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肇战端 南京屠杀
日本军票 嫁祸中国
南京暴行 铁证如山
军人霸权 野心狂妄
抗战初期 五洋独秀
物价飞涨 法币贬值
买地漏风 费尽口舌
兴建新厦 谣诼频传
币制动摇 比数惊人
世乱如麻 纸比币贵
捣乱毒计 抛售银元
银元时代 从此结束
民国时期，上海，中央造币厂
这是本书的结尾。本来银元已经绝迹，到后来币制崩溃之时，银元又出现了，而且身价大增，不同往昔，所以这段文字亦是银元时代的真正结束。
屡肇战端 南京屠杀
我写本文，是从我本人所身历的情况着笔，关于内地抗战的情况，我是了解得不详细的。本来中日的一场战争，可以说开始于“九一八”沈阳失陷，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华北五省都给日本人侵占了。
中国人的观察，日本人侵占了我们这许多土地，一定要经过消化工作，才会影响到华中，所以大部分人都想从此可以得到一个苟安的时期，还有好多时期可以拖延，但是日本人却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咄咄逼人，一下子就到华中来继续滋生事端。
日本人对世界的宣传，总是说中国人先发生某项事件，迫得他们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分别地区订立条约。譬如七七事变的起因，他们说是日军有一匹军马，被中国军队拉了去，于是开始轰炸宛平县，其实是否有军马失踪，也无从查考。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日本人说是三友实业社职工埋葬了他们一个从军和尚。这些事情，算他都是真的，也该协商解决，不至于会掀起一场大战。而战争结果，必然是威胁中国签订一个协定，如塘沽协定、淞沪协定之类，根据这些协定，就大大地扩展他们侵略性的军事势力。
日本人对南京方面发出的威胁，当时有一种腾传众口的论调，说是：“三天可以占据南京，七天可以征服整个中国。”这种论调，当然是宣传性质。但是很多“恐日病”的人，认为有此可能。
他们在南京制造事件，仍是一套老手法。一天，宣布日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失踪了，在国际上他们宣称这又是中国人的排日行为。藏本确有其人，而且也料不到第五天时，藏本却静悄悄地从一个山洞中爬出来，觅取食物。中国人的警觉性很高，一下子就认出他是日本人，于是由郊外的一个派出所，派了几名警察把藏本送到警察总局，录取他的口供。藏本承认他是故意失踪，而且原本要自杀来报国的，但是他到了一个山洞之中，怀念家人，下不了这个决心，又因为饥饿难忍，所以出来觅取食物。这份口供，当时曾制版送刊各报，外交部派员把藏本送交日方。这一下子，日本人大丢其脸，名为“藏本事件”。一时南京民心就安定下来，连上海的市民都松了一口气。
安定了一个时期，日本人的花样又来了，他们在上海，不是说日本军人被杀，就说日本居留中国的侨民被辱，又将大批军人由日本轮船运送来沪。
这一次，政府有了准备。第一是银元收尽，法币的币制改革已成功，不怕他们捣乱金融；第二是训练成功的新兵，一师一师地准备上阵，于是反其道而行之，态度坚强。向来日本人逢到中国方面硬了，他们就软了下来；中国一软，他们就强硬起来。所以在这个紧张关头，政府对淞沪协定也顾不得了，只有把正规军调到上海四郊闸北和吴淞，意欲以武力来作为谈判的后盾。军人们个个想向日本军队作战，人人兴奋，都抱有同仇敌忾之心，所以军队一到了上海，还没有多时，战争就爆发了。
“八一三”一战，把日本人三天占领南京的美梦完全打破，而且暴露出许多败迹，战了好久，总是不能取胜，经过重重困难，才打到南京。这一回日本人愤怒极了，所以一占领了南京，就实行大屠杀。
这个时节，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于是把战争停顿下来，中国政府得到了这个喘息时间，就部署好了第二道防线及第三道防线，这样打起来，日方就泥足深陷了。
我们上海人，在“八一三”作战时，兴奋得了不得，上海租界成为后方的供应站，军方要什么，民众就供应什么，直到日军攻破了第一道防线之后，民气就消沉下来。
当时日军对英美法三国的态度，还是保持着相当的尊重，英法两租界是不来骚扰的。中国方面的抗日人员，还可以自由搭乘洋商轮船，逃难到香港，有些还可以从香港回上海来做工作。
租界上的海关照常办公，“关余”按时拨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些银行也照常办公，市民仍旧使用法币，法币的价值一些也没有变动。1941
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日军乘卡车从四川路桥进占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地区
向来日本人每占领到一处，就发出一种军票，但是军票的使用十分困难，大家不接受。就连为虎作伥的汉奸，也不敢把军票拿出来使用，所以日本军方不得不要求各家日本银行，把旧时所存储的中国法币拿出来使用。这些情况，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
日本军票 嫁祸中国
日本军队最初的计划，占领了一个地方，就使用军票收购当地的食粮和一切物资。但是这个计划，大体上是失败的，因为军票是日本军部所印行的，与日本本国的日元是不相联系的，显然他们是准备把这种军票嫁祸于中国老百姓头上，将来这笔糊涂账与日本金融界毫无关系。
尽管日本军地方越占越大，但是中国老百姓都有一个普遍深刻的印象，认为日本人泥足越陷越深，“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所以对军票的使用，用尽一切方法来推诿。军票的应用范围极小，只有一些附逆的汉奸，组织地方维持会，为了奉承日本军人起见，勉勉强强把军票接受下来。这些汉奸，初期全是些无智无识的地痞流氓以及失意的土豪劣绅，他们虽然用尽方法，狐假虎威地大力推行军票，但终于推来推去推不开。
再深刻地讲一句，这些地痞劣绅逢迎日军，也无非想弄些钱，然而拿到的全是军票，以军票来换法币，到处都没有人要，所以他们内心非常痛苦，知道军票的前途将来是会一文不值。
日军进展得很快，每占据一个地方，就要组织一个地方维持会，也算了却一件心事。大批的军队，本来想以战养战，一切开支以军票来支付，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他们也没有时间来做推行的工作。所以日本人所用的军用物资，都要由日本军舰运来，在当地是接济不了的。
又有一个原因，日本人打进一个城市，只留少数士兵维持城市的治安，一切民间事情都假手于汉奸，但是粮食在城市间储存不多，要到四乡去搜罗，军票是行不通的，不论城市乡郊，要买大量粮食和蔬菜，还是要靠中国的老法币。
中国的老法币，日本人手上所有的只限于上海几家日本银行的存储，日军一路打出去，一路需要老法币来使用，显然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只限于城市，一出了城，军票就一点也买不到东西。中国人渐渐地看穿了日本人的情形，他们的军事只占据了几个“点”和“线”，所谓点就是城市，所谓线就是交通线，越出了点和线，他们就没有力量了。日本散兵一出城市，动辄会不明不白地死掉，因此他们在点线之外的地区，去都不敢去。
点线之外的地方，称为“游击区”，由地方的团队维持治安，当然坏人数量占得多，所以良好的游击区比较少，而坏人占据游击区比较多，在中国军政撤退之后，就成为他们胡天胡地的世界，这些地区还是相信老法币，军票是一张也用不掉的。
我住在租界上，租界上初时日本人绝不干涉任何事，所以上海称为“孤岛”，有英法两租界的当局维持治安，再出动万国商团来作为警备队，市面不但不见萧条，反而繁荣了数倍。那时我们使用的纸币，仍然是清一色的老法币。
我有许多学生，有些从闸北逃出来，有些从外埠逃来。有一次在谈话中，某一学生问我有没有见到过军票。他说后就拿出一张一元面额的军票，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军票。
南京暴行 铁证如山
有一天，摄影画报的主持人林泽苍赶来，匆匆忙忙地对我说：“我现在要买三百元军票，你有没有办法？”我当即拒绝他说：“这事我一无办法，还是另请高明。”林泽苍说：“事情很紧要，非要办到三百元军票不可。”于是他就在我家中打了十几个电话给他的朋友，恰巧有一个朋友来自苏州沦陷区，有的是军票，于是林泽苍才如愿以偿。
我在闲谈之中，问林泽苍：“你为什么急急要三百元军票呢？”他说：“有一个朋友，在虹口开照相馆，中日大战初期，各行店铺都已停业，唯有照相馆的生意好得出奇，都是日本军人来光顾的；日本军人有一种怪癖，他们强奸妇女，明明是一件不可告人的丑事，但仍要拍一张照片，而且要把妇女的面貌衣衫都拍进去，这种照片，一天要冲印几百张，所以生意好得很。冲印的材料和纸张，都由日本军方供给，但日本人也有舞弊的，有一个日本人说：‘你如给我三百元军票的话，我就额外配给你一些冲晒的纸张，是不在配给范围之内的私人行动。’”这位老板就和林泽苍说：“现在南京大屠杀，奸淫的底片成千成万地交到，可是印的晒纸有记录，一张都不许偷印，你如果能替我筹到三百元军票，我就可以买到那日本人的走私晒纸，多印两套，一套给你，一套归我。”
林泽苍认为这些照片，是日本军人作恶的铁证，不但有新闻价值，而且公诸全世界，还有意外的作用。所以他要急急地筹备这笔数目，准备带到虹口去。（按：那时节出入虹口，经过日军岗位，要鞠躬致敬，手上拿的东西要公开来给日军检查，但是摄影的晒纸一见光就会走光失效，即使租界有晒纸可买，也过不了关，所以只能用军票在虹口当地秘密收买。）
过了十几天，关于日军在南京奸杀的照片，已全部印出，不知用什么方式运出虹口，递给林泽苍，泽苍偷偷地给我看了一下。这类照片共有一百多张，一类是成排老百姓和中国军人被枪杀的情况，最多的一类是强奸妇女的照片，各式各样，奸淫镜头，看了令人发指。
这一批照片，林泽苍选出四种，又翻成底片，卖给外国驻沪的新闻记者，得到酬金法币四百元。这四张照片，后来全世界报纸都发表出来，由于形象丑恶，此处恕不发表。
后来大批照片如何下落，我也不知道了。（按：一九五三年时，日本人对于中日之战，出版了好多推究他们早期在华作战未能成功的原因，有许多人执笔指责当时军人在华作恶情况，形诸笔墨，销路很大。最后他们又出版了一部占领南京的画册，据说有图画数百幅，大抵这种图片是和这类照片有关的。这本画册出版之后，日本全国震惊，认为原来军人竟敢如此无法无天。这段消息我听到之后，急忙托日本朋友在日本购买，但是那朋友说，这书出版后第七天，已销到一百多万部，第八天就被禁止发行了，因为震动人心太厉害，所以一下子就禁掉了。）
军人霸权 野心狂妄
陶德曼对中日战争的调解，上海人都很关切。有些人认为调解必然能成功，有些人认为战争一定会抵抗到底，否则政府处在日本人的爪翼之下，以后中国的主权完全丧失，要是回到南京去的话，也不过成了一个徒有其名的政府，还有什么国家主权可言。
在谈和期间，中国方面仍有作战准备，日本也仍然把大量军需品运到上海。我们这时居留在沉闷的空气之下，本来不关心时事问题的人，也逐渐把中日战争前途作为研究资料。
那时节便产生了许多日本问题的观察家，其实这些观察家，都有其自己的打算，立论难免有偏见。
龚德柏是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他的观察最是深刻，他发表了许多文章，我都很喜欢读，他的意见：日本人不但要想征服全中国，而且要统治整个亚洲，所以在中国使用的军力，不过是十分之三，还有十分之七，准备用在“南征”，不惜与英美打上一仗。他这种说法，初时我们认为有些狂妄，后来这些话，却一一地应验了。
还有一个日本问题专家，是陈彬龢，他出了整套研究日本问题的小册子，撰述的人，许多见地都是很高超的，不过他有一种观念，总是不满现实，要推翻原有的政府。所以我们要听研究日本问题的话，众口纷纭，教人很难捉摸。
倒是有一次碰到一位姓刘的长者，他是早期日本留学生，对日本的情况，观察力很深，他从来不执笔写文章，但是他的话，简直句句都有来历，而且把中日战争的根本原因，分析得清清楚楚。这些话现在虽已过去，但是我看许多抗日书报都没有表达出像他那么高超的见解。
日军入侵上海
他说出日本进攻中国，摧毁中国政府的军力，易如反掌，但是中国地方实在大，日本要是出兵几百万的话，也只要抱定宗旨和他们长期作战，使其泥足越陷越深，俗语说蛇能吞象，虽是一句不合理的譬喻，可是蛇要是真的吞并象的一部分，那么自己可能被胀死。所以日本武力的当权者，预先虽做过这种种调查，认为中国是一无可惧，甚至无数军人以游历为名，畅游中国各地。如松井石根，在没有开战之前，先到南京，再经广州返日，他也认为灭亡中国是不会超过一个月的，所以军人个个都摩拳擦掌准备出动。日本文人当权者，他们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虽说侵吞中国，意志是一致的，不过要运用哄、吓、骗、诈的外交方式，最好不要出动兵力开火来达到目的，这是上策，用兵动武，乃是下策。
军人们对国内文人的论调，深恶而痛疾，所以动不动就将主张缓进的政论家、外交家以及首相重臣，一个个都采取暗杀手段来消灭，大规模的暗杀事件陆续发生，不计其数。
最骇人的如首相犬养毅、财相高桥，都为日本军人公然击毙，西园寺元老也受到恐吓，政府的政策完全操纵在军人手中。
日本战前的政治制度，内阁总理虽有权提出财政部部长、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等名单，但是对陆军部部长、海军部部长、空军部部长，是无权过问的。是要由军方推出，内阁总理唯有仰其鼻息。军方要是反对其人并不推出部长的话，内阁总理就做不成。
还有一点，即使内阁已组织成功，内阁总理不听军部政策的话，军部就可以令海相或陆相辞职，一个人辞去，内阁就要改组，所以从前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完全处于军方爪翼之下。
姓刘的长者又说，那么日本为什么会造成这般的局面呢？他们是有法律根据的，因为海陆空军是直接隶属于日皇的，所以内阁总理对军事实实在在是没有一些力量来统制的。而且他们也有一种成规，军人在外行动自由，不受国内的命令拘束，所以有许多事件发生，都是军人闹出来的，内阁总理预先不知道，外交部部长更是蒙在鼓里。但是事体一经发生，当地的领事就要乖乖地收拾残局，全国性的政治也是如此。
军人在外，尽管不宣而战，外交部部长只有代表军方说圆滑的话之外，没有别的话可说，即使咎在军方，外交部也要想出适当的理由来袒护军方的。
这许多话，我倒是闻所未闻。所以陶德曼的调解，双方都是表面上做出一种媾和的姿态而已，军人是有军人的准备，中国政府也明知日本外交界不能约束军人，所以一场调解宣告失败之后，就大打起来。
当时上海的报纸，很少知道这种内部症结，和乎，战乎？大家都莫测高深。
抗战初期 五洋独秀
调解不成，掀起全面大战之后最初三年，实实在在可以说法币坚挺，老百姓对它的信心，一点也没有动摇，购买力也一如其旧，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作囤积，更不知道什么叫作外汇。黄金与美钞，不见流通，普通人对黄金美钞的重要性也无从知道。我们大家还是过着和从前一样的生活，认为打仗由它打下去，从不想到法币是会动摇的。
只有一部分商人和逃难移居到上海的人，知道上海的物价是如何如何，乡间的物价又是如何如何，两者之间的差额很大，既然没有生意可做，就奔走两地，把甲地的东西，带到乙地，再把乙地的东西，带到甲地，以有易无，这样卖出买进，可以从中博得不少利益，这种人后来就称为“跑单帮”。这种人从几百人开始，直到几万人，在战乱期间，借此维持生计。
最初“跑单帮”的人，目的只有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叫作“五洋杂货”。所谓五洋杂货，是五种外洋来的实用品，即洋火（即火柴）、洋油（即火水）、洋烟（即香烟）、洋皂（即肥皂）、洋布（即外国布），这五种东西，乡间都没有生产，向来靠上海运去，是日常的必需品，跑单帮的人就采购了这种东西，钻罅觅缝地走出界线。到了乡间，把它卖掉，把当地的土产、米、鱼、肉、麻袋等带回来，走一次单帮，可以赚不少钱，因此跑单帮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人数多到几十万人。这虽然是一种畸形的生意，但是勤力的人由于跑的次数多，赚的钱比普通职工的薪水要高出几十倍。
这种跑单帮，虽然辛苦万分，可是回到上海把带回来的货色卖掉，同时再购入新货，然后就聊以自慰地进入菜馆，大鱼大肉地饱餐一顿，因此中小型的菜馆，天天座无虚席，而游乐场所也是满坑满谷。
大商家最初认为大战开始，是发战争财的机会。从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颜料绝市，造成了四个千万富翁，如贝某、周某、席某、吴某等，因此，这时好多大商人也在计划，怎样才能发到战争财。可是打了三年，货价并未提高，白白地空等一场。只有五洋商人，由于跑单帮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倒有机会发了大财。
战争到了第三年年底，上海的煤来源断绝，日本军舰到了上海，向煤炭商人购煤，这一下子，煤球就起价了。
所谓煤球，是上海市民家家用来煮菜煮饭的主要燃料，是用煤屑和黄泥做成的，烧起来很耐久。由于此时存煤日少，煤球的价格天天涨，质料却渐渐地差，差到泥多煤少，煮一餐饭要用去好多煤球。我们感到生活上的影响，别的无关重要，倒是煤球关系最大。（按：后来几年，因为煤源不济，连电力都有限制了，家人吵着煤球买不到，我就想到战争开始时，曾经买过许多煤，堆在天台上，因为从前的煤栈叫煤，价格便宜，一担两担是不送的，一叫非一卡车不可，重十几吨。叫来之后，放在天台上，没有多大用处，日久之后也忘记了，后来才知道煤价飞涨，一担煤可以换十四担煤球。）
物价飞涨 法币贬值
这个时候，大家对黄金美钞还没有注意到，我查出当年黄金美钞的价格，与法币的价值实在没有什么变动，例如（录自《银行周报》）：
一、一九三八年四月：美钞一元合法币二元七角半，黄金十两合法币一千一百四十二元。
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美钞一元合法币六元一角八分，黄金十两，折合法币一千九百九十九元。
就上述两项来看，法币的动摇，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之后才开始的，四月之前实在和战前相差无几。
从前一般人还没有想到物价涨，就是法币贬值，不像现在的人，商业知识丰富，脑筋较为敏感，物价会不会有波动，他们早已有预感，想办法不使手中的钱受到损失，所以要买东西，还是能从心所欲的。举一个例来说：我印一种医药杂志，每一期到纸行去购买十多令白报纸，不但很容易买到，而且价钱每次相差不多。我有几个朋友是办报的，报纸的销路都很大，每天买白报纸，也都没有什么困难。直到一九三九年开始，白报纸的身价就高了一倍，本来每令三块多钱的，这时就要卖到七元左右，因此纸商个个都发了财，一般人就称他们为“纸老虎”。这还是物价波动的初期情况，后来就达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不过有一个特点，就是纸商只有抬高价格，而没有居奇不卖的情况，初时在纸商方面说来，他们也没有想到后来法币贬值，会跌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初期法币贬值，有一个故事，传说纷纭：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兄弟二人，哥哥勤勤恳恳地积了许多资财，弟弟有钱就买啤酒喝。弟弟常常囊中空无一文，可是他饮罢啤酒之后，总是把那些空樽堆在后花园旷地。后来马克跌到不值钱，哥哥的积蓄化为乌有，那位一味饮啤酒的弟弟，拥有啤酒空樽两三千个，反而可以用这些空樽来换取食物，继续生存下去。这个故事，大家都付之一笑，认为这只是海外奇谈，谁知后来在上海也发生了类似这般的情形。
一般商人，只知道求货如轮转，但求稍有所获，就买进卖出，最初三年囤货的人毕竟少数，特别是成千成万跑单帮的人，钱财越赚越大，还没有囤积的观念。但是到了这时，跑单帮的人，已成为天之骄子。
我只懂得行医，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囤货。我有一个远房舅舅陶庭瑶，那时他是亚细亚汽油公司的买办，我的妹夫就在他的机构中任职。有一天，他走来对我说：“现在最好的赚钱机会就是囤货，最好囤的货，一种是火油，一种是汽油，战争持续下去，这两样东西一定要涨上几十倍，只可惜我没有钱，你能不能替我垫一些钱，买进大批汽油，储存在你那间空屋中。本来这种汽油只配给与汽油站，但我可以有办法购买一二百桶（每桶五加仑）。”我听了，心中虽不以为然，可是想到日后如果汽油绝市，自己坐汽车也不方便，因此就勉勉强强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大批汽油，一下子就运到我的空屋之中。
这些汽油运到不过两天，四面八方的邻居都来向我婉婉转转地提出抗议，说是：“你囤积了这种东西，实在危险得很。”我听到一个“囤”字，心中很不舒服，我说：“明天我准定叫他们搬走就是了。”我的妹夫也没有办法，只好雇了卡车，浩浩荡荡地运走，四邻都目睹此事，大家也就放心了。不过搬到最后，我还教他留下二十桶，备作自己日后之用。谁知道日后汽油果然飞涨，涨到一千倍一万倍，连算都算不出。这时候号称“一滴汽油一滴血”，我最后的几桶汽油，要是以战前数目来讲，可以买进一幅地皮。
买地漏风 费尽口舌
我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感到上海人口倍增，诊务繁忙，原来慈安里的诊所，候诊的人，无处容身，因此想到要自己造些房子。那时节跑马厅跑马停止了多年，收入全无，就把跑马厅马霍路（今黄陂北路）正门对面的一块地皮，划成小块，分块出售。这地段很好，可是地价究竟贵不贵？造楼要花多少钱？我都无从估计，因此我又请教于丁福保老先生。那天我午后去访问他，他不在家，晚上恰巧是我参加他儿子丁惠康聚餐之期，丁惠康曾经造过一个虹桥疗养院，我就问他，我想买的地段好不好，造价大约要多少。惠康本来是我的至交，他一口说：“好，好，好。”同人们也说：“你不妨买下来。”我说：“好，我明天一定去付定洋。”于是第二天我就到跑马总会去付定洋。我去的时候是上午九时十分，谁知道那边的职员对我说：“在九点零五分，已有人买去了。”我一看定洋条上的名字却是丁惠康，这一下子，我心上就有些不自在，用电话遍找丁惠康，却找来找去找不到。到了晚间我约了聚餐会的中坚分子郑耀南、姚君伟、陆守伦三人，一同商议，如何应付这件事情，陆守伦最爽直，他说：“买地皮，谁先付钱谁先得，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存仁兄先向丁惠康讨教，他不出一声地就去付了定洋，这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几人应该当夜去找他，晓以大义。”
晚间找寻丁惠康是很容易的，只要连走几家舞厅，必然可以找到。我们先到百乐门舞厅，问门口的小郎，丁先生来过没有。小郎说：正在这里面。可是我们走遍了舞池，还是找不到，后来在楼上一个酒吧才找到他，他被莺莺燕燕包围着，一见到我，就心知肚明，有些不好意思，再看后面还跟着几个老友，明知我是为了这块地皮问题而来的，惠康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怕你错过机会，抢先付了两千元定洋。”耀南马上对我说：“好极了，你马上还他两千元，拿了收条去过户就算了。”惠康连说：“好，好，好，过几天再办这个手续。”
陆守伦听了他的话，就觉得他明明在推诿，就说：“你这样说，太不适意了。”惠康说：“这块地皮，我想来想去，地位好，形势好，价钱又相宜，最好请存仁兄让给我吧，我贴一些钱，倒无所谓。”他此言一出，陆守伦、郑耀南大起反感说：“你以为这块地皮好，存仁兄也以为好，从前你办虹桥疗养院时，存仁兄大力帮你的忙，昨天存仁兄认为你是老朋友来同你商量，你竟然起一个早，捷足先得，实在是太不讲道理了。”丁惠康讪讪地说不出话来，只说：“我们明天再谈吧！”
陆守伦轻轻地对我说：“明天还是要去追他，明知他总在这几家舞厅，我们一班朋友一定帮你力争过来。”我说：“好极了，这件事只能用情理来说服他，一翻脸便会全功尽弃。”大家说：“对的。”
次日下午，我邀了一班老友，约惠康吃饭，惠康推说事忙不来。我们吃罢之后，陆守伦用电话向各舞厅打听惠康的行踪，他对各舞厅的人熟得很，一会儿就知道丁惠康在丽都舞厅跳舞，于是我们一行就到丽都去找他。那时节舞厅还是一元三跳，茶资一元，他叫了一桌子舞女，我们就自动地和他并桌而坐，临走都由我付账，惠康见了我，只摇头苦笑。
第三天我们又在仙乐斯舞厅找到他，第四天我们又在斜桥弄圣爱娜舞厅碰面，第五天我们又在大都会舞厅找到他，这样一连几天，我花了不少钱，他心里有些不好意思。到了第六天，他躲在一家较为冷僻的大沪舞厅也给我们找到了。这天他同座的一个舞女正在哭泣，别人逗她笑，她哭个不停，惠康百般安抚她，她越发高声大哭，这时惠康窘得很，陆守伦是此中老手，细细地盘问，才问出这个舞女原是个处女，被惠康玷污之后，一无安置办法。陆守伦说：“叫惠康赔一只钻戒了事。”那舞女说：“我也说过，惠康不肯哟。他一味拖，连人都找不到。”陆守伦说：“有办法。”就拉着惠康和我，在舞女面前讲明：“这个钻戒言定二千五百元，由存仁兄来付，不过购地的定洋收条要过户给存仁兄，否则的话，我明天陪那个舞女到虹桥疗养院院长室来看你。”惠康一听见这句话，顿时软化下来，连说：“好了，好了，就这样吧！”他就在口袋中拿出这张定洋条来，交给陆守伦，我当堂也就签了一张二千五百元支票，双方就算了结这件事情。
兴建新厦 谣诼频传
记得旧时有句谚语，叫作“与人不睦，劝人造屋”。这句话由传统上看来，的确是经验之谈，我这次地皮还没有买到，已经饱受丁惠康种种磨折，虽然终于被我买到手，而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第一个麻烦，到跑马总会去换收条的时节，柜面的职员就作梗了，看形势非要用一些小钱，不能完成更换户名的手续。幸亏我认得跑马总会的买办洪君，是我远房的亲戚，我就把收条换名的这件事拜托他，洪君说：“这件事可大可小，一定要直接去跑马总会见外国经理，否则，换不成也有可能。”我说：“好，我准备明天停诊，请你陪我去见他。”
到了次日上午，洪买办就陪我去见外国经理，外国经理说：“最初付定洋的人一定要到场。”于是我就打电话到丁惠康的小房子（即金屋）中，恰巧接电话的就是那个接受过我二千五百元的舞女，这个舞女倒还讲义气，搁了电话没有多时，就和丁惠康联袂而至跑马总会经理室。外国经理问了丁惠康几句话，惠康期期艾艾地说不清楚，那舞女说：“不要吞吞吐吐，爽爽气气地讲。”惠康迫于无奈，只好签了转移户名的合约，这样才算得到一个结果。
经理室外面的几个中国职员，见到这种情形，认为本来有一些油水可捞，这样一来，财路断了，面色很不好看，有一个人对外国经理说：“陈某人看来实力不充实，他买了地皮，搁置不造房子，将会影响我们的整个计划。”外国经理看我年纪很轻，是否能建屋还有问题，所以一张正式契约，他不肯签发给我，洪买办偷偷地问我：“你买成了这块地皮，造屋的钱是否已有准备？”我对他说：“洪老伯请你放心，签约之后，我立刻就要动工兴建，预定十个月完成。”洪买办很高兴地对外国经理说：“你可以在契约上加注一句：一年内兴建完竣，否则，就要收回。”外国经理说：“好。”我就付清了一部分地价，外国经理当堂把地契签了给我，那几个中国职员目击此事，顿时呆然若失。
接着第二个麻烦，就是怎样去找一位打样师（即画则师）。我和几个朋友商讨之后，想起我有一个病家，叫作奚福泉，他是上海有名的大建筑师。朋友们都说奚福泉承包的都是上海大建筑，你这一幢房子他未必感兴趣。我又特地停了半天诊，去探望他，只见他的写字楼规模很大，职员有数十人之多。他看了我的地契和图则，说：“我现在手中有四个大建筑物尚未完成，实在不能再接受。”我再三再四地要求他，他仍然加以婉拒，我在这般情形之下，只好怅然而退。
回家之后，打电话给郑耀南，耀南说：“奚福泉为人诚恳，如果接受了你的工程，他绝对不会受建筑工头的贿赂，一切都能掌握到不超过预算和限期。”我听他这样一讲，不加考虑地打了一个电话给奚福泉太太，因为奚太太曾患重病是我看好的，她说：“包在我身上，明天你去签委托书好了。”第二天，我再到奚福泉写字楼，奚氏见了我，只是笑，不出一声地拿出一份委托书来给我签字，笑着说：“你真有办法。”
第三件麻烦就要找“作头”（即承包建筑的人），这个麻烦就更多了。风声传了出去，来接头的人倒有六七人，还有许多掮客（即经纪）硬要拖我去吃饭，日日夜夜有人来谈这件事，弄得我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我去请教丁福保老先生，他说：“这件事是最麻烦的，没有信用的作头，是会廉价承包，半途抛工（即停工再谈价），那真要弄得你啼笑皆非。你不如爽性委托奚福泉，他找出来的作头，是不会有这种事发生的。”于是我就照他的话，去拜托奚福泉，他也勉勉强强地答应了。
待到图则打好样，奚福泉约同四个作头让他们估价，估价最高的一张标纸是三万二千五百元，最低的一张是三万元，我听奚福泉的话，就选了最高价的一张标纸。
第四件麻烦就是要筹一笔建筑费。从前人的储钱都在银行里开定期存款，不到期，要全部提出来是办不到的，除非你自己肯牺牲利息，才有得商量，这件事又经过好多周折。
从前造房子，没有分期付款的办法，地价是要一次付清的，建筑费三层楼宇是分四期付的，签约时，先付四分之一，作为开工打桩之用。打罢了桩，就要付第二期。一层造好之后，就要付第三期。两层造好就要付第四期。入伙时，还要付许多改装的附加杂费。
造这般一座三层的楼宇，时间快得很，一开工三月就造好了，造价预先准备好，是一天也不能拖欠的。
本来我预备的款项，只是想买了这块地皮，慢慢地才建屋，但是跑马厅的合约，要我即刻兴建屋宇，我就不得不想尽方法来动工兴建。
我有一个病家，是上海粤籍大律师冯炳南。我先和他商量这个合同的内容，因为他是全上海各大银行的法律顾问，他看了我这个合同说：“合同没有什么话可说，你一定要准时付地价，准时造屋，一点也不可延宕的。”他又微微笑着说：“要是你手头紧的话，我可介绍两个银行贷款，银行方面对放款收息总是欢迎的。”于是地价方面，我得到分期付款的优待，造屋的款项则由银行按期代付。我说：“这个办法很好，因为造屋往往会超过预算，能够如此，我就没有顾虑了。”那时节币制一点没有动摇，万不料付了两期之后，百物飞涨，币值大跌，所以等到我全数清付时，币值已经贬值了一半，我大大地获益，这是事先料想不到的。
这些麻烦完全解决之后，就择吉破土动工。我的母亲不免有些迷信，她对我说：“破土动工之日，你要对工人有一些表示，让他们开开心心地动工，才不会整蛊作怪。”我虽不迷信，但是经母亲这样一讲，倒也不能不信。所以在开工这天，我预备了些馒头糕，每人另发红封包一个，里面放了五元钞票一张，这数目在当时算很大，工人们接了红封包，一连说了许多好口彩。
这时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嗣父因病谢世，享年八十二岁，没有目睹新屋建成。
到全部工程完竣，我才对几个同学说。岂知一说之后，竟然在极短期间，遍传整个上海市医界，因此谣诼丛生，有些人说我中了奖券，有些人说我得到几个病家帮忙，也有人说在忆定盘路空地里掘到了藏。已故同道吴子深说得最妙，他说三个指头是绝对搭不出自造洋房的，其实这笔款子，确确实实是我历年从三个指头上一元一元地积起来的。但是一个私人医生，建造一所大楼，未免招摇太甚，所以我和几个同学和门人组织一个国医研究所，用这个名义，似乎比私家医室更来得名正言顺。
这座屋子，方向正对马霍路跑马厅的大门。可是我的新屋落成之后，法币就开始动摇了，内部装修没有一样不涨价，这样就令我超出了预算好多。
币制动摇 比数惊人
我的威海卫路新居落成，工部局给我的门牌号数是二号，亲友们都纷纷前来道贺。在请入伙酒的那晚，每桌菜是八十元，大家听了，十分惊骇，认为这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高价，因此人人感觉到币制已经动摇了。
币制动摇的情况，最显著的是米价。天天涨，初时大概涨三成，经过当局的禁令和限制，就跌一成，但是不到几天，跌了的一成又涨了起来，涨了三成，又跌一成，这般周而复始，天天涨，月月涨，年年涨，这个数字现在已无法查明，但是人人都知道打仗是打什么，战场上的是军器和人命，战场之外，打的是经济和币值。在这个时候，我也渐渐明白到黄金和外汇的重要，这时所谓外汇，以美钞为标准，于是谁都关心黄金和美钞的市价。
为了写这篇文稿，好多热心朋友为我搜集资料。有一位朋友替我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中查到战事开始之后，黄金美钞对纸币的比数列表如下：（按：这里所谓一元，起初是指老法币，后来是敌伪时期储备票，再后来是金元券、银元券等。）
一九三八年五月，美金一元，等于四千一百五十八元。（按：这是初见的纪录。）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六千一百六十元。（按：这是七个月加了半倍。）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五元。（按：币值大崩溃了。）
一九四〇年八月，美金一元，等于一万七千七百二十五元。（按：币值还是涨。）
一九四〇年九月，美金一元，等于十八元七角八分。（按：币制已改。）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二十二元六角。（按：表示这年尚稳定。）
一九四四年八月，美金一元，等于七百八十六元。（按：说明币值大泻。）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十二万一千余元。（按：币值泻得不像样子。）
一九四六年一月，美金一元，等于一千五百四十九元。（按：表示币制名目又改。）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六千七百六十五元。（按：表示币值又大泻。）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十四万九千余元。（按：表示又是大跌。）
一九四八年八月，美金一元，等于一千一百零八万元。（按：这表示币制在战事终了时数字。）
这张表，是花了很多时间查出来的。但是照我的观察，各方面都有不同的记载，因为那时节人心混乱，谁有心情去记这笔混账，后来连《银行周报》都停刊了，所以要查这个资料极为困难。但是我又有一件法宝，就是我从旧报中剪到一篇文稿，作者署名“夜兰”，原文如后：
二十六年（1937）七月，对日抗战开始，三年之间，法币信用毫无变动，然而三十年之初，军费浩繁，发行数额虽增，物价上涨指数，犹未达十倍。三十四年（1945）底，胜利复员，需款更巨，此时法币发行额，已由十五亿元增至一万亿元，为六百六十七倍（民国三十年［1941］后政府为稳定币值，发行关金券），三十五年（1946）底，发行额增至三万亿元，三十六年（1947）四月底，为六万亿元，三十七年（1948）三月底，增至七十万亿元，五月底为一二五万亿元，八月十八日增至六千万亿元，票面则十万、五十万、一百万元，充斥市场。恶性膨胀已至不可收拾之境。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四日实施之法币政策，历时十二年九个月又十五日，遂不得不宣告结束。
三十七年（1948）八月十九日，政府改革币制之计划，被迫提前实施，即日使用金元券，每元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同时公布金元券发行办法十七条，并宣布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处理办法各十五条，整理财政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三十三条，相辅而行。于是我国货币，改采虚金本位，每金元之法定含金量为纯金零点二二二一七分，而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元券，十足流通行使。但因发行工作及执行技术未能充分配合，而又未能及时赶铸硬币，仅凭换一名称之钞票，流通市场，人民感于法币往事之教训，始则观望怀疑，继而信心动摇，终于未能作有效之支持。且其时正值会战失利，人心浮动，而政府支用浩繁，赤字剧增加以国际贸易入超增加，本国资金纷纷向外逃避，在种种不利环境之下，金元券于发行两个月后，币值即开始剧烈贬跌，三十四年（1945）一月银币一元可换金元券千元，四月中旬，折合率为一与千万之比，其跌落之情形，远甚法币。七月一日，政府又重建币制，改用银元券，并规定银币一元，收兑金元券五亿元，发行未满一年之金元券，至此亦随法币而成货币史上之名词矣。
这篇文稿，也是一位有心人所写的，实在是很可贵的资料。
我写这篇文稿迟迟不能结束，原因就为了查不到从前一块钱在战时合到多少钱，在战后合到多少钱。后来蔡声白夫人莫川媚女士送给我一叠贴报簿，我整整地翻了几小时，最后找到一段很小的新闻，是记载当时币值的，真教我欣喜若狂，现在附刊如下图。
在写这篇文稿时，还参考过好几本书，但是各种记载错综不一。我觉得币值的变动，在各个地区还有很大的差别，换言之，上海有上海的币值，重庆有重庆的币值，广州有广州的币值，许多地区，都有显著的不同。
民国时期，报载的币值新闻
世乱如麻 纸比币贵
在我离沪的后期那二三年之中，我过的不知道是什么生活。早晨六时半起身，写上三五行日记，就开始出诊，八点半开始门诊，一直要看到下午六时，门诊号数最高的纪录达到一百四十多号，出诊最多的一天是十四家。精神虽然还好，到晚间结账，拿到手的都是纸币。那时纸币的纸质越来越坏，我太太点数时，总说纸币气息难闻，一沓沓地包扎之后，只能应付次日的支出。
本来我是小家庭，自从新屋落成之后，大哥的家人都搬到我家来，母亲和弟妹，当然住在我家，岳丈岳母也搬了过来，每天上下午要开两桌饭，真是可说食指浩繁，不易应付。
买米一担，没有几天就吃光了。向米店去买米，还要讲人情，先把钞票放在麻袋中送到米店，然后才能拿到一担米，有时要三大麻袋钞票，才换到一袋米。
我还算幸运，有收入可以天天支付，最苦恼的是公务人员，虽说能获得物价指数的加薪，但物价一日数变，加到的薪水永远追赶不上物价，因此贪污丛生，贿赂百出，把从前上海的廉洁作风一扫而空。我只要讲两个故事，可见其余：
第一个故事：那时燃料绝迹，煤球成为天之骄子。行政当局下令，煤球不可囤积，也不可成担地买进，每天限买十个。但是煤球的成分，泥质多而煤质少，几个煤球，不够一个炉子生火，那怎样可以取到大量煤球呢？有办法，等警察上门来兜，问每天需要多少，可以委托他们代买，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押着送到你家中，任何人也不敢留难他。那时上海人为这种警察题了个外号，叫作“煤球警察”，这名称虽刻薄些，但是那时上海人的境况，由此可见一斑了。
第二个故事：上海多旧屋，很容易着火，救火车很快地就到了，救火员迅速地灌救，这是常例。但到了这个时候，救火员都懒洋洋不管事情，打电话报告火警时，救火会就要问有没有贴补，报火警的人总是说有。等救火车一到，首先就要向业主讲价钱（讲数），讲妥之后，一手缴钱，一手救火。凑钱的时候，四邻都把钞票搬出来，谁也不敢迟一步，如果不缴钱的话，火头蔓延全条街，他们也不管，市政当局也明知其事而无法追究。
至于此时物价之高，高到什么地步，我也可以举两件日用品来代表一下。
一种就是最不值钱的油炸桧（即油条），每一条要卖到二千元，后来涨到五千元，再后来涨到一万元。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买一盒火柴，要一万元，什么纸币我已记不清楚，我却算了一算，究竟一根火柴要值到多少钱。拿凤凰牌（最有名的一种）来说，我叫学生细细点一下，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根，用一万元计算，就是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大家看到了这一段，可能认为是神话，但是事实确是事实，是无可否认的。
又记得那时节我到五芳斋去吃汤面，吃罢之后，付了十五万元。有一个时期，大家一开口就是讲多少多少万，一场麻将，输掉两三千万也不足为奇。
那时节的治安，除了政治性的暗杀之外，一般盗窃案却少得离奇，因为那时的钞票不值钱，抢了一袋也没有多大用处。倒是有一个风气，大家认为很严重，就是在闹市时有人购买生煎馒头、鸡蛋糕，或是臭豆腐干，乞儿就会走过抢去塞入口中，对你面露笑容而并不逃走，一般市民认为毕竟是小事体，也没有人加以拘捕，所以乞丐们倒也不愁没有东西吃。
从前走私贩毒，都是一些外省籍的黑社会分子所做的，一般瘾君子认为日本人来了，鸦片和红丸一定是很普遍的到处可以买到，但是事实上，战事越紧张，鸦片等毒品越缺乏，鸦片烟膏越来越少，烟质也越来越差。那时节吗啡并不流行，由于鸦片缺货，一般人都改吸红丸，这种红丸价格也跟着飞涨，好多人在无法可想的情形下都戒除了这个嗜好。但有些自暴自弃的人，吃尽当光还是要吸，只要北风一起，一夜之间，街头巷尾都是冻死冷僵的瘾君子，数字极高。
买米是要排队轮候的。这时候市上发现一种斑疹伤寒（按：医书上称作饥饿伤寒或战争伤寒），是由跳虱传染的，那些排队购米的人，很容易沾染到这一种带菌的虱，在上海于一季之中，竟然因此死了一千多人，连我的同道中人，也死了好多个。
钞票不值钱，但是钞票的纸张向来是很贵的，到了此时，钞票的纸越来越坏，又黄又皱，简直完全不像钞票纸。有些人鉴于购买花纸涂墙价值太贵，爽性把从前一元五元的老钞票替代花纸涂在墙上，倒也很好看，而且有讽刺的意味。
钞票这般不值钱，银行却麻烦死了，存入付出都是大包大捆，放在大麻袋中，大家连点数都不愿点。但是印钞票的印刷厂，实在来不及印，银行为了便利起见，爽性由各行发行一种“拨款单”，一百万一千万都写成一张拨款单，彼此支付便利得多，因此各银行纷纷倡行拨款单。起初限于高层阶级相互使用，后来连街市都用拨款单来买菜。
旧钞票当作糊墙纸
所谓“拨款单”，相等于银行的本票，拨款单风行之后，好多家庭妇女连这拨款单三字都说不清楚，把它说成“八卦丹”，彼此往来就说八卦丹多少多少。
币制这样的混乱，币值天天跌，只有黄金与美钞，却相反天天涨，一个风潮一来，黄金的价格就会高了一倍，美钞成为稀世之珍。但是从前上海的黄金以十两为一大条，可是要购进十两黄金，在普通人也不是容易办到的事。
金行中为了适应这种环境起见，另外发行一两重的黄金条子，这种小条子俗称“小黄鱼”。大概因为金子是黄的，所以就称它为黄鱼。
美钞流动性比较活跃，但是购买十元美钞，也不知用多少万的钞票。总之，钞票不值钱，大家都过着数字游戏的筹码生活。
战争前期的银行，任何存款，最多的是五年期的长期存款，到了后期，钞票天天跌，等到期拿出来时，已经完全不值钱。有一个朋友，按月存款已存了四年以上，到这个时候，再也没有心情去继续存入，有一次把存折缴销，结算出来的钱，账面上明明有二万余元，可是领出来之后，只换到一篓枇杷，所以银行都大大地发了财。
捣乱毒计 抛售银元
抗战到第七年时节，日本人想捣乱上海金融，因为上海的市面可以影响到内地，上海的币制一混乱，内地的币制也会跟着混乱。不知道哪一个人想出来，把多年储存在日本银行的银元搬出来，交给小贩，由小贩到处设摊出售，或者抓在手中兜售。
这一个计划，真是毒计，因为普通人黄金美钞买不起，买一块银元毕竟轻而易举，所以购买银元的人争先恐后。
本来废两改元、废元改钞的政策实行之后，市面上的银元早已绝迹了，而且银元也久已不在市上通用之列。我们只知道日本人抢购许多银元运回日本，其实大部分银元，还存在上海几家日本银行库中，因为数量太多，运不胜运。正式开战之后，日本军舰到上海，运来的都是军人和军用物资，回去的时候，装的都是伤兵和被服，最初还有些战利品，后来连放战利品的位置都没有了，所以在那时节，一切日本货也没有运到上海，他们收购的废铁，也没有运回日本，可见运输困难，他们战争的脚步也大乱了。
至于存在银行中的银元，更没有想到继续运回去，况且那时节，日本人需要的是米粮、棉布和煤。银元即使运回去，也派不了用场，所以上海积存的银元还是相当多。日本人有棉布统制委员会、米粮统制委员会等，统制虽是统制，还是要付一些钱，钞票既来不及印，只有把银元抛出来，换钞票使用。
大家见到银元重复上市之后，一部分人叮叮当当地敲起来，认为实物毕竟是实物，尤其是乡下人，看到银元就眼红，把物品运到上海之后，就买进银元回去。
民间的财富阶级，在实行废元改币，政府实施时，表面上拿出一些银元去换钞票，实际上贮藏在地下窖中还是很多不动的，埋藏了好多年，不能流通，一旦见到银元恢复使用，有些人心也活动起来，他们把地下银元掘出来，有些拿它来换美金美钞，有些用来购买房屋地产。
我就有一个亲戚，向来住在江苏安亭，全家都穿得破破烂烂，务农为生，其实他们在地窖中，世代相传，有三千块银元，我家的老坟在安亭，他们在上海只认得我。有一天，那位亲戚率领了子女儿孙二十多人到上海来，他说：“我们在乡间苦了几十年，现在四乡不安，银元既可复用，我们也要到上海来谋生。”说罢之后，身强力壮体格伟岸的青年人，腰间多缠上了二三百银元，好几个老年人身边也各带了几十元，连小孩子身边也塞上几元。我和他们是世交，我对他说：“财不可露眼，快快放进我的小房间中。”细细地点数之后，真是三千大元。我从这件事知道了，法令归法令，人民的财富埋在地窖中的，还是不在少数。
银元的市价，当时已经很高，我劝他用一小部分银元先安置一个家，其余的银元，慢慢待善价而沽，一下子卖出是不合算的，我的亲戚深以为然。
这时候，银元的身价已经脱离了现实。从前上海人租屋，很小的一个亭子间也要八元十元，一个统厢房也要三十四十元，但是这时出租房子的人，喊出很大数目的钞票，而折合银元只不过六七元，所以只有银元的身价是平步青云地涨起来。
在抗战将要结束时期，储备票不值钱，大家抢购银元，银元的摊档，全上海总有几千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摊档，只是一个人手里拿了几十块银元，叮叮当当地敲着，就有人走近和他做交易，交易分两种，一种叫大头，价钱贵一些，一种叫小头，价钱便宜些。
这时候，我每天收入的诊金，虽是成捆的钞票，但是陆续换取银元，也不过十七八个银元，虽然我的诊金也跟着加，然而总是追不上银元的价格。
银元买卖的猖獗情况，震动了整个上海，大家只要手头有一些拨款单或钞票（按：这时的钞票面额是万元），就要赶着去买进银元，这是第一个时期的情况。
胜利来临，储备票以二百元折合法币一元，银元重又销声匿迹，但是法币的币制也是月月低落，市面上钞票不够用，于是市面上又出现了一种关金券，每一张关金券换法币二十元，但是究竟战争了八年之后，币制不易做到稳定，银元依然蠢蠢欲动。过了一个时期，法币、关金券都站不住，又出了一种金元券，金元券的政策是好的，可是只维持了几十天的正常价格，金元券又崩溃了。金元券一崩溃，银元又出头了，整个上海沿街又重见卖银元的人。街头上只听到一片叮叮当当之声，全是做这种交易的。
从前银元的市价，几天一变，渐渐地成为一日一变，更进一步，成为早晚市价不同，总是涨，涨，涨！币值总是跌，跌，跌！
银元涨得最厉害的时期，就是一九四八年的秋间，我每天收入的诊金，每隔两小时派人出去换银元，每次银元的价格都不同。有一天，我收到一笔钞票，叫挂号先生去换银元。他老实得很，认为附近一个银元摊索价太高，他走远一些向另一个摊去买，不料这个摊档价格更高，再走几档，价格更高，于是走回来仍旧向附近一个摊去买，不料这个摊的索价又高了，可以说在一个小时之内，会变几变。
在这种千变万化的情状之下，许多人都劝我从速离开上海，我听了他们的话，只是默不作声，依然按时临诊。
最后一天，我看了一百个病人的诊金，只换到四个大头。晚上一位西医朋友何云鹤，仍然按时到我家来为我讲述西医的内科学，那一晚讲的是心脏病，他见我神色自若，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半钟头，讲罢之后，他忽然泪盈于眶地说：“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你有能力的话，不如早早离开上海，我家累甚重，行不开，走不动，如此情况，真不知伊于何底？”他说罢了，我就答：“好，我们的讲学就至今晚为止。”我就拿出二十块银元来送给他，他面色大变，似乎又感激，又悲哀。这位何医生的学识丰富，讲解详细，我从他那里获益不少，在此以前，我已听他讲了两年有余。
正在这时候，又有五六个老同学来，看见我还在听讲书，他们觉得非常奇怪，见到我和何云鹤最后的一幕，他们说：“存仁兄，你还是走吧！”这一晚我真无法入睡，眼巴巴地等待天明，整理了一下东西，觉得没有一样东西不想拿，也觉得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只是走到母亲身边和两位老师讲了几句辞别的话，拿起一个藤包，就此离开上海。我的太太和子女，是后来到香港的。母亲坚守自建的楼宇，不肯离沪，后来仙逝，享年八十三岁，其时我已不在上海了。
我写这篇银元时代的文稿，自此宣告结束，不久银元也在这个时期结束了它的使用价值。
银元时代 从此结束
我到了香港之后，依然以行医糊口。一九五〇年，有一天，我走过一家小兑换店，我就想起了红极一时的银元，在香港究竟能卖多少钱？一问之下才知道港币三元两毫可以换到所谓大头的银元一个。我为了“留念”起见，曾经买了一个，但是在任何场合，从未见有人使用这种银元。
光阴真快，不知不觉已在香港过了二十二年。去年八月我到美国去，在时报广场区内，见到有许多古钱铺，他们卖的是全世界金银杂币。在橱窗中我见到中国的银元也赫然陈列其间，我好奇心动，走进去问了一问价钱，他就取出一块乾隆龙洋，索价美金三十元，我只是对他笑，他说这块钱已成为古董，这一块卖了给你，我没有第二块了。我听了这两句话，苦笑不已。
这篇文稿是我应《大人》杂志之请而写的专载，每月一篇，连写了二年，料不到颇受读者欢迎。其实这些事情，论年份实在很近，好像都在眼前，可是现在说来几乎隔了一世了。其中年月方面有些已记忆不清，要是再隔几年，更不知要变到什么程度。可是知道的人，还是很多，中年以上的人都能记忆得到。我文中有什么错误，希望读者来信为我指正，不久，可能有《银元时代生活史》再版，可以逐一改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