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阳之战后，绿林兵乘胜分两路进军。一路由王匡指挥北上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指挥，西入武关进攻长安。
当绿林兵奉更始帝刘玄之命攻击长安时，赤眉军也在中原奋战。更始帝刘玄占据洛阳之后遣使者招降赤眉军，樊崇等二十余人还接受了刘玄的列侯封号。
在起义军的强大的军事威势下，三辅震动，一时海内豪杰纷纷起兵响应，杀其牧守，自称将军，使用汉朝年号，旬月之间，烽火遍于天下。
王莽众叛亲离，仍然借用符命迷信自欺欺人。新莽政权上层统治集团也发生了分裂。卫将军王涉、国师刘歆和大司马董忠等密谋劫持王莽投降更始政权，只是因为准备“待太白星出”起事，以致计划终于败露，董忠被处死，王涉、刘歆也被迫自杀。
王莽外有出师之败，内有大臣之叛，朝中一片混乱。这时，天水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隗嚣及其家族起兵反新莽，隗嚣称大将军。析（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率众拔析、丹水（今河南西峡西），攻武关（今陕西商南南）。长安受到东西两个方向重兵进攻的威胁。
王莽面临军事危局，仓皇无定，不知所措。有人建议说，《周礼》和《左传》都说过，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周易》也有有关的文字，不妨仿效古制，呼嗟告天以求救。王莽自知即将败亡，于是率群臣到南郊九庙，自述受符命而登基之前后经过，仰天呼叫，乞求皇天殄灭众贼；又捶胸大哭，直到差点儿断气儿；又作千余言告天之策，自陈功劳。王莽甚至还组织诸生小民早晚大哭，专门准备了粥饭，恸哭最为悲哀的，以及能够诵念策文的，都任用为郎。这样新任的郎官据说多达五千余人。
在反新莽大军逼近长安的时候，王莽组织城中囚徒出城抵抗。但是这支临时组成的部队刚刚行过渭桥，就一起哗变，并且掘毁王氏祖坟，烧其棺椁，又焚烧九庙、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
十月戊申日这一天，绿林军从宣平门入长安。庚辰日，绿林军进入未央宫。王莽逃到渐台，被杀死。新莽政权灭亡。
王莽在六十八年的生涯中，暴起暴落，进行了种种政治表演。对于王莽的政治行为，批评之说不绝于史，近年则又有人给予“改革家”的评价。如果我们调整视角，尝试以文化考察的眼光透视其人格特征，也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
王莽因篡汉而长期受到传统的文化舆论的否定。流传极广的蒙学课本《三字经》说：“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清人编撰的《历代国号总括歌》也写道：“汉能顺取治杂霸，新莽篡者旋灭亡。”
事实上，当西汉王朝的衰落已经难以挽救时，期望新的政治形象、新的文化风格取而代之，以扭转危局，成为一种共同的心愿。王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结束了西汉王朝的统治的。
王莽虽然出身于外戚家族，却早年孤贫，于是“折节为恭俭”，在其他贵族子弟竞相侈靡时，能够谦虚谨慎，苦身自厉。一时“宗族称孝，师友称仁”，最终以道德积分的优势，取得了最高政治权力。这可以说是刘姓集团无奈的政治退却，也可以看作社会上下共同的文化选择。《汉书·王莽传上》说他节操谦谨，生活俭约。他有子四人，除一人病逝外，其余三个儿子都在年届三十岁，政治上即将自立时，因罪被王莽逼迫自杀。按照班固的说法，王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以示公义”。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形成相当少见的特例。
王莽曾经跟随名儒学习《礼经》，勤身博识，在历代新王朝的开创者之中，是非常少见的有较好文化素养的帝王。然而他却没有能够真正领会儒学文化的精髓，只是经常无聊地炫耀对于儒经的皮毛之见，于是起初因此而得势，不久又因此而败亡。
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下》中写道，过去秦王朝烧毁《诗》《书》，以立私议，王莽则宣传儒学词句以文饰其奸言，两者同归殊途，俱用灭亡。两相比较，文化立场虽然表面看起来相反，却走向同样的结局。
白居易《有木诗序》说王莽“色仁行远，先德后贼”。“德”与“贼”，是政治道德评价。如果以民间文化倾向作为评定的尺度，也可以看到王莽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王莽的首级后来被传送到起义军指挥中心，悬挂在宛城市中示众，百姓纷纷掷击，“或切食其舌”。有人竟然切割他的舌头食用，也反映民众对于王莽反复无常、虚伪轻浮的政治表演的厌恶。
农民暴动破坏了专制的政治秩序，也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生活。更始军占领关中之后，各部终日以抢劫掳掠为事，一时“横暴三辅”。
刘玄住在长安长乐宫，沉浸在宫廷享乐生活中，无心理政，一天到晚和妇人饮宴后庭，群臣请求上奏言事，往往大醉而不能见。有时实在不得已，竟然令宦者坐在帷帐中应付臣下。
刘玄又大封诸王，滥授官爵，长安于是有“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的传言。
有人建议应当变革制度，招纳英俊，因才授爵，以辅佐朝政，竟然激怒刘玄，被投入狱中。于是民众都对这个新政权表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