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称孔子曰“至圣先师”，这尊号他实在当之而无愧。吾人若比较《论语》中所记的孔子若干思想及对教育的观念与其他古书中所记者，就能明了孔子以前及孔子以后的思想与教育颇有不同，孔子真是划时代的大师。
孔子虽然道大学博，对弟子指导各因人而施，然他以“仁”为中心思想并由此而发生孔子对教育的观念。因此请先言何为仁。孔子以为仁就是人的本性，包括众德而言，与孟子之将仁与义、礼、智并列为四德不同。孟子这种思想恐怕是儒家各派中孟氏之儒的见解。孔子以仁为中心，所以《中庸》说：“仁者人也。”《礼记·表记》亦说：“仁者人也。”仁就是人的本性。因为他是中心，所以各种德皆是仁的表现。《礼记·儒行》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这仍是孔子的原意。
阮文达元以为虞夏时有“德”字，“仁”即包括于内，周人始造“仁”字（《论语论仁论》）。其实这是阮氏未明了上古情形而引出的议论。上古部落林立，各有表现其思想的语言，较后各有文字。对同一事物，有形的或无形的，部落不同则名称不同。因此对人的本性或称为“性”，或称为“德”，或称为“仁”，名称虽不同，表示人的本性则同。较古“人”与“仁”只是一个字，等于“生”与“性”亦是一个字。经书及诸子中仍常有以性为生者，而《论语》“井有仁焉”，明明是“井有人焉”，可见人是人体，仁是人性，只是较后的分别。并且人与夷亦是一个字，徐锴引《山海经》“非人羿莫能上”，今本《山海经》则作“非仁羿莫能上”。徐锴宋初人，则宋或更早的抄写本有作“人羿”者，亦有作“仁羿”者，“人”、“仁”固不必分，诸家注者认为这皆是古代善射的“夷羿”，则“人”、“仁”、“夷”皆出自一个语根。不只书中若是，就是甲骨文中“人方”亦与“夷方”通用。方就是邦，商代每称邻居的国家或部落为方，如人方、吕方、土方、羌方等皆是。人方当在中国的东部，因此习俗上每称东方落后的民族曰“夷”。《论语》“子欲居九夷”，亦指山东沿海的各处；《禹贡》中有“莱夷作牧”，亦指山东登莱一带。因为夷在东方，所以《尔雅·释地》说：“太平之人仁。”据《淮南子·坠（地）形训》说：“东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国。”两者相较，是知太平指东方。最初仁只是东部人方人的本性，等于“性”、“德”等各是另一方人的本性相似。后来夏商周等文化逐渐混合，于是东方人方人的本性“仁”就变为所有人的本性。吾人固不敢说孔子是第一个人有这种思想，但是敢说孔子是第一个人将“仁”为人的本性中心化、普遍化，并推而至于他的教育观念。
《论语》是研究孔子最可靠的书，其中论及仁者不在少数，今举数条以作仁是人的本性的证据。因为他是本性，所以只要努力就能回复本性（仁）。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他本是固有的，所以说他不远，用力他就能回来。《里仁篇》所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见力不足者。”亦是同意。孔子更明显的说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篇》）仁是永远努力的目的，苟不努力，少纵即逝。所以孔子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篇》）颜回的功力高，努力大，所以他能保持本性时间最久。后人常因《论语》中有曾子所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遂疑心孔子之道是忠恕，不知忠恕仍是仁的发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这不是恕吗？《泰伯篇》中另记有曾子的一段话：“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以为己任，可见曾子亦以仁为中心思想。
人的本性用何种方法可以回复，《颜渊篇》亦记有几句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回复人的本性是由礼，这是自古传下的方法。《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命仍旧是性，礼所以使本性固定而不涣散，亦就是孔子所谓“克己复礼”，所谓“不违仁”，致力于礼就能达到回复本性的目标。
克己复礼，可以说是消极的仁，只是将人的本性回复，自然能成为君子（君子指有学识有道德的人），自然不会做恶事，所以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篇》）不过孔子的理想仍高过于此，他尚欲扩充做积极的行为。小一点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更进一步就是“博施而能济众”。虽然孔子答子贡的问话，认为这种行为是超过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皆见《雍也篇》）但这不失仁者行为的扩充。吾人要明白春秋时代的思想与背景与宋明时代皆不同。春秋时代的人不会专讨论“明心见性”（吾人不可忘记仁的初义与性相类）而忘记事功的。所以“穷则独善其身”，只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而“达则兼善天下”方是当时士大夫的抱负。孔子惶惶然席不暇暖，周游天下，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皆足证明孔子是想推扩人的本性而达到援救天下的功用。
孔子既认为“仁”是人的本性，并且除下愚的人以外，皆能回复他的人性，于是产生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以前是“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楚芋尹无宇的话）的世界，只有君子能教人，亦只有君子能学；小人（平民）是不数在内的。孔子既认为人的本性相同，应受的教育又有甚么不同？他所以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篇》）凡欲求学及有能力求学的人皆可受到以前只有君子能受的教育，于是君子及小人的分别逐渐打破。这在《论语》中亦可看出，就是“君子”与“小人”这两个字的意义渐有改变：以前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而现在则君子表示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小人是无道德无知识的人，不管他属于任何种人。这是孔子新教育观念所造成。从此有一种新的“士”出现。以前士是最低级的贵族，而现在则是有知识的人，不论他以前原属于贵族，或原属于平民。孔子以六艺教弟子，这仍是古方法，但教育的观念就从此大变。由上所论孔子以仁为诸德之本并由是而产生平等教育的观念，就能明了孔子诚为划时代的大师，至圣先师，他与人类历史同永同久。
（原裁《教育与文化》第 194 期，1958 年 10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