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有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这个历史变化对于中国此后的历史进程有显著的意义，它就是江南经济的开发。
“江南”地区曾经是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进行各地区的经济比较，曾经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话。西汉时期，江南农业还停留于粗耕阶段，生产手段相对比较落后，虽然矿产、林产资源丰饶，然而尚有待于开发。
司马迁说，当时江南地区采取“火耕水耨”，也就是烧去杂草，灌水种稻的简单的耕作方式。江南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有优越之处，野生植物和水产，可以方便地采获，因而没有饥馑的忧患。但是另一方面，也没有相对富足的“千金之家”。
直到王莽时代，荆州、扬州民众仍然大多依山林水泽定居，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经济形式与中原先进农耕区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东汉时期，江南经济文化有所进步。卫飒和茨充主持桂阳地方行政时采取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得经济作物得以引进，民众因此得到利益。
江南水利事业也得到发展。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会稽太守马臻创治“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根据水旱状况随时调节水量，所以不再有凶年。堤塘周围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这是规模相当大的水利工程，而规模较小的水利设施在江南分布之普遍，可以由汉墓普遍出土的水田陂池模型得到反映。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中州扰乱，鲁肃对他的从属说：中原政治秩序被破坏，寇贼横暴，淮水、泗水之间已经难以生存，我听说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战乱之害，你们愿意与我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吗？其从属皆从命。看来，秦及西汉时期的所谓“卑湿贫国”，到东汉末年前后，由于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变化，已经演进成为“沃野万里，民富兵强”的“乐土”了。
显然，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确实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
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实现显著进步的原因，是由复杂的多方面的条件共同形成的。其中气候环境的变迁，也是研究者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不同途径以不同方式获取的不同资料，大体可以共同印证江南地区的气候环境于两汉之际由湿暖转而干冷的结论。
秦代及西汉时期，北方人往往以为江南地区最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是气候的“暑湿”。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南越列传》《淮南衡山列传》等都说到“南方卑湿”。《货殖列传》则写作“江南卑湿”。《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汉文帝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听说长沙卑湿，自以为寿命不得长久，于是为赋以吊屈原。
又《五宗世家》写道：长沙王因为其生母地位低下，无宠，所以“王卑湿贫国”。《汉书·严助传》记载，汉武帝出军征伐闽越，淮南王刘安曾经上书谏止，以为当地“暑湿”的恶劣气候，将会导致部队大量减员，即使尚未直接交战，死伤者也一定不在少数。刘安又回顾前时击南海王的情形以为教训，说当时天暑多雨，水军远征，尚未与敌军遭遇，病死者已经过半。
汉元帝时封地原在江南“下湿”之地的刘仁，上书请求“内徙”。
东汉前期马防徙封丹阳，后来也以“江南下湿”，上书请求归还本郡，得到汉和帝准许。
东汉中期以后，则已经很少看到类似的记载，大约气候条件的演变，使得北人对南土的体验已经与先前有所不同了。
两汉之际及东汉末年，两次出现由中原往江南的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汉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全国户口数与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相比，呈负增长形势。与此对照，江南地区户口却呈增长的趋势，而豫章、长沙、桂阳及零陵等郡国的增长率尤为突出。
两汉之际，中原兵争激烈，据说流民数量之多，甚至可能达到原有户口数不能存留百分之一的程度。民人流移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避乱江南”。东汉时期，连年水旱灾异，也导致流民移徙，其中也往往有渡江而南者。
东汉末年剧烈的社会动乱再一次激起以江南为方向的流民运动。
大致在东汉晚期，江南已经扭转以较原始的耕作技术从事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抱朴子·吴失》说到吴地大庄园经济惊人的富足：势利倾于邦国之君，储积富于朝廷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遮蔽原野，田池遍布千里。庄园主有充备的物质实力，享受着奢靡华贵的生活：金玉满堂，伎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仿拟上林之苑，馆第僭逼太极之宫，粱肉余弃于犬马，积珍陷失于帑藏。这样的情形，与司马迁所谓西汉江南“无千金之家”的记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几乎完全成为王符《潜夫论·浮侈》、仲长统《昌言》中所描绘的东汉中期前后黄河流域豪富之家极端奢侈的经济生活的翻版。
随着经济的进步，江南地区的文化面貌也为之一新。
经过这样的历史过程，江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距逐渐缩小，江南地区的文明程度明显上升，从而为后来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地区的转移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