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36年10月19日去世，那时还只有五十六岁。他患肺结核症，是一种可怕的病症。据肺病专家美国D医师的诊断，鲁迅是最能抵抗疾病的人。关于这一点，鲁迅在他的《死》中，有一段最有趣的记叙：“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那是那年5月间的事，再挨了四个月，他便去世了。
笔者就把1932年以后，鲁迅在上海这五年，属之于他的晚年写出。他晚年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淞沪战争爆发。原来，日本军阀的侵略东北，发动于先一年的9月18日。那晚，日军攻陷了沈阳，便是有名的“九一八”事件，那年冬天，整个东北都沦陷了，这一年的1月28日晚间，日军突犯闸北，我驻防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部迎战，也正是有名的“一·二八战役”。（这一战役的经过，可参阅拙著《中国抗战画史》。）那时，鲁迅的寓所正在火线中，他们一家的遭遇，见之他给许寿裳的信札中颇为详尽。
（甲）二月二十二日信
季芾兄：
因昨闻子英登报招寻，访之，始知兄曾电询下落。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
（注）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日方所提要求条件，我方已完全接受，而日军仍进攻闸北，故云“殊出意料之外”。
（乙）三月二日信
季芾兄：
顷得二月二十六日来信，谨悉种种。旧寓至今日止，闻共中四弹，但未贯通，故书物俱无恙，且亦未遭劫掠。以此之故，遂暂蜷伏于书店楼上，冀不久可以复返，盖重营新寓，为事甚烦，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倘旧寓终成灰烬，则拟挈眷北上，不复居沪上矣。
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为幸。
（注）鲁迅原任国民政府大学院（后为教育部）著作员，到此被裁。
（丙）三月十五日信
季芾兄：
快函已奉到。诸事至感。在漂流中，海婴忽生疹子，因于前日急迁至大江南饭店，冀稍得温暖，现视其经过颇良好，希释念。昨去一视旧寓，除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外，殊无所损失，水电瓦斯，亦已修复，故拟于二十左右，回去居住。但一过四川路桥，诸店无一开张者，入北四川路，则市廛家屋，或为火焚，或为炮毁，颇荒漠，行人亦复寥寥。如此情形，一时必难恢复，则是否适于居住，殊属问题，我虽不惮荒凉，但若购买食物，须奔波数里，则亦居大不易耳。总之，姑且一试，倘不可耐，当另作计较，或北归，或在英法租界另觅居屋，时局略定，租金亦想可较廉也。
（注）3月2日，淞沪战线，我军后退，双方已入半休战状态。
1931年以后，鲁迅并不想住在上海，他的心意中还是怀念着北京，北京的文化空气比上海切实，但是，长城战役以及“塘沽协定”以后的华北，已经逐渐变色，文化人纷纷南下，他当然不能再北去了。上海以外的城市，他尝试过厦门和广州，也是不适合他的久住的，结果，只能在上海住下去。他所住的北四川路底山阴路大陆新村，乃是半租界范围，属于日本军人的势力。（日海军陆战队建造一所堡垒式的司令部，恰在北四川路底，山阴路一带都在机枪扫射中。）在那样恶劣的政治空气中，他不能不在半租界地区苟安着，帮着他的忙，有一个久住上海经营书业的内山完造。（他在北四川路底开了一家内山书店。）鲁迅和内山交游之密切，在一般朋友之上，我们从他们两人的谈话中可以看见。鲁迅差不多在重大困难时，总能获得内山的帮助，而内山恰巧是一个日本人；在那个中日仇恨益深的时期，这样的交谊，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且看内山回忆录中所说到的他们之间的谈论片段，其中有着最丰富的人情味。有一天，鲁迅对内山说：“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还活着的话，那么他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内山笑道：“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鲁迅听了，他就哈哈大笑起来了。他们接着又谈到时事上去，鲁迅问他：“老板，你以为胡汉民到不到南京来？”内山说：“我不晓得，政治家的动向，对于我是没有兴趣的，所以我还没有想过哩！”鲁迅接着又说：“胡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内山也说：“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鲁迅也笑道：“那我们不能赌输赢啦！”民族之间的情绪，紧张到那么程度，而私人的交谊，深切到如此地步，这也可以说是一段佳话；可是鲁迅之能在上海住下去，有赖于内山完造的支持，也是显然的。（由此看来，内山也正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
从“一·二八”到“淞沪协定”那半年间，政局相当混乱，其后不久，蒋介石又从暂时退隐的溪口，回到南京，重复抓回政权，他很快又回到“安内”政策上去。其间，除了打击十九路军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以外，依旧继续他在江西的“剿共”军事行动。（此外，和西南的粤桂军人，一直在对立着。）到了1933年冬间，中共的军队，从赤都瑞金撤出，开始向西北转进，即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随着他的追剿计划，不仅迫着中共远遁，而且完成了对大西南的统一局面。这一来，他便开始他的追随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上海文化界，才受到了最冷酷的镇压，那是鲁迅处境最困苦的时期。（上面说到的蔡元培和孙夫人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会”，便是那一时期成立的。）那时期，南京、上海成立了图书杂志检查委员会，在上海检查尤为严格。鲁迅的文章，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发表。他时常更换笔名，有时一篇文章，一个笔名。笔迹也换人抄过，仍被检查者抽去，或大遭删削。（当然，也有张冠李戴的，如唐弢另有其人，检查眼光不够，硬派定是鲁迅的文字呢。）鲁迅叹息道：别国的检查不过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做官的，现在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即使在删削的时候，也是删而又删，有时竟像讲昏话，使人看不懂。许寿裳曾说：鲁迅有时也感到寂寞，对我诉说独战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我默然寄以同情，但我看他的自信力很强，肯硬着头皮苦干。我便鼓励着说：“这是无足怪的，你的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已成为‘两间余一卒，挺戟独冲锋’了。”笔者那时期，开始和鲁迅有往还，虽不十分密切，却也了解他的心境，我知道他是孤独的，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成为青年的领袖呢！
鲁迅在晚年所写的杂文，量既很多，质也很好，也可说是他的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那几年的散文集，有《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一、二、末编三集。他的杂文，以上海《申报·自由谈》为主要阵地，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谈”时期。其他则散见于《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等刊物。
鲁迅和《自由谈》的关系（那时，黎烈文主编，后来改由张梓生继任），他在《伪自由书》前记中曾经提到过。他说：“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大约是去年的年底罢（1931年），偶然遇见郁达夫先生，他告诉我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我就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 （《自由谈》原由周瘦鹃主编，到了黎烈文接编，才成为新文艺副刊的。鲁迅所写的，可以说是“刊头文”，一个长方块，约一千三百字上下。那时，鲁迅写了三分之一，笔者也写了三分之一，其他朋友也写了三分之一。）“但从此我就看看《自由谈》，不过仍然没有投稿。……给《自由谈》的投稿……第一篇是《崇实》；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何家干’，有时也用‘干’或‘丁萌’。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往往也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 自从鲁迅参加《自由谈》的短评，这一副刊，就生气勃勃，为国人所注意，尤其是青年读者。那一时期的《自由谈》，可以说是继当年的《学灯》《觉悟》，成为领导思想动向的灯塔了。鲁迅的稿子，既这么引起读者的注意，政府检查员那就格外注意他的文字了。如鲁迅所说的：“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 1933年5月25日，《自由谈》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外间的压力便更强了。鲁迅曾在《准风月谈》的前记中说：“我的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杀人放火’。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 这是他在写稿中的真实遭遇。
鲁迅曾在一篇《从讽刺到幽默》中说：“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他写杂文所碰到的敌人就是如此的。
《自由谈》那么小小的副刊，在那时期却十分热闹，影响非常之大，我们且看《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二书那两篇长长的后记，就可以了解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他那些杂感文所激起的反应。（若不重看他的《后记》，几乎记不起当年文坛一些重大的事故了。）
那是“法西斯狂”渗透到文艺界来的时期，蒋介石正在羡慕他的西方伙伴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神武，他的党徒也开始要送他到高高在上的神龛去。所谓新生活运动，除了“四维八德”那些口号以外，加上了对“委员长”的肃然起敬，只要有人说到“蒋委员长”，就得立正一下。也许被“棒喝”二字所鼓舞，他们也要表演恐怖统治的威力。《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和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杨杏佛，就在那一时期被暗杀的。牛兰夫妇、陈独秀、丁玲，都是那一时期被捕的。（那时，外传丁玲已被处死，笔者有一天忽接鲁迅来信，信中附了一首悼丁君的诗：“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刊在《涛声》周刊上。其实丁玲并没有死，不久便出狱了。）此外还有更精新的“全武行”，艺华影片公司的沪西摄影场，曾被“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暴徒”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并散发纸印刷的小传单和一种油印宣言，其他“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也被恫吓，如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同时他们警告各电影院，拒演田汉、沈端先（夏衍）、卜万苍所编导之影片，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及光华书局也先后被捣毁被恫吓，他们还捣毁了《中国论坛报》的印刷所。他们警告各书局，不得刊行、登载、发行鲁迅、茅盾、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看起来颇像棒喝团起义的镜头了。实际上，乃是政府当局所指使，由张道藩主其事，王平陵为官方发言人。我们把这一线索看明白了，就可以体会到那一时期鲁迅杂感文所批评的对象，以及骨子里的含义了。
当时，有一批从共方“感化”过来，成为政府的特务文人的，他们办了一种《社会新闻》，不时有惊人的“异闻”。有时说鲁迅、茅盾是《自由谈》的台柱；有时说黎烈文拉曹某入“左联”；有时又说《自由谈》态度转变，左翼作家纷纷离沪；说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往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这些消息，后来看看十分可笑，但他们却以为是文化战斗的好手笔。鲁迅呢，他也幽默得很，就把这些材料，以类相从，整理成为一篇《后记》，使那些攻击的人哭笑不得。他曾经有过一段极诙谐的话：“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准风月谈》的“内容也还和先前的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始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这案件可就闹大了”。 那一时期，他所讽刺的，已经不是梁实秋、陈西滢，而是曾今可、王平陵、杨邨人、施蛰存了。
有人说鲁迅在上海时期的领导工作（他自己并不愿处于领导地位，同时“左联”也不让他去领导，直到他死后才奉他为神明，好似他是那时期的领导者），以为他对于“第三种人”的攻击，也是一场重要的争辩。鲁迅的文艺观，我们可以从他的论文及演讲中看到。他认为“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文学和革命是有大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所以，他说“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从这些话看来，他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却也反对为政治而艺术（他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
不过，那时期的政治环境，在国共政治斗争尖锐化的当中，迫着他非接近了被压迫的一面，成为中共的同路人（这也是他的倔强个性使然）。依我的看法，他还是孤军作战的，并不受中共的领导（我和冯雪峰的看法相反）。
关于文艺自由的论辩，胡秋原首先在《文化评论》上提出“自由人”的口号，这是罗曼·罗兰写给蒿普特曼信中的话，他说：“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绝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文化与艺术之发展，全靠各种意识互相竞争，才有万华缭乱之趣；中国与欧洲文化，发达于自由表现的先秦与希腊时代，而僵化于中心意识形成之时。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结果，只有奴才奉命执笔而已。”他的说法，和鲁迅的说法，也不见得有多大的差别。
所不同者，鲁迅认识社会文化在独裁政治下被迫害，有不能袖手旁观做“第三种人”之势，所以他支持维护正义拔刀相助，以抗在上的黑暗政治。（他认为在这时期袖手旁观，便等于帮助了恶势力。）笔者也了解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戴杜衡）他所说的，也代表着若干在国共斗争夹缝中的文人的意见。他说：“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斗争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香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作者，老实说，是多少带点我前面所说起的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气味的；终于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死抱住文学不放手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然而你说他们舍得放手吗？他们还在恋恋不舍地要艺术的价值。”参加这一论争的作者很多，鲁迅的说法是这样：“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这是向两方面说的，一方面不要关门，一方面也要放弃旁观的态度。
他又说：“他（苏汶）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预感。我相信这种预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他那时的观点，便是如此。
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创刊于1932年，那正是“淞沪协定”订立以后，国难日趋严重之时。林语堂和鲁迅本来是朋友，鲁迅到厦门大学去教书，也是林语堂所推荐的。林氏本来是《语丝》社的基本社友之一，他的主张，本来和《语丝》那一群人一样积极的。他曾说过：“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有多少要涉及骂人。骂人正是保持学者自身的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所以有人说《语丝》社是土匪，《猛进》社尽是傻子，这也是极可相贺的事体。”可以说是赞成鲁迅的讽刺文体的。他把“幽默”译介过来，也是《语丝》时期的事，直到《论语》出版，才大吹大擂捧上幽默来。《论语》也可以说是《语丝》的一支，但和鲁迅的路向有了距离了。那时，鲁迅就对于林氏所提倡的“幽默”，提出忠告式的异议。他说：“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 （当时的《论语》，林语堂所写的半月《论语》，也还是带着刺的，所以即算是提倡幽默，也还是到处碰壁的。）《论语》在当时那么流行，鲁迅的批判是这样：“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地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地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到了1933年，林语堂主编了提倡闲适小品的《人间世》半月刊出来，主张：“小品文，以自我为中心，在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单调是也。”“今之所谓小品文，盖诚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入我范围矣。”的确有些钻牛角尖，引起了鲁迅的批判，他指出小品文之危机，说：“‘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和那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鲁迅对林语堂的忠告是恳切的，在上海时期，他们也时常往还的，可是到了1933年以后，就彼此疏远了。笔者觉得十分怅然的，他们最后会面，还是那年秋天，在我家中那一席晚饭呢！
鲁迅对林语堂的正面批评，曾见于其寄许寿裳的信中，说道：“语堂为提倡语录体，在此几成众矢之的，然此公亦太浅陋矣！”他回我的信也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更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笔者回想到1933年秋天，我们刚筹办《太白》半月刊的时候（那时，《涛声》周刊已经停刊，《芒种》半月刊刚出版。《太白》半月刊系生活书店的刊物，陈望道主编，和傅东华主编的《文学》、艾寒松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称为“生活三大刊物”），陈望道综其成，在文化运动上有所施为，总可以获得鲁迅的支持。我们商谈讨论，鲁迅很少在座，但他的步调，每每和我们相一致。有些史家，把《芒种》《太白》代表小品文的另一面，和提倡闲适情调的《人间世》相对立，鲁迅是站在我们这一面的。他说：“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了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这是正对着林语堂所提倡的奉袁中郎为宗师，以李笠翁一家言为经典的语录体，加以抨击。他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我们在《芒种》《太白》所提倡的杂文，正是这一面的文字，也可以说是接着《语丝》的本来路向走的。
[《太白》包含三种意思：（一）比“白做”更接近大众的口头语；（二）《太白》代表黎明气象；（三）革命的旗帜。]
那年夏天，我们（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徐懋庸、金仲华、陈子展、乐嗣炳和我，一共八个人）提倡大众语，一面反对汪懋祖的复兴文言，也反对林语堂的语录体，在《申报·自由谈》（那时已由张梓生主编）、《文学》和《社会日报》（陈灵犀主编）各报刊上展开论战。发动之初，我们讨论了好几回，提出了几个要点，分别写文章，引起普遍注意。他们要我征求鲁迅的意见，他就回我那封信。提出几个具体主张：“（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的太繁，用不来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 这封信许多人称引过，但大众语运动的主要主张，还在其他各人的文章中，鲁迅也只是一种意见而已。（王士菁的《鲁迅传》和王瑶的《现代中国新文学史稿》所记载的，与事实全不相合，我相信鲁迅也并不要戴这样一顶虚妄的纸糊帽子。）
当时，鲁迅应了我的请求，写了一篇《门外文谈》，那倒是大众语运动中最有力量的文字，一面是尝试他所说的“做更浅显的白话文”，一面也对大众语作建设性的支持。他说：“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 “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测，‘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 所以，鲁迅是并不赞成停止大众语阶段，而主张普遍采用新文字的。
谈大众语运动的，都看重鲁迅回复我那封信中的几个具体的建议。我却颇注意他开头所说那几句话：“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 大众语运动，结果只是纸面上热闹了一阵，没有多大的成就。连那纸面上的热闹，也只支持了两个多月，到了后来，还是吴稚晖的回信，投下了一块巨石似的，激起了一阵浪花，依旧如鲁迅所说的“问题却依然如故”。
鲁迅自己，在这一方面，倒切实去推动了一下，那便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他认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方块字存在的话，大众语便无法产生。他说：“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他指出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劳乃宣、王照，都曾推行过他们的拼音简字，吴稚晖、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都曾提倡过注音字母拼音，推行罗马拼音字，教会中尤其热心去推行。我们就在苗族地区看见过拼音苗文《圣经》。鲁迅所提倡时，便是比教育部所颁布的国语罗马字稍为简单化的拉丁化新文字。它只有二十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他说，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的人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流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吧。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那么，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
他也主张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用不着顾到和别地方意思不相通。但一面又要渐渐地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语汇了。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此后当然还要做。年深月久之后，语文更加一致，和‘炼话’一样好，比古典还要活的东西，也渐渐地形成，文学就更加精彩了。” （他回答新文字研究会的话，意思也和《门外文谈》中所说的大致相同。）不过，拉丁化拼音新文字，在推行上所碰到的艰苦，比预想大得多：虽说注音字可是政府所公布的，罗马国音字，也是政府所“钦定”为第二种国音字母的，但政府当局却把拉丁化新文字看得和洪水猛兽那么危险，好似文字仍是中共的宣传工具，由于这一类印刷品而无辜入狱的青年，各地都有。所以鲁迅当时就叹息道：“他们却深知道新文字对于劳苦大众有利，所以在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地方，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摧残的。现在连并非新文字，而只是更接近口语的‘大众语’，也在受着苛酷的压迫和摧残。” （中共执政以后，拉丁化新文字仍在研究阶段，并未普遍推行，目前所做的，依旧是普及注音字母、简体字及普及北京话，那都是我们当时所提倡的几种语文工作。）也确有想象不到的艰苦，他有一段鼓励我们的话：“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 从这一观点，他也支持“连环图画”；那时，有人嘲笑这一种艺术品的庸俗；新文化运动，本来是为大众着想的。他说：“‘连环图画’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灯难字》的功效的，倘要启蒙，实在也是一种利器。” 他对于一切文化运动，都是这么积极在呐喊的。
许寿裳毕竟是鲁迅的知己朋友，他懂得鲁迅的远大的一面。他说到鲁迅的为将来，可以拿他的儿童教育问题为代表。“救救孩子”这句话是他一生的狮子吼，自从他的《狂人日记》的末句起，中间像《野草》的《风筝》，说儿童的精神虐杀，直到临死前，愤于《申报》儿童专刊的谬说，作《立此存照》（七）有云：“真的要‘救救孩子’。”他的事业目标都注于此。在他的《二十四孝图》中说：“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就是为的儿童的读物。在他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有云：“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因之对于儿童读物，费了不少心血，他的创作不待言，他的译品就有了多篇是童话，例如《表》的译本，真是又新鲜，又有益。“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荣滋长的。”“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地在向后转。”不仅此也，鲁迅对于儿童看的画本，也有严正的指示。他说：“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仿效的范本。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许氏也说到鲁迅的北京西三条胡同住屋，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他说过，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那时，鲁迅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
1929年9月，景宋夫人生产了一个男孩，那便是海婴。许寿裳氏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海婴生性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作《答客诮》一诗，写出爱怜的情绪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我们且看鲁迅另外一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意义更是深长。他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他自己的孩子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他乃慨然道：“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鲁迅和“左联”的关系，究竟和谐到什么程度？我以为并不是找不到的答案，不过有人要强调鲁迅怎样怎样支持中共的文艺政策，所以要把这一类答案掩盖着。就在鲁迅临死前那八个月，鲁迅为了抗日统一战线和徐懋庸闹得破脸那一回事，该是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时，懋庸和我住在一起，而且是无话不谈的（当然，他对于党的机密是不谈的），但朋友们问我：“他们两人之间，究竟为什么要破坏？”我是无从作答的。依我的看法，鲁迅一向富于正义感，那时对于当局所压迫的在野党，如中共救国会的言行，他是拔刀相助的；可是并不一定完全左袒执行政策的人士。我们且看他们往来信中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了。
徐懋庸写给鲁迅的信（1936年8月1日，离鲁迅的死，只有两个月了）开头就说：“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那半年中，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书信往来，我是知道的。因为，鲁迅复徐氏的信，常是由我转的，忽然，信中不再提到徐氏，我知道此中必有变化。）接着，他对鲁迅的朋友们批评得十分露骨，说：“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之故。……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这可真把鲁迅激怒了，他的回信，那么破口大骂的神情，也是鲁迅以往论战文字所不曾有过的。（这封信，正面所攻击的，不仅是徐懋庸，而是周扬。）他说：“以上，是徐懋庸给我的一封信……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 他就老老实实提出了一段事实：“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扬），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同时，我也看人：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这一封信，对于“左联”的打击是很重的，只不过其中的最高当局是要争取鲁迅的，鲁迅一死，这一论争，也就过去了。（笔者当时参加“文艺家协会”，并非参加“文艺工作协会”，绝无左袒鲁迅之意。这儿的叙述，只是存真，证明有人所说鲁迅领导大众语运动，领导统一战线，都是和事实完全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