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就在那年9月底，又离开广州北行，到上海去，他在广州差不多住了九个月。这九个月，他的精神也不怎么愉快。最近，上海《文艺月报》发表了一封鲁迅那时写给章川岛的信，倒可以简括说明他的处境。信中这么说：
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阴历正月三日从毓秀山 跳下，跌伤了，躺了几天。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说，被英国人禁止在报上揭载了。真是钉子之多，不胜枚举。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
他在广州的生活，他自己写的《怎么写》《在钟楼上》两篇夜记说得很有趣，也很悲凉。他在中大的职务是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本来想做点事，他曾对许广平说：“到中大后，也许不难择一并不空耗精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还想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当然，这一希望也就很快地幻灭了。
他到中大，住在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只——也许二十多只吧——老鼠出现，驰骋文案。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搅得他晚上不能够睡觉。到清晨时，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他听不懂的歌。那时，访问他的青年很多，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他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他回答得很技巧，说他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我们且回想一下，那一年春天，国民革命军已击溃了孙传芳的军队，攻占了南京、上海，广州这个革命的后方根据地，其实已经十分沉寂了。
他当时的广东印象是这样：“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黑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们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这又是一份淡淡的哀愁。
鲁迅在广州的不快意的生活，由于《现代评论》派人士的参加中山大学，重开“厦大”式小圈子里的派系争斗，他只能先离开中山大学的钟楼，接着便离开广州了。不过，鲁迅在广州，有几回虽是并非出于他的乐意的演讲，却是十分出色的。一回是在黄埔军官学校所讲演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一回是在广州暑期学术演讲会所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都是独抒卓见，为一般文士所想不到、说不出，而且也不敢说的。那年2月间，鲁迅还到香港讲演过两次，两次都在青年会，一次题为《无声的中国》，一次是《老调子已经唱完》，都是针对着现实的批评。我以为鲁迅的文字，就批评现实的匕首作用说，晚年的杂文自是强韧有力。但要理解他的思想体系，说得完整一点的，还得看他的几篇长的论文和讲稿的。
那时，鲁迅对于革命和文学，有着他自己的看法，并不如后来那些所谓鲁迅的信徒一般，硬拉入另一种面孔中去的。在广州的青年，引了拉狄克的话“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来鞭策他，他说：“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这一看法，他在后来另一讲演，题名《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有更详切的说明。（这一篇讲稿，系笔者所记录，鲁迅认为可收入他的文录，见《鲁迅书简》。）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我们从他这一观点来看他当时的言论，那就可以了解得清楚一点了。
鲁迅在广州所看到的是“奉旨革命”，虽说前几年他在北方常常看到压迫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就看不见。后来他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广州和其他城市一样，“革命”后也并没有多大的进步。他说：“我听人家说，广东是很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既然这样奇，这样可怕，我就要来看，看看究竟怎样；我到这里不过一礼拜，并没看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可怕的。据我两只眼睛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两样，我只感觉着广东是旧的。”
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说：“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 这些话，都说得很切实，很对症，但和一般人的想法都是相反的。
那一时期的鲁迅情怀，我们倒可以从他的另外几篇短文中体会更深刻一点。他到了广东，看见了所谓革命策源地，有了种种感慨。他说：“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他有几句辛辣的讽刺的话：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这是一部中华民国革命史的总结论，哀哉，中国老百姓的劫运！
他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是颇悲观的。他在香港青年会的第一次演讲，说道：“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他知道大家正在走前一条路。他在第二次演讲，就指出老调子没有唱完。他说：“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的老调子。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番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他是希望一般青年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那些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旧社会毫无关系了。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没有用处了。这句话，直到今天，还是逆耳之言呢！
那回，鲁迅在香港的遭遇是有趣的，他说：“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他讲演中几次提到了元朝，有人就有些不高兴了。）至于鲁迅在广东，他自己也有了幽默的譬说：“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 他在寂寞的南方，又经历了一番世故。他也曾幽默地写信给李小峰说：“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 [他指出：（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二）要他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他的题签，已经撤换。（三）报上说他已经逃走或者说他到汉口去了。]他就是这么寂寞地离开广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