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经历吕后专政的时代之后，进入了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当政的文景时期。文景两代三十九年间，政局稳定，经济得到显著的发展，历来被看作安定繁荣的盛世的典型，通常称作“文景之治”。
从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总历程看，文景时代的成就，使秦以来的历史实现了一个大变化，由急峻转而宽和，由阴暗转而光明。
秦王朝行政，表现出严酷苛暴的特色。董仲舒曾经说，秦时民众承受的屯戍力役等负担，相当于古时的三十倍，田租口赋等负担，相当于古时的二十倍。当时普通民众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迫和剥削，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也因此受到严重的破坏。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的政治基点，是对秦王朝暴政的否定。
汉世政治语汇中，可以频繁看到“拨乱反正”的说法。《史记·高祖本纪》写道，刘邦去世，群臣赞美道：高祖出身低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创立汉家帝业，功最高。于是上尊号为“高皇帝”。《史记·三王世家》也说，“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宣扬至德，平定海内。《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也有“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的赞颂之词。《汉书·礼乐志》也说：“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
根据唐代学者颜师古的解释：所谓“拨乱反正”，是说“拨去乱俗而还之于正道也”。“拨乱反正”的说法，最早见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所谓“拨乱世，反诸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写道：“《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拨乱反正”的原义，是指治理混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合理的政治秩序。西汉初期，最高统治集团确实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努力，取得了“拨乱反正”的成功。
萧何是主持汉初政治体制成立的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汉王朝建立之初，他利用民众对秦王朝残厉法制的不满，顺从民意，进行了政治改革。顺应民心以否定秦法，成为汉初政治的标志之一。
萧何之后，曹参接着作丞相，依然遵行萧何时创置的制度。历史上称作“萧规曹随”。曹参以为，确定“清静”作为行政的原则，那么民众自会安定。他选择身边作为助手的主要干部，专门任用不善于言谈的“重厚长者”，而部下有言辞激切，刻意追求个人声名的，都一律予以斥退。司马迁曾经以肯定的态度说道：曹参为汉相国，政风“清静”，使百姓在秦代酷政之后“休息无为”，于是得到天下民众的普遍赞美。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西汉统治阶层成就了世代称誉的“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的政治管理和秦王朝的政治管理相比较，有突出的历史性的进步。这种进步，集中表现为“文景之治”的成功。西汉王朝政治风格通过“文景之治”所体现的优异之处，千百年来一直为史家所瞩目。
汉初上层领导集团以崇奉黄老之学作为基本政治导向，努力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方针。黄老之学主张“无为无不为”，这一原则应用于政治范畴，就是强调行政上不妄为，少有急切的举措，避免苛烦扰民，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这种政治风格是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进步的。
回顾历史，人们通常都会注意到，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政治成功往往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发现，在某些历史背景下，中国带有原始朴素色彩的“重柔者吉”的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生活中，其实有时可以表现出神奇的力量。汉初政治的成就就是例证之一。
无为而治的思想，当时曾经占据着正统的地位。成书于汉武帝初年的《淮南子》一书，可以作为汉初思想的总结。其中《原道》篇所谓“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就阐述了这一思想原则。在行政实践中推行这样的原则，就应当作到如《淮南子·览冥》中说到的“除苛削之法，去烦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齐俗》中说到的“上无苛令，官无烦治”。无为政治看起来有消极保守的倾向，从某种角度看，却透露出一种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精神。
秦法严酷。汉文帝对秦代刑罚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样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这些内容：（1）秦法规定，大多数罪人都没有确定的刑期，服劳役者往往终生不能解脱。汉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按照犯罪情节的轻重，规定不同的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则当免为庶人。（2）秦法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甚至处死，轻者则没入为官奴婢。这一制度，称作“收孥相坐律令”。汉文帝明令宣布废除这一法令。（3）秦法规定，对罪人按照罪行轻重，分别行施黥、劓、刖、宫四种残酷的肉刑。汉文帝诏令废除黥、劓、刖三种肉刑，改以笞刑代替。汉景帝时代，又进一步减轻了笞刑。
上述法制改革的后两项内容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得以完全落实，但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的许多官员都大体能够执法宽厚，断狱从轻，于是狱事比较清明，刑罚比较简省，一般民众所受到的压迫可能较秦代有所减轻。
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崇尚节俭，执行“与民休息”。（图选自清刻本《历代古人像赞》）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汉文帝出行，途经中渭桥，有路边行人突然冲犯其车马。汉文帝要求严厉惩处，但是主持司法的廷尉张释之却主张应当严格按照刑法规定，治以罚金之罪。汉文帝大怒，以为惩罚过轻。张释之则坚持说，所谓“法”，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面对的制度，自然应当共同遵守。现在法律条文规定如此，而处罚却要依据陛下个人的情感倾向无端加重，这样，必然会使法律在民众心目中的确定性和严肃性受到损害。事后，汉文帝承认张释之的意见是正确的。
这个故事，说明当时一些重要的执法官员能够以公正为原则，而汉文帝以天下之尊，在盛怒之下也能够虚心接受不同的意见。
在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对边地少数民族也尽量避免战争，努力维护和平相安的关系。
在吕后专权的时代，有关部门提出严格控制关市，在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流通方面对南越国实行封锁。南越王赵佗于是愤怒，采取和中央政府相对抗的态度，自立为南越武帝，又发兵北上，进攻汉王朝南边的长沙国。在吕后发军击南越以后，南越与汉王朝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因为气候条件的不适应，汉军不能越过南岭，两军事实上在南岭一线相持了一年之久，吕后去世方才罢兵，于是出现了所谓“（赵）佗得以益骄”的局面。
汉文帝即位，对于吕后时代的政策多所否定，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石家庄）的家族墓地置守邑，岁时祭祀，又尊官厚赐，优遇赵佗的亲属。汉文帝又派陆贾为使者出使南越，赐书致意，文辞颇为诚挚。赵佗为这篇言辞恳切，情感亲和的外交文书所打动，致书谢罪，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表示愿意长为藩臣，奉贡职，并宣布废去帝制。于是，自陆贾还报，一直到汉景帝时代，南越称臣遣使入朝。虽然据说在国内仍然暗自沿用旧的称号，但是使臣入见天子时，称王朝命如诸侯之礼。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与匈奴订立和亲之约。此后虽然匈奴屡次背约侵犯北边地区，但是汉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守备，并不组织军队主动出击，以避免加重百姓的负担，使恢复不久的正常的经济生活再次受到破坏。
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每当发生灾异时，皇帝令“秘祝”之官祈祝，让罪过和不幸转移到臣下和老百姓身上。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正式废除了这一制度，并且声明：百官的过失，都应当由我负责，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是公开张扬我的不德，实在是我不能赞同的。
汉文帝即位不久，就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以为这一罪名使得众臣不敢尽情直言，而皇帝也无法得知自己的过失。自此允许臣下大胆提出不同的政见。
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他又诏令诸侯王公卿及地方行政长官推荐品学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亲自策问，接受他们合理的政治建议并且予以任用。
文景时代比较宽和的政治空气，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汉书·食货志上》说，“文帝即位，躬修俭节，以安百姓”，对于当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在汉初经济恢复阶段，财政困难，物资奇缺，据说连皇帝的乘车也无法驾系四匹同样毛色的马，有的将相甚至不得不乘坐牛车。汉文帝是历史上著名的讲究节俭的帝王。他在位二十三年，据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等无所增益。起先曾经规划在宫中建造一座露台，召工匠预算，大约要花费百金，汉文帝得知后说道，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我居住在先帝营造的宫殿中，已经常常感到惶恐羞愧，为什么还要建造新的台呢？
每逢灾荒之年，汉文帝往往令诸侯不必进贡，又解除“山泽之禁”，即开放以往属于皇家所专有的山林池泽，使民众能够通过采集渔猎及副业生产保障温饱，度过灾年，扭转经济危局。
汉文帝还公开宣布降低消费生活的等级，精简宫中近侍人员，以减轻社会的负担。
汉文帝还曾经多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平时常服用价格平易的黑色织品，所宠爱的慎夫人也衣不曳地，宫中的帏帐不施纹绣，为天下做敦朴节俭的榜样。
汉文帝力倡节俭的极端表现，是在营建他的陵墓霸陵时，提出了薄葬的原则。他明确指示，埋葬时所用随葬器物都用陶器，地宫不用豪华的装饰，陵上地面不筑封土，以求俭省，不致烦扰民众。临终时，他在遗诏中又重申薄葬的意愿，并且具体规定了减省葬祭之礼的内容，明令霸陵山川都维持原有制度，不许更改。
根据后来霸陵也曾经出土珍宝之器的传说，有人疑心汉文帝霸陵薄葬只是一种虚伪的政治宣传。其实，霸陵因山为陵，没有动员大量民众从事土木工程，是确凿无疑的。墓中随葬品的等级和数量，可能因入葬时情形之复杂，有与汉文帝个人意愿不尽相合的情形出现。
还有一种因素也未可排除，这就是汉景帝的母亲孝文窦皇后是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方才去世的，而与汉文帝合葬霸陵。也就是说，霸陵随葬品即使丰富，也有汉景帝的母亲窦皇后在汉武帝时入葬霸陵的因素。西汉皇室女性地位相当高。其时天下空前富足，在汉武帝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祖母逝世，也是不可能迁就汉文帝二十余年前的遗制实行薄葬的。以这一思路考虑汉文帝霸陵是否薄葬之谜，可能是有益的。窦太后之女馆陶公主寡居，后来近幸董偃，金钱恣其所用，曾经命令财务管理部门：董君所使用，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再向我报告。而这位老太太去世后，最终正是与董君会葬于霸陵。看来，后来盗掘霸陵之所以多获珍宝，有可能是陵园中其他从葬者的随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