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贤达”这一名词是颇为有趣的，仔细想想，会使人好笑。因为，第一，似乎只有在社会上才有贤达，那么，在政府里的诸公算是什么呢？第二，社会“贤达”如王云五先生之流者居然做了官了，人不在社会而在政府，上面两字安不上，下面“贤达”两字是不是也跟着勾销呢？如虽入政府而仍为“贤达”，何以并没有创立“政府贤达”这一名词呢？第三，“社会”这一词的定义，到底算是和政府的对称呢？还是民间和政府的桥梁呢？如是前者，有几位“贤达”身在江湖，心悬魏阙，和政府本是一家，强冠以“社会”之谥，未免牛头不对马嘴。如是后者，干脆叫半官或次官好了，用不着扭捏作态，害得有几位贤达在若干场合“犹抱琵琶半遮面”，好不难为情也。
不管怎样，这一名词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了。有历史癖的我，很想作一番历史上“社会贤达”的考据，替许多未来的新贵找一历史的渊源。
想了又想，历史上实在没有“社会贤达”这东西。勉强附会，以“贤达”而得官，或虽为“贤达”而毕生志业仍在做官，甚至闹到喜极而涕，“庙堂初入泪交流”的境界，或则“头在外面”，时蒙召宴垂询之荣，生前可以登报，死后可以刻入墓志铭者，比之于古，其惟“隐士”“山人”之流乎？
首先想起的是终南捷径的故事。
《旧唐书》卷九十四《卢藏用传》：“卢藏用字子潜，度支尚书承庆之侄孙也。父璥有名于时，官至魏州司马。藏用少以辞学著称，初举进士选不调，乃著《芳草赋》以见意。寻隐居终南山（新书作与兄微明偕隐终南少室二山），学辟谷练气之术。长安中（西元 701 至 705）征拜左拾遗……景龙中（707 至 709）为吏部侍郎。藏用性无挺特，多为权要所逼，颇堕公道。又迁黄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转工部侍郎尚书右丞。先天中（712）坐托附太平公主，配流岭表。（新书作附太平公主，主诛，玄宗欲捕斩藏用，顾未执政，意解，乃流新州。）开元初起为黔州都督府长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新书作卒于始兴。）藏用工篆隶，好琴棋，当时称为多能之士。（新书作藏用善蓍龟九宫术，工草隶大小篆八分，善琴，弈思精远，士贵其多能。）然初隐居之时，有贞俭之操，往来于少室终南二山，时人称为随驾隐士。及登朝，趦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以此获讥于世。”（新书作：“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晚乃拘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惭。”）
这故事是非常现实的。叔祖作过大官，父亲也作地方小官，学会了诗词歌赋，又会卜卦算命写字，加上琴呀，棋呀，样样都会，够得上是名士了。偏偏官星不耀，作不了官，于是写一篇赋，自比为芳草，哀哀怨怨，搔首弄姿，怪没有识货的来抬举。不料还是白操心，于是只好当隐士了。隐得太远太深，怕又和朝堂脱了节，拣一个靠近长安的，“独上高山望帝京”。再拣一个靠洛阳的，以便皇帝东幸时跟着走。“随驾隐士”一词实在妙不可言，其妙相当于现在的上海和庐山，两头总有一个着落。隐了几年，跟了几年，名气有了，盛朝圣世是应该征举遗逸的，于是得了“社会贤达”之名而驰马奔命，赶进京师“初入朝堂”了。
苦了几年，望了几年，不料还是小官，于是只好奔走权贵，使出满身解数，巴上了太平公主，从此步步高升，要不是闹政变，眼见指日拜相执政了。
临了，被司马承祯这老头开了一个玩笑，说终南山是仕宦捷径。其实卢藏用也真不会在乎，他不为仕宦，又上终南山去则甚？编《旧唐书》的史官，也太过糊涂了，似乎他以为卢藏用在作“随驾隐士”时颇有贞俭之操，到作了官才变坏，其实并不然。反之，“趦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才是他的本性。在山中的“贞俭”是无可奈何的，试问在山中他不贞俭，能囤积松木、泉水不成？而且，如不贞俭，又如何能得社会贤达之名，钻得进朝堂去？
从这一历史故事看，“社会贤达”一词和“终南捷径”正是半斤八两，铢两悉称。
卢藏用这一着灵了，到宋朝种放也照样来一套。
《宋史》卷四五七《种放传》：“种放名逸，河南洛阳人也。每往来嵩华间，慨然有山林意。与母俱隐终南豹林谷之东明峰，结草为庐，仅庇风雨。以讲习为业，从学者众，得束脩以养母。母亦乐道，薄滋味……粮糗乏绝，止食芋粟……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与樵人往返。”可见他原来是穷苦人家。可是到了隐居成名，又作大官，又兼隐士的差的时候，便完全不同了。“太宗嘉其节，诏京兆赐以缗钱，使养母不夺其志，有司岁时存问。咸平元年（西元 998）母卒，诏赐钱三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丧。四年……赍装钱（旅费）五万……赐帛百匹，钱十万。又赐昭庆坊第一区，加帷帐什物，银器五百两，钱三十万。还山后仍特给月奉。”钱多了，立刻成大地主，《宋史》说他：“……晚节颇饰舆服，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至争讼。门人族属，依倚恣横。徙居嵩山，犹往来终南，按视田亩，每行必给驿乘，在道或亲诟驿吏，规算粮具之直。”简直是个土豪劣绅了。
种放之移居嵩山，是被当地地方官王嗣宗赶走的。《宋史》卷二百八十七《王嗣宗传》：“嗣宗知永兴军府（长安）。时种放得告归山，嗣宗逆于传舍，礼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语讥放。放曰，君以手博得状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试讲武殿，搏赵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兼并之家，侵渔众民，凌暴孤寡，凡十余族，而放为之首。放弟侄无赖，据林麓樵采，周回二百余里，夺编氓厚利。愿以臣疏下放。赐放终南田百亩，徙放嵩山。疏辞极于诟辱，至目放为魑魅。真宗方厚待放，令徙居嵩阳避之。”嗣宗极为高兴，把他生平所作的事——掘邠州狐穴，发镇州边肃奸贼，和徙种放为除三害。
种放比卢藏用高明的地方，是又作大官，又保留隐士的身份。他的老朋友陈尧叟在朝执政，陈家是大族，脚力硬，想作官时求陈尧叟向皇帝说一声，来一套征召大典，风风光光去作官。过一阵子又说不愿作官了，还是回山当隐士。于是皇帝又大摆送行宴，送盘缠服装。到山后，地方官还奉命按时请安，威风之至。再过一阵子，官瘾又发了，又回朝，隔一晌又还山。反正照样拿薪水，并不折本。而且，还山一次再回朝，官就高一次，又何乐而不为！凑上宋真宗也是喜欢这一套，弄个把隐士来点缀盛世。一唱一和，大家都当戏作，这中间只害了老实人王嗣宗，白发一顿脾气。
从这一历史故实看，作官和作隐士并不冲突，而且相得益彰。当今的社会贤达，已经上了戏台的和正在打算上戏台彩排的，何妨熟读此传，隔天下台了，还可以死抱住“社会贤达”的本钱不放，哇拉拉大喊，一为社会贤达，生死以之，海可枯，石可烂，此名不可改。
（原载北京地下刊物《社会贤达考》专号，1947 年 6 月 1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