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侨产业 纷纷转手
经济侵略 言之可怕
妇女风气 影响全国
上海钱庄 宁波帮多
买办阶级 不可一世
银元绝迹 镍币出世
币制改革 物价稳定
难民麇集 市面繁荣
太虚法师 受人利用
民国时期，沙逊大厦，当时远东最豪华的酒店——华懋饭店就设在大厦内
“一·二八”之役，上海的市面突然繁荣起来，因为上海四郊的人，都觉得租界比较安全，纷纷到上海租界来避难，一住了下来，就不再搬回去了。所以上海的市面日益发达，也可以说是畸形的繁荣。
但是一般外侨对上海的看法，不过是暂时的太平，中日双方迟早会有一场大战，有好多人把地产卖出去，把业务的范围缩小。
西侨产业 纷纷转手
英国人最敏感，这时公共租界的实权，虽然在英国人手中，但是工部局董事会从民国四年（1915）因欧战关系，德籍领事于十月下旬辞职，日籍董事石井明以次多数递补，到民国十六年（1927），日籍董事，又由一人增至两人，他们总觉得不安乐，可是表面上还镇定。有一件事，大家都不大留意，就是上海的电话公司，正在异常发达的时候，忽然以五百七十五万两银子转让给美国财团，全部变成美商的产业。
从前上海的电话费是按季收费的，每季收费十多元。自从美商接手之后，条约上签明，以后电话要论打电话的次数计算，每次三分钟为大洋三分，基数很低，打得少付费很便宜，打得多付费就不同了。这是美国电话收费计算的方法，好多大商埠都实行这种办法。
从前上海人对美国人电话费以次数计值，一度有人在报上反对，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于是各店铺和住宅都把电话锁了起来，对陌生人打电话一概谢绝。
这件事情，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用意，何以英国人办的公用事业肯随便让给美国人？后来才知道，他们要将各种产业纷纷变卖，免得大战爆发，遭到重大损失。
上海的地产大王，除了英国籍犹太人哈同之外，还有一个英籍犹太人叫作沙逊。此人是一个独身者，终身不娶老婆。他挟有巨资，每年在上海只住八个月，其余月份用作周游世界。他的钱财，很早就用在上海买地皮。他的方法是购买一幅巨大的地皮，隔几年卖出一半，留一半建楼收租，眼光很够，他所买进的地皮，后来都变成旺盛地带。著名的一幅地，就是他斥资建成的沙逊大厦，就在南京路外滩口上，十分宏伟，每年所收的租金，都在几十万以上，他将租金收来，又购地皮。霞飞路的十三层楼大厦，也是他的产业。他的产业一多之后，银行都和他发生贷款关系，所以他要买进地皮的话，款项可以一呼而集，像这种高楼大厦，他一共有十多处。沙逊的住宅，在霞飞路善钟路（今常熟路）附近，叫作“沙发花园”，里面的房屋并不大，空地竟占到全幅地的十分之九。电车行经霞飞路，走过他的花园，要停两站，其大可知。
“一·二八”战事时期，他避居欧洲，回到上海之后，自称年事已老，要宣告退休，首先把沙发花园分割出售，直到卖光为止，其他大厦，他转让给各个地产公司，然后挟巨资远走高飞，不知所终。他这许多钱都是从中国人手中搜刮而来的。
上海还有许多洋商地产公司，股票都上市场，但是从前洋商股票市场，中国人参加买卖的人都是巨富，小康之家是不敢进去的。战争之后，房屋奇缺，租金猛涨，地产公司的股票，天天上升，外国人明收暗吐，中国巨商认为是好机会，只收不吐，所以好多地产还是套在中国人头上，但是幸有后来抗战时期的畸形繁荣，所以吃亏并不太大。最实惠的还是那些外国来的商人，往往空手而来，满载而归。
经济侵略 言之可怕
外国人在上海，最早发行公司股票、公司公债，股票都上市，所以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只要有第一批本钱，此后，便可以取之于华人。这种股票和公债，利益优厚，而月月涨，年年涨，不过涨的幅度，一年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左右，然而已经令到上海的高等华人，大发其财，不上数年，资本又加了几倍。
外国的股票，虽然是一种专门的投资企业，也含有一种专门的经济学，但是一到了上海就变质了。有许多外国大滑头，先先后后来上海，组织保险公司、贸易公司、地产公司，滥发股票，仗着他们的势力，谁也不去研究他们的内容和实力，其中有名人物很多，积资少者数百万，多则数千万。所以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到上海，看了这种情况，写了一本书，叫作《冒险家的乐园》，并且有中文译本，我们看了之后，为之哗然。
在我记忆中，有几个外国大滑头。一个是开设汽水公司的，当时上海人称汽水为“荷兰水”，说是荷兰发明的，此人发财之后，衣锦荣归，成为巨富。一个做雪糕公司的，从前上海人称雪糕叫“冰淇淋”。这家公司的老板到上海来只带有美金三十六元，设厂制造雪糕，最初一桶一桶卖给菜馆，后来改为纸包块状批发，销路很大，大发其财，接着便开了几处冷藏库，后来再从冷藏库发展到向沿铁路各省各县收购鸡蛋，不但将鸡蛋运出口，而且把鸡蛋制成干蛋和蛋粉，运销外国，专供做蛋糕之用，此人发的财总以千万元计。但是他们在中日战争前后，一看形势不对，都把产权转卖给中国人，他们一些也没有吃到亏。
然而仍有极大数量的房屋和地产，如浦东的一个石油库，可以容纳石油二十万吨。这种油库的设备，卖不掉又搬不动，终于冻结在上海。不过，汽油和石油，销售于中国已有百年之久，根据统计，一九四八年这一年，汽油销到四千八百二十六万美元，利润的丰厚，不可胜计，所以这种设备的放弃，在他们还是不觉得十分可惜！
外国股票，在上一世纪（19世纪），有过一次风潮，叫作“橡皮股票风潮”。所谓橡皮，此间称为橡胶。橡树园设在南洋，橡胶公司的名目繁多，一种一种橡胶的出品销到上海，大家视为珍品。不久，这些股票就在上海上市了，洋商股票经纪兜销之下，每天有行情，常常几分钱的股票，隔了半个月，就变一元多，一元多的股票就变百多元，这一下子，就疯狂了整个上海金融界，不但有钱的人个个都争着买，连好多钱庄也买进了许多，不上半年，查出来有无数橡胶厂都是假设的，于是橡胶厂股票就一落千丈，几乎跌到一文不值。这么一来，影响整个上海的市面都受到影响，这就是当年所谓“橡皮股票风潮”。以古喻今，最近的香港股票市场，希望没有此等现象。
上海人受到了这一次的教训，后来对外国股票，一般人都不加信赖。然而若干买办阶级及有钱的人，后来改买美国股票，也有几家专做美国股票公司，生意虽大，但客户不多。有一年，美国市场不景气，股票大跌，此日称为“黑色星期五”，这一次风潮，中国人也受到牵连，不过范围不大。
各国的金元外币在上海，本来也有人收购，因为从前他们是采取金镑和金元政策，这都是真金铸成的硬币，后来他们也改为纸币，不过上海人因为受到了两次教训：一次是俄国的卢布票，在他们革命时节，不断地贬值发行，上海人买的很多，后来帝俄政府倒了，卢布票便成为废纸；还有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马克，也贬值发行，起初大家争着购买储藏，后来德国打了败仗，马克也变得一文不值。
从此，一般上海人对外国的纸币，就再也不敢十分信任，唯有若干进出口商人，一定要结外汇，特别是对美国和英国的业务关系，数量最多，因此美金票、英国镑纸，大家还是留着很多。后来银行钱庄为了保值起见，知道外汇的重要，银行钱庄的库存中，也总有相当数量的美钞镑纸作为库存。
一般上海人，对“外汇”两字，不甚了了，自从银元改为法币之后，敏感的人，多多少少买些黄金和美钞。但是最初的一个长时期，法币对外汇的比率很稳定，我记得大约每一百元法币，可以兑美钞三十三元，这是经过好多年从未改变过的，反而美钞曾经贬值过一次，令到拥有美钞的人受到相当损失。这些都是旧话，后来的变化就大了。
妇女风气 影响全国
我讲了许多银元时代的生活情况，现在要谈谈当时上海妇女的生活。
上海早年的风气极守旧，在清末出生的女孩子，全部都要“缠脚”的。“缠脚”的情形，十分凄惨，用八九尺长的缠脚带，把脚趾重重裹住，裹得越紧，脚型越小，所谓“三寸金莲”，才算是大家闺秀。我亲眼见到几个长辈，她们的脚三寸那么小是没有的，但是也不会超过五寸，走起路来困难得很，可是在文人雅人笔下偏要把它描写成“莲步姗姗”或“莲步生花”，这真是惨极了！
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左右，许多书报都喊出“天足运动”，所谓“天足”，就是要大家放弃缠脚，让女性的足天然发展。但是还有许多家长反对，有些人认为不缠脚的姑娘将来是嫁不掉的，有人说女性不缠脚，一对“尺板脚”在路上走，成何体统？所以在那时虽有不少人提倡天足，缠脚的还是大有其人在，直到清政府被推翻，天足运动渐渐风行。记得我小的时候还作过一篇作文，也是有关“提倡天足”的。
民国之后，天足运动口号喊得震天撼地，老的一代已经缠了几十年，无法纠正，只能废除缠脚带，任它自然发展，当时就把这些老式妇女的脚样称为“改组派”。到了民国四五年，新的一辈就不再缠脚了，总算把中国摧残女性生理的酷刑废止了，但是现在在世的七八十岁老太太，还可以看到缠脚的形态，其实都已是“改组派”，与最初的缠足形式已经不同了。
外国人对中国老辈妇女的缠脚，认为是全世界稀见的怪现象，所以他们一旦来华观光，必然要利用他们的摄影机，拍摄当时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还有一样就是中国瘾君子，一榻横陈地在那里吸鸦片，回国后，就把这些照片刊入书报。侮辱中国人，莫此为甚！
缠脚的风气，在上海绝迹很早，但是在我二十五六岁时，胡庆余堂总经理陈楚湘忽然娶了一个小老婆，年龄只十八岁，面目姣好，竟然是缠脚的。后来才知道上海四马路神州旅馆有一层楼全部是“宁波堂子”，这里面的姑娘，都是由宁波乡下出来的，个个缠脚，偏偏有许多男性对这种小脚有特别的嗜好，若干文人似乎更有此癖好。（按：天津文士姚灵犀，专写歌颂小脚的诗词歌赋，前后共出了若干册，名为《采菲录》，一时传诵全国。接着又出版《采菲新编》一种，《采菲精华录》一种，都是宣扬缠脚的作品。）那时已在民国十七年（1928），还有称颂缠脚的无聊文人，陆续写出文章和小说，要是这种书没有人看的话，是不会出了一本又出一本的。
我看过姚灵犀编著的《采菲录》等书，字数达四十五万言以上。其中考证出“缠足”开始于五代时期的李后主。
六朝时代，乐府，双行缠有云：“新罗绣行缠，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
唐代有少数妇女崇尚此风，杜牧诗云：“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
宋代苏子瞻咏足词云：“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无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从这些诗词，就可以看得出一部分缠足的女性，都把足缠到如莲瓣一般的细小。
到了清代，此风大盛，几乎大户人家的女性，没有一个不缠脚，《板桥杂记》中就有“缠双弯步步生妍”之说。这都是历代以来玩弄女性的把戏，到了我这个时代，女孩子在五岁开始缠脚的风气已经一扫而空，能见到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女性。
再说胡庆余堂的老板陈楚湘有一天发来一张请柬，还亲自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要我早一些出席他的宴会，问他有什么事，他只是笑而不答。到了那处，我才知道是他“纳宠”之喜，所到之人都是药材商和绅士之流，医界中只有我一人，我与几位药商相识，才知道他这次娶的小老婆，有一个特点，她是一个十八岁的缠脚少女，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新鲜。这少女是哪里来的呢？原来宁波帮在上海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公余之暇，都喜欢到“神州大旅社”去玩，这家旅馆，里面一层二十多间全是“宁波堂子”，宁波同乡们因为言语方便，不嫖苏州人的妓院，而专门到这里去寻欢作乐。
这个少女，刚从宁波乡间被人带到上海堕入火坑的。因为宁波乡间那时还有缠足的风气，认为女子不缠足是嫁不掉的，但是这时上海见到缠足已是绝无仅有。陈楚湘虽已六十高龄，他对这个少女特别欣赏，于是就付清了她的身价，把她藏诸金屋。这天到的客人，都以小脚为话题，满座生春，其实所说的话都是粗俗不堪，不登大雅之堂的。
那时节的上海，凡是正式结婚的，在吃罢喜酒之后，必有一幕闹新房的趣剧，主人家认为越闹越发，不闹不发，所以对闹新房的一幕不表示反对。
习惯上对闹新房人的言行举止是没有限制的，所谓“三日无大小，阿公阿婆都好闹”，有些喜欢恶作剧的，早已在新房中布下了陷阱，总要闹到深更半夜或是天明才肯散去。这个情形，我见得多了，要写起来也写不尽，不过最近二十年来，闹新房的习俗已经成为一种点缀，大家都适可而止。
这一晚，主人娶的是雏妓，而且又是缠脚的，因此闹新房的资料就特别多。大众的意见，要求新娘解开缠脚带，让大家欣赏一下三寸金莲的真面目。从前新娘旁边，必有两个伴娘（又称喜娘），这晚伴娘就用婉转的话来排难解纷，说是穿了鞋的三寸金莲是可以给大家看的，要她赤了脚给大家看，那就太不好意思了。闹的人哪里肯罢休，说：“我们不看不散。”新娘面上羞得通红，几乎要哭出来，但伴娘再三叮嘱新娘，洞房之夜哭不得的。闹到最后，陈楚湘也没有办法，亲口对新娘说：“解开来，让大家看看罢。”伴娘就把新娘的绣鞋脱了，看起来不过三寸有余，大家先传观鞋子，接着伴娘就把缠脚带放开。缠脚带通常都是布的，那天因为是新婚之夜，她的缠脚带是用罗绸裁成的。我看了这种情况，为之黯然。
等全部缠脚带放开了，就露出了真像含苞的莲瓣一般，一般闹新房的人为之轰然，我也见到了一对小脚的真相，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常常想到这般玩弄女性，弄到女性的足趾，除了一个大拇趾之外，其余四个足趾都屈抑在脚底下，走路全靠一个大脚指用力。真是伤天害理的行径，也是中国古代以来的坏风气，违背生理的自然发展，腾笑世界，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污点。
在我少年时代，上海已看不到少女们缠脚，但是我们的前辈，可以说十个女性是有九个缠脚的。现在这种情况早已消灭，我找到几幅缠脚的图片，可以作为一种陈迹看。
在港九的蜡像馆中，也有一个缠脚女子的蜡像，但是脚趾骨做得不够逼真，我认为这种展览完全是献媚洋人，侮辱自己中国的女性。可做蜡像的材料很多，何以一定要自暴其短呢！
在我撰述本文的上一年，我到过英国，参观他们的医史博物馆，在他们的库房中也见到过许多中国缠脚女性所穿的绣花鞋子，长度不过四英寸。接待我参观的人知道我不乐意，对我说：“这种古老的中国旧东西，我们还有收藏，但并不公开展览。”接着他还介绍说：“这种恶习惯和英国十六七世纪女子缠腰的恶习相仿，当时女性缠腰的精致绑带，我们也保存着，好多高贵家庭的女性为了缠腰，使腰部的生理发展都受到障碍，甚至发生许多腰病，影响到肾部引起肾脏炎，以及肾萎缩等肾病，后来引起医学界大声疾呼的反对，才把这个恶习惯废除了。”20
世纪30年代，穿旗袍的上海舞女
上海女性，算是中国最开通的女性，天足运动最先影响到的就是上海。而且上海女性的衣着也是最时髦的，可以说是全国妇女时装的中心，但是也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大家闺秀的装束，一类是娼门中人的奇装异服。这两类不同身价的装束，虽同样是款式新颖，可是在上海人眼中看来，大家闺秀和娼门中人是一望而知的，毕竟后者是迹近妖艳的。
上海第一次举行选举上海小姐，是在民国十八年（1929）左右，怎样选法，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第一届的“上海小姐”，是虞洽卿的女儿虞澹涵，得三万多票，亚军是永安公司郭家的小姐，名字我已忘了，得两万多票。
总之，上海样样事情，都是开全国风气之先河，尤其是妇女服装，为全国各地所仿尤，特别是“旗袍”风行得最早，连当时美国电影皇后曼丽披克馥到上海时，也做了许多件旗袍回去。
上海钱庄 宁波帮多
这时候上海人的财富，渐渐从钱庄移到银行。我有一个民立中学时代的同学严仲文，他的祖父严味莲，是钱庄帮的中坚分子。仲文在中学毕业之后，他的祖父就叫他到钱庄里去做事，但是他晚间仍在青年会夜校读英文会话，虽是富家子弟，可是一些没有纨绔习气，我们很谈得来，每一个星期总有一次聚餐，他谈的都是生意经，我虽不爱听，但听多了之后，也得到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现在按照日记，还可以写得出。
上海的钱庄，大抵有二三百家，可是股东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开来开去，总是几个极大家庭集团，大致说来是如此：
一、镇海李家：是由宁波镇海李也亭开始的。他从一八八二年到上海，是做漕坊的，漕坊也是一种大工业，设在南市大码头，因为与码头上沙船帮相熟，后来就转到沙船上去工作。他唯一的能力，就是善于理财和贩卖商品，沙船上就请他当营业经理，从此他就发了大财。一九一二年他就在南市开起“立余钱庄”来，同时在夷场上开了“崇余钱庄”和“慎余钱庄”，不几年，财富越来越多，可是年老多病，临死时，嘱儿子们都以钱庄为业。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他家已经开了五家钱庄，民国成立以后，他的后人又继续开了三家钱庄，都是有一个“余”字。接着又办天丰、地丰、元丰、黄丰四个地产公司，大量购进夷场上的地产，有若干条马路，如地丰路等，都是李家取的名字。有一条路叫作“李诵清堂路”，就是李家的私家路，后来租界当局把它扩展成为“戈登路”。
李家大房有三个儿子，二房有七个儿子，著名的有李云书、李如山、李薇庄、李徵五等，其中以李薇庄的后人，在社会上更有地位，如李祖韩、李祖夔、李祖模、李祖莱，其他还有李祖法、李祖永等，我已查不清楚他们的世系了。
二、镇海方家：也是一个大家庭，以办粮食与杂货起家，后来到上海开设同裕、尔康、安康等十四家钱庄，当然其中有几家是和人合股开设的。在杭州、汉口、宁波还有七家钱庄。我家所认识的就是他家的七房孙子蕊畴，他们的曾孙就是方椒伯（积藩），后来当过中国通商银行经理、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二十年前他还在上海，年已七十六岁，至今是否健在，无法知悉。
三、苏州程家：程家在上海开的钱庄也有不少家，最大的两家是“福源”“福康”钱庄，聘任的经理是秦润卿，后来也成为上海钱业界第一流名人。
四、慈溪董家：也是一个钱业界的大家庭，开设的钱庄有十三家。
五、镇海叶家：是由一个清贫出身的撑船人叶澄衷开始的。最初的时节，他的船上搭载一个洋商老板，这个洋人粗心大意，上了岸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公事包，叶澄衷就追着上去送还他。由于找不到失主，他就把船停泊在原处，等候失主来领。那洋人果然回来探望，一见之下，叶澄衷恭恭敬敬地把原物交还，那洋人认为叶氏忠实可靠，问他要不要做生意，你当经理，我当老板，于是那洋人斥资为叶澄衷开了一家“老顺记五金号”，业务发达，接着又办缫丝厂、火柴厂，都发了大财。最后叶澄衷就开了四家钱庄，他的第四个儿子叫叶子衡，当台湾银行的买办，只有一个孙儿最胡闹，即是有名的“小捣乱”叶仲芳。
六、洞庭山严家：也有很大手面，在上海开了六家钱庄，在苏州、常熟也各开了一家。
七、洞庭山万家：在上海开了八家钱庄。
统计上面所说的七个系统，以宁波籍最多，洞庭山人次之，真正上海人开钱庄的，以我所知，只有严味莲一人，他们家世居南市王家码头一个旧宅子，我经常去的，他家中内部布置陈旧得很，足见从前的人即使多了钱，也是不喜欢铺张的。
买办阶级 不可一世
严仲文和我谈了许多钱庄的源流，接着他叹了一口气说：“自从废两改元之后，钱庄衰落，看来已近式微状态了，我幸亏会说几句英语，常常和洋商银行接触，因此转到麦加利银行当‘杀老虎’（从前上海洋商银行以汇丰为第一，麦加利银行为第二，麦加利银行属于香港渣打银行，所谓‘杀老虎’，是近似跑街的职务）。”他后来和我倾谈，就时常谈起洋行中买办阶级的情况。现在的人提起买办阶级，就痛恨得很。究竟买办阶级的情形怎样的，想来知道的人不多，我不妨再把它详细地说一下：
我最早认识的一个买办，就是王一亭老伯，他是当时第一流画家，他的画日本人最为赏识，日本人到上海，如买不到王一亭的画，等于入宝山而空手回，所以名重一时。日本人办的“日华汽船会社”就请他做买办，买办的职务是管理华人职员，同时又办理对外事务（今称公共关系）。那时王一亭还在中年，办事很卖力，这家汽船会社日益发达，船只越来越多，改称“日清公司”，他仍然是买办，而且三井洋行在上海办的一家“绢丝制造社”，也请他当买办。他每天六点钟起身在家作画，画到十点钟便上写字间办公。他对日本人表面上很客气，内心则很痛恨，所以后来日军侵华，他偷偷地逃来过香港，在一九三八年因病逝世，享寿七十三岁。
日本的大企业，除三井之外，三菱洋行也聘有华人买办，横滨正金银行也有华人买办。这些买办，既非总经理、经理，又不是协理、襄理，而是一个独立性质的华人总管，因为洋商雇用中国人，从不登报招请，都是由买办世袭，或向亲友之间找来的，不过他要负保证人之责，而且兼理庶务，一切装修、文具和杂物，都由他去办，所以称作买办。
在日本洋行中，日本高级职员到行办公，一定要室内的华籍女职员深深地对他们鞠躬，还要奉上一杯香茗，但是对买办就没有这种礼遇。可是做了几年买办之后，必然可以买汽车，住洋房，声势浩大，称为买办阶级。
在英国银行或洋行中，也都要请买办，若干大商家，为了要引起华人对他们忠心耿耿办事起见，往往世袭其职，父位子继，特别是汇丰银行的买办，更是不可一世，汽车坐得最大，住宅也最豪华。最先当汇丰买办的是洞庭山人席正甫，他逝世之后，由他的儿子席立功、席聚星继任此职，历时甚久，积资丰厚，凡是开设钱庄的富商，都要他们入股，以资借重。所以后来席氏昆仲二人，成为协升、久源、正大、裕祥、慎益等五家钱庄的大股东，合伙的人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富商，如庞莱臣等。
麦加利银行的买办是王宪臣，住宅在静安寺路，手面阔极了，与地产大王程霖生等合伙开鼎元钱庄，又与孙直斋、宋春舫等开设荣康钱庄。宋春舫是一位有名的戏剧家，亦即香港中文大学秘书主任宋淇兄的尊人。
买办的制度在上海，差不多占了很漫长的时期。当买办的人，因为接触的人多，对华洋知识丰富，他们知道一切商业，地产为第一，因为地产的价钱涨得最快。一当了买办之后，总是设法收购地产，因此上海所有中心地带的地产，除了洋行购买之外，都落在这些买办的手中。地产购入时的价格最初是很便宜的，后来跟着市面的繁荣，涨起一千倍，甚至三五千倍都不足为奇的。
前清的官员，只是在官场中打交道，最多在天津、北京买些地产。唯有盛宣怀（杏荪）目光最远大，认为上海的前途无限，所以他在上海买进不少地产，这些地产，都在静安寺路、成都路、新闸路、白克路一带，也可以称为上海夷场的地王。
法租界形势特殊，大部分的地产由法国人组织的地产公司购买，中国人之中，以陆伯鸿买到的地皮最多，其次是朱孔嘉（按：朱孔嘉，上海有同名二人，一为保险业巨子，一即地产界巨子）。陆伯鸿与朱孔嘉，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买到的地皮，都在法租界新区，如劳神父路（今合肥路）、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贝当路（今衡山路）等，差不多整条马路要占到十分之六七，在他们收买的时候都是田地，他们不问地价高低，只望成交。
从前法租界新区的地皮，都是耕田，业主是乡下人，他们以高价收购，乡下人也不得不把祖业卖给他们。一二十年后，这些地方都成为井然有序的花园洋房，地价甚至于有高涨到一两千倍以上的。
这许多上海的财阀，唯一的目标，就是送子弟入英文学校，后来才流行把儿女送往海外去深造。从前上海人有后人到外国去留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称为“镀金”；不过从前的子弟出国，娶外国人为老婆，或是嫁给外国人，就此不再回上海的是很少见的。
从前上海富商治家，拘谨得很，不准子弟狂嫖滥赌，所以多数富绅巨贾的后代，都是争争气气地继承前人的事业，只有极少数不争气的后代，不是嫖便是赌，或是吸上鸦片烟。然而我和严仲文估计过，这些买办和富商的后裔，还是好的多而坏的少。
银元绝迹 镍币出世
银铸的角子（俗称“小洋”），以及所有铜元（俗称“铜板”），是两种辅币。银角子全国最紊乱，几乎各地有各地的银角子，名称却完全不同。上海叫“角子”，广东称“毫子”，四川叫“毫洋”，湖南、湖北都有造币厂，除了铸银元之外，也铸造角子，成色各地相差极大，这是各省财政当局的陋规和收入。在我的记忆之中，广东的双毫，价值最贱。上海的小洋，可以兑到小洋十一角和铜元数枚。诸如此类，足见不但银元的成色各省有异，角子的成色也一样有差别的。
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二十一日公布“辅币条例”，预先由中央造币厂制造一种十进制的全国统一性的辅币。辅币是什么呢？就是一元兑十角，一角兑十分，完全没有一些银子的成分，其成分如下：
一、二十分辅币：重六克，成色纯镍。
二、十分辅币：重四点五克，成色纯镍。
三、五分辅币：重三克，成色纯镍。
四、一分辅币：重六点五克，成色铜百分之九十五，锌、锡共占百分之五。
五、半分辅币：重三点五克，成色铜百分之九十五，锌、锡共占百分之五。
这些辅币，预先大量制造，连续造了一两年之久，分别运到各省省会，一个命令下来，便全国通用，这种辅币，叫作“大洋”，从此辅币就开始十进制，小洋的制度也随之取消了。
小洋虽然成色紊乱，但究竟是有银质的，而且在全国发行数量很大，能够吸收白银数字也极高。这一次发行镍币和铜币，计划得十分周详，凡是银行钱庄要领取辅币，必需自己搜罗了银角子来兑换，最小的单位，只能兑二十元。银行钱庄为了要应用活跃起见，不得不尽量搜罗银角子，民间对毫无银质的辅币，并无不良反应，而且从此兑出兑进，认为十分便利，更不用天天上烟纸店去看兑换行情，既无涨，又无跌，而且镍币做得比银角子还要精细，分币铜色好，边缘还大一些，所以一下子大家抢着兑换。
实际上市面中应用的币制，用银元的机会比较少，用辅币的机会较多，所以这一次搜集白银，全国收到的数量，多得出乎意料。
当时奸商们开的小钱庄，只是注重替日本人搜集银元，不曾注意到银角子，所以这着棋子，也是日本人始料不及的。
银元已经废除，只以一张纸币来替代，是一些没有银子的，辅币全是铜、镍、锌，也没有白银成分。这样一来，全国收集的白银，除了上海，数字已在前文略略讲过外，现在我又查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中国银行出版的《中外金融汇报》上说：
民国二十三年度（1934）各银行收集的银元数字如后：
中央银行：八千五百余万元
中国银行：一亿三千六百余万元
交通银行：五千七百余万元
中国实业银行：三千三百余万元
浙江兴业银行：九百余万元
中国通商银行：三千四百余万元
其他如中南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的数字都较少，不尽录。
又有一点，外国银行如英商银行有四家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底用银元来兑换纸币及辅币的，共有一千二百余万元。
日商银行表面上亦来兑换一千六百余万元纸币及辅币，上海还有许多美商、德商、比商、意商等十家银行，也有银元来兑换纸币，数字达两千五百余万元。
一下子，国家所存的白银数字，日益庞大。
又料不到，各省交到中央的银元数字，源源不绝，我现在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叙述一下：
浙江省：杭州、温州、宁波、嘉兴、海门，收到银元数字，达二三千万元。
江苏省：南京、镇江、无锡、苏州、通州（现南通）、徐州、扬州，收到的银元数字，达六七千万元。
湖北省：汉口、宜昌、靖江，财富特丰，收到的银元，单是汉口一地，已达二千万元，其他各地也不必说了。
将白银交到中央去的还有江西、河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山东、山西、东三省等，可见这时中央已近乎统一全国，这是抗战之前的一件盛事。
币制改革 物价稳定
自从“一·二八”之战停止之后，直到“八一三”中日大战开始，这些时候，各方面都在进步，军事政治我不知道，上海的市况已有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币制上了轨道，物价一点也没有波动。
本文以前写的，重心都在民国十七八年，到了民国二十三四年左右，论物价当然要比前几年高些，但是并不高到离谱，这是大家肯定的一种观念。至于究竟那时物价如何，现在要查阅书报，都有困难。
一位热心读者，专程借给我一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的《申报年鉴》，里面刊有全部的物价，可惜都是以每一百斤为单位，这当然是根据当时市场批发价格而记载的，但是读者可以把一百斤来均分，再加一些零售的利润，也可以计算出当时物价的一般情况。我现在转录部分重要商品的价格如下（按：每一项商品都有最高和最低的价格，但是我只为平民消耗的程度而言，所以录出的都是低价，不取高价）：
白米：民国二十年（1931）每一石分为十八元九角、十七元八角、十七元三角和十一元四级；米质较差的只十二元二角、十一元六角、十一元和十元八角四级。民国二十一年（1932）相差无几。民国二十二年（1933）米价反为便宜，高价的只有十一元六角，低价的八元八角，这是那一年阳历一月份，青黄不接时的价格。一过了四月，高价的只八元九角半，最低价的只有六元八角。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半年米价还便宜，是九元、八元、七元，到了下半年度变为十一元、十元、九元，这里面的差别，与新斛旧斛有关。总之米价始终没有贵过。
祁门红茶：民国二十年（1931）和二十一年（1932）每百斤二十三元，二十二年每百斤三十元，二十三年每百斤三十六元，这是有季节性的，和世界市价都有关。
糖：糖是以袋论价的，每袋多少不详，国产的糖有惠州糖、黄岗糖、海南糖，每袋价格总在十七元、十八元上下。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一月，竟然卖到十二元，洋糖价格相差无几，荷兰糖很高，每袋十六元，太古糖是跟市情走的，最高十七元二角，最低十四元九角。
棉花：以公担论，民国二十年（1931），每担八十四元二角三；民国二十一年（1932）每担七十元五角；民国二十二年（1933）每担六十八元二角三；民国二十三年（1934）六十七元二角八。如此看来，棉花的价格，反而一年比一年便宜。
猪肉：也是讲担的，民国二十年（1931）每担六十二元，民国二十一年（1932），每担五十一元，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十二元，民国二十三年（1934）四十一元九角。
鸡蛋：是以每一千只论价的，民国二十年（1931）每千只是二十七元三角，民国二十一年（1932）是二十五元五角四，民国二十二年（1933）是二十二元七角，民国二十三年（1934）是十五元九角。
这许多物品的价格，其中所记的米价糖价，都是绝对准确的。但是从鸡蛋一项来看，四年之中，年年下降，要是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每千只蛋只有十五元九角的话，那么一百只鸡蛋只有一元五角九分，十只鸡蛋只是一角五分，这虽然是批发价，即使零售加上一倍的利润，每十只也不过三角，这都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的《申报年鉴》第三十四页所记载的，但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吃到过这样便宜的鸡蛋。
有人说：这个表格是不错的，也许这种鸡蛋是由洋行从江北、山东一带收购的价格也不一定，但是我总不相信会便宜到这个地步，所以要追忆旧时的物价，也很难求其准确性。
俗语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我来讲讲我那时的实际生活。记得上海里弄间，一到晚上，有人叫卖五香茶叶蛋，香味浓郁，十分可口，售价是一角两只，连吃两只，就可以吃饱了，很多打夜牌的人，都以此品为消夜点心。
从前上海还有一种野味店，专门出售野鸡、野鸭、熏兔子、熏鸡、熏蛋，以及熏鱼、酱肉等，以常熟人开的“马咏斋”为最有名，此外，尚有浦五房、老大房、陆稿荐等字号。静安寺附近有一家“云记”，专卖高级野味，一只很大的熏野鸡只卖大洋一元，熏鱼熏肉，一角两角都有交易，熏蛋也只售大洋四五分一只，这些都是我亲自经历的物价回忆。
照上面的表格来说：一百斤米，最低价格也不过八元上下，最贵的不过十三元，这个价格从正月到十二月，月月有变化，相差最多时，可以达二三元，这是因为来源供应的关系，政府没有规定统制的法例，随着来源多少而形成市价高下。
中国出产的米，在当地或运到上海时，也都烘过，轧过，拣过，经过一番加工手续，然而放置上不多久，仍然会出米蛀虫的，唯有来自暹罗的洋暹米，因为那边地气关系，可以久藏不坏。但是上海人择饮择食，多数一定要吃又滑又糯的国产杜米，暹米又硬又粗，入口极不滑润，所以富有之家是不吃的。经济能力较差的，则吃暹米，认为同样一斤米，烧出来的饭分量较多，又耐饥，所以暹米在上海的销路也不错。（按：暹米除了暹罗来的洋暹米之外，中国靖江也出暹米，名为客暹，价格比杜米便宜一成。）
从前一般阶层中人的消耗，样样可省，唯有米是省不了的，所以米价不能涨，稍微涨了一些，大家就要摇头叹息，说是活不下去了。
难民麇集 市面繁荣
自从四乡及各地难民麇集上海之后，最容易看到的繁荣景象，就是游乐场。大世界，生意好不必说，连很古旧的新世界也天天人山人海，还有先施、永安、新新等大公司顶楼的游乐场，也是游客满坑满谷。
至于戏院如天蟾舞台、大舞台、共舞台、黄会大戏院、中国大戏院等，都演出京剧，或请名角表演，或排连台本戏，日夜客满，一改旧时冷落气象。
电影院本来就很发达，看电影是我唯一的嗜好，当时的首轮电影院，有大光明、南京大戏院、美琪大戏院、光陆大戏院、国泰大戏院等六七家，都纷纷映演第一流新片，票价楼下收六角，楼上为一元。至于二轮的电影院，如北京大戏院、巴黎大戏院等八九家，因为票价便宜，大致分四角六角，所以也是场场爆满。
兰心大戏院大厅
另外有一个系统，如中央、新中央、恩派亚等戏院，专映国产电影，老实说，当时国产电影，声势远不及西片，但是因为拥有一批老观众，所以生意也还不错。
话剧就是这个时候兴起来的。最初只有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卡尔登演出，以唐的女儿若菁为女主角，因为团员出众，也是要在几天前预买座券的，演出的戏最有名的是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被称为曹禺三部曲，开话剧界的先河。不过，初时没有固定的戏院，后来话剧组织越来越多，演出的场子，有辣斐大戏院、卡尔登戏院、兰心大戏院、丽华大戏院等五家之多，不断有新戏演出，许多有名的话剧剧本，如《金小玉》《秋海棠》《大马戏团》等，都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
再说越剧（绍兴戏），也造成一种很大的潜势力，看的人都是一些太太、小姐，全上海有六个剧场演出，如明星、九星、同孚、国泰、同乐、龙门等，更是风靡一时。
还有上海地方戏申曲（又称沪剧）也很热闹。此外有几家书场，专唱弹词，各占一个固定场所，如沧洲书场、东方书场等，也是常常高悬客满牌的。
再说跳舞场，在“一·二八”之后，更是风起云涌。第一流舞厅有百乐门、大都会、丽都、仙乐、米高梅等，舞票规定一元三跳，但是客人的付出，往往超出这个数字，所以当时一流舞厅的舞女，每月的收入，数字之大，殊堪惊人。二流舞厅，如逍遥、爵禄、远东、大中华等更是屈指难数，生意也都很好。
有若干上海人，闲着没有事做，认为淞沪战争之后，兵灾之后必有大疫，大家纷纷争先恐后地制造成药，每天打开报纸，封面广告必然是新出的成药，名目繁多，不计其数。各报馆的广告部门弄得无法应付，只得把这些广告编排日期轮流刊登。有许多新药要等到三个月之后，才能登出一幅大广告，凡是新药上市不能不登大广告。但是新药虽多，有些竟然能畅销各地，也有些一点也销不出去，结果寂寂无闻而偃旗息鼓的。
在这许多成药中，只有一种叫作“生殖灵”的新药，广告措辞光怪陆离，生意一枝独秀。
太虚法师 受人利用
“一·二八”之后，我为三友实业社创制“三友补丸”等，除了药房药铺皆有出售之外，连烟纸店都有代售，所以销路很广，把三友实业社经济困难的局势扭转过来。（按：那时香港也有三友实业社，是独立性的，两不相关。）
成药的成本，在原料上不会超过百分之十，装潢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倒是广告方面花的钱是无限的，计算起来，总有对本对利的利益。许多朋友见我辛辛苦苦地为人作嫁，都劝我自己制造成药销行，何必舍己耘人，他们愿意拿出浩大的资本来。我说：“我一生行医为业，不能经商。我为三友实业社设计制造成药，完全是为了当了好多年的医学顾问，双方交谊很深，‘一·二八’之后，三友实业社受到日本人压迫，两千多工人势将无以为生，所以我才赤胆忠心为他们经之营之，我自己是绝对不愿意做的。”
一天，太虚法师叫他的门徒志静来找我。志静本来也是学医的，常常和我倾谈。那天他要我到觉林去拜会太虚，太虚法师是当时佛教的一代宗师，学问渊博得很，可称为佛学界的权威。本来我和太虚法师只是颔首之交，但是有一次，志静宣讲佛经，拿来一篇讲词，我说：“佛经中的佛学名词太多，令人难解。”他要我修改成为一篇通俗的白话文，这篇文字，后来登在太虚法师办的《海潮音》杂志上。
太虚法师见了志静的这篇文字，知道是经我修改重写的，他对志静说：“此人有些智慧，不妨请他到玉佛寺来听经。”因此我也去听过两次太虚法师讲经，觉得他讲得是有条有理，层次井然，与普通的法师讲经大有不同。
太虚法师为人极风趣，也有经营商业的兴致，法租界霞飞路嵩山路口的一家“觉林蔬食处”（按：馆址即名伶毛韵珂的故居），他也有股本在内的。
我到了觉林，只见太虚法师已正襟危坐着等我，他对我说：“中药要在自己家里煎，是将来中医中药失败的大原因，最好把所有的药物，提炼成药水，配方时，就可以像西药一样便利。”我说：“大师这个计划，从前有一家粹华制药厂创行过，但是后来是失败的。”他说：“我有一个朝鲜信徒，名金国川，拥有巨资，愿意办理这件事情，取名‘佛慈大药厂’，一方面宣扬国药，一方面弘扬佛教，可是缺少一个专门人才来帮助他，我想来想去，只有你是可以指导推行这件事的。”正在说话间，那位朝鲜人金国川也来了，太虚法师便为我二人介绍相识。那天，我便在觉林和太虚法师合摄一影。
金国川能说一口流利动听的国语，他的卡片上的衔头是“三德洋行经理”，我一看到三德洋行四字，便问他：“你们是不是出一种‘生殖灵’药品的，报纸上的广告大得很。”他说：“是的。”（按：生殖灵是日本的荷尔蒙制剂，他们登的广告竟然宣传可以返老还童，而且有男变女、女变男等荒谬字句。虽然读报的人疑信参半，但生意已经大好。）我知道他已发了大财，人家说他已是百万富翁。我看此人面相不善，虽然和他说了好多话，我仍旧把这件事推却了，不过我附带说：“从前粹华制药厂，有一位设计者包识生先生（按：即香港医家诗人包天白之尊人），你如有意聘请的话，我愿意介绍给你。”金国川起劲得很说：“再好没有。”我们谈了好久，金国川先走，我便同太虚法师说：“这位金先生做生殖灵，名誉并不太好，大师要留神一二。”太虚亦深以言为是。
过了好久，佛慈大药厂开幕了，太虚当了该厂董事长，做了很多成药，所谓提炼中药的事还没有办。开幕前夕，他们在大西洋西餐社宴请上海医药界知名人士二三百人，太虚要我做总招待，我也答应了。那晚的宴会热闹得很，散席后，我替金君料理当天的账目，金君付了款就走。我正在上边空房间中稍事休息，突然听见下面砰然一声，急急忙忙向窗口望出去，见这位金君倒在地上，原来他被人用手枪击中要害，一时马路呈现了极度紧张和混乱状态。救护车来了，搬金君上车去了，可是他在送院途中已经毙命。我对这件事情，惊惶不知所措，匆匆忙忙地要赶回家去，觉得这幕戏，实在太惊险了。
从前上海暗杀的案子很少，这样突如其来，一下子就打死一个人，我的心灵上感触很大。但是急救车一开走，马路上看热闹的人，也三三五五地散开了，除了地下遗留着一摊血迹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现象留下。
次晨，很早我就买了《新闻报》《申报》《时报》《时事新报》四份报纸，看它们的记载，死者的名字有好几个，新闻内容透露大致说：“金国川是朝鲜复国党员，掌理财务，后来到日本去买制药的机器，搭上了日本特务关系，为了要献功于日方，曾经出卖了复国党的组织情况，因此遭到杀身之祸。”我看了这段新闻，就打电话给太虚法师的徒弟志静，志静说：“大师昨天晚上已经离开上海，不知到何方去云游了。”
那天上午，我正在门诊时间，突然来了两个包打听，要我即刻到四马路总巡捕房去问话。我心里很烦恼，但是一想我没有和金国川合作过什么生意，因此心中坦然，跟了他们就走。
到了四马路总巡捕房，一看情形，就觉不对。问话的人是一个西捕头，旁边站着一个日本警官，这人虽然操着北京话，但是一听而知仍带着日本口音。传去询问的人已经有十二三位，都坐在一张长板凳上，一个一个依次问话，问的时候，态度极不客气，有些人答话稍稍慢些，就被他掴了两个巴掌，有两个人还扣上了手铐，打得很厉害。我想这样审讯下去，一个上午似乎还不够，谁知道问到第三个人时，就抽出我的名字，于是先问我，我照实侃侃而谈，答得很快，所以他对我一些没有疑心，就挥手叫我“回去好了”。我走出捕房，心情轻松，如释重负。
我自从受过这次教训，以后对任何朋友邀我做什么生意，都深具戒心，不敢轻易允诺，特别是约我做成药的人，更有杯弓蛇影之感。这件案子后来是否捉到凶手，我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