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比价 时有上落
庄票制度 信用为本
参观库存 都是白银
银楼缺银 改用银片
废元改币 币值稳定
藏银之家 秘密搜集
屡经战乱 人口大增
银元沧桑 拓本留影
袁寒云家 获洪宪币
洋泾浜话 起源上海
民国时期，上海怡和洋行大楼
“一·二八”战事结束，老百姓思前想后，总以为中国方面，士气有余，可是军备不足，难以取胜。谁知道最大的症结，却在于国内的币制问题。钱庄银行都怕有人兴风作浪，凭纸币来兑换银元，一下子全国的金融（系统）就会崩溃的，所以在战事未停之前，上海市金融界便宣布停市，而且还经过两次延期，始终没有开业，这是金融界有自知之明。
“一·二八”战事既告停止，可恨无数小钱庄仍然收购银元，一批批地运往虹口，这些都是金融界的奸商败类，贪图微利，把市面上流通的银元，搜罗一空。据报纸上报道，大批银元都装箱运到了日本去。
如此看来，“一·二八”战事虽告结束，而日本人的侵略行为，绝无停止之意。当时上海商界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隐忧，政府当局也认为这是将来再度发生战争时的心腹之患。
当时英国人已经看得很明白，中国要抗战的话，银元问题必须解决。大抵当时中外人士纷纷讨论，我财政当局就聘请了一位英国币制专家罗斯劳滋爵士到南京来当经济顾问，研究改革币制的方法。
金银比价 时有上落
现在的世界，大的集团如美国以黄金做单位，所谓“美元集团”；英国联邦以英镑为单位，所谓“英镑集团”，英镑也是跟金价走的，因为都是以黄金作为准备金。
中国以银两为单位，一切都跟着银价走的。从前银两的价格，相当值钱，所以清代对外国的各种赔款、订立的条约，都是订明要用白银分若干年还清。
我曾为此披览清代外交“辱国条约”书中，查到几次关于赔款的数目，都是以银两来计算的，计有：
（一）道光二十二年（1842），即是“鸦片战争”的结果，中国赔款二千一百万两。
（二）光绪二十年（1894），中国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赔款二万万两。
（三）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之变，即是“八国联军”之役，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
这种赔款，外国人深恐清廷不能按期赔偿，于是签约订明由外人管理海关，将关税收入先扣除赔款，多余的款项，叫作“关余”。海关制度的订立和江海关的建造，都是外人赫德经营的，后来就在上海海关门前立了一个赫德像，在英租界还有一条“赫德路”（今常德路）。
清代在上海设立的“江海大关”，是宫殿式的建筑物，地点在南市大东门外大码头，后来的海关管理权划归西人所管，旧关就废弃不用了
其实赫德是一位极善钻营做官的人，慈禧太后六十岁生日，赫德送皇家式的马车一辆，附赠四个马夫，手法比官场的老手还要深一层。从此以后，中国为了要支付赔款，连海关的税收都操在外国人的手中，这真是丧权辱国达于极点了。
银元的价值，对美元和英镑，究竟怎样算法？我不是专家，实在讲不出来。我因为早时到过中国香港和日本，知道中国一元，相等于港币一元。中国的一元，相等于日币一元六角，本来币制极稳定，而且因为供应的关系，有时“金贵银贱”，中国的一元，就等于港币九角五分；有时“银贵金贱”，中国的一元，就等于港币一元一角。我在早期到香港时，在沪港轮上碰到一个豪客，大家谈得很投机，我问他：“贵业是什么？”他说：“我是真正的无业游民，就是家中有一些钱，把这些钱运用起来周游世界，逢到银贵金贱，便把银元到金本位区域换金子，逢到金贵银贱时，就把金子换银元。从前来来往往，海关对携带金银，不论多少，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混了好多年，所积的财产，反而越滚越大了。”我听了他的话，觉得此人很是聪明，从他的这段谈话之中，才知道金银的市价常有上落的。
当时一般中国人都不明了这种情况，更不知道什么叫作“外汇”的牌价，只有少数进出口商人懂得外汇，连一般银行钱庄都没有外汇部，外汇的牌价，只归在上海外滩的外国银行挂牌出来决定一切。
上海的金融界，分“银行”“钱庄”两种，照理来说，银行一开，钱庄应归于淘汰，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银行一切以银元和纸币为单位，吸收储蓄存款，放出商业贷款，从中取利，是银行唯一的生财之道，而且银行对于往来存款户用支票的，即使存有现金，概不给息，支票存款不足时，就要退票，这是必然的。
庄票制度 信用为本
钱庄就不同了，往来存款都用庄票。庄票硬得很，凡是有资格在钱庄开户的人，必然是有身价的人，而且庄票是不退的。还有一个特点，钱庄与客户的往来，如有存款多余，照给利息。就为了这一个特点，所以豪富之家都与钱庄往来，开出来的庄票，都是以银两计算，为了以银两计算的关系，没有什么“升水”和“降水”，因为那时节所有洋行管理的房屋，房租是讲每月多少两银子，付租的人就不会在“升水”时吃亏。
还有一点，钱庄是无限公司组织，股东都是殷实的富户，要是钱庄有不稳的话，都由股东摊派偿还，一个钱也不会少的。
银行是有限公司性质，要是银行倒闭的话，根据有限公司条例，赔偿是赔不足的。当然那时节的银行也极少倒闭，像日夜银行的倒闭，属于例外。
如此说来，钱庄的势力，在金融界中处于极优越的地位，不但历史悠久，到了银行兴起，钱庄还是占着很大的优势。
那时节，我因为付房租要用银两，常常吃到升水的亏，但是要向钱庄去开一个户口，需有殷实富户担保，所以我没有资格在钱庄中开一个户口。（按：银行界中第一个开始创办银两存户的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们也发行一种支票，这种支票上写明“九八规元”银多少两，这种存户也有利息的，这是银行采取钱庄方式的第一家。）
所谓“庄票”，有一部分根本是一本白纸簿，在正票与骑缝之间，由钱庄盖上两个图章，所有银码，都是用墨笔临时写上去的，再在银码字样上盖上几个图章。另外由钱庄本身签出的名为“划条”，也是在白纸上写了几个墨笔字，盖上几个章。
所谓“划条”，是钱庄与钱庄相互划付款项的一种单据，看来很简陋。钱庄的图章是木刻的，上面刻着“凭票向中国通商银行南市分行收，他人拾得作为废纸”。毛笔字写得有如龙翔凤舞，虽然上面写的银码只得五百五十两，但是签单人的笔迹，是无法能假冒得像的。
又有一张划条，是大德钱庄出的，上面写的字，是“收敝号元十万两计正金划元甡名下三万两，花旗划五丰名下七万两”，中间还写上一个“直”字，收尾的抬头是“汇丰宝行照”，下面只盖了“大德”两字的一个小图章，再写了“三月十八日”字样。
从这张划条看来，知道是由大德钱庄开出，送交汇丰银行转托向日本正金银行元甡钱庄户下划三万两、美国花旗银行五丰钱庄户下划七万两。这样两笔大数目的款项，就凭这样一张白纸写成的划条，只有“大德”两个小字的图章，就可以划来划去，可以证明钱庄与银行的往来，都是讲信用，来往只凭这般简单的划条。
这里我要讲讲钱庄问题，庄票是怎样的一件东西？
庄票往来是由钱庄方面派跑街向客户，恭恭敬敬地送上一本“经折”，又称“折子”，这个折子专为客户存款而用的，相等于现在银行的解款簿。但是这个经折，并不是印刷品，仅是一个空白的折子，有一个蓝布制的套子，钱庄收到了客户的银两存款，就用毛笔在折子上写明收到存款的数目，在数目上盖一个章，就算收到款子的凭证。
庄票并不是存户自己开的，要向钱庄预先开定数目及张数。好在钱庄的跑街对大的客户，他们早晚都来问候，所以客户只要拿出经折，任由跑街拿去，把庄票开好了送来，只有小的客户才要亲自到钱庄去跑一次。其实钱庄不往来则已，一经来往，多数是大客户，况且跑街脚头最勤，用不到大客户亲自到钱庄去的。
从前的富户不肯自己出面向钱庄开户，多数由钱庄派出跑街向富户兜揽，总是要说上许多好话，如“请某某翁帮忙和小号往来往来”，而富户也总是似应非应地应付说“好的，好的，考虑，考虑”。有时跑街要连跑几次，要是富户应允了，跑街就伸出手指来代替往来的数字，譬如伸出两个手指，就是表示可以透支两千两；伸五个手指，就是表示可以透支五千两等。这种方式，钱庄方面早已调查出富户的身价和信用，无条件请富户常来“用”款子，所谓“用”的一个字，就代表“透支”两字。
富户在某钱庄开了户之后，例必先存进二三千两银子，作为往来的开始，此后可以依照钱庄方面默许的银码，随便透支用钱，这是信用往来，不需要什么抵押品的。
民国时期，上海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
要是富户想用款超过透支额，好在跑街是天天来闲谈几句市面行情或任何新闻，富户只要拿出一些道契对跑街说：“这道契放在你们庄里，以备不时之需。”那么，透支额就可以提高了。
这种方式，对富户是便利得很，但是钱庄也很利害，对没有身价信用的人，是绝对不会派跑街送经折和庄票上门的。那么，有许多新做生意的人，怎样去和钱庄开户呢？那就要请一个富户来做担保人，担保用款多少，所以任何一个人开出去的庄票，只要在“用”款额之内，绝对不会退票，因此庄票硬得很，相等于银行“本票”一样，付钱的责任是在钱庄方面，所以称为“庄票”。
银行的开户口，便比较容易，只要有一个形式上的介绍人，介绍人是不负赔偿之责的，所以银行存款不足，是必须退票的，因为这个责任是在客户方面，银行不必负责的。
富户向钱庄解款，并不是真的把银两车来车去，只是把自己收进来的别家庄票，解入自己往来的钱庄。钱庄与钱庄之间，从前是没有交换所的，也是全凭信用，开了一张划条，划条的数字能大能小，小的数千两，大的几十万两，是不足为奇的。
庄票的情况，已如上述，所以有身价的人，来来往往必开庄票，庄票的面额，不像支票有几元几角的，动辄必然是整数，一百两或几千两，能开得出庄票的人，不问可知这是一个富翁或富商。现在我要讲一些使用庄票的故事：
从前富商出门，口袋里必然要开好一百两或几百两的庄票数张，逢到豪赌时，大家就用庄票做赌本。因为庄票实在硬，如果拿出的庄票面额为五百两，而输去的钱不到这个数字，那么别人就爽爽脆脆地扣除赢钱，用现款找足面额上的数目。如果拿出来的是支票，受者的面孔就不同了，也不会随便收受对方支票的。
几个人合伙经营商店，在合约签订之后，大家认定的资本，都用庄票交讫，这是表示大家的实力和身价，因为普通人是开不到庄票的。
当然也有人用银行支票，不过形势便比较软弱，所以逢到合伙的场合，必定叫银行开出一种银行“本票”，那么也就绝无退票的事了，款项的兑现，都是由银行负责的。
豪富之家的子弟，如“祥泰木行”小开、“庄源大酱园”小开、“杨庆和银楼”小开、“葆大参行”小开，整天混在歌场舞榭之间，身边不作兴带现款，拿出来的都是庄票，所以舞场、赌场、妓院、烟馆，只要来人拿得出庄票的，都是豪客，绝对低声下气地招待他，一呼百应，气焰万丈。
我记得有一个人拿出一张庄票，此人也是海上闻人，庄票的面额是二万五千两。后来捕房查出这张庄票的出票人是被绑架者用来作为赎款的，按理来讲，持票人的责任就大了，当局虽然相信其不会做这种事，可是仍然派出一位高级警官向他调查此票的来历。此人说：“这是由某某丝号收来的。”庄票是认钱不认人的，所以后来也就没有事了。
从前上海的游侠儿，虽然拥有巨资，但是认为开不到庄票，总是失面子的；而钱庄方面，对这种人根本不欢迎，往往百端推托，不肯让他们开户口。直到后来，钱庄的业务渐见衰落，有几家钱庄勉勉强强地给那些游侠儿开了户口，他们总是一下子存入三五万两，叫作“开簿面”，从此以后，他们的身边也开始有庄票了，赌台上见到的庄票也就格外闹猛起来了，但是支票却仍然不受欢迎。
由这种情形看来，钱庄有钱庄的手法，所以一时要将钱庄废弃的话，在废两改元之前，简直谈不到。可是钱庄只是少数大资本家所能运用，银行可以接受大小客户的存款，储蓄银行连一块钱都可以开户。时代不断在进展，钱庄存款的数字也不断增加，钱庄的用款以银两为单位，好多地方要用银两折合银元，不但麻烦，而且升水补水令到大家受损失，这是后来钱庄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个主因，国家银行以银元为单位，当然省立市立的银行以及一切商办的银行也是以银元为单位，各方面的收支额越来越扩大，钱庄也就不得不急谋对策，逐步改良。在“一·二八”战事之前，已经有衰落的现象了。
参观库存 都是白银
我曾到福康钱庄参观，这是一家很大的钱庄。一天，我参观他的银库，库门是铁制的，既厚且重，库房四周也有铁板纵横围着，墙壁还有无数铁条，这是一种中国旧式的库房，乃铁匠所建成的，和现在大小银行的保险库完全不同。两者相比较，显然可以看到从前的银库是很简陋的，但是那时治安好，从来没有打劫钱庄银行的事件发生过，库房之内摆着三种存银：
甲：是一种方块长形的白银，叫作“大条”，每一块的重量是一千两。
乙：是银元宝，每一只是白银二百两。
丙：是银元，银元都排列在凹形的木板中，大板一千，小板五百元。
这些库存，点数时一目了然。金元宝和客户寄存的金饰也有。总之，那时金子是不作为库存标准的。
库房里面，又阴又窄，我略略看了一看，就走了出来，原来所谓银库，却是如此。
上海既是金融的枢纽，白银是交易的本位，各行各庄总共存储的数字虽没有正确统计，照理应该很多，但实际上是一个秘密，只有几个银钱业巨子，心中有一个大约的数目，知道要是钞票挤兑的话，这些存银是远远不能相抵的。
这个秘密，从前没有一张报纸公布过，我到现在才查到《民国百人传》第四册《陈光甫小传》中，有一段记载：
所有上海中外银行界的存底，合拢起来，大约银两为五千二百余万两，银洋一亿九千一百六十万元，大条六千二百余万两。
这是废两改元成功之后发表的真实数字，而且还说：“每年市面上流通的数字，约二十万万两以上。”这二十万万两，是大家来来往往流通的筹码，要是真的挤兑求现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陈光甫小传》中又说：“在上海，一家银行有风潮，有人帮忙，便可以度过，假使大家有风潮，就大家不能过去。”这症结的所在，就是表明现银制度，要是与别国开战的话，便不能支持了。
银楼缺银 改用银片
“一·二八”战役结束之后，银元不断被奸商收购，银楼中作为打银器的存银，也日益缺乏。这件事情，反映到了南京，国府就下令“禁止白银出口”，在船只出口时，必须经过检查，如果发现有人带白银出口，是犯法的。但实际上仍有许多白银运往日本，因为是装在军舰上运去的，海关是无权过问的。
银楼中出售的各种银器，必须要白银做材料，这个时候，反而有许多“白银片”由日本运来。这种白银片，我在出诊到某一家银楼时，曾经见到过。银片分为六寸阔、九寸阔、十二寸阔三种，很薄的卷成一卷。那家银楼的老板叹息着说：“本来白银是有一定的定价，每两一元四角左右，现在白银都被偷运出口，日本人将白银再掺和一些铜质，用机器轧成银片，成卷地运回来，价格每两反而要贵到一元六角，这明明是中国人大大地吃亏，可是用银片来打银器，人工和时间比用银块便利得多，所以这个钱也只好由他们赚了。”
我听了他的话，才知道日本人不但要破坏我们的白银币制政策，而且连银楼中的用银，也给日本人所操纵了。
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日本人收购银元的手段，越来越厉害。当时鹰洋渐渐绝迹，有无数奸商，搜罗龙洋、大头、小头，以及东三省、四川、云南、贵州所造的杂币，都在搜集之列。另有一种一元以下的银铸辅币，江浙人叫作“角子”，广东人称作“毫子”，上海所存的单角子、双角子，广东所造的双毫，都有人长期收买。这些大小银元，实际上质地有些合规格，有些不合规格，如北平的“公砝”，天津的“行在”，以及各省的杂币，升算都有不同，但是奸商组织的兑换店（俗称小钱庄），不问一切，尽量收罗，多多益善，小小无拘，这简直是等于人身的血液，一天一天地有人做着抽血的工作。
国民政府见到这个情况，要应付的话，第一是钱庄以银两为单位，倘然不废除银两，币制的统一就没有办法；第二是钞票，一定要规定兑换银两，那么钞票就受着银币缺乏的影响。为了这两点原因，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初发表统一币制的法令，所谓统一币制，实际上就是以法币的“圆”作为本位，将来也是“废银改币”的初步工作。由国家银行知照上海行庄，尽量避免银元流出去，在银库里面，银元只能多不能少，国家银行也设立了些机构，尽量收购各省杂币，以示对抗，这是暗中对日本的“经济战”。
光绪一朝所铸银元
大约这种政策，是英国经济顾问鲁斯劳滋爵士想出来的。
白银收归国有，各省纷纷响应，纸币的流通额大增，所有白银一批一批运往中央，唯有华北受日本军事压迫。尽管政府宣布废除银元，但是所收集的白银，不肯运到南京，推说是要巩固华北经济基础，所以华北的白银始终被扣留着。
这个政策成功之后，政府的财富立时增加，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间，中美成立了“白银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美国就把许多军器和机器纷纷运到中国，这是中国国力最强盛的时期。日本人的警觉性很大，认为这样下去，并吞中国的计划会受到破坏，所以就在八月十三日掀起了上海的战争，同时也是八年全面抗战的开端。
废元改币 币值稳定
我的文字，许多是从小处着笔，反映出大处的情况。
我查明废两改元，是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九日公布的，所有银行钱庄库存的银两，都纷纷送到国家银行，调换钞票及各式各样的公债票，凡是正式的钱庄和银行，没有一家不遵从，所以这一次的改革币制，是完全成功的。
私家地窖中的藏银，也有人从地下掘出来，送到国家银行去调换，这些银两都带有霉变的气息，但是因为调换钞票的期限很长，所以有极充裕的时间，让钱庄银行陆续调换。
其实市民不需要到中央银行排队轮换法币，任何银元，只要流入钱庄银行手中，就不再发出来使用，所以市民手中的银元，一天一天地少起来，大约经过一年之后，市面上的银元近乎绝迹了。
银行和钱庄的库存银两和银元，在那时节每月要列表向中央银行报告的，说明存有大条（每条一千两）多少，元宝（每只二百两）多少，银元多少。所以中央银行对上海的存银一目了然，一点也无法隐瞒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所铸银元
究竟这许许多多的银两搬动不易，所以中央银行有一张表，排定某月某日由某银行交来白银库存多少多少，某月某日由某钱庄交来白银库存多少多少。如是者由废两改元，直到废元改币，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上海是如此办理，一点都没有发生什么困难，各省省会如南京、杭州、汉口、南昌都依此法办理，办得都很顺利，连四川重庆搜集到的银元，为数也极多。唯有广州方面，当时因为政治地位特殊，收集到的银元，迟迟不肯交到中央。而北京方面，被笼罩在日本军阀统制之下，以前文化界有过一个通电说：“北平是一个文化城，一切古物不准运出北平，以保持文化城的财富。”地方当局也依据此例，向中央申明，白银保存在北平，屡经催促，置之不理，这笔白银数目也是很大的。全国有一种银楼，是专门出售金器和银器的，当然要储备相当数字的白银，以供打造各种银器，中央又规定，银楼要用白银，可以向中央银行申请，察看银楼业务的大小，每月可以申请配给白银若干两。
这里面是一种有趣的事实，白银除了元宝、银元之外，还有一些旧家庭储存金、元、明、清朝代各式各样方锭、圆锭、长锭和马蹄锭等，还有一些是边缘极薄的元宝。这种东西已等于古董，成为“中国货币史”的资料，又古又旧，一望而知是无法伪造的，通常有人要钱的话，就卖给银楼，银楼升水三成收下来。只有少数搜古董的人向银楼去收购，那就要看元宝的年代论价了，价钱高到一倍以上是不足为奇的。
我和南京路裘天宝银楼中人很相熟，他们告诉我，在他们银楼中，有一批金、元、明、清的元宝，款式共有八十多种，白银的纯重达五千两左右，要升水二倍，问我有没有人要收藏这种元宝作为古玩。我虽欢喜，自己想想没有这笔闲钱，可是病家中有几位豪富的收藏家，如刘翰怡、庞莱臣、宣古愚等或者会要的，我有意无意地告诉了他们，他们说为了遵守法令，恐怕私藏白银有干法纪，所以不敢问津，只有宣古愚听了笑而不言。一般传说这些白银后来都放在炉中熔化了，作为打造银器的材料，这在保存古物方面来说，真是一件重大的损失。
藏银之家 秘密搜集
尽管政府宣布，银两和银元不再通用，但是有若干旧家，仍然在地窖中藏有许多元宝和银元，不过除了主人之外，连子孙都不知道的，这个数字也无从统计。我初时相信银楼中有许多历代不同的元宝，都放入银炉中熔化掉，其实内幕也不尽然。
有一天我到宣古愚家中，为他的女儿诊病。宣古愚是研究金石的专家，那时他已有相当年纪，人很臃肿，在家穿的衣服，是古老的宽袖大领的布棉袍子，眼睛是老花眼，戴了一副远视眼镜，十足像一个乡下老人。在我诊罢之后，他对我说：“小世兄，我有些东西给你看看，大约要花一小时的时间，你要不要看看？”我说：“我诊务已毕，你的宝物，我一定要瞻仰瞻仰。”
本来宣古愚收藏的古董，以古碑拓本为最多，拓本价值最贵的，一张纸值到几十两或一百两银子，这种古碑拓本，是墨拓白字，俗称“黑老虎”，他是此种拓本收藏最丰富的人。
此外，他还有有关金石学的古书甚富，我们从前在书坊中看到的《金石索》和《金石续索》等书，只是极普通的通行本而已，这种东西非专家是不感兴趣的，既承他要我参观，我就很高兴地留下来。
光绪一朝所铸银元
谁知道宣古愚把我带到三楼一间巨室之中，并且关照佣仆不必上楼侍候。然后把门锁上，他就说：
上次你告诉我，裘天宝藏有历代旧元宝，当时我对你唯唯否否，好像不加考虑，可是我对这件事，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机会不可错过。于是冒充乡愚，怀着一只清代同治年间的元宝，到裘天宝去，要升水调换法币。裘天宝的伙计说照银价升水一成，我当时表示升水太少，要见经理。经理说：“本店对这种旧元宝升水一成，已很客气，我们店中有的是古代元宝，你要的话，也不过升水二成。”我明知这是欺人之谈，但是装着不懂，要求他们给我看看。经理也认我是乡下人，当堂搬出八十多个元宝，我一眼就望见有两只元宝，是金代和元代的异样银锭，我就问他们，收进来的价钱是多少，卖出去又是多少，经理就说：“收进来升水一成，卖出去升水二成。老先生你的元宝还是升水一成卖给我们吧！”我就说：“你的话当真不当真？”经理说：“生意人讲信用，说出的话，一言为定。”我再问他：“这句话会不会耍赖的？”经理说：“说话耍赖还成什么正当商人。”于是我就说：“你所有元宝一齐卖给我。”经理听了，面孔马上变色，但是有言在先，只好忍痛把八十多个元宝一齐卖了给我。当时我就付出庄票六七张，经理也只好勉强地收下了，不过，经理讲一句话：“这种元宝，本来要照银价一倍才肯卖，现在便宜给你了。”
宣古愚说完这段故事，很得意地哈哈大笑。
接着他就从四个保险箱中把那些元宝搬出来给我看。我一看，元宝的数字，竟然多到无法计算，圆的、方的、长形的，以及细小的碎银块和银锞子，都给我见识一下。我说：“你在裘天宝只买到八十多只，何以有这么多？”他又含笑地说：“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到各银楼去收购，所以得到这样的成绩，我因为你一言提醒了我，所以给你看一看。”
宣古愚藏的碑文拓本，后来大部分卖给日本，因为日本有一个名家叫作赤冢忠，在日本出版一部《书道全集》，初版全书只有四厚册，第二次改版成为八大册。宣古愚写信给这位编纂人，指出他的书中某一页的碑文不是全文，并且说出这个碑在唐代时是怎样的，到了宋代碎了一角，到了元代，碑的中间有一条大裂纹，各有一个拓本为证。宣氏这封信一去，那个编纂的日本人认为他是中国金石大收藏家，于是专程到上海登门拜访，一看宣古愚收藏的金石藏品目录，认为是东亚之宝，商讨了好久，日本人花了不知多少万两银子，把它全部买了下来。后来这部《书道全集》不断补充，最近我买到一部，已达二十六巨册之多。
后来宣古愚逝世，那些历代的元宝，不知落在何人之手。我问过他的女儿，都说不知道。他有一个儿子宣刚，是位歌舞名家，又是著名的布景师，也办过歌舞团，是黎锦晖之后，歌舞团中的活跃分子，我也问过他那些元宝的下落，他也说不出所以然，真是一件憾事。
屡经战乱 人口大增
在“一·二八”前后，上海聚居的人口，究竟有多少？向来没有准确统计。不过英租界工务局的年报上，规定每五年统计一次。人口的数字，我有一本《上海通志》，里面附载有英租界工务局人口的记录，今转录如后：
民国九年（1920）
华人七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九人，
西人两万三千三百〇七人。
总共人口七十八万三千余人。
民国十四年（1925）
华人八十一万〇二百七十九人，
西人两万九千九百四十七人，
总共八十四万余人。
民国十九年（1930）
华人九十七万一千三百九十七人，
西人三万六千四百七十一人，
总计一百万余人。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华人一百十二万〇八百六十人，
西人三万八千九百十五人，
总计一百十五万九千余人。
民国银元亦有多种，最后一枚，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发行之龙洋
后来的统计，就查不出。但当年华人的统计，究竟怎样调查出来？也莫测高深。只是西人的数字，是极准确的，其中十分之八是日本人，十分之二是英国人和其他各国人士。
从上面的表看来，“一·二八”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战事一起，四乡的富户和难民都逃到英租界来避难，所以人口大增。战事停止之后，有些人找到房屋，有些人找到了职业，也就落地生根不再回乡了。
前面的统计，只是英租界一区。法租界和南市闸北的居民数字，照我的推想，总数要比英租界的人口加上一倍多，所以那时上海人口总数，应在二百万人以上。（按：在我到香港来之前，上海人口称五百万，据后来的记载，上海人口超过一千万，这是以大上海来计算的。连上海四乡都计算在内了。）
银元沧桑 拓本留影
丁福保先生在编纂《古钱大辞典》时请到一位来自苏州的拓本工人，拓本的技术，大有高下之分。这位工人，只会拓平面的。但是山东、西安一带的拓碑工人，是会把石马、石龟、石狮、石像拓成立体形式，可是这种工人，南方少得很。在苏州只有一二人，在杭州也仅两三人，这种拓碑的高深艺术，快要失传了。
丁福保请的这一位拓工，专拓古钱，供给食宿，月薪三十元，在当时已算高得很。
这类拓碑拓工专家，在上海已找不到，但是一般高雅的富绅们都知道这件事。某次，青浦朱家角地下掘得一块石碑，那里的士绅，就来恳求丁福老借用拓工，请他到青浦拓了几十张。又有一次，沪绅李平书也要求丁福老借拓工一用，准备遍拓上海各处寺院的石碑，丁福老认为会妨碍自己的工作，而且不胜其烦，因此决定以后不再出借。
不料有一次，蔡孑民（元培）在江苏角直发现某一个寺院有唐代吴道子塑像，蔡氏又转托吴稚晖来向丁福老借用拓工，一去一月有余，因此他极不满意。
宣古愚所藏的八十多个历代元宝，我向丁福老建议要把它完全拓一份，因为元宝上面，都有年号官厅或商家字样，这次提议他倒应允了。只是宣古愚古怪而吝啬得很，说：“拓尽管拓，我要监视着，每种只能拓一张。”因此，这一批古代元宝就没有拓成，至今也未见到有拓本的流传，真是可叹之至！
丁福老有一天忽发奇想，说：“元宝拓不到，银元种类繁多，现在由官方收罗熔化，要是我不把这些银元购买或商借来拓一份，那么以后这些银元的真面目，将来也没有人知道了。所以你今天诊务完毕之后，该到我这里来，商讨如何收购或商借？”
这天是星期五，是举行“粥会”的日子，江南耆老参加的经常有六七十人，我对丁福老说：“这些老绅士，正是收购的对象。”丁福老说：“好极了。”于是他就在粥会上宣布想要收集各种银元，当时只有陈小石说，他有北方银元二十多枚。还有一位说：“收藏旧银元，以前国务总理张国淦为最多。”我就暗暗告诉丁福老，张国淦是丁仲英老师的亲家，现在寄寓在霞飞路沙发花园原址分宅出售的小洋房中，我可以代为设法。
袁寒云家 获洪宪币
忽然间又有一位老翁说：“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寒云），也有不少湖南造币厂铸造而成未经使用的洪宪银元，至少总有一种洪宪皇帝的纪念币。”丁福老一听，手舞足蹈地叫起来说：“袁克文是我的老朋友，他有一部宋版的《鱼玄机诗集》，以二百银元押在我处，本来可以乘机和他交换或商购，可惜他已死了，现在不知这些银元流落在何人之手。”他要我去打听下落。
袁寒云大约是在民国十二年（1923）来到上海，写得一手好字，又擅长鉴别古董。初到上海时，震动文坛，大家莫不以一见寒云为荣。周瘦鹃编的《半月》、余大雄编的《晶报》，都拉他写稿，他写过一部《洹上私乘》，后来曾印成单行本，这是他唯一的著作。我由小说家张春帆（即《九尾龟》小说作者）引见，曾到他住的寓所里去拜访过一次。只见寒云身材瘦小，但举止很潇洒，斯文雅致，一望而知是一个王孙公子的典型，特别是他的小帽子上，还钉着一方玉，谈话时彬彬有礼，一些架子都没有。他与客应对，都在烟铺上，吸烟用的器具，相当精致。
依照他的《洹上私乘》说：袁世凯一共有十七个儿子，长子克定，是嫡母所生，次子就是他。他的母亲是韩国人，姓金，所以他不是嫡出的。三弟至十七弟，名叫克良、克端、克权、克桓、克齐、克轸、克久、克坚、克安、克度、克相、克捷、克和、克藩、克有。他们兄弟十七人，由九位庶母所生，可见袁世凯的妾侍实在多，不但儿子有十七人，女儿也有十四个，孙儿更多，他们的名字，都是“家”字辈。在香港清华大学同学会，有一位会长袁家麟即是袁世凯孙儿之一。
洪宪纪元银币
袁寒云也生了三个儿子，叫作家嘏、家彰、家骝。我到他寓所见他时，只有一位太太，也不知道她是何许人。我听他在烟榻上大发宏论，问起他的儿子是否在上海，他很斯文地说：“我到上海来，孑然一身，只有我的太太做伴。所以现在我已成为‘龚半伦’了。”（按：龚半伦的故事，是指东亚病夫在《孽海花》书中写出龚定庵的儿子，对人生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什么都没有了，只拥着一个妾侍，所以自号为龚半伦。）我听见他这些话，不便接口，只好谈谈其他的问题就告别了。
寒云没有政治头脑，他的大哥克定倒是一个小政治家，怂恿他父亲做皇帝，有很大的力量。寒云有文名，常为克定所忌，他为了本身安全计，自请册封为“皇二子”，表示将来不做“储君”，不继承皇帝的大业。
袁寒云日记之一页
袁世凯在未登基前，已着人策划铸造洪宪纪念币。天津造币厂造了一个款式，奏请皇帝鉴定。不料拍马屁的人多得很，湖南造币厂已先将洪宪皇帝纪念币试制了四百元，献呈袁世凯核定。料不到袁世凯的皇帝只做了八十三天，所以没有核准的“洪宪纪念币”都投入炉子中熔化掉了（见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货币论》第六章，英国耿·爱德华［Edward Kann］著，蔡受白译），寒云临走时，从北方随身带了十块这种纪念币，还在《晶报》上写过几首纪事诗，所以大家知道他藏有洪宪纪念币的。
袁寒云之书法及其藏品
寒云到上海，所带的财物并不多，所以一到上海就以卖文为生，订出润格。请他写文章的人不多，请他写字的人却络绎不绝。他的字实在写得有才气，而且有特别的本事，可以叫两人张纸，自己躺在烟榻上以笔蘸墨，仰天作书。但是他奇懒无比，生性散漫，常常收了人家润笔而不交件，因此卖字的生涯，日渐清淡。而且在上海又一连串弄了几房妾侍，有一位名叫梅贞，乃遗少刘公鲁的侄女，不久闹翻了，又续娶了一位，就是有名的袁唐志君（她是平润的水果西施），能写得一手蝇头小楷，还会作小说。
后来还娶了几个小老婆，我实在记不清楚，只知道还有一个叫作佩文（外号小巧宝），据说仍住在自克路侯在里旧居。我因去过寒云旧居，所以不问三七二十一，闯到他家去。房子已极简陋而陈旧，在内碰到一位半老徐娘，也不知她的名字，她自己承认是袁太太。我就问她：“寒云先生遗下来的文物是否还有余留，可以出让？”她说：“作孽嚷！袁先生死下来，只剩几副对联，侬要，可以随便拨几钿。”我就买了一副有上款的对联，接着我问她：“袁先生从前收藏的银洋钿，可不可以出让？”她随手把抽屉角落里的旧洋钿拿出几个来，其中有一块，正是丁福老要寻的洪宪皇帝纪念币，我就花了十五倍的代价，把它换过来。那位徐娘喜形于色，其实我心中比她还要高兴，只是表面上不露出来而已。
这般的方式收集旧币，真是困难到极了，为了一块洪宪纪念币，要花这么多周折才取得到，所以我进言丁福老，不如委托小钱庄代为收集，定出价格，凡是稀见的银元，以双倍价格收买。可是在那时小钱庄收购银元，完全供给日方，本来一块钱可以升水到四成，所以你出双倍价钱，他们也不放在心上，有许多名贵钱币，只问分量不问款式，都送进日本几家银行，有谁愿意拿来拿去供你挑选呢！所以这个办法也行不通。
丁福老就出更高的代价向银楼中去收集，搜集到的银币很多。原来银元并不是始于墨西哥的鹰洋，在清代早期已经有公私机构发行银元，在清代还出过一种一两重的大银元，这些银元，都拓成拓本，今时不知流落何方。大抵日本人所出版的《中国银币图鉴》中，有不少是有丁福老的心血在内。
我为了要充实本文内容起见，曾经在《星岛晚报》副刊上征求从前上海出版的文物。不料有一位读者送来一本《银元图说》的残本，是战前蒋仲川君编纂的，可惜这本不用原来的拓本，只是将各种拓本用单线条绘成图样，线条也很工细，现在我把这些银元，分类刊入本文，也好让大家认识一下从前的银元是怎样的。
洋泾浜话 起源上海
政府公布废除银元的消息，对上海人来说，毫不介意，因为那时节大家往来都用支票和钞票，只有一些零头钱，三元五元，或是七元八元，那就要用银元来凑数。然而一元纸币，已经通行，所以很少人的口袋还带有锵锵声的银元。
上海人使用银元，范围越来越狭，大抵喜庆送礼，就要封四元或二元银元。年晚小孩子的压岁钱和新年的拜年钱，也需要用银元，给一块钱的人，已经算是很阔绰了。所以政府把元宝银元收归国有，上海人一些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便。
倒是上海四乡的殷富起了恐慌，大家纷纷说此后银元再不能通用了。有些人家把隐藏着的银元都搬出来；有些店铺把做生意往来的银元，都到县城中去兑换纸币；有些人因为四乡不靖，屡次战争如齐鲁之战，北伐军占领上海，“一·二八”日军打到苏州，四乡每次都受到惊扰，没有上海租界来得安定，他们经过屡次逃难到租界，也不胜其烦，于是爽性迁居到上海租界来，因之，租界日趋繁荣了。
从前上海的中小学校，都有英文课程，但是中学生到了毕业之后，使用英文的机会很少，只有若干人考入海关、铁路、邮局，就用得着，这些职业虽然薪水不大，但是一般都认为是“铁饭碗”。
上海大学有好多家，英文的发音，以圣约翰大学、中西女塾为最准确，在这两间大学校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当外交家，或外交家的夫人。
倒是有许多世袭的洋行买办，仗着自己的经济力量，与西人周旋做生意。他们从未读过英文，只是懂得几句最简单的会话，说的话就叫作“洋泾浜英文”。
不要说别人，大名鼎鼎的虞洽卿，会说得一口极流利的洋泾浜英语，细听他说的话，真是好笑得很，但是西人都能领会他的意思。所以他即使在大庭广众之间，也说得很响亮，不懂英语的，还以为他的英语程度好得很。
至于劳工阶级，如西人家中的厨子、花工、女佣、车夫，以及专跑西人家的裁缝、送货员，他们的洋泾浜英语又低一级了。
何以这种英语叫作洋泾浜呢？
上海英租界最初和中国订的条约，叫作“洋泾浜章程”，所谓“洋泾浜”，的确有这么一条河浜，后来被填没了，就成为上海英法租界之间的一条大马路，叫作“爱多亚路”。
洋泾浜虽然填没了，但是“洋泾浜”至今上海人犹未能忘怀，特别是对一些不伦不类的英语，叫作“洋泾浜英文”。这种人多是早年未曾正式读过英文，而吃的是洋行饭，或打洋行工住家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说出发音不正、文法不对的英文，任意拼凑，也会讲得流利非常，而洋人居然懂得。这是极滑稽的一种言语，我举出几个例子如后：
有一个在西人家中当厨师的，报告主人厨房中老鼠太多，因为猫捉老鼠之故，打碎了好多杯碟，他用洋泾浜英语，对主人说：“吱吱too much，咪咪run run，布碌打碎cup。”
又有一个男厨子，上工时对女主人论工价和食宿，他对主人说：“Twenty dollar one month，eat you，sleep you。”意思是说：“月薪二十元，吃你的，住你的。”女主人听了这话，面孔都红起来了。
又有一个管家，陪着他的主人游邑庙，主人指着炮仗问管家这是什么东西，而管家不知炮仗英文名，只好把炮仗之为物，分开来说：“Outside paper，gun power，make fire。”接着还说着“砰砰砰彭彭彭”六个字，主人听了也意会地明白他说的是“炮仗”。
还有一些极滑稽的话，如“You know，I know”，你知我知。诸如此类都称作“洋泾浜英语”，凡是久居上海的英美国人，他们也都听得懂。现在我到了香港，广东人也称不纯正的英文叫洋泾浜，都是起源于上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