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侗教授讲，何锜章笔记）
记得上学期我们研究《诗经》的时代背景时，我曾请求李辰冬老师，为我们代请当今中国古代史学权威李宗侗先生，到校作一次学术讲演，我们等了半学期，终于很高兴地听到了他的演讲，讲题是《士的演变》，以春秋前段至春秋战国之交，士的演变为重点，使我们获得了许多新的概念和认识，这份笔录稿曾蒙二位李先生修正，并此道谢。
锜章附注
今天很惶恐，我以前没来师大兼过课，而李先生一定要我来献丑，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我在台大开过这门课，但是这样一本大书要缩成短短一两个钟头讲完，恐怕很难讲得好，所以今天只是随便说说，谈谈“士”的演变，从春秋前段至春秋战国之交士的演变，主要的注重这点。至于《诗经》中“士”的问题，我曾看到过李先生发表的好多篇文章，而且都讲得很详细，现在我就接着李先生再说说士的演变情形。
“士”，一般人的观念，以为士就专指读书人，实在在较古的时候，士并非就是读书人，而是指的贵族，士就是贵族，而古代贵族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是士，我想诸位对经书一定很熟，《仪礼》中有一篇《士冠礼》，有人奇怪何以只有士冠礼？而没有诸侯、卿、大夫冠礼？前人曾注解说，诸侯、卿、大夫全是士，以士来概括一切贵族。因此可以证明，士就是贵族，贵族是世袭的，贵族生下来就是士了。
大约在春秋前期以前，当时的社会有两大阶级，一是君子，一是小人；所谓君子，这类人的祖先必有为君者，如果一代代往上推，他的祖先或是君王，或是诸侯卿大夫，这类人是君的后人子孙，所以叫做“君子”，而小人则无论他的祖先怎样往上推，也推不出一个君或贵族来，所以叫做“小人”，这二种阶级中，君子就是贵族，贵族的最末一级是“士”，这种情形直到春秋前期仍然如此，所以“君子”、“小人”在古代是指贵族与平民之分，至孔子时代乃渐混用，是照学问道德来分了，“君子”、“小人”的意义遂渐变成如今日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君子指有道德学问的人，小人指没有道德学问的人，这是一种自然的演变的结果。
为什么说这是自然演变呢？原来古人的学问是世传的，贵族子弟生下来就有享受教育及品格训练的权利和机会，贵族出身必定是有学问道德的人，是君子，而小人则无，所以就逐渐演变到后来，凡是有学问道德的人，一概称为君子，否则为小人，一如今天是拿学问、道德做区分标准的。
举个例子，《左传》上有“赵盾弑其君”的记载，据说晋灵公时，赵盾为卿，他的族弟赵穿杀了灵公，那时赵盾尚未逃出国境就回来了，回来后又没讨伐赵穿，于是晋史官董狐就拿起竹简写上“赵盾弑其君”，赵盾虽不承认，但他和赵穿是亲属关系，事先串通等他逃亡时把灵公杀了也未可知，这位太史董狐，据《左传》另外的记载，董氏祖先本在周室中央做官，后来到了晋，便世代相传都做晋国史官，几乎晋国几百年的历史就靠董史所保存，当然或许还有其他史官，再如齐鲁等其他诸侯国也有类似情形，史官是世袭的，古代的“史”是指史官这“人”而言，由“人”而变为指史官作的“书”乃是后来的事，从这些史实中，证明了古代的学问一如贵族的官位是世传的，贵族有学问技艺，小人要学非找贵族不可，贵族盛时是不屑于教小人的，等到后来有些没落的贵族开始教起平民来，于是认为有学问的就是君子，渐渐以道德学问为标准，不再以出身为标准了。
我刚说贵族之最低级者为士，但仍比当时的小人高一等，小人之最高级者是庶人，然庶人仍然是小人，无法和士平等，在孔子时代，士与庶人之区别是分明的，故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在孔子心目中，天下走上常轨之时，庶人是不应该议政的，但到了孟子时代，士与庶人的阶级乃渐相混，故《孟子》中，“士庶人”常常连用。我再引一段《左传》，哀公二年铁之战，这是晋齐的战争，由赵鞅（简子）带兵，他当时宣示军中，能克敌者有赏赐：“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遂：杜预注，遂仕宦也。这田十万的单位固无从考释，但很明显士本已有官位，故赏田十万，而庶人，本无官位，所以赏他官做，可见哀公初年即春秋末期，士与庶人之分仍极明显，到战国初年就不同了。
然而《孟子》将“士庶人”连用，自鲁昭公以后起，那和孔子时代即鲁哀公时相距并不远，何以就有士庶混乱和士庶分明的差别呢？这原因很复杂，但主要的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孔子的有教无类，不分阶级，使平民求学问的机会大大提高，影响所及，风气大开，虽然我不敢说，孔子之前是否就已如此，因为任何一件事的发展都是渐进的，但至少可以说，在孔子时平民教育确已如此，平民有了学问，小人可以做官了，小人的优秀分子也就可以称为君子了，渐渐的贵族的最低一级“士”与平民的最高一级“庶人”的距离，越来越小而竟混而为一，士庶人也就不分了。
第二，是由于贵族与贵族相争，双方拉拢平民以为己助，于是引出新兴的平民势力，古代的所谓君，广泛的说，周天子是君，诸侯、卿大夫也可称为君，君与君相争，这一集团贵族与那一集团贵族相争，君是一单位，集团贵族又是另一单位，他们相争一定要找助手，一定要找既非君又非贵族的第三种人，而数目又很众多的，那只有找平民即当时所谓的小人了，大家都竞相拉用小人，但平民人多也不是好利用的，当然帮助贵族要索代价，就是要给他官做，于是渐渐的平民的势力抬头了，庶人也可做官了，士庶人的阶级就混乱了，里面有其历史的自然趋势，要了解这种情形，又得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的制度和情况来研究。
再举例说吧！《左传》上记载，鲁君（公）与三桓之争，三桓即是桓公之后人，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而以季孙氏势力为最大，自从鲁宣公以后，三桓的势力越来越大，可说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造成，因为，当时的政治是封建的，社会是宗法的，然封建与宗法同属一体，实际上封建只是宗法的推广，宗法的政治化，由上而下，和欧西由许多小国聚成一大国的封建绝然不同，譬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建亲戚，以屏藩周。”中国封建二字，始见于此。而宗法，分大宗小宗，大宗势力最大，也即长支，是由嫡长子继承，其他的弟兄为小宗，但小宗下又可分出更小的小宗，我把他叫作“次级小宗”，而且，小宗到了某一定程度一定时间，自己慢慢又可变作大宗的地位，它底下的次级小宗也跟着可变为小宗，然后再分出若干小宗，譬如：文、武、成、康为大宗，武王弟兄周公为小宗，等到周公封国传子孙后，这一直系伯禽的后人变成大宗，而伯禽的弟兄凡、蒋……又变为小宗。再以鲁国的来说，鲁桓公传庄公是为大宗（最初为小宗），庄公弟兄孟孙、叔孙、季孙为小宗（最初为次级小宗），而叔仲氏是次级小宗（本三级小宗），说起来似乎非常简单，事实上当时的宗法与封建的情形是十分复杂的，许多的诸侯，在他自己的国家内，有土地，人民，对土地有稽征权，对人民有生杀予夺大权，诸侯的政权形态，完全等于天子，可以说诸侯国就是独立的国家，诸侯之下的大夫也是如此，像半独立的国家，在自己采邑里又有他独立的权力，这很像一个大圈子（周王室）内套上了许多小圈子（诸侯国），小圈子里又套有许多更小的圈子（大夫采邑），这就构成周代与宗法有极密切关系的封建制度的特殊现象。
这种封建制度到战国逐渐崩溃，到秦代乃行废除，不过到汉代时又复活了一部分，汉代所分封的王侯可以用自己的年号纪年，而不用中央皇室的来纪年，如鲁王几年，见于《史记》、《汉书》，可以说这就是春秋封建的变相，譬如春秋当时，鲁隐公哀公，纪年就不用周室纪年，晋、魏也莫不如是，这在王国维先生的《竹书纪年辑校》中有详细记述。所以不用中央纪年，就表示了当时诸侯的独立性。
不但如此，除了有独立权外，诸侯王还要参预中央的政事，据《国语》记载，文王有事，必问虢仲、虢叔，这两人都是文王弟兄，又据《左传》记载，武王成王时代，周公为太宰，聃季为司空，康叔为司寇，这三人全是武王弟弟，官位做到最高的卿士，除封国外也仍参预中央政事，这我管它叫做“弟兄分权制”，再如“鲁庄公临终，问后于叔牙，又问后于季友”，这两人是庄公弟弟，庄公临死，要将继承大事向两位弟弟商量，可见他们对于中央政事是有大权参预的，这种现象自周王开国一直维持到春秋末期，不过这只限于国君弟兄或上代国君弟兄，不能够世袭，新君即位，就要让新君的弟兄来参预中央政事，换言之，人君政权是世袭的，人君之弟兄的政权不是世袭的，譬如鲁文公时公子遂到了下一代宣公时就放弃参预中央政权，但三桓欲维持原状，于是有公子遂与三桓之争，结果三桓胜利，仍旧把持中央政权，鲁自文公、宣公、成公、襄公至昭公，到了昭公，便不满人君弟兄参预中央之政权的世袭，派兵围攻季氏，三桓后人是相连相助的，结果昭公又失败，逃入齐国，鲁国政权遂仍旧落入季孙手中，等于摄政，我们考其失败之原因，正如当时鲁国大夫子家羁说的季孙氏已数代掌权，根深蒂固，并且隐民多取食焉。这里所说的隐民，据杜预注，即是贫困的平民，也即小人，由于季孙氏善于拉拢平民，所以势力更大。在齐国也是如此，据《左传》载，田氏在未篡齐前好几代就开始作拉拢平民的工作，据说田氏常以大斗出、小斗入贷粮给平民，不惜以种种手段收买平民欢心，无怪到他篡齐时机一来便易如反掌，这就是《论语》上说的“陈恒弑其君”的史实，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中，贵族和君争权而拉拢平民的结果，平民要求官做，渐渐的，平民即小人的优秀分子上升了，他们以个人为单位的，逐渐争得了一些参政的权，却和古罗马的平民集体代表要求参政的性质又完全不同。
而且，当时贵族有“不悦学”的现象，故有些贵族下降，而部分小人上升，小人做了官，打破士与庶人的界限，就逐渐形成新的士的阶级，这个“士”，才是我们现在所谓“士、农、工、商”的“士”，就不再代表贵族的身份，而是代表“读书人”的身份了，这就是孟子何以将“士庶人”连用的历史根据。
前面已经说过，封建至汉复活了一部分，纵然一般的贵族阶级是破坏了，但在东汉时，又新兴了一种新的贵族阶级——知识分子的士，朝中的经学博士制度，又逐渐造成了把持朝政的新型门阀式的贵族，一直经过南北朝而至唐，到武则天想打破这种阶级，终在玄宗时成功了。自玄宗以后直到明清，可说全由科举制取消了这种新兴的阶级，农人子弟登科立刻可为宰相，所以可以说，我国自唐以后就无阶级可言。
“士”既然由代表贵族的意义，渐变而为代表读书人的意义，上面所说的大多偏重于春秋战国间的演变，现在再往古一点的时代推溯。王国维先生的《观堂集林·释史篇》中说，士与事，与史，只是同一语根所产生出来的文字，认为士就是史，另方面史和吏相通，这说法是不错的。《论语》中记载孔子有一次问冉有何以迟归，冉有说“有政”。孔子向来讲正名分，所以就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其事也。”古来在孔子之前，士所作的事为事，君所作的事为政，故孔子特别要强调说明。又如齐国差的铜器上面有“立事”的话，就证明了士所做的叫事。而士就是史官，《尚书·洪范篇》有“卿士”的话，而周铜器“番生敦”有“卿史”的话，足见士就是史。史本来是人，到后来才慢慢代表这类人所述作的史书。上古的“士”，“史”，必要能通天人之道，譬如《左传》中可看出，史官除了记史外，还要占卜，大概古代学术和迷信鬼神有密切关系，这就是所谓“通天人”，据我推想，董作宾先生所称的在甲骨中常见的“贞人”，恐怕就是商代当时的史官，也就是士，所以“士”的含义，在最初是代表通天人的贵族，到战国以后变成读书人的代称，其中演变的时间，总有上千年的历史。
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变乱，就是春秋战国，一如今日我国所处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剧烈大变一样，顾亭林先生在他的《日知录》上说，春秋与战国有若干主要的不同点，其中之一端是春秋人知道姓氏之区分，而战国人则不知道。当时姓不能同，而氏可以同，譬如那时的孔氏，子姓的宋，姬姓的郑卫都有孔氏，同氏不同姓。现在人说“天下无二孔”，大家以为所有姓孔的都是孔子后代，引以为荣，其实未必尽然。在春秋时姓氏的区分很严，到战国便相混乱，及至汉代根本就弄不清了，人笑那样有史才的司马迁写《高祖本纪》“高祖姓刘氏”，又姓又氏，简直不通，其实这也难怪，汉代对此已经不分了。
顾亭林还说另有一种现象，是春秋人常赋诗，而战国却全没看见有赋诗的可靠记载，关于诗，记得法国有位汉学家葛兰言（M. Granet）有专书著述，认为中国的《诗经》，完全是民间的歌谣，民国初年，我国国学人士都很信他，民国十二年，我在北大教书，当时北大设立研究所有国学门，设在北大第三院三楼办公，像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成立了歌谣采集委员会，很搜罗了一些民间歌谣，并且出版了《古史辨》，他们也都承认现存《诗经》就是当时民间的歌谣，这和历史有关，那时候士和庶人，即君子和小人、贵族和平民间的界线很明，《论语》“不学《诗》无以言”，贵族又把《诗》看作是“必修科”，宴会时要唱，交际时要赋，甚至还伴着要舞，如果说全是民间歌谣，贵族绝不会拿小人的歌谣而在日常生活中来赋、唱、舞，譬如唐诗宋词在当时全是可以唱的，但并非民间歌谣，因此拿历史的眼光看，我这很有理由可以打破葛氏的说法，不过，贵族喜欢民歌最优美的曲子拿来谱，同时贵族模仿民间歌谣的形式作歌词，即后来存留的诗，这倒十分可能，我当然承认，若说现存《诗经》全是当时民间歌谣，那和史实就不符了。
（原载《人生》第 21 卷第 1 期，1960 年 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