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这一家，本来是大家庭；出现在他笔下的，很多是这个“败落台门”的人物，我已在上文约略说过。不过，单就他最亲近这个小圈子的人来看一回，倒是鲁迅传记中不可省略之事。鲁迅的大弟周作人，他的文艺成就以及“五四”以来在新文坛的地位，即不在鲁迅之上，也可以说和鲁迅相比并的。他的小弟周建人（乔峰），也是科学家（周氏兄弟本来都是研究科学的），却也长于写作的。周作人近年所写的关于鲁迅生平的掌故，是给我们最好的直接史料。其中有一节是记叙他们的母亲——鲁老太太的，他说：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她母家姓鲁，住在会稽的安桥头，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鲁的。她的父亲号晴轩，是个举人，曾在兵部当主事，因病辞职回家，于光绪甲申年去世。她生于清咸丰七年（即1857年），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北京去世，年八十七岁。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却能识字看书，早年只读弹词说部，六十以后移居北京，开始阅报，日备大小报纸三两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她是闺秀出身，可是有老百姓的坚韧性。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章绰号“金鱼”的顽固党，扬言道：“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了这话，并不去找金鱼评理，却只冷冷地说：“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这话告诉家里人听，所以有些人知道；别的事情也有可以讲的，但只这一件，就很足以代表她的战斗性，不必再多说了。
他们的父亲周伯宜，本名凤仪，改名文郁，会稽县学生员，应过几次乡试，未中试。据周作人说，他看去似乎很是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因为他寡言笑，小孩子很少去亲近，除吃酒时讲故事外，后来记得的事不很多。他生于清咸丰庚申，死于光绪丙申，只有三十七岁，所以，生平没有多大事迹可说。鲁迅有一篇《父亲的病》，也是传世之作。他父亲的病原是吐狂血。相传陈墨可以止血，吃得“乌嘴野猫”似的。接着是医方与单方并进，最初作为肺痈医治，于新奇的药引之外，寻找多年埋在地下化为清水的腌菜卤，屋瓦上经过三年霜雪的萝卜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结果自然是毫无效验。现在想起来，他的病并无肺结核的现象，那吐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是胃溃疡，他吐的只是胃血。）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反正只是吃“败鼓皮丸”；终于肿到胸腹之间。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这一段经过，对于鲁迅幼年的心灵是深切的烙印，影响他后来对人世的看法，以及对中医的蔑视。（鲁迅的头脑是科学的，但他的医学知识，却并不怎样高明，所以他憎恶中医的心理也不一定很正确的。）
据周作人的另一段追记，说：那时所请教的医生，最初有一个姓冯的，每来总是酒醉醺醺的，说话前后不符，不久，就不再请了。他的一句名言：“舌为心之灵苗”，被鲁迅记录下来，但是挂在别人的账上了。后来的两个名叫姚芝仙与何莲臣，都是有名的“郎中”，但因此也就都是江湖派，每天药方必用新奇的“药引”，要忙上大半天才能办到，结果自然是仍无效用。他在序文中说：“渐渐的悟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那时城里还有樊开舟、包越湖这些医生，比较平实一点，如照鲁迅的分类，总还可以归在无意的一类，但是当时却去请教了有意的骗子，这是件不幸的事。这件事，对于鲁迅后来迎接维新思想与反对中国旧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周作人是怎么一个人呢？1925年的元旦试笔中，他自述思想变迁的大概。他最初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后来一变而为排满复古，持民族主义有十年之久。到了1911年，才有了转变。“五四”时代，他曾梦想世界主义，后来修改为亚洲主义。到了写试笔的那年元旦，又觉得民国根本还未稳固，还得从民族做起。五四运动当中，他自然也在文学方面有一些积极的活动。到了“五四”高潮过去了，他的第一个文集《自己的园地》，也鲜明地宣布了他的人生主义，趣味主义，成为他的思想本质。他为什么要从事文学活动呢？对文学抱着一种什么主张呢？他说：“我并非厌薄别种活动而不屑为，我平常承认各种活动于生活都是必要，实在小半由于没有这样才能，大半由于缺少这样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这中间定一个去就。”他认为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没有管它的必要。他认为无论用什么名义强迫人去侍奉社会，都不行。他强调艺术有它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表现个人的情思。他是反复地这样主张着的。他说：“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个人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有益社会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为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艺术是独立的，又原来是人生的，但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亦即为人类的。”他反对艺术上的功利主义。他认为功利的批评过于重视艺术的社会意义，忽略原来的文艺性质。他这一种说法，若不太强调了，也未始不摸着真理的一面，而且在鲁迅的文艺论中，也未始不包含着同样的主张。（《元旦试笔》中，他又说：“古人云：四十而不惑，这是古人学道有得的地方，我们不能如此。就我个人说来，乃是三十而立，四十而惑，五十而忠于学吧。”）
我觉得要了解周作人的思想，倒不妨重看他的《山中杂信》，那是他住在西山写给孙伏园的信。他说：“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社会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刺激：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它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上爬的痒痒的，一个可恶的小虫，心想消灭它。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相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大约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罢了。”这样的矛盾，是不是只存在于周作人的世界，而不存在于鲁迅的世界呢？我看，也未必吧。
鲁迅兄弟之间的情谊，本来很深厚的。许寿裳曾替鲁迅那篇题名《弟兄》的小说作注解。他说：弟兄这篇写张沛君为了兄弟患病，四处寻医，种种忧虑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鲁迅自身经历的事实。大约在1917年的春末夏初罢，他和二弟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作人忽而发高热了。那时候，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上年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急忙请德医悌鲁耳来诊，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第二天，他到教育部，很高兴地对我详述了悌医生到来之迟和他的诊断之速，并且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描写沛君在夜的寂静中，翘望着医生的到来，因而注意每辆汽车的汽笛的呼啸声。他因是自己身历其境的事实，所以能够写得这样曲折和亲切。此外，描写那凌乱的思绪，以及那一段恍怳迷离的梦境，乃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采取题材的一端，伸发开去。出于虚造，并非实情。然而虚造也很自然，人们经过了紧张、愁苦、劳瘁之后，会起种种幻想，夜里睡了，他的下意识会突然地显露出来，做场噩梦，这都是常有的心理作用。而且这一段梦境的描写，就是鲁迅所说的旧社会病根的暴露。鲁迅在沛君的身上，发掘下意识的另一面貌，把它暴露出来。加以奉益堂家中的兄弟相打，中医白问山的诊断含糊，这些都是揭发旧社会的病根。说到这里，他又要将鲁迅对兄弟作人的友爱情形，略略提明。他说：“依《鲁迅年谱》，在1923年8月迁居砖塔胡同之前，他们两个人真是兄弟怡怡。鲁迅在东京不是好好地正在研究文艺，计划这样，计划那样吗？为什么要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呢？这因为作人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阿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鲁迅在自传中，所谓‘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几个别人’者，作人和羽太信子也。即此一端，可知鲁迅之如何以利让弟。又鲁迅留心乡邦的文献，辑成《会稽郡故事杂集》一册，就用作人名印行，为什么呢？为的自己不求闻达，即此一端，亦可知鲁迅之以名让弟。名和利都可以让与弟，我们就很容易明了那《弟兄》里的一句赞叹沛君的话：‘真是少有的，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这是真实，并不是讽刺。所以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有人以为他和《肥皂》的四铭，《高老夫子》的主人公高尔础差不多，其实是大不然。他既不像四铭的阴险腐臭，恶骂青年，以致四太太对他也有诛心之论，也不像高老夫子的丑恶卑鄙，种种矫饰，带着流氓的气息。沛君的生活，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面。所写的环境，如公益局办公室里缺口的暖壶，折足的破躺椅，以及满室的水烟的烟雾，都是北京教育部第一科里的实在情形。同兴公寓就是绍兴会馆的改写，同寓者的看戏打茶围也是事实。普梯思大夫就是悌鲁耳，东城的美亚药房就是利亚药房，悌大夫所指定的。不仅此也，连描写靖甫的一言一动，如问‘信么？’如‘靖甫伸手要过书去，但只将书面一看，书背上的金字一摩，便放在枕边，默默地合上眼睛了’等，也都是作人的面影。所以这篇小说的材料，大半属于回忆的成分，很可以用回忆文体来表现的，然而作者那时别有伤感，不愿做回忆的文字，便做成这样的小说了。”
周作人和鲁迅晚年分道扬镳，兄弟之间，也不免在字里行间，有所讽刺，那当然是周作人的损失。据许寿裳的追忆，他们之间的暗影，乃是从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而来的。他说：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许氏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在那彼此参商的时期，还演了很不愉快的一幕。鲁迅搬到西三条的新居，那间小书室既成，他就独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不过这件事，鲁迅并不曾在日记上提过，那是他顾全弟兄的情谊之处。
周建人是鲁迅的幼弟，建人说：“我们兄弟中，鲁迅最大，我是第三，如果将未满一岁去世的阿姊计算在内，应该是第四，年纪既相差得较多，知道的事情就少，能够记得的也少了。”他有一小册子，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也是直接的史料，可以补正一般人的说法。他说：在鲁迅幼年时代的一般家庭教育，粗分起来，可以分为两大派，方法上：一派是主张放纵，一派主张严厉。目的上：一派主张养成拍马和钻营的手段，一派主张养成正直、强硬的性格。鲁迅的家庭教育，系统上是属于严厉的一派，但到鲁迅的时代，周家已经在衰落的过程中。鲁迅的祖父和父亲性情又本不严厉。只是鲁迅的祖父以喜欢骂人出名，并非拍桌大骂，是喜欢指摘与批评别人。这很为人所忌，因此他常为当时的人所不喜欢。入狱以后，心境更加不快活了。见人常常从“昏太后”“呆皇帝”骂起，以至于其他的人们，一一指摘他们的缺点和短处。鲁迅也不大赞成他的祖父，实际上，他的祖父对于家里的人却并不严厉。鲁迅对于他的父亲却不然，因为家庭的情况不好，他的父亲的心境也不快。他常饮酒，有时亦发脾气。如遇生气时，会把筷子丢掉，或把碗摔碎。但对待小孩却和善，从不打骂小孩，鲁迅没有受过父亲的责罚。只是有时候，小孩子把受人欺侮的话去告诉父亲时，他会这样问：“你先去欺侮他们吗？”他会又这样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欺侮我呢？”鲁迅的父亲恐怕自己的小孩先去捣乱别人。他认为人如受欺，应该强硬应付，但如无端去欺侮别人，却是不应该的。后来鲁迅很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建人对于若干人士，如欧阳凡海那样对他们双亲的曲解，有所解释的。他说：鲁迅幼年以至少年时代，男小孩在读书的家庭里，公认唯一的事务是读书。鲁迅的父亲对于鲁迅的想法也是这样，认为鲁迅小时候最重要的事务是读书，所以鲁迅正预备去看“五猖会”的时候，他的父亲还要叫他读《通鉴》，而且要背出后才许去看。结果背是背出了，他的父亲也答应他去看。不过鲁迅追记这件旧事时，有“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的话，那位欧阳先生，也许看得太老实了，以为鲁迅不了解一位严酷的父亲的心理，那是可笑的。建人则以为是在形容过去当时的情况，即形容当时所感到的不快意，甚至于后来追想起来犹如此。其实鲁迅是不会真的不理解的。
建人还说了一段极有意义的话。他说：鲁迅有时候，曾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这是写关于鲁迅的事情的作者应当知道的。
鲁迅小说，有一篇题名《在酒楼中》的，那是笔者所最喜欢的。他所写的吕纬甫就活跃在我们的眼前。这是很明显的范爱农的影子。可是，我们这么想，以为其中所写的故事，乃是范爱农的，那就错误了。（很多谈鲁迅的，都有这一类的错误。）据周作人的追记，小说中的“小兄弟”，乃是鲁迅自己；吕纬甫虽以范爱农为蓝本，骨干却是鲁迅自己的，连吕纬甫的意识形态，也是鲁迅自己的写照。这件事，倒可以放到鲁迅的家族中来叙说的。
周作人说：吕纬甫所讲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回乡来给小兄弟迁葬。本文中说他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乡下，今年本家来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浸了水，不久恐怕要陷入河里去了。他因此预备了一口小棺材，带着棉絮和被褥，雇了土工，前去把坟掘了开来。待到掘着圹穴，过去看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把这些拨开了，想要看一看小兄弟，可是出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都没有。那么听说最难烂的头发，也许还有吧，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地看，也没有，踪影全无。他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先前的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他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他这样算完结了一件事，说是足够去骗骗他的母亲，使她安心些了。周氏说：这所说迁葬，乃是鲁迅自己的经历，所写的情形，可能都是些事实，所不同的是，只是死者的年龄，以及坟的地位，都是小节，也是为了叙述的必要而加以变易的。关于迁葬的情形，他不曾告诉过人，别人也不曾问过他，大家都怕说起来难过。我们从这些描写，可以了解鲁迅是一个多么富有人情味的人。（另外一件，是替他母亲带绒花给长富女儿阿顺的故事，也是富有人情味的。）
关于他们小兄弟的正面材料，周作人也说得很详尽：那是鲁迅的四弟，小名春，书名椿寿，是祖父介孚公所给取的，生于清光绪癸巳六月十三日，死于戊戌十一月初八日，所以该是六岁了。小说中说是三岁，这或者是为的说坟里什么都没有了的便利，但也或者故意与幼殇的妹子混在一起，也未可知。她小名端，生于光绪丁亥，月日忘记了，大概不到一周岁，即以出天花殁。她最为他们的父亲伯宜公所爱，葬在南门外龟山，立有小石碑，上写“周端姑之墓”，即是他父亲的亲笔。椿寿也葬在那里，大概是为了这个缘故。椿寿的坟前，竖有一块较大的石碑，上刻“亡弟荫轩处士之墓”，下款是“兄樟寿立”，写的是颜字。那做坟和立碑的事都是周作人经手的，所以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移坟的事，那是鲁迅于1919年末次回乡时所办的。）在小说中，鲁迅说及他的小兄弟，“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了，但听母亲说，是一个很可爱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来，还似乎要落泪。”周作人说：“这话说得很简单，可是也是有根据的。小兄弟死的时候，他正在家，但是过了三天，却在十二就回南京学堂去了。这以后的事情是我在旁边知道得最清楚。母亲永远忘记不了这小人儿，也叫我去找画神像的人给他凭空画一个小照；说得出的，只是白白胖胖，很可爱的样子；顶上留着三仙发，感谢画师叶雨香，他居然画了这样的一个。母亲看了非常喜欢，虽然老实说我是不能说这像不像。这画画得很特别，是一张小中堂。挂在她的房里（后来在北京是房外板壁上）足足有四十五年。”要说温情主义，这当然是很温情的了。
林辰先生所作的《鲁迅事迹考》，对于鲁迅的婚姻生活，已经整理出一点头绪来了。据许寿裳《鲁迅年谱》载：
民国前六年（光绪三十三年，丙午，一九〇六年）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
那时，鲁迅正在日本留学，不知怎的，他的家乡忽然传说，他已在日本结婚，并已生了孩子，有人曾亲眼看见他带着日籍夫人和孩子在神田散步。他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就与山阴朱女士订了婚的，所以这消息，使得他家中十分惶急，于是便不断地写信去催促他回家，说是他母亲病了。但当鲁迅回到家里，才知道是受了骗，家中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结婚的一切。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旧式的婚姻，自然为当时已受新学洗礼，且在维新后的日本受过四年科学教育的鲁迅所反对。但他为了不愿拂逆母亲的意思，免她伤心，只好牺牲自己，默默地下了决心，不惟没有反抗，而且一任家庭的摆布，举行了那烦琐的旧式婚仪。但他自然是不会屈服到底的，一到婚礼已成，母亲的心愿已了，再没有可使她伤心的事故以后，他便按着自己心里的暗定计划，于婚后第三日，就从家中出走，又到日本去了。
鲁迅在这样的情形下，与朱女士结婚的，自然不会有什么情感可言。自结婚以至接眷北上为止，前后十余年中（1906—1919），鲁迅在东京整整住了三年，在杭州、南京、北京等地，又住了九年之久，经年在外，不常回家，与朱女士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到了民国八年（1919年）买了北平八道湾的房屋，才将老太太和朱女士接到北京去，同住一地。表面上算是一道生活了，但夫妇各住一屋，每天连话也少谈。夫妇的感情既是这样，自然不会孕育。鲁迅对于朱女士，认为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他常常慨叹地对他的老朋友许寿裳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地供养她。”由这沉痛的话，我们也可以想见鲁迅精神上的痛苦了。
1919年，鲁迅曾接到一位少年写来的一首新诗，题名《爱情》，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鲁迅看了以后说“对于我有意义”，认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并因此写了一篇《随感录》，刊在当年的《新青年》六卷一号上，里面除了指明无爱情结婚的恶果以外，并有一节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怪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由此不但可以推知鲁迅对于旧式婚姻和朱女士的态度，而且可以看出“无爱情结婚”所给予他心灵上的创痛之深，否则他绝不会为了一位不相识的少年的诗，竟激动得说是“这对于我有意义”了。
鲁迅就是抱着这种牺牲的心情，在那样凄凉的家庭和苦痛的婚姻下度着日子。在寂寞中，度过了悠长的二十年的岁月，直到1923年，他才认识了许广平女士，其时他已有四十三岁了。不过，笔者提醒读者，我们听信周建人的话不错，他说：“欧阳凡海先生的文章，讲到鲁迅的婚事，颇有谴责他的母亲的话。那时候，主持家政的是鲁迅的母亲，说亲戚家族催迫鲁迅结婚，迫得鲁迅‘神经衰弱起来’之类的话，也就不能不说是在责备他的母亲了。这话恐怕也不一定对。”
鲁迅的好友之中，姓许的占着多数。一位是许季茀（寿裳），那是他的幼年朋友。一位是许季裳（丹），一位留学印度、研究佛经的学者，他的道义之交。一位是少年作家许钦文；一位是钦文的妹妹许羡苏，她是鲁迅的恋人。还有一位则是他后来的妻子许广平（景宋）。鲁迅禀告母亲信中所提到的“害马”，就是她。
许广平，广东番禺人，母亲姓宋，她因为景仰母亲，又自号曰景宋。她的祖父曾任浙江巡抚，她的长兄，清末留学南京，为鼓吹种族大义最力的人。她在幼年时，即受革命思想的陶冶，她头脑清晰，勇于做事，性格极为刚直坦率，与一般出身仕宦之家的小姐们的孱弱娇柔不同。在给鲁迅的信中，她自言：“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先生禀性豪直，故学生亦不免粗犷。又好读飞檐走壁，朱家郭解，扶弱锄强故事，遂更幻想学得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幸事。”1923年，她到北京投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样，她便和鲁迅相识了。她对鲁迅的最初印象是这样的：“当鲁迅先生上课的瞬间，人们震于他的声名，每个学生都怀着研究这新先生的一种好奇心。在钟声还没有收住余音，同学照往常积习还没就案坐定之际，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臂上衣身上的许多补丁，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丁。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掩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丁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耀人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他讲授功课，在迅速地进行。当那笑声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来偷偷做。钟声刚止，大家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时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暖气。”
那时，北方正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屠戮学生，封闭学校，正是一个黑暗时期。1924年春季，女师大（即女高师改称）便发生了风潮。风潮之起因，由于学生们反对校长杨荫榆的贪污腐败。杨对这风潮的对策是收买和威胁。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更主张采用严峻的手段来对付，首先便开除了大批学生，后来又将整个学校解散，在这样的压迫下，学生们自然更感到愤懑和苦痛，国事校事，都使她们惶惶不安。于是许广平向鲁迅通信请教了。她给鲁迅写信，开始于1925年3月11日，在信中提到女师大事件。鲁迅在当日即写了回信，说明“学风如何，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并教以“壕堑战”的战法。自此以后，书札往来，内容不只限于女师大风潮；在一般人生态度、社会问题上，景宋也不断向鲁迅有所申诉或求教。鲁迅这时正想纠集一般思想进步、热心做事的青年们，来对根深柢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而景宋正愿做一个誓死不二的马前卒，就由于这种根本见解的投契，他们的通信逐渐频繁了。（鲁迅第一封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其实哪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 这段话，倒很切实重要的。）
鲁迅当然不是圣人，而且不想做伪君子。他和许广平的恋爱进程，也和一般人一样，把一颗砂石慢慢养成一颗珠子了。许广平初次到鲁迅家中去，是在1925年4月12日。她那次访问的印象是这样：“‘尊府’居然探检过了！归来后的印象，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 从那回以后，她大概时常到周家去，看见鲁迅总是很忙，她也帮着他料理一些小事，她自己的文章，也送给鲁迅斟酌修正，后来刊载在《妇女周刊》《莽原》上。她从鲁迅的自奉的俭省，衣着食用的简朴，接待客人的坦直以及工作的勤奋上，更看出了鲁迅的伟大精神：“寂寞的家，孤独凄凉的他，未能禁制心头炽热的烈火。”她从心里深沉而细致地体会到鲁迅的“孤独凄凉”，“如古寺僧人的生活”，而予以深湛的关怀。她劝他休息，劝他戒烟，劝他戒酒，在床褥下搜寻传说中他准备用来自杀的短刀。两人的情谊，可说从这时已经开始了。（恋爱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关于这件事，孙伏园曾经在追记文字中，提起了鲁迅《野草》中那篇题名《腊叶》的散文诗。鲁迅对他说：“许（指许广平）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着矛盾。《腊叶》的感兴，就从这儿得来，《雁门集》等，却是无关宏旨的。”我们看了这一段话，再去看原文，也就可以体会他俩的情怀了。这是他对于“爱我者”的感激。我们把“病叶”看成作者，把作者的口气转给“爱我者”，这样，好些关节自然解通了。
1926年8月26日，他们两人一同离开北京，同车赴沪。抵沪以后，他们又分道而行：鲁迅赴厦门，任厦门大学教授；景宋赴广州，任女子师范训育主任。鲁迅到厦大以后，极为失望。学校没有计划，没有基金，教员食住，都极不便。再加上过去他所提携的一些文学青年，如狂飙社的高长虹等，这时又正在背后攻击他，使他感到十分的烦躁和悲愤。景宋在广州，环境亦极复杂，时起风潮，工作又很繁忙。两人的牢骚，身边都无人可说，只有两地寄书，彼此予对方以最切适的慰安，问暖嘘寒，殷勤周至。她又怕他在厦大受不住气，独自闷着，无人从旁劝解。又竭力劝他应中大之聘赴粤去。他也愿意和景宋有常见的机会，说：“我极希望H.M.也在同地，至少可以时常谈话，鼓励我再做些有益于人的工作。”（H.M.，即景宋）其实，北京已有许多关于他们的谣传，有人说长虹之拼命攻击鲁迅，就是为了这事。上海的友人，一见他们两人同车到沪，便也相信不疑。甚至说鲁迅已将景宋带到厦门的流言也有了；鲁迅却说：“偏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躲在黑暗里诸公，其奈我何。”又说：“你知道的，单在这三四年中，我对于熟识的和初初相识的文学青年是怎么样，只要有可以尽力之处就尽力，并没有什么坏心思，然而男的呢，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后来他给韦素园的信中，追述到此事，他又说：“川岛到厦门以后，他见我一个人住在高楼上，很骇异，听他的口气，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又随他们去吧，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
鲁迅从厦门到了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景宋也在中大任助教，除了职务上的帮助，在日常生活上，他也得了她的许多帮助和关切。他初到时，道路不熟，语言不通，出入多由景宋做向导。她又恐校中饭菜，不合浙人口味，便常由家里送些菜肴去。这时，他们同在一地，同在一校，接近机会既多，了解日益亲切，已进入结合共同生活的阶段了。1927年9月28日，他俩从广州赴上海。10月8日，移居东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三号，他们开始了同居生活。自此以后，鲁迅在精神上，已有了最亲切的伴侣，在工作上，也有了最适合的助手。家庭空气，也不再像北京那样的寂寞凄凉，他自己也不再感到孤独了。1928年夏天，他俩和许钦文一同到杭州，一面是游览，一面是查考书籍，在夜车上，他们高谈阔论，鲁迅固然健谈，景宋的谈锋也不弱。他们的服装既不漂亮，又不阔绰，高谈之余，就在二等车上吃起大菜来，牛尾汤的香气和他们的谈论，引起了宪兵的注意，于是说他们身边有鸦片气味，而来搜查箱子，结果毫无所得地走了。到杭州后，他们在湖滨一家旅馆里，开了一个长长的房间。三张床铺，各人一张。他们在杭州整整住了一个星期，才回上海。鲁迅一生是很少游山玩水的，这回，他俩真正过了“蜜月”生活。
到了鲁迅晚年，景宋就成为写作的伴侣，她除了照料家务外，还帮助他抄写、校对、整理，有时他也采纳她的意见，每次文章写完，总先给她看。她偶尔贡献些修改字句或意见，他也绝不孤行己意，依着她的话去修改了。1929年9月27日，他们的男孩海婴出世了。他俩夫妇之间，生活感情究竟怎样呢？景宋曾经有过如此的记述：
他的脾气，也并非一成不变。他并不过分孤行己意，有时也体谅到和他一同生活的别人，尤其留心的是不要因为他而使别人多受苦。所以，他很能觉察到我的疲倦，会催促快去休息，更抱歉他的不断工作的匆忙，没有多聚谈的机会，每每赎罪似的在我睡前陪几分钟；临到我要睡下了，他总是说：“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好的。”那么，他会躺在旁边，很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或友朋往来，或小孩子与家务，或文坛情形。谈得起劲，他就要求说：“我再抽一支烟，好吗？”同意了，他会谈得更高兴。但不争气的多是我，没有振作精神领受他的谈话，有时当作是催眠歌般不到一支烟完了，立刻睡熟了，他这时会轻轻走开，自己去做他急待动笔的译作。
他俩这对夫妇，感情也竟可说不错了。
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中，有一节是写他们的儿子海婴的。这孩子，幼年时，也不见得特别聪明，但是，却因鲁迅晚年得子，他是特别宠爱他的，所谓“回眸时看小於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他在禀母的信中说：“海婴的外套，此刻刚刚可穿，内衬绒线衣及背心各一件；冬天衬衣一多，即太小，但明年春天还可以穿的。他的身材好像比较的高大，昨天量了一量，足有三尺了，而且是上海旧尺；倘是北京尺，就有三尺三寸，不知道底细的人，都猜他是七岁。”“海婴很好，每天上幼稚园去，不大赖学了。他比夏天胖了一点，虽然还要算瘦，却很长，刚满六岁，别人都猜他是八九岁。他有细长的手和脚像他母亲的。今年总在吃鱼肝油，没有间断过。他什么事情都想模仿我，拿我来做比，只有衣服不肯学我的随便，爱漂亮，要穿洋服了。”字里行间，流露着他的得意与宠爱的神情。（景宋说：“海婴生下来了，每个朋友来到，他总抱给他们看；有时小孩在楼上睡熟了，也会叫人抱他下来的。他平常对海婴爱惜，总会不期然地和朋友谈到他的一切。”）
景宋生育海婴，那是很危险的难产；她产后体力很差，照医生的意思，希望雇一位奶妈，再三催促，而且善意地劝告。但鲁迅一定不同意，定规要自己来照料。可是他们两个人既没有育儿的经验，而别人的经验，他是未必一定相信。最认为可靠的，除了医生的话之外，就请教于育儿之类的书籍。这么一来，真是闹了许多的笑话，而又吃足了苦头。首先是哺乳的时间，按照书上是每三小时一次，每次若干分钟。有的说是每次五分钟，有的说是每次哺一只奶，留一只第二次，交换哺乳较为丰足。然而人不是机器，不会这样规律化的。小孩也真难对付：有时吃了几口，就睡熟了，推也推不醒，有时是醒了，未到时间也不许吃，一任他啼哭。而她自己呢，起先不等到两小时就觉得奶涨潮了，毛巾也几乎湿透。如是之后，再到喂奶时，已经是低潮期了，还是让小孩饿了肚皮照时间吃。于是就时常发觉小嘴左转右动，做出觅吃状态。这使她不安起来，和他研究一下，他说瘦些不要紧，没有病就好了。到了两个多月，患些感冒，去看医生，量了量体重，医生说这不对，孩子的重量，只够两三个星期内；于是研究生活状况，由医生教他们在新鲜牛奶里面加粥汤、滋养糖等，分量照月份增加；这之后，才逐渐肥胖起来。其次是洗浴，在医院时，每天由护士小姐抱来抱去，怎样洗浴，他们从未参观过，待到十二天后回到家中，她稍稍能够起床了，于是商量给孩子沐浴。他是特别小心，不许用未烧过的水，更不愿意假手别人。在一只小面盆里盛了半盆温水，由她托住小孩的身体，由他来洗。水既不大热，经过空气一吹，小孩受冷到面孔发青，小身体在发抖。他们也狼狈不堪，草草了事。但小孩立刻有了反应，发寒热感冒了。好容易医好之后，从此就几十天不敢给他洗浴。而且因为几次伤风，天气逐渐冷了，又怕他再感冒，连打开他的衣服都不敢了。据鲁迅的意思，叫她每小时看一次孩子的尿布。他总算学过医的，她自然不好反对，但结果小屁股被湿污所浸而脱皮了。没法子只得又去看医生，由医生介绍看护每天来给小孩洗浴。这才知道应该让小孩卧在温水里，并且在水里放有温度表时常留意水的温度，不断添上热水。这样，小孩在水里就一声也不响，看来像蛮舒服的样子。看护小姐也时常提议叫他们自己学习自己动手，但是他们吓怕了，有点气馁。鲁迅说：“还是让她洗罢，我们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以后，小孩是每天请看护洗浴，一直洗到海婴七个多月。这些小故事是有趣的。鲁迅这样一位思想家、大作家，而其生活若干方面，也还是这么幼稚，天真可笑的；鲁迅也毕竟不是圣人。
鲁迅这只莱谟斯所宠爱的“小於菟”，鲁迅自己希望他不要做空头文学家，大概不会成为文学家了吧，毕竟文学是不世袭的，以许广平的教育方针来说，她也大概不会把他教育成一个文学家了。
笔者说到“老年得子”的变态心理，我曾在几位老师如单不庵、朱芷春的生活中看到过，鲁迅虽是一代作家，也还是逃不过宠爱的一关。（笔者自己也是如此，不过，我有了三个儿女，就不像鲁迅那样把儿子看作掌上珠了。）海婴的小名是小红象。（因为林语堂曾誉鲁迅为白象，乃有此名。）他每晚值班看护这个宝贝的儿子，他口中所唱的催眠曲是：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红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鲁迅最怕的是小孩子生病，本来提心吊胆在招呼他，如果一看到发热伤风，就会影响到他的工作。他在日记中，也不时提起海婴的病。遇到了，他几乎是“眠食俱废”。（这和前人所说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又有什么分别。）他在日译《中国小说史略》序中说：“一妻一子也将为累了。”景宋说鲁迅时常对她说：“有了你和海婴的牵累，使我做事时候比较地细心，时常有更多的顾虑。”（鲁迅夫妇，也颇神经过敏，其实，他们在上海并没有危险。）
景宋笔下所写的鲁迅宠爱海婴的情形，和其他父亲溺爱幼子的情形，也并没有多大分别。而一般孩童的好奇心理，也并不在海婴之下。她和鲁迅也并不曾养出天才来。她说鲁迅反对小学教师的鞭打儿童，但有时对海婴也会加以体罚，那是遇到他太执拗顽皮，说不清的时候，要打的时候，他总是临时抓起几张报纸，卷成一个圆筒，照海婴身上轻轻打去，但样子是严肃的。海婴赶快就喊“爸爸，我下回不敢了”。那时，这位父亲看到儿子的楚楚可怜心软下来，面纹也放宽了。跟着这宽容，小孩子最会体察得到，立刻胆子大了，过来抢住那卷纸筒问：“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他是要研究纸里面包藏些什么东西来打他。看到是空的，这种研究的迫切心情，引得鲁迅笑起来了。紧跟着父子之间的融融洽洽的聚会，海婴也会小心拘谨一些时候。有一次，海婴也会发表他的意见了，他说：“我做爸爸的时候，不要打儿子的。”鲁迅问他：“如果你的儿子坏得很，你怎么办呢？”他说：“好好地教他，买点东西给他吃。”鲁迅就笑了。他以为，他自己最爱孩子，但是他的儿子的意见，比他更和善，能够送东西给不听话的孩子来做感化工作，这不是近于耶稣的被打了右脸再送左脸去的忍耐了吗？实际却未必能真做得到罢。[笔者也曾和鲁迅讨论过这一问题，我是主张可以打孩童的；但打孩子有几个附加的条件：（一）自己脾气不好时，不要打，所谓不迁怒。（二）全家不一致的不要打，一个打，一个劝，一个去安慰，那就不必打；打的后果比不打坏。（三）没有预期的成果，不要打。所以，鲁迅打海婴，常是失败的。]
景宋有一段描写海婴在书房捣蛋的情形，十分精彩。“小孩子在我们房间，女工来了，也会不知所措。在写字台上，海婴欢喜立在椅子上拿起笔来乱涂，鲁迅是很珍惜一切用具，不肯随便抛弃小小一张纸的；但对于海婴索取纸张时，就是他最喜欢的，给他乱涂，也是满心愿意的。”这又是一幅“爸爸不在时候”的漫画。
在我们眼中那个活着的鲁迅，毕竟是一个常人；他虽说是世故老人，有的举动，却也幼稚得可笑。他的笔锋那么尖刻，对人却相当厚道。他的见识非常远大，却也神经过敏。有一件小事，说起来，大家未必相信。他的儿子海婴，当他逝世时，已经八岁了，却一直不知道他的父亲是鲁迅。这也有小小的因由：那时文网甚密，谣言甚多，也难怪他们都十分敏感的。有一回沈雁冰住在沪西，他的儿子在××小学读书。有一天，那孩子看见他们的老师正在看茅盾的《子夜》，大声叫道：“这是我爸爸做的。”那老师也许是好奇，那天下午，放学回家就跟在那孩子后面走了一大截路，看沈雁冰究竟住在那里；这可把沈雁冰一家吓坏了，连忙搬了家。还有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孩子，也是在杭州某小学读书，一路在墙壁上涂着他俩的姓名，指路牌似的把旧交新知引到家中去的。这一类的故事，提醒了鲁迅的警觉，所以海婴就不知道他的父亲是鲁迅了。
许景宋所记鲁迅教育抚养海婴的故事中，大多是平凡得不值一提的。我觉得鲁迅之为人父，倒像巴金《憩园》那小说中的主人公姚国栋，并不怎样高明的。只有他对孩子的性教育倒是开明合理。她说他对于孩子的性教育，是极平凡的，就是绝对没有神秘性。赤裸的身体，在洗浴的时候，是并不禁止海婴的走出走进的。实体的观察，实物的研究，遇有疑问，随时解答，见惯了双亲，也就对于一切人体都了解，没有什么惊奇了。他时常谈到中国留学生跑到日本的男女共浴场所，往往不敢跑出水面，给日本女人见笑的故事，作为没有习惯训练所致的资料。所以有些外国社会，不惜在野外男女赤裸，共同跳舞的练习，也正是以针对中国一些士大夫阶级的绅士们，满口道学，而偶尔见到异性极普通的用物，也会涉遐想的；变态心理的亟须矫正从孩子时代就开始了。她又说鲁迅对于儿童普通知识的灌输，并不斤斤于青年的研究，他随时随地作常识的晓谕譬解；其中对于电影教育，也是在娱乐中取得学识的一种办法，他是尽着机会去做的。鲁迅自己对旧式的背诵，似乎很深恶痛绝。对一般学校的教育制度，也未必满意，他是主张“顺其自然发展”的。（我看鲁迅对于这一问题，也矛盾得很的。）
景宋的回忆文字中，有这么一篇写鲁迅与家庭的，颇有点意思。她说她曾经遇到一位旧时代的官僚亲戚，他每回到家里来，就像一只猫走到一个老鼠窝里一样，立刻声息全无。偶不小心，就听到训斥的告诫说：“我是掌舵的，船怎样走要依我。你们是坐船的，没有我不行，你们不许作声！”这真是专制家长的口吻。鲁迅却相反，不但不像掌舵，倒像坐船的，一任她们意思。自己能动手的就做，没有空，她帮他也可以，但绝不勉强，总要看她的能力而定。对于女工，鲁迅从来是没有呼喊责备过一声的。遇到她不在家，要泡茶了，他就自己捧着茶壶走下楼梯，到厨房去，要他自己动手烧水也可以的。
她说，鲁迅对于日常生活用度的支出，绝不过问；他自己的买书账是记下来的，鲁迅的衣着很随便，却要她多买点衣着。这都是他的通人情之处。他这个家长是容易相处的。孙伏园说：“鲁迅先生的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