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一生，完全为印度被压迫的穷苦人民奋斗。他以他所提倡的“不合作主义”，要替印度争得自由独立，也就是要替印度被压迫的穷苦人民争得自由独立，自拔于奴隶的生活。他那个主义原分四步具体的进行办法（详见上期拙作），可惜将行第二步时，因印度人民的程度究竟太低，于一九二二年竟有好几处暴动，杀死了几个警官。甘地觉时期未成熟，乃转其精力先谋印度经济上的解放，极力提倡印度当用手制土布自救，于一九二五年组织全印度纺织总会，积极进行，这就是他最近所主张的土布救国政策。
印度人的生活非常困苦，全印度三万万人，据统计调查，每日不能得一饱餐者占百分之二十五，即七千五百万人。于此可见甘地力谋印度经济解放之所以急迫。他以为印人生计之所以日趋穷苦，实因原来很发达的家庭工业，被英人机器工业所侵略。其初印度所出产的棉花，本足敷印人自用，自归英国统治之后，家庭工业强被破坏，棉花被运至英国或日本，制成洋布后再输入印度。于是印人不得不购入口的洋布，每年达六万万卢比之多，而由出口的棉花所得的进款却非常的微薄（每一卢比约合英币一先令四辨士，约合中币七角六分）。甘地这样说：“一个国家如要把原料输出，等到将此原料制成了货品之后再输入，像印度一样，自己原是一个产棉的国家，每年却须用数万万卢比购买由欧洲进口的洋布，安得不穷，安得不被破坏！”于是甘地觉得印度之穷苦，是由于国富被外人盗窃了去（“Robbery of national wealth”）。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救印度，当提倡家庭工业，提倡手工纺织，他这样说：“饥饿使印人不得不从事手工纺织！……我们要想到整千整万的同胞，他们今日的生活实动物之不如，只有预备饿死，简直是在将死的惨状中……”
甘地以为印度的家庭工业被毁之后，不但在经济上予印人以极大的打击，而且使印人都荒弃旧业而养成惰性。在外人未侵入印度之前，几千百万的印人都于农务余暇，在家里从事纺织，以补农业收入之不足，因为印度农民仅由农业收入是不敷用的，他们都靠手工纺织为副业以救济贫乏。所以甘地因提倡土布被捕之后，在法庭上有这么几句话：“一百五十年前，印度的妇女能在她们的村舍茅屋里，纺出很好的棉纱，补贴她们丈夫进款之不足。乡村中从事织布的人把所纺的纱织成土布，也藉以维持他们的生计。这事在当时实成了国家经济上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使得我们能把闲暇利用得非常自然。现在呢，我们的妇女都失去了这样的手艺了，无数的人民都过被迫的怠惰生活，遂使印度穷到这样地步。”
因此甘地主张印人应该抵制外货，恢复手工纺织；他深信印人如能将此事设法普及，人人用土布，人人抵制舶来布，则即此一事，已能于每年将漏卮六万万卢比分布于印度人民，渐渐的使他们从穷苦无告的惨境中解放出来。所以他以为必由手工纺织，印度始能自对世界表示自求完全独立之决心；必由个个印人情愿穿用粗的土布，印度才能自免于奴隶；手工纺织机是救济印度贫穷的唯一利器。
甘地对于土布救国的主张，不但含有经济的意味，并含有两个很重要的作用：（一）他把手工纺织机看作“劳工神圣”的象征，看作自认与穷苦平民跻于平等地位而且表示同情的符号，使从事者人人发生牺牲自己救济大多数平民的感觉，所以他说：“倘若我们真能怜悯印度的饥饿待毙的民众，我们家家都应该设备纺机，天天都要纺些纱。倘若你能彻底明白纺机是爱同胞的象征，是神圣的东西，你便不应丢掉他。因为今天你穿了粗的土布，你便是救了许多昨天将要饿死的同胞……”（二）印度阶级与宗教派别之复杂与隔阂，是世界闻名的，他把手工纺织看作唯一的良法，能把一盘散沙彼此隔阂的人民统一起来，因为无论那一阶级的人，无论那一宗教派的人，只要人人都肯分些时间出来纺纱，人人都肯穿用土布，便是全国统一的最好的表示。所以他说：“我看起来，纺机和土布是全印度统一的象征，是与宗教里的圣典一样的神圣。”
甘地现在和他的信徒正在拚命的宣传土布救国政策，他自己固然是每天要用一部分的时间来纺纱，他自己固然是只穿粗的土布，他的夫人也随着他这样，就是他的信徒，个个都要宣誓只穿土布，绝对不穿外国货，甚至把已有的外国货都毁掉。他劝全国商人都用本国人纺的纱织布，都用本国棉纺纱。最近他因提倡此事在孟买被英政府拘捕，他从狱里写信给孟买的人民说：“我不要孟买的人民为我被捕而悲哀，我只要全孟买的人集精神于纺机……孟买的妇女，倘能真知参加这件救国的事业，每天应该要用多少时间来纺织，为救国而做，当如笃信宗教一样的虔诚……”
最近有一个英国人去看他，他宣言只要他能使印度的个个茅屋中有纺机，他虽死无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