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前的大学教育约可分为两个时期,即孔子以前与孔子以后,孔子可以说是,在教育上等于在若干其他事物上,划时代的伟大人物。

一 孔子以前的大学教育

孔子以前的教育有两种特殊现象,这与孔子以后的正相反,就是:(1)官师合一;(2)只贵族能受教育,平民不必受教育,亦无受教育的机会。至少他们不能受大学教育。

(1)官师合一据《学记》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这即是官师合一。官各有所守,所守的是古代典籍册府,欲学的人舍其处无由;亦只掌典籍的官能习知典籍方能教人。所以韩宣子观于鲁太史氏而说“周礼尽在鲁矣”(昭公二年《左传》)。盖古人所习以礼为最要,这些典籍皆为太史所掌,可以说太史是官兼师,合官师为一之中的一个人。他所教的是当时大学生所应习者,所以《内则》说:“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男子冠后始为成年,所以始学礼,以别于小学之“学书计”,“学乐、诵诗、舞勺”,“舞象,学射御”(皆《内则》语)。为何大学教育注重学礼呢?因为礼是天人性命之学,《左传》刘康公所说可证:“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左传》成公十三年)孟僖子亦说:“礼,人之干也。不学礼无以立。”(昭公七年《左传》)后一句与《论语》所载孔子对伯鱼所说的相同,这当是古代贵族普遍的见解。孟僖子并嘱其二子师事孔子,学礼“以定其位”,这与刘文公所说“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的意思相似。

官师合一直至秦仍旧存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即仍遵守古制度也。另外《汉书·艺文志》论诸子九流,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岀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艺文志》所记本于刘歆《七略》,当出自更古的传说。所谓某家出自某官固不能定其必然,但春秋战国各家学说皆出自王官则不误,这是古代官师合一教学的必然结果。并且汉代的博士仍旧是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员多至数十人。”盖博士起自战国,《宋书·百官志》:“六国时往往有博士。”且为设弟子若干员,《汉书·贾山传》:“祖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足证汉之博士除授业及课试以外,或奉使,(《汉武帝纪》,《成帝纪》等)或议政(废昌邑王时,“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见《霍光传》,即其例),博士不专以教授为业而兼其他的事务,就因为更古官师原是合一,至汉虽变为两职,但仍未能完全划分清楚。这亦可以证明秦以前在教育上,官师的合一。

(2)受教育者只有贵族而无平民:因为大学教育所习是天人性命之学——礼——及治民之学,平民在一方面习学他毫无用处,而在另一方面“庶人力于农穑”(襄公九年),亦无余闲去习学他。在贵族方面则必须学,比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记有下列故事,足证对贵族的重要:

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恭恪。”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适县间。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子产怒曰“……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国,有赋于军;丧祭有职,受脤归脤,其祭在庙,已有著位。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侨焉得耻之!”

“孔张失位”之“位”就是孟僖子使其二子从孔子学礼“以定其位”之“位”,亦即昭公二十九年《左传》仲尼所说的“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并且这句中的“业”,亦就是“世守其业”的“业”。小人(平民)既无位又无业可守,所以不必学天人性命及治民之学,而君子(贵族)必须世守其业,不可忘其所,就必须学了。这是孔子以前的大学教育。

二 孔子以后的大学教育

孔子以后与孔子以前大学教育的实质并无大不同处,只是官师既不必合一而平民的优秀分子亦可求学,与贵族同。因为事务日繁,社会的环境日渐复杂,官不能再有暇以兼师,于是在官以外,亦有私人的讲学,至晚孔子是创始者。这与平民的优秀分子亦可求学两事互相循环。《论语》记载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孔子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可见孔子对任何阶级,无论他是君子,是小人,只要来请益,皆可教以所欲学,所谓“有教无类”。这种精神与孔子以前大不相同,开后来官学与私学并立的风气。比如以两汉说,既有官立的博士,亦有民间的传习(《春秋公羊传》有颜、严两家博士,《左传》在西汉时皆传习于民间)。其来源皆始于东周,此风历各朝而不改,是中国大学史的主流。历代虽略有损益,然百变仍不离其宗,此孔子之所以称先师也。

为何说实质并无不同呢?孔子讲学首重仁,《论语》中处处可见。“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可见孔子的大学教育仍以礼为要,与以前的教育实质相同。并且孔子所谓礼指礼的深义而不只揖让进退之节,盖欲通天人而以之立身立国。“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这与昭公二十五年《左传》所记郑国子太叔(游吉)的话相类。游吉述子产所说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礼是天人性命之学)。又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礼又是治民安邦之学)再加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立身立国皆在于此,所以说大学教育的实质与昔相同,不过若干平民亦可以学,学者不只贵族而已。从此以后,学过大学的成为“士”,一种新的士,混合贵族平民的士,亦即后所称“士、农、工、商”的“士”,这与以前贵族最低阶级的“士”(卿大夫士之“士”)名同而含量不同。因为他们亦学懂贵族所知的礼,从此他们亦就能仕宦了。

三 古代大学的组织

古代大学的组织,其官师合一处虽为后世太学、国子监组织所从出,但其地位在表面上则与太学、国子监不尽相同。何以知其如此呢?在秦以前,西周只有文化的统一,尚无政治的统一,此亦人所共知。既无政治的统一,则诸侯各邦林立,邦各有大学,亦自然之理。诸侯邦中之学与天子之学大小或异,其性质则相同,并非天子之学在各学之上也。若以现代大学相比拟,则中央大学纵然学生人数有时不妨超越其他大学,然所授课程及其性质仍与各省大学无少差异,这与两汉太学之高于郡国学及明清国子监之高于府县学不同。可以说古代的大学是多数的,无等差的,各国各有他的大学。虽然如此,周同姓各国最早的官师不妨为周所派遣,譬若伯禽封鲁及康叔封卫时皆由周派去“祝、宗、卜、史”,并给他们“备物典策”。前者皆是能教学的官师,后者皆教学所必需用者(皆见《左传》)。但这些人以后就在鲁、卫世传其业,以教授鲁卫的贵族,就不必由周再派遣了。

至于大学的名称,亦约略能知道。譬若周王之学曰辟廱,《毛诗·大雅·灵台》云:“于论鼓钟,于乐辟廱。”即是。又若《鲁颂·泮水》云:“在泮饮酒”,注以为是泮宫,鲁侯之学。在这里亦可“养老”(行敬老之礼),可见大学与礼关系的密切。《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这皆是贵族的学校。《左传》记有郑人游于乡校,讥议国政。按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议国政者必是君子,则乡校仍旧是贵族(君子)的学校而非庶民的。

《周礼》一书,“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四库全书提要》语)。谈上古大学者不敢轻于引用。兹只引其有关教育者二条,以免读者讥其遗漏。“师氏,掌以以媺王,以三德教国子”。郑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又“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杜子春以“中”当为“得”,以得失之事教国子,即以历史教贵族子弟;以德教国子,即以礼教国子也。后一官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乃教之六仪……”。这两官所教皆国子,皆是贵族。这与此文最初所说官师合一及只贵族能受大学教育者亦合,这仍是孔子以前的大学教育。《周礼》所保存有较古的记载,有较晚的增加,这两条尚是较早而非晚至战国的。

总之,上古大学教育最初只有官学,至孔子以后始官私并立,定中国历代大学教育的基础。

(摘自《中国古代社会新研 历史的剖面》,中华书局,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