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
甘英的使团来到在今伊拉克境内的条支海滨，安息西界人说到海上航行的艰难：“前方海域广阔，往来者如果逢顺风，要三个月方能通过。若风向不理想，也有延迟至于两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携带三年口粮。海中情境，令人思乡怀土。船行艰险，多有因海难而死亡者。”
甘英于是知难而止，没有继续西行。后来有人推测，安息人阻挠汉人西入大秦，是为了垄断丝绸贸易。
梁启超后来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曾经就此发表感慨，言辞十分深切沉痛：“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历史的偶然事件，或许确实是由必然的规律所决定的。如梁启超所说，“我国大陆国也，又其地广漠，足以资移植，人民无取骋于域外”，“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使然也”，这应当是“海运业自昔不甚发达”，“航业不振”的主要原因。
甘英虽然未到大秦即中止西行，但是也创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官方使节外交活动之西行极界的历史纪录。这一极点，在元明时代之前的一千多年间，一直没有被超越。
唐代诗人杜牧在《郡斋独酌》诗所谓“甘英穷西海，四万到洛阳”句中说到甘英的功业。“四万”，是指从汉王朝西境到洛阳的行程计四万里。
虽然甘英作为东汉帝国的正式外交代表对于越海远行的保守态度留下了永久的历史遗憾，但是这一时期民间商队的往来却并没有中止。罗马著名学者普林尼（Pliny，公元23年至公元79年）在他的名著《博物志》中记载了中国丝绸运销罗马的情形：
（赛里斯）其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赛里斯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
当时中原与西亚、非洲乃至欧洲的联系，有许多历史现象可以说明。
从徐州贾旺东汉画像石中的麒麟画面看，当时人已经有了对于出产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长颈鹿的认识。山东曲阜和嘉祥出土的汉画像石以及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所见裸体人像，据有的学者研究后推断，应当间接和希腊罗马的人体石雕艺术存在某种关系。
在班超经营西域以及甘英试探西海之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公元161年至公元180年在位）派使者来到洛阳，实现了中国和罗马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两个大国，东方和西方两个文化系统，于是有了正式的外交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