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真的变成一个集权的、法治的、重农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执行变法的是来自魏国的卫人公孙鞅（商鞅），而授权给公孙鞅执行变法的是秦孝公。
穆公以后，孝公以前，二百五十九个年头之间，秦国常常内乱，有过十六个国君。这十六个国君之中，只有两个较强：惠公向南发展，击败蜀国，取了南郑（今日的陕西汉中市）；共公击败甘肃庆阳与泾县一带义渠之戎，取了二十三城。
这期间晋国越来越强；其后分为魏赵韩三国，所谓三晋，也都成了强国。三国之间的魏，是秦的东邻，每每击败秦，而结果把“河西之地”，黄河与北洛水之间的一大片土地夺去，并且在那里造了若干有城墙的城市。
晋国与其后三晋之所以强，由于改变了春秋时代诸侯内部政权逐渐下移，亦即大夫世袭，一方面把持行政机构，有时也裂土自封。晋之六个大夫，一度把晋变成事实上的六国。这六国先是智氏与魏氏、赵氏、韩氏联合，与范氏及中行氏作对，把这两氏的地盘与官职抢去。其后魏赵韩三氏又共同灭了智氏。这三氏使得晋国名存实亡，最后把晋侯放在一个小地方，自生自灭。三氏成为三国。
齐国国君原为吕尚（姜太公）之后，也发生了大夫世袭及割裂国土的事。不过齐国不是三氏分齐，而是田氏独强。结果田氏篡了吕氏的齐国。
鲁国也有世袭的三氏大夫，在《论语》上被称为三家。三家之中，以季孙氏为最强，仲孙氏（孟氏）与叔孙氏次之。鲁哀公被他们赶走，其后的各代鲁侯也正如晋的末代之侯一样，都成了傀儡。三家不曾正式使鲁国消灭（最后鲁国被楚吞并），但是季孙氏在事实上成为另一个国家，叫做费国（费字念秘）。
这些由出身为大夫的人，以逐渐侵占君权而升格为君，都懂得防备自己的大夫，以及一般的小贵族，不让他们侵占自己的权。于是，产生了每国内部都有小规模中央集权的现象。这内部的小规模中央集权，帮助了国君，压制了贵族，也帮助了平民。
对付贵族的最好办法，是用一套法令限制他们，并且严格执行这些法令。于是各国国君喜欢用法令专家作助手。这些法令专家，被历史学家称为法家。楚国用了吴起，魏国用了李悝（悝字念克），韩国用了申不害，秦国的孝公也用了公孙鞅（商鞅）。这些人都是法家。
公孙鞅，是卫国某一个公子的后代。通常，公的儿子叫做公子，公子的儿子叫做公孙。公孙的儿子，倘有封地则以地名为氏或以祖父（公子某）的字为氏。倘若没有封地，就没有氏。以公孙二字作为自己的氏，在战国时代才有，那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氏。所谓公孙鞅，也不过是卫国若干普普通通的公孙之一而已，血管之中有或多或少的贵族的血，就经济情况而论只是平民而已。不读书而经商，可以与一般的商人平起平坐；倘若读书，便成为穷书生，不够资格与商人平起平坐，惟有到处流浪，找工作。
公孙鞅流浪到魏国，蒙魏国的要人公叔痤收为家臣，给他一份薪水，称他为“中庶子”。中庶子三个字，可能是小官官名，也可能是“干少爷”之类的称号。公叔痤，据司马迁说，是魏惠王的相（宰相）。这句话，有问题。司马迁文章极好，历史学不太高明。例如，他说了孔子作鲁国之相，便害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家。实际上，孔子只是做了鲁定公出席夹谷会议，与齐景公会面之时的傧相（侍从官），并非宰相。当时的鲁，只是一个诸侯之国，怎能有宰相？孔子所做的官，只是二级的大夫，司寇，所管的是强盗小偷（寇在当时不是外国来的侵略者，而是国内的强盗与小偷）。一级大夫是司徒、司马、司空。
公叔痤很可能为魏国国君（魏惠王）的亲信之一。这位国君，在当时只是一个侯，并非王。到了秦孝公与公孙鞅均死去了以后，才与齐威王互夺为王，目无周天子。此人在死后被谥为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见到的梁惠王（其实《孟子》一书的作者应该称他为魏惠王才对。梁是大梁[开封]，不是魏的国名）。
公叔痤把公孙鞅荐给魏侯䓨（其后的魏王䓨）。䓨是这个魏侯的名字。魏侯䓨不用。公叔痤劝他，如果不重用此人，应该把他杀掉，免得他做了别国的大臣，成为魏国之患。这个劝告，魏侯䓨装着接受了。
公叔痤又告诉公孙鞅：“你快逃走。我把你推荐给魏侯，魏侯不肯用你；我劝他杀了你，免得你做了另一国的大臣，害魏国，魏侯也已经答应，他快要杀你了。我是先公后私，先忠于君，后忠于友，不能不劝他杀你，请你原谅。现在我劝你逃，你还有时间，来得及逃离魏国。”公孙鞅说：“谢谢你。我迟早是要离开魏国，另找出路的。不过，现在倒不必忙着逃走。魏侯既然不肯听你的话用我，大概也不会听你的话杀我。”
果然，魏侯并没有下令捉公孙鞅去杀。
过了一些时候，公孙鞅听说秦国的国君下令招贤，他就去了秦国。到了秦国，他却见不到国君的面。他在秦国住了下来，慢慢地在两年以后找到一位名字叫做景的太监，由这位太监向国君提起，这才幸蒙召见。
见了两次，话不投机，均无下文。第一次他向这位国君大谈尧舜之道；第二次，他降格以求，向这位国君叙述齐桓公与晋文公如何尊王攘夷，取得霸主地位。这位太监先生很好，帮公孙鞅帮到底，又向国君说他如何如何能干，于是有了第三次的召见。
在这第三次见到国君之时，公孙鞅不再谈尧舜与齐桓、晋文，而只谈富国强兵，合了国君的胃口。国君说：“就照你的意思办罢。”以上，都是司马迁说的，未必正确。我想，公孙鞅这种人，不可能兜圈子，找钉子碰。他这种人，对“大人物”的心理研究有素，说起话来，一定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指出“大人物”心中正在考虑的是什么问题，而简简单单，干脆利落，提出一个不含糊、不模棱两可的答案。
事实是，这位秦国国君（历史上的秦孝公）决定任命这个年轻的，来自魏国的卫国人公孙鞅为“左庶长”，照他的计划试试。这一年是公元前359年。
公孙鞅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秦国政府的信用。他放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在国都栎阳（陕西临潼东北）的南门，下令任何人如能扛它到北门，赏十金（十斤黄金）。人民之中没有人相信这个命令，以为是“大人物”在开玩笑。公孙鞅又下命令，改赏金十金为五十金。于是，有一个老百姓好奇，姑且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公孙鞅立刻赏他五十金。
消息传了开来，大家觉得政府的命令并不是开玩笑。于是，公孙鞅又下了几道新的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防盗、防间谍。他叫五家十家互相监视，对政府互为保人。如有某一家的人犯罪，其余的四家与九家都必须向政府报告，否则连带受罚。五家的小单位罚重；十家的大单位罚轻。这叫做“连坐法”。
另有几道法令，包括（1）压制宗室贵族。凡是没有为国家打仗立功的，要除去家谱上的名，不再有贵族的身份。（2）老百姓为国家打仗立了功的，给以“武功爵爵位”。武功爵共有二十等，秦国本来已有。获得各级爵位的，可以多买田地，可以穿美好的衣服。（3）压制商人与懒惰的人。凡是经商的人，都不许穿美好衣服。不论有钱或无钱，种田而不肯勤劳的，也不许穿美好衣服。（4）重农。凡是男子种田的，女子在家织麻布的，若成绩优良，可以终身免服兵役。（5）实行小家庭制度。儿子娶了媳妇，必须离开父母的家，另创家庭。这样，人人皆须努力求自己小家庭的生存，不能再依赖父兄，吃闲饭。
秦孝公的太子对公孙鞅很厌恶。于是太子故意犯法，看看公孙鞅如何应付。
公孙鞅说：“太子是国家的储君，我不便用刑。但是太子之所以敢于犯法，由于他的傅与师不曾把太子教好（傅是生活上的指导人；师是学术上的指导人）。”
说了这话，公孙鞅就处罚了太子的傅公子虔，太子的师公孙贾。这件事，使得秦国全国的上上下下，没有人敢犯法，在积极的方面，人民也踊跃从军，为国立功。
公孙鞅也带兵打仗，为国立功。秦孝公升他为大良造，以大良造的爵位作带兵官，于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十年）攻打魏国，打下了魏国的都城安邑（山西夏县）。
两年以后，公孙鞅造好咸阳城及城内的宫殿与民房，下令迁都，从栎阳迁到咸阳（今日陕西的咸阳）。
他借着迁都的机会，作进一步的变法。他把全国的大小村庄城镇，合并为三十一县（据《史记·商君列传》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史记·秦本纪》说是四十一县）。县在以前已有，秦武公曾经把杜伯的国（西安附近）与郑国留在今日华县的故土，均吞并了，改为县。县由国君派官吏治理直辖，不分封给贵族。
公孙鞅把全国一概合并，重新划分成立三十一个县，做了彻底的侯国内部的小规模中央集权。这真是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是大一统帝国的预兆。
公孙鞅又鼓励人民“开阡陌”，鼓励人民把原来作为一千亩与一千亩的疆界的田埂子挖开，种谷类，以增加粮食生产（有许多学者以为开阡陌是废井田。其实井田早就不存在了）。
公孙鞅准许人民开阡陌，可见荒地也早已准许人民开垦了。
他在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50年）变更秦国的税法，开始征收“军事税”。这军事税，当时被称为赋。赋字从贝从武。赋是“田租”以外的一种税。田税称为田租，是因为田在理论上属于天子或僭窃了天子之权的国君，种田的农民在理论上都是天子或这样的国君的佃户。
周天子（显王）见到秦国突飞猛进，在公元前343年（秦孝公十九年）派人到咸阳来，送秦伯（秦孝公）以祭祀祖先以后的“胙肉”，同时奖称他为诸侯之伯（诸侯之长。这个伯字，与公侯伯子男的伯字不同）。秦孝公也就派了一个儿子公子少官，到今日开封之东的逢泽，大会诸侯，率领他们去洛阳，朝拜周天子，作为报答。
做了诸侯之伯，便是做了诸侯的霸主，虽然是为时不长，然而不能不算是五霸或若干霸主之一（一般的历史家把秦穆公列为五霸之一。其实秦穆公仅仅霸了西戎，不曾为中原诸国的诸侯之长）。
再过三年，公元前340年，公孙鞅于获得秦孝公准许以后，大举伐魏。这一次是真正的争雄。他认为必须把魏国弄成弱国，秦国才能变成强国，进一步“据河山之固，东乡（向）以制诸侯”。
公孙鞅骗了魏军的统帅公子卬。他与公子卬当年是好朋友。此时，他邀请公子卬到他军营里来叙旧。糊涂的公子卬应邀而来，被捉，当了俘虏。魏军群龙无首，大败亏输。
魏侯䓨不敢再以安邑为国都，他迁都到大梁（开封）。
秦孝公封公孙鞅为商君，以今日陕西商县附近十五个邑为他的封地。这是另一件所谓“历史的讽刺”。公孙鞅本人与封建制度作对，却做了一个封建小君主。
秦有了黄河作为东边的疆界，由劣势转为优势。再经过孝公的后继者惠文王与昭襄王，施行越来越猛的侵略政策，终于在秦始皇手中完成了大一统帝国。
惠文王在公元前338年即位之后，仍只是一个公侯伯子男的伯。到了七年以后，公元前324年，才自称为王。他的元年是公元前337年。
他在作太子之时，因犯法而累得傅与师二人受公孙鞅处罚。即位以后，他对这位商君鞅报仇，说有人告他造反，必须抓他来问罪。商君鞅逃到魏国，魏国不让他进去。他回到“商国”，起兵攻秦，以卵击石，被杀。死后，他被新任的秦伯（未来的秦惠文王）用几辆车子拽住手脚向不同的方向奔驰，把他的尸首拉成几大块（这种刑罚，叫做车裂）。
公孙鞅，商君鞅，在许多历史书上被称为商鞅。有一部《商君书》大谈商君的言行，却并非他本人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