
现在检查起来，《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在思想认识上，主观地要突出海瑞好的一面，越写越片面，把海瑞的历史地位评价过高了；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把海瑞写成一个封建时代非常高大、完整无缺的政治家，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减轻农民和市民的负担，向贪婪腐朽的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说他“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迫、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在《海瑞的故事》中，说他“像海瑞这样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等等。都是浮夸的，自相矛盾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文章的开头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统治”。中间说他“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还是忠君爱国的”。“他受了严格的封建教育，遵守封建礼法，在政治上也必然道往古，称先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既然肯定了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怎么又有可能同时站在农民一边呢？一个人同时可以站在对立着斗争着的两个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吗？由此看来，历史上海瑞的立场并没有错，是我的立场错了。这是严重的根本性质的错误。
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 1959 年、1960 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在海瑞做应天巡抚的九个月中（我在论文和剧本中都错写成七个月）不是没有阶级斗争，相反，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很激烈，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因为他一生做官的四个时期，任淳安知县时期已经有旧戏《五彩舆》《大红袍》这类戏了。在北京做京官时期，已经有新戏《海瑞上疏》了，最后在南京做官时期，时间虽然有两三年，却没有做出什么可以描写的大事。只有任应天巡抚时期，过去还没有人写过戏，可以写。在这个时期，他主要做了清丈、推行一条鞭法、修吴淞江、除霸、退田五件事，前三件事不好写，就选择了除霸和退田两件事作为主题，前四稿是以退田为主题的，经过讨论，认为退田是改良主义的措施，没有意义，第五稿以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九场戏中有六场是写除霸的，却没有想到在当时海瑞即使除了个把恶霸，根本不会触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什么利益，性质会有什么改变，又有什么意义呢？“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都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
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定稿，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时间，全国人民在前进，而我却停留在原地，没有迈开一步。而且《论海瑞》假如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的话，《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
二、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
《海瑞罢官》是以除霸为主题的，但是许多批评的文章却把笔锋指向退田这件我认为是陪衬的事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海瑞强迫乡官退田说是改良主义的措施，《论海瑞》中说过：“不改变生产关系，简单地要求大地主退还侵占农民的部分田地，少剥削些，农民的苦楚减轻一些，无论事实上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还是封建的剥削的社会，地主剥削农民的关系依然不变，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是不可能解决的。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不可能解决的社会矛盾。……海瑞没有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认识和解决这个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地农民、特别是松江的农民，乡官们骂他们是“刁诈之徒”，是“刁民”，多年来一直在告乡官夺产的状，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告状的时间如此之长，告状的人如此之多，这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告乡官夺产的状呢？这要从苏松地区的农村经济情况来分析，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
从明朝一个朝代的情况来说，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被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农民和地主、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从时间前后来说，明朝初期由于经过长期战争，数量很大的地主分子由于武装反抗农民起义军的进攻，大量地被消灭了；元朝官僚、宫廷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也因政权的被推翻而变成官田；由于长期战争所带来的人口剧减，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地旷人稀，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发生了变化，明朝政府把无主的、抛荒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就这样，在明初几十年中，土地的一部分是由个体农民分散经营着的，阶级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从地区来说，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旧地主阶级不像北方那样，大量地被战争所消灭，相反，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参加了明王朝政权，不止保存了原来拥有的土地，还有所增加，有所发展；还由于明初建都南京，成群新贵族、公侯将帅都成为新兴的大地主了，东南地区的土地集中现象逐步增加了，和北方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是明初几十年中，南方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而北方地区却比较安定的经济原因。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东南地区土地集中的情况也不断跟着发展，阶级矛盾也就随之日益尖锐化了。
但是，这只是一般的基本的情况。就苏松地区而说，还有其特殊的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情况。
第一，苏松地区的田赋特别重，明代全国实物税收约三千万石左右，苏州一府七县占二百八十一万石，松江一府三县占一百二十一万石。苏州垦田数只有九万六千五百零六顷，占全国垦田总数百分之一点一，交纳税粮呢，却占全国税收百分之九点五。 松江垦田数只有四万七千一百五十六顷，比苏州少一半。 苏州一府比浙江一省的负担还重，松江三个县的负担等于浙江一省的百分之四十弱。第二，是这两府的官田特别多，明朝全国官田数为全国垦田数七分之一。 苏州垦田总数内官田为六万五千零三顷，民田为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七顷。 大致官田占三分之二弱，民田占三分之一强。松江府垦田数内官田为三万九千八百五十六顷三十三亩，民田却只有七千三百顷二十三亩。 官田的比例就更大了，官田占总数七分之六弱，民田只占七分之一多一点。官田和民田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因为以南宋以来，由于这一带土地肥沃，经济发展，贵族、官僚用种种方法兼并土地，（从贾似道搞公田起）到了政治局面发生变化，旧的贵族、官僚被推翻了，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就被没收为官田，经过多次变化，官田就越来越多，民田就越来越少了。到明太祖（朱元璋）取得这带地方以后，又把原来（东吴张士诚）的豪族地主田地没收为官田，并且按私租收税，这样，这带地方的官田租税就特别重了。” 官田只是个名目，并不是由官府直接经营的田地。官田比民田赋税重多少呢？“今天下财赋多出吴中，吴中税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吴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税，一亩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取，盖几于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远，而一丘之内，只尺之间，或为官，或为民，轻重悬绝，细民转卖，官田价轻，民田价重，贫者利价之重，伪以官为民，富者利粮之轻，甘受其伪而不疑，久之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贫者不能供，则散之四方以逃其税，税无所出则摊之里甲，里甲坐困，去住相牵，同入于困。……田之税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谓均徭者，大率以田为定，田多为上户，上户则重，田少则轻，无田又轻，亦不计其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务逐末而不务力田，避重役也。……所谓重役者大约有三，曰解户，……曰斗库，……曰粮长，……三役之重，皆起于田，一家当之则一家破，百家当之则百家破，故贫者皆弃其田以转徙，而富者尽卖其田以避其役，吴下田贱而无所售，荒而无人耕绩，此之故也。” 说这话的人是明武宗时退休宰相王鏊，比海瑞早几十年，他说的苏松地区经济情况是和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没有很大差别的。官田田赋比民田要重十倍，而且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这样，把重赋都转嫁到自耕农身上，自耕农的日子便越发不好过了。第三，由于以上原因，苏松地区人口就日益减少，据《明史·地理志》：
很清楚可以看出从公元 1393 年到 1573 年，一百八十年中，苏州府的户增加了，是分家的多了，口却减少三十四万三千人左右。松江府户也少了，口则剧减到七十三万五千多人，减去一大半。这是什么缘故呢？显然是松江府官田占垦田总数七分之六弱，农民负担不起，大量逃亡的缘故。这两个府的人口大量减少，并不是真的人口少了，而是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了。据当时人记载，有的人成为大官僚地主家里的仆役，有的成为官府的吏胥，有的搞一条船做买卖，当然也有的跑到城市出卖劳动力，有的跑外乡外地去谋生，流浪。这种情况也就是王鏊的所谓逐末。
农民大量逃亡，不再留在原来的土地上，负担租税和徭役，在那时候，这也是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阶级斗争形式。
一面是农业人口的大量逃亡，像松江府这样，经过一百八十年，从一百二十多万的人口，减少到只剩四十八万四千多人，全国是找不到第二个的。另一面呢，明朝政府为了保护官僚地主的利益，还规定了一套特别优待的方法。办法规定京官一品可以免粮三十石，免役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免役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一直到从九品还可以免粮六石，免役丁六丁。外官免半。致仕官亦即乡官依照品级免粮、丁十分之七。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役丁二丁。生员已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七丁，新进生员不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五丁。计算方法是“田十亩准一丁，田二十五亩准粮一石以算” 。这样，越是官做得大，越是拥有土地多，免的粮、役便越多，中小地主和富农既非官僚，又非生员的，一遇重役，便非破产不可。明末温宝忠说过：明朝里役负担是很重的，要是有二十亩田地的农民，假如家里不出一个秀才，一轮到里役，便得破家荡产。 顾炎武也说：“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又沉痛地说：“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土地有十万之顷，而生员土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土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由此可见，封建王朝对乡官直到生员的优免，优免的部分在封建王朝并无所失，而是分摊到里甲去的，分摊到农民身上去的，粮、差的优免部分“尽归于小民”，以此，一个地区的乡官、生员愈多，小民的负担也就愈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尖锐。海瑞在给谭次川侍郎信上说：“江南粮差之重，天下无有，古今无有。生至地方，始知富饶全是虚名，而苦楚特甚。其间可为百姓痛哭，可为百姓长太息者，难以一言尽也。”便说明了这种特殊情况。接着说：“国计不可缺矣。分外使用及吏胥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宽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赐矣。”田赋定额是不能少交的，但是正赋以外的额外需索，则希望能够少要一点，宽一分也好一分。其次，没有功名，也弄不到监生、生员的中小地主、富农，为了逃避重赋、重役，保全家业，自动把土地投靠到大官僚地主门下的也就日益众多，叫作投献，就这样，就更进一步促进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农民也就日益贫困，走投无路了。
投献也要加以分析，一种是自动投献的，一种是狗腿子强迫投献的，这两种都不经过买卖手续，是无代价的。还有第三种，那就是大官僚地主看中了哪一家中小地主、富农的土地，用高压手段以低价勒买的，也叫作投献。
投献是违反封建王朝法律的，因为损害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明律》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蒙眬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又规定：“军民人等将竞争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朦胧投献……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换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地给还应得之人……其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人参究治罪。” 这里指的都是无代价的投献。只有第三种以低价勒买的，才能“或许之赎”，前两种是说不到赎的。
明代的皇庄，公元 1516 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余处，共计九万余顷，后来增加到二十九万九百十九顷，不过都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畿内地区，没有一个皇庄是在苏松地区的。 同时，明代各朝所封亲王也没有一个是封在苏松地区的。 这个地区根本没有皇庄。这个地区唯一的土地掠夺者是官僚大地主集团，也就是在朝的苏松籍的京官和退休回乡的官员——乡官。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
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阶级斗争已经展开了，农民除了大量逃亡以外，逃亡不了的便釆取告状，告乡官夺产，大量的人告状，经常告状，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应该明确指出，农民到官府告状是不容易的，他们没有文化，告状的状纸要花钱请人写；到府、县城告状要耗费时间，耽误劳动生产，不到不得已，忍受不了的时候，农民是不会轻易告状的。
这种告乡官夺产的农民，封建地主阶级叫作刁民，刁诈之徒，打官司告状叫刁讼，刁风。
海瑞在 1569 年任应天巡抚时，便面对着这种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他在督抚条约上说：“本院到处即放告。江南刁风盛行，非系民间疾苦，官吏贪毒，实有冤抑而官司分理不当者，不准。”“江南刁风日盛。”“江南民风刁伪。” 他也打老百姓的板子，关老百姓在监牢，也把他所认为刁民者枷号在衙门门口。在这一点上，他是和乡官一鼻孔出气的，立场是明确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对判案却有自己的标准，在任淳安知县时，颁布的判断疑狱办法：“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产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若乡宦擅作威福，打缚小民，又不可以存体论）。” 应该而且必须对这段公开的文告进行具体分析，在判断疑狱上，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在判断争言貌上，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这是从反动的封建礼法，封建等级制度出发的，是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但是，也还有另一方面，判断疑狱，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特别是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在他看来，在疑狱和争产业问题上，屈了贫民，可能引起不安、骚动，对王朝统治不利，屈了富民，屈了乡宦，他们经得起屈，屈一点也不要紧，这个屈也还是为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的。
他面对着苏松地区，特别是松江“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的斗争形势，是按着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原则处理的。
松江的情况，他说：“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两京十二省无有也。”他向府县官、诸生员、乡官之贤者问故，原因是：“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二十余年为肉。” 这里所说的二十余年，背景是什么呢？徐阶是华亭人，他是嘉靖三十一年（公元 1552）入阁的，四十一年当首相，隆庆二年（公元 1568）致仕，当了十七年宰相。 从公元 1552 年到 1569 年，恰好十八年，这个二十年正好是徐阶当权的时代。
海瑞企图缓和这个激烈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采取的是改良主义的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占农民田地的办法，根据明王朝的法律：“盗卖田宅：凡盗卖换易及冒认，若虚钱实契，典卖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系官者各加二等。” 他要退的是什么田呢？他说：“五年田土，祖宗之制，谓实有断卖文契也。苏松四府乡官，贤者固多其人，厉民致富者诚不为少。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自然之理也。果有实卖文契耶！臣于他府县告系白夺之状，间行一二，惟华亭县告乡官状，所准颇多。” 由此可见，他下令强迫乡官退的田是白夺的田，也就是不付分文代价，用强占手段白白夺来的田，是没有实卖文契的田，这样做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律，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措施，同时，对于被白夺去田地的农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退了多少？海瑞自己说：“况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可见退得是不多的。退了没有？海瑞自己说：“乡官自行清退田宅，松江府申报数册到臣见在。天理人心，不容泯灭。” 他在给徐阶的信中也说：“近阅退田册，益知盛德出人意表。但所退数不多，再加清理行之可也。” 再拿海瑞的对头，轰走海瑞的徐阶的话来印证：“自隆庆庚辛（四年、五年，公元 1570、1571 年）间，吏兹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为政，而专导之以嚣讼，教之以争夺，民靡焉断丧其廉耻之心，毁弃其忠厚之俗，攫攘微利，骨肉为仇，故家旧族，所在破败。彼其意以为富者之财，散入于贫，则贫者当富矣，而岂知人情得财既易，用财遂轻，加以奸恶之徒，竞相诱引，淫奢饮博，视如泥沙，讼墨未干，空空如故，而富者之衰落则不可复振，盖里巷之间无富民者数年矣。” 隆庆四年三月以前吏兹土者就是海瑞，这封信是写给当朝首相张居正，是骂海瑞的。由于他的大官僚地主的立场，当然有歪曲，但也说岀一件事实，那就是海瑞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夺、白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田，是“富者之财，散入于贫”。富者是乡官，贫者是农民。以此，《明史·海瑞传》也说：“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也说他做得过火了一些：“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这个屈也就是海瑞所主张的，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屈。
海瑞退田的效果如何？海瑞自己说：“臣任九个月矣。……谓扶弱被侵夺，而贫者自贫；谓抑强肆侵夺，而富者自富。” 贫者自贫，富者自富，是他自己的总结，说明是没有效果的。而且，正因为他依据王朝法律强迫乡官退田，他是被苏松乡官在朝的代言人给事中戴凤翔弹劾下台的，他一离任，新任巡抚当然一反他的所为，所退的什百之一的田，不言而喻，又退还到乡官的手里去了。剧本《反攻》一场，徐阶说：“换了新官，还不又是我们的天下。”是指出这一点的。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在《海瑞罢官》前四稿以退田为主题的末场，众乡官在迎接新任巡抚戴凤翔时说：“戴都老爷今日上任，他上本参倒海瑞，是我等重生父母，再世爹娘。如今又来巡抚东南，这一来呵，三吴又是我们的天下了！刁顽愚民从此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良田好地又要物归原主了！感恩戴德，我等在此迎候。”（根据 1960 年 5 月写的第三稿油印本）这一段是和《反攻》一场徐阶的话相呼应的，点明了海瑞罢官后所退的田又退还到乡官手上去了。五稿以后改以除霸为主题，末场大大改写，把这一段话删去了，退田又退回到乡官手上去的事实便不那样醒目明确了。
当然，退田中有一部分是退给投献户的，但不完全是。至少有一部分是退给白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农民。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的有几万人，一人代表一户，松江府在 1573 年的人口数，才四十八万多一点，按 1578 年的全国人口和户数的平均数计算，每户为五点七人，这样松江才有八万四千多户，在八万多户中，告乡官夺产的就有几万户，假如全是投献户，是中小地主和富农，这个比例看来是太大了些。
姚文元同志批评说：“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徐阶确是退了一部分田的，这在上文已经说过了。退给谁呢？姚文元同志说：“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查《国榷》的原文是这样的：
隆庆五年七月庚午，蔡国熙为按察副使，整饬苏松兵备。……至是高拱擢之以迹阶，松人群起讼之，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
入田四万亩于官是确有其事的，但是海瑞是隆庆四年三月以后离开应天巡抚任的。这件事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是蔡国熙办的，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和海瑞的退田是两码子事。
正因为海瑞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了制止农民逃亡，赋税减少，和徭役征发，他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执行封建法律的退田办法，并且还执行了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方针，他就遭受到大官僚地主集团的攻击，以致罢官。毛主席说：“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 海瑞撞在地主政权、专制政治基础上了，他就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他的改良主义的措施，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也行不通，办不了。他是改良主义的失败者。
海瑞走了，农民是不是就不告状了呢？上面《国榷》说“松人群起讼之”。和海瑞同时的华亭乡官何良俊骂他：“刁诈之徒，禁之犹恐不缉，况导之使然耶？今刁诈得志，人皆效尤。至于亡弃家业，空里巷而出，数百为群，闯门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夺。吾恐一二年不止，东南事必有不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风稍息。然人心动摇，迄今未定也。”又说：“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若善良百姓，虽使之诈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风生事乎！然此风一起，士夫之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百姓，坐而待毙，则是爱之实陷之死也，其得谓之善政哉！” 稍后的浙江嘉兴人沈德符也说：“海忠介所颁条约云：’但知国法，不知有阁老尚书。’于是刁民风起，江南鼎沸，延及吾浙，不问年月久近，服属尊卑，以贱凌良，以奴告主，弟侄据兄叔之业，祖遗蒙占夺之名。自庚午（公元 1570 年）至今将四十年，少者壮，壮者老，习为故常，专此诬讦。缙绅之贤者，反谨避以博忠厚之名。尝闻吴中杨震崖（成）太宰云，近日地方使君逞风力者，动云不畏强御。然则强御乃我辈也。不亦哀哉！” 沈德符的话也有过分的地方，上面已经说过，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已经有大量的人告状了，沈德符却把这件事全算在海瑞身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过由此看来，第一，海瑞退田在当时是有影响的，官僚地主阶级是发生了震动的；第二，地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不大可能指的是中小地主；第三，1570 年以后，过了四十年，浙西一带的农民还在告地主的状，“以贱凌良，以奴告主”。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封建地主阶级极为痛恨。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 1560、1570 年，苏松地区是存在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农民是和官僚地主阶级对立的，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
根据以上分析，海瑞所釆取的执行封建法律的改良主义的退田措施，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目的是在缓和阶级矛盾，目的是在使农民不逃，田地不荒，便于徭役征发，当然，这样做，对得了退田的部分农民是有好处的，但是，决不能说成海瑞是站在农民立场上。
根据以上分析，在海瑞以前，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在海瑞离任以后的四十年中，封建统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亦即被他们白夺土地的农民，是在始终斗争着的，并没有屈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主题应该是农民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农民应该是正面人物，英勇顽强，斗志昂扬，但是剧本写农民苍白无力，只会唉声叹气，只会喊“王法何在，天理何在？”赵玉山被当堂打死，不吭一声。“我等都是徐家佃户，哪里敢多说一句。”海瑞下令退田后，众乡民说：“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最后幕后合唱“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使读者、观众感觉到不是由于农民自己的斗争，而是由于一个清官解决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混淆了、抹煞了阶级斗争的本质，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立场性质的错误。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僚，剧本尽管也强调了这一方面，“江南地鱼米乡多交粮饷……恶乡官贪残吏摧残乡党，害得那苦百姓逃亡他乡，民已穷财已尽国脉琢丧，我海瑞报圣上要作主张”；“要申三尺皇家法”；“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谈孔孟说诗书取法先王，……学乡愿讲圆融愧对吾皇”；“多为百万生民办一点好事，也就为皇上减少一分隐忧。”但是，把他突出的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无论除霸也罢，退田也罢，都会使读者、观众理解为他是为人民的，从而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立场既然错了，歌颂的又是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那么，这个剧本是为谁服务呢？显然，不可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松江地区的乡官渐富、民产渐消的情况，在他向皇帝的报告中说，府县官、生员，甚至乡官的贤者都对他说了的，海瑞在官僚中，甚至部分乡官中，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他并不孤立。但是剧本却不提这些，只写他一个人单干，在家庭中只得到他母亲一个人的支持，这不但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而且还宣扬了个人英雄主义，对读者、观众起了有害的作用。
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三、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
吴淞江是修成了的，这在不少讨论文章中已经谈到了。白茆河虽也修了，但没有修成。
为了便于讨论，有必要把修吴淞江的经过说明一下。
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说明，他于隆庆三年十二月巡历上海县，亲自相视，量得淤塞当浚地长该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阔三十丈，今议开十五丈，计该用工银七万六千一百二两二钱九分。因为饥民动以千百，告求赈济。他就结合修河和救饥，“吴淞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经费来源是他自己筹措一部分，乡官史际捐出赈济谷二万石，并要求量留苏松常三府漕粮二十万石。 以后他又报告：“各县民告饥甚急，臣思昔人兴工救荒，旋于今正月初三日破土起工，实自初八日以后，人工方集。二月二十后渐收工，二十九日告成。……止用过银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七两。” 他在给人的信上也说：“百凡区画，止幸吴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余垂成中止，奈之何？” 此外，《明史·河渠志》和《嘉定县志》都有修成的记载。连骂他的何良俊也说：“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 可见这工程不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修成（我在文章和剧本中说成不到一个月，是错的），还是当年就见效的。
于此，提出的问题是修水利是不是好事，为了什么目的。
历史上封建王朝较为稳定的时代，是比较注意修水利的，因为水利不修，常闹水灾，就会影响王朝的田赋收入。海瑞修吴淞江应该说是好事，决定是他作出的，经费是他筹集的，人力是他组织的。但是，还有其主要目的，那就是借兴工来救灾，灾民没有饭吃，闹起事来，可不得了。以工代赈，一举两得，这便是他的目的。当然，修水利参加劳动的是遭了灾的劳动人民，功劳主要是劳动人民的，但海瑞也应该算上一份。
关于除霸，内容是虚构的，想当然的。根据有没有呢，也有也没有，说没有是说洪阿兰一家三代被害的故事是虚构的。说有是根据《明史·徐阶传》：“同列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 《高拱传》：“阶子弟颇横行乡里。” 李贽《海瑞传》；“是时吴中贵人无逾华亭相（徐阶），按问其家无少贷。而（徐阶）弟侍郎陟武断残民，辄逮治如律。尽夺还其侵田。” 谈迁《枣林杂俎》：“华亭徐文贞阶家居，子仆积横，讼牒山积。”是根据这些资料虚构出来的。
惩处贪官污吏的情况也是这样。梁云龙说：“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 黄秉石说：“贪墨吏望风解印绶去。” 谈迁说：“瑞一意拊单赤，抑贵势，墨吏望风解印绶去。” 《明史·海瑞传》也说：“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些记载是一致的。剧本中判处王明友、李平度、萧岩的死刑和革职，也都是虚构的。
关于对清官的看法，我过去认为：“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掠夺上面的，封建官僚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切政治设施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封建官僚的压迫、奴役下，广大人民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好官的拥护了。对于这样的好官，人民作了鉴定，叫作‘青天’。也正由于封建时代的、青天，极少，所以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青天’，也就成为箭垛式的人物，许多人民理想中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们身上了。像宋朝的包拯，明朝的况钟和海瑞，都是著名的例子。也还必须指出，尽管历史上出现了几个‘青天’，是当时人民给的称号。但是，也决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不是的，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官僚，在这一点上，也和当时其他封建官僚一样，是和人民对立的。不过，由于他们的出身和其他关系，比较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痛苦，比较正直，有远见，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缓和阶级矛盾，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对历史的进展有好处的。因此，他们在当时被人民叫作青天，在历史上也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 今天检査起来，这个看法我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问题是最后一句话，既然封建时代的清官是为他的本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那么，无产阶级能够向他们学习什么呢？就以《海瑞罢官》为例，我说“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这个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和无产阶级的刚直不阿，有没有社会内容、本质上的区别呢？不讲区别，不讲本质不同，是不是要无产阶级去学习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呢？这样一检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检查，问题就多了，我过去几年，写了很多历史人物，大部分文章的结尾都说这人的某些品德值得今天学习，没有区别，没有分析，都是错误的。
由此就联系到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时候是清醒的，例如我曾说过：“时代不同，社会性质不同，道德标准也就不同。……总之，社会性质变了，道德标准也必然随着改变，这是个历史的发展观点。” 在谈骨气时也说过：“社会不同，骨气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有着阶级本质的区别。”“当然，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英雄气概，有它自己的骨气。 在《论民族英雄》一文中，更具体指出古代的民族英雄和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有着阶级本质的差别；有着立场、思想的根本差别；有着最终的目的和任务的根本差别。 这都是正确的。但有时候又糊涂了，在讨论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时，三篇文章却强调封建道德也可以批判地继承，犯了绝大的错误。
通过批评和讨论，特别是最近向阳生同志和许启贤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第一，道德是阶级的道德，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和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对立的，无产阶级对封建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只能批判，不能继承；第二，道德是上层建筑，是从不同社会、不同经济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它反过来又为下层基础服务，保卫本阶级的利益；第三，无产阶级道德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它通过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成长、壮大、提高、发展，一句话，是通过阶级斗争、实践而形成的。和封建、资产阶级的道德绝无共通之处。
由此，也牵涉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我曾经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这是正确的。但又说：“评价历史人物是依据今时今地的标准呢？还是依据当时当地的标准？”这就有问题了，把历史人物放在他自己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相比是一回事，用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又是一回事，而且是必须这样做的。其次，当时当地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呢？是封建官僚的标准，还是人民大众的标准？这里就有一个阶级分析的根本问题。
由此看来，我的思想深处，同时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有一点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有大量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以此，有时候写对了，更多时候写错了。两种对立的东西经常在头脑中作斗争，根本原因是政治没有挂帅，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立统治的地位，所以犯错误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现在认识到，一方面，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方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以至还有封建的东西，没有注意，没有警惕，反而自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放松了自我改造，问题就出在这里！毛病也就出在这里！
我也曾说过：“有人批评是好事，不是坏事。” 我在 1958 年以前，没有写文章。没有写，不等于在思想上就没有错误的东西，不过没有暴露出来罢了。1958 年以后，我也跃进了，不但写，而且大写特写，越写越多，暴露出来的错误也就越多。经过批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变立场，这样，至少，犯过的错误，经过批评以后不会重犯了。要是不写，不暴露，这些错误的东西会在思想中发霉，会使你中毒，最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道德的批判继承和《海瑞罢官》一系列文章的被批评，对我说来，确是好事，这使我重新认识自己，清理自己的思想，改变世界观、立场、观点；促使我重新学习，改造自己，好处是说不完的。
四、效果和立场
读了姚文元同志和各方面许多同志的批评文章以后，才初步认识到《海瑞罢官》发表和演出后的恶劣作用。再去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指教我们：“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拿这个标准，即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来检验《海瑞罢官》，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尽管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个剧本是在 1959 年底到 1960 年 11 月写成的，但是《北京文艺》的发表，北京京剧团的演出，却是 1961 年年初的事，出单行本是在这一年的 8 月。这一年，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社会上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要求“退田”等等，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在这样情况下，《海瑞罢官》的发表、演出、出版，在社会实践中，会给读者和观众什么效果呢？读者和观众并不会去追究这个剧本是什么时候、年月写的，他们是在 1961 年读到、看到的，这是一个铁生生的事实。他们读了看了以后，自然而然会把剧本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江西上饶县中学朱彦同学已经指出，在 1962 年，有个坏分子就把这个剧本和要求单干退田联系起来了。 这是多么严重的恶劣的效果！还有，这个剧本“反映”什么呢？向海瑞“学习”些什么呢？不言而喻，这种“反映”、“学习”给党和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带来多大的损失！这个剧本在社会实践、在社会大众中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而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写出这样的剧本！而且，经过五年的长时期，对这样具有严重性质的问题，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甚至在北京京剧团演出几场以后，就停演了，为什么？没去想。甚至在两年以前，有位同志向我指出这个问题，还是不肯动脑子，引起反省，只推说是 1960 年写的，便自以为了事了。现在检查起来，这种态度是对当前政治的严重不负责任，是对党、人民事业的严重不负责任，决不能也不可以用任何理由来推卸这个责任，这个错误。
由此再进一步认真严肃地进行检查，“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毛主席说：“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 我写了《海瑞罢官》以后，虽然没有照老样子做，但是在有位同志提出了问题以后，还不知道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呢！其次，我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指出他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为了突出海瑞这个人物，把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家一切歌颂他的话，不加具体分析，都在我的一些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里原封不动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历史家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官僚地主阶级。当时农民是没有文化的，当然没有农民的著作流传下来。即使有个把民间艺人创作的关于歌颂海瑞的作品，那也还不是受了封建历史家的影响。就这样，我的关于海瑞的若干叙述、描写、刻划，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叙述、描写、刻划，就自然而然地和古代的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和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
既然错了，那也不要紧，改了就是了。但我没有改，在 1960年写完以后，又在 1961 年 8 月加序出单行本，这就是错上加错了，性质也就更加严重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性质的错误呢？毛主席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重读这一段，好像就是针对我的批评。不是吗？我就是形式主义地看历史问题，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吗？一切皆好吗？我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尽管在十多年以前就自以为已经在政治上摆脱超阶级观点了，但是在思想上，在对待历史人物问题上，却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但没有摆脱资产阶级观点，甚至还被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所俘虏。
这个严重性质错误的揭发，对我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教训。
我对于这个错误，“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 。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诚心诚意地写了这篇自我批评。
在检查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认识到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不止是一个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不止是一个个别历史事实问题，而是用什么思想指导，用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问题；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种思想方法、两种观点、两条道路的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思想、学术战线上的两条道路问题。
认识了，不等于问题就此解决了，还要通过实践，通过斗争，才能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才能掌握正确的立场。我就以这篇自我批评为起点，追随各方面同志之后，参加这个“兴无灭资”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最后，我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以后还要继续检査，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水平，更好地改正错误，转变立场。感谢并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
12 月 24 日
（原载《北京日报》，1965 年 12 月 2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