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政治为专制一大障碍 （专制有广、狭二义，吾今所论专 指狭义之君主专制言也，若以广义则贵族政体固专制矣。即今日之 议会政治，学者犹谓为多数之专制，此非本论界说之范围也） 。其国苟有贵族者，则完全圆满之君主专制终不可得行。贵族何自起？起于族制，起于酋政，故地球上一切国，无不经过贵族政治一阶级，而其盛衰久暂，亦常随其特别之原因，且常演出特别之结果，故谈政者必于此中观消息焉。
吾欲言我国之贵族政治，请先言他国之贵族政治。泰西数千年历史，实贵族与平民相阅之历史而已，其阻力也在是，其动力也在是，故“贵族”二字在泰西史，实为政治上一最大之要素。泰西政治史，发源于希腊、罗马。希腊之斯巴达，贵族政治也。希腊之雅典，自梭伦定律以前，贵族政治也。罗马自纪元前五百年以前，皆贵族政治也。此后二百年间，皆贵族平民轧轹时代也。自纪元前 79 年以后，所谓三头政体者，又贵族政治也。降及中世，封建糜烂，蛮敌凭陵，虽完全之政治无可表见，而于人群中最占势力者，皆贵族也。洎于近世，反动力大起，数百年间，以两族之角斗胜败相终始，君主之与平民结也，为挫贵族也。宗教革命，为挫贵族也。法国大革命，则举贵族权力而一扫之也。十九世纪全欧之扰攘，皆承法国大革命之余波，铲贵族之萌蘖也。今日俄罗斯之虚无党，亦与贵族为仇也。然直至今日，而欧洲各国犹不能灭绝贵族。伟矣哉贵族之势力！重矣哉贵族之关系！
贵族政治者，最不平等之政治也。他国以有贵族故，故常分国民为数种阶级，其最甚者为“喀私德”（Castes）之制，其次甚者为“埃士梯德”（Estates）之制。喀私德者，诸凡古代东洋诸国，如埃及、波斯等皆有之，而印度为最整严。印度之喀私德，其第一种曰婆罗门（Brahmans），彼中称为自神之口而出者，一切学问、宗教、法律皆归其掌握；其第二种曰刹利（Kshatriyas），彼中称为自神之胁而出者，军人武门属焉 （案：释迦牟尼即出此 族也） ；其第三种曰毗舍（Uisas），彼中称为自神之膝而出者，农、工、商、牧等业属之；其第四种曰首陀罗（Sudras），彼中称为自神之足而出者，奴隶属焉。此四族者，婚姻不相通，职业不相易，自数千年至今日，而其弊犹未革。此为贵族政治流弊之极点。埃士梯德者，其形状与喀私德略同，而其性质则稍异。喀私德者，一成而不可变者也，埃士梯德者，随时势而有转移者也。埃士梯德之制极盛于中世之欧洲，而条顿民族尤为整严。彼中谓太初有神，厥名黎哥（Rigr），兹生三子，其先产者名曰胥罗（Thral），为奴隶之祖；其次产者名曰卡尔（Karl），为农民之祖；最后产者名曰这尔（Jarl），教之武艺，为贵族之祖。彼其理想，固与印度之喀私德绝相类。故欧洲所谓埃士梯德者，大率亦分四族，一曰教士，二曰贵族，三曰自由民，四曰奴隶。其阶级亦与印度之四喀私德相应，自希腊、罗马以至中世及近世之初期，此种阶级常横截欧洲之政界，虽各国之权限伸缩不同，而其概一也。各国国宪之变动，往往因此埃士梯德之关系而起者，十居八九。其在中古，各级各为法律，不相杂侧；第一、第二两种常握政治上大权，其第三种稍维持民权于一二，其第四种则全有义务而无权利者也。及至近世乃始渐脱樊篱，至最近世乃一跃而廓清积习。要而论之，则欧洲数千年来之政治，最不平等之政治也，最不自由之政治也 （第一、第二两种太自由，故第三、第四两 种太不自由） 。虽以亚里士多德之大哲，犹谓奴隶制为天然公理；以希腊、罗马之文明，而其下级社会之民被虐待者惨无天日；其所谓沐文明之膏泽者，不过国中一小部分耳。至如美国当十九世纪，尚以争买奴而动干戈；法国既改共和政体，而世袭之爵犹沿而不除；即如我东邻最近之日本，亦有“非人”“秽多”等称号，至维新后而始革。盖贵族政治之极敝，衍为阶级，其现象及其影响乃至如此，彼其国中所以轧轹不绝者，皆此之由。抑其君主专制之政所以不能极盛，即盛矣而不能持久者，亦此之由。
吾今请言中国。我祖国之历史，有可以自豪于世界者一事，曰无喀私德，无埃士梯德。此实由贵族政治之运不长所致也。然则吾中国亦尝有贵族政治乎？曰有。贵族政治者，亦国家成立所必经之级而不可逃避者也，岂吾中国而能无之？太古之事邈矣。《尚书》托始于尧舜，而彼时即贵族政治最盛之时代也。当时之贵族，或拥疆土以俱南面，或踞中央以握政权，为君主者不过为贵族所选立，而奉行贵族之意而已。何以知君主为贵族所选立也？黄帝崩，元妃之子玄嚣、昌意皆不得立，而次妃之子少昊代焉，少昊不得传位其子，而昌意之子颛顼代焉，颛顼亦不得传位其子，而玄嚣之孙帝喾代焉。后世史家据今日之思想以例古人，以为宋宣公、吴王寿梦、宋艺祖之类，由先君之遗命以定所立也，而岂知皆贵族之势力左右其间也。其尤著明者，则帝喾之长子帝挚既立，仅九年，而诸侯废之以立帝尧。夫废君之事，自后世史家观之，鲜不以为大逆不道，而当时若甚平平无奇者，盖贵族政治之常习然也。其后尧欲让舜，而必先让四岳，俟四岳举舜，然后试之，所以示不专也。使尧而果有全权也，意中既有一舜，岂不能直举而致诸青云之上，乃必于四岳焉一尝试其让，使四岳而竟慨诺之，则尧又将奈何？吾有以信尧之果无奈何也。及舜受尧禅，而必先自避于南河之南；禹受舜禅，而必先自避于阳城。待朝觐讼狱讴歌之皆归，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亦视当时贵族为趋向而已。何以知君主必奉行贵族之意也？吾昔读古史而有一不可解之问题：彼鲧者，四凶之一也，当尧之时恶德既显，尧咨治水于四岳，四岳举鲧，尧既斥其方命圯族，而不能不屈意以用之，以至九载无功，使尧果有全权，则以如许重大之事，委诸明知其不可之人，尧不重负天下乎？又如所谓“八元八恺”者，皆尧之亲族，其中如稷如契，则尧之异母兄弟也，尧岂不知之而不能举？无他，为贵族所阻挠而已。此后舜欲授禹等九官，亦必询于四岳，任其推荐，然则用人行政之大权，四岳操其强半也明矣。四岳者何也？《白虎通》云：“总四岳诸侯之事者也。”然则四岳之官，实代表全国诸侯而总制中央，左右君主者。以理势度之，其职权殆与斯巴达之“埃科亚士”（Ephors）绝相类 （参 观《斯巴达小志》） 。埃科亚士凡五人，而四岳则四人，皆贵族所以平均其势力也。此为我国贵族政治最盛之时代，及尧、舜、禹皆以不世出之英主，汲汲以集权奠国为务。尧在位七十二年，舜在位六十一年，此百三十三年中，中央政府渐加整顿，权力日盛，能渐收豪族之权于帝室，而禹之大功，又足以震慑天下。故尧不能诛四凶，舜不能服有苗，而禹则会诸侯于涂山，防风氏后至，直取而戮之，盖主权之雄强，迥非昔比矣。至是君主世袭之权确定，而四岳之官，至夏亦不复见。于是贵族政治受第一之次裁抑，而专制政体一进化。
夏殷之事，史文阙漏，今不具论。周革殷命，广置封建，而京畿之内，二伯分陕，权力犹埒王者。厉王无道，国人流之于彘，而共和执政。国人云者，吾不敢信为全国之平民也，殆贵族而已 （当时民权颇发达，而我国又向无分民为阶级之弊，故晋文 听舆人之诵，子产采乡校之议。或者平民有权亦未可知，吾不敢遽 下断案也。但观共和执政，则贵族权之强盛有断然者） 。或此后见于史传者，如周、召、毕、郑、虢、祭、单、刘、尹等诸族，常左右周室，司政权焉，不待五霸之兴，而王者固已常如守府矣。故周之一代，实贵族政治之时代也 （夏、殷亦当然，但不可 考耳） 。然以视尧舜时，则其权稍杀，盖彼则王位由其废置，而此则假王之名以行事者也。春秋列国亦然，在齐则有国、商、崔、庆，在鲁则有三桓，在郑则有七穆，在晋则有栾、郤、胥、原、范、荀，在楚则有昭、屈、景，在宋则有武、缪、戴、庄、桓之族，其余诸国大率类是。右族相继持一国之大权，政府 （即 贵族） 势力过于国君，国君之废立常出其手，国君之行为能掣其肘。观《孟子》告齐王以贵戚之卿，反覆谏其君而听则易位，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则几不能尽于大事，亦可见当时贵族政治之一班矣。周代贵族权所以独盛者何也？其一，由于人群天然之段级使然；其二，亦由人力有以助长之也。盖国家本起原于家族，但国势愈定，则族制自当愈衰。周之兴，去黄帝时代已二千载，宜其家族之形体渐革，而今反不尔者，周制实以家为国也。故有最齐整、最完备之一制度曰宗法，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始迁之宗”。此制度者，王室与同姓诸侯之关系赖之，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制度为中心点，故曰“国之本在家”，又曰“家齐而后国治”，此诚实制，非空言也。以此之故，贵族政治大伸其力，虽以孟子之卓识，犹云“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亦可见贵族政治入人深矣。逮至战国，而社会之风潮一大变，秦始用客卿以强，列国继之，及孔子没后二百余年，而贵族之权与周室同尽矣。于是贵族政治受第二次裁抑，而专制政体一进化。
周末之贵族政治，所以能就澌灭者何也？吾推其原因，有两大端。其一，由于学理之昌明。孔子最恶贵族政治者也，故其作《春秋》也，于尹氏卒 （隐三年） ，齐崔氏出奔卫 （宣十年） ，皆著讥世卿之义焉；于仍叔之子来聘 （桓五年） ，曹世子射姑来朝 （桓九年） ，皆著讥父老子代从政之义焉。《春秋》于大夫主权之举，无不贬绝，溴梁之会 （襄十六年） ，信在大夫，而《春秋》遍刺之。盖孔子深见夫当时贵族政治之极弊，故救时之策，以此为第一义，故曰：“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摧灭贵族政治者，孔子之功最伟矣。墨子亦然，言尚贤、言尚同，至《老子》之刍狗一切者更无论矣。故孔、墨、老宗旨虽不同，而皆力倡万民平等之大义，与二千年陋俗为敌，其弟子亦多出身微贱，名闻一时 （子张，驵侩也，颜涿聚，大盗也，学于孔子。禽滑厘， 大盗也，学于墨子） ，天下相与化之。以视亚里士多德之主张蓄奴，大有异矣，故经诸大师大力鼓荡之后，而全群之思想皆大变。其二，由于时势之趋向。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秦人首用由余、百里奚以霸西戎，此后商鞅、范雎、蔡泽、张仪、李斯，凡佐秦以成大业者，无一不起自远客贱族。而吴越亦以伍子胥、范蠡等之力，崛起南服，主盟中原。至战国之末，列雄始悟优胜劣败之所在，然后相率以蹑其后，于是乐毅、剧辛、邹衍、淳于髡、苏秦、公孙衍、鲁仲连、廉颇、蔺相如、李牧之徒，始皆以处士权倾人主矣。当时如齐孟尝、赵平原、魏信陵，实为贵族政治回光返照，放一异彩，而其所以能尔尔者，乃实由纡尊降贵，自放弃其贵族之特权，以结欢于处士，故虽谓三公子为贵族之自伐者可也。至是而黄帝以来二千年之贵族政体，一扫以尽。
汉高起草泽作天子，其本身既已不带一毫贵族性质；其左右股肱萧、曹、韩、彭、平、勃之流，皆起家贱吏、牙侩、屠狗，致身通显。君臣同道，益举自有人类以来天然阶级之陋习，震荡而消灭之，汉高复以刻薄悍鸷之手段，芟夷功臣，无使遗种。故自汉兴，而布衣将相之局已定，初不待武帝时之卜式以牧羊为御史大夫，公孙弘以白衣为丞相也。功臣既殄，而亲藩又不得留京师参朝政，故在汉代，无可以生出贵族之道。若必求其近似者，则后族当之矣。若西汉之吕氏、窦氏、田氏、霍氏、上官氏、王氏，东汉之邓氏、窦氏、阎氏、梁氏，皆气焰熏灼，权倾一时。虽然，举不足以当贵族之名也。泰西之所谓贵族，与中国古代所谓贵族，皆别为一阶级，不与齐民等，而其族之人亦必甚多，受之于世袭，而非附一二人之末光以自尊显，而又传诸其胤，不以一二人之失势而丧全族之权利，具此诸质，乃可谓之贵族。若汉之后族则何有焉？卫青、霍去病，以一异父同母之私生姊妹，蒙荫以尸大位，自余诸族，亦大率类是而已。其间惟哀、平间之王氏，虽不能全具贵族之性质，而颇有其一二。故谓新莽之乱，为贵族之小余波可也。然其影响于数千年之政治界者，抑甚微矣。东汉之末，袁氏以十二世为汉司徒，四世为汉司空，绍、术两竖子因乘余荫窃方镇者十余年，似亦足为贵族势力之一征焉。然所成就既无可表见，且与中央政府无丝毫关系，夫安得以贵族政治论？至如曹氏之于汉，司马氏之于魏，亦全由个人权力，处心积虑，以相搀夺，尤与贵族政治不相涉。故谓两汉三国全无贵族，决非过言也。于是专制政体又一进化。
自魏陈群立九品中正取士之制，沿至晋代，至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者。故战国以后至今日，中间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贵族与寻常百姓之区别，颇印于全社会之脑中矣。及南北朝，门第益重，视后门寒素，殆如良贱之不可紊 （史称：赵邕宠贵一时， 欲与范阳卢氏为婚。卢氏有女，父早亡，叔许之而母不肯。又，崔 巨伦姊眇一目，其家议欲下嫁，巨伦姑悲戚曰：“岂可令此女屈事 卑族。”又，何敬容与到溉不协，谓人曰：“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 贵人。”是其例也） 。而单门寒士，亦遂自视微陋，不敢与世家相颉颃 （史称：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到蔡兴宗前不敢就席， 良久方去，兴宗亦不呼坐。又，宗越本南阳次门，以事黜为役门。 后立军功，启宋文帝，求复次门。等是其例也） ，其有发迹通显，得与世族相攀附，则视为莫大之荣幸 （史称：王敬则与王俭同拜 开府，仪同。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敬则闻之，曰： “我南沙小吏，侥幸得与王卫军同拜三公，夫复何恨。”又，孙搴 寒贱，齐神武赐以韦氏女为妻，韦氏本士族，时人荣之。等是其例 也） 。甚至风俗所趋，积重难返，虽以帝者之力，欲变易之而不可得 （史称：宋文帝宠中书舍人宏兴宗，谓曰：“卿欲作士人，得 就王球坐，乃当判。尔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宏将坐， 球举扇曰：“卿不得尔。”宏还奏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他日， 帝以劝球，球曰：“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又称：纪 僧真尝启宋武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须，惟就陛 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 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床让客。”僧 真丧气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等是其例也） 。此等习尚，沿至初唐而犹极盛 （史称：唐太宗诏群臣刊正姓氏，第 为九等，而崔氏犹居第一，太宗家列居第三。诏曰：“曩时南北分 析，故以王、谢、崔、卢为重，今则天下一家矣。”遂合三百九十三 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氏族志》，颁行天下。而《李义府传》犹 云“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 一切降之。然房元龄、魏徵、李勣仍往求婚，故望不减”云，则固 非太宗所能禁矣） ，及中唐犹未革 （《唐书 · 杜羔传》云：“文宗欲 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 天子，反不若崔、卢邪？’”可见唐之中叶，其风不衰也） 。若此者，殆与泰西所谓“喀私德”“埃士梯德”者相类，实吾中国数千年来社会上一怪现象也。其原因所自起，吾不能确言，大率由于虚名，非由于实力也。彼之所谓门第者，于政治上权力毫无关系，虽起寒门，可以致其位于将相，虽致将相，而不能脱其籍于寒门。故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
自此以后，并贵族之迹而全绝矣。元人以膻族夺我国土，压制我种族，于是有分国人为四阶级之制，一曰蒙古人，二曰色目人 （即非蒙古非汉族之诸小蛮族） ，三曰汉人 （指灭金时所掠河北 人民） ，四曰南人 （指灭宋时所掠江南人民） 。政权全在蒙古人，色目人次之，汉人南人最下 （南人尤甚） 。一切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汉人南人从未有得为正官者。终元之世，汉人得为伴食宰相者二人而已 （史天泽、贺惟一） 。而汉人与蒙古人同官者，亦皆跪起禀白如小吏，莫许抗礼。元代一百年中，吾国民遂束缚于阶级制度之下，虽然，此非我民族自造之现象也，国被灭而为敌所钳，夫安得已也。此百年中可谓贵族政治，然彼贵其所贵，非吾所谓贵，吾盖不屑以污我楮墨焉。然彼以彼之贵族，拥护彼之专制，而专制政体亦一进化。
有明三百年中，变迁盖少。至本朝入主中夏，亦生小小阶级。满洲人为一级，最贵；蒙古汉军为一级，次之；汉人为一级，最下。然以视胡元之畛域，则有间矣。其政权分配之制，则满汉各半，以五百万满洲之贵族而占其半，以四万万汉人之平民而仅得其半，不可不谓贵族政治之成绩也。然以别此阶级之故而犹得其半，较诸元代，则吾辈惟有歌颂圣德而已。中叶以来，全化汉俗，咸同以后，以物竞天择自然之运，政权归汉人手者十而八九，故本朝政治，亦可列诸数千年历史，以常格而论之，语其实际，则本朝亦非有所谓贵族政体者存。中叶以前之满人，中叶以后之汉人，皆多起寒微，参预大政，而天潢贵胄反不得与闻政事，盖自晋八王以后，帝者皆以畏逼之故，栽抑亲藩也久矣。是亦专制政体进化之一大眼目也。自热河蒙尘以后，始置议政王，位军机大臣上，后虽裁撤，而军机常以亲王领班，贵族政治似稍复萌蘖焉。然前者以恭邸、醇邸之尊亲，其权不能敌文祥、沈桂芬、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徐用仪，近则如礼王久拥首座之虚衔，最近则庆王、肃王崭然显头角，然其权亦不能敌荣禄、刚毅。盖贵族政治之消灭久矣，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吾敢信自今以往，吾中国必无或复先秦时代贵族政权之旧也。至是而专制政体之进化，果圆满无遗憾矣。
“喀私德”“埃士梯德”之陋谷，吾中国诚无之也 （元之辱 我不计） 。虽有之，而其族亦甚微，无所影响于政治。《六经》古史中，“奴”“仆”等字不多见。然《礼记》有“献民虏者操右袂”之语，然则战胜而俘人为奴，殆古俗所万不能免者。《左传》屡称某人御戎，某人为右，御戎可谓贱役也，而为之者大率皆贵族。孔子则樊迟御、冉有仆、子路执舆，阙党童子将命，是孔子终身无用奴仆之事，是或圣人平等之精意则然，然我古代断无所谓如希腊、罗马之奴隶充斥者，可断言矣 （并田之制，论者 或谓其未尝实行，使果行之，则人人受田百亩余，余夫亦受焉，安 有所谓奴隶者乎） 。然至汉世，下诏免奴婢者史不绝书，苟前此无此物，则何免之可言。故谓中国绝无阶级制度者，亦非然也。汉高定制，令贾人不得乘车衣绣，齐明帝制寒人 （即寒门） 不得用四幅伞，此亦阶级制度之施诸奴隶以外者也。凡进化之公例，世运愈进，则下等级之人民必渐升为高等，而下等之数日以消灭。乃吾中国则若反是，自唐宋以前，奴婢之种类盖不多见，而近今六七百年，若反增益者，吾推度之，殆有两原因焉；一由胡元盗国时，掠夺之祸极惨，汉人、南人率为俘虏以入奴籍 （赵 瓯北《陔余丛考》论之极详） ；二由前明中叶以后，中使四出，诛求无餍，人民相率投大户以避祸。“投大户”者，当时之一名词，盖以身体财产全鬻诸权贵有力之家，甘永世为其服役，借作护身符以救一时也。以此两端，故近世以来奴籍转增于前古。而本朝之制，凡曾鬻身为人仆者，曾在公署执皂隶之役者，曾为倡优者及隶蛋户者，皆谓之身家不清白，其子孙不得应试入仕，计此类特别阶级，亦当不下全国民数五十分之一，然则竟谓之无阶级焉，固不可也。但以较诸欧洲中古以前及近世所谓隶农制度者，则吾之文明终优于彼焉耳 （按：此一段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无 甚关系，因论阶级制度，故并及之） 。
要而论之，则吾国自秦汉以来，贵族政治早已绝迹。欧、美、日本人于近世、最近世而始几及之一政级，而吾国乃于二十年前而得之，其相去不亦远耶。如前所云云，贵族政治者，最不平等之政治也，最不自由之政治也。吾中国既已刬除之，宜其平等自由，达于极轨，而郅治早陵欧美而上，乃其结果全反是者何也？试纵论之。
贵族政治者，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试征诸西史，国民议会之制度殆无不由贵族起。希腊最初之政治，有所谓长者议会者存，其议员即各族之宗子（Father Sovereign），而常握一国之实权者也，此议会其后在斯巴达变为元老议会（Gerusia）及国民议会，其在雅典变为元老议院（The Senate of the Are opagus）及四百人议院（Pro-bouleutic Senate）。罗马最初之政治，亦有所谓元老院（Senate）者存，其后变为百人会议（Comitia Cenuriata），平民会议（Concilia Plebis），而保有世界最古之成文宪法。所谓《金牛大宪章》者之一国 （即匈加利） ，亦由贵族要求于国王而得之者也。英国今日民权最盛之国也，考其国会发达之沿革，其最始者为贤人会议（The Witenagemot），以王族、长老、教士充之，是贵族之类也；次之者为诺曼王朝之大会议（The Great of the Kings Tenants-in-Chief），谓国王治下贵族士人之会议也，以曾受封土及教会长教士等充之，亦贵族也；然后渐变为所谓模范国会者（Model Parliament ）（1295 年始命各 州选二名爵士议员，各市府选二名市民议员，后世国会多取法于此， 故史家称为模范国会） ；此后逐渐改良进步，然后完全善良之国会乃起。由此观之，贵族政治固有常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凡政治之发达，莫不由多数者与少数者之争而胜之，贵族之对于平民，固少数也；其对于君主，则多数也。故贵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当之权利，于是国宪之根本即已粗立。后此平民亦能以之为型，以之为楯，以彼之裁抑君主之术，还裁抑之，而求得相当之权利。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一也。君主一人耳，既用愚民之术，自尊曰圣曰神，则人民每不敢妄生异想，驯至视其专制为天赋之权利。若贵族而专制也，则以少数之芸芸者，与多数之芸芸者相形见绌，自能触其恶感，起一吾何畏彼之思想。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二也。一尊之下，既有两派，则畴昔君主与贵族相结以虐平民者，忽然亦可与平民相结以弱贵族，而君主专制之极，则贵族平民又可相结以同裁抑君主，三者相牵制相监督，而莫或得自恣。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三也。有是三者，则泰西之有贵族而民权反伸，中国之无贵族而民权反缩，盖亦有由矣。吾非谓中国民权之弱，全由于无贵族，然此殆亦其复杂原因之一端也。
十八世纪之学说，其所以开拓心胸，震撼社会，造成今日政界新现象者，有两大义，一曰平等，二曰自由。吾夙受其说而心醉焉，曰：其庶几以此大义移植于我祖国，以苏我数千年专制之憔悴乎！乃观今日持此旗帜以呼号于国中者，亦非始无人，而其效力不少概见，则何以故？吾思之，吾重思之，彼泰西贵族平民之两阶级，权利事务皆相去悬绝，诚哉其不平等也。君主压制之下，复重以贵族压制，罗网重重，诚哉其不自由也。惟不平等之极，故渴望平等；惟不自由之极，故日祝自由。反动力之为用，岂不神哉！若吾中国则异是，谓其不平等耶？今岁筚门一酸儒，来岁可以金马玉堂矣；今日市门一驵侩，明日可以拖青纡紫矣。彼其受政府之朘削，官吏之笞辱也，不曰吾将取何术以相捍御，而曰吾将归而攻八股，吾将出而买财票，苟幸而获中，则今日人之所以朘削我、笞辱我者，我旋可还以朘削人、笞辱人也。谓其不自由耶？吾欲为游手，政府不问也；吾欲为盗贼，政府不问也；吾欲为棍骗，政府不问也；吾欲为饿殍，政府不问也。听吾自生自灭于此大块之上，而吾又谁怨而谁敌也。于是乎虽有千百卢梭、千百孟德斯鸠，而所以震撼我国民、开拓我国民之道，亦不得不穷。何以故？彼有形之专制，而此无形之专制故；彼直接之专制，而此间接之专制故。专制政体进化之极，其结果之盛大壮实而颠扑不破。乃至若是，夫孰知夫我之可以自豪于世界者，用之不善，乃反以此而自弱于世界乎！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