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叙言
唐代与西域交往甚繁，文物方面所受影响亦所在可见。冯承钧先生曾为《唐代华化蕃胡考》， 日本桑原隲藏博士亦有《隋唐时代来住中国之西域人》一文， 考证俱甚精确，可为隋唐史研究上辟一新叶。唯冯先生文仅以蕃胡华化为限，材料亦止于两《唐书》；桑原氏之作，范围较广，以人为主，而略及于各方面之文物。然俱语焉不详，欲明唐代与西域文明关系者仍尚有待焉。
李唐一代之历史，上汲汉、魏、六朝之余波，下启两宋文明之新运。而其取精用宏，于继袭旧文物而外，并时采撷外来之菁英。两宋学术思想之所以能别焕新彩，不能不溯其源于此也。今试即戏曲绘画诸方面言之。
元曲出于诸宫调，诸宫调导源于大曲。然大曲唐已有之，《教坊记》备记其目，率为舞曲，隶属胡部。唐代大曲，中国久已失传，而日本曾传唐乐，尚有可考：大曲有《破阵乐》《团乱旋》《春莺啭》《苏合香》；中曲有《北庭乐》《回波乐》《兰陵王》《凉州》《皇麞》《夜半乐》《打毬乐》《还京乐》《感皇恩》《苏幕遮》；小曲有《甘州》《拔头》之属；其帖数拍数备具。 由此以求唐乐，固可以窥知梗概，更由此以下溯宋代大曲，不难得其仿佛。此一事也。又如般涉一调，元曲中屡屡见之，此显然即龟兹苏祗婆西域传来七调之一。陈澧于凌廷堪由西域以溯源古乐，固诋为犹航断港绝潢以至于海，然于宋元以来俗乐与苏祗婆七调之关系，固亦不能否认。诚能求唐代大曲中曲小曲之音节于西域，而得其解，则宋元戏曲演变之痕迹为之大白。其贡献于中国乐舞戏曲史者岂非甚大！此又一事也。
又如中国绘画，唐以前以线条为主。至唐吴道玄始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山水树石亦别开生面。逮王维创水墨山水注重晕染，遂开后来南宗风气。宋代米芾亦以泼墨法为世所重。摩诘竺信象教，元章或亦疑为异族。诚能以西域古代之画风与唐宋以来中国画家之作比观互较，究其消息，则宋元以后中国画之递变，不难知其故矣。
此外如胡服之日盛，波罗毬自唐以及于宋、元、明由极盛而趋于衰微以至灭绝，并可从以窥知中外关系之繁密，以及一代风尚之变易。此种史实俱可于李唐一代窥其端倪。
余愧不足以言此，兹唯刺取唐代传入中国之西域文明与长安有关者，稍加排比，述之如次。唯为此事，亦必须对于中国与西域文明有深切之研究，然后可以互相比较，得其实际。顾在此间，西域史料不易寻求：如言胡服，无从知唐代西域波斯诸国之服装；言乐舞，虽知胡腾、胡旋、柘枝、苏幕遮之属来自中亚，而无由知西域古代乐舞之梗概。兹篇唯能将中籍史料，就耳目所能接及者，为之抉择爬梳，藉供留心此一方面史实者之捃摭。偶有推测，亦等于扣槃扪烛，是则尚祈博雅之士有以晋而教之耳。
至于本篇所指西域，凡玉门、阳关以西以迄于伊兰高原地方俱属之。印度与中国交往频繁，关系过密，非区区此篇所能尽，用存而不论。又本篇以长安为限，有关洛阳之新材料亦偶尔述及。其所以如此，非敢故乱其例，以为或可以稍省览者翻检之劳云尔，大雅君子或不以为非欤！
二 流寓长安之西域人
中国国威及于西陲，以汉唐两代为最盛；唐代中亚诸国即以“唐家子”称中国人， 李唐声威之煊赫，于是可见也。贞观以来，边裔诸国率以子弟入质于唐，诸国人流寓长安者亦不一而足，西域文明及于长安，此辈盖预有力焉。桑原博士一文，于流寓长安之西域人曾约略道及，而未能尽，兹谨略事摭拾：以载籍所述泛及西域人士者记之于首，其国籍姓名彰彰可考者次叙于后。
中国史上西域人入居中国首都当以北魏一代为最多，其时流寓洛阳者，“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此万余家盖括四裔而言。然观于后来西域人入籍洛阳之多，可知其中西域人之成分，盖亦不少也。 长安自周秦以来历为国都，在政治上与文化上俱为对外之中心。西域人之留居其间，虽不能比于元魏时之洛阳，却亦不鲜，观于康僧渊生于长安可见一斑。 至唐而西域人流寓长安者日多，按之载籍以及最近出土诸墓志，一一可考也。
李唐氏族，据最近各家考证，出于蕃姓，似有可信。 有国以后一切建置，大率袭取周隋之旧。而渗以外来之成分，如两京规画，即其一端。 因其出身异族，声威及于葱岭以西，虽奄有中原，对于西域文明，亦复兼收并蓄。贞观初（公元六三一年），突厥既平，从温彦博议，迁突厥于朔方，降人入居长安者乃近万家； 此或可视为唐代对于外族“怀柔”之一端。唐京兆府户口，在天宝初仅三十余万户， 贞观时当不及此，而长安一隅突厥流民乃近万家，其数诚可惊人矣。因此辈流人之多，至于宪宗之际，长安少年，耳濡目染，变本加厉，无怪乎东城老父为之慨叹不已也。
天宝末，安史之乱，两京沦陷，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元帅广平王乃帅朔方、安西、回纥、大食之兵十五万众，收复两京。其后安史之平得力于此辈者不少，而回纥叶护太子亲将兵四千余众助讨叛逆，厥功尤伟。肃、代之际，回鹘使者至长安，遂骄慢不可一世，常擅出坊市，掠人子女，白昼杀人，入狱劫囚，而莫敢谁何。代宗以后，回鹘麇聚长安者常至千人，华服营利，为公私害。 德宗即位，遂将留寓长安之回鹘人全部遣回，而有振武留后张光晟杀回鹘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之惨剧。 按天宝以后，回鹘既代突厥而雄长朔漠，部族中遂杂有不少之西域人成分。代宗世常冒回鹘之名杂居长安之九姓胡，当即回鹘部族，桑原氏以为此辈九姓胡人应是昭武九姓苗裔。据《李文饶集》记在京回鹘译语人，屡及石姓译人，谓为“皆是回鹘种类”；西域石国人来中国，俱称石姓，此辈当是石国人之臣于回鹘者；桑原氏以九姓胡人为昭武九姓，其说可信也。关于回鹘石姓译人，别见于后，兹不赘述。至于回鹘人之在长安，并不因振武一戮而遂绝：《李文饶集》所记译语人诸事，俱在会昌初年；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和蕃大和公主以回鹘王崩国乱归唐，至长安，随从中即有回鹘人，日本僧圆仁留学长安，盖亲见之。 穆宗长庆五年（公元八二五年），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亦因其子贷在京回鹘钱不偿，为回鹘所诉，遂遭贬斥为宣州别驾（参看后论《西市胡店与胡姬》一节）；凡此皆可见德宗以后回鹘人仍时往来长安之概也。
唐自太宗以后，吐蕃势盛，高宗乾封、咸亨之际，西域四镇沦陷，河陇一带遂没于吐蕃。至今所得敦煌石室遗书，卷末书大蕃岁月者不一而足，当即此一时期之所书也。 中国与西域之交通，因四镇陷蕃而中断，于是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遂流寓其间，仰给于鸿胪礼宾。桑原氏文指出《通鉴·德宗纪》，记当时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检括之余，有田宅者鸿胪停给，凡得四千人，此辈俱留不归， 此亦一惊人之数字也。至于胡客之娶汉女为妻，并不始于德宗时，《唐会要》云：
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
洛阳出土唐墓志中汉女适西域人者亦往往有之。 验之《会要》之文，似乎有唐一代对于汉女之适异族，律并无禁，只不得将还蕃国耳。
唐代流寓长安之西域人，大致不出四类：魏周以来入居中夏，华化虽久，其族姓犹皎然可寻者，一也。西域商胡逐利东来，二也。异教僧侣传道中土，三也。唐时异族畏威，多遣子侄为质于唐，入充侍卫，因而久居长安，如新罗质子金允夫入朝充质，留长安至二十六年之久， 即其一例；此中并有即留长安入籍为民者，四也。兹谨综合所知，分国叙述如次：先及葱岭以东于阒、龟兹、疏勒诸国，然后推及中亚、西亚，如昭武九姓以及波斯诸国。观于此辈，而后西域文明流行长安，其性质之复杂，亦可概见矣。
于阗尉迟氏 于阒王室，相传在唐以前即属Vijaya一族。据斯坦因（M.A.Stein）及Sten Konow诸人研究，西藏文献中之Vijaya即Saka语中之 ，中国史籍中之于阗王室尉迟氏即 一辞之译音。于阗国人入居中国，遂俱氏尉迟。至于唐代流寓长安之尉迟氏诸人，渊源所自，大别有三：一为出于久已华化之后魏尉迟部一族；一为隋唐之际因充质子而入华者；其一则族系来历俱不明者。今分举如次：
唐代住居长安久已华化之尉迟氏，自以尉迟敬德一族，最为著名。尉迟敬德（《旧唐书》卷六十八，《唐书》卷八十九有传），以高宗显庆三年（公元六五八年）卒于长安私第。敬德长安私第，据宋敏求《长安志》，在西市南长寿坊。其子宝琳附见两《唐书》传及许敬宗撰敬德碑。敬德犹子窥基大师，字洪道，尉迟宗子，所谓奘门龙象者是也。《宋高僧传·窥基传》云：
释窥基字洪道，姓尉迟氏，京兆长安人也。尉迟之先与后魏同起，号尉迟部，如中华之诸侯国；入华则以部为氏也。魏平东将军说六代孙孟都生罗迦，为隋代州西镇将，乃基祖焉。考讳宗，唐左金吾将军松江都督江由县开国公。其鄂国公德则诸父也，《唐书》有传。
敬德出于后魏尉迟部。《魏书·官氏志》谓为西方尉迟氏。按韦述《两京新记》，长安嘉会坊裒义寺本隋太保吴国公尉迟刚宅，刚兄即尉迟迥。永平坊宣化尼寺则隋开皇五年周昌乐公主及驸马都尉尉迟安舍宅所立。尉迟迥、尉迟安皆出于尉迟部，嘉会、永平、长寿三坊，自北而南彼此毗连，则此部人之占籍长安，最迟亦当在周隋之际，而敬德一族与此辈必有若干之关联也。日本羽溪了谛以为后魏尉迟部实始于《窥基传》中之平东将军说，尉迟说即于阗史上之Vijaya-kirti，尉迟即Vijaya之音译，说则译kirti一字之义（kirti出于梵语之 ）云云。 羽溪氏说，尚待佐证，唯久已华化之敬德一族，其先亦出于阗，则无可疑也。
隋唐之际始由西域入居长安之尉迟氏，其最著者有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及乙僧父子，而高僧智严当亦此名画家之一族也。桑原氏文曾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
尉迟乙僧于阗国人，父跋质那。乙僧，国初授宿卫官，袭封郡公。善画外国及佛像，时人以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
按尉迟乙僧及其父跋质那，史未言其为于阗质子，然而父子同封郡公，乙僧并授宿卫，非质子不能至此。跋质那，《名画记》列之隋代，则跋质那及乙僧乃父子同为质子而久居长安者也。
乙僧画风属于凹凸一派，后来吴道玄之人物画亦受此种影响，此在本篇论《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一节中更为详论，兹唯略考跋质那父子与智严之关系。据《名画记》，长安奉恩寺是尉迟乙僧宅，而按韦述《两京新记》及《宋高僧传·智严传》，则奉恩寺原是智严旧宅。《智严传》云：
释智严姓尉迟氏，本于阗国质子也。名乐，受性聪利。隶鸿胪寺，授左领军卫大将军上柱国，封金满郡公。而深患尘劳，唯思脱屣。神龙二年（公元七〇六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为寺，敕允，题榜曰奉恩是也。
尉迟乐与乙僧父子同为宿卫，同封郡公，而又前后同居一宅。按《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智严传》，尉迟作郁持，当是译音之异。又谓智严“自惟生居异域，长自中华，幸得侍奉四朝，班荣宠极”云云。 智严为中宗时人，上溯四朝，适在唐初，与大小尉迟同时。则诸人者疑为一家，由跋质那以至于乐，自隋末三世入居中国，先后以质子留宿卫京师。而乐则诞于西域，长自中华，如天宝以后尉迟胜之子锐然，是以翻经能“文质相兼，得其深趣”也。
神龙以后，至于天宝中叶，于阗质子，不复可考。天宝以后有尉迟胜，玄宗曾妻以宗室女（胜，《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四、《唐书》卷一百一十俱有传，又见《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二）。禄山之叛，胜命弟曜行国事，自率兵五千赴难。安史乱平，胜遂留中国不去，寓长安修行里（本名修行坊），史称其“盛饰林亭，以待宾客，好事者多访之”。让国于弟曜，尤为世所称。据《旧书》，胜卒时年六十四，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赠凉州都督，子锐嗣。锐母，大约即唐宗室女也。据Sten Konow在《于阗研究》中考证，尉迟胜即西藏文献中之Vijaya—sambhava。而于阗王尉迟曜则为西藏文献中之Vijaya-bohan，亦即于阗国语中之 ；贞元初，悟空自西天反国过于阗，尚及见之也。
代宗时又有尉迟青，居在长安之常乐坊，德宗朝官至将军。善觱篥，时人称其冠绝古今，大历中曾以此艺折服幽州觱篥名手王麻奴。 文宗太和中，长安又有尉迟章善吹笙。 此二人者不知是否出于华化已久之尉迟部，与尉迟敬德一族同其渊源？抑与跋质那辈同为于阒质子之苗裔？今俱无可考。按唐代教坊不少胡人，如曹氏父子、米氏父子，皆以善歌世其业，同出于昭武九姓。太和中之康迺、米禾稼、米万槌辈疑亦是胡人（说见后），当与尉迟章等同隶乐府；其是否为随北周突厥皇后东来诸乐人之子嗣，今不可知矣。
疏勒裴氏 疏勒国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 [1] 其裴姓对音之由来，至今学者未能言也。疏勒裴氏入居长安，当亦始于唐初，大率以质子宿卫京师，遂留不去。其族之著者有裴玢一家。玢，两《唐书》有传，《新书·传》略云：
裴玢五世祖纠，本王疏勒，武德中来朝，拜鹰扬大将军，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
玢于元和初官至山南西道，史称其“为治严稜，畏远权势，不务贡奉。蔬食敝衣，居处取避风雨而已。仓库完实，百姓安之”。玢盖以一华化之西域人从官而为循吏也。史未及玢后，林宝《元和姓纂》裴氏亦无京兆一房，或者以其异族，遂予刊落也欤？
又有裴沙者，字钵罗，亦疏勒人。曾祖裴施，本蕃大首领；祖攴，宣威将军；父达，云麾将军。沙于中宗时，以破突厥功，授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郎将。以开元十二年（公元七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薨于洛阳私第，寿八十一（公元六四五—七二五年）。沙，两《唐书》无传，近年墓志出土， 始显于世。据墓志，沙虽薨于洛阳，葬于北邙，然既行左领军卫郎将，必曾流寓长安（关于左领军卫，参看本节末述吐火罗人仆罗条）。志谓“仍赐几杖”，又谓“自乐道优闲，亦十有余载”，则裴沙者，其后功成身退，息影林泉，遂卜居东都，优闲自适耳。
中国佛教史上有名之慧琳，亦姓裴氏，为疏勒国人。慧琳隶京师西明寺，“引用《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迄元和五载（公元七八八—八一〇年），方得绝笔”。 琳以元和十五年（公元八二〇年）庚子卒于西明寺，春秋八十有四（公元七三七—八二〇年）。其生与裴玢大略同时，疑为其族人也。
贞观时，太常乐工有裴神符，与曹纲同时有裴兴奴，俱以妙解琵琶，见称当时。疑兴奴即神符之裔，以琵琶世其家，而与曹氏、米氏同出西域，为疏勒人，故姓裴氏也。关于神符等与西域乐之关系，说见后论《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一节，兹不赘。
裴相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每发愿曰：“乞世世为王，来护佛法。”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间有裴字，闻于中朝。
此显然由于疏勒国王室姓裴氏，因而附会于裴休之转生；又因于阒象教之盛，远胜疏勒，遂又由疏勒讹转而为于阗。大概由于释家缘饰，齐东野语，不足信也。
龟兹白氏 龟兹白氏，源远流长，自汉至唐，王室一姓相承；葱岭以东诸国，唯于阗尉迟氏勉强可与一较短长也。白氏对音，冯承钧先生由龟兹王苏伐勃驶及诃黎布失毕二名还原所得之Suvarnapuspa（金花）及Haripuspa（师子花）二者推测，以为疑是：Puspa之译音。 就目前而论，冯说盖较为可据也。
隋、唐之间，乐府伶工有白明达者，《隋书·音乐志》附之龟兹部内，隋炀帝常欲循曹妙达封王之例以宠之。桑原氏谓白明达当是龟兹人，或系随北周突厥皇后入中国之一乐人，隋、唐两代龟兹乐之盛极一时（说见后论《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一节），与此辈龟兹乐人应不无关系。隋亡以后，至贞观时，白明达以术逾等夷，积劳计考，并至大官；高宗时犹供奉内庭。史虽未及其长安居处，然其曾居于是，盖无疑也。
此外有蕃将白孝德诸人，桑原氏文曾为举述一二，其曾否流寓长安，今俱无考，置而不论。又本节注五十五引仆罗上诉书中有龟兹王子白孝顺，当曾流寓长安。其与白孝德是否一族，今无可考。
又鄯善人至中国姓鄯氏，前贤论及西域姓氏，从无注意及此者。近洛阳出土鄯乾墓志，卒于魏永平五年（公元五一二年）；车师前部王车伯生息鄯月光墓铭，卒于魏正始二年（公元五〇五年）：是为六朝时入中国之鄯善人。又鄯昭墓志，卒于唐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一年）；其祖官于北周，父官于隋：是为唐代入中国知姓名之鄯善人。以俱卒于洛阳，长安尚未之见，兹姑不赘。
昭武九姓胡人 所谓昭武九姓，《唐书》与《文献通考》之言微有不同。《唐书》所云之昭武九姓，为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通考》则为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乌那曷、穆：并以部落称姓，示不忘本。关于昭武九姓之考证，可参看桑原隲藏、堀谦德、藤田丰八及冯承钧诸氏书，兹不能详。 要之，凡西域人入中国，以石、曹、米、史、何、康、安、穆为氏者，大率俱昭武九姓之苗裔也。前引《通鉴·代宗纪》之商胡，《德宗纪》之九姓胡，即多属此辈。兹举流寓长安，姓名可考者分述如次。
康氏 康国人来中国，多以康为氏。桑原文于康姓考证甚详，其所举诸人，唐以前者不论，唐代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或作康染颠），石城镇将康拂躭延及其弟地舍拨；流寓长安者有玄宗时为安南都护、肃宗时为鸿胪卿之商胡康谦，贞元中长安琵琶名手康崑崙，唐初善画异兽奇禽之名画家康萨陀，李白《上云乐》中之康老胡雏；而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之康植一家，桑原氏亦疑其为康国人。
今按康国人素以善贾市著称西域，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如高昌、蒲昌海一带，以及北蕃部落，莫不有康国人踪迹。高昌及蒲昌海左近住居之康国人，有近出墓志及敦煌遗籍可以证明。 [2] 而北魏、周、齐以来北蕃部族入居中国者亦复不少，北蕃有十二姓，其中即有康姓一部落；柳城康姓，当即此辈。 史称突厥颉利可汗为唐所败，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来降于唐者甚众，惟柘羯不至。按柘羯即赭羯，原是西域康国战士。又如贞观初以隋萧后及杨政道来降之胡酋康苏密之流，当亦属于康部落。是所谓北蕃十二姓中，含有不少之西域种人，盖无可疑也。 今所知唐代曾居洛阳之康杴（石藏北京历史博物馆）、康达□、康武通、康续诸人，其先人于魏、周之际，入官中朝，验其墓志，大都渊源西域。 [3] 此皆桑原氏所未及知者也。至于流寓长安之康国人，据余检阅所得，尚有出于桑原氏举出诸人以外者，兹并缕述如次，以补其阙。
占籍河南洛阳之康国人，亦有曾流寓长安者。唐代长安，各国人集居其地者甚多，其中康国人当亦不少，洛阳出土墓志有康磨伽、康留买兄弟，当即此辈也。康磨伽曾祖感，凉州刺史；祖近德，安西都护府果毅；父洛，唐上柱国。磨伽以军功授游击将军上柱国。志文云：
君讳磨伽，其先发源于西海，因官从邑，遂家于周之河南。
盖亦为北周时入居中国之康国人也。磨伽卒于高宗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四月，志文谓磨伽：
以永淳元年四月三日疾薨于京之私第，游击将军守左清道率同返葬于洛州河南县平乐之原。
志文有“一举而扫龙庭，再战而清翰海”之语，其人当系永隆、开耀间从裴行俭平突厥有功者。既云游击将军守左清道率同返葬于洛州云云，则所谓薨于京之私第，自指长安而言，其曾流寓长安，于兹可见也。
康留买为磨伽之兄弟行，志文谓：
公讳留买，本即西州之茂族，后因锡命，遂为河南人焉。
其一家之为康国人，盖大致可信。留买亦因平突厥有功，“诏授游击将军守左清道率频阳府果毅北门长上”。所谓频阳折冲府，据罗振玉考证，隶于京兆， 而左右清道率府俱在西京，则留买亦必驻节长安。留买于磨伽卒后送榇归葬洛阳，己亦卒于其年七月十七日。两志俱未及卒者年岁，二人孰长，莫由决定也。磨伽有子阿善，留买有子伏度，俱见志文。
康磨伽兄弟之后，又有营州柳城杂胡安禄山，其长安赐第在亲仁坊。禄山本姓康氏，妻亦康姓，至中国后，受安波主之卵翼，遂易姓安氏。 桑原氏据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谓禄山或有中亚伊兰民族之血统，为康国人。据颜鲁公《康金吾神道碑》，北蕃大族有十二姓，其中即有康氏一部，属于此族之阿义屈达干，其后即卒于长安。《康金吾神道碑》云：
公讳阿义屈达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为北蕃十二姓之贵种：曾祖颉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驸马都知兵马使，父颉利发默啜可汗卫衙官，知部落都督；皆有功烈，称于北陲。公即衙官之子也。……以（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青龙甲辰冬十有一月二十日甲寅感肺疾薨于上都胜业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五（公元六八三—七五七年）。亲事左右，莫不剺面截耳以哭。……铭曰：北方之强欤？十有二姓强哉矫。部落之雄者康，执兵柄，缅乎眇。……
所谓“部落之雄者康”是阿义屈达干之得姓，盖以“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耳。柳城康姓胡人出于康国，因鲁公此碑而又加强其证。是以阿义屈达干归唐后，即隶禄山麾下，为部落都督，可见二人族姓之关系，而禄山部下有不少康部落人，于阿义屈达干为部落都督亦可以见出若干消息也。剺面截耳，俱突厥法，柳城康氏虽出西陲，盖为突厥所化久矣。阿义屈达干举族归唐，有四子：没野波、英俊、屈须弥施、英正，俱以勇力闻于世，颜碑并著其事。
又按康国人中每多摩尼教徒， 而据《唐语林》：
颜鲁公尝得方士名药服之，虽老，气力壮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如穆护（原注：穆护即鲁公男硕之小名也）天性之道，难言至此。
穆护原为摩尼教中僧职之名，说者多以鲁公以穆护名其次男为异，今观其所作《康金吾神道碑》，可知鲁公与康国人曾有交往，则《语林》所云，或者鲁公服膺摩尼教旨，而获其养生之术欤？
有名之华严宗第三祖贤首大师释法藏亦是康国人，曾与玄奘、义净同预译事。《宋高僧传》云：
释法藏字贤首，姓康，康居国人也。风度奇正，利智绝伦。薄游长安，弥露锋颖。
据阎朝隐《康藏法师碑》及崔致远《法藏和尚传》诸书，法师累代相承为康国（原作康居国）丞相，祖自康国来朝；父谧，唐赠左侍中；弟宝藏，中宗朝议郎行统万监。法师生于贞观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其生地不详，验其幼年求道，不出雍州，疑即诞于长安。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年）削染于太原寺，其后历住崇福诸寺，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圆寂于西京大荐佛寺，春秋七十（公元六四三—七一二年）。此一家之入中国当在周、齐之际也。法藏撰《华严经传记》，记调露初雍州万年县人康阿禄山被冥道误追事，此康阿禄山疑亦是康国人。
又据康庭兰墓志，庭兰官至右威卫翊府左郎将，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〇年）九月卒于东都温柔里，春秋六十有五（公元六九六—七四〇年）。庭兰曾祖匿，唐游骑将军守左卫翊府中郎将；祖宁，归德将军行右领军卫将军；父烦陁，云麾将军上柱国。庭兰一家，就其姓名而论，当是唐代归化之康国人，而右威卫翊府左郎将，左卫翊府中郎将，右领军卫将军，据《唐书·百官志》，俱是宿卫京城之官，则庭兰诸人虽卒于东都，而在当年因曾一度为长安寓公；疑其入唐原为质子，慕恋华风，遂留不归耳。
代宗时李端有《赠康洽》诗，开篇即云：
黄须康生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今朝醉卧又明朝，忽忆故乡头已白。……迩来七十遂无机，空是成阳一布衣。
酒泉康姓，而又黄须，好饮，后寄居长安；则康洽者疑其先原为康国人。诗云酒泉，其亦犹凉州安氏之流欤？（李颀、周贺亦有赠洽诗，别详本节注四一。）宣宗大中初，乐府又有康迺，善弄婆罗门，当亦如康崑崙然，同为流寓长安、原籍康国之乐工也。
安氏 唐代入居中国之昭武九姓胡人，康、安二姓同为显族。姑臧凉州安氏，据林宝《姓纂》，系出安国。北魏安难陀至孙盘娑罗（《唐书·世系表》作盘婆罗）代居凉州为萨宝，盖火祆教世家也。安兴贵以执李轨功，拜右武卫大将军归国公，其入居长安，当始是时。至抱玉，赐姓李氏，与弟抱真同为有唐名将，两《唐书》俱有传（《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唐书》卷一百三十八）。抱玉宅在长安朱雀门街西修德坊。安氏一家及其与以前诸安氏之关系，桑原氏文述之綦详，兹不赘。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拜舞人安叱奴为散骑侍郎，李纲切谏不听。纲疏谓叱奴为舞胡，又与曹国出身之曹妙达、安国出身之安马驹并论，桑原氏疑其为安国人，当可信也。居于洛阳之安国人尚有安延及安神俨。安延祖真健，后周大都督；父比失，隋上仪同平南将军。墓志（石藏北京历史博物馆）谓：
君讳延，字贵萨，河西武威人也。灵源浚沼，浪发崑峰，茂林森蔚，草敷积石。……词曰：……望重玉关，族高崑岳。……
神俨祖君恪，隋任永嘉府鹰扬；父德，左屯卫别将。墓志谓：
君讳神俨，河南新安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姑臧；因土分枝，建旟强魏。
神俨嗣子敬忠。此二人当俱姑臧安氏一族，出于安国，昭然无疑。
自唐初入居长安之安国人，除桑原氏所举外，尚有安附国一家，附国祖乌唤，为突厥颉利吐发，番中官品称为第二。父朏汗于贞观初率所部五千余人入朝，为置维州，即以朏汗为刺史，拜左武卫将军，累授左卫右监门卫二大将军，封定襄郡公。附国亦于贞观四年（公元六三〇年）与父俱诣阙下，时年十八。太宗见而异之，即擢为左领军府左郎将。后授上柱国，封驺虞县开国男，咸亨初进爵为子。以调露二年（公元六八〇年）二月十八日终于长安，葬于雍州长安县孝悌乡。长子右钤卫将军北平县公思祇，次子鲁州刺史思恭。事实具见李至远撰《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 碑文有云：
侯讳附国，其先出自安息，以国为姓。
盖为隶属突厥之安国人，谓为出自安息，则文人之附会耳。注三十六引邵说撰《请雪安思顺表》中之安波主及其子思顺，与安附国一家或有若干血统上之关系，亦未可知也。
又长安出土有安令节墓志铭。令节以唐长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长安之醴泉里私第。志文有云：
君讳令节，字令节，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豳州宜禄人也。……祖瞻，皇唐左卫，潞州府左果毅。……父生，上柱国。……（令节）以长安四年十一月廿三日疾终于醴泉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子如岳、国臣、武臣等。……即以神龙元年三月五日葬于长安县之龙首原，礼也。……
是安令节一家，固亦为流寓长安之西域安国人也。
又按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有云：
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
既云凉州胡人，则安万善当为姑臧安氏，出于安国，与安难陀、安延、安神俨同属一族。上林云云，或指安万善之流寓长安而言耳。昭宗时长安又有舞胡安辔新，以曾斥李茂贞见称于世，当亦西域人也（见《北梦琐言》卷十五）。
曹氏 后魏以来，源出曹国入居中土之曹氏一家，特为显贵，名乐工、名画家不一而足：如曹婆罗门，曹僧奴，曹妙达；曹僧奴女北齐高纬之昭仪，三世俱以琵琶有名当世，妙达且以之开府封王。曹仲达为北齐有名画家，出身曹国，当亦妙达一家。至于唐代琵琶名手尤多曹姓：曹保，保子善才，孙纲，俱以琵琶著称当世。唐代乐府多袭周隋之旧，曹保一家，当即妙达之裔，于长安教坊中复大显其身手也。关于曹保一家，桑原氏文所述綦详，兹惟于其出身西域更举数证。按李绅《悲善才诗》为感曹善才之殁而作，其中有句云：
紫髯供奉前屈膝，尽弹妙曲当春日。
按张说《苏摩遮》第一首谓“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眼紫髯须”，是紫髯盖西域胡人始有之也。曹氏之为胡人，观白居易诗，似更为可信。白氏《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诗云：
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
白氏诗之曹刚即《乐府杂录》中之曹纲。此所云胡啼番语，当非指琵琶之音调而言，大约以刚为西域胡人，故如是云云耳。白氏又有《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诗， 此善琵琶之女师曹供奉，疑亦是曹纲一家，如其不误，则其祖孙父子兄妹（？）并以琵琶著于世，与曹妙达一家先后媲美矣。唐末又有曹触新善弄婆罗门，江南李煜乐工曹者素善琵琶，或与曹保同为一族，亦未可知。 白氏《琵琶引》又谓善琵琶之贾人妇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云云，所谓曹善才当即曹保之子也。
又长安出土谯郡夫人曹明照墓志，夫人以开元十一年十月八日终于居德里私第。志称其“曾祖继代金河贵族，父兄归化，恭□玉阶。……以其年（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廿三日迁窆于金光坊龙首原，礼也。……”据此，曹明照疑亦是由曹国移至武威、姑臧一带之西域人也。
石氏 昭武九姓中之石国，其国王姓石氏，国人来中土者亦以石为氏。在唐初，石国人当有若干徙居今之陕西。《宋高僧传·神会传》云：
释神会，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于岐，遂为凤翔人矣。
既为西域人，又姓石氏，自属出于石国。按神会以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坐灭于成都之净众寺，春秋七十五。从此上推，其祖父徙居于岐，当在唐初。按隋末西域杂胡据有伊州，至唐贞观四年群胡慕化，率七城内附，因于其地置西伊州。此率七城慕化内附之首领为伊吾城主。据斯坦因在敦煌所获光启元年写本沙、伊两州地志残卷，贞观四年内附之伊吾城主为石万年，与康艳典等当同为昭武九姓胡人。 [4] 神会之祖，或即随石万年来朝之石国胡人，留恋中土，不忍遽去，因而遂家于岐，为凤翔人。此凤翔一支之石国人，有无流寓长安者，今无可考。
北京图书馆曾购得长安出土唐石崇俊墓志一石，亦是西域人。志文云：
府君石氏，讳崇俊，字孝德。……府君以曾祖（？）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祖讳宁芬，本国大首领散将军。皇考讳思景，泾州阳府左果毅。……（府君）有子曰清，……荐授左威卫左司戈，掌剑南道泉谷之任。……（府君）不幸遘疾，以贞元十三年二月二十日终于群贤里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
此石崇俊一家是否即石万年之后，今无可考。唯流寓以及卒于长安之西域石国人墓志，要当以石崇俊一石为最初之发见，是亦可珍也。
桑原文引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首云“石国胡儿人见少”。王中丞名武俊，长安朱雀门街西道德坊有其家庙，长安当亦有居宅。此石国胡儿，盖居于长安之一不知名之舞胡也。
《李文饶集》曾及回鹘部族中之石姓胡人，本节前已约略道及。兹按其《论译语人状》有云：
右缘石福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扢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译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未审。
同集又有《论回鹘石诫直状》，有云：
右自两月来臣等窃闻外议云，石诫直久在京城，事无巨细，靡不谙悉。昨缘收入鸿胪，惧朝廷处置，内求奉使，意图脱身。又云石诫直在先有两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鹘；料其此去，岂肯尽心。……石诫直是一卑微首领，岂能有所感寤。况自今夏已来，两度点检摩尼、回鹘，又宠待嗢没斯至厚，恐诫直之徒心怀疑怨。……
又《赐回鹘可汗书》谓“石诫直久在京城，备知仁心”云云。是石诫直当为一回鹘首领，其家久居长安。会昌时，回鹘势力已及西域，其部族中不少昭武九姓胡人，则石福庆、石诫直辈当俱是臣服回鹘之昭武九姓胡，其流寓长安应在文宗、武宗之际也。
大中初，教坊又有石宝山，善弄婆罗门——弄婆罗门或作婆罗门舞，即霓裳羽衣舞。此石宝山，或亦如曹氏、米氏，源出石国也欤？
米氏 昭武九姓之米国即《西域记》之弭秣贺。邓名世谓西域米国胡人入中国者因以为氏。唐代宪宗、穆宗两朝著名之国乐米嘉荣及其子米和（一作米和郎，又作米莱加），皆西域人；桑原氏文已详言之。太和初，教坊又有米禾稼、米万槌，善弄婆罗门，《通考》归之于龟兹部，与曹婆罗门并称。米禾稼、米万槌，当亦是米国胡人，在长安为国乐，而与米嘉荣、米和辈或属同族也。
昭武九姓中，安、曹、史、米诸国并信奉火祆教。唐代火祆教传入长安，东来开教者遂亦有米国人。最近长安出土米萨宝墓志，萨宝为火祆教教职，米萨宝即米国人。墓志作《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墓志铭》。志文有云：
公讳萨宝，米国人也。
其为米国胡人，无复可疑。米萨宝以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二月十一日卒于长安县崇化里，春秋六十有五。其在中国火祆教史之地位，本篇后更有说。其人或系流寓长安之一火祆教长也。
温庭筠《乾 子》曾记长安胡人米亮事。 谓亮工于览玉，助窦乂致富，后遂居于崇贤里。米亮既是胡人，必出昭武九姓中之米国。唯《乾 子》本小说家言，则米亮之是否为历史的人物，盖难言也。
何氏 西域何国人，入中国姓何氏。唐以前何姓之西域人，桑原氏文曾指出隋代发明琉璃之何稠一家。又以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七一〇年）圆寂于长安荐佛寺之西域僧伽大师俗姓何氏，桑原氏据《太平广记》引《僧伽大师事迹》，疑其与何国或有关系云云。今按《宋高僧传·僧伽传》已明言其为何国人。《传》云：
释僧伽者，葱岭北何国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犹僧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华语。详其何国，在碎叶国东北，是碎叶附庸耳。
僧伽卒于景龙四年，年八十三，《传》称其“在本国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载”，是僧伽之入中土，盖在高宗显庆二年（公元六五七年）左右也。
至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或以宋敏求《长安志》崇化坊并无祆寺，亦无波斯寺，因疑何禄其人为子虚乌有，姚宽盖因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阿罗本传景教而误。 此说证以近出之米萨宝墓志，可知其不然，而何禄之为实有其人，亦因此而加强其证据。此何禄亦必是西域何国人也。本篇后更有说，兹不详赘。
余在长安，于碑估段姓处见何知猛墓志铭拓本一份，文有“望重起于西河”之语，当亦是西域人，唯其流寓之地及葬处俱不明，是否亦曾流寓长安，不敢遽决。
又洛阳出土有何摩诃墓志铭，志文云：
君讳摩诃，字迦，其先东海剡人也。因官遂居姑臧太平之乡。……曾祖瞻，齐为骠骑……祖陁，梁充校尉，……父底，隋授仪同。……惟君不以冠缨在念，轩冕留心，惩襟定水之前，栖志禅林之上。……以调露二年二月十六日遘疾卒于洛阳界嘉善之私第也。春秋五十有一。……
何摩诃一家之迁徙亦太离奇：由东海以迁于姑臧，由姑臧复回于中夏，而祖孙父子之名俱带外国风味，其为外国人，大部分可信也。摩诃信教，其信何教不可考，总疑非佛教也。
波斯诸国胡人 唐时波斯商胡懋迁往来于广州、洪州、扬州、长安诸地者甚众，唐人书中时时纪及此辈。本篇论《西市胡店与胡姬》一节，对于长安以及长安以外波斯诸国商胡略有叙述，兹唯将波斯诸国胡人姓名彰彰可考者次叙所知如下。
唐时流寓长安之波斯人，最显赫者自推波斯萨珊王朝（Sassan）后裔卑路斯（Firuz）及其子泥浬斯（Narses）二人。卑路斯为伊嗣俟（Isdigerd）子。伊嗣俟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中道为大食所杀。卑路斯穷无所归，咸亨间乃至中国，客死长安。长安醴泉坊之波斯胡寺，即卑路斯请立以处波斯人者。子泥浬斯志图恢复，调露初因唐之助，终未能果；景龙二年（公元七〇八年）复返长安，埋骨中土。此为客死长安之名波斯人也。其在洛阳者，有景云元年（公元七一〇年）逝世之波斯国酋长阿罗憾及其子俱罗。阿罗憾父子，桑原氏疑其为犹太人，原为景教徒。关于此辈，可参看桑原氏文，毋待辞费。今按隋末尚有讳彻字姡旺者亦波斯人，祖各志，父若多志（？）；于大业十二年（公元六一六年）三月十日卒于洛阳。墓志出土失去其盖，故名存姓佚。志文有云：
君讳彻，字姡旺，塞北突厥人也。……侠侄之苗胄，波斯之别族。……
此盖波斯部族之臣于突厥者，是以志文云尔也。
又按开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及十八年（公元七三〇年），波斯首领穆沙诺曾两度来朝，授折冲，留宿卫。唐代留宿卫之外国酋长亦有久留不去者，如前论于阗尉迟氏之尉迟胜是也。亦有留数月而即遣归者，如于阗王伏阇信及其子叶护玷是也。穆沙诺于开元时两度入唐，其亦如伏阇信之例，暂居而即遣归也欤？
开元初，又有吐火罗叶护那都况利弟仆罗者，于神龙元年（公元七〇五年）授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十四年不迁，愤其苦屈，上书自诉。 据《唐书·百官志》，左右领军卫同左右卫，亦掌宫禁宿卫，分兵主守则知皇城西面助铺及京城苑城诸门。仆罗当亦系外国质子，入留宿卫至十余年；其曾流寓长安，可知也。
天宝七载（公元七四八年），勃律国王苏失利芝及三藏大德僧伽罗蜜多并来朝；伽罗蜜多放还蕃，苏失利芝赐紫金袍金带，留宿卫给官宅。八载，护密国王罗真檀来朝，授左武卫将军，十四载陁拔国王子自会罗来朝，授右武卫员外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七事；二人并留宿卫。按勃律即今巴尔的斯坦（Baltistan），护密为瓦罕（Wakhan），陁拔则今陀拔里斯坦（Tobaristan）地方。凡此诸人疑俱暂留长安即放还蕃也。 至于桑原氏文中所举宣宗大中时之大食人李彦升，以进士第名显，然其至长安以后之行踪，今不可考。
太宗贞观九年景教僧阿罗本至长安，于义宁坊立大秦寺，是为景教入中国之始。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复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以颂扬伊斯。碑书以汉文，两侧镌叙利亚文，记大秦僧名七十人。所谓大秦国上德阿罗本者，当是罗马东徼（Roman Orient）之人。据碑文，圣历、先天之际，有景教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则亦是中亚人，说者以为碑文上之及烈（Gabriel）即开元二年与市舶使周庆立广造奇器异巧以进之波斯僧及烈。据碑末叙利亚文，及烈乃总摄长安（Khumdan）、洛阳（Sarag）两地景众之主教，罗含亦即为Abraham之对音。而大施主伊斯则“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据碑末叙利亚文，伊斯即为Izdbuzid一名译音，盖即吐火罗斯坦（Tahuristan）地方王舍（Balkh）城故景教僧珉 （Milis）之子。而述此碑之大秦寺僧景净，叙利亚文名Adam，为震旦法主。贞元二年（公元七八六年）景净曾与般若三藏依胡本《六波罗蜜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称景净为“大秦寺波斯僧”；则景净确为伊兰血统之中亚人。景教碑中上述诸中亚人，当俱属长安寓公。叙利亚文人名中具伊兰风者尚有数人，唯彼等是否俱属长安大秦寺僧，为中亚人，抑属中国教徒模仿，今难具考矣。 [5]
[1] 冯承钧先生谓阿摩支官号为于阗、疏勒两王所共有。《元龟》卷九百六十四有开元十六年册封于阗阿摩支尉迟伏师文，又封疏勒阿摩支裴安文云云。按“阿摩支”疑即梵文am tya一字对音，义为宰相大臣（见Sir Monier-Williams：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p.81）。大约隋唐间疏勒、于阗臣属突厥，故其国王以诸侯自称耳。
[2] 康国人东徙，沿途居停之地，今所知者有高昌、沙州以及柳城等处。西北科学考查团黄文弼先生在土鲁番得有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翟郍昬宁母康波蜜提及神龙元年（公元七〇五年）康富多夫人二墓志：康波蜜多必是西域人无疑，而康富多亦当是康国人。至于沙州一隅之康国人，为数尤夥。据斯坦因所得光启元年（公元八八五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日本小川博士还历纪念《史学地理学论丛》羽田亨氏论此志篇曾录全文，又见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Institution，Vol.VI，Part 4，pp.825—846），伯希和所得《沙州都督府图经》（影本收入《鸣沙石室佚书》）以及《新唐书·地理志》，贞观中沙州康国人聚居其间，筑有四城，其首领康艳典、康拂诞延、地舍拨等，尤为著称于世。（关于蒲昌海左近之康国部落，伯希和在 Journal Asiatique ，1916，pp.111—123有 Le ‘ cha tcheou tou tou fou t ' ouking '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e la regin du Lob- Nor 一文，冯承钧《史地丛考》译名为《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可以参看。）而罗振玉《沙州文录补》康再荣建宅文中之沙州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应即是所谓康部落之苗裔也。蒲昌附近之康国人，在唐代当甚为著名，是以源出西域之康国人夸其族系，每以出于蒲昌相矜。洛阳出土康武通墓志铭，铭词论及武通族系，即云“蒲昌贵族”，是可见也。
[3] 案康杴墓志云：“吹律命系，肇自东周；因土分枝，建 西魏。”是明为属于后魏之一部族，而杴在唐初授陪戎副尉，此为统理异族之官，必其人亦属此族也。康达□墓志则直云“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此当系缘饰之辞，大约北齐时入居中国，遂占籍河南为伊阙入耳。康武通为太原祁人，亦授陪戎副尉。志称其妻唐（？）氏即酒泉单王之胤，所谓酒泉单王，不知何指，唯铭词有“蒲昌贵族，酒泉华裔”之语则武通与蒲昌海附近之康国人有关系，固显然可见也。康续亦河南人，墓志谓：“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电万骑于金城；月尘汉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传枝胤。”是续之先世，固葱岭以西之人，或系北齐之际入居中国，康王云云则谀墓之辞耳。续父名老，不知是否即李白《上云乐》中之康老胡雏，还待通人考定。
[4] 小川博士《史学地理学论丛》羽田亨《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考》述此甚详。又可参看Lionel Giles： A Chinese Geographieal Tex of the Nineth Century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Institution，Vol.VI，Part 4，pp.825—846，1932）。
[5] 关于景教碑之考证，可参看佐伯好郎著《景教碑文研究》（日文本及英文本），A.C.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pp.27—52。佐伯氏近著《大秦寺所在地考》，别有新解，说见本篇第七节。
三 西市胡店与胡姬
自张骞凿空以后，陆路方面，敦煌一隅绾毂中西之交通；海路通西域则率取道徐闻、合浦。广州之成为中西交通要地，当在汉末以后；中国之政治中心既形分裂，孙权建国江南，从事经营海上，乃有康泰、朱应宣化海南诸国之举。自是以后，广州遂为中西海上交通之重镇，六朝时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其富庶可想矣。唐代广州犹为中西海上交通之唯一要地。泉州、明州、澉浦兴于唐末以及北宋，华亭、太仓之兴则又为元明以后之事。
唐代商胡大率麇聚于广州。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是以黄巢攻陷广州，犹太教、火祆教以及伊斯兰教、景教等异国教徒死者至十二万人。 [1] 唐代由广州向中原，大都取道梅岭以入今江西，而集于洪州；故《太平广记》中屡及洪州之波斯胡人。 至洪州后，或则沿江而下取道大江，或则东趣仙霞，过岭循钱塘江而东以转入今日之江苏。大江道远，风涛险恶，因是南下或北上者多取钱塘一道；不惟富春江上风景清幽，足供留连，旅途实亦较大江为平安也。至江苏后则集于扬州，由此转入运河以赴洛阳。是以扬州之商胡亦复不少，田神功大掠扬州，大食、波斯商胡死者竟至数千人。 由洛阳然后再转长安。故唐代之广州、洪州、扬州、洛阳、长安，乃外国商胡集中之地也。
天宝乱后，回鹘留长安者常千人，九姓商胡冒回鹘名杂居者又倍之，此九姓胡是昭武九姓，说已见前。前引《通鉴·代宗纪》谓此辈“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德宗纪》亦谓“代宗之时，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所谓殖赀产，当即《德宗纪》之“举质取利”，盖此辈中最少当有一部分人营高利贷以为生也。贵显子弟亦有向彼等贷款者。穆宗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年）六月，右龙武将军李甚之子即因贷回鹘钱一万一千贯不偿，为回鹘所诉，甚遂被贬为宣州别驾。随诏禁与诸蕃客钱物交关。诏曰：
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要与改更。自今以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条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征理处分。
中国质店制度，唐以后始盛，或者与此辈营高利贷之胡人有关，亦未可知也。
唐代西域各国胡人流寓长安，其居处自不限于一隅，然在城西者甚夥，而贾胡则似多聚于西市。段成式《寺塔记》平康坊菩萨寺条云：
寺主元竟多识释门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斋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见之，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值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
段氏《支动》又云：
予幼时尝见说狼巾，谓狼之筋也。武宗四年……老僧贤泰云：“泾帅段祐宅在招国坊，尝失银器十余事。贫道时为沙弥，每随师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贫道以钱一千诣西市贾胡求狼巾。……”
《续玄怪录》记杜子春事，老者约子春于西市波斯邸，其辞云：
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
同书记刘贯词事亦谓：
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来。
《南部新书》云：
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所吐尔，唯胡人辨之。
皆云西市有贾胡及波斯邸，能辨识珠宝。而回鹘在长安，亦辄与西市商胡狼狈为奸。李肇《国史补》云：
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
此段末句必有脱误，今按《通鉴·宪宗纪》元和十二年“二月辛卯朔遣回鹘摩尼僧等归国”。史炤注曰：
元和初，回鹘再朝献，始以摩尼至。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至是遣归国也。
史炤注正足以补《国史补》之讹脱，西市必多昭武九姓商胡，故回鹘可与囊橐为奸，殖货纵暴也。至于长安胡人之聚于西市，在唐初当已有之。刘肃《大唐新语》云：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馀请不问。……”俄果获贼。
此虽泛指西市居胡而言，然西市贾胡聚居，就以上所引诸文，已甚显然矣。
长安布政坊有胡祆祠；醴泉坊有安令节宅，波斯胡寺，祆祠；普宁坊祆祠；义宁坊有大秦寺，尉迟乐宅；长寿坊有唐尉迟敬德宅；嘉会坊有隋尉迟刚宅；永平坊有周尉迟安故宅；修德坊有李抱玉宅；群贤里有石崇俊宅；崇化坊有米萨宝宅及祆祠。所有西域传来新宗教之祠宇，以及西域人之家宅，多在长安城西部，祆祠唯东城清恭坊有之。中宗时，醴泉坊并有泼胡王乞寒之戏（解见后论《西域传来之绘画与乐舞》一节），足见其间为西域人聚居之所，故能有此胡戏。则西市之多胡店，其故似非偶然也。
唐代流寓长安之西域人，其梗概已约见上述。此辈久居其间，乐不思蜀，遂多娶妻生子，数代而后，华化愈甚，盖即可称之为中国人矣。西域人东来长安，为数既如此之盛，其中自夹有不少之妇女在内，惜尚未发见何种文献，足相证明。唯唐人诗中屡屡咏及酒家胡与胡姬，如王绩《过酒家》诗云：
有钱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贳，惭愧酒家胡。
是当时贾胡，固有以卖酒为生者也。侍酒者既多胡姬，就饮者亦多文人，每多形之吟咏，留连叹赏，如张祜《白鼻 》诗云：
为底胡姬酒，长来白鼻 。摘莲抛水上，郎意在浮花。
李白天纵奇才，号为谪仙，篇什中道及胡姬者尤夥，如《前有樽酒行》云：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罏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白鼻 诗》云：
银鞍白鼻 ，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
《醉后赠朱历阳》云：
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纵起龙虎，舞曲拂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
皆可见此天才诗人之狂欢也。当时长安，此辈以歌舞侍酒为生之胡姬亦复不少。如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之一云：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青绮门即霸城门，日本石田幹之助氏以为即唐之春明门。杨巨源《胡姬词》云：
妍艳照江头，春风好客留。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香度传蕉扇，妆成上竹楼。数钱怜皓腕，非是不能愁。
词中“妍艳照江头”一语，疑指曲江头而言，是长安城东春明门至曲江一带，其间当有卖酒之胡家在也。李白《少年行》之二又云：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关于金市之解释，余亦同意于石田幹之助氏之说，以为系指长安之西市而言。长安胡店，多在西市，则其间有侍酒之胡姬，固亦至为近理者也。
[1] 公元后第九世纪，阿拉伯人 Abu - zaid 曾综合各游历者之言，著成一书，其中述及一人于回历二六四年（公元八七七—八七八年）在广府亲睹此事。又谓有Ibnwahab者曾至Khumdan（长安），谒见皇帝，皇帝示以耶稣骑驴与门弟子偕诸像云云。此书收入法国E.Renaudot： Anciennes Relation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1718。此事见E.Renaudot： 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 China by two Mohammedan Travellers ，p.42，1732；又见Reinaud： Relations des voyages faites par les Arabes ，pp.63—64，1845。
四 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
昔者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城贵戚，皆竞为之。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闻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太宗雄才大略，固不囿于琐微，而波罗球之盛行唐代，太宗即与有力焉。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关于西域传来之绘画、乐舞、波罗球，以及西亚新宗教，以下分别叙述，各有专论，兹唯刺取有关于宫室、服饰、饮食诸端，在本节中予以陈说。
中国建筑自中印交通，佛教传入东土以后，当受有印度之影响。此以大同、龙门石窟雕刻上所表现之宫室构造，与印度阿旃陁（Ajanta）及珊齐（sanchi）之壁画建筑互相比观，可以知之。至于采用西亚风之建筑当始于唐。唐玄宗曾起凉殿，虽在盛暑，座内含冻。《唐语林》记此云：
玄宗起凉殿，拾遗陈知节上疏极谏。上令力士召对。时暑毒方甚，上在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知节至，赐坐石榻，阴霤沈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复赐冰屑麻节饮。陈体生寒栗，腹中雷鸣，再三请起方许，上犹拭汗不已。陈才及门，遗泄狼籍，逾日复故。谓曰：“卿论事宜审，勿以己方万乘也。”
开、天之际，诸杨用事，安禄山赐宅亲仁坊，一时贵游竞饰第宅，争奇炫丽。而京兆尹王鉷谨事李林甫，复得玄宗宠任，尤为奢侈。其后以罪赐死，有司籍其第舍，数日不能遍，《唐语林》曾记其宅中自雨亭子云：
武后以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天宝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赐死，县官簿录鉷太平坊宅，数日不能遍。宅内有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又有宝钿井栏，不知其价，他物称是。……
鉷，两《唐书》有传（《旧唐书》卷一百五，《唐书》卷一百三十四）。按《旧唐书·拂林国传》云：
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如此。
玄宗凉殿，“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王鉷自雨亭子亦复“檐上飞溜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与《拂林传》所述俱合，当即仿拂林风所造。清乾隆时圆明园中水木明瑟，“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转风扇，冷冷瑟瑟，非丝非竹；天籁遥闻，林光逾生净绿”。所谓凉殿与自雨亭子，或即后世水木明瑟之类耳。
胡服之入中国，为时甚古，王国维先生《胡服考》言之綦详：惠文冠具带履靴，上褶下袴；隋唐以后，更趋窄小。此盖由于战术变更，由车战而易为骑战，故不得不然也。唐代所谓法服多参戎狄之制。长安因外国人麇集其间，汉人胡服者不少，本篇第三节引刘肃《新语》尹伊判谓“胡着汉帽，汉着胡帽”，此可为贞观初长安汉人已行胡帽之证。贞观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太宗子承乾以谋逆废为庶人，徙黔州。《新唐书·承乾传》谓其：
又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旛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
或以此为李唐出于蕃姓之证， 其然否不敢断言。唯贞观五年突厥平，从温彦博议，移其族类数千家入居长安，承乾之好突厥言、突厥服，大约系有见于流寓长安之此辈，因而心生欣羡，为所化耳。所谓“习音声学胡人”“椎髻”云云，俱指仿效西域妆饰而言，故史文特为析明，不与突厥淆混也。
《教坊记》又云：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聘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聘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此皆因当时突厥势盛，长安突厥流民又甚多，以至无形之间，习俗亦受其影响也。
隋及唐初，宫人骑马，多著羃 。永徽以后，皆用帷帽。开元初遂俱用胡帽，民间因之相习成风。《旧唐书·舆服志》纪之云：
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 ，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用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羃 ，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 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 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
姚汝能亦谓：
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幅，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矣。
此种胡服之好尚，自以两京为特盛，故元稹诗有“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之叹。羃 ，马缟以为“类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缯帛为之” 。此亦是西戎之服，《隋书·附国传》：
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带羃 。
《旧唐书·吐谷浑传》：
男子通服长裙缯帽，或戴羃 。
白兰国与吐谷浑同，其男子亦服长裙帽，或戴羃 。马缟谓象方巾，大约乘马之时，以大幅方布被体，以蔽全身。乘舆或坐檐子，则羃不适于用。
羃 可以障蔽全身，而帷帽则只拖裙到颈以下，较为浅露。案帷帽即吐谷浑男子所服之长裙缯帽，吐火罗人所著之长裙帽，原为西域之服。郭思《画论》谓：
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回垂网。
《事物原始》云：
帷帽创于隋代，永徽中拖裙及颈。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纱全幅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以障风尘，为远行之服，盖本于此。
马缟云：
席帽本古之围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韦为之。四周垂丝网之，施以珠翠，丈夫去饰。
吐谷浑、吐火罗之长裙帽，其所谓长裙即帽下之垂网也。永徽以前之帷帽犹裙长过颈。永徽以后，渐行短缩，所短缩者当为帽下称为长裙之一部分。近来出土唐代陶俑，其中有一种女俑，即戴帷帽。余所藏洛阳、长安两地出土唐代女俑，多戴帷帽，今摄制数图附后，以资参考（参看本篇所附第一图及第二图）。又日本原田淑人著《唐代之服饰》所附图版一二之第三图及图版一三之第一图即为戴帷帽之女俑。图版一二第三图之背面像，尚可见条纹痕迹，马缟所云“四周垂丝网之”当即是此，唯前面一部分须将面部露出，并非四围障蔽耳。
胡帽，在初唐时长安即有戴之者，前引刘肃《新语》，可以为证。胡腾舞舞人戴虚顶织成蕃帽，柘枝舞舞人亦戴卷檐虚帽（参看本篇论《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一节）。近来出土唐代陶俑，胡人像甚多，所谓胡帽，于此可以考见梗概。中有一种胡人，其帽卷檐上锐，所谓卷檐虚帽当即此类（参看本篇所附第二图5）。
唐代宫人又有为回鹘装者。花蕊夫人《宫词》云： [1]
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
唐代长安对于外国风尚之变迁，每因政治关系而转移。回鹘装束之行于长安，当在安史乱后，正如香山居士所云之时世妆，其盛乃元和时事也。
案吐火罗人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波斯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延下关之，并有巾帔，缘以织成；妇人服大衫，披大帽帔。 长裙帽即帷帽。“贯头衫，两厢延下关之”，或者与德国勒柯克（Le Coq）在高昌所发见壁画中人物之像相近似。巾帔或即肩巾，大帽帔必是羃 无疑也。 [2] 唐代盛行长安之胡服，不知果何所似？唯刘言史《观舞胡腾》诗有“细氎胡衫双袖小”之句，李端《胡腾儿》诗云“拾襟搅袖为君舞”，张祜《杭州观舞柘枝》诗亦云“红罨画衫缠腕出”，皆形容双袖窄小之辞，与姚汝能所云襟袖窄小之言合。证以近出诸唐代女俑及绘画，所谓襟袖窄小，尤可了然（参看本篇所附第一、第二、第三等图）。其音声队服饰尤与波斯风为近。 [3] 则唐代所盛行之胡服，必有不少之伊兰成分也。陶俑中着折襟外衣靿靴者亦不少。唐代法服中有六合靴，亦是胡服，为文武百僚之服，日本正仓院有乌皮六缝靴，足征唐制。
自居易《时世妆》云：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
《新唐书·五行志》谓：
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
赭面是吐番风，堆髻在敦煌壁画及西域亦常见之。 [4] 此种时妆或亦经由西域以至于长安也。（参看本篇所附第四图）。
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所谓胡食之种类可于慧琳书见之。慧琳释 云：
此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诸儒随意制字，元无正体，未知孰是。胡食者即饆饠、烧饼、胡饼、搭纳等是。
汉魏以来，胡食即已行于中国，至唐而转盛。至德元载安史之乱，玄宗西幸，仓皇途路，至咸阳集贤官，无可果腹，亦以胡饼充饥。《通鉴·玄宗纪》云：
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
胡三省注曰：
胡饼今之蒸饼。高似孙曰：胡饼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鸿《前赵录》石虎讳胡，改胡饼曰麻饼。《缃素杂记》曰：有鬻胡饼者不晓名之所谓，易其名曰炉饼；以为胡人所啗，故曰胡饼也。
是胡饼可名麻饼，亦曰炉饼。饼中并可着馅。《清异录》云：
汤悦逢士人于驿舍。士人揖食，其中一物是炉饼，各五事，细味之，馅料互不同。以问，士人叹曰：“此五福饼也。”
唐代长安盛行此饼，日本僧圆仁入唐，在长安及见之，其言曰：
开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此种胡饼，疑系西域各国常食，或即今日北方通行之烧饼。至于唐代之烧饼与今日之烧饼不同，其显著之别即在不著胡麻。《齐民要术》有作烧饼法云：
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当令起。
唐代作烧饼法，与贾氏所云当不相远也。
云： ，源顺《和名类聚钞》作 飳，音部斗，亦作 飳，谓为油煎饼。 大约即《齐民要术》中之 也。《要术》记其作法云：
盘水中浸剂，于漆盘背上，水作者省脂，亦得十日软，然久停则坚。干剂于腕上手挽作勿著勃入，脂浮出即急翻，以杖周正之。但任其起，勿刺令穿，熟乃出之。一面白，一面赤，轮缘亦赤，软而可爱，久停亦不坚。若待熟始翻杖刺作孔者，泄其润气，坚硬不好。法须瓮盛，湿布盖口，则常有润泽，甚佳，任意所便，滑而且美。
此种油煎饼，日本至今有之。
《资暇录》述饆饠之得名云：
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
或以为安国西百余里有毕国（Bikand），其人常至中土贸易。 故疑所谓饆饠者，因其来自毕国等地，遂以为名耳。杨慎云：
《集韵》，饆饠脩食也。按小说，唐宰相有樱笋厨，食之精者有樱桃饆饠。今北人呼为波波，南人讹为磨磨。
《青箱杂记》谓饼一名饆饠。 按升庵诸人之言近于臆说。饆饠既非波波，亦非磨磨，或因毕国得名，乃是今日中亚、印度、新疆等处伊斯兰教民族中所盛行之抓饭耳。抓饭印度名pilau，亦作pilow，piláf，英国H.Yule及A.C.Burnell所著 Hobson - Jbson ，pp.710—711述此甚详，与波波、磨磨截然二事。饆饠盖纯然为译音也。唐代长安亦有之，且有专售此物之毕罗店，一在东市，一在长兴里，俱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唐代卖毕罗亦以斤计，唯其中置蒜，以较今之毕罗，不知其异同为何如也？
搭纳不知是何物，待考。
有唐一代，西域酒在长安亦甚流行。唐初有高昌之蒲萄酒，其后有波斯之三勒浆，又有龙膏酒，大约亦出于波斯，俱为时人所称美。西市及长安城东至曲江一带，俱有胡姬侍酒之酒肆，李白诸人尝买醉其中。金樽美酒，其有不少之异国情调，盖不待言也。高昌蒲萄酒于太宗平定高昌后始入中国。《册府元龟》纪此云：
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
西域如大宛、龟兹诸国之葡萄酒，汉魏以来，中国即已知之。 [5] 唯在中土用西域法仿制之西域酒，要当始于太宗耳。
李肇记当时天下名酒有云：
酒则有……京城之西市腔，虾 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庵摩勒梵文作āmalaka，波斯文作amola；毗梨勒梵文作vibhitaka，波斯文作balila；诃梨勒梵文作harītaki，波斯文作halila。 [6] 据《旧唐书·波斯传》，波斯产诃梨勒。三勒浆当即以此三者所酿成之酒耳。诃梨勒树，中国南部亦有之。鉴真至广州大云寺，曾见诃梨勒树，谓：
此寺有诃梨勒树二株，子如大枣。
广州法性寺亦有此树，以水煎诃梨勒子，名诃子汤。钱易云：
诃子汤：广之山村皆有诃梨勒树。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涩，皆是陆路。广州每岁进贡，只采兹寺者。西廊僧院内老树下有古井，树根蘸水，水味不咸。僧至诃子熟时，普煎此汤以延宾客。用诃子五颗，甘草一寸，并拍破，即汲树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绿乳，服之消食疏气，诸汤难以比也。佛殿东有禅祖慧能受戒坛，坛畔有半生菩提树。礼祖师，啜乳汤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广州来，能煎此味，士大夫争投饮之。
法性寺，《岭南异物志》作德信寺，陆路即六路，六棱也。三勒酒中之诃梨勒酒，其酿法或煎法是否亦如诃子汤，今无可考。
依高昌法制之葡萄酒及波斯法之三勒浆，当俱曾流行于长安市上。顺宗时又有龙膏酒，亦出西域，如其果有此物，疑是西域所贡，藏于天府，人间无从得而尝也，苏鹗云：
顺宗时处士伊祈玄召入宫，饮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
按乌弋山离即Alexandria一字之对音，为前汉时西域一国家，至唐久不存，何得于唐代东来贡献？苏鹗所记或系小说家之谰言耳。
长安、洛阳两地出土之古镜甚多，其中有一种上镌海兽、海燕以及葡萄花纹者，最为精美。前人称此种古镜为海马葡萄镜，以之属于汉镜一类，近始知其为唐镜。海马葡萄花纹图案，传自西域，以之铸镜，唐代始盛；是亦唐代两京盛行西域文明中之一小例也（参看本篇所附第五图）。
唐开元前后，西域文明之流布于长安，除上述而外，西域式之镫彩，似亦曾一度为长安人士所笃好。张说有《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蹋歌辞》二首，其辞云：
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镫艳，鸡踏莲花万岁（龙池草堂本《张说之文集》作树）春。
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镫（龙池草堂本作登）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
张说诗疑即咏此。鷟书之灯轮，当即说诗之西域镫轮也。开元以后元夕玩灯遂成故实，其中果夹有若干之西域成分，今无从得知。要之，其为睿宗时之流风余韵，大致或可决耳。
[1] 《全唐诗》第十一函第十册。所谓回鹘装，与 Von Le Coq ： Chotscho 第三十图 b 女像所服者或者近似。末二语盖形容其窄小耳。
[2] Von Le Coq： Chotscho 第七图a及第二十八图诸像，折襟及贯头衫，于此可以见之。第四十六图e右方二女像，肩上所披，当是巾帔也。
[3] 参看滨田耕作《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上卷二五页。日本田中传三郎编辑《波斯印度古代画集》收有帖木儿派（Timausid）青楼游乐图，女伎服饰衣袖与唐代音声队奇似，可见此种服饰所受伊兰之影响也。又M.A.Stein： The Thousand Buddhas 第十图阿弥陀佛左下角之供养女像与第三十四图佛在鹫峰说法图左下角之供养女像，衣袖俱极长而窄，第三十四图女像并有肩巾，大可以见唐代女子胡服之概。相传为唐宣宗才人仇氏墓亦发见泥俑甚多，其中女像衣饰与敦煌画及波斯服俱相似。又有着折襟胡服之男像。此种服饰当曾盛行于长安也。
[4] M.A.Stein： Serindia ， vol . IV 第六十八图张佛奴供养佛像，佛座两旁侍女之头髻，又 The Thousand Buddhas 第三十八图引路菩萨后随女像之头髻，疑俱是所谓堆髻也。
[5] 参见《晋书·吕光载记》，又《本草衍义》卷十八葡萄条引李白诗“胡人岁献葡萄酒”。又参看B.Laufer： Sino - Iranica ，pp.220—245。
[6] 参看B.Laufer： Sino - Iranica ，p.378。
[7] 《朝野佥载》卷三（《宝颜堂秘笈》本）。《旧唐书·睿宗纪》亦纪其大略云：“先天二年春正月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寮观之，一夜方罢。”《旧书·睿宗纪》又及同年二月一事云：“初有僧婆陁请夜开门燃灯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之，乃止。”此所谓僧婆陁，就其名而言，应是西域人。其所燃灯，或即西域式之灯彩，与上元之西域灯轮疑有若干相同之点。而僧人婆陁或即一火祆教徒，亦未可知也。又按《唐会要》卷九十九《吐火罗》条：“麟德二年（乌泾波）遣其弟祖纥多献玛瑙灯树两具，高三尺余。”德国勒柯克所著 Chotscho 著录吐鲁番Murtuq第三洞入口处壁画灯树图，所谓西域灯轮或灯树，尚可于此见其髣髴也。灯树图附著下方，以资参考。
五 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
中国自经魏晋之乱，咸、洛为墟，礼崩乐坏，汉儒所辛勤缀拾于秦火之馀者，至是亦复归于散坠。祖孝孙所谓“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技”，盖可见也。隋代宫商七声竟莫能通，于是不得不假借龟兹人苏祗婆之琵琶七调，而后七声始得其正。苏祗婆之七调：一曰娑陁力，二曰鸡识，三曰沙识，四曰沙侯加滥，五曰沙腊，六曰般赡，七曰俟利 ：其源盖出于印度，受西域之影响，而微有更易。 [1] 唐、宋以后之音乐，随处可见此七调之痕迹，此在中国音乐史上固应特予以注意者也。
魏晋以后，不唯中国音乐残失散缺，待外国乐入而复获一新生命，即在绘画方面，亦莫不然。中国画之理论，至谢赫创六法，始有可言。然公元后第三世纪，印度Vatsyayana亦创六法（Sadanga，or“Six Limbs of Indian Painting”），与谢赫之论大致不殊，说者因疑谢氏有承袭之迹。 [2] 此说之当否姑不具论；要之，魏晋以后，中国画家受印度之影响，则极为显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唐以前画家传代之作，画题带印度成分者约十居五六；而张僧繇画一乘寺，凹凸深浅，即为天竺之法，是可见矣。
魏、晋、六朝以来，因吕光平龟兹，得龟兹乐；北周突厥皇后亦携来不少之西域乐人。至隋而九部乐特盛；中国之雅乐，有若告朔之饩羊，盖不绝如缕耳。而西域乐人亦特见重于中土，北齐曹婆罗门一家、白智通、白明达、胡小儿、康阿驮、穆叔儿、安马驹等，率蒙当时人主宠幸，至有开府封王者，对于西域乐舞之倡导可谓至矣。于画则有曹仲达、僧吉底俱、僧摩罗菩提、僧伽佛陀（冯承钧先生见告，谓《续画品录》著录作释迦佛陀、吉底、俱摩罗菩提。伯希和假定以为原名或是释迦佛陀、佛陀吉底、俱摩罗菩提云云。伯氏说见一九二三年《通报》二一五至二九一页其所著 Notes sur quelque aristes des six dynasties et des T ' ang ）。大尉迟、昙摩拙叉诸人，亦复驰名后世。六朝以来之乐舞与绘画，几乎有以西域传来之新乐与新画风为主体之势，至唐遂臻于极盛之境。唐代乐舞除去西域传来者几无可言，绘画则较为著称之诸名家亦莫不与西来之文明有若干之渊源。关于此一方面之研究，非本篇所克述及。兹唯将有唐一代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曾流行于长安者，比叙如次，以为言唐代与西域文明关系者之谈助而已。
唐初流寓长安之西域画家有康萨陁，善画异兽奇禽，千形万状。桑原氏谓萨陁当系康国人；就其姓与名而言，此说或可信也。此辈西域画家最有名者当推尉迟乙僧。乙僧父跋质那，人称大尉迟，张彦远以之归于隋代。两人俱系于阗国质子，说已见上。乙僧善画外国及佛像，说者以为“气正迹高，可与顾、陆为友”，又谓其“外国鬼神奇形异貌，中华罕继”；列于神品。其画传于今者甚少，有谓端方旧藏天王像乙僧笔，亦未能定也。乙僧画就载籍所及者言之，盖属于凹凸一派。朱景玄记乙僧画云：
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泽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态万状，实奇踪也。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前辈云，尉迟，阎立本之比也。景玄尝以阎画外国之人未尽其妙，尉迟画中华之像抑亦未闻。由是评之，所攻各异，其画故居神品也。
长安宣阳坊奉慈寺普贤堂本天后梳洗堂，堂中有尉迟画，段成式云：
普贤堂本天后梳洗堂，蒲萄垂实，则幸此堂。今堂中尉迟画颇有奇处。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崄。又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圆光均彩相错乱目成讲。东壁佛座前锦如断古标。又左右梵僧及诸蕃往奇。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摽摽然。
所谓“身若出壁”，“逼之摽摽然”，皆形容其画俨然有立体之势也。汤垕亦云：
尉迟乙僧外国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沈著，堆起绢素，而不隐指。
与乙僧同时，曾蜚声于长安画坛之吴道玄，其人物画亦受凹凸画派影响。其弟子有卢稜伽、杨庭光、翟琰之流。宋苏轼《书吴道子画后》云：
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
米芾述吴画云：
苏轼子瞻家收吴道子画佛及侍者志公十余人，破碎甚，而当面一手精彩动人。点不加墨，口浅深晕成，故最如活。王防字元规家一天王，皆是吴之入神画。行笔磊落挥霍，如莼菜条圜润，折算方圆凹凸，装色如新。与子瞻者一同。
汤垕述此最为明白，其辞云：
吴道子笔法超妙，为百代画圣。早年行笔磊落挥霍，如莼菜条。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方圆平正，高下曲直，折算停分，莫不如意。其傅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世谓之吴带当风。
米芾、汤垕诸人称述吴画之“口浅深晕成”，“其傅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诸语，以近年敦煌、高昌所出诸绢画以及壁画勘之，便可了然。大率于线条以外，别施彩色，微分浅深：其凸出者施色较浅，凹入之处傅彩较深，于是高下分明，自然超出缣素矣。唐代长安寺院中小尉迟及道玄画壁甚夥，此种带凹凸风之人物，必不少也。
说者或谓凹凸画派传入中国，仅在人物画方面微受影响，山水画则仍以骨法为主干。 实则中国之山水画至吴道玄亦复起一大变局。张彦远论画山水树石云：
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详古人之意专在显其所长，而不守于俗变也。国初，二阎擅美匠学，杨、展精意宫观，渐变所附。尚犹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栖梧菀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吴道玄者天付劲毫，幼抱神奥，往往于佛寺画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又于蜀道写貌山水。由是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李将军、李中书）；树石之状妙于韦鶠，穷于张通（张璪也）。
张氏所论唐以前画，今不可多见；唯摄山隋舍利塔八相成道图中之山水树石，以及敦煌诸六朝画，庶几近之，盖纯为一种平面描写。吴道玄山水，或者采用西域传来凹凸画之方法，是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用能一新其作品面目也。
唐代洛阳亦有尉迟乙僧及吴道玄画，凹凸派之画风当及于其地。又按凹凸派画，虽云渊源印度，而唐代作家之受此影响，当由西域人一转手。尉迟乙僧父子以善丹青驰声上京，即其一证；而近年来西域所出绘画，率有凹凸画之风味，足见流传之概也。 [3]
隋承周齐以来之旧，有九部乐；唐太宗平高昌，得其乐部，遂益为十部。所谓十部者：燕乐、清乐、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是也。此十部中复分为坐立二部，皆以琵琶为主要乐器。其后坐部伎转盛，据元稹《立部伎》诗注，当时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绝无性识者始退入雅乐部，则所谓秉承前休之雅乐，其衰亦可知矣！
唐代不唯九部乐仍隋旧制，据《唐书·礼乐志》，唐初所有燕乐伎乐工舞人，亦无变易。隋代乐府承周齐之遗，白明达诸人，大概即为周突厥皇后携来乐人之流裔，其后复臣于唐。唐高祖之倾心胡乐当不下于隋炀帝，是以白明达、安叱奴之流以胡人俱跻显位。唐代乐府伶工遂多隶籍外国之世家。出于米国者有米嘉荣，嘉荣子和郎。后来又有米禾稼、米万槌，名见《乐府杂录》及《乐书》，以善弄婆罗门见称。虽未云其为米国人，而《文献通考》以之隶于龟兹部下，又其名亦与一般华名不类；故前疑为华化之米国人，与米嘉荣一家有若干关系。米氏而外，曹保一家，更为源远流长。曹保，保子善才，善才子纲俱以善琵琶著于当时。北齐曹婆罗门一家以善琵琶致显位，唐代曹保诸人或其后裔。其后又有曹触新、曹者素，当即曹保一家亦未可知。此两家者腾声誉于长安乐府，几与李唐一代共始终，亦可谓之深根固柢也矣。康姓者有康崑崙、康逎；安姓者有安叱奴、安万善、安辔新，大约即出于康国、安国。
唐代士大夫燕居之暇，大都寄情歌舞，留连风景。刘梦得有《与歌者米嘉荣》诗。曹氏一家，咏者尤多：白香山有《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李绅有《悲善才》；薛逢有《听曹刚弹琵琶》；元稹《琵琶歌》兼及崑崙、善才。皆可见此辈文人对于西域新传来之歌调乐曲沉酣倾倒反复赞叹之概；是以香山居士至欲截曹刚之手以接于重莲也。
开元、天宝之际，长安、洛阳胡化极盛，元稹《法曲》有云：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王建《凉州行》云：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一作教）胡乐。
胡妆解已见上，兹不赘。胡乐之盛行于长安、洛阳，观此二诗可见。《春莺啭》为曲名，《教坊记》云：
高宗晓声律，闻风叶鸟声，皆蹈以应节。尝晨坐闻莺声，命乐工白明达写之为《春莺啭》，后亦为舞曲。
张祜《春莺啭》云：
兴庆池南柳未开，太真先把一枝梅。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
是《春莺啭》为软舞曲。白明达为龟兹乐人，所写《春莺啭》，当函有不少之龟兹乐成分在内，故微之诗列之于胡乐（关于《春莺啭》舞，参看本篇所附第六图上）。《火凤》，传贞观时太常乐工裴神符擅长此曲。《唐会要》称神符：
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高宗末其伎遂盛。
神符又为五弦名手，始用手弹，后人习为 琵琶。与曹刚同时有裴兴奴，亦善琵琶，长于拢燃。此二人同隶乐府，疑为一家，而系疏勒入唐之乐人。《火风》诸曲，当与《春莺啭》同其派别，故微之诗云尔也。
唐代流行长安之西域乐以龟兹部为特盛。按龟兹乐部自后魏以来，即为世人所重：后魏曹婆罗门一家即受龟兹琵琶于商人，其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所重，常自击胡鼓和之。隋开皇中，西龟兹、齐龟兹、土龟兹三部，大盛于闾阎。至唐而坐立部伎之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小破阵乐皆用龟兹乐。不仅朝廷诸大乐率用龟兹乐，笛及羯鼓亦复用之。元稹《连昌宫词》云：
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绿续。
《逸史》曾记长安善吹笛之李謩（《乐府杂录》作谟）与独孤生故事，谓謩师为龟兹人，其辞云：
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
“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李謩）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人也。”
微之所记当亦指笛而言。此为龟兹乐在管乐方面极为有势之一证也。段成式又云：
玄宗尝伺察诸王。宁王常夏中挥汗挽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
按宁王长子汝南王琎，又名花奴，善击羯鼓。疑宁王之挥汗挽鼓，亦为羯鼓，而龟兹乐谱则羯鼓谱耳。南卓《羯鼓录》附诸宫曲，太簇商有《耶婆色鸡》，此曲即出于龟兹； [4] 《黄莺啭》当即《春莺啭》。玄宗特喜羯鼓，于是宋璟、宋沇之流，亦相率承风。龟兹、高昌、疏勒、天竺诸部虽俱用羯鼓，而就《羯鼓录》附诸宫曲观之，疑唐代盛行于长安之羯鼓，其渊源实出于龟兹也。
龟兹乐中尚有觱篥，亦曾盛于长安。德宗朝之尉迟青，官至将军，居在常乐坊。大历中，以技折服幽州名手王麻奴。王麻奴于高般涉调中吹一曲勒部羝曲，青能用银字管于平般涉调中吹之。按隋苏祗婆介绍琵琶七调，其中有般涉调。又其他诸调，印度乐中每不之见，则苏祗婆之琵琶七调，当系由印度乐蜕出之另一西域系统之音乐。因其宫调与中国旧乐可相比附，故遂特为言乐者所喜用耳。
隋唐以来之西域乐，大率乐与舞不相离。唐代乐府中盛行之乐舞，段安节记述甚详。《乐府杂录》舞工云：
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记。即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健舞曲有《稜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和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
字舞、花舞、马舞，解见段氏此文自注，兹不赘述。健舞、软舞之名，何所取义，今不甚可知。据《教坊记》及《乐府诗集》引：健舞曲为《阿辽》《柘枝》《黄獐》《拂林》《大渭州》《达摩支》；软舞曲为《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社渠》《借席》《乌夜啼》；与今行段氏《乐府杂录》微异。健舞曲中今确知其出于西域、含有伊兰风味者，凡有《胡腾》《胡旋》《柘枝》三种；开元、天宝以后，盛行于长安，后更遍及于中国各处也。
唐人诗纪述此种胡舞者不少。于胡腾舞，有刘言史、李端二人诗可据。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云：
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瞠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棉花西见残月。
王中丞即王武俊，宅在长安，说见本篇论《流寓长安之西域人》一节。李端《胡腾儿》诗云：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
李诗末句，大约即指河陇为吐蕃所陷而言。就刘、李二人诗观之，胡腾舞大约出于西域石国。舞此者多属石国人，李端诗“肌肤如玉鼻如锥”，则其所见之胡腾儿为印欧族之伊兰种人可知也。此辈舞人率戴胡帽，着窄袖胡衫。帽缀以珠，以便舞时闪烁生光，故云珠帽。兰陵王、拔头诸舞，舞人所着衫后幅拖拽甚长，胡腾舞则舞衣前后上卷，束以上绘葡萄之长带，带之一端下垂，大约使舞时可以飘扬生姿。唐代音声人袖多窄长，为一种波斯风之女服。因衣袖窄长，故舞时须“拾襟搅袖”，以助回旋。李端诗“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大约系指舞人起舞之先，必须略蹲以胡语致词，然后起舞。宋朝大曲，奏引子以后，竹竿子口号致语， 李端所云之本音语，疑即大曲口号之大辂椎轮也。胡腾舞容不甚可知，依二诗所言，大率动作甚为急遽，多取圆形，是以“环行急蹴”“跳身转毂”云云。胡腾之腾或指其“反手叉腰”，首足如弓形，反立毯上，复又腾起而言欤？与胡腾舞伴奏之乐器有横笛与琵琶；酒阑舞罢，丝桐忽奏，于是一曲亦终矣。
健舞中与胡腾同出西域石国者尚有柘枝舞。石国亦名柘枝，亦名柘羯。薛能《柘枝词》之二云：
悬军征柘羯，内地隔萧关。日色崑崙上，风声朔漠间。何当千万骑，飒飒贰师还。
此首所咏，指天宝九载高仙芝征石国一役而言。盖以柘枝舞出于石国，故云尔也。兹略考柘枝舞舞人服饰、舞容之属如次。《乐苑》云：
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屈柘枝》。此舞因曲为名，用二女童，帽（《御览》五七四引帽上尚有鲜衣帽三字）施金铃，抃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御览》引无舞相占实四字）舞中雅妙者也。
陈晹云：
柘枝舞童衣五色绣罗宽袍，胡帽银带。案唐杂说，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掘柘枝》，角调有《五天柘枝》。用二童舞，衣帽施金铃，抃转有声。始为二莲花，童藏其中，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之雅妙者也。然与今制不同，岂亦因时损益耶？唐明皇时那胡柘枝，众人莫及也。
柘枝舞舞人衣五色罗衫，胡帽银带，唐人诗中亦多言之：张祜《观杭州柘枝》诗 “红罨画衫缠腕出”，《周员外席上观柘枝》诗 “金丝蹙雾红衫薄，银蔓垂花紫带长”。又《观杨瑗柘枝》诗 ：“促叠蛮鼍引柘枝，卷檐虚帽带交垂。紫罗衫宛蹲身处，红锦靴柔踏节时。”白居易《柘枝词》 ：“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又《柘枝妓》诗 ：“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窄袖缠腕与胡腾舞同；用长带，着红锦靴；“卷檐虚帽”，亦即刘言史诗中之“织成蕃帽虚顶尖”：此俱胡服也。就唐人诗考之，柘枝舞大约以鼓声为节，起舞鼓声三击为度，故白居易《柘枝妓》诗云：
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
张祜《观杭州柘枝》诗：
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娥暂起来。
又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亦云：
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
皆可见柘枝舞以鼓声为节奏之概。柘枝舞至曲终，例须半袒其衣，故沈亚之《柘枝舞赋》云：
差重锦之华衣，俟终歌而薄袒。
薛能《柘枝词》之“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即指此也。柘枝舞又重目部表情，此与胡腾不同。刘禹锡《观舞柘枝》云：
曲尽回身去，层波犹注人。
沈亚之《柘枝舞赋》云：
鹜游思之情香兮，注光波于秾睇。
卢肇《湖南观双柘枝舞赋》云：
善睐睢盱，偃师之招周妓；轻躯动荡，蔡姬之詟桓公。
大约俱指舞人之流波送盻而言也。柘枝舞舞人帽上施金铃，舞时抃转有声。至其来时藏于二莲花中，花坼而后见，为胡腾、胡旋诸舞所未有，此事除《乐苑》外，不见各家纪载（《乐书》即袭《乐苑》之文），不识何故。唐、宋两代柘枝舞之不同，陈晹《乐书》已言之。唐代柘枝舞大约有一人单舞与二人对舞之别；二人对舞则曰双柘枝。张祜《周员外席上观柘枝》诗亦作《周员外出双舞柘枝妓》，是以诗有“小娥双换舞衣裳”之句。卢肇赋亦是观双柘枝舞，《乐苑》（据《御览》引）亦云柘枝舞“对舞中雅妙者也”。是双人对舞应名双柘枝舞，其流传之盛当有过于单舞。宋代柘枝舞为乐府十小儿队之一，属于队舞。据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大曲中之柘枝舞凡用五人，舞人有竹竿子有花心；其口号致词，入队起舞吹唱遣队，与其他大典无异，疑唐代之柘枝舞尚无如是之繁复与整齐也。关于宋代之柘枝舞，别详余所著《柘枝舞小考》，兹附篇末，以资参览。
胡旋舞，日本石田幹之助氏有《胡旋舞小考》一文， 考证綦详，余愧无新材料以相印证，兹唯略述其概而已。案胡旋舞出自康国，唐玄宗开元、天宝时，西域康、米、史、俱密诸国屡献胡旋女子，胡旋舞之入中国，当始于斯时。玄宗深好此舞，太真、安禄山皆能为之。关于胡旋舞，纪者虽多，而舞服舞容，反不若胡腾、柘枝之易于钩稽。白居易《新乐府》有《胡旋女》， 注谓天宝末康居国献之。其辞有云：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元稹《胡旋女》云：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进弭遂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嗡笡海波，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
两诗极赞胡旋舞旋转之疾，而于舞人装饰了未道及；盖其旨固在讽刺时习，初无意于纪事也。至白氏谓胡旋舞出康居，石田氏已指其谬，兹不赘。段安节又云：
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毬子上，其妙如此也。
《唐书·礼乐志》亦谓“胡旋舞舞者立毽上，旋转如风”。此种胡旋舞法，诸家皆不载。《封氏闻见记》有蹑毬戏，是否即为胡旋舞，今无可考。
软舞曲中之《凉州》《苏合香》《团圆旋》《回波乐》，中国载籍中已不甚可考，从日本书中尚可知其一二（团圆旋亦作团乱旋。关于团乱旋舞图，参看本篇所附第六图下）。 《苏合香》有谓原出天竺，传至西域，以入中国者 。《春莺啭》在日本一名《天长宝寿乐》，为大曲，属壹越调二十五曲之一。序一帖，飒踏（一作中序）二帖，入破四帖，鸟声二帖，急声二帖，并各十六拍；始作有游声；舞女十人。其所谓帖，或即后来大曲中之叠；游声则序中词也。舞服舞容，日本亦不传。
软舞中之《兰陵王》一名《大面》，或名《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帝弟兰陵王长恭。段安节云：
大面出于北齐。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声以效其指 击刺之容。俗谓之《兰陵王入阵曲》。
段氏又谓戏者衣紫腰金执鞭。《兰陵王》在日本一名《陵王》，又名《罗陵王》：有啭；有乱序中序各一帖；荒序八帖各一拍；入破四帖，后改为二帖，各十六拍。舞者一人别装束假面帽子，执金桴。其《兰陵王》舞服面具，并传于今。日本高楠顺次郎以为此曲系咏娑竭罗龙王（Sagara roi des Dragons）者， [5] 伯希和疑其无据。 [6] 今按日本所传《兰陵王》有啭词云：
吾等胡儿，吐气如雷。我采顶雷，蹈石如泥。右得士力，左得鞭回。日光西没，东西若月。舞乐打去，录录长曲。
自称胡儿，则其源或亦出于西域欤？（关于兰陵王舞图，参看本篇所附第七图）
唐代乐府中又有《钵头》，一名《拨头》，又名《拔头》，亦系一种舞乐。张祜有《容儿钵头》诗， 即咏此也。段安节记《钵头》由来云：
《钵头》：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
《通典》作《拨头》，云：
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也。
《旧唐书·音乐志》文同。钵头舞今存于日本，舞者衣胡服，戴面具，披发，手持短桴。高楠顺次郎以为此舞从印度《梨俱吠陀》（Rig Veda）及《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中Pedu王白马（Paidva）奋战却毒蛇之故事演出。 高楠氏展转证合，致力极勤；唯钵头音之记者不一，是以说者于高楠氏之论多取存疑。中籍明谓出于西域，王国维先生以为当出西域之拔豆国，或者近是 （关于拔头舞图，参看本篇所附第八图）。
唐代又行一种泼胡乞寒之戏，戏时歌舞之辞名《苏摩遮》（一作苏莫遮、苏莫者）。此风曾及于两京，《旧唐书·中宗纪》曾两纪此事：
神龙元年（公元七〇五年）十一月己丑，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
景龙三年（公元七〇九年）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
按此戏出于西域康国，《旧唐书·康国传》云：
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
《新唐书·康国传》《册府元龟》所纪略同。此种泼胡乞寒之戏，在中宗时，两京而外，并行于各地。是以神龙二年（公元七〇六年）三月并州清源县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曰：
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督（《唐会要》引作征）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欢（《唐会要》引作效），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唐会要》引作戎）虏之俗（《唐会要》引此下尚有“军阵之势，列庭阙之中，窃见诸王，亦有此好，自家刑国，岂若是也”凡二十五字）。《诗》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则。”非先王之礼乐，而示（《唐会要》引作将）则于四方，臣所未谕。《书》曰：“谋时寒若。”何必裸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
吕元泰此疏，盖因神龙元年十一月洛城观泼寒戏而言。疏上不报。景龙三年诸司长官向醴泉坊观泼胡王乞寒戏，其后右拾遗韩朝宗、中书令张说亦相继上疏谏止。张说疏有云：
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道。愿择刍言，特罢此戏。
裸体跳足，挥水投泥，即以水相泼盛为戏乐之谓。说疏上，至开元元年（公元七一三年）十二月七日下敕禁断。敕文云：
敕：腊月乞寒，外蕃所出；渐渍成俗，因循已久。至使乘肥衣轻，俱非法服，阗城溢陌，深点华风。朕思革颓弊，反于淳朴。《书》不云乎：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况妨于政要，取紊礼经。习而行之，将何以训！自今以后（《唐会要》引此下有“无问蕃汉”四字），即宜禁断。
由以上所引诸文观之，可见乞寒一戏，唐代曾盛行于两京各处。自皇帝以至诸王，俱复好此，大约流寓长安之西域人不忘本习，而汉人则而效之。唐代行此，据《唐书·张说传》，始于则天末年，《张说传》云：
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
其入中国当在北周宣帝时。《周书·宣帝纪》《通鉴·陈纪》俱谓始北周天元大象二年（公元五八〇年）；故玄宗敕谓因循已久也。苏莫遮一辞又见般若三藏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一。薄伽梵告慈氏菩萨，论老苦有云：
又如苏莫遮帽，覆人面首，令诸有情，见即戏弄。老苏莫遮，亦复如是。从一城邑至一城邑，一切众生，被衰老帽，见皆戏弄。
慧琳释苏莫遮帽云：
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麿遮。此戏本出西龟兹（一作慈）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羂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攘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啗人民之灾也。
慧琳所云，未及浑脱骏马；又用羂索搭钩捉人，带面具，吕元泰疏及《康国传》都未之及。张说有《苏摩遮》诗，苏摩遮即苏莫遮，说曾上疏谏止乞寒胡戏，其《苏摩遮》诗所纪，自属得之目识亲览。以说诗与慧琳《音义》、吕元泰疏参互比观，唐代乞寒胡戏，当不难得其梗概。说诗题下注云，“泼寒胡戏所歌。其和声云亿岁乐”，是苏莫遮乃为乞寒戏时歌词之调名也。说诗五首，今录前四首如次：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眼紫髯须。闻道皇恩遍宇宙，来将歌舞助欢娱。（《亿岁乐》）
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妓（龙池草堂本妓作骑）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阴气，不虑今年寒不寒。（《亿岁乐》）
腊月凝阴积帝台，豪歌急鼓送寒来。油囊取得天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亿岁乐》）
寒气宜人最可怜，故将寒水散庭前。惟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续旧年。（《亿岁乐》）
是所谓苏莫遮之乞寒胡戏，原本出于伊兰，传至印度以及龟兹；中国之乞寒戏当又由龟兹传来也。为此者多属胡人，碧眼紫髯，指其为伊兰族而言耳。“绣装帕额宝花冠”，即吕元泰疏中所云之胡服。《康国传》谓鼓舞乞寒，是以张说诗有“夷歌妓舞”“豪歌急鼓”之语；妓字应从明刊本作骑为胜，即吕疏所云之骏马胡服也。戏时大约以油囊盛水交泼，故说诗云云。《文献通考》纪此戏乐器云：
乞寒本西国外蕃康国之乐。其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其乐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
大致俱西域康、安诸国乐部所常用者也。
《苏莫遮》曲传于日本，名《苏莫者》，为盘涉调中曲。序二帖各六拍；破四帖各十二拍；急失传。舞者别有一种服饰，戴假面，执桴；今犹有图可见。有答舞，名《苏志摩利》；答舞者左方先奏而右方从之之谓也。《苏志摩利》为双调曲，别名《庭巡舞》《长久乐》《回庭乐》，即新罗曲。舞者常服假面，戴帽着蓑笠。为此戏时，疑舞者步行，胡服骑马者则持盛水油囊作势交泼，舞者舞踏应节，以象闪避之状。答舞者着蓑笠，犹足以窥泼水之故典。 大阪天王寺乐人秦家尚传此曲，一乐人登台吹笛，舞者随笛声而舞。 此与唐人所传已异，大约删繁就简，无复骏马浑脱之概矣（关于苏莫遮舞图，参看本篇所附第九图）。
有唐一代，从波斯传来之波罗毬，最为流行，而以长安为特盛；其详别见于本篇《长安打毬小考》一节中，兹不赘。波罗毬为一种马上毬戏，亦有步打者。打毬时并须奏乐，《羯鼓录》诸宫曲太簇商有《打毬乐》，大约即为此戏时之所奏也。宋代队舞中之女弟子队，其十为打毬乐队，《宋史·乐志》纪之云：
十曰打毬乐队，衣四色窄绣罗襦，系银带，裹顺风脚，簇花幞头，执毬杖。
此种衣饰，似乎俱是一种胡服。田边尚雄引《乐家录》云：
《笛说》曰：胡国马上曲打毬游之时，于马上奏此曲。
日本传来唐乐有此，中曲，为道调二十四曲之一。曲分七帖，各十一拍。舞者四人，特有一种装束，细缨冠著 ，执毬杖对舞。至五月节会，则舞者至四十人，服骑马装，执杖弄毬而舞。有答舞。 长安既盛行打毬戏，则此种波斯风舞曲之曾相随而兴，又可知也（关于打毬乐图，参看本篇所附第十图）。
[1] 余旧为《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一文，原揭之《学衡》第五十四期（见本文集第二二八页至第二四七页），以苏祗婆七调为印度北宗音乐之一支：婆陀力调即Shadja，般赡调即Paňchama；苏祗婆所云之旦，即是th t。后于《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号为《论唐代佛曲》，复申此说。近两年来先后得读法国Sylvan Levi及伯希和诸氏文，始知旧说多疏。读者欲识苏祗婆七调梗概，应读S.Lévi： Le “ tokharien B ”， langue de Koutcha ， Journal Asiatique ，1913，pp.311—380（冯译《史地丛考》第一篇《龟兹语考》），又一九三一年《通报》（ T ' oung Pao ）第一第二期合刊九五页至一〇四页伯希和评《法宝义林》（Hôbôgirin， Dictionnaire encyclopèdique du bouddhaisme d ' apré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 ）一文。
[2] 见Percy Brown： Indian Painting ，pp.20—21。
[3] 从Von Le Coq： Chotscho 第四图 d 面部及第二十二图（《高昌壁画菁华》第三图）佛像面部，及M.A.Stein： Serindia ，vol Ⅳ 第一百二十五图至第一百二十六图焉耆明屋（ mingoi ）壁画。可窥唐代凹凸画大概。
[4] 《宋高僧传》卷三《唐丘慈国莲华寺莲华精进传》云：“安西境内有前践山，山下有伽蓝。其水滴溜成音可爱。彼人每岁一时采缀其声以成曲调。故《耶婆瑟鸡》，开元中用为羯鼓曲名，乐工最难其杖撩之术。进寺近其滴水也。”悟空译《十力经序》云：“安西境内有前践山前践寺。复有耶婆瑟鸡山。此山有水，滴霤成音，每岁一时采以为曲。故有耶婆瑟鸡寺。”两书微异。耶婆瑟鸡即耶婆色鸡，S.Lévi以为即古龟兹语Yurpāske一辞之音译，其为龟兹乐盖无可疑也。L é vi说见 Journal Asiatique ，1913，p.320。
[5] 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二三八页至二三九页，又Hôbôgirin， deuxieme fascicule ，p.155。
[6] T'oung Pao ，1931，No.1—2，pp.97—98.
六 长安打毬小考
波罗毬（Polo）为一种马上打毬之戏。发源于波斯，其后西行传至君士坦丁堡，东来传至土耳其斯坦。由土耳其斯坦以传入中国西藏、印度诸地。日本、高丽亦有此戏，则又得自中国者也。或谓波罗毬传至东方，仍保持其原音， [1] 此说余尚未发见何种文献足以为中国方面之证明。若《弹棋经序》所云之波罗，则本作波罗塞，俗本讹误，盖双陆之别名，与戏于马上之波罗毬不可混而为一也。以余所知波罗二字与此种毬戏连类并及者唯杜环《经行记》一书，《经行记》谓拔汗那国：
土有波罗林，林下有毬场。
拔汗那即Ferghana，为汉代之大宛。其所谓毬场，必为波罗毬场无疑也。顾波罗毬传入中国，波罗二字之音虽不可见，而波斯此戏原名之音，则似尚有残痕。按波罗毬波斯名为 gui ，唐代名波罗毬戏为打毬，一名击鞠。毬字之唐音为“渠幽切”，疑“毬”字乃用以译波斯 gui 字之音。打毬既一名击鞠，于是说者往往以为即汉魏以来所有之蹴鞠戏。实则蹴鞠戏以步打足踢为主，而波罗毬须骑马以杖击之，故云打毬或击鞠也。
波罗毬传至东方后，中国与日本、高丽所行者俱微有异同。 中国所行之波罗毬，其规则约略见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宋史·礼志》《金史·礼志》及《析津志》诸书。《宋史》所陈过繁，今录《金史·礼志》之说如次，以见波罗毬之梗概：
已而击毬。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毬。先于毬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毬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
唐代之波罗毬，其规制大致当与此不殊。阎宽《温汤御毬赋》云：
珠毬忽掷，月杖争击。
蔡孚《打毬篇》亦谓：
金锤玉蓥千金重，宝杖雕文七宝毬。……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
皆指毬与打毬杖二者之形状而言也。打毬以先入网者胜，名曰头筹；得筹则唱好。据《宋史·乐志》，大明殿会鞠，教坊例设龟兹部鼓乐，唐代亦然。王建《官词》有云：
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毬。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
可见其与宋制不殊也。波罗毬传入中国，历唐、宋、元、明而不衰。明永乐时，北京羽林禁军尚为此戏，其时毬场在东苑。 此戏之衰当在明之季叶，至清而寂然绝响，不唯民间不知打毬，即朝廷亦无此典。不知何故也。
波罗毬传入中国当始于唐太宗时。唐以前书只有蹴鞠，不及打毬，至唐太宗，始令人习此。封演云：
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毬，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毡，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诫。”
此是唐初波罗毬已行于长安之证。《文献通考》名打毬为蹴毬，亦谓始兴于唐。 唐代之波罗毬大约直接从西域传来，是以犹存波斯旧音。有唐一代长安盛行打毬，而皇室特嗜此戏，推究源始，俱由于太宗之倡开风气也。
唐代诸帝率善此戏，唐初则有玄宗为诸王时便已善此，毬马之精，虽吐蕃名手亦所不逮。封演纪此云：
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毬。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
是以开元、天宝中数御楼观打毬为事。宋晁无咎《题明皇打毬图》诗：
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毬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
《通鉴》亦谓：
上（玄宗）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诸王每旦朝于侧门，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毬，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
以此与本篇第五节引玄宗伺察宁王所云“天子兄弟当极醉乐”之言比观，可知玄宗人极猜忌，声色犬马之好所以颓丧诸王之志气耳。诸王亦复知此，是以玄宗偶誉汝南王琎，宁王便为之震惊失次。玄宗以音律毬马奖励臣工，于是争奇斗艳，竞相纷泊，开、天以后长安胡化之大盛，玄宗倡导之功不可没也。
玄宗而后，诸帝工打毬者尚有宣宗，其技之精，虽二军老手咸服其能。《唐语林》云：
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
僖宗于此技尤为自负，谓当得状元。《通鉴》纪之云：
上好蹴鞠斗鸡，尤善击毬。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毬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上笑而已。
三川节度亦以打毬胜负定之，一国政事竟视同儿戏。穆宗、敬宗于打毬戏俱沉溺忘返。敬宗嗜此，常至一更二更，戏者往往碎首折臂，而陶元皓、靳遂良、赵士则、李公定、石定宽之流以毬工得见便殿；其后竟为此辈所弑，年才十八。唐代诸帝嗜打毬戏，其结局要以敬宗为最惨矣。
有唐一代，长安之达官贵人，亦复酷嗜此戏，相习成风。玄宗时诸王驸马俱能打毬，《通鉴》谓：
上好击毬，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毬场。
杨慎交宅在靖恭坊，其所自筑毬场在坊西隙。 杨巨源《观打毬有作》诗“新扫毬场如砥平”，可知波罗毬毬场贵能平滑，以便毬马驰骤，是以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之，取其坚平，而豪侈亦可想矣。德宗时之司徒兼中书令李晟，文宗时户部尚书王源中俱能打毬。晟宅在永崇坊有自筑毬场。 源中为翰林承旨，宅在太平坊，暇日辄与诸昆季打毬于里第；则其宅中当亦有毬场也。
长安宫城内有毬场，宫城北有毬场亭，中宗于梨园亭子赐吐蕃观打毬即在此也。大明宫东内院龙首池南亦有之；文宗宝历九年，龙首池亦填为毽场。此外三殿十六王宅俱可打毬。平康坊亦有毬场。平常则街里亦可打毬，不一定毬场也。 而打毬原为军州之戏，是以左右神策军亦为会鞠之所；所谓两军老手，即指左右神策军而言。段成式曾纪一善打毬之河北将军云：
建中初，有河北将军姓夏，弯弓数百斤。常于毬场中累钱千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
盖言其手眼之明确也。李廓《长安少年行》云：
追逐轻薄伴，闲游不着绯。长拢出猎马，数换打毬衣。晓日寻花去，春风带酒归。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
声色犬马斗鸡打毬，大约为唐代长安豪侠少年之时髦功课，故廓诗云尔。
唐代长安打毬之戏不唯帝王、达官贵人、军中以及闾里少年嗜之，文人学士亦有能之者。唐代进士及第，于慈恩寺题名后，新进士例于曲江关宴，集会游赏，而月灯阁打毬之会尤为盛举，四面看棚鳞次栉比。此辈能者至能与两军好手一相较量，则唐代文士之强健，于区区打毬戏中，亦可窥见一斑焉。《唐摭言》纪其一事云：
乾符四年，诸先辈月灯阁打毬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毬将数辈私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迟留，用抑其锐。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驰骤击拂，风驱电逝，彼皆 视。俄策得毬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 俛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亦行此会，击拂既罢，遂痛饮于佛阁之上。新进士榜发后在月灯阁集会打毬，其来当已甚久，唯不审果始于何时耳。
宋未南渡，每逢三月三日宝津楼宴殿诸军呈百戏中有打毬，其小打为男子，大打则为宫监。此辈玉带红靴，各跨小马，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妖姿绰约，说者以为人间但见其图画云。 而乐府女弟子队中亦有打毬乐队，纯是女子。唐代亦教内人打毬。王建《宫词》云：
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毬。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
花蕊夫人《宫词》亦云：
自教官娥学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
可见唐代官人亦能打毬也。又当时为此戏有所谓打背身毬者，王建《官词》云：
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毬。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
杨太后《宫词》云：
击鞠由来岂作嬉，不忘鞍马是神机。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毬一点飞。
按打背身毬不知何似，以意测之，或犹今日打网球之反手抽击。马上反击，自然摇曳生姿，倍增婀娜。殿前之所以不打背身毬者，亦以时地俱甚庄严，不容过为轻盈耳。滨田耕作《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附有骑马女俑一具，窥其姿态，当是打毬女伎。侧身俯击，势微向后，大约即所谓打背身毬耳。
打毬本以马上为主，唯唐代长安亦行步打，王建《宫词》所谓“寒食宫人步打毬”是也。步打之风至宋未衰，《宋史·礼志》曾纪其事。又打毬本应用马，马之高低俱有一定。然在唐代，长安并行驴鞠。郭知运子英乂拜剑南节度使，教女伎乘驴击毬，钿鞍宝勒及他服用，日无虑万数。 弑敬宗之毬工石定宽，即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六月郓州所进之驴打毬人。《旧唐书·敬宗纪》：
宝历二年六月甲子，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
宋代则驴骡并用，此皆变格，非打毬正轨也（关于打毬图，参看本篇所附第十图）。
[1] T.F.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p.139.
七 西亚新宗教之传入长安
以上所述，为宫室、服饰、饮食、绘画、乐舞、打毬诸端。此外如西亚之祆教、景教、摩尼教，亦于唐代，先后盛于长安。综此各方面而言，有唐之西京，亦可谓极光怪陆离之致矣。关于西亚诸宗教之流行中国，近世各贤讨论綦详，愧无新资料以为附益，兹谨述其流行长安之梗概如次。
西亚三种新宗教传入中国，以火祆教为最早，据陈垣先生《火祆教入中国考》 当在北魏神龟中，即公元后五一八至五一九年之间也。北魏、北齐、北周并加崇祀。唐承周隋之旧，对于火祆教并置有官，据《通典》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视流外勋品萨宝府祆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宋敏求《长安志》布政坊胡祆祠注亦谓：
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
布政坊祆祠，韦述《两京新记》谓其立于武德四年。陈先生以为唐代之有祆祠及官俱以武德四年布政坊为始也。长安火祆教祠，就《两京新记》及《长安志》所载，凡有四处：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西北隅，普宁坊西北隅，靖恭坊街西。洛阳之会节坊、立德坊、南市、西坊亦有祆祠。
上述唐代长安之火祆教祠及官，率据陈先生文。兹按火祆教官名萨宝，隋已有之，《隋书·百官志》云：
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
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
萨保即是萨宝，皆回鹘文Sartpau之译音，义为队商首领。日本藤田丰八、羽田亨、桑原隲藏诸人已详细予以讨论，兹可不赘。 以余所见，北齐时当即有萨宝之官，《隋书·百官志》论齐官制有云：
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统典客、典寺、司仪等署令丞，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典寺署有僧祗部丞一人。司仪署又有奉礼郎三十人。
此所谓京邑萨甫、诸州萨甫果作何解，说者从未注意。按鸿胪寺本掌接待远人，萨甫既属于典客署，其所掌者必为侨居京邑及诸州之外国人。隋唐以前，甫字读重唇音，则萨甫与萨宝、萨保同声，与Sartpau一字译音亦近。余疑北齐鸿胪寺之萨甫，即隋之萨保，唐之萨宝，同为辖火祆教之官也。
又按某氏鸳鸯七志斋藏有隋翟突娑墓志，近从徐森玉先生处得见拓本，其文有云：
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日月以见勋效，右改宣惠尉；不出其年，右可除奋武尉，拟通守。……春秋七十。大业十一年（公元六一五年）岁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寝，卒于河南郡雒阳县崇业乡嘉善里。葬在芒山北之翟村东南一里……。
翟突娑之父娑摩诃为大萨宝，必系火祆教徒无疑。又从突娑卒年七十推之，其父之为大萨宝，当在北齐、北周之时矣。突娑疑即波斯文 tars ā一字之异译。 tars ā在景教碑中译作“达娑”，本用以称景士，同时又可用称他教教徒。 [1] 故翟突娑当亦为一火祆教徒。此志可为《隋·志》实证，而在隋代，雍州而外，洛阳之尚有萨宝，似亦由此志可以悬揣也。
又前引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伊州有祆庙，祆主名翟槃陁，贞观初曾至长安。文云：
祆庙中有素书，形像无数。有祆主翟槃陁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陁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因以利刃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征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
敦煌亦有翟氏。 或谓此翟槃陁疑即羯槃陁人， 其说然否尚难遽定。唯翟突娑一家亦为火祆教徒，太原又多蕃族，或者亦出于西域，与翟槃陁者先后有若干之关系欤？
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论火祆教有云：
唐贞观五年（公元六三一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袄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姚氏此条，说者多疑其不确。最近何遂先生赠北京图书馆长安出土米萨宝墓志一方，志文可释此疑，而证明姚氏之语不诬。米萨宝墓志朱书，外间尚未之见，原文漫漶，水渍而后，约略可读。《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二号曾载志文，今不避重赘，转录如次，以资博闻：
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萨宝，米国人也。生于西垂，心怀□土。忠（？）志（？）等□□阴阳烈石，刚柔叙（？）德（？）。崇心经律，志行玄（？）门（？）。□苦海以逃名，望爱河而□肩（？）。□□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二月十一日□长安县崇化里，春秋六十有五，终于私第。时也天宝三载正月廿六日窆于高陵原，礼也。嗣妻（？）子（？）等（？）□丧（？）戚（？）不朽。
铭曰：
滔滔米君，□□□□，榆（？）杨（？）□□□□□□法心匪固（？），□□沉良。逝川忽逝，长夜永□。
□维天宝三载正月廿六日。
火祆教萨宝例充以胡人，此明云西域米国人，可为宋敏求《长安志》更增一证。又从此志可知长安崇化坊实有祆祠，姚氏语本不诬，敏求《长安志》记长安祆祠仅及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四处，而不及崇化坊，特失记耳。
景教为基督教之别支。其入中国在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大秦国上德阿罗本（Alopen）始来长安，诏于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景教碑颂谓“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玄宗时又曾一度中兴。唐以后中国景教若存若灭，知之者亦鲜。明天启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出土，世人始复知有此古教。自此以后三百年来，研究景教之书，日出不穷，不可阐述。最近日本佐伯好郎为《大秦寺所在地考》一文， 不少新奇可喜之论。本篇于长安景教别无新知，前贤之作具在，毋待辞费，兹唯介绍佐伯氏新论梗概如次。
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出土地点，自来有长安说，盩厔说与长安、盩厔之间说三者之不同。能将此碑出土问题解决，则建中时大秦寺数问题，“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及“每岁集四寺僧徒”二语之如何解释，震旦法主景净（Adam）、关内（？Khumdan）副大德（chorep scopus）、伊斯（Izdbuzid）、大德曜轮（Mar John，episcopus）、Shiangtsua副大德景通（Mar Sargi s ）诸人驻于何寺之问题，亦可涣然冰释矣。
佐伯氏根据宋苏轼《南山纪行》诗《小序》及自注，证明盩厔有大秦寺，轼诗序谓：
壬寅（嘉祐七年）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谿谿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
《南山纪行》诗自注亦谓：
是日（二月十七日）游崇圣观，俗所谓楼观也。乃尹喜旧宅。山脚授经台尚在。遂与张果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别。……
同年十一月三日再游大秦寺有诗题为：
自清平镇游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日，得诗寄子由同作。
金杨云翼曾于役盩厔，亦有《大秦寺诗》。乐坡兄弟诗中俱有《五郡诗》，佐伯氏以为五郡在盩厔，为地名，大秦寺即在其地。盩厔五郡既有大秦寺，则“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之语，其“等”字应作“类于”或“同于”解，即在灵武地方亦仿五郡重立景寺。如此，建中时之景寺可以推知只有长安、洛阳、灵武、五郡四处，是以有“每岁集四寺僧徒”之语也。佐伯氏从而推论以为景净当驻长安。伊斯本应驻锡灵武，其时因安史乱后朔方节度使屯于长安附近，故亦来其地。景通驻于五郡之大秦寺，曜轮驻于洛阳。又一与景通同名Mar Sargis者则驻于灵武云。
余于今年四月因事去陕，便中得至盩厔之古楼观一游，遂亦留心寻访大秦寺遗迹，居然不虚此行，为之大慰。按大秦寺在古楼观西约五里地名塔峪，一寺翼然，今犹称为大秦寺。土人或讹为大清寺。或呼为塔寺，则以寺东有古塔，故名。苏东坡、杨云翼诗中所咏之塔，当即指此也。据旧记，大秦寺在五峰邱木山。而寺下不远稍偏西处有一村，询之村人，谓名塔峪。余疑塔峪村即古五郡旧址，今所谓五峰邱木山，当因寺后有五峰耸立，故名，而五郡之得名疑因于五峰也。余别有《盩厔大秦寺略记》，附本篇末，读者可以参阅，兹不更赘。
在火祆教、景教之后入中国者是为摩尼教。摩尼教创于波斯人摩尼（Mani），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六九四年），波斯人拂多诞（Fursta-dan）以摩尼教入中国，拂多诞义云“知教义者”。开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吐火罗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并请置法堂。至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即加禁止，然西胡自行则不科罪；是其时流寓中土之胡人盖有摩尼教徒在内也。开、天以后，回鹘势盛，回鹘笃信摩尼教，摩尼教遂假其势以大行于中国。长安有摩尼教寺，说者以为始于大历三年，赐寺名为大云光明寺；其在长安何处，今无可考。会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敕天下摩尼寺皆入官，长安女摩尼死者即达七十二人，流播之速，及其在长安之盛亦可见矣。关于摩尼教在中国之情形，有陈垣先生《摩尼教入中国考》 及沙畹、伯希和两氏《研究京师图书馆藏敦煌摩尼教残经》 [2] 两文，考证极为详尽，不更覆述。
[1] 参看A.C.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p.178，p.216。
[2] Éd.Chavannes et P.Pelliot：“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1911，pp.499—617；1913，pp.261—394.
八 长安西域人之华化
中国与西域交通以后，两方面之文明交光互影：中国自汉魏以后各方面所受西域之影响甚为显著，而西域诸国间亦有汲华夏文物之余波者。如前汉元康时龟兹王绛宾之醉心中国文明，乐汉衣服制度；隋唐时代之高昌亦有中国诗书，兼为诗赋，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是其例也。上来所述，于唐代长安所表见之西域文明，已就耳目所及，约陈大概。唯其时流寓长安之胡人似亦有若干倾慕华化者：或则其先世北魏以来即入中国，至唐而与汉人无甚殊异；或则唐代始入中国，亦慕华风；凡此俱应分别观之也。
案唐以前西域人入中国率有汉姓：来自康居者以康为氏，安国者以安为氏，月支者以支为氏，曹国者以曹为氏；此因国名以为氏姓者也。龟兹人姓白，焉耆人姓龙，疏勒人姓裴；除龟兹白姓来源或如冯承钧先生所释而外，余皆无解；然其模仿汉姓，则无可疑也。至于昭武九姓胥以国名为姓，当大盛于唐。尉迟一部起自北魏，唐代尉迟敬德一族华化已久，与秦叔宝一家通婚，是其血统已参有中华之成分在内矣。尉迟乙僧父子与尉迟乐当隋唐之际始入中国；《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至以尉迟乐之姓为郁持，可见其华化尚浅。其他西域各国人流寓长安，各有汉姓，具见上述。此辈西域人本身唐时始入中国，虽有汉姓，而名字往往仍留西域痕迹，至下一代则姓名始俱华化：如裴沙字钵罗，中宗时入唐，嗣子名祥；裴玢五世祖名纠，至玢当已华化，故名为玢。安朏汗以贞观时入唐，子附国当属赐名，附国子思祗、思恭；安波主子思顺；则姓名俱华化矣。若康阿义屈达干及其四子没野波、英俊、屈须弥施、英正，以俱生于外域，不唯名犹旧贯，剺面截耳亦循本习，以较裴沙、安朏汗诸人似有别也。
又中国志墓立碑之风在来华之西域人中亦甚通行，出土各西域人墓志即其明证。火祆教人亦随中国习俗，如翟突娑、米萨宝之有墓志是也。景士墓志虽未发见，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即纯为中国风之作品，可为华化之证据。唯摩尼教人无论碑石墓志，至今未见，是为可异耳。
西域人入唐，与中国人通婚者亦多有之。安延妻刘氏，当属汉人。洛阳出土有《大唐故酋长康国大首领因使入朝检校折冲都尉康公故夫人汝南上蔡郡翟氏墓志铭》，翟氏曾祖瓒，隋朝议郎检校马邑郡司马；祖君德，唐朝散大夫太常寺丞；父方裕，清河郡清河县尉。如其所记先世阀阅非属伪造，则此亦中外通婚之一例也。唐代长安流寓之西域人应亦有娶华妇者：本篇第二节引《唐会要》所纪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六月十六日敕，有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之语，代宗时回纥诸胡在长安，亦往往衣华服，诱娶妻妾。天宝以后，河陇陷于吐蕃，胡客留长安不得归，亦皆娶妻生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参阅第9页注①）。是其时中外通婚数见不鲜，并为律所不禁也。
唐代流寓长安之西域人亦有衣华服效华人者。本篇第三节引刘肃《新语》尹伊判即有胡着汉帽之语。代宗时，回纥诸胡在长安者或衣华服诱取妻妾，大历十四年（公元七七九年）七月庚辰用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 皆可证明唐代长安西域人华化之一端也。
此辈倾心华化之西域人，当以于阒质子尉迟胜为最显，尉迟胜已见本篇第二节，《元龟》纪之云：
尉迟胜，于阗质子也。……于京师修行里盛饰林亭，以待宾客，好事者多访之。……贞元初（本国王弟）曜遣使上疏，称有国已来，代嫡承嗣。兄胜既让国，请立胜子锐。帝乃以锐为简较光禄卿兼毗沙府长史还国。胜固辞，且言曰：“曜久行国事，人皆悦服。锐生于京华，不习国俗，不可遣往。”因授韶王谘议。兄弟让国，人多称之。
文质彬彬，居然君子，盖不仅欣羡华服以及中国园林风物已也。至于系出西域，而著述灿然者则有尉迟乐、慧琳及贤首国师三人。尉迟乐即智严，与慧琳俱见本篇第二节。智严于开元九年译有《说妙法决定业障经》一卷、《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一卷、《师子素驮婆王断肉经》一卷、《大乘修行菩萨行问诸经要集》三卷，《贞元新录》谓其：
经明唐梵，智照幽微。《宝积》真诠，如来秘偈，莫不屡承纶旨，久预翻详，频奉丝言，兼令证译。于石鳖谷居阿练若习头陀行。开元九年于石鳖练若及奉恩寺译《决定业障经》等四部，并文质相兼，得在深趣。又译《尊胜陀罗尼咒》一首及《法华经》《药王菩萨》等咒六首，时有经本写新咒入，幸勿怪之。
慧琳则：
内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声明，支那诂训，靡不精奥。尝谓翻梵成华，华皆典故，典故则西乾细语也。遂引用《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迄元和五载，方得绝笔，贮其本于西明藏中。京邑之间，一皆宗仰。
是二人者当俱沈浸于中国文明之中，深造有得，是以一则“文质相兼，得其深趣”，一则“京邑之间，一皆宗仰”。大食人举进士之李彦升，以视智严、慧琳，恐亦望风却步也。
华严宗三祖贤首国师康国人，卒于长安大荐福寺，已见本篇第二节。贤首讳法藏，二十六岁即能诵《华严》兼讲《梵网》。从学于智严法师，华严宗之二祖也。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年）削染于长安之太原寺。证圣初与于阗三藏实叉难陀等在洛阳再译《华严》，续法记云：
证圣元年三月，诏于东都大遍空寺同实叉难陀再译《华严》，弘景、圆测、神英、法宝诸德共译，复礼缀文，师为笔受。……次移佛授记寺译。……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十月八日译毕。
此唐译八十卷《华严》也。此后屡于两京诸寺译述讲授，周旋于义净诸大德之间，以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圆寂于长安之大荐福寺。其所著关于《华严》诸经注疏之书凡百余卷。《华严》一经之阐扬，贤首之力为多。集华严宗之大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大伟人，智严、慧琳俱不之逮。崔致远传之云：
《麟史》称没有令名者三立焉：则法师之游学、削染、示灭，三立德也。讲演、传译、著述，三立言也。修身、济俗、垂训，三立功也。
法师与智严、慧琳诸人入唐，大率不逾三世，而其华化之深如是，洵足异矣。
附录一
柘枝舞小考
段安节《乐府杂录》记当时教坊乐舞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之别。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教坊记》作阿辽）、柘枝、剑器、胡旋、胡腾；疑俱属胡舞。日本石田幹之助《胡旋舞小考》（见《史林》十五卷三号）谓胡旋舞来自康国；又以胡腾为石国舞；其说甚确，无烦辞费。唯健舞中之柘枝舞亦屡见于唐人书，或谓为胡舞，而未能确指所出。余意以为柘枝舞与胡腾同出石国。因举所知，敷陈如次，以为言唐代与西域文明关系者之谈助。
按柘枝舞，晏殊谓系胡舞（见《晏元献类要》），《乐府诗集》卷五十六《柘枝词·小引》，以为疑出南蛮诸国，其说云：
一说曰，柘枝本柘枝舞也。其后字讹为柘枝。沈亚之赋云：“昔神祖之克戎，宾杂舞以混会。柘枝信其多妍，命佳人以继态。”然则似是戎夷之舞。按今舞人衣冠类蛮服，疑出南蛮诸国者也。
《因话录》（《图书集成·乐律典》卷八十八《舞部》引）又谓柘枝一辞，由拓跋氏而得名，以为：
舞柘枝之本出拓跋氏之国，流传误为柘枝也，其字相近耳。
刘梦得《观舞柘枝》（《刘梦得文集》卷五）诗云：
胡服何葳蕤，仙仙登绮墀。……
泛云胡服，未言何国。今按以柘枝为由拓跋氏之传讹，固属猜测之辞；出自南蛮诸国，亦未深考。余以为柘枝舞之出于石国，盖有二证。
石国，《魏书》作者舌，《西域记》作赭时，杜环《经行记》作赭支。《唐书·西域传》云：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
《文献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记有柘羯，当亦石国。凡所谓者舌、赭时、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语Chaj一字之译音。柘枝舞之“枝”为之移切，柘支国之“支”为章移切，同属知母字。故柘枝之即为柘支，就字音上言，毫无可疑也。
复次，薛能《柘枝词》（《乐府诗集》卷五十六引）三首俱咏柘枝舞，而第一第二两首乃咏征柘羯事。其第一首云：
同营三十万，震鼓伐西羌。战血黏秋草，征尘扰夕阳。归来人不识，帝里独戎装。
此词末两句之故事，传说不一，兹不赘。唯就伐西羌一语而言，则柘枝词所咏乃西域事也。第二首又云：
悬军征柘羯，内地隔萧关。日色昆仑上，风声朔漠间。何当千万骑，飒飒贰师还。
所云柘羯，据《唐书·安国传》，犹中国言战士也。唯案《文献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云：
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唯柘羯不至；诏使招抚之。
是柘羯亦为地名。自隋末乱离，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于突厥。至颉利，更委任诸胡，疏远族类。所谓诸胡，指部族中之西域种人；柘羯，即石国也。天宝九载，高仙芝将兵征石国，平之，获其国王以归。十一载，仙芝兵败于怛逻斯城（ Talas ）；怛逻斯城亦属石国。薛诗之“悬军征柘羯”，盖指仙芝此役而言。柘羯、者舌、赭时、赭支、柘折，皆为一地之异译，而或以名地，或以指人，卒乃以为乐舞之名，亦如隋唐时九部乐之故事耳。薛诗第三首云：
意气成功日，春风起絮天。楼台新邸第，歌舞小婵娟。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
末二语为柘枝舞舞终时之姿态。咏柘枝舞而及西域，而及昭武九姓中之柘羯，则其与石国之关系，从可知矣。
柘枝舞舞者之服饰，舞时之容态，今俱不传；兹唯从唐宋人书中籀绎一二，述之如次。
柘枝舞至宋犹存，乐府队舞中十小儿队即有柘枝队。《宋史·乐志》云：
柘枝队衣五色绣罗宽袍，戴胡帽，系银带。
按张祜《观杭州柘枝》诗（《全唐诗》第八函第五册）云：
红罨画衫缠腕出。
又《周员外席上观柘枝》诗（同上）云：
金丝蹙雾红衫薄，银蔓垂花紫带长。
又《观杨瑗柘枝》诗（同上）云：
促叠蛮鼍引柘枝，卷檐虚帽带交垂。紫罗衫宛蹲身处，红锦靴柔踏节时。
白居易《柘枝词》（《全唐诗》第七函第六册）云：
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
刘梦得《观舞柘枝》云：
垂带覆纤腰，安钿当舞眉。
又白氏《柘枝妓》诗（《白氏长庆集》卷五十三）云：
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
可见柘枝舞舞工率着红紫五色罗衫，窄袖，锦靴，腰带银蔓垂花，头冠绣花卷檐虚帽。窄袖罗衫，即是胡服；卷檐虚帽，所谓胡帽；《宋史·乐志》之语，可以唐人诗为其注脚也。
白居易《柘枝妓》有“帽转金铃雪面回”之语；张祜《观杭州柘枝》诗云：
旁收拍拍金铃摆，却踏声声锦袎摧。
帽转金铃云云，《乐苑》释之甚详。《乐府诗集》卷五十六《柘枝词·小引》引《乐苑》云：
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屈柘枝》。此舞因曲为名，用二女童，帽（《御览》五七四引帽上尚有鲜衣帽三字）施金铃，抃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御览》引无舞相占实四字）舞中雅妙者也。
陈晹《乐书》卷一百八十四柘枝舞云：
柘枝舞童衣五色绣罗宽袍，胡帽银带。案唐杂说，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掘柘枝》，角调有《五天柘枝》。用二童舞，衣帽施金铃，抃转有声。始为二莲花，童藏其中，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之雅妙者也。然与今制不同，岂亦因时损益耶？唐明皇时那胡柘枝，众人莫及也。
是柘枝舞人帽上别施金铃，妙舞回旋之际，其声拍拍，与乐声歌声相和，当更增人回肠荡气之情。《乐书》与《乐苑》所纪柘枝舞当犹唐制，宋以后便又不同矣。
柘枝舞大约以鼓声为节，起舞鼓声三击为度，故白氏《柘枝妓》诗云：
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
可见也。张祜《观杭州柘枝》诗：
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娥暂起来。
又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全唐诗》第六函第三册）亦云：
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
皆可见柘枝舞以鼓声为节奏之概。张祜《观杨瑗柘枝》诗又有“缓遮檀口唱新词”之句，是舞人舞时兼须歌曲；疑系唐代乐舞通例，不仅柘枝舞为然也。
柘枝舞舞至曲终，例须半袒其衣，故沈亚之《柘枝舞赋》（《沈下贤文集》卷一）云：
差重锦之华衣，俟终歌而薄袒。
薛能《柘枝词》之“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即指此也。
柘枝舞颇重目部表情。刘梦得《观舞柘枝》云：
曲尽回身去，层波犹注人。
沈亚之《柘枝舞赋》云：
骛游思之情香兮，注光波于秾睇。
卢肇《湖南观双柘枝舞赋》（《图书集成·乐律典》卷八十八《舞部》引）云：
善睐睢盱，偃师之招周妓；轻躯动荡，蔡姬之詟桓公。
大约俱指舞人之流波送盻而言。“层波注人”，亦犹夫“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耳。
柘枝舞原疑有一人单舞，与二人对舞之别；二人对舞则曰双柘枝。张祜《周员外席上观柘枝》诗亦作《周员外出双舞柘枝妓》，诗有“小娥双换舞衣裳”之句。卢肇赋亦是观双柘枝舞，《乐苑》（据《御览》引）亦云“对舞中雅妙者也”。是双人对舞应名双柘枝舞也。至于寇莱公之每舞用二十四人（见《石林燕语》）是为柘枝颠，不可以常例论矣。
关于宋代柘枝舞之大概初未之知，后得读王静安先生《唐宋大曲考》，乃悉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四十五有柘枝舞大曲，欲识宋代柘枝舞之梗概，此盖为仅存之文献也。
王先生亦疑柘枝出于柘支，余说与之暗合，深引为荣。《鄮峰真隐漫录》柘枝舞大曲，兹抄录如左（文津阁《四库》本《鄮峰真隐漫录》论柘枝舞有残阙，兹依《疆村丛书》本）：
柘枝舞
五人对厅一直立竹竿子勾念
伏以瑞日重光，清风应候。金石丝竹，闲六律以皆调；僸佅兜离，贺四夷之率伏。请翻妙舞，采奉多欢。鼓吹连催，柘枝入队。
念了复行吹引子半段入场连吹柘枝令分作五方舞舞了竹竿子又念
适见金铃错落，锦帽蹁跹。芳年玉貌之英童，翠袂红绡之丽服；雅擅西戎之舞，似非中国之人。宜到阶前，分明祗对。
念了花心出念
但儿等名参乐府，幼习舞容。当芳宴以宏开，属雅音而合奏。取呈末技，用赞清歌，未敢自专，伏候处分。
念了竹竿子问念
既有清歌妙舞，何不献呈？
花心答念
旧乐何在？
竹竿问念
一部俨然。
花心答念
再韵前来。
念了后行吹三台一遍五人舞拜起舞后行再吹射雕遍连歌头舞了众唱歌头
□人奉圣□□朝□□□□主□□□□□留伊得荷云戏幸遇文明尧阶上太平时□□□□何不罢岁□征舞柘枝。
唱了后行吹朵肩遍吹了又吹扑胡蝶遍又吹画眉遍舞转谢酒了众唱柘枝令
我是柘枝娇女□，□多风措□。□□□，住深□□，妙学得柘枝舞。□□□头戴凤冠，□□纤腰束素。□□遍体锦衣装，来献呈歌舞。
又唱
回头却望尘寰去，喧画堂箫鼓。整云鬟，摇曳青绡，爱一曲柘枝舞。好趁华封盛祝笑，共指南山烟雾。蟠桃仙酒醉升平，望凤楼归路。
唱了后行吹柘枝令众舞了竹竿子念遣队
雅音震作，既呈仪凤之吟；妙舞回翔，巧著飞鸾之态。已洽欢娱绮席，暂归缥渺仙都。再拜阶前，相将好出。
念了后行吹柘枝令出队
此种柘枝舞用五人。据日本今村鞆氏《日鲜支那古代打毬考》，则高丽打毬乐中实有一人手持竹竿，得筹与否，由竹竿以为指挥。大约竹竿子即因其持竹竿而得名也。至于花心不知果作何解释？《真隐漫录》除柘枝舞而外，尚有采莲舞、太清舞、花舞、剑舞及渔夫舞，体制与柘枝舞约略相同。竹竿子在采莲舞、太清舞、柘枝舞、剑舞中俱有之。花心则见于采莲舞、太清舞、柘枝舞；为由五人组成之舞队。花心大约即舞队本身之领袖；而起舞遣队之责，则由竹竿子任之，如今日乐队之指挥然也。起舞之前或念诗一首，或骈语数联，继由竹竿子与花心设为问答之词，然后正式起舞，“舞者入场，投节制容”，是为入破。入破以后，由竹竿子念七言诗一首或骈语数联遣队，于是乐止舞停。日本所传唐代舞乐，分为序、破、急三段（参看源光圀《大日本史·礼乐志》），疑宋代大曲中之柘枝诸舞，其节奏仍如是也。
柘枝舞在唐代本属教坊，柘枝词因舞而起；至宋犹存于乐府之中，其佚当在元宋之际；自是以后，唯于词曲中存柘枝令之牌名而已。词兴而大曲亡，诸宫调院本兴而词亦衰。较近于民间艺术之剧曲一盛，则烦重之乐舞归于消沈，终至灭绝，亦固其所也。
附记 本篇初稿曾载于《清华周刊》第三十七卷第十二期，兹略加修正，附于本篇之末。
附录二
盩厔大秦寺略记
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地点之有盩厔、长安及盩厔长安间三说，讨论者甚众，毋庸赘述。兹唯将盩厔之大秦寺，就余等寻访所见及者叙其梗概如次。世有继往者或不无微补焉。
盩厔县位于南山之阴，县治距西安一百五十里。大秦寺则在楼观（今名楼观台，即古崇圣观地）。民国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余与徐森玉、王以中、刘子植三先生同车西行，思去盩厔一访大秦寺遗迹。早发西安西门，偏西南行四十里斗门镇，二十里大王镇，入鄠县境；二十里涝店，入盩厔境；二十里尚村，二十里终南镇宿。次晨由终南镇南行，越阡陌，过乱石河滩，迤逦上山坡，穿过长里许之橡树林，即至楼观；为程约二十里。沿路阡陌纵横，皆是稻田，乡村林木蔚茂，俨然江南风物。
余等决定宿楼观，观俱道士，监院王姓，知客曾姓为湖南人。部署略定，余独出楼观西门闲眺。小山坡陁而下，尽是麦垅，一望如铺绿锦。立麦垅中向西遥望，一塔翼然耸立山麓，形制甚古。余初拟独往一览，以相距尚有数里，尚待进午膳遂止。
余等因读佐伯好郎《大秦寺所在地考》一文，因起漫游盩厔之意，拟一访所谓五郡与大秦寺者，是否至今犹有其地。而据乾隆盩厔旧志，大秦寺在黑水谷，故至楼观后，即向道士问黑水谷所在，拟于当日一游，明日即行东反。询后知黑水谷西距楼观尚有四十里，不禁为之惘然，因决于午后周览楼观附近各地。先出东门探说经台诸地之胜，复转而西，从麦垅中行至玉女泉小憩。于是越小坡，至午间所见古塔处，塔旁一寺，残破不堪。余等坐寺门前阶石上息足，余以旁有一塔，与坡公诗合，因戏言此即大秦寺也。同人皆为大笑。适有一村童立其旁，遂询以寺名，村童答以此是大秦寺，余等闻言，俱雀跃而起，喜其巧合。因相率入寺内细察，王以中先生首先发见明正统钟铭，徐森玉先生亦发见乾隆时寺僧墓铭。次日徐、王二先生赴黑水谷，考察旧志所云大秦寺在黑水谷之言是否可靠，余与刘子植先生则仍至大秦寺考察，又因寺僧之指示，得见咸丰时断碑。此三者皆足以证明此寺寺基确即以前之大秦寺，因抄录如左，以资考证。
（一）明正统钟铭
明正统九年（公元一四四四年）铸铁钟一口，悬于大殿门西檐下，钟铭东北两面可见，馀为墙掩，大约俱施功德人名也。铭录如次：
五峰丘木山大秦禅寺铸鈒序
大明国陕西省西安府盩厔县僧会司遇仙乡大峪里地坊大唐太宗敕赐承相魏徵大将尉迟恭起建监修至玄宗国师一行弘师被土星致灾受已毕显大神通作无为相南无金轮炽盛自在觉
王如来
倒坏本寺住持僧无尽禅师重造寺宇启建□殿缺欠金钟独力难成□发诚心乞化到太和长安京兆坊张明鼎张明敏等处化到黑金壹阡陆百觔铸鈒
正统岁在甲子孟夏伍月拾柒日丙寅
金火匠范琮和等鈒完
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子千秋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五谷丰登
盩厔县知县郑达县丞王齐主簿马驯典史许贵
（二）乾隆时寺僧墓碣
碣供养于大殿内东南面佛座上，碣文如次：
大禅师修行于终南盩厔县大峪里地坊
五峰丘木山大秦寺供奉住持僧刘儒清之墓
大清乾隆五十七年吉日书于大秦寺
（三）咸丰时大秦寺残碑
碑卧于寺门外西边麦田中，下截残去，不知所往。碑文如次：
杜亭邑
大老禅师法讳海阔墓表碑
易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故细行受细名大行受大（缺）老师不唯大行堪表即细行亦无不可表也海阔石（缺）负性柔弱寡言笑守师训但庙内无养长老代理（缺）性纯朴嗔曰盩邑大秦寺余落发地也现有积囊何不（缺）规人皆谓其贤师弟海际不守法戒长老料其不能（缺）海阔与徒往焉甘受淡泊而不怨迨后诸事如意（缺）浪酒烂交寺业十花八九而亡海阔曰此寺坟墓在（缺）著锦数年业复如初两寺皆兴不贤而能治家若（缺）不忘其德欲立墓表嘱余作文略述生平而表现任盩厔县僧（缺）
大清咸丰九年岁在己（缺）
按以上所录，文字俱甚俚俗。唯自明以来，此寺仍名大秦寺，则因此可以碻然无疑。民国《盩厔县志》谓大秦寺有记宋建隆四年（公元九六三年）重修旧碣，今已无存；据土人相告，此寺有旧碑，后移至县中云云。此移至县中之碑，其为记建隆四年重修寺宇之碑耶？抑现存西安碑林之景教碑即由此移至西安，因而十口相传，有此异闻耶？由楼观至盩厔县城尚有三十里，余等求归心切，无由至彼一验传说之然否，此事只有俟之他日矣。
苏东坡《大秦寺诗》云：
晃荡平川尽，坡陁翠麓横。忽逢孤塔近，独向乱山明。信足幽寻远，临风却立惊。原田浩如海，滚滚尽东倾。
金杨云翼《大秦寺诗》亦谓：
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绿苔昏碧瓦，白塔映青山。暗谷行云度，苍烟独鸟还。唤回尘土梦，聊此弄澄湾。
两人诗俱及大秦寺塔。按今寺大殿东相距约四十尺许有七级八棱宝塔一座，《志》作镇仙宝塔，形制虽为八棱，而与长安大雁塔约略相似。土人谓此塔即以造大雁塔所剩余之材料作成云云，说似无稽，而观其形制之近似，塔为唐物，大致可以无疑也。
塔最下一级中供佛像，俱系近塑。以前大约可以从最下一级依扶梯盘旋而上，不知何时将通路堵塞。塔北面有大银杏树二株，土人上下此塔，即从树上横架一梯于塔檐，由梯上飞渡。余亦依此法上塔一览。塔中自第二级以上有木扶梯，转折而上，尚完好可登。第二级第三级西壁俱塑有观自在像作斜倚势，彩饰全然剥落，只馀泥胎，然其姿态之幽静身段之柔美，令人见而起肃敬之感。疑为古塑，即非李唐，亦当为宋、元高手之作，近代工匠不能企及也。惜塔中地势逼仄，光线不佳，不能照像，至以为憾。四、五、六三层空无所有，六层制有搁版，原来当有佛像之属，今亦不存。在第七层之西南两门洞壁上见镌有番字之二砖，因于四月二十六日重至塔上，拓取数份，后携回北平以示彭色丹、于道泉两先生，始知为藏文六字真言，盖亦僧人好事者之所为也。唯所题字时亦不晚，塔内砖壁原来俱圬以石灰，其上有明天启时人题名，则石灰壁之成最迟当在天启以前。而六字真言阴文刻痕中俱填有石灰，可见此六字真言之镌刻，为时当又在石灰墁壁之前也。或即唐代之遗，亦未可知。
又盩厔旧志谓黑水谷有大秦寺，证以徐、王两先生去黑水谷勘察之结果，以及东坡诗注观之，知旧志之言甚谬。东坡《南山纪行》诗自注有云：
是日游崇圣观，俗所谓楼观也。……遂与张果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别。……又西至延生观。……西行十数里，南入黑水谷。谷中有潭，名仙游潭，上有寺三。
今大秦寺在楼观西约五里，延生观又在寺西五里，而黑水谷又在延生观西二十余里，与坡诗正合。若大秦寺在黑水谷，则坡诗不应云尔，此一证也。又黑水谷两山中合一水北流，与东坡大秦寺诗所述景物无一相合。只今大秦寺背倚山麓，前俯平川，麦田翻绿，有如锦海；读九百年前坡公之诗，犹在目前。此二证也。
五郡城，据旧志在盩厔东三十里，与古楼观相近。余等至楼观后，访所谓五郡者，不得其处。而正统钟铭乾隆时刘儒清墓表俱有五峰丘木山之名，又今大秦寺下微偏西近平川处有一村，围墙大半颓塌，而门洞墙基多为石砌，与秦、豫今日所见一般乡村少异。土人自谓村名塔峪，余疑此即古五郡城遗址。依东坡诗，五郡地有水泉之美，而今塔峪村，附近溪流莹洁，亦复甘美，唯坡诗以五郡置于楼观及大秦寺之间，与今塔峪村微异，然则五郡其为别一地耶？当时匆匆，无暇细考，至今思之，犹有馀憾。
佐伯氏文中又引及张景先《五郡怀古》诗，佐伯氏据《道藏》六百零五册《古楼观紫云衍庆集》转引。今按张景先此诗题于重摸苏灵芝书《唐老君应见碑》碑阴，题作“《五郡怀古》”，不作“五郡庄”；“列郡衣红锦”，“衣”不作“依”；“全家茹紫芝”，“家”不作“国”。后有“元祐丙寅九月二十有六日太平宫主张景先题太平宫道士窦清源刊”题字。凡此俱可以补佐伯氏文之缺也。
又佐伯氏以楼观附近有吕仙洞等吕纯阳之遗迹，因又重提其《大秦景教碑》书人吕秀岩即吕岩即吕洞宾之假设，以为更有可能。关于此事，余等亦获见一事，或可供佐伯氏之参考。余等于五月一日返抵洛阳，在某氏处得见新出土吕洞宾之父吕让墓志。让凡兄弟四人，以温恭俭让排行，让其季也。让有五子，一早殇，行三者名煜。据新安吕氏家乘，则洞宾行三原名煜，后改名岩，纯阳洞宾又其后改之名。其父名让，所志官阶履历，与新出土墓志正合。唯俱不云吕岩又名秀岩。是佐伯氏吕秀岩即吕岩之假设，固尚待新证据之发现，此际犹难为定论也。
（《燕京学报》专号之二，一九三三年十月出版。）
（一）1.窄袖披肩巾之唐代女俑（北京图书馆藏，洛阳出土）
2.窄袖披肩巾之唐代女俑（著者自藏，洛阳出土）
3.窄袖着折襟外衣戴帷帽之唐俑（著者自藏，洛阳出土）
（二）1.窄袖袒胸披肩巾之唐代女俑（著者自藏，洛阳出土）
2.窄袖袒胸戴帷帽之唐代女俑（著者自藏，洛阳出土）
3.着折襟胡服戴帷帽之唐俑（著者自藏，长安出土）
第一图
1.2.着折襟胡服戴帷帽之唐代女俑（著者自藏，长安出土）
3.着折襟胡服戴帷帽之唐代女俑（著者自藏，洛阳出土）
4.窄袖披肩巾之唐代女俑（北京图书馆藏，洛阳出土）
5.唐代胡人俑（著者自藏，洛阳出土，唐人诗卷檐虚帽于此可以见之）
第二图
着窄袖衫之供养女像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所得唐画，供养女亦着窄袖衫。洛阳龙门唐代诸窟中着窄袖衫之女像亦甚多，皆胡服也。A.Stein： Thousand Buddhas ,title page有此。今为复制备览。
第三图
1.2.堆髻之唐代女俑（著者自藏，洛阳出土）
第四图
1.唐镜（外匡花纹颇有西域风味，原镜王以中先生藏，直径9.8公分，洛阳出土）
2.海马葡萄镜（王以中先生藏，直径9.7公分，洛阳出土）
3.海马葡萄镜（著者自藏，直径12.7公分，长安出土）
第五图
（上）春莺啭（采自高岛千春舞乐图）
（下）团乱旋（采自高岛千春舞乐图）
第六图
（一）兰陵王（采自高岛千春舞乐图）
（二）陵王中面（采自高岛千春舞乐图）
第七图
（一）拔头（采自高岛千春舞乐图）
（二）拔头大面（采自高岛千春舞乐图）
第八图
（一）日本所传苏莫遮舞（采自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一一七页）
（二）苏志莫利（苏莫遮答舞，采自高岛千春舞乐图）
第九图
（一）打毬乐图（采自高岛千春舞乐图）
（二）打毬乐图又一式（采自《骨董集》卷三）
第十图
（三）明代打毬图
第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