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暴动已经成了过去；但对这一页历史再温习一下，也不是没有益处的。
义和团的暴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有名的大规模的排外运动，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一直到现在，只要提起义和团，首先就会令人想到在 1900 年的夏天，成千成万被称为“义民”的义和团的团员，打着大刀会、杀鬼会、保国会、沙锅照以及红灯照、青灯照、黑灯照、蓝灯照、花灯照等等的旗帜，拿着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八宝法物，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慷慨激昂地走进北京的情景。
其次就会令人想到义和团在城内的暴动，杀洋人（杀死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烧教堂，配合董福祥带领的政府军围攻使馆区（东交民巷），纵火正阳门西，火延城楼以及使馆区的外国兵严守东西街口，如临大敌地恐怖和骚乱的情景。
再次就会令人想到慈禧太后在仪銮殿东室一连召集四次御前会议，商讨应付紧急事变的方策以及决定和战的大计那种张皇失措的情景。
又次，就会令人想到八国联军连陷大沽、天津、通州、北京及其焚杀虏掠的暴行，以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走的悲剧。
最后就会令人想到作为这一次事变之结束的，不是灭洋而是可耻的《辛丑条约》。
义和团的结果是非常悲惨的失败；但不论它的失败如何悲惨，义和团的本身是不负责任的。对于这一历史事变应该负责任的，是把义和团引导到排外运动的清朝政府中的反动派，即义和团暴动背后的人物。
我们知道，原始的义和团是八卦教的一个支派。八卦教是清末贫苦的中国人民的一种秘密革命组织。这种组织早在嘉庆时期就传播于山东一带。当时清政府视为匪类，犯者至凌迟处死。以后到光绪年间，特别是中日甲午之战以后，由于外国暴力压迫的加强，这种组织也有仇视洋人的倾向。但是他们的反洋人，完全是出发于一种纯洁的爱国主义，并没有任何其他政治意义的附加。这种纯洁的爱国主义是当时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应该有的，而且必然会发生的。这种爱国主义如果正确地发展下去，其结果应该是对丧权辱国的清政府进行革命。
但是，不幸义和团的爱国运动不久便被以慈禧、载漪、刚毅等为首的清政府中的反动派所利用，把义和团所领导的爱国运动变质为“扶清灭洋”的排外运动。清政府中的反动派之所以要把义和团变质为排外运动，一方面是企图在排外运动中转移义和团之对内革命的情绪；另一方面，而且是最主要的方面，则是企图以排外运动为手段，以达到其对内的目的。即通过这种运动来压迫当时中国的进步的政治运动——维新运动。
我们知道，在中日甲午之战以后，中国进步的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等感于国家的危殆，为了救亡图存，曾经发动一个维新运动。他们企图以和平转变的方式革故鼎新。维新主义者在光绪皇帝的同意之下，曾经一度参加政府，并且发布了他们新政的纲领。依照这个新政的纲领，第一，经济事实应该注重，命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第二，政府的机构应该改组，许多饭碗衙门如詹事部、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东河总督以及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之盐道，都在裁撤之列，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尚不知有多少。第三，考试制度应该改变，向用四书文的，改试策论。第四，外国文化应该介绍，设译书局。
像这样一个政治纲领，对清政府实在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然而以慈禧为首的反动派，对于这样的政治纲领也不愿接受。因为他们担心这个纲领一旦实施，第一，政治会走向新的进步的方向，使其不能关着大门做皇帝；同时，许多顽固的保守分子会从政治机构中被排除出来，而这些顽固的保守分子，又正是慈禧倚为栋梁和爪牙的人物。既因如此，这些顽固的保守分子便团结在慈禧周围，怂恿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在这次政变中，维新的首领光绪皇帝被幽禁，维新运动的领导人物或被放逐、或被幽禁、或被屠杀，而维新的局面也就结束了。
维新的局面虽然被摧毁，但维新运动仍然继续高涨。康、梁等在海外组织了保皇党，出版了报纸，仍然向国内人民做广泛的宣传。而当时的外国政府，对于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不但不加以干涉，反而予以支持。这样就使得以慈禧为首的反动集团，由痛恨维新而痛恨洋人，因而决然发动排外运动。
关于这一点，罗淳曧《拳变余闻》上说：“（刚毅）奉命江南查案……得梁启超所撰《清议报》，进于孝钦后。后大怒，愤外国之庇康、梁，必欲报此仇。益恨德宗（光绪），思废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将于庚子（1900 年）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后命荣禄告李鸿章，私以废立意询各国公使，皆不协。后益大恨，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又说：“载漪自以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帜，载漪乃大喜。”又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也说：“朝廷所以信之（义和团）者，意固别有所在。……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借兵力以慑使臣，固难得志也。义和拳适起……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这些记录不是很明白地指出清朝反动派之所以要发动排外运动，完全是为了对内，为了对付维新运动吗？
又据参加围攻使馆区的董福祥写给荣禄的信，其中有一段说：“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抚嘱李来中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承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从这封信上的言词看来，义和团在北京的暴动，是清政府中的反动派的策动，而且还有官军参加，不是很明白的吗？
总之，义和团的暴动完全是清政府中的保守、反动派有计划煽动起来的。最初是山东巡抚李秉衡和毓贤，以后是北洋总督裕禄、直隶臬司延雍，而最后又是最主要的发纵指使者，则是军机大臣刚毅、启秀、端王载漪和反动派的首领慈禧太后。当义和团入京之后，反动派无不拍手称快，以为这是对付国内进步势力的一个最好工具。当天津被陷、洋兵节节内逼、势将直扑京师的时候，“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设有拳坛。”（许景澄等奏文）他们没有想到会酿成大祸，几乎把中国都断送了。
像初期义和团那样一种人民自发的爱国运动，假使清政府善于领导，对于当时的外交是有帮助的。但是不幸当时政府中的反动派竟把这种纯洁的爱国运动转变为盲目的排外运动，而授外国侵略者以武装进攻的借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错误。
假使当时的反动派真有抵抗外国武装进攻的准备，而只是利用义和团的暴动来挑动战争，那又当别论。但是从当时政府应付八国联军的情形看来，他们只是依靠义和团的天兵天将，和《封神》《西游记》上的一些法宝，这岂不是以国家为儿戏？
幸而在这一幕反动的活剧中，鲁、粤、江、鄂四督巡袁世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颇能保持东南半壁，否则诚如袁世凯所云：“国事尚可问乎？”
义和团终于失败了，跟着那些发动排外运动的反动派头子的“削爵”“革职”“停俸”“戍边”“斩监候”“赐死”，曾经被政府称为义士而加以奖励的义和团，也变成了“拳匪”而“非痛加剿除不可”了。（慈禧上谕）
最令人痛心的便是这一次的暴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又添上了一个可耻的《辛丑条约》。
义和团暴动的出现并不偶然。因为在历史上只要进步的势力一旦抬头，反动的势力就必然跟着来一次顽固的挣扎；虽然这种挣扎是没有希望的。康、梁所领导的维新运动，在清末可以说是一种进步的运动，所以跟着而来的便是一个短期的反动时代。这个时代开始于戊戌政变的当时（1898 年的秋间），而终止于义和团的暴动（1900 年的夏天）。义和团的暴动是这次反动的最高潮，也是它的尾声。
义和团的暴动过去了，但是它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历史教训，这就是：“在爱国运动的高潮中，谨防慈禧、载漪、刚毅一类反动分子的利用。”
（重庆《民主星期刊》第二二期，1946年3月2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