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生于清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其幼时，对史部书若有特别嗜好，其《家书》云：
二十岁以前，性绝 滞，诸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二十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尝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然，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人皆谓吾得力于《史通》，其实吾见《史通》已二十八岁矣。二十三四时，所笔记者，今虽亡失，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至吾十五六岁，性情已近于史学，塾课余暇，私取《左》《国》诸书，分为纪、传、表、志，作《东周书》几及百卷，则儿戏之事，亦近来童子所鲜有者。（《章氏遗书》第九卷《家书》六）
章氏后受知于朱筠，其文章及思想颇受朱氏之影响。朱筠字笥河，为乾隆朝大师，由《永乐大典》中辑佚书，即其所建议；对后进之士尤喜奖劝。章氏所著书最重要者为《文史通义》及《校雠通义》。《文史通义》者贯文与史而言之，其意以为《文心雕龙专》注重言文，而《史通》专注重言史；世之能文者对史学不必精，而善于史者常不能文，故疏通之而成是书。创始于乾隆三十七年，二十五年后始刊刻一部分；至其各种著作于民国九年方合刊为《章氏遗书》。
（一）六经皆史 六经皆史之说，实非章实斋所独自发明，刘恕《通鉴外纪序》曾及之，而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引《文中子·王道篇》及陆鲁望《复友生论文书》，亦有此说，二人皆生于唐代，则宋以前早已有之矣。此意至明代更推广之，王守仁《传习录》卷一云：“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即三代史，五经亦即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存其迹以示法。”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云：“天地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云：“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周秦之际，子即集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云：“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六经皆然。”凡此皆远在章氏以前，特至章氏而畅斯意耳，其言曰：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易教上》）
又谓：
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报孙渊如书》）
另外章氏又谓天下之书皆官礼（《礼教篇》），其言或与六经皆史之说表面相违反，按其内容仍系同意，盖六经皆古之政典，政典仍即礼也。政典皆掌于史官，而史又与卜祝相近，又不出于礼之范围，故两说仍旧相同。
（二）记注与撰述 章氏分记注与撰述为二，其意仍沿自刘知几，《书教上》论之如下：
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至官礼废而注记不足备其全，《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之始末，其势有然也。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畅其支焉，所谓记注无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
又论记注与撰述之性质，《书教下》：
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在另一篇中，有相类之议论可以比对，使人更能明了章氏之用意。《报黄大俞先生书》：
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书教篇》中所谓圆神方智，亦此意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略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
此段与前二段所指虽不同，但其用意则相似。记注为当场人所写，比如起居注，照例应由起居官在阶旁随事记录；而比类之属，如《资治通鉴长编》，即为著作所预备之冗长稿本。两种之由来虽不同，然皆需要赅备，并遵守固定之格式而写成，故可包括于一类之中，而与著述不相似。著述者根据记注或比类之书而加以笔削。窥章氏之意似以正史属于著述，而其余为记注。但记注与著述，有时甚易辨明，有时甚难确定。如史料之为记注当无疑问，然历朝之实录，有人以记注视之，有人又以著述视之，则其间亦颇难确定。章氏似偏重于前说。其实实录对史事之记载有去取，则仍属于撰述类也。记注与撰述之区别，应较章氏所论更为详细。
（三）史德 刘知几《史通》以为史家应具三长，即才、学、识是也。非识无以定其义，而史之义即书法；非才无以善其文，史才可谓为写史之技术；非学不能搜集史事。至章学诚更加以史德，“史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史德篇》）此篇之意，有与《文德篇》相同者，“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慑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修辞必敬，在《史德篇》中亦有类似之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窥刘知几、章学诚二人之意，修史者必须有学，方能广集史料；持笔时必须文章尔雅，方能传之久远。但史料众多，必须有所去取，否则不成撰述而成记注之文。所以定去取标准者，在于识，识可谓为史观。但刘氏与章氏不同者，前者认为史识已足，而后者则认为更须加以史德，方能使史观不至于不公正；而刘氏则以为既称为史识，自无不公正之理，此其稍异处也。章氏又以为必须主敬，敬然后能与天相合，虽文有气有情，所述之史事必然合于公正。
（四）史学别录 纪传体之创，盖分编年体之事实而以类相从；后之编年史又合纪传之类而按年编定。荀悦《汉纪》材料大部分取自班固《汉书》，将本纪、志、表、列传中所有事迹按年编定，其明显之例也。然两者皆有其弊：编年体则事之首尾甚难寻觅；而纪传体则同一事或分入于纪、表、志、传中，或甚而互相重复。于是章氏提议有史学别录之作。其议曰：
今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是亦编年之中可寻列传之规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亦可因事定名，区分品目，注其终始年月，是又编年之中可寻书志之矩则也。至于两国聘盟，两国争战，亦可约举年月，系事隶名，是又于编年之中可寻表历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为终始者，则于其始见也注其终详某帝，于其终也注其始详某帝可也。（《史学别录例议》）
章氏且拟于所撰《续资治通鉴》中用此体裁，更欲依此法注司马光原书。对于纪传体史则用自注，意与编年之用别录相互为用。
（五）章氏屡拟改作正史，“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又曾修《续资治通鉴》，记载宋、元两代之事，但其书亦不传。此外又著《史籍考》，然非其一人所作，现只存其目录：除制书以外，共分十一部，即纪传、编年、史学、稗史、星历、谱牒、地理、故事、目录、传记、小说，共三百二十五卷。（见《遗书补编》）因其修史未能成功，故转而修方志，如《天门县志》《湖北通志》及《永平府志》等，皆其所著也。其论方志部分已见于地方史章中。此外章氏极主张通史，而反对断代史，故极誉郑樵，有《释通》《申郑》二篇，亦于第九章论及。
章氏生于清乾、嘉之时，然极反对方盛行之训诂名物之学，对戴震、汪中尤为攻击，故《文史通义》一书，议论每与当代人不同。但其中亦有可议者，即卫道与泥古是也。章学诚与刘知几相同，皆以为史学之标准在于最古之史书《尚书》与《春秋》，后世史书则每况愈下。章氏另著有《校雠通义》，盖所以上绍刘向《七略》而为目录分类之学，与《文史通义》用意相符。
（摘自《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