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替鲁迅戴纸糊的帽子，说他是“青年导师”，因为他们要把他送到神庙中去，好似鲁迅乃是“天下无不是的青年”的说教人。真实的鲁迅，怕是未必如此。他曾和我谈到青年问题，我说：“青年和一切活人一样，有其长处，也有其弱点，说青年特别纯洁，也不见得。”鲁迅在厦门时，有一封致许广平的信说到莽原社的事：“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有些人就将我做广告来自利，不必说了；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社里压下（压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写作文。我实在有些愤愤了，拟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大家还争持些什么。” 后来，他在上海所遭遇的也是如此，所以，他对青年的失望（连所谓革命青年在内），心中十分沉痛的。
笔者首先来说那件“义子”的故事。（这故事，章锡琛和许广平都曾写过。）这位“义子”，鲁迅在厦门，在广州，都一直追随着他，好似他的忠实信徒。后来鲁迅住在上海，这位忠实信徒，带了爱人和那爱人的哥哥到上海来了；就住在鲁迅的家中，由他供给膳宿、津贴零用，这段经过是富有戏剧性的。那时，鲁迅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每逢鲁迅步下扶梯，则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但稍一走远，则又戛然中止。原来那一片书声，是故意读给鲁迅听的，害得他几乎有点怕于下楼了。他们向鲁迅要求读书，要他担负三个人的学费。那青年又把自己的文章送给他，要他介绍发表，他也没能满足他们的心愿；又请托他找事，在那环境中，也无法可想。鲁迅于万不得已的情形下，跟某书店说定，让那青年去做个练习生，再由鲁迅自己每个月拿出三十元，托书店转一转手给他，算是薪水。那青年却一口拒绝，不肯去，说是薪水太少，职位太低。有一天，那青年还对鲁迅说：创造社的人，因为他住在鲁迅家中，就看不起他了。后来，那位“爱人”的哥哥回乡去了，那青年的哥哥（木匠）来了，也要鲁迅替他找事做。他们一家子就一直住在鲁迅家中。据许广平说：“那爱人后来能说几句普通话，闲谈之中，才知道那青年学生原来是来给鲁迅做‘儿子’的；她呢，不消说是媳妇儿了。他们满以为来享福，哪里知道会这样。而鲁迅竟一点也不晓得这个中原委，没好好地招待这淌来的儿媳，弄得怨气腾腾，烦言啧啧。”那双青年男女，对鲁迅已无可希望不能享福之后，便告辞要回去了。有一天晚上，他们去同鲁迅商量，要一笔送他们回去的旅费。鲁迅计算当时从上海到汕头，再转×县，有一百元就足够了。可是那青年不答应，他说：“我们是卖了田地出来的，现在回去了，要生活，还得买田地，你得给我××元。”鲁迅对他说：“我哪里有这么多钱；而且，你想想看，叫我负了债，筹钱给你买田地，心中过得去吗？”他可真说得妙：“错是不错，不过你总比我好想法，筹备的地方也比我多，非替我找××元不可！”那几乎近于勒索了，于是不欢而散。这位鲁迅的“义子”，也就是这么离开上海的。再过几年，那青年又从广州来了信，大意说：“原来你还没有倒下去，那么，再来帮助我吧！”这样的青年，当然还算不得最坏的，我看也不见得纯洁得使鲁迅头痛吧。鲁迅也曾说起他做化学教师时，正在准备一桩化学试验，只怕学生不慎，受了伤害，就事先把危险性告诉他们。哪知，他到室中去做点事回来，着手试验，一点火便爆炸了，伤了他自己的手脸；原来他倒被青年所戏弄了。这样的事对鲁迅该是惨痛的教训吧。
说到“青年”的要不得（当然连我自己也在内），而读书人更要不得（我自己也在内），尤其是文人。我们时常谈到《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他的本性并不坏，他沦落在杭州城隍山摆测字摊的日子，的的确确想上进有为，而且是一个地道的孝子。马二先生看他笃实诚恳，送钱给他，作回乡的盘川，他的确心中感激。他回乡事父敬长，那一幕并不坏，人也聪明，刻苦用功，笔下也来得。他是靠着潘保正的帮忙，李知县的提拔，踹着这一踏脚石爬上去了。他第二次到杭州，眼界不同了，从景兰江那一圈子知道文人的另一出路，从三爷那一圈子又懂得吏途的另一诀窍。他借马二先生的光住在杭州文瀚楼，又知道所谓选家的门径。这一来，他懂得了风雅，捞得了声名，潘三又帮他安了生活家室；进京应试，娶得李夫人的甥女为妻室，考取了教习，那真平步登天了。这一来，这一位农村出来的笃实青年变了性了，他把潘三踹在脚底，见危不救，狂妄夸大，目中无马二先生，正如他那死去了的父亲所预料，忘了本了。鲁迅是最熟读《儒林外史》的人，他会不了解青年的心理吗？
许广平的追记中，便说了几个年轻作家的故事：一位是许钦文（鲁迅生平友人中，姓许的和他最合得来。许钦文的妹妹，和他感情很不错，几乎成为他的夫人），他曾把自己的小说请鲁迅编定，出书之后，销路很好，立刻成了一位有名作家。那书商就劝他再出一本小说集，他便把那些被鲁迅剔除的小说另编一集出版了。鲁迅看了，摇头叹气道：“我的选择也费了不少心血，把每一种的代表作都选入了。其余那些，实在不能算是很成功的；一个年轻人，应该再修养修养，又何必这么急急于求名呢？”言下，表示他的失望。许钦文，后来还出了不少的书，有时也请鲁迅看稿子，他就搁在一边，不再来费力删削了。另一位是高长虹，他是莽原社的青年作家。鲁迅对他也特别爱护，有一回，他要鲁迅替他选集子，他替他选定了作品，校改了字句，已经成书了；他却怪鲁迅糟蹋了他的作品，向人说，鲁迅把他好的作品都选掉了，只留下一些坏的。这样的钉子，鲁迅碰得有苦说不出呢。又一位，便是向培良，也是莽原社的青年作家，鲁迅替他选定了一本创作集，也校改了字句。（鲁迅替良友编选小说二集，说向培良的《飘渺的梦》：“作者向我们叙述着他的心灵所听到的时间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然而他并不‘拙笨’，却也不矫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使我们在不甚操心的倾听中，感到一种生活的色相。” 对他的作品可说看得起的。）总算爱护他重视他了。而且替他介绍了稿子和职业。可是就为了鲁迅反责高长虹的话激怒了他，便绝交而去。他逢人就说：鲁迅是爱闹脾气的，鲁迅是青年的绊脚石。
本来，鲁迅对世态看得这么透彻，对人性理解得这么深刻，独独会对青年心理模糊不明，那也是说不通的。我曾对鲁迅说：“我初以为你很世故的，其实你是最不世故的；你的眼睛看得雪亮，一碰到了实际，你没有办法了。其实，你所碰的麻烦，要是放在世故的官僚手中，他们从容应付，毫不费力，绝不会像你这样，为了一件小事，头痛一辈子的。”许广平说：“鲁迅有分明的是非，一面固爱才若渴，一面也疾恶如仇；一般人总以常情度事理，然鲁迅所以为鲁迅，岂常情所能概论。鲁迅对于青年，尽有半途分手，或为敌人，或加构陷，但也有始终不二者。而鲁迅有似长江大河，或留或逝，无所容于中，仍以至诚至正之忱，继续接待一切新来者。或有劝其稍节精力，鲁迅说：‘我不能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这话也只说对了一半。像“义子”那一类事，就是一幕滑稽戏，与一切“是非曲直”无关的，你看，鲁迅就处理得十分尴尬呢。
笔者说到鲁迅对青年的说法，只是他对中国社会看法的一相；他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十分警觉的。我们不必把鲁迅想象得那么天真。在前面，笔者提到他和《语丝》的关系，他在那篇追述的文字中，说到了一件事，《语丝》原是孙伏园所倡议的，伏园是鲁迅的学生，而且非常密切。他离开了北京《晨报》，建议要办这样一份周刊，鲁迅一力支持，那是不在话下。《语丝》之成功，以及对文化界影响之大，那是他们所不及料的。鲁迅说：“至于对于《晨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道：‘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但对我说，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即刻觉得‘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我于是乎‘彷徨’起来。” 凡是接近鲁迅的青年，都想利用鲁迅，连伏园这样和他亲近的，也是“贤者不免”。许多人，爱用鲁迅所写“俯首甘为孺子牛”那句诗，好似他对青年的要求，无所不可的。鲁迅的诗意，似乎着重在“甘”字上。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那便是他的“甘为孺子牛”的限度。
所以，鲁迅又很明白表示他支持语丝社的态度。他说：“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了——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 这又是他所说的“俯首”的注脚。
不过，鲁迅了解青年弱点，知道青年也和其他人们一样的卑怯是一件事，他了解青年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加以解剖药治又是一件事。我曾经对朋友说过：鲁迅和青年们相处，反而不及胡适的圆妥。因为，鲁迅和青年太接近，而他自己又是这么敏感的人，所以容易受刺激。（有时，他也太过敏，想得太深了。）胡适之何尝又不是绝顶聪明看得雪亮，他只是装糊涂，不和青年相接近，反而没闹那么多的事故的。而且，鲁迅无论在社会在学校，都是处于比较超然的地位，尚且如此焦头烂额；假如处在胡适的地位，要担负学校行政，有时会和学生处于对立地位，又不知会弄什么僵局呢。
但是临到青年问题的处理，鲁迅是坚决地站在青年的立场说话的；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事件，在他本来用不着那么“见义勇为”的，而他毅然决然站在章士钊的对面，与之为敌。此所以青年对他格外来得亲近。胡适一沾到青年问题，就变成圆滑了；偶尔也说几句漂亮的话，要他去和政府当局对垒，他是不干的，此所以胡适和青年越来越远，一个领导五四运动的思想家，反而没有群众了。
鲁迅有一篇以《导师》为题的杂感文，正是他对于青年问题的看法，他说：“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要前进的青年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煞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拜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他的话，当然是有所感而发，事实也正是如此。
有一时期，现代评论派每以“青年导师”的纸糊帽子来冷嘲鲁迅；他在《写在〈坟〉后面》中有一段最深刻的话：“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或‘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道哪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糊，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五四运动以后，从《新青年》那营垒出来的，几乎都成为青年导师，到了后来，他们所指引的路也越来越模糊了；倒是鲁迅，对于青年的影响，却一天一天大起来了呢！
当然，鲁迅对于青年问题，并不袖手旁观，而是有他的积极主张的。那年，北京的《京报副刊》征求那时的学人开列“青年必读书”的书目，鲁迅是交白卷的，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他在附注中，却写了一段话：“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在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的态度，素来就是这么积极的。
我们且看他在北京时的另一封信，更可以了解他的意向。那时是写给河南两位学生的，其中有一位便是向培良，后来和他分了手的。他说：“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他的话，看起来是平淡无奇的，做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许多人只是说了不做。鲁迅因此提出更平淡的几段话。第一，他说需要记住，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受过的苦痛，但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他在许多地方，发挥这一论点，他叹息我们中国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其次，他说需要韧性。“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鲁迅曾经译介有岛武郎（日本文学家）的《与幼者》，说：“时间不住地移过去。你们的父亲的我，到那时候，怎样映在你们（眼）里，那是不能想象的了。大约像我在现在，嗤笑可怜那过去的时代一般，你们也要嗤笑可怜我的古老的心思，也未可知的。我为你们计，但愿这样子。你们若是毫不客气地拿我做一个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人间很寂寞。我单能这样说了就算么？你们和我，像尝过血的兽一样，尝过爱了。去罢，为要将我的周围从寂寞中救出，竭力做事罢。我爱过你们，而且永远爱着。这并不是说，要从你们受父亲的报酬，我对于‘教我学会了爱你们的你们’的要求，只是受取我的感谢罢了……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走罢，勇猛着！幼者呵！” 这是他对于青年们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