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是凉州临洮郡人，与皇甫嵩是大同乡；但出生在豫州颍川郡轮氏县；父亲在该地当县尉，主管境内的治安与兵役。
董卓生下不久，便被父亲带回凉州，和羌人混在一起。那时候羌人已经占了凉州不少地方。董卓天性好斗，力气不小，会骑马，又会左右开弓，喜欢腰挂双弓。他能打仗，可以当小军官，而不是将帅的材料；读过兵法，却食而不化，不会运用。政治，他却颇为擅长；可惜也只是长于权谋，不明大道。
他发迹很早，在本州做过“兵马掾”，主管武器与马匹；在中央当过“羽林郎”（羽林营中的军官）。不久，他被派在中郎将张奂下面当“军司马”，对汉阳郡的羌人作战，立了微功，升为“郎中”，慢慢地又由郎中升为“西域戊己校尉”。
汉朝校尉的军阶不低，不是今日的校官尉官可比。校尉仅次于将军，而将军的人数极少。最高的一位校尉，是“司隶校尉”，所辖的地域是京城及其外围各郡，等于一个州，称为“司隶校尉部”。他的职权，很像是首都警备司令兼全省保安司令。
西域是新疆天山以南各地。“戊己校尉”没有“部”；西域便是他的“部”。戊己两个字，很费解。原来，这两个字代表东西南北以外的地域（甲乙是东，丙丁是南，庚辛是西，壬癸是北）：用在此处，意思是“带兵巡回各地，没有固定的辖区”。
董卓在新疆住了不太久，便丢了官。他很有办法，很快就东山再起，作了并州刺史，又升为河东太守。刺史管一州，职位低，年俸只有（名义上的）六百石粮食。太守管一郡，地位高，权大，兼管民政军政，有权指挥本郡的都尉，年俸有（名义上的）二千石。
中平元年，黄巾造反，董卓被拜为“东中郎将”，派到冀州作卢植的继任，打张角，被张角打败，又丢了官。
中平二年，凉州的造反者在边章、韩遂二人的率领之下，打进了陕西渭河流域，“三辅”（三辅，是汉朝的三个郡：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郡，长安之右的扶风郡，称为“右扶风”，长安之左为冯翊郡，称为“左冯翊”。扶风的中心是咸阳，冯翊的中心是大荔）。朝廷慌忙从冀州调皇甫嵩回来，也起用了董卓，任命董卓为“中郎将”，不再加一个“东”字。皇甫嵩与董卓这一次均不能胜过凉州叛军。朝廷改派张温来做主帅，拜张温为“车骑将军”，不像对皇甫嵩那样，加一个“左”字。董卓又升了官，由“中郎将”改为“破虏将军”，算是列入将军的一类了。
董卓打了败仗而仍能升官，可能是由于懂得“政治”，懂得送礼的重要，懂得如何送，以及送给什么人。
张温在中平二年冬天，打了一个小胜仗，把边章、韩遂赶回榆中县域（甘肃省榆中县西北）。张温派一位部下——荡寇将军周慎，带三万兵去追击。周慎不听孙坚的话，被边章、韩遂打败，丢了辎重与车辆，狼狈撤退（孙坚当时是张温的“参军事”，相当于今日的高级参谋。孙坚劝周慎以奇兵断边章、韩遂的粮道。周慎不听，只晓得以全力围攻榆中县城；自己的粮道反而被边章、韩遂断了）。
董卓与周慎的地位差不了多少，张温也给他三万兵，叫他去打先零种的羌人；他走到天水郡的望垣县，就被敌人围了，几乎全军覆没；用了他的小聪明，伪装筑堰捕鱼，军队在堰的那一边渡过了河，逃走，“全师而还”，有功，受封为乡侯。
边章与韩遂在中平三年发生内讧。边章死于韩遂之手。韩遂而且杀了其他的同伙，如北宫伯玉和李文侯，兼领了这些人的部队。
韩遂带了十几万兵，围攻陇西郡的郡城（甘肃省临洮县东北）。陇西太守李相如，向韩遂投降，参加他的造反。他们共同杀死凉州刺史耿鄙；耿鄙的一位姓马名腾的“司马”，也作了韩遂的同志。
为什么凉州有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反叛汉朝的武力呢？因为在洛阳的宦官及其在凉州的爪牙，激怒了北地郡的羌人与枹罕县、河关县的汉人。他们在中平元年冬天共同推戴了湟中郡的归化胡人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为领袖，以声讨宦官为造反的借口（枹罕与河关两县均在甘肃西南部。湟中郡在青海省的东南部）。
马腾是马超的父亲。自从马腾入伙以后，凉州造反者的声势更加浩大。他们在中平五年围攻陈仓（陕西宝鸡）。朝廷升皇甫嵩为左将军，升董卓为前将军，带了很多兵来，才解了围。
董卓因此又再升为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管钱的“少府”。董卓却嫌九卿的地位不够高，不肯来洛阳就职。朝廷就改派他为并州牧。州牧比刺史大，也比太守大；主管一州的军政民政，不像刺史只是刺探与监察郡以下的官吏而已。
朝廷叫他把部队交出来，统归皇甫嵩指挥。他不交，把部队带去了并州，驻在河东，待时而动。
朝廷中的大将军何进，不仅不惩办他，反而求他进兵洛阳。他带了三千兵赶来洛阳；到达之日，何进已死。
何进是被宦官们杀死的。宦官之中的蹇硕，先被何进杀死。这是又一次的宦官外戚之争，也是东汉的最后一次。
事情发生在灵帝死后不久。灵帝死在中平六年四月丙辰日，不曾来得及先立太子。比较大的一个儿子，是十四岁的皇子辩，为皇后何氏所生。另一个儿子，是九岁的皇子协，为王美人所生；王美人已死，这个皇子协是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抚养大的。
传说，灵帝将死之时，有意立皇子协，吩咐蹇硕执行他的遗命。蹇硕身体肥大，手握重兵，官居“上军校尉”，统辖了袁绍、曹操、冯芳等其他七个校尉。
蹇硕可能不曾受有如此的托孤之命，或是能力太差。灵帝死后的第三天，继位为皇帝的并非皇子协，而是何皇后的儿子皇子辩。皇子辩在历史上被称为“少帝”（他是东汉的第二个少帝。第一个少帝，是殇帝之后，安帝之前的一位）。
何皇后临朝称制，以皇太后的身份替少帝当家。她的哥哥何进，在中平元年三月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之时，已经受拜为大将军。现在，她叫何进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袁隗“参录尚书事”。袁隗被加官为“后将军”，对何进很合作。
何进很快便把蹇硕逮捕，关在牢里，杀掉。次月，中平六年五月，何进又把灵帝的母舅，骠骑将军董重逮捕下狱，杀掉。六月，灵帝的母亲董太后，忽然又死。七月，何进把皇子协由渤海王降封为陈留王；并且向何太后建议，把所有的宦官都罢免了，改用郎官。何太后不肯，说：“我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怎么好意思使唤衣冠楚楚的士人？”何进这才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下命令给董卓，叫董卓“假造反”，带兵来洛阳，吓唬何太后。
何进在八月戊辰日，进长乐宫，向妹妹何太后请旨。这一次，他不是要求罢免所有“常侍”而是要求杀尽所有“常侍”。小宦官偷听到他们两人的谈话，报告了“中常侍”张让。张让与段珪率领几十个人，手拿兵器，于何进辞出长乐宫门之时，把何进邀到尚书省的阁楼，责备何进忘恩负义。他们说：“有一个时候，灵帝生何皇后的气，几乎把何皇后废掉，是我们十二常侍每人出了一千万钱献给灵帝，这才挽回了局面。”责备既罢，他们就把何进杀死于嘉德殿之前。
消息传出，何进的部下军官吴匡、张璋与虎贲中郎将袁术，砍了宫门，攻到尚书省附近。袁术而且烧了南宫。张让与段珪把何太后、少帝、陈留王都带了走，由南宫的复道（陆桥）走入北宫。卢植这时候已经当了尚书，手执一戈，站在阁楼前面的路上，仰头大骂段珪。段珪把何太后放了。何太后从阁楼之上跳下。
不久，中军校尉袁绍与河南尹何苗也带了兵来，在“朱雀阙”下面捉住了中常侍赵忠，砍去他的头。何苗的头，忽然也被吴匡叫人砍了。吴匡说：“何苗现在虽则是助攻宦官，却一向是袒护宦官，并且接受宦官贿赂的人。尽管他是何大将军的弟弟，何大将军可说是因他而死。我们要杀了他，为何大将军报仇。”
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旻，这时候也在场。董旻同意吴匡的话，便与吴匡合兵，攻杀了何苗。这位何苗死得不明不白。他是进宫为乃兄何进报仇的，却被别人认作是报仇的对象。
最热心于大杀宦官，不仅是为了替何进报仇，也是为了替窦武与陈蕃报仇的，是袁绍。何进之企图杀尽十二常侍，很受袁绍影响。袁术之反宦官，也是受了袁绍影响。袁术是袁绍的堂兄弟。
这一天，不仅是十二常侍为屠杀的对象，所有的大小宦官都被杀得几乎是一个不留。张让与段珪等人把少帝与陈留王带走，逃到黄河边上的一个渡口“小平津”，被尚书卢植追上，杀了几个，其余的都投河自杀。
少帝与陈留王由一位小官吴贡陪伴着，在黑夜中摸索，借着萤火虫的光，走了几里，遇到老百姓的车子，搭乘，到达了雒舍镇，住了三天，在辛未日骑马到了北芒镇。
董卓是在戊辰日的晚上，到达洛阳城的西边的。他接到报告，少帝与陈留王已经住在北芒的民家，便亲自带兵到北芒，去迎他们回宫。
少帝见了董卓和他的军队，很怕，怕得哭了出来，这也难怪。董卓的兵，并非全是汉族的人，而夹有不少羌人与胡人，相貌很凶。陈留王（皇子协）年纪虽小，却一点也不怕，能回答董卓所问的话，清清楚楚，颇讨董卓喜欢。
董卓在辛未日，偕同少帝与陈留王回洛阳。这已经是大杀宦官以后的第三天了。董卓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叫吕布杀掉“执金吾”丁原。“执金吾”的职务是维持京都治安。
丁原有兵。这些兵，董卓接管了下来。董卓本只带来了三千名，全靠常常在深夜秘密离开洛阳，于第二天白天大张旗鼓入城，让老百姓与袁绍等人相信，又来了一批董卓的凉州兵。董卓得到了丁原的兵，实力增加不少。
董卓所做的次一件重要的事，是叫何太后与参录尚书事袁隗，免掉司空刘弘的官，以他自己为司空。
第三件重要的事：便是在九月癸酉日召集百僚开会，提议废掉少帝辩，立陈留王协为帝。
董卓在百僚大会的会场中说：我要依照伊尹、霍光的前例，废掉现在的暗弱的皇帝，改立陈留王。谁要是反对我的意见，我就军法从事。偏偏有卢植以区区尚书的身份，敢发言反对。卢植说：“伊尹之所以废掉太甲，因为太甲当了三年国王而始终糊里糊涂；霍光之所以废掉昌邑王，是因为昌邑王犯了一千项以上的罪过。当今的皇帝年纪轻，却不曾做过不合道德的事，不可以与太甲或昌邑王看成一类。”
董卓听了卢植的这一番话，大怒，宣布散会，准备把卢植抓下去杀。蔡邕与议郎彭卓二人，都劝董卓不可如此，他们说：“卢植是一位大儒，声望极高，倘若杀了他，会惊动全国的人。”董卓于是便仅仅免掉卢植的官。卢植也就离开洛阳，去了上谷郡作隐士。
第二天，甲戌日，董卓又召集百僚开大会，再度提议废掉少帝，立陈留王。他同时逼迫何太后颁下策书，说：“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帝。”这时候，太傅袁隗，已经被董卓派人说通，袁隗扶了少帝走下大殿，把少帝所佩带的皇帝玺绶解了下来，交给九岁的陈留王。袁隗随即又扶了陈留王上殿，就皇帝位。
在场的大小官吏，没有一人敢像昨天卢植那样，慷慨陈辞。《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为了此事曾经与董卓有过争论，董卓说：“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袁绍说完了这句话，便“横刀，长揖，径出”。
袁绍与董卓的争论，倘若有这回事，那是在第二次百僚大会以前。袁绍在争论了以后，当天便离开了洛阳，奔向冀州（河北）。
董卓很笨。吕思勉批评得好：为了替国家选一个好皇帝，董卓是可以原谅的，然而他无此权力，也无此声望；为了替自己篡位或揽权铺路，董卓那就不免是自找麻烦。一个糊涂的少帝，要比聪明的陈留王容易驾驭。董卓应该先把中央政府弄好；想废立，等待将来不迟。
东汉末年朝廷的大患，是宦官把持政权。董卓到达洛阳之时，宦官刚好已被杀尽。而且，外戚也完了。董卓如肯向好里做，是十分容易收效的。他似乎除了这件废立之事以外，也颇像是有心做好。他起用了很多好人、文人，又替陈蕃、窦武等人“翻案”。他提拔蔡邕，也擢用了韩馥、刘岱、孔伷，叫这三人分别为邕州牧、兖州刺史、豫州刺史，荀爽是一位布衣处士，董卓拜他为三公之一的司空。其他两位三公，司徒杨彪与太尉黄琬，也均是一时之选。刘表做过何进的幕僚，董卓于废掉少帝，杀了何太后，与何家成为仇人以后，却敢于重用刘表，发表他为荆州刺史。
综观东汉一朝的权臣，没有人比董卓的机会好。而他，偏要把局面弄糟，糟到不可收拾。以伊尹、霍光自居，而给人的印象，是“又出一个王莽”。他作了不必要的废立，杀害无辜的何太后与少帝，引起全中国有识之士的不平，也给了反对他的袁绍等人以有力的借口。
董卓的另一串蠢事，是企图以官爵权位来收买袁绍等人，反而给了他们以“造反”的凭借。他以新皇帝（陈留王协，历史书上的汉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封为邟乡侯；拜袁术为后将军；以曹操为骁骑校尉。
袁绍后来就以勃海郡为根据地，叫东郡太守桥瑁伪造文书，用司徒杨彪、太尉黄琬、司空荀爽的姓名发表一篇檄文，申讨董卓“弑君”之罪。
韩馥本来是不想造反，而且也派人监视了袁绍的，却在接到三公的檄文以后，信以为真，转过来帮助袁绍了。
在汉朝的四百年历史之中，废立皇帝的事常有；而地方官起兵反抗中央的事不常有。
没有袁绍与桥瑁来发难，会不会有别人起而讨伐董卓，对董卓所掌握的洛阳朝廷来造反，实在是一大疑问。
当时，没有一位其他的太守或刺史，具有袁绍的号召力。袁家从司徒袁安开始，作了四代的三公级大官，号称“四世三公”（三公是司徒、太尉、司空，相当于西汉初年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袁家的门生故吏，在各州各郡做官的很多。袁绍本人又是风度翩翩的浊世佳公子，当过濮阳县县长、大将军何进的掾（科长级幕僚）、虎贲中郎将、中军校尉。
在宦官外戚之间，袁绍一向是与外戚比较接近。他和梁冀处得不坏，和窦武可算是生死之交，与何进又有了宾主关系。
当时一般的读书人，也大都是宁愿与外戚站在一边，而羞与宦官同流合污的。曹操亦复如此，虽则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董卓于废掉少帝改立陈留王以后，改次年年号为“初平元年”。这位陈留王便是史书上的献帝。董卓以初平年号放在灵帝的“中平”年号之后，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缺乏知识。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农历正月，袁绍等人的反董同盟传檄天下，声讨董卓；同时，动员了相当多的兵力，向洛阳进军。同盟的构成人员，依照《三国志》的（魏）《武帝纪》是：
后将军 袁术
冀州牧 韩馥
豫州刺史 孔伷
兖州刺史 刘岱
勃海郡太守 袁绍
河内郡太守 王匡
陈留郡太守 张邈
广陵郡太守 张超
东郡太守 桥瑁
山阳郡太守 袁遗
济北国国相 鲍信
董卓自封相国，纵兵大肆掳掠奸淫。（选自明陈洪绶《博古叶子》）
他们的兵，分别集合在河内郡怀县（河南武陟西南）、颍川郡阳翟县（禹县）、酸枣县（延津县北）与邺县（临漳之西）。
董卓索性杀了少帝，他这时候已经用献帝的名义，任命自己为三公以上的所谓“相国”，成为汉朝历史上萧何以来的第一人。九岁的献帝，是地地道道的傀儡。董卓想下令征召全国之兵，来抵御袁绍、王匡等人，尚书郑泰劝他不可如此。郑泰说：“你所带的凉州汉兵、羌兵、胡兵，是天下最强的兵，任何人也抵挡不了，不必再惊动各地的百姓。百姓们都是怕死的，你倘若把他们召集起来，他们可能为了逃避兵役而‘相聚为非’。”（西汉所行的是征兵制度，东汉却已经有很多年不曾征兵了。）
董卓决定：不和袁绍等人计较短长，只留部将徐荣与女婿牛辅对他们监视，自己带了献帝离开洛阳，迁都长安。走的时候，强迫数百万人民扶老携幼一起走；把繁华的洛阳城放火烧光。
这个董卓真是越来越荒唐了。对敌人不战而走，等于向天下承认自己既没有能力，又没有勇气，损坏自己的威望。烧掉两百年来的中国第一大城，似乎是实行兵法上的“坚壁清野”，不让袁绍等人取得物资；其实袁绍等人未必能打到洛阳来，而董卓自己倒先损失了这些物资，也激怒了几百万洛阳人民。
袁绍等人不仅不能打到洛阳来，而且根本就不敢打。袁绍等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真正的动机只是为了脱离洛阳朝廷而不受拘束，做割据地盘的军阀。
真正敢打想打的，只有曹操与孙坚二人。
曹操出身孝廉，当过议郎、骑都尉、校尉，还不曾当到刺史、太守、州牧一类的大官。这一次，他在陈留郡募了一些兵来，随着张邈等人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运动，只不过是一名小股东而已，谈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力。
他看不惯袁绍等人拥兵十几万而天天“置酒高会”，就单独行动，带了自己的兵与张邈所派遣的一部分由卫兹统率的兵，开到荥阳县汴河的河岸，与董卓的徐丰打了一仗，被打败。曹操虽则是败了，但勇气可嘉。
曹操回到酸枣，见袁绍等人，责备他们一顿，说他们不该浪费时间，失掉机会。他建议，分兵三路：一路由袁绍率领，进军黄河北岸的孟津；一路由酸枣诸将共同进军，占领黄河南岸的成皋、敖仓；另一路由袁术率领，由南阳冲进武关，威胁“三辅”（长安及其左右外围）。
袁绍等人听不进曹操的建议，继续“置酒高会”，待粮食吃完，各方人马陆续散走。而且，大家在一起酒喝多了，喝出许多意见来。桥瑁与刘岱二人由盟友变成敌人，打将起来。桥瑁被刘岱打败，杀死。韩馥与袁绍商量了以后，代皇帝和朝廷任命一位姓王名肱的为新的东郡太守。
曹操不等到各方“诸侯”散走，便已去了家乡所在的“扬州”（安徽与江苏、江西、浙江）募兵；募得了一千多人，再到黄河北岸的怀县（他的家乡是沛国谯县，今日的亳县）。袁绍这时候，也在怀县。
有一天，怀县忽然来了三名中央大员：官居执金吾的胡母班（姓胡母，名班），官居“将作大匠”的吴修（将读去声，将作大匠四个字的意思，是主持公家工程的总工程师），与“越骑校尉”王瓌（越骑，不是越人骑兵，而是擅长超越别人的骑兵）。这三名大员，是奉了董卓的命令，来怀县找袁绍等人谈和的。
袁绍不耐烦听他们的一套，吩咐王匡把这三人斩了。
袁绍连“两军相交，不斩来使”这一点很普通的规矩都不知道。他的领导才能，真是太有限了。
董卓一共派了五位大员。三位既然被杀，其他两位是：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大鸿胪有一点像外交部长，少府像财政部长）。阴修死在袁术之手；韩融由于德望甚高，不曾被害。
董卓也给袁绍一点颜色看：派兵进攻屯在河阳的河内郡太守王匡，将王匡打得溃不成军（河阳在河南孟县之西）。
袁绍等人感觉到，对董卓既不能打，又不愿和，那就另外找一个人立为皇帝，组织新的朝廷而自己充当这新朝廷的董卓。
他们以为幽州牧刘虞，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就在初平二年正月派了代表去见刘虞；不料这位刘虞却深明大义，坚决拒绝，骂了代表一顿。他们又派人去，刘虞说：“你们倘若再逼我，我就逃亡，奔向匈奴去。”
袁绍也曾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堂兄弟、在南阳当军阀的袁术。袁术说：“我反对董卓，不反对当今皇帝（献帝）。我只想讨伐董卓，不知其他。”
袁绍两面碰壁，也就打消了这个拥立刘虞的念头，也不想自己当皇帝。
那位会说漂亮话的袁术，不久却存了自己当皇帝的非分之想。
董卓，似乎也颇有此意。他当了“相国”还感觉到颇不过瘾，叫献帝任命他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这很像是为未来的篡位行动铺路。这时候，都城虽则是已经迁到长安了，董卓本人还留在烧毁了的洛阳。董卓不曾来得及篡位，他被孙坚打败。
孙坚的故乡，在今日的浙江，他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土匪，很沉着，能在几个土匪抢去他的金银坐地分赃之时，略施小计，便把土匪吓走。这小计是：走到附近的高坡子上，用手向左边招，又向右边招，使得土匪们以为来了官兵，慌忙舍弃了金银而逃。
其后，他当了朱儁的司马，跟随朱儁打南阳的黄巾，获胜，他也跟随了张温打羌人，与董卓同过事。再其后，他又以“议郎”的职位，转任长沙郡太守。
袁绍号召各地州郡之官，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孙坚很赞成，却没有能够带兵到怀县与酸枣，参加那个以袁绍为领袖的同盟。他与袁绍的堂兄弟、雄踞南阳的袁术，倒颇为接近。
袁术的官衔是“后将军”。后将军与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这三位将军的地位相等；比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要低；比所谓“破虏将军”、“荡寇将军”要高；比一切的“校尉”，都更高。
袁术于董卓刚刚得势之时，看清了洛阳不可久留，立即带兵占了鲁阳一带。
袁术欢迎孙坚由长沙北上，讨董。孙坚来到南阳，第一步逼迫荆州刺史王睿自杀，第二步砍掉南阳太守张咨的头，第三步与袁术“合兵”，把南阳郡的地盘交给袁术，自己继续北上，向洛阳进军。
袁术的作风，正如当时有些军阀一样，虽则是公开反对董卓，讨伐董卓，却仍旧对长安的朝廷上表，报告要政，推荐大官。以董卓为实际主人的长安朝廷，有时候也竟然接受军阀的要求或建议；在其他的时候则相应不理。军阀们倒也不在乎朝廷有没有“回文”；只要上一张表，就假定朝廷一定予以批准。
袁术感谢孙坚给他南阳，就上了一张这样的表，推荐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
董卓有没有发表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难考。事实是，孙坚从此便自称为“破虏将军”，也被其他军阀称为“破虏将军”。
孙坚把讨伐董卓的事，看得比谁都认真。他带兵离开南阳，向洛阳进发，与董卓的部队颇打了几仗。那袁术却不输送足够的军粮给他。并且，作为反董盟主的袁绍也竟然派了一个周昂，来作所谓豫州刺史。孙坚有理由生气。他回军时，袁术倒已派兵赶走了这个周昂。他来到南阳，为军粮之事对袁术提出责问。他向袁术说：“董卓杀了你袁家大小几口，不曾杀我孙家一人。我去打董卓，是为公不是为私；若是论私，我可说是为你们袁家报仇，而不是为我自己孙家报仇。怎么你既不出兵，又不出粮？你是希望我战败么？”
袁术十分惭愧，答应以后不再马虎，一定源源供应军粮。
孙坚获得了可靠的支援，果然于再度进攻董军以后，大胜吕布与胡轸二人。这两位董军大将彼此之间颇有意见，也未尝不是孙坚获胜的原因。
孙坚一口气冲到洛阳。董卓狼狈撤退，溜去长安，留下朱儁守洛阳，替他董卓“扛木梢”。
朱儁却也不是傻瓜；董卓一走，就与反董的各地军阀互通声气，而且表示了愿意参加反董的军事行动，所苦的是无兵无粮。徐州刺史陶谦，立刻送朱儁三千兵，别的太守、刺史之流，也纷纷送给朱儁以兵员与军粮。
朱儁把自己的“司令部”从洛阳移到中牟，他此后的官衔，是陶谦送给他的“行车骑将军”。行是代理：“代理车骑将军”。陶谦所用的方式，也是上表给长安朝廷，推荐朱儁。
朱儁这个人，倒是颇有一点原则的。他在中牟建立了一个反董的军事中心，和董卓的军队交过锋。其后，董卓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被吕布杀死。陶谦与北海国国相孔融及博士郑玄等人写信给朱儁，公推他为“太师”，请他率军西上，到长安去主持政府，愿意供应他半年的军粮与足够的兵。同时，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也争取他，拜托了在长安朝廷中担任太尉的周忠，以献帝的诏书征召他“入朝”。
朱儁权衡轻重，决定冒生命的危险到长安，希望用自己的声望与智慧，维护献帝的安全于李傕、郭汜等等一群小军阀的胡作非为之下。于是他辞谢了陶谦等人的推戴，以慷慨赴义的心情，只身前往长安。
到了长安，李傕、郭汜等人请他担任“太仆”。又在初平四年五月，请他代替周忠担任太尉，兼“录尚书事”，总揽一切行政上的事务（实权仍在李、郭等人之手）。
朱儁当太尉当到次年（兴平元年）七月，丢官。不久，李、郭二人叫他担任“骠骑将军”，带兵到函谷关以东，镇压关东的大小军阀，朱儁还不曾来得及出发，李傕与郭汜彼此火并起来。朱儁留在长安，降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
献帝这时候已经十四岁，略微懂事。献帝叫朱儁与杨彪等若干大员，去郭汜的司令部，劝郭汜不要打李傕。郭汜大怒，认为朱儁、杨彪等不去劝李傕，而先来劝他，是偏袒李傕，就把朱儁、杨彪等十几个人，都扣留起来。
朱儁受不了如此的委屈，一气，就气死了。
以上，为了不能不给朱儁的晚年作一个交代，我只得暂时撇开董卓之死，等到现在才说。
董卓早就该死。他之所以能混到初平三年四月，是由于他那种纸老虎的威风，的确叫人害怕。他有当时全中国最强的兵；也做到了掌握年幼的汉献帝及朝廷中文武百官。他而且懂得以“不测之恩威”叫人感激，也叫人发抖。再加上，他从羌人、胡人那里学来的一大套野蛮劲儿，例如割舌头，挖眼睛，砍手砍腿，活煮，都帮助他把自己塑造成了阎罗王的形象。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得出，像他这样的大独裁者虽不是用军队所能打倒，却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他、消灭他。
司徒王允是这“极少数人”之一。他说服了董卓身边的吕布。吕布当时正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董卓待他极好，收了他为养子；也可说是董卓身边最受亲信的人（董卓似乎没有亲生儿子；女婿也只有一个，姓牛名辅）。另一方面，董卓又似乎对他极坏；董卓曾经为了一件小事，拔出所佩带的“手戟”，向吕布摔来，吕布倘若没有武功，躲不开这手戟，当时一定送命。因此之故，吕布的心情，十分地不稳定。
使得董卓拔出手戟的那一件小事，正史上没有记载，《后汉书·吕布传》说：董卓在这一件小事发生以后，仍旧很喜欢吕布，叫吕布做卧房附近的侍卫。这位吕布却又和董卓的傅婢（贴身丫环）勾搭上了，那末，董卓拔戟在前，吕布私通傅婢在后。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这件事描写得有声有色，说王允有一个丫环，名叫貂蝉，为了叫这丫环去影响吕布，王允把貂蝉的地位由丫环提升为养女，伪称为“亲生之女”，然后就施行“连环计”：先把吕布请来，许吕布以此女，叫吕布作未来的女婿；然后又把这位小姐送给董卓，作董卓的小老婆，三角的局面，果然安排得十分妥帖，不久，吕布果然就杀了董卓，达到了王允的愿望。
其实，貂蝉如有其人，不可能是王允的丫环。
貂蝉二字，原为汉朝后宫之内女官的官名（地位比妃嫔低得很多），不是人名，更不是姓貂名蝉。王允家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丫环。倒是董卓的家中可能有。《后汉书·董卓传》记载了他曾经“奸乱公主，妻略宫人”。
吕布所私通的董卓的“傅婢”，是否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吕布终于决定杀董卓，确是由于王允的开导。王允劝吕布不必顾虑什么父子之情，董卓与他至多只是养父、养子或义父、义子的关系，不是亲父子；况且，董卓在向他摔手戟之时，并不曾顾到什么父子之情。
董卓被杀，是初平三年四月的某一天，这一天，汉献帝小病初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后汉书·献帝纪》，说这一天是辛巳日）。
董卓被杀的地点，是宫城的北掖门。动手杀他的，先是吕布的小同乡、官居骑都尉的并州五原人李肃，李肃仅仅砍伤了董卓的臂膀；却也用力甚猛，使得董卓滚下马车，吕布接着用长矛一刺，就结果了董卓的老命。
董卓在滚下马车之时，还不知道吕布已经对他变心，大叫“吕布何在？”吕布取出士孙瑞所写的献帝诏书，说：“有诏，讨贼臣。”（士孙瑞是右扶风人，居官尚书仆射，这尚书仆射之官，到了北周与隋唐之时，才十分重要；在东汉之时还不过是皇帝面前的一种类似文书科副科长的官而已。）
董卓一死，宫内宫外的兵士都高呼万岁，许多老百姓跑到街上来唱歌跳舞，也颇有一些人卖了珍珠宝玉与好衣裳，去买酒买肉，大吃一顿的。董卓，的确是坏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他的尸首，被看守的人插了捻子在肚脐眼里，当蜡烛，也居然亮了一夜。袁绍、袁术家的门生故吏，集合起来，把董卓的尸首烧了，烧成灰，散布在街道上，出气，这些话，《三国演义》上有，正史上也有。
王允于杀了董卓以后，被献帝加给了“录尚书事”的实权。吕布被封为温侯，任命为“奋威将军，假节，仪同三司”。假节，是姑且准许“持节”；“节”是皇帝所颁给的一种长于西洋人所有的“权杖”。仪同三司，是仪队及威风，比照司徒、司马、司空，这三个“司”字号的三公级大官（司马这时候已经改称为太尉）。
王允以“司徒，录尚书事”的权力，请献帝升御史中丞皇甫嵩为征西将军，派皇甫嵩到长安西南的郿坞，没收董卓屯聚在该处的财货，结果没收了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与堆积如山的衣料、珍宝玩物。住在郿坞的董卓的九十岁母亲，官居左将军、封为鄠侯的弟弟董旻，以及董家的若干口男男女女，都一齐被杀。这种一人获罪，全家遭殃的现象，是汉朝法律的一大污点，叫做“族”，又叫做“族诛”。罪大的，不止诛灭一族，会灭三族。董卓所受的处罚，是“夷三族”。
当年，宦官张让、赵忠等人，杀了外戚何进，袁绍、袁术等人又杀了全部宦官以后，实实在在是给了董卓一个拨乱反治的机会，而董卓胡搅一顿，造成了函谷关以东诸州、诸郡的割据。现在，董卓既死，这也是给了王允一个新的拨乱反治的机会。可惜，王允的度量不够，虽不是有心胡搅，却把函谷关以西的人民害得很惨。
他派吕布去陕县，打董卓的女婿牛辅。牛辅被消灭了，牛辅的部下三个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希望王允赦免他们，王允不肯（王允也未尝没有理由。李、郭、张三人曾经在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后，屠杀了他们部队之中的王允同乡——并州人，几百个男男女女）。
王允和吕布均是并州人；董卓、李傕、郭汜、张济，都是凉州人。他们之间的仇恨，扩大为两州之间的仇恨，是十分不幸的事，使得以王允为中心的长安朝廷失去了重建中国统一的机会，而且也失去了维持“三辅”（渭河流域、关中平原）的治安的机会。
李傕等三人，得不到王允的赦免，便索性造反，从陕县杀到长安，董卓的另一部将樊稠，也入了伙。吕布抵挡他们不住，离开长安，去南阳，投奔袁术。王允不肯逃，成了李傕的俘虏，与他家里的十几口人一齐被杀。
长安朝廷，靠了几位老臣勉强撑持。这几位，是先后担任司徒、太尉、司空，或兼“录尚书事”的赵谦、杨彪、皇甫嵩、马日磾、周忠、朱儁。他们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为将军，总算换得了三个月的苟安。
在这三个月之中，倒霉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还有黄琬一家。黄琬是司隶校尉，在执行维持京师治安之时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队。
李傕自己于九月间兼了司隶校尉；同时，由普通的将军升为仅次于大将军的车骑将军。当时，朝廷中没有大将军；大将军不是常设的官位。
李傕而且“开府”，有了自己的机构，以前，只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将军偶尔也有“大将军府”。
李傕又获得了“假节”，得到皇帝所“姑且颁给”的“节”（权杖）。这个节，类似明朝以后的所谓“尚方宝剑”。
郭汜与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只分别取得了后将军与右将军的官阶；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开了府，他们三人的府，与“三公”的府并列，号称“六府”。他们三人“共秉朝政”，渐渐地不把“三公”看在眼里：只用他们自己的私人为大小官吏。
再以后，他们竟然把长安京城分为三个“防区”，各管一区，这三个区，没有一个区治理得好；他们三人的兵都毫无纪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隶。
张济的力量，比不上他们三人；只作了“镇东将军”，回驻陕县。
又过一年，到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对樊稠看不顺眼，于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杀了。他怀疑樊稠与凉州的造反首领韩遂有勾结（韩遂曾经伙同马腾在去年，打到离开长安仅有五十里的“长平观”，被李傕叫侄儿李利，帮同郭汜与樊稠，将韩、马二人的军队杀退，樊稠奉令追击，却在阵前与韩遂“骈马笑语”，叙谈凉州家乡的乡情）。
此后，长安城内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汜两雄。三雄鼎立之时，势力容易均衡；剩下只有两雄，便难以并立。
李傕常常请郭汜去他营中喝酒；每次，郭汜都提心吊胆，怕做了樊稠第二。两人终于以兵戎相见，把首善之区的长安弄得鸡犬不宁。
自从董卓迁都长安，闭关自守以后，函谷关以东的州郡在贸易上早已与关中的“三辅”隔绝。物资缺乏，物价高涨。况且，董卓已经用新铸的小钱，把五铢好钱赶出了市面！人民的困苦，没有李、郭二人的火并，本来已经够受，加上他们的火并，这困苦真是难以形容。杂粮久已高到五十万钱一斛，麦子高到两千万钱一斛。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不是一位喜欢过甚其词的人。他在《董卓传》里面说，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李傕、郭汜二人打来打去，打到兴平二年，那原有数十万人的长安，破落到“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无复人迹”。
李傕把汉献帝从宫里接了出来，安置在自己的营盘里，杨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随献帝与伏皇后、宋贵人的车子，也进入李傕的虎口。其后，献帝叫杨彪与司空张喜、大司农朱儁等人去郭汜那里，劝郭汜对李傕和解；这些公卿也被郭汜扣留了不少。
献帝的左右，为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李傕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同时，也升郭汜为车骑将军。但没有用，解决不了这两雄不并立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倚仗张济。张济从陕县来，劝他们和，也劝他们让献帝与公卿离开关中，东迁到陕县所属的弘农郡（弘农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灵宝县的境内，县城西南若干里）。献帝本人（这时候有了十五岁），也派人向李傕再恳求，求了十次。最后，李傕居然答应。
兴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献帝与公卿从长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坞营出发，郭汜与董卓的其他旧部杨定、杨奉、董承，都参加了护送的行列。张济也乘此回到他的驻防之地陕县。
人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达了新丰。
两个月以后，人马走近华阴之时，郭汜忽然后悔，想抢走献帝，杨定与杨奉和他打了一仗，将他打败。
郭汜败了以后，回长安，与李傕真正和解起来，而且约好张济，一齐对杨奉、杨定动手。
十一月庚午日，献帝与公卿的行列，走近弘农郡的东涧，被李、郭二人的联军追上，这一次，杨奉与杨定打不过他们，连累得九卿之中死了四个，又死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杰、射声校尉沮儁。
杨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条计策：请来山西的大强盗李乐、韩暹，与归化的南匈奴左贤王（这位左贤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乐与韩暹是所谓“白波贼”的首领。白波与黄巾的性质，差不了许多。
李傕与郭汜打得了杨奉、杨定，却抵挡不了白波军与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着战胜的机会，赶紧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将献帝与皇后、贵人，及少数的随从渡过黄河，到河东郡安邑住了下来。河东郡太守王邑，与河内郡太守张杨，均对献帝及其随从表示欢迎与拥戴。
张杨而且派人去洛阳，把焚毁了的宫殿加以整修，这些宫殿虽则是因陋就简，不值得一看，就当时情形来说，已经是献帝所梦想不到的了（比较大的一座殿，称为“杨安殿”，以表示这是张杨所筑，以安天下的殿）。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献帝由安邑迁回到洛阳。
朝廷的大小官吏，很少有人找得到房子住，而且也谈不上有什么薪水俸禄，雇用仆人，当然免谈。他们这些可敬的忠贞官吏，只有自己出去找干果、水果、野生的五谷，自己砍树木，捆荒草，背回家去烧饭。
而且，他们要被韩暹等人欺负，韩暹此时，已经官居“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假节钺”，不仅“假节”，又假了钺，钺是很大的令人害怕的大斧。
张杨与王邑这两位深明大义，具有实力的太守，却又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均回了他们职责所在的郡（河内郡与河东郡）。
朝廷之中的一位“卫将军”，不甘心让韩暹长此跋扈下去，就在暗中派人邀请曹操来洛阳“保驾”。
曹操这时候（建安元年）已经全凭他自己的作为，崛起于群雄之中，由骑都尉而东郡太守，又由东郡太守而兖州牧。
曹操的力量，确是能胜过韩暹的。