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治通鉴》
司马迁《史记》以后，历代修撰多采用断代，而罕作通史，只李延寿以南北朝历代年祚短少，地域隔绝，始混合而成南北朝史。其后上继司马迁者，为司马光。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仁宗时中进士，神宗时仕至翰林学士，后以论新法，与王安石不合，求出外，居洛阳。哲宗时，召为门下侍郎，元祐元年卒。其所著《资治通鉴》，凡二百九十四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受命为诸侯，下至五代之末，共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其与《史记》不同之处，则《史记》为纪传体，而《资治通鉴》为编年体也。司马光之意，盖欲上接《春秋》：
初，光患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综，况于人主。欲上自战国，下迄五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依左氏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遂约战国至秦二世，为八卷以进。英宗悦之，命续其书，置局秘阁，以刘恕、赵君锡同修。四年十月己酉初御迩英，甲寅初进读，赐名《资治通鉴》。（《治平资治通鉴事略》）
是光初撰之书，原名《通志》，其《进通志表》亦言：
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绪，留意艺文，开延儒臣，讲求古训。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它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文理迂疏，无足观采，不敢自匿，谨缮写随表上进。（《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光上《通志》及受命续修皆在英宗时，至治平四年进讲时，则英宗已卒，神宗已即位，赐名《资治通鉴》及为作序，皆神宗时事也。光之嗜好史学，盖出于天性：
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宋史·司马光传》）
自谓：“好史学，多编辑旧事。”（《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诰启》）其编《资治通鉴》也，盖先为丛目而后更创为长编，李焘《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谓：
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文献通考·经籍考》引）
公与宋次道书曰：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而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其费工如此。
盖先为丛目，而后删成长编，再加以删节，方成本书；以唐代而论，所取不过十之一也。所以张新叟言：“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黄鲁直阅数百卷，讫无一字草书。”（《文献通考·经籍考》）即长编之稿也。
编纂时期，司马光先在开封，后居洛阳，由今本《资治通鉴》每卷所题官衔推测之，约可知各纪完成之年份。李攸《宋朝事实》：“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代史毕，上之。”因进书时间各不同，故所题官衔亦相异。周、秦两纪各题权御史中丞，此治平四年事也。《前汉纪》题翰林学士，《后汉纪》《魏纪》皆题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以上皆神宗熙宁三年以前居开封时所修。《晋纪》卷一至卷三十二题判西京御史台，卷三十三以至书末皆题提举嵩山崇福宫，又据《与宋次道书》：“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则《隋纪》以上，皆由熙宁三年至元丰元年所作；而《唐纪》以后，皆元丰元年至七年所作，居洛阳以书局自随时也。
《通鉴》之作，盖上继《春秋》，胡三省谓：“左丘明传《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惎智伯事；《通鉴》则书赵兴智灭以先事。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胡注序》）其言是也。至于助光修书者，皆一时史才之选。据邵伯温《闻见录》称：“《通鉴》以《史记》、前后《汉》属刘攽，以唐逮五代属范祖禹，以三国历九朝至隋属恕（刘恕）。”《文献通考·经籍考》谓：“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说之曰：此书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攽），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恕），唐迄五代则范纯甫（祖禹）。”其说与邵相同，惟全祖望对此颇有异说，在其《通鉴分修诸子考》中言：
胡梅磵曰：温公修《通鉴》，汉则刘攽，三国迄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此言不知其何所据，然历五百年以来，无不信以为然者。予读温公《与醇夫帖子》，始知梅磵之言不然。帖曰：“从唐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闲空一行许，以备翦黏。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令合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迹，尽成遗弃也。”观于是言，则贡父所修，盖自汉至隋，而道原任五代明矣。盖贡父兄弟尝著《汉释》，而道原有《十国纪年》，故温公即其平日所长而用之，而梅磵未之考也。（《鲒埼亭外编》）
今考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著《通鉴问疑》，专记载刘恕与司马光在史局中讨论修《通鉴》各事。其中所论多三国至南北朝史，似邵伯温、司马康及胡三省所言未尝无据。刘恕为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奏请同修《资治通鉴》之一人，另一人赵君锡未来，故最初佐修者只刘恕一人。司马光对其史学深为推服，尝曰：“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意，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衮衮不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及温公罢相，刘恕亦告归南康，虽职仍属于书局，而身未在洛阳，只熙宁九年曾往洛阳与司马光商议修史事，后旋于元丰元年病卒。则熙宁四年以后，虽曾参与修书，而并未与司马光朝夕相对。但刘恕除五代史外，并曾研究南北朝史，在《司马温公文集》中亦有其明证：
若与将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虽正史遗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无用，可删。后魏《释老志》取其要用者，附于《崔浩传》后；《官氏志》中氏族附于宗室及代初功臣传后，如此则《南史》更无遗事矣。今国家虽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几本，久远必不传于世。又校得绝不精，只如沈约《叙传》，差却数板亦不寤，其它可知也。以此欲告道原，存录其律历、礼乐、职官、地理、食货、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与刘道原书》）
至于刘攽，在司马光居洛时，曾知曹州等处并为京东转运使，史称其知曹州，治尚宽平，盗亦衰息，必不能常居书局中。盖二刘皆参与纂修魏晋南北朝长编事，特其时间先后不同，故司马康、胡三省所言与温公致范醇夫帖子，遂有歧异之处。至于五代，刘恕尝著《十国纪年》，故最初以五代长编归之；等于刘攽曾有《两汉刊误》之作，故以两汉属之。至元丰元年，刘恕卒时，修得部分只隋以前，《五代纪》尚未进呈，故又嘱范祖禹加以整理。此司马康所以谓唐迄五代则范纯甫，而帖子又谓梁以后与道原，皆有其原因在也。总而论之，第一段战国至东汉刘攽；第四段五代，先由刘恕，后由范祖禹；此种情形虽属推论，然去真象当不过远。至于全祖望谓：“温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道原商榷。”（同上文）则笃论也。
其撰书也，以书局自随，至神宗元丰七年，凡十九年始奏上；其所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进资治通鉴表》）可谓博而得要矣。
《资治通鉴》优长之点，在其能贯穿一千余年之事，成为有系统的编年通史；并且其文字前后一致，虽杂取各书，然皆由司马光削修，故其文字等于一手所作。
在本书以外，光更撰有《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皆属本书之附录。《目录》等于表，“盖《通鉴》一书，包括宏富而篇帙浩繁。光恐读者倦于披寻，故于编纂之时，提纲挈要，并成斯编，使相辅而行，端绪易于循览。其体全仿《年表》，用《史记》、《汉书》旧例，其标明卷数，使知某事在某年，某年在某卷，兼用《目录》之体；则光之创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通鉴》之总会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唐以前史家多注意文字，而疏于考证，至刘知几提倡以后，历史考证学至宋而大兴，如吴缜之批评《新唐书》、《新五代史》是也。自著成一书，而加以考证以说明去取之原因，此种方法自《资治通鉴考异》始。“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正谬误，以祛将来之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书本单行，至胡三省始将之分入于注中。此外光又以《资治通鉴》全书浩大，而目录无首尾，另著《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即《通鉴》之节本也。此书今已不存。
胡三省，宋末人，注解《通鉴》，历三十年之久。初依《经典释文》例作《广注》九十七卷，后失其书，中经寇乱，屡失屡注，后始写成定本，名为《资治通鉴音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通鉴》文字繁而含义博，贯串颇难，胡氏于礼乐、天文、地理、历法诸大端，尤致其详审；对于温公著书之用意，尤能明其重要处，世称为《通鉴》之功臣，亦若颜师古之于《汉书》。胡氏为宋遗民，入元不仕，隐居而殁，故注中尤注意夷夏之防。在胡氏以前，宋人已有注《通鉴》者，司马光门人刘安世有《音义》十卷，久已不传。南宋时通行者有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书极简陋，胡氏识为只知用《广韵》以注释是也。为辨此书，胡氏另有《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其中有与《音注》互相发明处，亦有能互相补充处，皆足为读史者启发之助。
司马公以为《春秋》之文不可删改，故《资治通鉴》开始于战国初年；刘恕于是更采以前古文，成《通鉴记》十卷，《目录》五卷。
第二节 《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
温公修成《资治通鉴》以后，编年体史书重振，后人多有仿为之者，大体可分为四类：即（一）《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类，搜集宋代各种史料成为一书，以备修续《通鉴》者之采择。（二）用温公体例而续原书，如各家《续通鉴》是也。（三）变更温公体例而改编原书，如《资治通鉴纲目》是也。（四）改编年为兼记事，如《通鉴记事本末》是也。兹逐节述之。
（一）《续资治通鉴长编》一千零六十三卷，李焘所撰。“焘博极群书，尤究心掌故，以当时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自为说，因踵司马光《通鉴》之例，备采一祖八宗事迹，荟粹讨论，作为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氏自谓：“所纂集义例悉用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顾臣此书，讵可便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可也。”（《文献通考·经籍考》引李焘《进书表》）李氏对此书，用力极勤，按周密《癸辛杂识》称：“焘为《长编》，以木厨十枚，每厨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及进上，凡分四次：第一次所进者，起太祖建隆至开宝凡十七卷；第二次由太祖建隆至英宗治平末共一百零八卷；第三次治平以后至高宗建炎总二百八十卷；第四次所上，将以前所写者重新写尽，共九百八十卷。更以文字繁多，为易检寻起见，另并为《举要》一书，共六十八卷。盖其著作垂四十年方始成书。其所采用除实录正史以外，史料多至数百种。
其书卷数，诸书所记各不相同，《宋史·艺文志》作一百六十八卷。《文献通考·经籍考》亦同。但据李氏《进书表》则九百八十卷，《总目》十卷；加以《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四种通计一千零六十三卷，以上两书所记不相符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以为中有子卷，一千零六十三卷乃统子卷而计之，此可备一说。或者《宋史》及《文献通考》之一百六十八卷，实系一千零六十三卷之误，未可知也。因其卷帙最多，当时艰于传写，书坊所刻本及蜀中旧本，已有详略之不同；又神、哲、徽、钦四朝之书，乾道中，只降秘书省依《通鉴》纸样，缮写一部，未经镂版，流播日稀。自元以来，世鲜传本。清徐乾学始获其书于泰兴季氏，只一百七十五卷，仅至英宗治平而止。后四库馆更据《永乐大典》中所载，抄录神、哲两朝，总分为五百二十卷：徽、钦两朝尚阙，即现行刻本也。（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氏意原在成长编，以待将来之修史，其进书时所称“宁失于繁，勿失于略”是也。北宋史料之详赡，盖无逾于此书矣。
（二）《中兴小纪》四十卷，熊克撰。排比南宋高宗朝事迹，按年月为次，名曰小纪，以别于官书之日历也。其书虽不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详备，然所原引朝章典故、草野私记，贯穿颇有条理。《宋史·艺文志》尚载有所著《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今已失佚。
（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李心传撰。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盖以上接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书至元修《宋史》时已不可见，惟《永乐大典》中载录，四库馆仍以原第析为二百卷。其书名《文献通考》作《系年要记》，《宋史·艺文志》作《要录》，四库馆遂据《永乐大典》所题，称为《要录》。
（四）《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徐梦莘撰。“莘嗜学博闻，每念生靖康之乱，思究见颠末，乃网罗旧闻，荟粹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一年，上下四十五年，凡敕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登载靡遗，帝闻而嘉之，擢直秘省云云。今其书抄本尚存，凡分上中下帙，上为政宣（徽宗政和、宣和）二十五卷，中为靖康（钦宗）七十五卷，下为炎兴（高宗建炎、绍兴）一百五十卷，其起讫年月与史所言合；所引书一百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全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数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书所引见，原文无所去取，亦无论断，盖是非同异互存，以备后人之采择，其法至善也。考金宋之关系及南北宋之交之政治措施，史料之丰富，盖无逾于此书也。凡所记载以年月为次，属于编年体；因只记宋与金之交涉战争等，又近于纪事本末，可谓介于二种体裁之间者。
第三节 诸家续《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之作，明、清两代共有四书：即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毕沅《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薛、王两书皆不为人所重视，章学诚代毕沅与钱辛楣论续鉴书：“陈、王、薛三家续宋、元事，乃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仅据宋人纪事之书，略及辽、金继世年月，其为荒陋，不待言矣。”徐、毕两书亦以续鉴方式记载宋、元史者，徐书且附有考异。然因熊克、李心传诸史尚未由《永乐大典》辑出，而《续资治通鉴长编》流传者又非全书，故对北宋事迹援引未备；然徐乾学方掌大清一统治局，所见宋、元旧方志甚多，又得当时名儒万斯同、阎若璩等人为助，故其体裁颇有可观，远胜于前两书。毕沅遂根据其书增加乾隆时新流传诸史料而更加详备，然对元代记载则其贫乏与徐书相同。书虽由毕沅署名，而其实则多他人所作，其中以邵晋涵为主，邵氏亦乾隆年间有名史学家也。然章学诚对此有异说，谓今刻本系毕沅门客所定，摒弃邵稿而未用，见《文史通义·邵与桐别传》。
至清代陈鹤撰《明纪》六十卷，夏燮《明通鉴》九十卷、《附记》六卷，皆用《资治通鉴》体裁续修明代事。《明纪》尚有《考异》十三卷，但未刊。陈氏去取谨严，乾嘉时人考证方法固如是也，但有时嫌其过于简单；夏氏《附记》专为记明福王等事。
第四节 《通鉴纲目》
（一）《通鉴纲目》五十九卷，朱熹撰。据其序例，对撰书之用意，语焉甚详：“温公《通鉴》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作《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绍兴初，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稿，修成《举要历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今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隐括，以就此篇。盖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使夫岁月之久近，国统之离合，辞事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名曰《资治通鉴纲目》。”盖《资治通鉴》仿《左传》而作，《通鉴纲目》则仿《春秋》，所谓纲等于《春秋》，所谓目等于《春秋》三传。此书虽名为朱熹所作，但只《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则全以付赵师渊。据陈景云《纲目订误》，谓赵师渊一人独任其采节，岂能悉审；况又非身侍讲堂，随事讨论，每纂成若干卷寄呈，而朱子复书，往往云未暇观也，则分注未必尽经朱子之目矣。由此可知，纲目所述未见尽合朱熹之意，其书主要意旨，在于书法以示褒贬，而尤注意正统之观念。比如《资治通鉴》，汉以后为魏，而纲目则改帝蜀，以示不与魏正统。盖宋时为《春秋》研究极盛之际，各家著述斐然，尊王攘夷之说亦因此而兴起。故前有欧阳修之《新五代史》，而后有《纲目》，其思想盖一贯也。
（二）《宋九朝编年备要》三十卷，陈均撰。按：《文献通考·经籍考》列有《皇朝编年举要》三十卷、《备要》三十卷，另有《中兴编年举要》十四卷、《备要》十四卷。据《直斋书录解题》：其书大抵亦仿《通鉴纲目》，举要者，纲也；备要者，目也。与《通鉴》所不同者，据事直书，不加褒贬。现所存者只《备要》一书，朱彝尊谓较王宗沐、薛应旂诸续《通鉴》为善。另有《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不著撰人姓氏，记光宗、宁宗两朝事，即续陈均书者。陈书材料取自《续资治通鉴长编》，此书则本于两朝实录。虽不皆名纲目，然两书皆属于纲目一类也。
后人续《通鉴纲目》者亦有之，如《续编》二十七卷记宋元事，为明商辂等撰；《通鉴纲目三编》记明事，为清乾隆朝官修，皆是也。
第五节 《通鉴纪事本末》
宋以前史家所用不过纪传、编年二体，考刘知几《史通》虽称六家，但仍总归二体。但纪传一体，时有一事而重见于数篇之弊；而编年之法，则一事首尾常隔越数卷，或难于寻考；因此袁枢乃自出新意，始创纪事本末一体。枢，南宋孝宗时人，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类，每事各详首尾，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五代周世宗之征淮南，共二百三十九目，合成四十二卷。孝宗淳熙三年，诏严州刻版，朱熹亦称其书，门目离合之间，皆有微意。由袁书起，纪事本末一体遂并纪传、编年而鼎立。后人仿者颇多，如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等是也。列表于次：
（摘自《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