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诸国面对秦军势的崛起，曾经有“秦暴”的说法。
这是不是敌对政治力量的没有根据的恶意攻击呢？
似乎并不完全是。
汉世以来的历代史家评价秦政，也往往批判其“暴虐”。
自两汉以后，秦王朝的历史形象，其实已经定格于“暴政”。
但是我们在考察秦政治史时可以看到，秦王朝的当政者在推行暴政的同时，则以“德政”为标榜。在“秦暴”批判的对立面，我们看到“秦德”的宣传。
贾山《至言》写道：秦始皇自称始皇帝，其次称二世皇帝，希望能够以一至万，“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
秦王朝“秦德”宣传之突出实例之一，就是秦始皇东巡时在各地刻石，往往直接写作“诵功德”，“诵皇帝功德”，“称成功圣德”，“立石刻颂秦德”等。例如在琅邪刻石中，“德”字就出现了四次。
秦王朝执政者自以为得意的“功德”，首先在于结束了战争状态，实现了和平安定。这就是所谓“威德”、“武德”。总结秦实现统一的历史意义，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评价，确实应当肯定其“威德”“自上古不及”，然而秦王朝行政的特征，则与儒学理想的“德治”相距甚远。
这正如贾谊《过秦论》中所指出的，由于没有认识到攻和守其势不同，取与守，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以致在实现统一之后没有能够及时实现政策调整，最终不免败亡。
据后来的政论家分析，秦王朝其实有两次可以切实推行“德治”的机会。一次是在秦实现统一之后。另一次是在秦始皇去世，秦二世继位之后。
但是政论家对于秦行“德政”的可能性的分析，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在历史的实际中必然成为泡影，是因秦政治文化的特定的固有传统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
在先秦时代，“德治”思想是源起于东方的具有先进意义的比较成熟的政治思想。秦定都雍城的君主是秦德公，其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77年至公元前676年。以“德”为谥，说明秦的主体政治思想与东方诸国的共同之处。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春秋战国时代列国君主中以“德”为名号者仅此一例。足见秦国上层政治人士对“德”的倾心。
秦孝公下令国中，回顾秦穆公事业，有“修德行武”语。
分析活跃于秦政坛的政治评论家和政治实践家的言论，如赵良、蔡泽、李斯等，都曾经强调过“德”的意义。可见“德”的观念在秦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商鞅劝说秦孝公推行变法，也曾经以“至德”作为宣传。不过，他又明确说道：秦的“德”和殷周的“德”，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在战国时期与西汉时期之间，政治观念史存在秦王朝统治时期这一重要的中间环节。“德治”思想在这一环节中，发生了显著的历史变化。这一变化，是有重要文化意义的。
考察对于秦政形成显著影响的历史文献，以“德”字的出现频率计，《商君书》十四见，《韩非子》一百一十八见，《吕氏春秋》一百一十三见。可见，“德”这一成为东方地区文化热点的政论命题，在秦国也是逐渐受到重视的。
不过，秦地通行的“德”的政治文化内容，确与东方存在着差异。例如《商君书》中有关“德”的论述，表现出对于“德”的崇拜的某种保留。《韩非子》中对“德”的理解，也与儒学正统宣传明显不同。《吕氏春秋·论威》还提出了“凶德”之说，认为与“义兵”相联系的“凶德”，也具有正义的性质。
和秦政有关的“德”的理念，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传统“德”的学说，在中国“德治”史和“德治”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德治”思想的历史中继，影响秦政的“德”的观念虽然与其东方起源有所变异，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仍然具有值得重视的文化价值。
“秦德”的宣传和“秦暴”的实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应当穿破表面透视其真质。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现象更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的，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炫示“德治”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秦王朝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权，因“秦德”宣传所肇始的政治虚荣、政治伪装、政治欺骗的风气，传递千百年而成为一种传统。
回顾历史，一些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即使是专制时代的“英德之主”、“圣德之主”，在接近真正意义的德政之外，仍然多有有意夸饰的“德”的宣传。所谓“德治”，长期成为千百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仁慈的”政治文化的包装。而影响政治全局的这种现象，可以说是起始于秦王朝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