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间，鲁迅从广州北归上海，便在那儿定居着，一直到1936年秋间，他在上海逝世。这十年中，他就在那儿过着半安定的生活。其间，他只于1929年五六月间到过北平一次 ，很快就南归的。北平的朋友，留他在那儿教书，他说他已经心野了，不能教书了。其实，他是不十分甘于寂寞的人，所以住不下去。他曾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相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激，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 这是他心头的真话。后来，他的病情已重，笔者曾写信劝他到山水胜处休养一些时日，他的回信说：
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自前数年“卢布说”流行以来，连亲友竟亦有相信者，开口借钱，少则数百，时或五千；倘暂归，彼辈必以为将买肥田，建大厦，辇卢荣归矣。万一被绑票，索价必大，而又无法可赎，则将撕票也必矣，岂不冤哉。 （这虽是带诙谐的话，却真是天地虽大，无可容身，只能在上海尘嚣中过下去的。“一·二八”战役后，他也曾有往北平的打算，看看局势日紧，也就作罢了。）
他在上海那十年中，正是国民政府建都南京，蒋介石渐次稳定他的政权之时。国民党这一政权，本来的领导人孙中山，他是有意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他决定了联俄容共政策，自负为代表农工利益的政党。这一党的决策，孙氏期望在建立党军以后，逐次推行起来。因此，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对北方文化人是极大的诱导力量。哪知就在北伐推进途中，蒋介石已经抛弃党的原定政策，首先和资产阶级携手，促成国共分裂，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许多次分裂，引起了几次大规模内战。这一来，文化人对政府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了。鲁迅自始不曾对革命寄予过多的希望，不过他到了广州，那个革命策源地，只是失望而已；回到了上海，却看见了许多痛心的现状。他在北洋军阀时代的北京是被迫害的，他在上海却受到了蒋政权的迫害。
蒋介石的统治，一方面接受了苏联的集权方式，以党统军，以军统政，他在政府中的地位，虽有变动，而其掌握党军的实力，则自始不曾变动。一方面接受了德意志的法西斯主义，推行特务政治。在他控制下的权力机构，属于党的有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属于军的，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而他这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即以相当于清廷军机处的地位操纵军政大权。那时“中统”方面，便派员长驻上海，和上海市社会局相联系，普遍地对上海文化人监视、逮捕，甚至暗杀。特务机关处置共党分子，手段非常残酷，赵平复（柔石）等被捕之后，外间传鲁迅也被拘或已死了。那样大规模的秘密枪决，到处都有，当局也在找寻鲁迅，也可能遇难的。他受着这沉痛的刺激，曾赋有小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有一部《鲁迅传》（王士菁编），他是把鲁迅在上海的十年，当作被围攻的时期，那是错误的；而另一位写《新文学史稿》的王瑶，把那一段时期，当作鲁迅领导文学运动的时期，也是错误的。国民党主政时期，他对鲁迅的迫害是有的，带恐怖性的谣传也是有的；但国民政府是官僚主义的政府，上海租界又带上几分洋大人的气息，所以他们的斗争手法常是十分可笑的，他们对左翼文人，普遍加以打击，笔者也曾身与其痛，但对有组织的中共文化人，是鞭长莫及的。但鲁迅的声名与地位，一方面既受中共组织所掩护，一方面又为国民党特务所不敢触犯（投鼠忌器），所以那十年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而他到上海后，便由许寿裳推介，由蔡元培聘任为大学院（即后来教育部）特任著作员，迄“一·二八”战役后国民党政府改组为止，凡五年之久；说起来，还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工作人员之一呢！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也随着南移，上海的文化地位，也可说是取北京而代之了。鲁迅的领导地位，他自己既辞了又辞，不曾自居，而在文人相轻的环境中，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也未必甘于奉鲁迅为盟主，那些被鲁迅称为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连王平陵在内，都是毛头小伙子，都是不足数的。
那时，《北晨》副刊和《现代评论》社派的人士，大部分被国民政府所吸引，参加了蒋介石政权的中枢工作，已经退出文化集团的战斗阵线了。一部分也到了广州、上海，在《新月》旗帜之下集合起来的，有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徐志摩等。他们和鲁迅辩论过了一阵，但《新月》社本身，也受蒋政权的迫害，胡适的处境在那时期，并不比鲁迅更自由些。至于受鲁迅所攻击的“第三种人”，即神州国光社的《读书杂志》派（王礼锡所主持）和《现代杂志》派（施蛰存主编），也只是和左联文人对辩，没有围攻鲁迅的作用的。
中共在上海的文化工作，无论左翼作家联盟，或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或戏剧工作者联盟，都有主要负责人，如瞿秋白、周扬、潘汉年，他们对于鲁迅，只当作同路人看待，处于尊而不亲的地位。他们有其领导文化运动路线，并非要鲁迅来领导。我们且看鲁迅和徐懋庸的往来信件，就可以明白鲁迅与中共之间也不一定十分协调。不过，中共懂得争取群众，争取鲁迅这样一个文化斗士，有时颇迁就他迎合他的意向。
至于林语堂由《论语》而《人间世》而《宇宙风》时期，提倡幽默，提倡闲适文学，并不有意与鲁迅为敌，却也不曾尊崇鲁迅。他们所推尊的，乃是周氏另一兄弟周作人。当林语堂抬出袁中郎的公安派文体时，鲁迅批评得很多，林氏也很少还手的。其他如邹韬奋之主办《生活》《新生周刊》，陈望道之主办《太白》半月刊，黎烈文之主编《自由谈》，谢六逸之主编《立报·言林》，也只是和鲁迅相接近，并未奉鲁迅为盟主的。鲁迅一生，总是“荷戟独彷徨”的日子为多，他是天空的飞鹫，并非蚁群的首领呢！
真正围攻过鲁迅的，倒是创造社的后起小伙子，洪水、太阳社那一群提倡革命文学的人。上文笔者提到鲁迅到广州，原想找郭沫若及其他创造社朋友谈合作的事。哪知他到了广州，成仿吾、郭沫若都已随军北伐了。等到鲁迅回到了上海，太阳社已开始围攻鲁迅，鲁迅又因所作《上海文艺界之一瞥》的讲演，刺痛了郭沫若那一群人。鲁迅和郭沫若便一生未见面，没有合作之可能了。
1927年前后，当革命阵线破裂动乱之日，鲁迅是一个比较懂得世故的文人，依旧想退出阵线，沉默下去，这也是可能的。（他的确不想傻得像秋瑾一般，给一阵拍手鼓励得勇于上断头台，做烈士去的。）他在广州时，宋云彬就问过：“鲁迅往哪里躲？”他说：“噫嘻！异哉！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 这话，也不一定完全豁了边。后来，他到了上海，创造社后期那些年轻作家，向鲁迅挑战，如钱杏邨（阿英）所说的：“在这时，鲁迅是停滞在他原来的地方。他没有牢牢地抓住时代的轮轴，随着它的进展而进一步去把握这个已经展开了的新地，重行开始他的新的反封建的创作。这样，显然在鲁迅作品中的世界被破坏了以后，他又进一步地失却了强有力的创作的依据，他只有‘吾将上下而求索’了。在什么都求索不到的时候，他只有切断了他的创作的生命，写他的开始生长的悲观哲学，和他的儿时的回忆了。鲁迅在这时又感到了失却了他自己的地球的悲哀。”钱杏邨那一群年轻人，对于时代的了解是不够的，而对于鲁迅的认识，尤其不够。鲁迅的确在那时停住脚来，“上下而求索”，他却并未停滞在原来的地方，他是面对着现实，睁着眼睛在看的。
他对当时的革命文学家有过这样的批评：“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眯眯，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赳赳，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这是明明指着创造社那些作家说的。（鲁迅明明提出了成仿吾、冯乃超、钱杏邨这些人来。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如蒋光慈，的确把蒋介石、汪精卫的照片放在玻璃板下，称为中国的列宁、托洛茨基的。）
鲁迅先后在燕京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所作的演讲，论及《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说：“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Pong Pong 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在鲁迅看来，浪漫主义的作家，即算提倡革命文学，也还是浪漫主义的幻想的。
鲁迅的散文集，有一种称为《三闲集》，那就是应着成仿吾批评他的话而命名的。（成仿吾说“鲁迅所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花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这是一句刺痛了鲁迅的话。）鲁迅曾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也终于愤愤地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 （他曾幽默地说，要把那些攻击他的文字编成一册，名之《围剿集》。）
他是对创造社采取正面的攻击的，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说：“这后来，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的出现。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看重翻译的，是注意于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这些都是小国度，没有人懂得他们的文字，因此也几乎全都是重译的。并且因为曾经声援过《新青年》，新仇夹旧仇，所以文学研究会这时就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就是创造社，……一方面是留学过美国的绅士派，……第三方面，则就是以前说过的鸳鸯蝴蝶派……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到了前年，‘革命文学’这名目才旺盛起来了，主张的是从‘革命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元老和若干新分子。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压迫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这一演讲，也真刺痛了郭沫若的心，他特地写了《创造十年正续编》，来说明他们的战斗历程，前面还有一篇《引子》，针对鲁迅的讲演，而有所驳正。他说：“就这样，我们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要把创造社的几位流痞打进阿鼻地狱里去的。在未革命以前，他们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们还是流氓痞棍，在以前的文学运动中没有他们的分子，在以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中也没有他们的分子。我们鲁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领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好忽略地看过，那是在这样说的：‘中国的新文学中，无论革命与反革命的，都只有我鲁迅一个人的！’”他们的争辩，都已动了意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了。
鲁迅在上海曾经参加过“三盟”：“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及“民权保障同盟会”。（到他死去为止，他只是一个文化斗士，从未参加政治组织。）1930年春天，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鲁迅，指他是“自由运动大同盟”的主持人。（若干鲁迅传记，都说浙江省党部所以要呈请通缉鲁迅，是因为省党部常委之一的许某，系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而鲁迅主编的《语丝》刊载过揭发复旦大学的黑幕，所以怀恨于心。这一说法，似乎太好笑一点。其实，上海市党部、江苏省党部、浙江省党部乃是CC系的大本营，那些党老爷最爱干涉文人行动，所以有此决议，和许绍棣及复旦大学无关。）据鲁迅说：“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他发起，当初只是请他去演说。他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他记得是郁达夫，演说次序是他第一，郁第二，他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到了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鲁迅第一名了。鲁迅又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之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也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那时，朱家骅主浙政，系北京大学旧同事，鲁迅往广东任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也是朱家骅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所聘请的，所以他说颇有我的熟人。）
到了1933年，民权保障同盟会在上海成立，举蔡元培、宋庆龄为正副会长，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为执行委员。这是适应那法西斯统治的黑色恐怖而产生的，他们都是有社会地位的文化人，本着人道主义做救助的工作。那时，蒋介石正在敬慕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极权政治，他的特务机构蓝衣社初露锋芒，中共的文化人迭遭杀害，自由主义文化人如《申报》馆社长史量才，也被他们暗杀。他们仇视这一机构，杨杏佛便于那年6月间被暗杀。（杨当时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而死于执政的国民政府的特务之手。）那时，谣言纷传，谓鲁迅也在黑名单之列。杨氏下殓之日，鲁迅亲往吊唁。是日大雨，他祭吊回去，赋诗写怀，句云：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鲁迅是很理智很冷静，却又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所以并不感情冲突，也不临难苟免的。
那一时期，笔者曾在上海《申报·自由谈》写了一篇杂感：《杀错了人》，说：“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划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其恶势力一直贯注到现在。”便是指当时当局的恐怖政府而言，接着，鲁迅也作进一步的推论：“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这话，当然说得更真切的。（我们不仅看错了袁世凯，也看错了蒋介石了。）
他初住上海时，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太阳社文人，对他的不断攻击，不独见解很浅薄，动机也很无聊，有的正是借攻击鲁迅以自重。不过，这一种斗争，并非中共的决策。到了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中共的文艺政策，有了一定的路向，而推行这一路向的瞿秋白，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他和上海文坛人士的交谊颇广，他是要争取鲁迅来做有力的支援。鲁迅加入了“左联”，“左联”才显得有力量，而鲁迅的“荷戟彷徨”的孤立时期，由于有了“左联”的卫护，也就过去了。
在“左联”未成立以前，鲁迅曾自述其处境。说：“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糊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而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实秋）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左联”酝酿于1929年的冬间，成立于1930年3月间。鲁迅曾于“左联成立大会”中发表意见，他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作‘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们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 接着他提出了今后应注意的几点：“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还要‘韧’。……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从那以后，他的路向就慢慢走稳了。
有一位和鲁迅在上海时往还很密切的冯雪峰（他也是浙东人，和笔者也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先后同学），他曾写了一本《回忆鲁迅》。
不过，雪峰对于鲁迅的看法，以及他所说的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却不是一些勉强替鲁迅戴纸糊帽子的人所能了解的。冯氏说他自己在北京过流浪生活时期，曾经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的讲课，他得了一些印象，又从别人那里听来了一些，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在心里曾经这样说他：“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所谓冷得可怕的。我看见他号召青年起来反抗一切旧势力和一切权威，并且自己就愿意先为青年斩除荆棘，受了一切创伤也不灰心；可是我觉得他又好像蔑视一切，对一切人都怀有疑虑和敌意，仿佛青年也是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敌人似的。总之，我以为他是很矛盾的，同时也认为他是很难接近的人。”凡是和鲁迅相接近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鲁迅，是他自己那一环境所孕育成长的，我们不能忘记他自己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的话，这是使他成为“冷得可怕”的主因，我们实在不必为之隐讳的。（后来冯氏又否定他的看法了，也是政治观点在作祟。）鲁迅曾经这么说过：“怎么可以没有希望呢。否则，人也活不下去了。我自然相信有将来，不过将来究竟如何美丽，光明，却还没有怎样去想过。倘说是怎么样才能到达将来，我是以为要更看重现在；无论现在怎么黑暗，却不想离开。我向来承认进化论，以为推翻了黑暗的现状，改革现在，将来总会比现在好。将来实行什么主义好，我也没有去想过；但我以为实行什么主义，是应该说现在应该实行什么主义的。”这些话，都可以使我们了解他的本意的。
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左联”在上海争取进步的文艺作家，那是有的，但“左联”并不曾处于领导地位。“左联”一直就争取鲁迅，但鲁迅也不是左联的领导者，这是写《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王瑶所不明白的。冯氏说：“‘左联’和鲁迅先生是相互发挥的，如果‘左联’不是有鲁迅参加发起，经过他的领导，那么左联是不会有像我们所看见的这样的成绩，也不会像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样子的。我们知道，‘左联’有过许多错误，但这些错误都不应由鲁迅来负责。那些更重要的错误，我觉得和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相联系着的，而那次要的错误，则我们简直是常常犯的了。”从“左联”这团体和它的活动来说，这还是更重要的原因，就因为鲁迅在。在那时候，只要有鲁迅存在，“左联”就存在。只要鲁迅不倒，“左联”就不会倒。鲁迅的斗争的顽强和他的权威实在地起了决定的作用。他在“左联”被压迫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几次说：“越困难，我们越要坚持！”那神情简直天真到有如一个好斗的儿童，好像对敌人说：“咱们试一试罢！”他的这种坚持的顽强态度，就给了大家以无限的力量和信心。这是“左联”依靠着鲁迅，而不是鲁迅领导“左联”呢！
但鲁迅和“左联”也不一定十分和谐的，我们且看他写给徐懋庸的信，说到他和周起应（周扬）见面那一幕（周起应也是中共派在上海执行文艺政策的），就可以明白了（此是后话）。
我们细看鲁迅《华盖集续编》，可以看到他和“正人君子”的《现代评论》派（也称“吉祥胡同”派），有过短兵相接的长时期论争；后来，他到了厦门、广州，也还是和《现代评论》派及胡适之派有过近于派系的论争。（从那一篇《我的“籍”和“系”》中，看得很明白。）到了上海，这一份论争的气息，就从胡适所主编的《新月》上再展开来。鲁迅也就主编了在上海复刊的《语丝》周刊。
新月派文人，有徐志摩、胡适、梁实秋、沈从文、罗隆基等。（这些作家，都有他们的成就的，《语丝》和《现代评论》论争的公案，也一直是结而不解的。）当年，陈西滢写信给徐志摩，曾经毒辣地讽刺了鲁迅一阵，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一面大镜子。你见过赵子昂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自从这封毒辣的信刊出来以后，鲁迅就和他们明识暗讽对骂了一年半，而今又移到《新月》上来了。
《新月》的发刊词，便是一封挑战书，他们提出了“健康与尊严”原则说：“不幸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歉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这又是一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的。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我们不妨把思想比作一个市场，我们来看看现代我们这市场上看得见的是些什么。如同在别的市场上，这思想的市场上，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排满了招牌，贴满了广告，这一眼看去，辨认得清的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引诱。（他们列举了十三种派别。）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条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这段申明，可以说是很含混的，也可以说是很鲜明的。接着便是梁实秋那篇《文学与革命》，他认为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根本就不能成立，说：伟大的文艺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绝无阶级的分别。鲁迅便起来应战了，他说：“这样的山羊（指新月派的绅士）……脖子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的所在。……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他批评梁实秋的论点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须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这一场争论，倒是不十分长久，便过去了。
鲁迅初住上海那两年，曾经应李小峰之请，编过《语丝》周刊的。（那时，李小峰已经把北新书局办起来了，那时的北新颇有朝气，和开明、生活书店鼎立为三。）这份时代纪程碑的刊物，到了上海，内伤外感，却也失去了初期的光芒了。鲁迅曾以沉痛的心怀写过那篇《我和〈语丝〉的始终》，说到向来编法的“糟”“乱”。（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权，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稿，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改，所以他应做的，不过后一段事，而且社员的稿子实际上也十之九直写，北新书局，由那里运送印制局的，等到他看见时，已在印钉成书之后了。所谓“社员”，也并无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余早已无多，中途出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他说：“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拼命的围攻。警告的来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这时又少了几个了。前者的原因，我以为是在无话可说，或有话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个实证。后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已，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说明着我托词不载的事由单。” 在鲁迅看来，这又是《新青年》的旧戏重演了。他有几句沉痛的结语：“虽然因为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至今尚为旧的和自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但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
从那一时期的政治社会气氛来说，鲁迅之在上海，处于国民党政权之下，也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时代，并无不同，甚至更低沉得多。他之所以转向积极反抗的路，也还是这一种低沉的气压迫出来的。他曾经这么说过：“倘若有人问我，可曾预料在‘革命’的广州也会有那样的屠杀？我直说，我真没有料到。姑不论我也是抱着‘美梦’到广州去的，在那里，还在‘合作’时候，我就亲眼见过那些嘴脸，听过那些誓言。说我深于世故，一切世故都会没有用的。……还是太老实，太相信了‘做戏的虚无党’，真上了大当……我终于吓得口呆目瞪……血的代价，得的教训就只有明白了这上当。”
他说：“我只是弄弄文字的人，以为对于战斗的青年有些小帮助，有时还是特意为了满足他们的希望而鞭策自己，政治上的事情不曾怎样去细想过。到我那里来的青年，有的大概真是共产党员罢，但我也只是风闻，他自己不说，我是不去问的。头几天还见过面的，忽然知道他已经不在世上了。”“这回也还是青年教训了我。……我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总胜于老人，世间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将来总要好一些。但是不然，杀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亲自捕人。过去军阀杀青年，我悲愤过，这回我还来不及悲愤，早已吓昏了。我的进化论完全破产！”他看见了新的阿Q时代，一切，一切，都是如此。
从1927年到1931年，这五年间，蒋介石所发动的内战（所谓“剿共”以外的军阀战争），以及国民党内部的“苦迭打”，一直不曾停止过。其间有蒋、汪合作时期，也有蒋、胡合作时期，有改组派南走粤北走燕与地方军阀合作反蒋的时期，也有西山会议派与地方军合作反蒋的时期。就为政局动荡不定，所以控制文化的力量有强有弱，有紧有松。对于鲁迅大体是不利的，却也没有什么大不利，因为他一直过着“且介亭”生活。（鲁迅晚年的杂文，都以“且介亭”为名。“且介亭”即“租界”二字之半，意谓住在北四川路底，过着半租界生活。）上海以外，当然是国民党党老爷的天下，对于书报的检查，各行其是，对于上海出版界是大不利的。
鲁迅曾在《二心集》的序言，说到1930年间他自己的生活。他说：当十九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深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衍不下去。那时，他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此外还有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那时无人替他记录，他说：当时讲了些什么，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绝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三国时所谓“隐逸”的在那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角里哪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
自从鲁迅加入了“左联”，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当时的大小报上纷纷宣传起来。他说：“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 （唐有壬，汪精卫派要角之一。）
1931年春间，鲁迅曾经替美国《新群众》月刊写过一篇报道文字，题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曾经说过：“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俄国的作品，连契诃夫和安特莱夫的有些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
他又说：“这样子，左翼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是好像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压迫，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 他的话当然是带愤激之情说的，可是十分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