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述清末醇王对恭王政争的内幕
溥心畬先生逝世已经好几个月，本刊编者早已属我写一篇追念的文章，我虽然同溥先生认识开始于台湾，但想起上辈的交情，恭忠亲王与先祖文正公的密切同僚关系，可以说我们两家够得上三代知交了。心畬先生的诗、书、画，早已为国内外的人所共誉共赏，不必我来多恭维他，所以这篇文字由另一方面写。我头一次碰到他是在一九五二年的一天，在台北世界书局的楼下，我正坐在客厅里，心畬先生走进，书局人就给我俩介绍。他谈到我的先祖，又问起我是那一房的，我因以先君李符曾先生回答，心畬就肃然起敬的说：“李老先生是忠心耿耿，我们皆知道的。”后来又谈起《平复帖》，这部帖说起来话长。这是陆机所写的真迹，它的价值远超过《三希》之上。《石渠宝笈》书画的登载以《三希》为最早。而《三希》中的三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绚《伯远帖》是为三希）是东晋的人，陆机是西晋初年由吴入洛的人物。它所以没登录在《石渠宝笈》之中的缘故，是因为这部帖始终藏在高宗的母亲孝圣皇太后的手中，等到皇太后崩后以遗念的性质给了她的孙子成哲亲王永瑆，所以成亲王的斋名叫贻晋斋，就是因为纪念这部帖的关系。到了光绪年间归到成亲王的后人载治（治贝勒）手中。后来又归了恭忠亲王。在光绪七年恭王以此帖送给先祖，但是先祖不肯收留，说：“这是皇家的旧物，仍应当归你所有。”坚持不受，恭王又坚持相赠，先祖乃答应留观几个月。托祁文恪世长转令人照像后仍归还给恭王。此事见于《翁文恭日记》，这一年十月初九日翁《日记》说：“于兰翁处得见陆平原《平复帖》手迹，纸墨沈古，笔法全是篆籀，正如秃管铺于纸上，不见起止之迹。后有香光一跋而已。前后宣和印，安岐张丑诸印；宋高宗题签，董香光签，成亲王签。”宣和是北宋徽宗的年号，又有南宋高宗的题签，足证南北宋时曾入内府。安岐是安仪周，朝鲜人，与著《清河书画舫》的张丑皆收藏名家。在民国时代谭组庵院长看见了这段日记，以为帖在我们舍间，找到家叔，希望能一看。家叔亦茫然不知，我就去问先君，先君就将这事的经过真相告诉我。后来此帖由溥心畬经傅沅叔（增湘）介绍卖与张伯驹。张伯驹是张镇芳的儿子，收藏古字画甚多，皆藏在北京燕京大学。后来有珂 板印本。这天我与心畬也谈到此事，他说早知如此，此帖由你们保管更好，当不致卖掉。
关于《平复帖》一事，我于民国廿二年也问过红豆馆主溥西园将军，那一天是赵叔雍（尊岳）请我们在他家里吃饭，同席有史量才、吴景洲及溥将军等，因为溥将军是溥伦（伦贝子）的弟弟，他们皆是成亲王的后人。我就问起《平复帖》来。溥将军也承认从前是他们所有，后来归到恭忠亲王。
那一天就由世界书局请我们在萤桥旁吃涮羊肉，又谈论了很久。心畬并且告诉我两件事，其中一件与近代史很有关系的。他说当文宗往热河时命恭亲王留在北京，与英法联军办交涉。文宗写了一个朱笔的上谕给恭亲王，大意是说，如有意外的事件发生，你即可自登大位，诸事当以社稷为重。这件朱笔一直保存在恭亲王的手中，后来他的孙子袭恭亲王溥伟将它交还给溥仪。这件事是外人不大知道的。另外一件事，是关于我们两家的密切关系。据心畬说，他的一位姑母即恭忠亲王的女儿，曾受恭亲王的命拜先祖为义父，先祖也是推托了好久方才接受的。他这位姑母是齐侯的夫人（当时我没有细问齐侯是谁，现在姑且如此写）。心畬又说，后来他的姑母在恭忠亲王的牌位的旁边另供先祖的神位，以证明所说的话不假。但我这是头一次听见说，以前在家里没听说过此事。后来我又到临沂街他的寓所拜过年。他屋里墙上倒贴着“福”字，这是北平人的习惯，表示“福到了”的意思。
后来又在金山街潘家寅教授家中吃饭，彼时潘教授的令郎拜心畬为师，同他学画。据说他的规矩，拜师的人必须向他行三叩首的大礼。有很多人讥笑他的举动迂腐，不知道他以为三叩首的典礼是清朝自初就遵行的，三鞠躬礼是民国的典礼，所以他不愿意人家行这种礼。这同我那年拜年出他家大门时，看到门框上贴着他亲笔写的红对联，文字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与《易经》有关系的典故；那时报纸上正登着他为学生教画以外，另外给他们讲《易经》，我问他以后，他亦承认。我就笑着说这是不是箕子明夷的意思，他就哈哈大笑，认为恰当。他有一块在署款下常用的章，就是“明夷”，这与另一方“旧王孙”同意。
现在再说起醇贤亲王对于恭忠亲王争夺政权的内幕，这又是近代史上一件最重要的事。按醇王年纪比恭王小，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弟兄，恭王行六，醇王行七。醇亲王的同母弟兄共三个人，即醇亲王、孚郡王及钟郡王。在咸丰末年关于反对肃顺党的争斗，当时醇王年纪甚轻，所以他与恭王合作，帮助慈禧抵制肃顺。在同治初年，恭王因办理外交甚久，深知外国的强盛，只有励行新政以图自强方敢希望有一天，亦能敌对外国人。这件事主张最强者为文文忠祥。而先祖与文文忠交情最密，也加入所谓同治新政派。至于他同恭忠亲王的关系，至晚始于同治元年，那时他是穆宗的师傅，而恭亲王是在弘德殿照料一切。至同治四年先祖以内阁学士的资格加入军机，更成了同僚。但酵王在同治年间，尚与恭王合协，比如编修蔡寿祺参奏恭王那件事，醇王常上折力保恭王。而自从德宗即统以后，他无形中成了太上皇。所以潘文勤祖荫致先祖的信中，常称醇王为“感应”，暗用《太上感应篇》的书名喻太上皇之意。他对恭王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并且他对于新政平素持反对的意见。记得他在同治年间，曾上过一篇奏折，主张禁止洋货，鼓励人民焚烧洋货。这件事见于《翁文恭日记》中。其思想之极右可以想见。他想夺恭亲王的政权，由来已久。据我的表兄祁君说，光绪甲申二月那篇罢退恭王等的上谕，已经预备了很久。祁表兄能说出拟稿的人名，似乎是醇王府的门客赵某。起初醇王已经跟慈禧太后商量好，只等着机会发表。这次的机会是如下的，当时李文忠公丁忧，开去直隶总督的实缺，由张靖达树声自两广总督调来署理。张树声是淮军的老将，与李文忠是同一系统。文忠以前曾请过张幼樵佩纶无名位的暗中帮他，因此张亦拟请张佩纶为帮办以拉拢清流派的人物。据说，张已经答应了他，后又反悔，而使陈宝琛上奏折说张树声不应该奏调文学侍从之臣，如此遂成了僵局。张树声亦因此深怨张佩纶，遂找寻机会使人参他。于是叫他的儿子张华奎到北京同王仁堪、王仁东弟兄往访盛昱。王仁堪是位状元，那时是张树声的坐京（当时外省的督抚住在北京探听各处的消息来报告，名叫“坐京”。等于后来民国时代各省驻京办事处，不过办事处是公开的，而坐京是秘密的。在康熙年间各县皆派人住在省城探听消息，名为“坐省”。这见于故宫中康熙朱批谕旨。看来坐京之名由来已久），他就同张树声的儿子往盛昱家中苦磨，住至夜间亦不走，请他上折子参张佩纶。盛昱同张佩纶有交情，不肯上折子，但又经不住苦磨，就说，张佩纶所依持者军机，参张佩纶不如参军机，军机倒了张佩纶也就无用。盛昱的原意以为参军机的折子亦不是没有人上过，但是普通不发生效力，他为敷衍张树声的办法就用了这条路。不知慈禧和醇王就在等候着这机会，而盛昱却不知内情，贸然上了参军机的折子，于是恭王与军机等人一律被罢免。文韵阁丈廷式《张蔼卿兵备同年挽诗》有句云：“少年便已关朝局，交际谁堪属后尘。”即指此。醇王以太上皇之尊不便入军机，而使他的代表礼亲王作首席军机。凡事皆由孙毓汶将文件送到醇王府先请他同意。《清史稿》称这种办法为“过府”（见《史稿·孙毓汶列传》），可见得政权事实在醇王的手中。后来盛昱也后悔了，又上了一个折子，说醇亲王以皇父之尊，不应该干涉政治。慈禧就回答一个上谕，大意是说，与醇王商量者只指重要事情而言，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请示醇王。但是礼亲王是醇王的傀儡，孙毓汶是醇王的私人，他们凡事仍需请教醇王。
张文襄《广雅堂诗集·题盛伯羲集》有句云：“赵国文章惊北燕，西园记事珍珠船。不知有意还无意，遗集都无奏一篇。”亦指此奏。
在甲申以前恭亲王当政的时候，中法战争已经爆发，醇亲王对于政府的软弱颇为不满，这也就是他所持的反对恭亲王的表面理由。但是自从变成政治当局直接与法国人办交涉，方才明白对法战争是无法打下去，错处不在恭亲王的主张，而在中国的积弱形势，所以第二年即光绪十一年，醇亲王事实上指导的清政府就与法国人赶急妥协停战，醇亲王从前责备恭亲王，现在他仍旧走的是恭亲王的路。关于中法讲和的内幕，我后来在法国曾听到一个传闻，彼时正是曾惠敏（纪泽）在英法当钦差大臣，他用了一个秘书叫陈季同，陈的法文甚为精通，曾惠敏就派他到法国议会中游说，议会中本来有一部分议员反对战争，又经陈季同的一番游说，遂有大部人主张推翻当时的内阁而使中法战争停止。不料这时间李文忠有电报给曾纪泽主张讲和，曾以为大功即将告成之际，横生枝节，乃大失所望。陈季同亦懊恼万分，回家后不觉形于颜色，无意中将消息泄漏，陈的太太是法国人，就报告给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就立即请和，不需赔兵费。曾纪泽本拟将陈季同送回国处死刑，后经人劝解方只将他免官。他就回国教法文。
以前恭亲王当政的时代，对内多抑压宦官，比如同治八年宦官安得海出京到山东经丁文诚（宝桢）报告清政府，恭亲王及先祖皆极力主张将安置诸重典（详情见《翁文恭日记》及文韵阁廷式《论安得海》一文中）。但至醇亲王当政时宦官李莲英势力大张，招权纳贿笔不胜书。有一次醇亲王往天津巡视海军，李莲英要求随往，醇亲王对他毫无办法，台谏上奏折且以唐代宦官监军为戒。所以新政不能够推行，抑制宦官的旧办法亦不能接续使用，清朝政治之衰颓，醇亲王所负的责任甚大，而其原因皆由于醇亲王对恭亲王的政争，其重要性不亚于人所熟知的帝后之争。
另附心畬致陈弢庵（宝琛）的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文笔之优美及其字体的高逸。这函大约是民国十八年左右的。弢庵是陈宝琛，字伯潜，老年方以此自号。
（《传记文学》第 4 卷第 2 期，1964 年 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