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晚年和秦始皇一样，想长生不老，爬到泰山顶上，希望和神仙会面。但是他的几千宫女，很多盼望他早一点死，好有机会放出宫来。因此，一边他在天天祷告，一边宫女们也在天天祷告，不过目的是相反的。他动了气，叫江充去调查，江充在宫女所住的地方，掘出很多的木头人，原来都是用来咒他早死的。这些宫女自然都治了罪。
江充并且在太子刘据那里也掘出木人。这究竟是江充诬陷太子，还是太子真想早一点继承大位，我们生在二千余年以后的今天颇难断定。总之，太子十分惶恐，就杀了江充，又矫诏发兵，与宰相刘屈氂所统率的军队巷战。他不幸战败，逃到一个小村镇里，为追捕官吏所逼，畏罪自杀。
这是汉武帝一生之中最惨痛的悲剧。太子死了，太子的儿子史皇孙也不知下落。史皇孙当然是姓刘而不姓史，因为母亲姓史，所以被人家称为史皇孙。史皇孙的儿子刘病己于是便流落民间，与贩夫走卒为伍。
所以汉武帝死的时候，便只好把皇位传给一个年纪很轻的儿子刘弗陵。这就是汉昭帝。一切大权落到霍光身上。霍光是汉武帝的好朋友，也有点亲戚关系。他为人很忠心，不过权柄实在真大，驾过丞相之上。他的名义是，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大将军”六个字尚不过是头衔，“录尚书事”便综揽皇帝宫内秘书处的事务，替皇帝代批公事。
昭帝在位十二年，霍光也当权十二年。继承昭帝的是一位昌邑王刘贺，因为不合霍光的意，被霍光废了。那位厮混在平民中间的刘病己（即刘询），因为是汉武帝的嫡系曾孙，便被霍光找了来，立为皇帝。
刘病己颇有一点刘邦遗风，也深知民间情形。他办起事来刚柔并用，所以内政外交都很有建树。是在他作皇帝的时候，汉朝的物价最低，米只卖五文钱一石。也是在他作皇帝的时候，匈奴向中国投降，呼韩邪单于自己跑到长安来上朝。这位刘病己在历史上被称为汉宣帝。
他儿子汉元帝刘奭，是一个忠厚人，从小熟读孔子之书。即位之后，便专用一班儒家，几乎年年大赦，作恶的人反而有恃无恐，幸亏当时社会经济表面上还可以敷衍得过，否则真要弄得盗贼遍地了。
有眼光的人士，包括儒家之一的贡禹，已经看出社会经济上的隐忧，也就是土地集中的倾向。讲起这一层来，话长得很。总之，在孔子以前的几百年，中国正当封建时代，土地属于贵族所有，地主便是贵族，贵族便是地主，动手耕田的人不是庶民，便是奴隶。庶民的地位，也许比西欧中世纪的农奴好些，但说不上是自由农或自耕农，因为他对于世据本邑的贵族多少还要负担若干租税与劳役。其后因贵族好战好赌好色，又加上生齿日繁，而逐渐没落，庶民虽未尝不也是生齿日繁，却能勤俭起家，甚至多生一个儿子，多得一分力，不像贵族之多生一个儿子多了一张嘴。庶民这才慢慢地抬起头来。说来奇怪，到了孟子以后，中国已经是一个平民社会了。贵族微弱得不成一个统治阶级。战国七雄每一个国家内部，国王高高在上，下面是广大的庶民之群，不再有一级一级的贵族夹在中间。自然，商鞅吴起之流，居心和贵族作对，树立王权；国与国间的交通发达，商人崛起，也是造成中国社会平等化的原因。
秦始皇之中央集权，全靠有了如此社会条件才能实现。否则，有了贵族夹在中间，他如何能直接统治全中国的老百姓呢？老百姓之中，除了商人与来源为工奴的工人以外，绝大多数为农人。由于当时地广人稀，既无贵族兼地主的阶级横亘其间，所以自耕农应该是比较多，耕别人家的佃农应该是比较少。不幸，商业资本刚好在这个时候发达起来，良田也成了投资对象，商人赚钱容易，赚了钱纷纷买田，做起资本家兼地主来了。有些靠勤俭起家而生齿不繁的自耕农，由于省下钱来无处可用或不肯花费，也投资在农田上，越买越多，由贫农升格为富农，由富农升格为地主。至于天性刻薄，仗着高利贷发财的人，不论其身份为商为农，自然也容易打买田的主意。
刘邦得了天下，为了酬庸一批功臣，所以裂土分封，封了若干王与侯，名义上是局部的恢复封建，实则不是。因为这些王侯是若干国的国君，并非若干国国内全部土地的地主。后来，在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把王侯的统治权收归中央，仅给他们若干户的赋税，每户赋税之计算方法固定为每年二百文。就政治的观点来说，是一种改革。就经济的观点来说，流弊很大。因为这些王侯拿到了千户万户的二百文，很难用完，便学起大商人大地主的榜样，到乡下买田。
过上一两百年，乡下人的田几乎被这些王侯、大商人与大地主买个干净。当农夫的能继续做一个佃农还算是幸运的。然而佃农要把粮食拿出来和田主分，不比自耕农之自有全部粮食，所以便不容易维持一家的生活与应付嫁娶生死的大事，只得慢慢地离开农场，当一个短期仆役或长期仆役了。由长期仆役而变为终身奴隶，快得很。
在西汉盛极而衰的元帝之时，土地之集中与奴隶制度之复活是当时的两大问题。到了王莽，就拿这两个问题来标榜。王莽是谁呢？他是汉元帝的太太王皇后的娘家侄子。王皇后于元帝死后，活得很久，以老太太的资格大当其家，所以才提拔出一个王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