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中有人 两心相照
情事生变 壮士断臂
摒弃万虑 寄情游乐
迅速成婚 安居乐业
远游燕京 物价更廉
游颐和园 参观故宫
访琉璃厂 搜购医典
任何文物 摹制有术
礼查饭店是上海开埠后建立的第一个正规西餐厅旅馆，初创于1846年，1907年扩建，1910年落成
我悬壶开业，门诊虽定诊金一元二角，实际上，当时人对一枚银元看得很重，超过一元以上，更是一件大事。所以有时病人付四角或六角，甚至不付钱，我也照样替他看。初时打开业务，真是难到极点。
那时米价，每担是四元左右，小家庭一夫一妻的话，每月三四斗就够了。子女多的人家，一个月也不过吃一担米而已，所以银元的地位还是相当稳定。
那时节上海的人口，不过二百万，米是由松江、常熟、无锡、太仓等地供应。后来人口渐渐增加，米商就向暹罗购买，米质干燥，价格较廉，可是涉及外汇问题，所谓外汇是跟着金子价格走的，有时金贵银贱，有时银贵金贱，常有波动，因此也牵动到米价有时跌三四角，有时涨三四角不等。
一般民众，对米价最敏感，吃到便宜的米，好像开心得很，吃到贵米，就有米珠薪桂之感。其实米价上下相差不过几角钱而已。
我开业一年之后，门诊情形渐入佳境。因为一元二角的定价，实在定得太高，当时的老年名医收费也不过如此，所以业务进展很慢。足见从前一个少年医生要厕身于名医群中，实在是不容易的。但是做了一年之后，除了特约的商店职员们之外，门诊也有十号左右，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了。
由于每天病人不多，因此每来一个病者，我就有机会仔细辨证，而且空闲时多，可以不断地看书、翻书，这样耐心地研究和苦守着，对我学识方面很有帮助。
意中有人 两心相照
开诊既久，每一星期我的嗣父必定要来看看我的光景。那时《康健报》业务进展得很快，因此我把两个楼面都承租下来，一小部分租给一个牙医生。牙医生有两个女职员，她们一有空就走到我诊室来，我嗣父常常见到她们，总认为不像大家闺秀，尤其见到她们穿了高跟鞋，认为太时髦了。偏偏其中一位女职员，见到我嗣父，奉茶敬烟，递上一条热腾腾的毛巾，嗣父反而觉得不自在。他对我说：“向来上海的规矩，有底子的人家，先成家，后立业。你清寒出身，要先立业后成家。现在已经到了快要成家的时候，我看这些小姐是不对的，你要十分小心。我现受委要到安徽盱眙县接任盱眙关税局的‘会办’，比督办次一级，每六个月要回南京述职一次，希望你六个月之内找到一个世家小姐，急速结婚，否则我实在不放心。”我说：“好的。”嗣父临走时，还切切叮嘱说：“古时交友的标准‘毋友不如己者’。但是择偶的对象应该要‘毋偶胜于己者’，而且一定要你母亲看得中，我也要看一看。”
其实那时节，我接触到的女性不在少数，心目中已有一位小姐，正在中西女塾读书，她的祖父是上海一百名人之一（按：一百名人系当时《晶报》选出的），这位小姐仪态端庄，姿容娟秀，又是一位杰出的高才生。
中西女塾是教会办的一家贵族式的女子中学校，宋氏姐妹以及张乐怡、周淑苹等，都是这间女塾毕业的。学校的课程着重英文，学生们未曾毕业已经能说流利的英语。我认识的这位小姐，姓什么，我不能再提，只写她的英文名字叫作“爱丽丝”。
我认识爱丽丝很久，自觉出身清寒，而且学的是中医，每次见到她，多少总有些自卑感；何况她又是百万富翁的孙女，我对她只是很高兴地服务一切，什么事教我做，我总做得头头是道。
有一次，她的相片挂在南京路宝记照相馆的橱窗中，丰容盛鬋，仪态万方，实在美极了。但是她的母亲认为大家闺秀的相片，不应该公开挂出来，有一天她母亲向宝记照相馆交涉，要他们除下来。宝记老板姓邱，是广东人，说话硬绷绷，他说：“我们照相馆从来不挂妓女之类的相片，现在挂出的四张，一张是陆小曼，一张是唐瑛，你的千金列在一处，格外显得高贵。”而且表示坚决不肯除下。她母亲气极了，争执了几句，老板连睬也不睬。回来之后，她母亲由气生愤，认为不除下这张照片，总不甘心。那天我正在她家中，我说：“我有办法。”她母亲就说：“好，就请你去交涉吧！”我说：“我要拿一张同一款式小照片，说话才有根据。”她母亲当即给了我一张。到了次日，我轻轻易易地把那张挂在橱窗中的着色大照片拿在手中送到她的家里去，她母亲就问我交涉的经过，我说：“我只是说了一些很有理由的软话，老板说我不过，就爽性把这张大照片也送了给我。”爱丽丝高兴得很，我临走时，爱丽丝轻轻地叫着我说：“那张小照片，我签个名送给你吧！”说时作了一个很含蓄的微笑。
从前的小姐们，轻易不肯把自己的玉照送人，我得了这张照片之后，觉得飘飘然周身轻松，况且向来对她有爱慕之意，这一来，更令到我想入非非了。
爱丽丝不但中英文好，还会画水彩写生画。她曾经为她的母亲画了一张彩色肖像，栩栩如生。我在凝神欣赏时，她轻轻在我耳边说：“你想不想也画一张？”我说：“这是求之不得。”
爱丽丝在中西女塾寄宿，每两星期回家一次，回家的时候她的汽车一定经过我的诊所，司机阿黄指着诊所说：“陈世兄就在这个诊所中。”爱丽丝就叫司机停车，走到我诊所来。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我正有几个病人在看病，我见到一位丽人翩然而至，一看原来就是爱丽丝，她神态自若地说：“你归你看病。”她就坐在候诊室的沙发上，浏览我诊所的布置，等我看完了病人，她就把已经绘成的画像送给我。我呆呆地看了一阵，对她赞不绝口，一面我就拿出朱古力糖来，她很喜欢地吃着，和我一边吃一边谈，不知不觉谈了一个钟头，大家觉得很投机，要不是阿黄来催，爱丽丝还不想走。
第二天是星期日，一清早阿黄送来一封爱丽丝父亲给我的信，信中叫我要去做一件事。阿黄笑嘻嘻地说：“我家小姐，向来轻易不肯到人家去盘桓，对你好像很有意思，而且关照我回家不可透露。她曾经探问我关于你的事，那是更有意思了。”我笑而不言，拉着他到隔壁饭店弄堂去吃午餐。
所谓饭店弄堂，那边有几家挂着老正兴招牌的本地饭店，我和他一同登楼，他说：“我向来都在楼下吃，只有穿长衫的人才上楼吃。”我说一同上去，当即叫了一只生煸草头，腌笃鲜，另外还切了一盆咸肉，叫了一斤黄酒（按：当时物价生煸草头是铜元八枚，腌笃鲜小洋二角半，咸肉论块计算，每块铜元三枚，白饭一碗是三个铜元，第二碗白饭叫作添头，是铜元二枚）。我和阿黄谈了很久，阿黄饮了几杯黄酒说：“小姐对你很有意思，这种情形我从未见到过。”我于是就问：“你们小姐喜欢些什么？”他很粗鲁地说：“她妈！最喜欢吃闲食。”
本来喜欢吃闲食，是少女们常见的习性，我对阿黄说：“你星期一早晨送小姐上学时，到我诊所来叫我一声。”当夜我就预备好四盒食物，花银元二枚，一盒是南京鸭肫干，一盒是天禄熏鱼，一盒是熏青豆，还有一盒是天晓得的苏州糖果。到了星期一清晨，阿黄居然来叫我，我就把四盒食品送到车上，我说：“这四件东西，是谢谢你为我画了一张像。”她很妩媚地一笑，我正想把车门推上，阿黄说：“陈先生应该送小姐一程。”我赧然地登车，她也含笑不拒，于是一路谈笑，送她到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学校门口。此后，每逢她假满上学，我一定带了各式食品送给她，如是者有半年之久。
后来我爽性每隔两个星期六中午，便坐了阿黄的车子去接她出学校。有一次她又主动到我诊所来盘桓了好久，看见写字台的信件筐，筐中有二百多封挂号信，还没有拆过，她问我：“为什么不拆？”我说：“这些信都是来订《康健报》的，附有邮票、钞票、汇票，非亲自动手不可，我现在比较忙一点，所以常常积了这么多信，没有时间去拆。”她听了这话，就说：“我来帮你拆。”说着就一封封小心翼翼地拆开来，抄下姓名地址，连答信的信封和订报单都写好，足足写了四个钟点，她还是觉得很高兴。阿黄在车中已等得不耐烦，跑上来说：“小姐好回去了！”我说：“慢慢，我还要请小姐吃点心。”于是又一同登上汽车，到抛球场沙利文餐厅饮下午茶。我恐怕她已很饿，所以就为她点了一客总会三文治，两个人相对无言，只是微笑。
情事生变 壮士断臂
这种情况又持续了半年光景。从前的少男少女，轻易不肯口头上吐一“爱”字，一切尽在不言中。但是她对我俩的情况，回家绝不吐露。有一次，是星期六下午，又坐着她的车子，我叫阿黄开到兆丰花园对面的惠尔康，吃有名的“曹家渡炸鸡”，那时每只是一元二角半。吃时我看她的神色特别沉默，正在谈话之时，她的眼眶中，突然流下一串珍珠般的泪儿来，我心想其中必有缘故。我苦苦地追问好几次，她才说：“我和你做朋友，到此为止。”内情她不肯透露，我心中着急，还是不断追问，她说：“我不久就要毕业了，父母要我到美国去学医，学额已经申请到，今次一别，至少要七年之后，才可重见。”她这句话含意甚深，而我又没有勇气说出“你是我第一个情人”，只好用火柴枝来代替我心中要说的话，把火柴砌成“I love you”三个字。她看了两脸泛红含羞起来，再也不肯吃东西，坚决地要走。我在无可奈何时，只问了她一句：“你的毕业礼在哪天举行？”她说了一个日子。
到了她行毕业礼的那天，我带了花篮及礼物一包去观礼。中西女塾是上海出名的贵族化学校，全体毕业生都穿着极华丽的白色法国绸的旗袍，每人的襟上都插上一朵香水花（按：即洋玫瑰花，当时每朵售价七角）。她看到了我，笑容可掬，无限情深，接过了我的礼物，跟着送我一本她们的校刊《墨梯》，第一篇是她写的英文序文。突然间她的父母也来了，见到我觉得突兀，她很大方地说：“陈世兄有一位女朋友，是今天毕业，所以他也来观礼。”这句话意存双关，她母亲是听不懂的，只是和我握手恭喜说：“你医业成功，早该结婚了！”我只好报以苦笑。
毕业典礼开始，爱丽丝是毕业班的班长，成绩有六个A字，校主经汪帼贞女士颁奖，授予银杯一只。典礼结束时，爱丽丝代表全班同学，用英语致谢辞，措辞流利畅达，掌声如雷，我心上就蒙上了阴影，觉得她的才能“我不如也”。所以心里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她才华出众，惧的是我的资格发生问题，实在配不上她的。（按：经汪帼贞，是上海著名的富孀，中西女塾的地产是她捐赠的，万国公墓的地产也是她捐赠的，在租界中区还有很多地产，南京路新世界游乐场也是她的产业，她的母家姓汪，最早期的“楼外楼”与新世界游乐场，是她的丈夫经润三与黄楚九合作经营的。）
我回到家中，打开《墨梯》一看，篇末有许多漫画，都是学生之间嬉谑的自由画。有一幅画注明“小白兔的大令”六个字，画中有一个人，穿了长衫，足蹬皮鞋，手中拿了七八盒食品，送给小白兔小姐。我一看这幅图，就知道图中穿长衫白皮鞋的是指我，而小白兔即爱丽丝在学校中的绰号。我看了图画之后，又是欢喜又是叹气，心想要是硬生生去阻止她的学业前程，于理不合，要是不阻挡她的话，又于心不愿。就因为这样的思想，连晚反复思索，要挥起慧剑，斩断情丝，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常常整夜思潮起伏，不能成眠。
她有三个弟弟，大弟对我最亲热，二弟三弟也是我的幼时同伴，这两个弟弟忽然发觉我与爱丽丝的交谊，竟横加反对。意思是我家非富有，和他家门不当户不对，于是想出各种理由，劝他的姐姐不要和我来往，爱丽丝听了他们的话并不介意。我知道我此时已引起同伴们绝大的妒忌，妒是一种最大的阻力，不但同业相妒，同学也相妒，尤其是同伴妒意更浓，弄得不好，同胞手足都会因妒而成仇的。
这两个弟弟见到爱丽丝声色不动，一天，竟然当着爱丽丝的面，打一个电话到华美药房，说是：“请你们派人送一瓶4711香水来。”那时节华美药房，只有一个学徒，叫作“阿富”，就把香水送到，他的二弟就向阿富说：“上次你说过花国大总统肖红坐着汽车经过你们门口，车中坐着一个陈存仁，这事究竟有没有？”阿富说：“有呀！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两个弟弟得意非常，望着爱丽丝，爱丽丝带着不愉快之色说：“这个小伙计，信口开河，我不信。”两个弟弟面面相觑，知道这种手法并未发生效力。（按：阿富就是华美药房徐翔荪的学徒，后来成为药业巨商史致富，著名的女伶过房爷即是他。）
爱丽丝性格纯良，她实在也有到美国留学去的意图，经不起两个弟弟的缠扰逼迫，忽然吐露一句话说：“二弟三弟，你们两人到陈世兄那边走一次，代我向他讨还几封信和几张照片。”两位弟弟顿时如奉圣旨一般到我诊所来。
我明白他们的来意，暗暗纳罕，信札与照片，别人是不知道的，这真是出于爱丽丝的本意。我确乎当场软了下来，取出八封信，六张相片。那六张相片，我一张张地看一下，就是有一次到戈登路（今江宁路）大华饭店花园中去游览，胡蝶的未婚夫林雪怀擅长摄影，为我们俩拍了这六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两个人合摄的。当时名门闺秀，轻易不肯同男性合拍一张照，凡是肯合拍的，就是表示已经心许了。
那两位弟弟一看了这几张照片，呆若木鸡，顿时说不出话来，我也觉得不能把这些东西随随便便地还给他们。我说：“还总归还，不过我要亲自还给爱丽丝才心服。”
两个弟弟回家之后，隔了一个钟头，爱丽丝电话来了，声音低微，呜呜咽咽地对我说：“我的照片和信札，你可不可以还我？”我说：“明天六点钟在沙利文当面还给你。”我挂了电话，就想到爱丽丝一定受了两个弟弟的逼迫，才有这一个很凄凉的电话。
到了次日下午六时，我进入沙利文餐厅，爱丽丝已在等着，这是向所未有的情况，在以往她总是迟到三分钟的。我坐下之后，点了她欢喜吃的东西，我也随便叫了些饮料，我望她一眼，她两眼略带殷红色，相对默默无言。隔了半个钟头之后，我问她是不是要向我索回信件和照片。她微微点了点头，我就把这些东西诚诚恳恳地交给她，而且还附带把底片也还给她，她只是在抹眼泪，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样坐了两小时，大家一些没有吃，正要起身的时候，她三个弟弟走到我们面前，原来他们三人早已坐在里面弯角的沙发上窥伺着。大弟弟和我拉手，说：“我真佩服你，这是壮士断腕的精神。”两个弟弟面有愧色，爱丽丝很大方地说：“两个星期之后，你在太和园宴客，我一定会来的。”我说：“好极了。”哪知道到了那天，并不见她的芳踪莅止，原来还是受了两个弟弟的阻挠。
不久，她坐了美国总统号轮船到美国，我还送她两件绣花旗袍（每件当时值银元二十元），只是没有去送行。（按：九年之后，她得了医学博士回国，嫁给了一个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儿子。她现今在大陆仍旧做着医务工作，月薪人民币约七十元。）
从前，秤人重量的磅秤不常见，每逢立夏节，多数到米铺去借他们平素秤米的磅秤来衡量自己的体重。这一次我受到了爱丽丝的刺激之后，我再去磅一下，竟然体重减轻了十八磅之多，这时我就体验到心理卫生的重要，婚姻不能全仗爱情，财富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我的财富不如人，只有知难而退。
摒弃万虑 寄情游乐
我经过了这次刺激之后，想起嗣父对我说过两句话：“交友，应毋友不如己者；论婚，毋求胜于己者。”同时我还抱定一个伟大的牺牲精神，让人家无虑无牵安心出洋求学，完成她得到博士学位的资格，“想”尽管是这样的“想”，心里总是放不开。这件事闷在心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之诉苦，令到情绪异常恶劣。
一天，同学章次公来，他坦白地对我说：“吃上了鸦片，真是没有出息，这两天我正在戒烟，但是戒虽戒，想还是想，简直要想得发神经病了。”于是我也透露了我的心曲，告诉他关于我和爱丽丝的事，章次公就拿起笔来画了一张“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图，这幅画图，至今我还保存着，附刊于此。
同学章次公赠作者的游戏画
于是彼此安慰之后，就一同到新世界游乐场去游览。当时有一种规矩，门券是二角，如果要进去兼吃西餐的话，就不必再购门券，只要付六角钱买西餐券就可入场。但是他们的西菜，原料既差，做得又不好，两人吃得一无滋味。恰巧那天是他们的跑驴场开幕，这是很新鲜的玩意，每跑二十分钟收小洋二角，这个数字，一般人认为是极高的。
我们两人也不问什么价钱，越骑越高兴，一连骑了三个二十分钟，就是两人共付小洋十二角，所费虽多，倒令得我们豪兴勃发，从此连续多天，夜夜去跑驴为乐。
当时认识到了不少朋友，如盛文颐（即敌伪时期土贩大王同济善堂主持人）、胡同文（即贝润生女婿）、邱长云（当时上海的著名颜料商），还有陆小曼女士（即徐志摩的新夫人，上海早期的交际花）。足见当时花小洋二角骑二十分钟驴子，普通人是不敢问津的。
民鸣社的戏单
那时节有一种所谓新剧，上海人叫作“文明戏”。三马路大新街民鸣社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家，演员号称都是革命分子。我现把当时民鸣社的戏单刊登如后，内有小字，注明夜戏价目：月楼五角，特别包厢、特别正厅四角，头等包厢三角，头等正厅二角，二等正厅一角。幼儿只收半票。所以那时节身边有一块钱，日子是好过得很。
若干上海的所谓“小开”，即香港所谓二世祖之流，还有一种打弹子的嗜好。每天夕阳西下之后，大家都到一品香旅社打弹子，每盘收费小洋四角。但是我们没有此项经验的人，每天都提早去，由弹子房的职员陪着我们打，他会教我们怎样打，每盘都要另给酬劳。在这里我又认识了叶仲芳（即上海富商叶澄衷之孙，是上海出名的小捣乱）。
打弹子的技术，一时不易学习，于是我们又常常到新世界跑冰场去游玩，每跑半小时代价一角，我对这个玩意儿倒颇有成就，在这时我又认识了大名鼎鼎的京剧武生盖叫天。可是跑冰场中品流很杂，除了纨绔子弟之外，还有许多名妓，排夕必至，其中有一个“高第”，是群芳会中有名唱“黑头”的，她对跑冰也有一手。某次，盖叫天为了与人争风，在跑冰场中和人打架，吓得我们从此不敢再去。
这时丁福保的公子惠康，由德国柏林大学得博士学位归来，丁福保先生郑重介绍，认为可以结为挚友。我设宴大东酒楼，为惠康洗尘，当时筵席费为十八元，到者均认为我迹近豪奢了。餐罢之后，众意要请丁惠康到舞场去观光，那时舞场尚属初创，第一家为陈亚泰所办的“黑猫舞厅”，第二家是周世勋所办的“桃花宫舞厅”，酒价昂贵，茶资小洋四角，可是饮茶的就觉得很寒酸。当时的舞票是每一元可跳三次，这是第一流的舞厅价格。此后舞场越来越多，北京路一家胜利舞厅，老板是陈济美，每元可跳到十三次。这家舞厅，后来还产生了一位电影红星。
有一天，丁福保先生和我谈理财之道。说是他在清代末年，以八百元银币，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派克路（今黄河路）口购进杏林医院的原址，现时市面已旺盛起来，有银行家以十三万六千元的代价购买了去，再扩充余地改建二十四层楼的国际饭店。他说理财的方法，以买地产为最可靠。我听了这话，大受刺激，觉得不积一些钱怎样能够买得起地产呢？20
世纪30年代，上海国际饭店，为当时国内及远东最高的建筑，其基地的一部分，即丁福保先生购进的杏林医院
迅速成婚 安居乐业
我这般专事游乐，正事都无心料理。母亲就唠唠叨叨地说：“阿沅！你要赶快地成亲，否则总不是事体。”于是我母亲放了风声出去，这风声传了开来，做媒的人就有六七人，我看过都不中意，觉得比起爱丽丝来相差十万八千里。
母亲还偷偷地对我说：“结婚之时，照上海的通例，除了结婚请酒布置新房之外，对女家要送两千元到四千元的妆奁费，你一定要预备好。”我说：“知道了。”
这时业务逐渐发展，我的诊所，晚间因为空着，由严独鹤（《新闻报》“快活林”编辑）等每星期三借作打牌之所。星期四由摄影家林泽苍（《摄影画报》创办人）召集一般影友，研究摄影，因此带来许多女性，我周旋其间，觉得这般情况总有些不大好。
我思索了许久，决定找一门近亲，她是一位世家千金，我幼年时即与她相识，此时她芳年二九，正在黄家阙路务本女子中学读书。
务本也是上海有名的女学校，人才辈出，校风淳朴，没有像中西女塾那般的贵族化。这位小姐姓王名定芬，就是现在我的太太。
在我们议婚时，也有相当阻力。因为她有三个哥哥，都在北京当大学教授，姐夫吴有训，是弹道学的发明家，一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只是一个中医生，似乎资格配不上。幸亏她大哥王明之（当时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说了一句话，对我的婚事极有帮助，他说：“沅弟做事很勤奋，将来会有前途的。”于是亲事就谈成了。
但是小姐方面，旧时南市的风气，不订婚是互不谈话，也不能相约出外的。我记得从前梁启超某次为人证婚，说过一句话：“老式的婚姻，先结婚再培养爱情，离婚率很微；新式的婚姻，先谈恋爱，再谈婚嫁，离婚率很高。”这几句话，真是名言。
我和王定芬女士，从小相熟，但是要谈恋爱的话，时间方面赶不及，遵照嗣父的叮嘱，所以亲自向她的父母求婚，一下子就订了婚。
初时开业，我买的一辆钢丝包车，是很华贵、用人拉的两轮车，车夫身强力壮，拉得非常之快，这是其他地方所少有的。
后来我到颜料巨商邱长云处去看病，守门的人不肯让我的包车拉入，并且说现在连西装裁缝都坐起包车来，偏不开门。因此我就买了一辆FART的二手车，而且还用了一个司机，但是觉得炫耀太甚，因为胆子小，好像很不习惯，只坐了两个星期，就转售给别人了。只是常常要到南市去进行婚姻的事，又觉得包车太不济事了。
况且南市的小姐们，只有在订婚之后，才肯偕同出游。那时节我就买了一辆小型汽车，叫作“佩佩奥斯汀”，即小型柯士甸房车，这种小型车现在没有了，车价为一千一百元，汽油费每加仑为四角八分。但是又要用一个司机，当时月薪为二十元，所以自己着急地练习驾驶。其时上海私家汽车极少，考取驾驶执照的手续很简单，一下子就拿到了车牌。定芬住在南市，我常常接她出来去看戏。
那时节我最爱到九亩地新舞台去看戏。演京戏是夏月润的《关公走麦城》，新戏是《济公活佛》及西装侦探戏《就是我》等，舞台上有真马车上台，一切布景都是立体活动的，负责设计的是老友熊松泉和张聿光二人，是从日本学来的。票价正厅为四角，边座二角，后座一角，楼上包厢为一元二角。我还记得冼冠生托着盘子兜售陈皮梅，后来冼冠生开设冠生园，成为上海糖果饼干大王。
屡次出游，感情大增，我的母亲大为欢喜，嗣父也从盱眙关税局赶回上海说：“订婚之后，宜即结婚，绝对不能拖延。”
当时许多老亲戚全在南市，大家主张南市的人一定要在南市结婚，但是南市只有一家大富贵菜馆，可排三十席酒，地方是不够用，因此就假座“半淞园”举行婚宴。
半淞园是南市唯一的私家花园，里面有大型假山和小桥流水的景色，因为维持经费太大，也出售门券，每人收费小洋两角。我和半淞园园主沈家是老亲戚，他说从来没有人假座这里举行过婚宴，但是“江上草堂”地方很大，你可以尽量摆酒，如果摆不下，可以摆到草堂外面各处。
半淞园的设计，是由设计哈同花园的乌木山僧策划的，由画家任伯年逐一布置楼台亭阁，门前有高邕之写的“江山一览”四字横额，里面挂的对联，每一副都出于名人手笔，尤其是董其昌写的一幅字，特别名贵，因为董氏是松江人，真是相得益彰。其中“江上草堂”横额，是曾熙（农髯）所题。当时人有西江月词，称颂该园云：“左右清源映带，东西树竹交加，却从澹雅胜繁华，毕竟名园无价。”不知出自何人手笔，也曾传诵一时。
喜帖由章太炎老师起稿，延请张群（岳军）做证婚人。那时上海市市长张定瑶离任，张群初到上海，行将就任市长，所以他很悠闲，一早就到半淞园，雇了一只小艇泛游其间。临到结婚典礼军乐大鸣，找来找去找不到证婚人，于是派出了很多人去寻，才把他寻回来。行礼时他说：“我初到上海，即逢喜事，觉得非常高兴。”
筵席由“大富贵”包办。当时上海人习俗，普通送礼不过二元，但十九都是阖第光临，所以小孩子特别多，除了筵开四十多席之外，小孩子另有一种儿童席，也开了不少桌。
我记得大富贵的筵席费是十二元，儿童席是五元。但是儿童席的桌上早已摆了许多糖果和蜜饯的东西，菜是四碟水果四碟冷盘，第一盘菜是炒虾仁，最尾是豆沙八宝饭。宴罢之后，分送蜜糕喜果，老老少少皆大欢喜。
从前结婚之后，先住老家三天，没有什么蜜月旅行这回事，后来就回到望平街诊所中特辟的新房，每天的家常菜肴都很考究，伙食费每天不过小洋六角，足见当时的物价是很安定的。难得上一次菜馆，我欢喜到北四川路吃广东菜，虹口新雅酒楼的和菜最精美。两个人吃是两菜一汤，叫作“一元桃菜”，收费一元。后来隔了好多年，新雅才到南京路开设新店。
婚后生活，渐趋正常，业务也跟着有了进展。开始仍有一段很艰难的过程，初时来看病的都是贫苦阶层中人，如司机、看门人以及店员等，由于这些人的重病看好了之后，才引起车主、业主、店主的重视，待到再看好他们主人的重病，又影响到资富阶层，于是门诊进入正常阶段，特别是三友实业社，职工扩大到三千人，所以他们付给我的每月诊费也提高到三百元。这数字在当时于米价来说，是很可观的。
我的嗜好，除了看戏之外，就是喜欢搜购医学古籍，分门别类地阅读和珍藏。家务都由定芬负责，处理得井井有条，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树桐，一个女儿取名树榕，如今也都娶的娶，嫁的嫁了。
后来，在我和定芬结婚二十五年纪念时，我心里还曾想到爱丽丝，想到她的弟弟在百般破坏时说：“陈某人活动得很，将来一定有一妻数妾。”所以阻挠爱丽丝嫁给我。但是我至今仍然守着一夫一妻，想起来不禁暗自好笑。
我常常想到自己该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既要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又要能赚些钱。但是心里只有一个轮廓，怎样去着手进行，觉得自己没有丰富的资料。
我想到钱财的积储，并没有多大价值，不如用一部分钱来收购医药古籍，手头上有了丰富的资料，便什么事都能打开了。
那时节，我的生活已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早起一定写一篇日记，记述上一日的事情，诊务的情形，日中每天有二十几个病人，所以空余的时间较多，就乘机撰写医稿。诊务完毕后，就偕同定芬看一场电影，然后拣一家菜馆进餐。那时节应酬不多，到东到西的只是找各种地方性的著名菜馆轮流来吃。
从前上海菜馆很多，但是上菜馆多数是点吃各菜馆拿手的名菜，因此也养成我一种精究饮馔的嗜好，不但讲究吃的艺术，同时还要向厨师请教怎样配料和如何调味与烹制。
我的小家庭中，本来每天菜肴只限定小洋六角，后来雇了一个女佣，对做菜颇有功夫，伙食费用逐步增加到小洋八角。定芬受到我的鼓励，学着做菜。累积了许多年时间，定芬竟然能够做出四冷盆、四热炒、四大菜和一品锅等，因此我就每月请两三次客，所费不过六七元之谱，但是菜肴已很丰富了。
我绝不打牌，认为打牌是最费时失事，消耗有用的时间，定芬也难得打牌。我每天下午诊务完毕，总要抽出一些时间，到三马路一带旧书铺去搜购旧书，兴趣浓厚。
当时旧的木版书，宋版当然买不起，但是翻阅一下，已爱不释手。元代版本比较多，书价的标准，大概是元版刻本每部二元，明版刻本竹纸最多，每部一元五角上下，要是宣纸印的才能卖到一元七八角；清代的刻本，稀见的卖一元一二角，普通的刻本都在一元以下，这是他们对熟客的标准书价。每一部书多数是四册、六册。多的有二十四册、四十册等，那么价钱就不同了。
书坊铺中，每一种书都有一种定价，标价不问多少，我们熟客总是照上面所列的标准，重新讨价还价。我自己把买到的书编成一份目录，凡是目录中尚未列入的书，每一种都想买，因此在各旧书坊，无人不熟，无一家不相识。在书坊中把看中要买的书堆在一旁，翌日书坊中人便会把它送到我诊所来。
我因为在旧书铺逗留的时间太多，总是由定芬为我预备了七点半那场的电影票，到各旧书坊来找我，往往一找就找到，否则我会一直流连下去，乐而忘返。
远游燕京 物价更廉
一年之后，我的医书目录已增到一千余种，于是越买越难，越买越缺，我就想到，一定要亲自到故都琉璃厂去走一遭。
医生的例规，每年腊月初八九后生意便进入淡季，要到次年正月半之后，方能恢复旧状。所以我一到阳历十二月，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各地去旅行，苏州、无锡、镇江、南京以及杭州西湖，是我常去的。
这几个地方的菜肴，各有其不同的风格，我除了选饮择食、游山玩水之外，仍然不忘搜购旧书。但是这许多地方都是鱼米之乡，要买旧书，只有苏州还能购得一些稀见的版本，可是苏州人“向天讨价，落地还钱”，买一本书要费许多唇舌，尤其看我是上海人，要价更高。
自从决意要想到北方去，定芬开心不已，因为她的胞兄胞姐都在北方教书，所以这一次定期预备在故都玩一个月，料不到后来竟然逗留到两个月，这是意料不到的，但收获之大也出乎意想之外。
从前到北平，交通工具只有火车。我们坐的是“蓝钢车”，过了南京，才知道中国之大，实在是大得不得了，火车一共要走三日三夜。每到一个站，站上都有许多小摊贩来兜售土产，一篮篮一包包的东西，只要六个铜元至八个铜元；唯有到德州，有一种熏鸡，每只要卖到小洋二角。初时我认为太贵，只想买两只，后来一想，蓝钢车餐厅的大菜，每客要小洋六角，那么不如多买两只，也可以代替一餐。料不到德州熏鸡肉质既肥且嫩，香味浓郁，口颊留香，舌本生甘，简直是从未吃过的珍品。
火车进入山东境内，因为地近枣庄，有一种红枣，色泽鲜红，形如鸡心一般，每一篓卖铜元八枚。我觉得东西虽好，价钱太贵，只要买两篓。那个小贩取出一粒红枣，朝地下一掷，竟然砰然有声，分裂成为二三块，足见这种红枣清脆异常，于是我又多买了两篓。火车一开动，开始吃枣，脆既脆得不得了，甜亦甜得很适度，而且无核的，所以我俩一下子就吃光四篓，代替了一餐。计算起来，比吃大菜又美又廉，省了许多钱。
到了北京（那时称北平）火车总站，已有亲友在接车。接触到眼帘的，就是“大前门”的伟大建筑。本来从前上海有一种“大前门”香烟，就以大前门为标记，但亲历其境一看，就觉得全然不同，这是一庭复式的城楼，高不可攀，伟大无可比拟，自己顿时觉得渺小得很。亲友们为我俩雇了两辆人力车（人力车在上海称为“黄包车”，在香港称“手车”，在北平称“胶皮”，意思是这种车轮是用树胶橡皮来制的），那时北平汽车不多，通常都是坐这种“胶皮”来往的。
一会儿，“胶皮”拉我们经过正阳门，正阳门比大前门小得多了。之后才到使馆街六国饭店，这是民国史上有名的大饭店，但是这个旅馆比现在所见的大旅馆，差得太远了，虽是西式，却古老得很，房租每天为银元六元。亲友们说：“这间六国饭店并不在闹市之中，将来你来来往往买东西，很不方便，而且六元的房租真是骇人听闻。”于是我尊重他们的意见住了一宵，迁到东安市场旁边的东华客栈，房租每天一元八角。这是中国式的老旅馆，带有前一个时代高升客栈的气息，可是居停的人，都是达官富商，在一般市民看来，已经华贵得很。
最初我就去拜会几个近亲，他们住的都是古老的大宅，名为四合院。所谓四合院，是一个“口”字形的房屋，多数是平房，又高又大，中间是一个很广阔的天井，四面住着四户人家。问到他们的租金，都不过八元左右，但是往往有大房六七间，客厅更大，床是炕型。所谓炕，是用泥土砖石砌成的，下面可以烧火。因为旧时的房屋没有保暖设备，冬天冷得很，都靠火炕来取暖的，门前的门帘，都用厚厚的棉花制成，看来好像一条棉被。
第一天，我到定芬的大哥家吃饭，六大盘家常菜，做得很可口，风味与南方完全不同。饭后向大嫂致谢，说今天花费太大了，她说：“今天这些菜，不过花了两个大银儿。”
北平用的货币，虽用钞票，通常还是使用银元，但是他们称它为“大银儿”，银角子称为“小银儿”，铜元叫作“铜子儿”，至于铜钱已近绝迹了。
第一天出游，就到东安市场。东安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场所，里面有各种各式的店铺，鳞次栉比，排列得密密层层，最多卖的是“糖葫芦”，里面有糖果食物几十种，都是南方所见不到的，蜜饯的果子有二三十种，看得人眼花缭乱。其余的铺子，如旧书铺、书画铺、古玩铺、印章铺，各有数十家，单单这一个东安市场，已觉得是文化气息极浓厚的市场，所以北平被称为“文化城”，一些也没有错。
从前上海书画界润笔，写字每尺一元，但北平的润例，每二尺一元，齐白石的画也是每二尺一元。掌柜劝我请齐白石刻一图章，我因喜爱工细谨饬之作，所以没有刻，反而请陈巨来刻一名字铜章，三字三元，但是铜章现在都是电刻品，陈巨来的铜章是刀刻的，工致得很，这种技术，现在也失传了。
晚间二哥请客，席设东来顺饭庄。这是一家清代以来有名的菜馆，一半开在马路的南面，一半开在马路的北面，是两个大花园。原定在新厅摆酒，我则要求在旧厅，因为《清官十三朝演义》上说，有一位皇帝微服出巡，独自在东来顺小酌，饮到高兴时，就唱起戏来，谁知隔壁房间有一个票友，竟喝了一个倒彩，接着那人跟着唱下去，唱得连皇帝都佩服他，折柬相邀，成为密友。我问：“这间房子在哪里？”二哥说：“好，我们就到那间屋子里去吃吧！”只觉这间房，的确窗明几净，挂的书画都是名人手迹，我高兴至极。八个人都吃得醺醺大醉，结账时，只付了七个大银儿，我觉得北平的生活，不仅比上海好，而且物价也便宜得多。
北方产的水果，集中在北平，品种多得很，按照我那时日记上所记载的，小儿梨每一个铜元二枚，桃子每个铜元一枚，雅儿梨、烟台梨、莱阳梨，每斤只售一角。有一种苹果又熟又甜，每个铜元二枚，又有一种牛奶葡萄和玫瑰葡萄，每斤小洋一角半，是最精致名贵的水果了。
鸡蛋每只铜元一枚，鸭蛋更便宜，但鸽蛋就比较贵，要卖到二个铜元，制成品如北平松花皮蛋，也只卖铜元一枚。还有一种很大的糟蛋，是用鹅蛋做的，放在瓦罐里，两个蛋只卖铜元四枚，蔬菜方面，要比上海便宜到三分之一。
我的几个亲戚都是大学教授，月薪高达八十元，即使家中人多，也是月月有盈余的。
最初几天，我就想要到琉璃厂，但是因游览的地方实在多，买书的时间，怎样也挤不出来。
游颐和园 参观故宫
游览的目的地，先到颐和园。这个园子，比想象中要大上几十倍，一切陈设，极尽豪华，当然这是清廷那拉氏挪用海军经费数千万两所造成的辉煌胜迹！
在颐和园进门处，见到有一座极大的假山，是用整块巨大天然的岩石来雕琢成的，旁边有块铜牌说明某年某月某省巡抚献石，注明用民夫几千几百运到某省某地，因某省巡抚身故，继由他省巡抚继续雇工搬运，又运了一年几个月，才运到直隶省，一路上逢山开道，逢水建桥等等字样，可见当时耗费民力之大了。
颐和园中之石舫
颐和园里面的景色，是将全国各地名胜缩纳在这个园内，里面有一个昆明湖，就是仿云南昆明湖造的，其他各处，建筑得宏伟精美。里面有一艘大石舫，是用一块大玉石琢成的，一半在水中，一半搁在岸边。只记得石舫附近，有一条叫作苏杭街（今苏州街），就是按照苏州的街道筑成，蔚然江南景色。
游历三大殿时，先经过午门，即戏剧中“推出午门斩首”的地方。午门上面有一个门楼，地方之大，比香港的大会堂要大两三倍，那时候已改为古物陈列所，里面所陈列的东西成千成万，我只注意到历代度量衡实物陈列室，有历代的尺秤锤。周代的尺短得很，不过英尺九寸模样，所以从前所谓“昂藏七尺之躯”实际上也不过英尺五尺多一些而已。
关于衡量的“铜锤”，汉代的所谓一两，只合漕秤二钱而已。我又见到一个明代的针灸铜人，也安放在这里，这个铜人，做得并不神似。
到了三大殿，先在天安门城楼上浏览，向四面一望，觉得帝皇的威仪，实在是气概万千。两面有两个华表，又高又大，是用玉石雕成的，所有的栏杆也都是玉石的，这种玉石，产自德州，晶莹光亮，其色皎白，在南方没有见过。
三大殿之中，太和殿最大，是皇帝临朝的正殿，其大无匹，大约有香港汇丰银行整个地基那么大。皇帝的宝座高高在上，地下放着腰圆形石座，标明一品至九品字样，究竟里面可以容纳多少文武官员，估计不出，宫殿的庄严，我想较之汉宫威仪，未遑多让。皇帝坐的宝座，参观的人是不准坐的，有穿着灰色制服的警察看管着，我便去和他打交道。警察见我是南方来的，相当客气，又见我和太太手中各拿着一个自动打电的手电筒，他拿来看看，爱不释手。我就说：“老乡，这东西你喜欢不喜欢？如果你能让我在宝座上坐一坐，我就把这两个电筒送给你们两位。”我说完这话，他俩笑逐颜开地说：“那还有什么话说，只是您要等参观的人少时，您坐上去，我们只当不看见就算了。”于是我就等游客稀疏时，一跃而登宝座。那座龙椅足足有六尺多宽，一个人坐在上面，觉得大而无当，但高高在上，倒也威灵显赫，确是非凡。
作者当年游览故宫的导游图
从前人说：“皇帝的宝座，平常人坐了上去就会头昏。”我想到这话，便觉可笑。一会儿那两个警察来了，对着我装模作样地说：“快些下来。”
为了保护这个宝座的完整无损，在民国时代是不准游客坐上去的。黎元洪做大总统时，见到这个宝座，几乎要作下跪状。只有袁世凯坐过一个短短的时期，他有没有头昏，我就不知道了。
这三大殿是轮值开放的，后面辟有一个故宫博物院，要购券分三天参观，并且要自备粮食。第一天由东华门进入，第二、第三天，由另外两个门进入，最后一定由后花园经过珍妃井而出，每天门券收银元一枚，十足可以在里面盘桓一天。
故宫博物院，内部的一切陈设，大体上保持原状，所有三宫六院都辟作展览室，譬如有一室陈列出历朝由各国贡奉的各式各样时钟，由铜壶滴漏开始，到鸡啼雀鸣的珐琅钟表为止。
又有一个展览室，专门陈设象牙制品的，桌上放的全是双翼锦盒，一面是五彩的人物画，一面是立体的象牙雕刻，刻得不但人物形貌酷似，还有秋千架、小蝴蝶等，手艺细致，栩栩如生，而且还有会活动的。
诸如此类的奇珍异宝，不必细说了。我所注意的，是文物部分。如许多经卷，是用金粉写在绢本上的，每一个字，比刻的还要精致。还有许多专供御览的手抄本，都出于翰林院学士之手，想来他们闲得很，我想每一部书，总要成年累月才能抄成一本吧？
在太医院故址中，我见到不少医学典籍，手抄本不计其数。原来太医院中藏有宋天圣五年（1027）王惟一所制的针灸铜人，却杳无踪迹。原来已在八国联军入京时，被日本军队掠去，藏在东京上野博物馆，我后来旅游日本亲眼见到。院中还有一个药库，大得比杭州有名的胡庆余堂还要大，后面也有一个鹿苑，但是其中的鹿，已不知死在谁手了。
我还注意到光绪皇帝大婚的寝宫，地方广大到极，但是阴暗也阴暗到极，白天也要点灯，所以宫灯排列很多，就卫生和空气而论，比现在的高楼大厦差得多了。至于那一张龙床，简直大而无当，大过寻常的床四倍之多。里面还有衣柜，床旁边还有搁架，上面放着许多内室用品，马桶和尿壶是江西景德镇进贡的，也是一种特制品，看的人最多。
又有一个寝宫，前面配着大玻璃，参观的人只能从玻璃中透视进去，却不能进入。这个寝宫已有西式风味，装了一个极古老的电话，这是宣统（溥仪）皇帝的读书处，一切文物纸张凌乱得很，据说还保持着溥仪在冯玉祥逼宫仓皇出走时的原状。
这几天为了游览，把我搜购医书的日程都耽误了，因为故宫所见的伟大，实在被它吸引了。
访琉璃厂 搜购医典
初到北平，亲戚们纷纷设宴款待。我太太的大哥说：“沅弟，你到了北平一定要去见见曹汝霖。”我问：“为啥？他不是有名的卖国贼吗？干吗我要去见他一次？”大哥说：“他是我们的老姑丈，现在他闭门思过，不问世事，你一定要去投刺拜访一下，才合礼貌，而且你要搜购旧书，向他讨教一下，是不会吃亏的。”（按：曹汝霖所著之《一生之回忆》中说：“二十一岁双亲为完婚，娶王氏，名梅龄，培孙之胞妹。”这里所说的培孙是上海南洋中学老校长，是我太太的叔父，所以曹汝霖是王家的姑丈，也算得是近亲。）
我说：“也好。”次晨就借了一辆私家车，到铁扇胡同曹家（按：曹汝霖原住曹家楼，自从五四运动火烧之后，就迁出旧宅）。
那一天，曹汝霖不在家，由曹太太招呼我们，她是他的继室，对先室王氏的老亲戚看得很重，立刻叫账房写了一个请帖，席设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就在次日中午请我和王氏一家弟兄上那里去进餐。那天曹汝霖很早就等着，我看到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物，面貌依然容光焕发，不过头发已经灰白，但不像一个老年人。他对人谈话和蔼可亲，令到我们做小辈的人觉得很有亲切感。他问我：“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我就告诉他：“我要到琉璃厂搜购医书，是不是有折扣可打？”他说：“琉璃厂旧书坊，定价划一，对生客一个钱都没有还价，但是我可以给你一张名片，你只要到富晋书社一家，凭名片可能打到六折。”我说：“那好极了！”那时是冬天，但是他手中还拿了一把折扇，轻轻地挥动，我就请他把扇子给我看看，原来一面是水竹村人的画（水竹村人即徐世昌的别署，工笔画极精细），一面写的是王羲之、赵孟頫体，写得出神入化，没有署款。我就问：“这是谁写的？”他说：“就是我。”我说：“我也是学王字赵字的，但是写到这样神似，我从未见过。”他说：“好极了，本来我想送你一件礼物，实在想不出，明天我准定送幅字给你。”
当天下午我就到琉璃厂。琉璃厂地区极广泛，中间有一条广阔的石板街，两边都是笺扇庄、裱画店、旧书铺和古董铺。长长的一条石板街，单是旧书铺便有几十家，还有无数横街小巷，都是旧书摊和古玩摊。这一下子，等于一个瘾君子到了云南大土出产地一般，真是“乐极了”。我叫太太先回家，并说：“到黄昏时自己回来。”
我第一家走进云来阁，先一看他们的目录，医书就有四百多种，有一锦装巨册手抄的《永乐大典》医学门残本一册，这是故宫里流传出来的，价格没有标明，我就坐在一旁披览了好久，真是爱不释手。这种书铺的布置，有一个客堂，中间放着四张八仙桌，每桌都坐满了阅书的人。掌柜的殷勤招待，不但奉敬一壶好茶，而且还拿出一个小小的象牙鼻烟碟来，旁边放上一个乾隆年间的鼻烟瓶，掌柜们说：“这是西洋的哆啰烟，请您老人家试试。”我听了他的话，只是笑，心想自己还年轻，何以到处称我为老人家。我就问掌柜，这部《永乐大典》手抄残本要卖多少钱？他说：“这本书要卖二十大元。”我伸了一伸舌头，从袋中掏出曹汝霖的名片，于是连老板都出来招呼说：“随便你老人家给多少。”这一下倒是难倒了我，我说：“我初到贵地，第一次就到你这里，我还要买许多书，请把这部书保留到明天再说。”临别时，他们有四个人鞠躬作揖地送客，还说“您老人家走好走好”。我出门时一想，买一本书未成，已花了两三小时。那么，我要买许多书，真不知要花多少时日？
第二家我到富晋书社，这是琉璃厂最大的一家书铺，我在上海时，就常向他们买书，见到他们藏书之富，甲于全国。我坐定下来，他们就来招呼，敬茶奉烟，我对他们说：“我是你们上海的老主顾，常时寄钱来买书的陈存仁。”掌柜听了格外客气，端上两碟蜜饯金橘杏脯，片刻之间，掌柜已取出过去我买书的账簿，知道我的确是他们的老主顾。掌柜一边抽水烟，一边问我：“您老人家这次到北平，要买些什么书？”我说：“我在上海藏的医书已有一千多种，现在我带了自己藏书的目录来，凡是目录中没有的，我一律都要买，但是价格要请你公道些。”说时我又把曹汝霖的名片拿出来，掌柜满面笑容说：“您老人家不必一家家去跑，我们可以代您把各家的书都搬来，任凭您挑，价钱方面，照同行往来加五厘，我们万万不敢多收。”我说：“这个办法好极了，就这样办罢。”于是相约三天后再去。
三天后，他们另外领我到一间精室之中，放着我目录中所没有的医书一千多种，而且还抄了一份新的目录，供我对照选购，目录之下还注明书坊铺的铺名，其中有八十种书是北平大名医萧龙友所藏的，这里面全是珍贵稀见的书。我看了这个目录真的发呆了，因为这些书都是我在上海求之不得的。我就问掌柜：“你们上海分店太小，云来阁在上海分店还比你们大呢！”掌柜就说：“这种书的买卖，像流水一样，天天有人来看书，好的书立刻会被识家买去，上海的分店，只是出售复本书而已。”我对这个新的目录，翻阅了好久，再核对版本，我觉得他们的服务，简直令我无话可说，我就极爽快地说：“这一千种书我全部都要，价钱方面是否能再便宜一些。”老板说：“这些书一共是三千一百五十多元，要是您老人家自己到琉璃厂各家书铺去选购，恐怕六千元都买不到，我们只是赚你佣金五厘，因为您是曹润老介绍来的，我再让一厘。”讲到这里为止，他丝毫都不肯退让了。我说：“好，就依你的价钱吧。”于是这批书就算买成了。
付了钱之后，我关照他要一包一包代为包好，写明第一包第二包字样，而且还要重做一个目录。到第二天，他们已经全部包好，目录也做好，掌柜还在店铺里请我吃了一餐丰富的午餐，北平首席名医萧龙友已七十余岁也请来作陪。几杯酒落肚之后，大家很高兴，掌柜忽然说：“现在北平学术界倡议要保存北方古物，这些书恐怕寄不出去，要是真的寄不出的话，这批书全部可以退还，只是佣银不能退。”这话一出，我就呆了半天，心想托曹润老可能还有办法，我当场就打电话给润老，润老说：“你付了钱没有？”我说：“我已付了。”他说：“这一次你上了一个大当，这批书，寄三包五包还有可能，整批的运走，恐怕毫无办法。”他这样一讲，我面如土色，连酒也饮不下去了。
萧龙友不仅是名医，而且是北平数一数二的大书法家，因为他的藏书很久没人过问，这次能够脱手，他很得意，所以当堂取了一张宣纸，为我写一副对联。他正在写得得意时，忽然见到我这般为难神情，他也着急起来，轻轻地对我作耳语说：“陈先生你不要急，后天到我的诊所来，我自有办法，你安心好了。”隔了一天，我就到他诊所去。当时病人很多，他诊病又慢，看了三个病人之后，他取出三百张纸条，原来是“北平警察总局封”的封条，他说：“你用这个封条寄。一些也不会留难你。”我见他诊务很忙，拿了封条称谢而出。所以后来大批医书都能寄到上海，一些没有留难。
任何文物 摹制有术
京中还有一种书画摊，我在那边买到了道教中人画的陶弘景采药图，从这幅画开始，我就注意历代名医的图画文物。
我因为要搜集王羲之“鸭头诗”，卷尾有王肯堂的跋，我问这东西弄不弄得到，书摊主人渊博得很，他说：“鸭头诗藏在故宫，我没有办法，富晋书社的掌柜姓王，您托他可能有办法。”于是我又到富晋书社，王掌柜知道我拿到了警察总局的封条，认为我很有办法，含笑恭迎，问我：“还有什么事为您老人家效劳？”我就说明来意，他说：“可以可以，一定给您办到，不过要照相费六元。”我说：“照付好了。”我对六块钱很愿意付，但是照相的费用，在上海不过一元，即使是“宝记”“王开”，也不过二元而已。
隔了六七天，富晋书局掌柜，亲自把鸭头诗王肯堂题跋的一节，影了相送来。我邀他一同到便宜坊去吃饭，那位掌柜代我点了四个名菜，结账时连酒不过一元六角，真是便宜得出奇。
在小酌时，王掌柜自己对我说：“您老人家要什么故宫的古画，真的当然弄不到，但是可以借出来教人临摹，可以摹得一模一样。”我就说：“有一幅《清明上河图》，内有街市，并且还有医生药铺等，可以看出宋代医药情况，可否弄来临摹一下？”王掌柜说：“那不行，《清明上河图》除故宫所藏院本之外，元明两代有三种摹本，清代也有三种，到了清末，琉璃厂有位画家临摹得很逼真，但要六个月时间，现在此人已死，没有人能临摹得好了。”
于是我就说：“既然故宫的画可以拿出来给人临摹，那么以假易真的事情，一定也在所不免。”王掌柜说：“那自然啦，琉璃厂相熟的画家，摹仿古画，可以摹得一模一样，连皇帝的印和藏家的印，都由专人制作，再加上裱画的技术，可以将新的制成旧的，几能乱真，所以故宫里的东西，照目前的情形来说，假的也不少。但是假到真时真亦假，真到假时假亦真，鉴别的功夫，是另有一套本领。”我听了他的一番话，真是感慨不止。
王掌柜又说：“北平有许多人藏着古笺，乾隆笺、道光笺已不算稀奇，有一家人家会自造麻布笺，这是专门临摹苏东坡写字用的，墨也是宋墨，请专写苏体字的人摹写伪作。买到的人，看到似漆一般的宋墨，必然信以为真，其实也是‘西贝货’。所谓西贝，即与‘假’同音的‘贾’字。现在这些临摹假画的老先生们，已逐渐凋谢，然而假字假画也是很贵的。目今还有一位老先生能仿写乾隆御笔，请他题一首诗，或是盖一个‘乾隆御览’玉玺，要价也不便宜。”听他这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我忽然想起有一部书，是明代弘治十六年（1503）刘文泰等奉敕编撰《本草品汇精要》一书，每一种药都有一幅彩图，因为明末政局混乱，此书始终未能付印。我就向王掌柜问道：“有没有这本书？”王掌柜说：“这部书有点儿知道，这部书明代没有印，过了清代三百年，也没有印。民国成立之后，组织清官善后委员会，因为清官之内杂乱无章的纸张书籍，实在多到不计其数，给委员会清理之后，将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一并车出，卖给文物铺共有四十大车。国务总理朱启钤得到这个消息，把四十车的纸张文物全数买下来，其中挑出一部书，就是您说的《本草品汇精要》。后来朱启钤作了一篇考证，学术界大为震动，当时会画会写的人多得很，抄出了四部复抄本，你们南方有一位藏书家陶希泉就买到一部，山东有一位主教也买到一部，其他两部不知落在何人之手。”我说：“你讲的话，完全对的，陶希泉的一部，至今留在上海，轻易不肯出示。山东主教的一部，现在藏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国家图书馆中。”（按：后来1951年，我亲赴罗马，把这部书拍了许多五彩照片，陶希泉的一部转售给商务印书馆用铅字排印出版，而图画部分并未印出。）
接着我又问他：“可否再向朱启钤借来再做一本复抄本？”他说：“朱总长因为已经给人家复抄了四本，认为很遗憾，现在再也不肯借出来了。”这样的答复，我闻之若有所失。（按：在香港我遇到朱五小姐，问起这件事，她说：“老太爷现在还健在，此书我实在不知道，不过古书文物已不属于他私人所有了。”其后，朱启钤亦逝世。）
王掌柜对我说：“孤本的医书多得很，藏家不肯出售，但是可以花些钱，借出来请人手抄，抄写的人什么体都会写，每一千字，不过小洋三毛（即三毫子），你要什么体就写什么体。”此语一出，我大为高兴，就写出了几部书名。王掌柜说：“其中有两部，立刻可以借得到，动手抄，日子是不多的。”我说：“好极了。”我就托他一手包办，并且预付了一些钱给他。
过了十天，我又去拜访王掌柜，买了十多部书，他说：“您要抄的书，已抄好四分之三，您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好极，那是求之不得，可以一开眼界。”王掌柜很殷勤地立刻陪我到琉璃厂西部，穿巷过路，到了一个四合院，里面有几十个人都在做抄写工作。这些人都是老先生，从前是替木刻书写底稿的，字体工整到数万字一笔不苟的，我在旁凝神而视，钦佩不已。
临行时，我对王掌柜说：“三毛钱写一千字，实在太苛刻了。”王掌柜说：“这是头等抄书的公价，还有一毛八分钱抄一千字的，就在隔壁，我再陪你去看看。”走到隔壁，门上贴有一张字条，写着“百本张”三字，里面抄写的人更多，书架上放着成千本手抄小册子。王掌柜说：“这是专抄戏词的，他们抄好了各大名伶的本子，也没有什么叫作孤本、真本，都是几毛钱或一块钱买一套。有一种叫作“手汗本”，是老伶工死亡之后流传出来的，比较贵些。还有名伶新戏上演，每一配角派的单片，都是叫这家抄的。只要一天工夫，无论多少可以抄好，这种人的抄写代价，就是一毛八分钱一千字。”我目睹了这一批文抄公的境遇，又是惊奇，又是慨叹！
走出四合院时，恰好有一辆“胶皮”，王掌柜说：“你不如坐车回旅店吧。”我就到东安市场醉玉斋去看我太太，因为她在那里选购玉器饰物，也买得很高兴。
临行时，发觉我的皮夹子不见了，这里面放着三百多元钞票，这一下子，令我有些发急。想来想去，这皮夹子一定是丢在胶皮车上，还珠无望了，幸亏口袋里还有八块钱。我也不动声色，照样同太太进餐，再到开明戏院去看戏。
北平的生活，实在便宜得很，消磨一个晚上，只用了四块钱。等到坐车回旅馆时已十一时半，我正在懊丧失去了钱包，只见旅馆中坐着一位伙计，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陈先生，您今天在小店中看书，遗下一个小银包儿，掌柜叫我立刻送来，我在这里恭候了四个多钟头。现在请您点一点吧。”我接过来一看，一个钱没有少。我就抽出一张十元钞票送给那位伙计，那伙计极诚恳地说：“这万万使不得，我在富晋书社的工资不过六元，受了您这笔钱，我就会卷铺盖了。”推了好久，他仍不肯受。我知道北平物价虽平，但是洋货很贵，于是在身边抽出一支银色钢笔，我说：“就把这支笔送给你作为纪念。”那伙计又是欢喜，又是不敢受。我看出了他的神情，就把笔插在他的衣襟上，他才再三作揖称谢，其实那支钢笔在上海不过价值三元八角而已。
那伙计临行时说：“您老人家皮夹中，钱是不会少的，特别是内中两张卡片，一张是曹汝霖，一张是萧龙友，还在那里，您千万要收好，这是逢到有困难时，到处可以应急的。”
我本来觉着这两张卡片又大又红，放在皮夹中，很不好看，本想丢开了事，谁知道后来我在药王庙无意中闯下了一场大祸，要是没有这两张卡片，恐怕还要上公堂吃官司坐牢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