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来有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安土重居，谓之众庶”的说法。就是说，黎民百姓，通常是留恋本土，不轻易迁徙的。这是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古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经常发生民众离开土地大规模流徙的流民运动。严重的流民问题往往导致对于政治结构的强烈冲击。由于与其他历史因素的交互作用，流民运动又往往成为社会大动荡的先声。回顾历史，常常可以看到，大规模的流民运动如果发生，距离王朝的崩溃，往往就不远了。
因战乱而发生的流民问题，曾经造成较严重的社会影响。然而对社会产生更为剧烈的震撼的，其实往往是非战乱因素引起的流民运动。东汉晚期，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大批流民离开家园往异乡漂泊。
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因连年水灾，百姓多有弃业，流亡不绝，以及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太原郡（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发生严重旱灾，民众庶流亡，都是类似的史实。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又一次发生由严重自然灾害引起的流民运动，当时三十二郡国都先后遭受蝗灾，黄河决口，民众饥穷，流落四方，规模多至数十万户。
汉灵帝时，幽、冀地区因流民众多，郡县空虚，万里萧条。刘陶上疏说到河东、冯翊、京兆等地区流民问题的严重：今三郡之民，大量流亡，留居原地的只有十分之三四，而且也都有外流求生之心。
流民的冲击，又使得受纳流民地区的经济形势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性的影响。
例如，东汉末年，中原战乱，而徐州地区百姓殷盛，谷米丰赡，流民多归之。然而，不久则又出现所谓“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也就是徐州地区民众又流亡扬州地区的现象。
徐州地区由流民的受纳地转变为流民的发生地，固然有战乱终于波及这一地区的因素，但是短时间内大量流民的迅速涌入，无疑也是导致当地经济形势恶化的原因之一。
东汉末年张角等领导的黄巾起义军，据说就是以流民为主体成分。因而司徒杨赐曾经建议严厉敕令州郡地方政府，沿途护送流民，以此分化流民，使各护归本郡，以削弱起义军的力量，以为如此则可以不用兵而平息动乱。
流民成为“盗贼”，转化为激烈反抗政府的军事力量，由于本身习惯于流动生活的特点，因而长于运动游击，战斗力相当强。政府调动军队大举追捕，也仅仅只能“破散”其众，而不能真正根绝。
在专制主义政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政府总是把控制尽可能多的户籍作为最基本的行政要务之一。东汉时期，政府也有针对流民的严厉法令。然而，流民的反抗因已经挣脱乡土田宅等因素的束缚，往往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坚定。
正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事实上，当流民运动已经形成较大声势时，指望以严酷手段平息其影响的企图，只是一种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